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聂荣臻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艰辛与辉煌

“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这是聂荣臻1938年1月31日发表在《抗敌报》上的铿锵誓言。抗战期间在与日本侵略军血战的过程中，在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艰苦奋斗中，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誓言，坚定不移地以这一精神气慨，带领边区军民攻艰克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1937年10月，聂荣臻受命深入敌后，开创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11月7日，他被正式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多年来，聂荣臻一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这次要在敌后独当一面，面临怎样的境况、又是怎样克服的呢？

面对孤悬敌后、敌强我弱的局面，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抗日武装

聂荣臻受命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首要的困难是孤悬敌后、敌强我弱。当时留给聂荣臻的部队只有115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和地方工作团，共约3000人。八路军总部仅为聂荣臻配备了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等10多人，各级干部更是奇缺。而创建根据地的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是最靠近北平、天津、保定等日军重点集驻的大城市，处在四周强大的日军包围之中，陷入无后方联络状态。尤其是和八路军主力部队距离太远，难以得到支持，这就使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力量显得非常单薄。

面对上述局面，聂荣臻坚定不移地按照毛泽东1937年10月11日“你们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一个月后有充足力量反对日寇的进攻”的电令，想尽一切办法，战胜困难，打开局面。聂荣臻清醒地懂得：“要创建根据地，必须首先发展武装。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要解决物资方面的困难，需要发动群众；要补充兵员，扩大武装，也离不开群众。所以，如何发动群众，就成为我们创建根据地成败的关键。”要扩大武装、发动群众，首先要实现对地区的占领。为了有利于发动群众，必需尽量靠近人口较多的地方。因此军区刚成立11天，聂荣臻就率领军区领导机关，开赴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河北省阜平县。聂荣臻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在平汉、平绥、同蒲、正太4条铁路干线之间，建立一、二、三、四军分区，依托这4个军分区，开展各项工作。

聂荣臻深知，抗日武装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农民群众之中，而要让农民投身抗日队伍，就必需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一到阜平县城，他就与宋劭文等人共同协商建立晋察冀边区政府。边区政府一成立，聂荣臻就着力推行“二五减租”、“一分减息”等有利于发动农民群众的政策。在此之前，当地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大部分要交给地主；农民借款的利息高达借款本金的百分之几十甚至是百分之百。“二五减租”规定，地主收租最多不得超过农民收获的25%。“一分减息”规定，债主借钱给农民，利息不得超过借款本金的10%。这两项政策的推行，极大地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

聂荣臻紧紧抓住群众积极抗战的热情，报经八路军总部批准，在各军分区成立师（称支队）的架子，下辖3至4个团（称大队）的架子，配够干部，以迅速扩充部队。聂荣臻及时地提出了“子弟兵”的口号。他说，人民群众参军，就是保卫家乡的“子弟兵”，与家乡安危息息相关。在这一口号鼓舞下，群众中出现了“父母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参军人员戴大红花，骑高头大马，敲锣打鼓欢送等热烈场景。“平山团”、“阜平营”、“回民支队”、“工人游击队”等纷纷涌现，约1个月扩军1.5万余人。由北平等城市地下党动员大批爱国学生、爱国青年投奔晋察冀，如共产党员领导的“国民抗日军”1000多人来到第一军分区，就是一例。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各种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不到3个月，光是边区的农民救国会会员就达到57万多人。

为解决部队大发展后干部奇缺的问题，聂荣臻指示开办军政干部学校，不到一年培养了1400多名连排级干部，满足了扩大部队的急需。他还指示在军队中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军队中各种不利于抗战的消极不良行为与作风，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聂荣臻高度重视通过新闻、文化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晋察冀军区刚成立一个月，1937年12月11日，就宣布开办《抗敌报》（后改名《晋察冀日报》），成立了“抗敌剧社”。《抗敌报》、“抗敌剧社”在边区军民中开展文化教育等各种宣传工作，对激发军民的抗敌热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军南撤的无政府状态下，各种杂色武装应运而生。聂荣臻认为，在抗战的大局下，团结、改造这些武装很有必要。他从党的路线方针和晋察冀的实际出发，确定了与各类杂色武装打交道的政策：对以抗战为主旨，也干些侵扰人民群众利益的，进行收编教育，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军队；对一部分有爱国心的伪军警部队，想方设法争取他们投奔我军；对自称“七路军”、“十路军”，慑于形势，投靠我军的，当发现其领导人有投敌倾向，或危害人民，且屡教不改的，坚决镇压，但士兵及下层军官，大部出身劳动人民，就派政工人员进行耐心教育改造，使之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经过努力，到1938年底，晋察冀的抗日部队迅速扩大，军区主力军和地方军发展到近10万人，另有民兵等人民武装约10万人。这是晋察冀军区得以在敌后坚持和不断战胜敌人的主要力量。

