聂总教导我们怎样组织科技队伍

王 道 力

一九五六年四月，聂总继陈毅同志之后主持制订了我国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这个规划共五十七项，其中重点项目十二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航天工业部前身）的组建，就是根据十二个项目中建立喷气技术（当时还不叫航天技术）的要求，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建立的。

从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今，我有幸在聂总、张爱萍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国防部五局、国防部五部、航天工业部工作，并且负责组织计划业务，目睹了我国航天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看到了聂总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排除许多压力和困难，为发展这一伟大事业所倾注的心血，尤其是怎样组织科技队伍，怎样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作用，怎样更快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等方面对我们的教诲，使我永远铭记在心。聂总的教诲，有的虽是二十多年前讲的，但对进一步发展航天事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将聂总传授的宝贵财富继承下来，流传下去，是我们这辈人不能推卸的责任。

一、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一九五六年七月，成立了国防部五局，其主要职责是在航委领导下负责组织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试验以及部队的组建。要担负起这个艰巨任务，一要有研究机构，二要有试制生产工厂，三要有办公和住宿的地方。这些起码的条件，那时候却都是一无所有。面对这种状况，聂总亲自向军委、华北军区要来三个疗养院，使我们有了立脚之地。谁都清楚，不论是组建机构，还是开展研究设计，或者是进行基本建设，那一项也得有人去干。聂总又亲自召集有关工业，教育部门商调科技人员，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在五院成立大会上，聂总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为建院方针。聂总强调指出，我们不能排除在平等互利原则下的外援，我们不能扩闭关锁国，但是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特别是搞国防尖端这门行业，如果把立足点放在外国援助上，必然造成研制系统的依附性，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将是潜在的巨大危险。实践证明，聂总确定的建院方针，对于航天工业在正确轨道上发展，并在苏联背信弃义，撤退专家之后，迅速结束仿制，独立自主地研制自己的产品方面，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一九五六年底，苏联卖给我们的一枚P—1火箭，同时通知说，以后只能接受点留学生，其他东西再不给了。这个风一吹出去，一些本来不主张搞导弹的同志说，还是搞飞机吧，苏联卖给飞机，又有专家帮助，何必搞导弹呢？于是“飞机乎，导弹乎的争论开始了，要导弹下马的风刮起来了。聂总坚定地主张上马。聂总说：列宁说过“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聂总说：“技术越发展，其保密性越强，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比较落后的。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走自己研制的道路。这一点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成为我们制订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聂总的坚定态度，排除了这场干扰，并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将五局同五院合并，同时趁空、防合并之机，将防空军的一些技术人员和军、政干部调到五院，随后我们又迎来了一批各高等院校的毕业生。诚然，那时的人数还不如现在的一个研究所的人多，但是，我们不仅有世界知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而且还有弹体结权，发动机、推进剂，空气动力、自动控制、电子、计算机、精密机械等各方面的专家，这是我们赖以进行研制工作的最宝贵的条件。根据聂总对于技术状况及研制条件的分析，我们组织了十个研究室，一些专家分别担责任室主任，并且直接参与制订了发展地地、地空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的规划。虽然当时的条件还相当简陋，但每个同志却都是高高兴兴地学习和工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聂总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科技力量，果断地排除干扰，才使我国的航天事业迈出了第一步，并将自己的气概和不依赖、不等待、勇于开拓的思想，深深地栽培在我们这支队伍心中。

