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终身难忘的谈话

周均伦

1961年6月8日和1992年5月14日，这是两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两个日子中间的三十一年中，是我在聂帅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时间。聂帅为人的崇高品德，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言传身教，使我获益匪浅，度过了人生道路上充实而又幸福的漫长历程。

第一次谈话

1961年6月5日下午，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同志突然找我谈话。他说：“聂老总那里缺个秘书，组织上已经决定派你去。”

6月8日上午，我就去聂帅办公室报到。

当天晚上，约七时左右，警卫参谋陈兆保同志（他是位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53年起任聂帅的警卫参谋，分工主管聂帅的安全、生活和家务事情）找我说：“首长（刘长明规定工作人员都这样称呼聂帅）在院里散步，要见见你。”我赶紧跟着陈往院里走。

这是我第一次跟聂帅说话，尽管事前不断告诫自己，要沉着，但，心情仍然很紧张。见了聂帅，因为天热没有穿军装，行了立正注目礼，问了声“首长好。”聂帅跟我握了下手，继续散步。我们边走边问边答。

“你今年多大了？”

“快三十岁了，我是1931年9月生的。”

“什么时候入伍的？”

“1949年7月”

“过去做过些什么工作？”

“华东军大毕业后一直在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做过保卫部的工作组员、军法处书记、保密员、干部部干事，1959年调到北京，先在国防科委基建处当参谋，后来跟安东副主任当秘书。”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差不多象在背教科书。聂帅看出我的紧张心情，说：“别着急，慢慢说。”以后他象是有意地停了一会，我的心情也逐渐地松弛了下来。

过了会，聂帅又问我：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当说到我是上海人时，聂帅说：你的上海口音已经听不大出来了。当说到我爱人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一个孩子还不满一周岁，靠雇请的阿姨带着时，聂帅关切地说：我这里工作是比较紧张的，家务事要妥善地处理好。

停了会聂帅又问起我的文化程度。我说：“入伍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入伍后靠自学和上文化夜校，在数理化方面实际到了高中二年级。文化低，怕在首长这里做不好工作。”聂帅听后说：“文化低些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善于抓紧时间学习。文化低的要学习，文化高的也要学习，每个人都要学习，一定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特别是你们年轻人更要注意学习。”

聂帅又问我在办公室的工作安排。我把刘长明交代的三项任务说了一遍。聂帅说：“那好。保密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不该问的事情一定不要问，不该说的事情一定不要说。我这里的文件多，机密性大，一定要保管好。机密文件在我办公室里要每天清理，不能过夜。机密文件除了我和秘书以外，任何人都不准看。”

聂帅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后来我才知道，我前面有位年轻秘书就是因为在保密工作中出了问题，聂帅决定把他调走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连聂帅夫人张瑞华同志（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八级干部）要看什么文件，她都要我请示聂帅同意后才拿去看。聂帅唯一的女儿聂力同志和女婿丁衡高同志，从不接触办公室的文件。有次聂帅散步时看到警卫参谋在办公室，把我找去说，办公室是机要重地，无关人员一律不能进去，要我今后注意。

经过第一次谈话，感到聂帅态度亲切，深受教育，消除了我关于他“很严肃”的顾虑。只是他的四川口音确实很重，这次有许多话是靠警卫参谋翻译才听懂的。

第二次谈话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聂帅被定性为所谓“二月逆流”成员。随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就对聂帅等几位老同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批判活动。在“文革”动乱年代，这使聂帅、聂帅家人和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一下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要求我们揭发批判．核对澄清问题．或者要交什么黑材料。本来很熟悉的同志，不少人见面时犹恐避之不及．相遇如同路人，更有甚者．其中少数人甚至对我们吹胡子瞪眼，拍桌子逼问，等等。这滋味局外人是难以体会的。

1969年1月6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当时实际上代替了军委常委会)秘书处通知，要我们几个秘书不要离开办公室，说是军委首长要来传达重要指示。于是大家一直在办公室等待，快6点的时候，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来了。办公室刘长明主任陪同他们去见聂帅。6点半，黄、吴走后，刘主任对我们说：黄、吴是来传达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的。1月3日，毛主席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林彪的批示是：“坚决拥护主席指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刘主任还说：黄永胜、吴法宪都要聂帅搞好身体，好好休息，党支部要做好工作，保障聂帅休息好。吴法宪另外嘱咐，毛、林的批示都可以向工作人员传达，但毛主席的批示要注意保密不得外传。听了传达．我心里非常高兴，毛、林的批示，特别是毛主席的批示，简直是一字一句都印到脑子里了，大家也都喜形于色．座谈表态。快8点了，才纷纷回家吃晚饭。