面对政权瘫痪、国土沦丧、人心痪散的局面，深入敌后，建立健全各级抗日政权，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刚成立时，各地政权瘫痪，人心痪散，边区老百姓惶恐不安。聂荣臻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各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偌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出原有地方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紊乱，散兵、流匪乘机活跃，汉奸随时随地欺骗造谣，影响到人民情绪的动摇，因不安而逃跑，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任何信心”。“我们经过市镇，市镇是萧条的，县城是空虚的，许多县城都象是快要死灭了一般，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支配了这整个地区，一切是无序、破坏和崩溃”。另外，武器短缺，物资匮乏。被隔绝在敌后，得不到任何接济，“顾得了今天，顾不得明天”。寒冬腊月，“部队大多数指战员没有棉衣，赤裸的双脚穿着草鞋”。艰难处境，可见一斑。

刚到阜平，聂荣臻在与宋劭文等人协商建立晋察冀边区政府时说：“国民党旧政权垮了，只有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府，才能安定人心和稳定社会秩序，制定抗日政策，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团结在政府周围，开展各项抗日活动。”在统一思想后，1938年1月10日至16日，在阜平召开了有149位冀察两省各界代表出席的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在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的过程中，有不少干部没有很好地领会党中央“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示。在召开军政民代表会议时，有人反对五台山和尚喇嘛的代表出席。对此，聂荣臻当即表示：“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我们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地携手，共同抗日。”经过聂荣臻耐心说服，五台山的爱国僧侣们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发动群众时，有不少干部仍采用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个别人甚至到五台山麓的河边村去抄了阎锡山的老家。聂荣臻得知这些情况后，要舒同大力加强对干部及指战员的教育，自己则直接教育干部们说：“我们是要吃牛肉还是喝牛奶。吃牛肉，一下把地主、富农的财产全没收，不是很痛快吗？但这样做，只能是帮敌人的忙，会把地主、富农都赶到敌人那边去，我们某种程度上会被孤立，不利于抗日。”“我们只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就是喝牛奶的办法，慢慢挤，细水长流，就能团结地主、富农一起抗日。这对我们有利。”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了干部，纠正了错误倾向。以后，他又逐步推行了照顾方方面面利益的“合理负担”等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界人士共同抗日。

聂荣臻深知，边区政府成立了，并没有解决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全部问题。只有在边区群众中推行民主政治，选举产生各级政权的领导人，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农民文化低，无法进行票选，聂荣臻就提出用“豆选”的办法，在每名代表的背后放只碗，选民赞成谁，就在他的碗里放粒豆子。这种虽“土”但能充分保证选民民主权利的方法，一时被传为美谈。他又号召军民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增加边区的物资供应。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把日伪政府发行的各种伪币挤出边区。当地农民普遍不识字，他就号召开办各种识字班、夜校，村村办小学，有的还办中学，使农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得以提高。

与此同时，聂荣臻紧紧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千方百计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与北岳根据地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晋察冀边区声势日盛，拥有河北、察哈尔、热河等3省72个县治，10万平方公里面积，1200多万人口，成为欣欣向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看到晋察冀的大好局面，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于1938年10月5日致电聂荣臻等予以嘉勉，电文说：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李公朴等民主人士称赞晋察冀边区为“新中国的雏型”。聂荣臻的辛勤努力，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赞许。

面对强敌的不断“扫荡”， 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灵活机动地打击、消灭敌人，有效地保存与壮大自己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初期的敌我形势而制定的战略方针。聂荣臻认为，这一方针完全符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实际。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灵活机动地打击、消灭敌人，保存、壮大自己。

