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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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九月三十日）

这个会是中央局的扩大会议，也是土地会议的预备会。中央局常委检讨与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特别是最近两年的工作，并要我代表常委在这个会议上作一总结报告，把我们晋察冀党内存在的历史争论问题作一个结束，好集中全力来解决当前问题，平分土地与整党两个问题。结束历史争论，集中全力解决当前问题，这就是我们这次土地会议的方针。

中央指示我们：今后几个月是全国局势转变的关键。同时我们这个区域处在华北、东北的枢纽地带，所处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负担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但是我们各种工作，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落在了客观形势的后面。中心问题是一个发动群众的问题，也就是彻底地完成土地改革的问题。因为只有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把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才能支援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取得战争的胜利。

日本刚投降时，中央及朱总司令给我们的任务，要我们向城市进军，我们进了张家口、承德这两个比较大的城市，同时我们取得了许多中小城市。我们曾经向平、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进军，但是，由于蒋介石和日伪合流，阻止我们受降，我们没有取得那些城市。在这时候，中央给了我们一个战略任务，即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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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预备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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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控制张家口，掌握和巩固张家口，以这个地方作为枢纽，向察北、热北、内蒙、绥远[1]，的北线发展，打通西北、东北、我们扫清了张家口外围，肃清了察哈尔及热河[2]的敌伪，并进行了绥包战役[3]。这样使得察哈尔、热河两省全部在我们手里，并配合晋绥取得了绥东的全部。同时在这中间我们向东北进军，派遣了大批干部进入东北。这些都是在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意图之下进行的。在停战协议签订以后，政协会议的前后，我们曾经控制了和巩固了已得的战略要点，曾经打破了蒋、傅、阎[4]抢夺这种战略要点的进攻。我们坚决的提出了“寸土勿失，寸土必争”的方针。在停战协定后，所谓新的和平时期，全国局势仍然是很动荡的。这时我们的领导机关过多的相信了和平，就是所谓和平幻想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使得我们对于战争的准备极不充分。军队进行了复员，这是中央有指示的[5]。当时的情况，我们带兵的司令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预算极为庞大，所以精简是需要的。但是也有少数的不该复员的复员了。我们强调复员在部队中间起了一种副作用，增加了和平的幻想。因此有要回家的也准许了复员回家。在兵工生产方面，我们也放松了。在军区来说，过去分散经营，张家口也没有什么兵工厂，接收了敌人的一些，也没有很好的经营。军队与干部的训练也很差。日本投降以后，由游击战争转变为运动战，这一个转变极其迟缓。把游击队变为正规军就要正规化一些，要消灭游击习气，不合乎正规军大规模运动战的习气。这些习气，长期存在着而没有很快的转变过来。在编制上也好，在训练上也好，都很不紧张，不合乎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因此和平一破坏，新的内战一爆发，我们仓卒应战，致使大同、集宁、张家口这一些战役没有打好。今天来看，当时正是敌人在全国范围内向我作战略进攻，张家口的失守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我们准备的充分，在保卫张家口以前仗打得好，或在保卫张家口之后打得好，张家口有可能失得晚一些，而且可以在那里歼灭更多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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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城市和乡村问题。我们在张家口，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工人工作，居民工作，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进行了工作，这是应该的。而且当时我们也指出了，要使张家口城市巩固，必须依靠乡村，不应放松乡村的工作。我们是在乡村生长的，乡村是我们的母亲。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却放松了乡村工作，我们对于农村工作是缺乏领导的。我们没有真正了解与掌握，决定一切的还是农村与农民，一切要从农民与农村出发，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的历史教训。

张家口时期，我就讲这些问题。所谓和平幻想问题，乡村与城市的问题，这里边都有一些错误和缺点。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对全国形势的估计有错误，过多的相信了和平，就在于不了解当时群众对于土地的要求，没有放手发动群众 （对于这个问题以下我还要专门讲），就在于我们领导机关有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些就是我们在张家口时期所发生的错误的原因。

撤离张家口以后，中央局曾召集了涞源会议，今年四月又召集了安国会议，这些会议都作出了决定，对过去有检讨，并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要求，今天来看，一般是正确的。但是为了更进一步总结过去的经验，有把下面几个问题再加一番说明的必要。