聂总在排除干扰，使五院的工作起步之后，一面派入到国外去购买地空导弹，一面向苏联交涉，争取买一些样品，以便我们的研制工作有所借鉴。购买地空导弹的买卖没有做成，对苏联方面的谈判却取得了成效，苏联答应卖给六种导弹，并派遣专家帮助建设和仿制。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聂总代表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协议。根据这一新的情况，聂总又为我们要来了财务学校和马列学院二分院的全部房产，调来一批科技人员和应届毕业生，并将通信兵电子科学技术研究所划归五院，一些专家也随之同来，同时，一位专攻材料研究的专家也从国外归来。这样，五院又增添了一批有水平，造诣高的专家。外援争到了，队伍扩大了，条件改善了，五院又处于一个新的转折。正当此时，聂总教育我们，苏联给的东西虽然不是先进的，但我们所没有的，我们应当好好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研制出自己的东西，而要提出自己的东西，关键又在于学好学透。遵照聂总指示，我们适时地调整了部署，组织了两个分院，把过去的三大任务停下来，将工作重点转向仿制和准备大规模建设上，我国的航天事业，在聂总关怀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正确处理学习与独创的关系

一九五八年，苏联专家和几种导弹样品陆续到来，一些建设项目开始进行，各种人员迅速增加。我们一面组织科技人员消化图纸资料，并在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带领下到工厂去学习和处理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以求在实践中把仿制型号吃透；一面组织勘察、设计、施工队伍进行建设，力争能与各方面的发展相适应。但是，由于“大跃进“的思想影响，由于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于许多同志刚刚接触科研、生产工作，因此，对于学习和独创的关系看法很不一致。有的同志一看到样品就说：“这玩意儿简单，用不了几天我给你敲出一个。”东西是敲出来了，可惜它不是导弹，而只是个空壳子。有的同志说：“干什么非要仿制，直接搞自行设计就可以”。有的同志还提出“三年打到太平洋，五年放个小月亮”。有的同志还不习惯按科研、生产计划安排工作，而只想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的方法，代替科研、生产计划。总之，认识不统一，行动不一致，头脑发热，不切实际。针对这种情况，聂总告诫我们：“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聂总的教诲，像清凉齐一样，使同志们发热的头脑清醒下来。刘有光政委坚决贯彻聂总指示，主持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就学习与独创，团结依靠知识分子，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敝开思想、畅所欲言，认真讨论。这次会议时间虽然长了一点，但却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为以后五院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四级干部分议之后，专家们和大批科技人员纷纷下厂，同工人一起，处理了一批批的生产技术问题，特别是材料、元件的超差代料的处理，实行下厂设计人员签字制度，这就要求下厂人员不仅对仿制型号的设计思想、设计技术要吃透，而且还要对所有材料、元件的技术性能有所了解，无疑这对科技人员学习的深浅是个重要考试。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创造性劳动，将仿制型号的材料、元件立足于国内，既可以促进国内材料，元件的发展，又可以不受制于人。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聂总从战略高度提出，抓新型材料、元件，要像一家人过日子一样，重视“开门七件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仅航天工业提出的新型材料、元件，大药有八千多项，聂总亲自组织安排这些材料、元件的试制和生产。到一九六五年，这些材料、元件大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立足于国内。现在回想起来，聂总这种高瞻远瞩的措施，不仅在仿制阶段，使我们避免了苏联撤退专家、停止供应之苦，而且大大促进了独立自主地研制新型号的工作。

三、正确处理预先研究与型号研制的关系

根据中苏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协定，苏联派来地地、地空两个导弹营，帮助掌握武器系统的使用。在对口学习中，发现这两种武器有不少可以改进之处。我们的专家、科技人员、作战使用人员，提出了需要改进的意见。当我们向苏联专家提出这些问题时，他们不是一言不发，就是称赞他们这种武器多么先进。这种态度，使我们看出了所谓兄弟般的无私援助，其实是有私的。中国有句俗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师徒关系最好的师傅，也不见得把其全部技术和决窍毫无保留地传给徒弟，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既然看出了问题，就应当开始进行改进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处在学习、仿制阶段，选择什么时机开始，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聂总指出：“科研单位没有预先研究、没有技术储备是不行的，应当按照预先研究、型号研制、批量生产三步棋安排工作，组织队伍”。聂总的指示，把我们的思想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五院党委决定，在抓紧仿制的同时，抓紧改进的研究工作。当时我们把这种改进工作，叫做割尾巴、改燃料、增射程。这项工作，不仅使我们在苏联撤退专家之后很快把改进的导弹搞出来，而且对中远程地地导弹的研制成功，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聂总亲自主持下，还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同志们每想及此事，无不为聂总过人的胆略所感动。在地空导弹方面，主要是解决抗干扰，缩短反映时间和加大射程。说来也巧，敌人的U—2侦察机像要试一试我们的水平似的，多次做了我们地空导弹的靶机。试验结果证明，我们部队的指战员不愧为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我们的科研设计人员是有本领、有水平的。

