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聂荣臻元帅晚年岁月

周均伦

据统计，在中国人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人均寿命已达到68岁。活到70岁的人相当普遍，老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似已过时。不过把从70岁以后的人生时光，算作晚年，大概还是合适的。

聂荣臻元帅的晚年，我们就从70岁左右说起。

“文  革”  遭  遇

缔造新中国的一代元勋，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除极少数外，无一幸免于难。聂帅也不例外。在他67到77岁之间，有几大棍沉重地打在了他的身上。

第一棍叫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6月22日，聂帅主持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提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者是属于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该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倘有人哄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者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等，均以反革命罪论处。这两条的基本精神，都是为了保护科研人员、设备和维护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显然不符合林彪、江青一伙的意图。文件上报后，遭到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非但未予批准，还为聂帅记了一笔账：“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布以后，这场运动迅速向全国推开，大字报铺天盖地。中国科学院也不例外，造反派们贴出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被黑线统治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聂荣臻气愤地对中科院的领导同志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他们要批就来批我好了。”

一天，云南落雪山宇宙观察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告急：“观察站两派武斗，已经开了枪，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察站可就要被毁了。”聂帅闻讯，立即给云南省军区领导打电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支左’的问题，而是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观察站。”在聂帅的干预下，这个站的科学家和科研项目被保住了。

8月中旬，北京航空学院发生少数造反派学生殴打工人事件。聂帅严令追查，说“只要证据确凿，就要依法制裁!”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下旬，北航造反派学生就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要造国防科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质是造聂帅的反。他们胡闹了28天，开创了群众组织围攻军队首脑机关的先例。聂帅非常气愤，要求“中央“文革””出面干预。结果适得其反。江青假惺惺地说：“科委不要把聂总推到第一线嘛!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   

8月23日，聂帅在第55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提议，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任务很重，他们搞运动应该与师以下部队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建议被接受。9月5日，他在听取有关汇报时再次强调，“两弹”试验任务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顿下来，一定要防止有些人由于思想不集中，导致试验失败。

9月24日，聂帅对国防科委局长以上干部说：“科委所属几所院校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要做团结工作；周总理指示，国家机关的运动以后应转向组织革命化，科委要抓革命、促生产，搞好业务工作；科委要去抓导弹工业部的问题。”

10月下旬，聂帅到导弹综合试验基地主持导弹、原子弹结合的实弹发射试验，每到一处，他都强调，文化大革命不能影响试验任务。11月底，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一些研制‘两弹’的科学家不断受冲击，无法致力于研究工作，这很不利，建议请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以资鼓励，也使造反派整科学家的行为有所收敛。会议据此作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应该道歉或赔偿。但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阻挠下，军委的这一决定未能得以执行，聂帅反被扣上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帽子。

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聂帅两次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要他派部队保护科学家的安全，保护好国防尖端方面的机密资料。傅崇碧立即采取行动。江青对此气急败坏地说：“他们造资产阶级的反，你们为什么这也限制，那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以后“中央“文革””仍然支持造反派在导弹工业部抓专家。聂帅闻讯，叫傅崇碧增加兵力保护。于是傅崇碧调一个营的兵力，把专家们集中到一栋小楼里，严加保护。造反派把情况反映到江青那里，她大发脾气，责问傅崇碧：“是谁叫你们这样保护这批学棍的?!”后来周总理表示：“聂老总的做法对。”江青才只得作罢。但是，没过多久，与核试验有关的一批绝密资料被造反派抄走了。傅崇碧立即向聂帅汇报，聂帅指示：“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追回来。”傅崇碧出动20多辆汽车、摩托车和100多名指战员，在一名副师长率领下，连夜追查。聂帅每隔一会儿便打电话询问一次情况，直到这批绝密资料当夜被追查回来为止。

1967年2月，西宁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个重要的国防工厂也卷了进去。不久，兰州的国防工厂告急，导弹工业部两派武斗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单位两派斗争情势加剧也纷纷告急。聂帅忧心如焚。3月11日，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毛主席3月20日批示：“退总理照办。”7月15 日，他又在军委常委会上建议，把国防科委军事接管的单位组建成l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其中包括导弹、人造卫星、核武器、飞机、舰艇、常规武器、新材料、光学等研究院。建议得到批准。9月20日，聂帅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10月25日，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

这两个报告，在当时的艰难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护了专家、科技人员、科研设备，使科研事业免遭更大的损失。但林彪、江青一伙却怀恨在心。在他们的支持下，造反派对聂荣臻的所谓批判会紧锣密鼓地进行，大字报铺天盖地，什么“火烧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坚决清算聂荣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荣臻搞大科研主义绝没有好下场”、“聂荣臻用科研来压革命、保护反动学术权威，我们决不答应!”、“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不一而足。