军事工作方面。部队在大同、集宁、张家口几次战役中，受了很大消耗，一时补充不起来。同时军事指导上犯了一些错误，执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方针不够大胆。那时有一种保守性，“怕失地盘”。譬如从张家口撤退下来，不愿放弃察南，还想决战。没有估计一下，是不是有利于在那里决战，如果不利，就坚决走，但舍不得，要打又不打，又不能打，又不走，假设我们明确地确定打掩护战，少数部队掩护主力转移，那不就行了。这样的例子别的还有。在这样的思想下，主动性不足，集中主力主动进攻敌人，大量歼灭敌人，这种指导思想不明确，因而运动战的思想就不能很好贯彻。这使得我们的自卫战争，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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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胜利是很不足的。安国会议上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检讨，会议以后，我们有进步。我们进行了南线战役[6]，由于干部战士英勇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绩。许多干部战士的英勇牺牲是有代价的。自卫战争以来，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十九万九千多人 （其中包括了冀热辽歼敌四、五万人在内），缴得了很多的武器（数目记不清了，曾公布过），切断了同蒲、正太、平汉等铁路。晋察冀本身以及同太行，同晋绥，同整个西北，打成了一片。这些军事上的胜利，使我整个地区形势起了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都有利。自然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不是的！我们还有缺点。就是说，我们消灭了好多敌人，但是不痛快，就是没有整个建制的、有决定性的歼灭敌人。比起晋冀鲁豫等友邻区来，我们还是落后的。

安国会议后，由于各个地区同志努力的结果，相当充实了野战军，把野战军整个建制建立起来了。过去我们三个纵队各缺一个旅[7]，一个旅中间缺个把团，现在是整个建制都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决定了野战军和军区分开，建立野战军机关[8]。使它今后更加正规地进行作战。把地方军过去的分散环境下平均分配的游击队都集中起来，集中在独立团或独立旅，使力量更加集中。这样改变组织形式，就是为的适应当前及今后的整个战争形势的需要。现在不管哪方面，冀中也好，冀晋也好，这样改变以后，就可以扩大地方军打歼灭战，并且组织新的独立旅，作为发展新的纵队的基础。我们需要很快成立这样新的纵队。我们在整个军委战略方针和战略意图下面，需要这样做。

军工生产方面：张家口撤退以后，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这许多困难我们都己逐渐克服。从七月以来，我们已经开始按照生产计划正常的进行生产。过去我们在技术上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解决了。如果野战军要炮弹、要炸药我们也都可以供给了。根据我们现在的条件，七八月到九月底，每月可以生产一万发八二迫击炮炮弹，炸药四、五万斤，手榴弹七万到十万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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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生产力还可以提高。新的工厂组织好了，炮弹——仅迫击炮弹就可以增加三倍，如过去一万发，现在就可以生产三万发。我们把各区军工生产都集中起来，不仅生产提高，而且成本减低。所以军工生产这个问题，我们是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在兵役动员方面：各地同志做了很大努力，使得野战军得到很多补充，过去野战军在补充上有很多的困难，经常得不到满员。安国会议上中央局决定分两期动员，青纱帐期间为一期，从冬季到春耕一期。现在头一期正在集中，希望同志们检查一下，看集中了多少，还缺多少，按计划完成，这期完不成，下期还要补。

在后勤方面；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后勤组织，特别从张家口撤退以后，部队埋怨地方，地方埋怨部队，非常混乱，老百姓出了很多力，但是军队还经常感觉担架运输不够。安国会议后我们把后勤司令部组织起来了，在几个月作战中，进行了很多艰苦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作战多在冀中，在这方面来说，冀中的负担是很大的。他们在石家庄、保定外围支援动员工作，做得很好，并且取得了很多经验。

在军事学校方面：军政干部学校，纵队的随营学校，地方军区学校，都培养了一些干部。作教育工作的同志很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过去调来训练的干部，不管是部队来的也好，地方来的也好，数量质量都不够理想，思想上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不是要调好多就一下调好多，常常是今天来两个，明天来两个，经常是流水帐，长流水，天天喊大批训练干部，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当然也训练了一些，但是很不够，离部队的需要很远。