此后，聂帅、聂帅家人和我们，日子就好过些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聂帅请我们3位(刘长明、甘子玉同志和我)去谈话。一进入客厅，聂帅就说：毛主席有了批示，冷静下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先请你们对我提提意见，有什么就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刘长明、甘子玉先说，他们说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大意是现在冷静下来了，要向中央写个全面的检讨才好，也说了些他们个人对聂帅的意见。我最后发言，表示同意应该写个检讨，此外我说了两点：一是聂帅平时多数时间过于严肃．不利于接触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二是聂帅对自己长处的一面容易看到，对自己短处的一面不容易看到，所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做得不够，很少听到作自我批评。这两点．确实代表了当时我对聂帅的基本看法。

聂帅听完后说：“我对你们是信任的。你们都很年轻．我放手让你们工作，目的是为了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尽量地锻炼提高你们的工作能力，你们的工作也都是积极努力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主观上是想努力做好工作的，谁知道会弄成反党集团成员(原话如此)，连累了你们，我的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听到这里，我实在难以控制自己，不禁潸然泪下。以后又相互说了些安慰话，我们要他保重身体，他要我们好好学习。最后聂帅要我们帮他代拟一个检讨稿，由他审改定稿。

听了聂帅的一番肺腑之言，谈完话我回到办公室直发怔，8年的耳闻目睹，聂帅一贯忠于党的事业，热爱科学，作风正派，居然落得如此下场，心中为之不平，又为他对我们的信任所感动。

此后不久，刘主任传达有关领导的指示，聂帅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精简，只留5个人：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公务员各一人。我们聂帅办公室及住地当时共有干部7人(含秘书4人)，另有工勤人员5人。这意味着工作人员要减一大半。   

接着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军委报告，要求从总部调一批18级以上的干部，到那里去当团长、政委及其副职等团级职务主官。军委办公厅党委号召，凡符合条件的同志，要积极报名，争取应征。我当时是行政17级，符合条件，于是我在同爱人商量后，于2月14日写了申请报告。当时我这样做．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原因一是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么乱，许多事黑白颠倒，搞得人无所适从，其中也包括聂帅的蒙冤受屈，我思想不通；另外，我自感从小生长在上海，1949年参军后，在南京学习和工作了10年。1959年调北京，一直在大城市和机关工作，其间虽然于1958年到海岛当兵锻炼8个月，1965年到农村搞社教8个月，但总体上在基层锻炼很少。到建设兵团从事生产活动，出了农副产品，总还是对人民对国家有所贡献的，而且当年我38岁，自觉身体还好，可以适应艰苦环境的锻炼。

可就在这当口，3月1日午饭后，聂帅、张瑞华同志找我谈话。当时他们两位刚吃完饭，就在饭厅等我。我进去后，张瑞华同志先说：听说你们秘书要精简，我跟聂总商量了一下，想把你留下来。接着聂帅说话，大意是：昨天刘长明对我讲，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精简，只留5个人，这是应该的，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了，不需要留这么多人，别的人留谁，你们商量，我同张瑞华商量，秘书就留你。刘长明职务比较高，他对军队情况也比较熟．可以到部队去工作。甘子玉科学文化知识比较丰富，他可以到科技单位去工作。董华美（现改名董华伟）太年轻，难以独立工作。我们俩想来想去，还是留你比较合适。我听了以后当时就说，我已经报了名，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工作。聂帅说，想到新疆去那还不容易啊，你先工作一段，以后有了合适的人选你再去嘛。我表示，这来得太突然，总的我服从组织决定．组织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容我再考虑考虑。聂帅说．你想想再决定也好。

出来后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办公室发愣，怎么办?一方面觉得，留下来，我跟爱人好不容易共同下的去新疆工作锻炼的决心将落空；另一方面觉得，聂帅说的有道理，4个秘书里，确实留我比较合适。刘长明同志是“三八式”的老干部，部队工作经验丰富，当时就是正师职务，工作能力也强，到部队去工作，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甘子玉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毕业生，1949年以后，一直在科技战线工作，科技知识丰富，水平高，笔头快，外语也好，到科技单位工作，有利于他充分发挥作用。董华美同志当时20多岁，还没有结婚，独立工作确有困难。再说，聂帅对我确实不错，一贯比较信任，4个人里留我，也说明了对我的信任，像我这样文化程度不高工作能力一般的人，能在这样一位高级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是不容易的，聂帅正在困难的时候，需要我，我怎么能够推脱呢?想到这里，基本上决定留下来了，心想就由组织决定吧。

下午一上班，我就对刘长明同志说了聂帅的谈话大意。刘说，既然聂帅决定留你，那你就留吧，我这就上报，由办公厅党委决定。就这样．我就留了下来，一干又是23年，前后算起来．我在聂帅身边连续工作了31年。聂帅的言传身教和信任，使我获益良多．我为自己庆幸。

（本文1995年曾先后发表在中共广西区党委主办的《党纪》杂志第一期，后经改写补充，发表在重庆聂荣臻研究会主办的《帅乡潮》杂志第12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