江青则公开煽动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说：“聂荣臻有错误，可以烧一烧，也应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

第二棍是所谓“杨余傅”事件与“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   

1968年3月22日，林彪、江青一伙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撤销一切职务；二是宣布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宣布命令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已经被监禁。

3月24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说：“杨、余、傅”有个人野心，互相勾结，阴谋篡权，为“二月逆流”翻案。杨成武是晋察冀的，他的主要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康生则别有用心地说：“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还有黑后台。”林彪、康生的讲话，把主要矛头直指聂帅。

聂帅因心脏病严重发作，正卧床休息，没有去参加会议。第二天，出席会议的叶剑英元帅把会议情况告诉了聂荣臻。聂帅边听边沉思，因为杨成武、傅崇碧是自己的老部下。不过，他很坦然地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没过多久，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矛头指向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4月1日起，应由聂帅阅审的许多重要文电停发了。这在当时，往往是某人在政治上出了问题的标志。聂帅坦然地对秘书说：“不用去管这些，发不发文件不打紧。‘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揪“黑后台”的风越刮越猛，大字报贴到了聂帅当时住处的大门口。很明显，“黑后台”指的就是聂荣臻。4月7日，聂帅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要求面谈一次。三天后，周总理在给聂帅的电话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主席又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对聂帅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6日和l6日，聂帅先是在电话上，后又到林彪家里，问林彪、叶群：“‘杨、余、傅’事件是怎么回事?黑后台究竟是谁?”叶群说：“黑后台并没有点名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林彪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聂帅感到可笑，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林彪在一次讲话中，把“华北山头主义”作为打倒“杨、余、傅”的主要罪状。于是在北京军区几次大整所谓反“华北山头主义。”

1968年4月上中旬，中共北京军区第十二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林彪、江青一伙强令会议要“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会后，北京军区被改组，司令员郑维山遭批斗。军区机关二级部长以上干部有60％被点名批判。

1971年1月，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说：“华北山头主义有它的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她还说，聂荣臻“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坠机后，江青一伙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再次开展“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这已是第三次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了，聂帅又被挂连上了。

1973年12月，毛主席对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半年之后，毛主席又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并恢复工作。

1979年7月，应郑维山同志的请求，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所渭“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第三棍是所谓推行“资产阶级多中心论”。

1968年3月中旬起，国防科委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会前，在聂帅不知道的情况下，国防科委党委发了个通知，规定代表必须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的人员。

这个通知，引起了对聂帅和国防科委领导持批判态度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不满。导弹工业部军管会的同志反映了这个问题。聂帅得知后，指示科委领导必须立即纠正这种不恰当的做法，要求他们应该突出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不要有突出他个人的内容。但是，北京航空学院、导弹工业部的造反派组织还是抓住这一点不放，联合其他造反派组织会内会外呼应配合，结合揪所谓“杨、余、傅黑后台”问题，刮起了更大的批判、炮轰聂帅的旋风，使国防科委的各项领导工作基本陷于瘫痪。

4月20日，周总理为帮助聂帅解脱困境，用了近4个小时的时间，与国防科委系统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一百多人谈话。周总理说：“我是受毛主席之托，同你们见面的，学代会代表的条件不是聂老总定的，具体情况他并不清楚，他听到反映后很不安，这与其他单位要自封核心的性质不一样。”然后，周总理详细听取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循循善诱，要求大家联合起来，把科委系统的革命和业务工作搞好。

4月21日，聂帅给国防科委学代会写了一封信，说明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问题虽然是在自己不了解情况下下达的，但科委系统运动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他应负有领导责任。还说，他革命40多年，绝非一贯正确，欢迎大家批评炮轰。信经过周总理批准后于4月24 日下发。4月30日，为促使两派群众组织团结起来，聂帅抱病到学代会上作自我批评，听取大家意见。但造反派并不罢休，大闹会场，使聂帅讲话无法继续下去。医生恐怕聂帅心脏病再发，劝说他中途退了场。

5月中旬，中央决定结束国防科委学代会的各项议程，开办两派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学习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下旬，国防科委9个人贴出大字报，说聂帅“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因为写大字报的人中，有一位是中央某主要领导同志的女儿，这事非同小可。一时舆论哗然，聂帅再也无法正常工作。此事是1967年，国防科委一个群众组织说，科委某副主任历史上有自首问题，要求揪斗他。聂帅得知后说：“×的自首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的问题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待中央指示后执行。”

9人大字报把这段话篡改为“毛主席说叛徒可以入党。”6月底，聂帅就此问题写信给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澄清情况，请他们去做工作，以免影响科委机关运动与工作的开展。但这封信如泥牛入海。