预先研究必须以型号研制为目标，型号研制必须建立在预研成果的基础上。凡预研项目在技术上没有过关之前，不准上型号，在型号研制中不能有技术上的拦路虎。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早已为实践所证明，并且写入五院工作七十条之中。然而，在十年浩劫期间，却被破坏殆尽了。林彪、“四人帮”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面拚命地啃吃着聂总、张爱萍同志辛苦经营的预研成果，一面又诬蔑和攻击聂总、张爱萍同志。这些无耻之徒的脸皮真比城墙还厚。粉碎“四人帮”之后，张爱萍同志一再强调按聂总提出的三步棋组织队伍，部署工作，一再强调技术上的先进性要与研制工作的阶段性相结合。强调在一定时期冻结技术状态，其目的是要求我们把预先研究与型号研制的关系摆好，从而拿出技术先进、质量可靠的武器，为国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正确处理主国攻关与大力协同的关系

导弹武器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技术，也可以说是集无数科学、工业部门劳动之大成的产物。它涉及到冶金、石油、化工、建材、纺织、机械、电子等等许多部门。显然，这样广泛的技术领域，绝非一个部门所能包括得了的。如高温合金、高温涂层、高能燃料，稀有金属、超纯气体，超纯试剂、大型冷轧热轧铝板、特种橡胶，等等。当时，我们把这些称之为高、大、精、尖、特的项目，需要由相关部门去研究去攻关。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综合部门提出方向性的要求，而由各个部门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去各行其是，那不仅搞出来的东西不适合应用，而且也必然是研制进度参差不齐，或者不是重复，就是漏项，影响武器系统的研制。所以必须在统一直辖市下同步进行，方可收到事半功倍之利。要协调、同步，就必须有一个共同遵行的规划。怎样规划呢？聂总指示：“对地地、地空、海防导弹的安排，应以地地导弹为主，地地导弹则以中远程为主，在确保地地导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根据聂总指示，五院党委决定采取自上而上，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方式，广泛发动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工人对规划进行讨论。在庸俗进化论中，既对规划提出意见，又对如何实现规划提出措施。经过反复的、多次的讨论修改之后，又请有关工业部门、使用部门听取规划设想，又对规划提出意见，终于制订出一个各方面都认为既先进又切实可行的规划。此后，我们按照这个规划一步步地走下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促进这个规划的实现，聂总亲自主持将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和地方的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等，按不同专业，组成十六个专业组。以五院提出的几百个科研课题及试验、测试设备为目标进行攻关。当时，我们把这种组织形式叫做五个方面军，十六支攻关队。这五个方面军，十六支攻关队齐心协力地辛勤劳动，赢得的是新的科技成果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到一九六六年初，远程导弹本身的攻关项目及其所需要的试验，测试设备相继过关，地空，海防导弹的研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按照原定规划的实际进展，一九六八年，我们就已经具备了发身卫星的条件和手段。这个速是相当快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他们的阴谋需要，竟然推迟到一九七0年才发射。更为令人气愤和痛心的是把一个好端端的七机部（五院的后身）搞得乌烟瘴气，支离破碎。科研协作关系被打乱，广大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被迫害，科研规划，计划被迫中断，使我们白白地丧失了许多宝贵时间，本来已经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缩短了的差距又拉长了。值得庆幸的是聂总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张爱萍同志组织指挥下，科研、生产秩序和规划、计划很快得到恢复。在很短时间内，远程运载火箭就飞向了南太平洋，潜射导弹从水下发射成功，实验卫星又升上太空，并且准确地返回预定地点。现在，航天工业战线的科技人员、工人、领导干部正在尽力夺回一些失去的时间，以缩短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