聂荣臻首先领导军区军民反击日本侵略军的8路围攻。1937年11月24日起，日军以2万兵力，分8路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4条铁路线围攻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准确判断日军地形不熟，兵力不足，发起围攻的意图是驱逐我军进山区，以确保交通线畅通。于是，他指示主力部队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而在民兵、自卫队等民间武装的配合下，进行游击战，侧击、尾击、袭扰日军，使其疲于奔命。历经近一个月，日伪军死伤约千人，即草草撤退，我军未受什么损失。初战获胜，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

1938年1月29日，聂荣臻接到八路军总部命令，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阻滞平汉线日军南下。以后，为纪念抗战爆发一周年，他指挥冀西、冀中部队，从2月至6月，3次向平汉路多处日伪军据点进攻，一度攻克定县、新乐、望都、琢县、涞水、容城、安次、永清等城镇，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炸毁火车头3个，使平汉路交通两度中断。还炸毁石景山发电厂，使北平一度停电，从而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3次出击平汉路，令日军惶恐不安。9月下旬，5万日伪军分25路围攻五台山区。聂荣臻指挥部队，以一部与敌周旋，主力则跳出合围圈，着重打敌供应线及运输、掩护部队，破坏敌占道路、桥梁，断敌交通。至10月下旬，进入山地之敌十分疲惫，我军即集结主力予以痛击。这次反围攻历经48天，作战130多次，歼敌5000多人，击毙日军旅团长常冈宽治、联队长清水，取得重大胜利。

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一年来的情况向中央写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创建根据地的过程和各方面的经验，共10万多字。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份报告，决定公开发表，并亲笔题写了《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书名，还为之写了序言。1939年5月，这本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发行，在国内外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1939年2月，聂荣臻在悉心研究日军特点的基础上发布指示：敌人推行的是“点、线、面”结合的几何学发展的战略战术，即“扫荡”的特点是在各处“扩大据点，使之连接成线，由点线向面的方面扩张。”我军的总任务是巩固现有阵地，坚持游击战争。我军应轮流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深入敌占区破坏交通，使敌各据点逐渐孤立。对工事薄弱的敌据点要坚决攻占，尽可能控制广大地区，即扩大对面的占领。

10月25日，日军出动2万余人开始对北岳区进行冬季“扫荡”。聂荣臻11月初得到情报：600多日军由涞源进犯银坊，企图袭击我后方机关。他命令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银坊多山，抓住战机，占据有利地形伏击歼敌。杨成武率一分区3个团另1个支队，在雁宿崖将这股日军大部歼灭，仅10多人突围逃跑。聂荣臻分析，日军吃亏之后定会前来报复，便又命令杨成武立即率部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果然第二天又得到情报，恼羞成怒的日军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日军1500人循原路进行报复性“扫荡”。聂荣臻在电话上对杨成武说：这一仗关系重大，你一定要精心组织，先用小部队诱敌向银坊，让他扑空，然后再诱敌东进至黄土岭，集中主力围歼该敌。按此部署，杨成武在现场指挥一分区4个团、三分区1个团、一二○师特务团，于黄土岭伏击敌人。经激战，击毙日军900多名，生俘13名，击毙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的阿部规秀，开创了抗战以来击毙日军中将级指挥官的先例，在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很大震动。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对此事“要广为宣传”，以击破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10多天后，聂荣臻接蒋介石电：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歼敌千余，击毙阿部中将，“足见我军杀敌英勇，殊堪嘉勉。”这次反“扫荡”历经43天，作战100多次，共歼敌3600多人。

1940年2月，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南下支队”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向朱德、彭德怀等总部领导人及一二九师部队汇报介绍了晋察冀边区的情况和经验，并先后与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商讨了破袭正太路的问题，于6月上旬回到晋察冀。

8月至10月，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39个团参加百团大战。他先亲率10多个团破击石家庄至平定段正太路，一度攻占娘子关、井陉矿区等据点。与此同时，他部署20多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对平汉、北宁、津浦、沧石、平古等铁路、公路进行了广泛破袭，取得了很大战绩。百团大战，晋察冀部队共作战535次，攻克敌据点61处，歼敌1.2万余人， 俘日军120人、伪军1029人，破坏铁路80多公里、公路2900多公里、铁路桥22座，给了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其间，8月22日，聂荣臻还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送回在井陉战火中被我军抢救出来的日本女孩美穗子和她的妹妹。40年后，聂荣臻邀请美穗子访华，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