7月16日，聂帅就国防科委学代会问题写了个检讨报告，意在由自己承担责任，经中央批示后下发，促使两派团结起来，把国防科委的各项工作搞好。18日毛主席批示：“可以发出，但要做精神准备，革命群众还可能有意见提出来。”在“中央“文革””的阻挠下，毛主席的批示和聂帅的报告，都未能与群众见面，不了了之。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社论。其中有一段说：“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然是无中心。”

聂帅思忖，看来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果然，此后国防科委系统便将斗争矛买指向聂帅；掀起了批判所谓“多中心论”的高潮。聂帅从此被彻底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第四棍也是最沉重的一棍，诬陷聂帅是“二月逆流反党”成员。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几乎所有的革命老干部，军队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作法感到十分忧虑和不满。1967年2月前后，他们在中央军委会议和政治局碰头会议上，对““文革””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指责。这本是捍卫党的原则的斗争，但林彪、江青一伙，却将其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l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定性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

1967年1月，张春桥等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权高潮。叶帅、聂帅等几位军委副主席在军委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聂帅说：“这么多下级和老战友，都是经过严酷战争考验一同走过来的，互相都很了解，何以又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派了呢?一下子就被打倒了，简直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解放军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绝不能乱。”其他军委副主席也都表示了这样的看法。

在几位老帅的提议下，l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可是，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绝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他又要挟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会议，军队各大单位的40多名负责人出席。会议围绕着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徐、聂、叶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等一伙坚持军队必须开展“四大”，否则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争论中，叶群突然发难，点名攻击原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江青、陈伯达也随声附和，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逼萧华到群众大会上检讨。这一帮人批萧华的矛头实际另有所指。老帅们听了都非常生气，聂帅、叶帅盛怒之下，起身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当天夜里萧华的家被抄。第二天聂帅得知，抄家时造反派把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他气愤地说：“是谁允许他们这样干的?必须追查!”江青则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故意怪声怪气地问：“原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那里去了?”叶帅厉声痛斥说：“昨夜是我把萧华留下来的，有窝藏罪吗?我来承担!”说完，拍案而起，因用力过猛，右手掌骨震开一条裂缝。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大闹京西宾馆。

1月22日，毛主席接见军委扩大会议的与会者时说：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会后，叶帅主持军委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指示。叶帅说：“军队要有个法，有个章程，发个命令，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聂帅也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4日晚上，徐、聂、叶三位老帅来到林彪住地，力陈不能再将军队搞乱，遂商量起草了一个命令稿。林彪要他们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江青等虽有意见，但知道林彪已经同意，只得表示同意。2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约见了林彪及陈、徐、聂、叶几位老帅，商定了《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稿，主要内容是：军人必须坚守岗位，不得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得任意抄家封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军队战备和保密系统不准串连，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命令公布后，受到全军指战员的拥护，江青一伙明里暗里进行抵制。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全国各方面的紧急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总理主持，每两三天在怀仁堂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会上老一辈革命家与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斗争。

在2月14、16日的两次会议上，双方的论战达到高潮。l6日下午，谭震林同志在会上指责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连他们的子弟也不放过，弄得不敢出门，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气愤，拍了桌子，然后站起身来厉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说完就往外走。被周总理劝了回来。

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在这两天的会议上，也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意见。聂帅在发言中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有的还被关押起来，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搞残酷批斗，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2月16日，张春桥等连夜整理了怀仁堂会议纪要，经江青安排，向毛主席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l8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那些提意见的老革命家进行严厉批评。2月25日至3月18日，他们又数次在“政治生活会”上，受到“批判”。从此。政治局委员有的被打倒，大部不能正常工作，出现了由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极不正常的作法。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对陈、徐、聂、叶4位老帅和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最后将他们诬陷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他们还精心策划，把几位老同志分别编组进行围攻。聂帅被编在由陈伯达主持的一个组内，并专门安排聂帅的一些老部下参加“批判”。但这些同志都很了解聂帅几十年革命战斗的历史，深知他是党性强，有坚定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深信聂老总是个正派人，根本不相信什么参加反党活动，并希望他身体健康。    

此时，陈伯达便节外生枝，向聂帅提出3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在背后议论陈伯达那段“糊里糊涂出来，又糊里糊涂进去”的历史。这件事发生在三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在天津被捕，后来由陈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出面斡旋，在陈具结自首后，被保释出狱。出了监狱，陈伯达因为人生地不熟，别人又听不懂他浓重的福建乡音，生活无着，竟又自动回到监狱，后来还是被敌人赶了出来。这是聂帅听彭真同志讲的。““文革””期间在西山住处一次与叶帅聊天时，聂帅当成笑话，讲了这个故事。陈伯达一问，聂帅意识到，他与叶帅的谈话可能被窃听了，因为他从未向其他任何人讲过这件事。他当时借听不懂陈伯达的闽语而未作回答。这个情况周总理知道了，打电话问聂帅是怎么回事?聂帅承认是讲过陈的问题，但只是聊天当作笑谈，并无其他用意。