五、正确处理普遍提高与重点培养的关系

一九六0年，苏联趁我国遭受自然灾害之际，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断绝设备和材料供应，企图扼杀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尖端技术事业。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集中力量加速五院建设，当年即开工七十多万平方米，调来了四千多名大学生，八千多名中技生、高中生和一批党政干部，并且允许在有关学院应届毕业和已经学完基础课，并且学得较好，尚未毕业的大、专学生中择优挑选。这样，五院又面临一种新的形势，即用什么方法迅速提高这些同志的技术、业务水平。聂总指出：“青年时代，是学习知识、经验的黄金时代，必须要求严格一些。一方面，必须特别抓紧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一开始就打下好的思想基础，提高辨别能力，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防止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走上错误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业务上要严格的要求他们勤学苦练，踏实钻研，戒骄戒躁，虚心地向老专家和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加强基本训练，力求成长得快一些。对于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和最有希望的青年，要重点培养，重点支持，使优秀人才能够更快地顺利地成长”。根据聂总指示，各级政治工作部门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解决了重理论轻实践，重科研轻生产等各种错误认识。在业务上，普遍进行导弹概论的教育，使其对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有个基本了解，然后根据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根据不同岗位，学习不同业务。对于科技人员，则动员组织他们深入生产第一线，学习、熟悉生产、工艺技术，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在一项生产设备操作上，达到二级工水平。这种措施，不仅进一步解决了理论联系实际，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紧密结合问题，而且为提高设计水平，提高设计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在科研设计和各项业务中形成的技术、业务尖子，则开列名单，指定导师，重点培养。对于有特殊才能的人，则专门在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或五院同有关高等院校共同设立的研究所内，给予一定的条件，进行深造。

事实证明，聂总对在培养人、用人中不能提平均主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水平有高低，成绩有大小。尽管在开始时组织上给他们的条件完全 相同，或者说使他们同处于一条起跑线上，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天赋条件不同，学习的刻苦程度不同，对工作钻研的勤奋精神不同，在工作过程中，必然出现差距。因此，因人施教，重点培养，是更快地出人才的好政策、好方法。今天，不仅当时的老专家们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当年的大学生们也成为航天事业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当年选拔的技术尖子，已经担负起各级领导职务，其中比较突出的，还担任了独挡一面的领导工作。我们可以向聂总报告说：聂老总啊！您的心血，已经结出丰硕的成果。

六、正确处理计划调度线与技术指挥线的关系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地发展科学技术工作，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表现。航天工业，有相当大的比重，是进行复杂的，探索性的创造性劳动，同时又必须在限定的计划时间内拿出武器，装备部队。因此，在计划的制订、实施、检查等方面，都应当适应这些特点。当时，许多同志刚从部队调来，没有接触过工业和科技工作，就是接触过工业，或做过计划工作的同志，对于在科研单位搞计划也是生疏的、新鲜的。聂总告诉我们：计划的制订应当是：“既要力争先进，又要留有余地，既要体现工作的计划性，又要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即对于已有成熟的成果和资料进行设计、试制的项目，计划指标和进度要求可以具体些，对于探索性的研究项目则灵活性要大些。但不论那种计划，都必须反映出解决本项任务的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关键问题。在具体组织实施中，必须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安排落实，坚持到底。同时要加强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力争计划的顺利实现。对没有得到预期结果，或得到相反结果的研究项目，只要确实认真地进行了工作，都应当认为是合理的。因为相反的结果，也为后人提供了不走弯路的宝贵经验，不能依此来评定所谓“四好”，“四好”，是当时林彪提出来的口号，而且无例外地推行到一切单位。聂总以刚正不阿的大无畏精神，制止五院推行，并且告诫五院：“不能用管理连队的方法来管理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搬用部队工作的一套方法来处理科学技术问题。在科研单位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否则，我们的工作就会文不对题”。聂总的指示，不仅为计划工作指明了方向和方法，纠正了当时的工作弊病，而且解脱了科技人员心情上的压力（怕评不上四好），解除了科技人员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当时参加社会活动和劳动时间太多），使他们专心致志地搞科研、搞设计，同时也使指挥人员、行政人员、政治工作人员打开了思路，发挥了创造性的组织才能。