1941年7月初，冈村宁次接任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即部署6个师团、5个混成旅团，共7万多日军，对北岳、平西地区

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称之谓“百万大战”，企图一举歼灭边区领导机关、后方机关及主力部队，以报复“百团大战”。7月中旬，聂荣臻从日军的频繁调动中，估计大“扫荡”即将来临。7月14日，他将情况报告了总部，22日发布反“扫荡”训令，要求各分区部队加紧交通破袭战，以延缓敌人的“扫荡”，分散敌兵力，并保持警惕，随时准备转移。8月13日，日军秋季大“扫荡”开始，从平汉、正太、同蒲、平绥路沿线四面八方向北岳中心地区合击。聂荣臻命令各部，留小分队在游击队配合下活动于敌合击圈内迷惑敌人，主力则迅速跳出合击圈，实行“走就是防御”的方针。他率军区党政军机关、学校近万人，在只有1个团兵力的掩护下，利用地形熟悉、群众拥护的有利条件，留在中心区，吸引敌人兵力，然后避实就虚，灵活穿插，7天7夜没有合眼，与敌人周旋。8月27日、31日、9月1日，部队所在地3次遭敌机轰炸，随后大批日军前来合击。聂荣臻从电台发报的电健声中，准确地判断我电台被日军测向跟踪，即命侦察科长率小分队到另一地发报，诱敌大部队向小分队合围，自己则率大部队连夜突围80里，到达地形良好、只有10来户人家的小山沟——常家渠村，隐蔽待机，三进三出常家渠。9月中旬，聂荣臻率队终于跳出日军合围圈，使敌人“扫荡”的主要企图落空。这次反“扫荡”历时66天，我军伤亡1900多人。北岳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但我军歼敌4700多人。10月20日，冈村宁次在北平答记者问时，不得不承认这次“扫荡”犹如“狮子扑鼠”，以失败告终。

10月18日，聂荣臻发布训令，表彰一分区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5位英雄，9月25日在狼牙山反“扫荡”作战中，激战一天歼敌50余人后，身处绝境，宁死不屈，英勇跳下悬崖。训令中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号召边区军民向壮士们学习。日后，他还为当地修建的纪念碑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日军接受1941年秋季大“扫荡”的教训，从1941年底起，强调高度分散配备，在我根据地周围普遍增筑堡垒及封锁沟、墙，实行以堡垒推进为核心，“蚕食”与“扫荡”相配合，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政策，企图困死我军。到1942年夏，敌人所到之处堡垒几乎逐村皆是，其密度比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高，使晋察冀根据地几乎缩小了一半，面临严重困难。据此，9月中旬，聂荣臻在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方针。他一面号召与组织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利用夜幕平毁敌人的堡垒和封锁沟、墙；一面令主力部队必须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兵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另以部分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组成几十支百多人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与政治攻势，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同时颓丧日军斗志。经过一系列斗争，逐步变被动为主动，至1943年春，晋察冀根据地大部分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

1943年1月下旬，聂荣臻出席在阜平温塘召开的边区首届参议会，代表北方分局和军区在会上作报告，指出：五年来，晋察冀我军作战1.4万多次，歼日伪军17.4万多人，俘虏、投诚的伪军达3.9万多人；我军伤亡6.2万多人，其中牺牲团以上干部68人，地方区以上干部牺牲和被捕的3700多人。我军的胜利是在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严峻形势下取得的。

这个报告充分说明，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民经历了多么巨大的艰难险阻，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抗日业绩！

8月，聂荣臻赴延安参加延安整风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直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晋察冀。

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晋察冀军民共作战3万2千多次，歼灭日伪军35万多人，我军伤亡9万2千余人；边区面积发展到21.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0多万，正规作战部队32万多人，基干民兵90多万人。晋察冀边区历尽艰辛，一步步走向辉煌，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篇文章由我主笔，写成后周继强、王红云同志作了些修改，所以用3人联名，作为论文，共7300字，在2015年9月保定纪念抗战胜利90周年大会上发表，并收入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