在政治工作方面：张家口撤退以后，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好，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一种是军阀主义，枪杆子在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过去在张家口的时候，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这可说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再一种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这种山头主义随便哪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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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战士对地方不满，这种不满有的并不是山头主义，也不是军阀主义。这些战士的确是乡村的基本群众，是贫雇农，他们不满意区村干部，就是不满意他们不公平，不论是在扩兵问题上，负担问题上，战勤问题上，特别是平时区村干部对他们不好，脱离他们。对土地改革，部队中曾经有这样的反映，他们说我们赞成拥护土地改革，但是我们不相信共产党这些干部能够执行这个政策。所以在那时的军民关系中各个动机不同。政治工作会议[9]，集中火力来反对军队中的地主富农思想，同时反对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这个方针是很正确的，应该这样做。有些同志反映了战士对区村干部的不满意，这是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军队有错误，你们地方也有错误，这样半斤八两，就抵消了，这样一种说法，显然不对。我们承认地方有缺点，但中心是对准部队中地主富农思想开火。那时政工会议不可能在解决部队的问题时又解决地方的问题。当然，如果那时候各地方军区传达政工会议的时候，能够主动的起来反对地方山头，那末事情也许会好一些，但是我想如果对于党内的严重不纯的情况，没有象现在这样的认识，恐怕还会是形式主义的，不会深刻的。总之，那次政工会议的方针、立场、方法都是对的，但是有些同志不大服，思想上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这次大会要真正消灭宗派主义，把我们党整好，这个问题才可以得到完全解决。

我上面讲过，军事上作战和建设的问题，还有很多缺点，我们并不是很满意的，我们同其他友邻地区比起来还是落后的。因此在今天军事建设方面，尤其是在作战方面，我们要更高度地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我们要求在作战指挥上更高度地灵活和机动，在战术上、技术上更加提高。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在战争过程中，军队可以打胜仗，有时也难免遭到挫折，就是说，百战百胜是相对的，并不是说打一百次仗一百次都胜利。我们的部队，只要是为了决心消灭敌人而受到挫折、受到损失，我们就不要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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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战斗条例上规定：凡是为了消灭敌人而受到损失不受任何的责备。不应该责备，只有鼓励“打得好”！

当然作为战术上的检讨是需要的。反过来说，凡是怕消灭敌人，不敢消灭敌人，只知保存自己的，就应受到纪律的制裁。我要求全党对今天我们军队作战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是撑腰的，鼓励的，而不是泄气的。凡是一次仗没有打好，任务没有很好地完成，不管什么情况，与军队的动机怎样，对战术上技术上有意见提出来检讨很好，我们欢迎。但是埋怨、发牢骚，说什么“劳民伤财”一类泄气话，实在没有好处。我们部队同志都愿意仗打好，都不愿意落后，都有勇气有决心消灭敌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说泄气的话，我们应该鼓励。比如：在最近大清河方面的作战，伤亡大一点，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是没有彻底解决战斗，就有人发起牢骚来，发牢骚差不多成了某些人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我们应该这样打气：“不要紧，有伤亡再去动员补充，准备继续作战”。我想每个指挥员也好，战士也好，都是需要这样鼓励的。

    注 释

[1]绥远，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热河，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3]绥包战役，即“绥远战役”，亦称“平绥路战役”。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在抢占归绥、武川、丰镇、集宁、兴和等城后，企图继续沿平绥铁路东进，夺占张家口。为打击进犯之敌，聂荣臻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统一指挥两区主力十四个旅五万三千人，于十月十八日发起反击作战，至十二月四日共歼傅作义部一万二千余人，收复了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凉城、武川等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并一度包围了包头、归绥两城。

[4]蒋、傅、阎，即蒋介石、傅作义、阎锡山。

[5]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晋察冀中央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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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的指示》中关于精简整编的规定原则，作出了精简整编的决定。全军区野战军精简约十万人。其中五万人转为地方军，五万余人复员。

[6]南线战役，指正太战役。

[7]过去三个纵队各缺一个旅，指一九四六年七月，晋察冀野战军的三个纵队，即第二、三、四纵队各只编两个旅。到十二月各纵队编成三个旅。

[8]晋察冀军区奉命组编野战军，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组成两个野战军，中间几经组编、撤销、合并。文中指建立野战军机关，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建立晋察冀军区野战军领导机构，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

[9]政治工作会议，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由聂荣臻主持。会议提出当前政治工作的方针是：加强军内外的团结，改进军民关系和军队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会议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军民、军地关系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胜利。要教育全军站稳阶级立场，坚决拥护土地改革，认真作好拥政爱民工作。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军队中团以上各级建立党的委员会，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