遵照聂总指示，在计划工作方面，我们根据型号研制周期较长，各个元件、部件、组件同整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对外协作相当繁杂，技术协调工作量较大的特点，将计划分裂为研制（包括设计、试验、试制）、预研、外协、技术保障、技术经济措施等，使各项工作比较协调比较有秩序地进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体会到要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任务，不仅应当以拿出武器的时间为主线，把各个方面串通、组织起来，而且必须使各个方面按时间主线配套地、同步地进行，否则，牵一线而动全局，使齐套总装受到严重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一九六四年推广了计划协调技术，按照研制工作流程图安排技术攻关（包括技术措施），出图时间、各分系统（包括外协）齐套和总装、飞试、交付等等，并且按照流程图加强调度。一九六五年又根据上下衔接、左右呼应、综合平衡的原则，推行了滚动计划。在滚动计划中，不仅有当年计划指标，而且有下年度计划指标和任务概貌，使各个方面知道完成其本年度计划对于全局计划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发挥更大的主动精神。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则通过高度沟通信息，加强协作，排除障碍，促使短线赶上来。计划高度线的畅通，既使计划起到了组织、指导作用，又促使和保证了技术指挥线的畅通无阻。

五院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是从部队选调来的，他们的组织、指挥、决选才能，对于搞导弹武器来说，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研制导弹武器，不仅有许多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即使是将已有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导弹设计，也必须有丰富的科技知识，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而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恰恰是我们党政干部所缺少的。聂总指出：“应该认识，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大多还是外行，在领导国防科学技术工作上面，我们是缺乏经验的。技术上不能瞎指挥，技术问题，首先要技术人员负责任。像导弹武器这样高度综合、复杂的技术，更是要有严格的技术责任制。科学技术上，技术负责人定了技术思想、技术措施，下级要切实贯彻执行，执行中要有统一指挥，不允许各行其是，不允许有无政府状态”。

根据聂总指示，五院建立了科技委员会，统一指导技术和学术研究工作。设立了技术指挥员和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设计师系统，他们的职责是：制订产品方案，组织产品设计，配合产品试制，保证产口质量，组织参与大型试验，负责设计定型，提出保障要求（包括经费估算），协同实施研制计划。计划部门根据设计师系统提出技术方案、技术措施、研制进度，结合国家投资、物资、外协等条件安排计划。计划一经确定，技术指挥员和设计师系统要受计划的约束和节制，积极处理技术问题，协调各个系统的技术进度，力求按计划要求完成任务，同时，计划部门又要根据技术工作的变动情况，随时调整计划，加强调度，解决技术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努力保障技术方案、技术措施的顺利实现。这样，两条线——计划调度线，技术指挥互紧密配合，互相协调，相得益彰。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体制和制度的建立，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强了科技人员的责任心，发挥了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事实同样证明明，各级领导和计划部门，保证技术指挥员、设计师系统有职有权，对于贯彻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加速攻克技术关键，避免技术决策问题上的失误，是起了重大作用的。更为可贵的是我们这支曾在聂总、张爱萍同志亲自指挥下的队伍，保持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也打硬仗，敢于攻关，只要是上有下达的任务，就上下一心，一股劲地攻下去，直至完成任务。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和设计师制度，所以我们的尖端技术才能够不断地向前发展，一个又一个新的型号相继研制成功。

七、树立良好的技术工作作风，建设安静、干净的优美环境

任何科研、生产部门，都需要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和清洁美好的环境。作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环境而是有形的影响。一个单位的作风是严整、雷厉风行，还是马虎、拖沓，环境是优美，还是脏乱，对于产品质量和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产生很大影响。聂总在五院建设中十分强调树立良好的技术工作作风，强调建设优美的环境，并把这看作是关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政治问题。一九六0年，五院又有一个飞速发展，型号研制，基本建设任务很重，特别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调来，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作风，使五院在更加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为此，聂总在周密调研之后，针对当时的时弊，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七日召开了五院干部大会，详细地讲解了准备向中央报告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强调了树立良好的技术工作作风和建设优美环境问题，聂总指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远见卓识，也于革新传统，敢于攀登高峰，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才有可能在科学上有重大创造。同时，必须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坚持真理，说真话，报实情，有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特别是尖端技术工作，必须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地按照科学要求来完成，错一点，马虎一点，浮夸一点，就会引来严重损失，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一切试验，试制工作，都必须有严格的规程，一切工作都要严格保证质量，而且要严肃地、准确地按规程办事，不能随便改变。测试数据、计算、图纸一定要准确。研究结果一定要写出报告，经过审查鉴定。各项技术资料一定要及时的很好的总结整理，建立专题档案。试验室和工厂，必须讲究清洁和秩序，研究工作要求安安静静、干干净净的环境。把这一套风气养成了，五院才算有了发展尖端技术的起码条件”。

为了有效地贯彻聂总指示，对各个所、厂进行了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使各个所厂的工作秩序更有条理，更加正规。同时，对于“三敢三严”广为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并且具体地规定实（实事求是，讲实话，报实情）、快（办事要雷厉风行，有四响）、深（深入实际，深入到技术业务中去）、严（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热（热情接待协作人员）为院的统一作风。对于各个所、厂的环境，则要求做到整洁文明，特别是超净车间、仪器室、试验室、计量室等地不准张挂标语、口号；在研究区、办公区不准大声喧哗，所有场合都必须做到安安静静、干干净净。可惜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风气和工作秩序，在““文革””中被一风吹掉，甚至被诬蔑为是“反对群众路线”的“专家路线”，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结果是超净厂房内蜘蛛网升天，老鼠乱窜。还不止于此，有相当数量的工程组长被文化很低，看不懂图纸的人所代替。像这样的环境，像这样的所谓“群众路线”，对于精密机械和电子产品，对于科研、设计工作，无疑是一场灾难。一九七五年，张爱萍同志整顿七机部时，看到这种令人心痛的状况，马上给七机部调来维修房屋的队伍，狠抓了对“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的斗争，各项工作迅速地一天天好起来。正当人们庆幸我们的航天事业有了转机时，却又遭到“批邓联张”的祸害，而且又把聂总挂上批判。大好形势停滞了，忧虑不安又深重地压在人们心间。作孽的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张爱萍同志再次整顿七机部，彻底纠正了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状况，过去行之有效的作法和作风，又重新得到提倡，并逐步恢复起来。值得庆幸的是，人们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之后，懂得了“三严”作风是出成果出人才的可靠保证，懂得了安安静静、干干净净，对于保证产品质量，对于人们的身心健康，都是不可缺少的。还可以告慰聂总的是我们在绿化美化环境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们衷心地希望聂总坐上车在我们几个大院转一转，看一看聂总用心血栽培的地方。这将是对航天工业战线全体人员、特别是科学技术人员的鼓励，也是促进航天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量。

八、奋发图强，为国争光

聂总为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不仅教育我们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且亲自做老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工作，团结他们，关心他们，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保护他们，勉励他们奋发图强，为国争光。我们清楚地记得，当五十年代后期，盛行“拔白旗、插红旗”，批判“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之时，是聂总挺身而出，严肃地指出：“有些单位对科学技术人员红的要求，确有一些不切实际、不加区别、要求偏急等毛病，有时甚至主次不分，求全责备，乱戴白专帽子”。“白专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我们不开这样的帽子公司，我们不承认这顶帽子，过去扣了这顶帽子的，要去掉”。聂总指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红的初步标准是两条，一是拥护党的领导，二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达到了这两条，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摆对了，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明确了。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成为共产党员。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多看了些技术书，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家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说是想“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这是不对的。如果对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我们国家需要很多杰出的科学家。自然科学工作者专和积极性，是必须保护，必须鼓励的”。聂总言近旨远的刚正之言，鞭挞了那些不尊重知识，浅薄无知的行为，温暖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

聂总对专家、知识分子充分信任。专家、知识分子也视聂总为知心的长者。正像梁守槃同志等老专家们所说：“每次在同聂总会见和交谈中，就觉得见到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并给人一股自力更生的志气和力量”。在五院建院之初，聂总就强调依靠我们中国自己的专家和工人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发展我们的导弹事业。一九六0年八月十三日，苏联专家全部撤退，八月十四日，聂总向前去汇报的王秉璋、王诤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是秀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要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导弹。”随后，聂总又亲自召见五院的专家和中年科技人员中的代表，勉励他们树雄心，立壮志，奋发图强，为国争光，为党争气。遵照聂总指示，五院党委于八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制订了五条指导思想，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急起直追，为国争光，努力发展火箭导弹技术事业。五院的科技人员、工人、干部，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没有辜负聂总的培育，没有辜负国防科委领导同志的指导与帮助，没有辜负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他们以为国争光，为党争气的精神，日夜兼程往前赶，在苏联专家撤退后的八十二天，即一九六0年十一月五日，就成功地把“争气弹”送上天。当晚，聂总向参与发射的全体人员祝酒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以及解放军指战员辛勤劳动的结果，这也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的总设计师一直将聂总的这段讲话背诵着，做为激励自己做好工作的动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仍然感到心情激动。聂总雄壮浑厚的声音，感染了在场的每个同志，他们热泪盈眶地亲昵地互相拍打着肩背，庆贺我们打破了技术封锁，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并且互相勉励着再接再厉地赶上去，赶上去！为增强国防力量，为不受别人欺凌，把自己的一切都豁出去！我和当年的总设计师、设计师们每谈到此事，都好像又回到聆听聂总讲话时的年轻时代，仍然感到有用不完的力量。

一九六二年二、三月，聂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议上，总理、陈总、聂总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陈总把这称为“脱帽加冕”。正是“脱帽加冕”。正是“脱帽加冕”感动得知识分子热泪盈眶，大大改善了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知识分子奔走相告，欢呼这次会议为“科学的春天”。“脱帽加冕”传达到五院之后，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看书的，试验的，计算的，设计的，真是一片热气腾腾和时间竟走的景象。那时候，领导干部、政治工作人员不得不到办公室、研究室、试验室、图书馆去劝说同志们回去休息。那种热火朝天的局面，至今仍为同志们所称道，所留恋，所向往。尽管那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同志们的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甚至有的同志得了浮肿病，但是大家毫无怨言，干劲十足，一心想着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正像梁思礼同志所说，“我没有想到什么级别、想到钱、想到什么安逸，而是想怎样落实聂总指示，使国家强盛起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再不受欺侮。”多么纯洁的赤子之心，多么强烈的事业心啊！然而，在十年浩劫期间这却成了“罪过”，甚至在困难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人员的身体健康，聂总、陈总向各大军区“募捐”的鱼、肉、豆，也被批判为是“收买人心”的“专家路线”，知识分子又被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并且被打成“臭老九”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同志才又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又迎来了科学技术的第二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