二是聂帅必须讲清：1948年曾指挥敌机轰炸城南庄毛主席住处的那个特务就出在聂的司令部里。聂帅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想弄明白就去问毛主席。十二中全会期间，江青还就这个问题恶意发难，诬陷聂帅有意要加害毛主席。

三是追问聂帅与叶帅、陈帅、徐帅等的数次接触，并拿出监视聂帅活动的登记，迫其承认是“反党”的活动。聂帅当即痛斥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与叶、陈、徐常有往来，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有事互相交往商量，这是党内民主允许的。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是特务活动!”陈伯达被斥问得张口结舌。

十二中全会结束时，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叶、聂、陈、徐等老同志诬陷为“反党成员”。划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是地方的一摊；叶、聂、徐划作军队的一摊；称陈毅是双方的联络员，进行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活动。

经过这一段经历，聂帅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伤。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帅因患肺炎高烧不退，紧急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叶帅得知聂帅患病住院，立即驱车来到医院探望，竟被“挡驾”，他便用电话与守护在聂帅身边的夫人张瑞华同志联系。叶帅说：“请你一定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老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几天后，刘伯承元帅也到医院来探望，关切地对聂帅说：“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去了。”两位老战友的关怀，给了聂帅以很大的安慰。

是反党成员，这矛盾的性质就变了。聂帅的处境骤然更趋艰难：停发文件，工作权利被剥夺，不能参加会议，活动受限制，在社会上大会小会连遭“声讨”批判，家里的工作人员有的也显得不那么热情和尽职。聂帅过着纯粹是“闭门思过”的生活。这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

好在这样的日子不长，只持续了两个多月，1969年1月3日，毛主席在一份反映“二月逆流”成员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这以后，聂帅处境略有好转，但日子仍然是困难的。黄永胜、吴法宪向聂帅转达毛主席批示，同时传达了林彪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

聂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以后不久，张瑞华同志被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地区的大草原上劳动锻炼，聂力同志被下放到河南省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女婿丁衡高则在陕西的一个大山沟里工作。一家人各自东西，留在聂帅身边的唯一亲人是他的外孙女聂菲，当时只有6岁。

1969年2至10月，遵照毛主席指示，聂帅抱着病弱之躯，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劳动，同时还参加每周一次的国际形势座谈会。10月下旬，在所谓“战备疏散”中，他到了河北省邯郸市。1970年2月回北京治病。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折戟沉沙。11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讲的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自此以后，聂帅的境遇进一步好转，但仍然受到“四人帮”的压制，无法在政治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老  骥  伏  枥

1976年，党和国家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谢世。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了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一次，王震同志来看望聂帅，两人谈起江、张、王、姚这几个人的问题时越说越气。王震说：“从现在起我的头发、胡子不剃了，什么时候粉碎了‘四人帮’再剃!”聂帅说：“我的心情跟你一样，必须尽快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中国就没有希望。”

9月21 日，杨成武同志来看望聂帅。两人谈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峻形势时，聂帅要杨成武向叶帅转达他的意见。聂帅说：“‘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得逞那就麻烦了。”停了一停，聂帅又说：“‘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中央会议上耍赖，蛮不讲理，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行不通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不至于发生意外。”“华国锋同志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要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这次谈话后，杨成武连夜去了叶帅那里。叶帅听后，要杨成武转告聂帅，他也有同感。

10月5日，叶帅要杨成武转告聂帅：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安排妥当了，请放心。

1976年10月6日，在叶剑英等的周密布署下，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采取断然措施，隔离审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举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动乱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告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篇章翻开了新的一页。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气势磅礴的诗句，就是聂帅不顾年近八旬的病弱之躯，投入谱写新历史时期英雄篇章的精神写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

在这个过程中，聂帅积极主张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请大批老干部重新工作。他首先想到的是邓小平同志。

““文革””初期，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小平同志曾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而遭打倒。聂帅当时就认为批邓“这样上纲，我不能同意。”1973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深得民心，聂帅也极表赞同。1975年冬，毛主席听信了江青一伙的谗言，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聂帅对此深感不平。1976年1月，他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后，特意到小平同志住处看望。2月4日，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他嘱咐聂力给邓小平女儿邓榕打电话，向小平同志全家拜年，并请小平同志保重身体。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冬，小平同志患病住院。聂帅知道这病需要吃西瓜，12月16日，特意买了个大西瓜到医院看望，两人亲切交谈。聂帅回来后找了叶帅，叶帅也完全同意请邓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们与其他老同志一起，积极向华国锋同志建议，请邓复出。当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在此前后，聂帅又积极支持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罗瑞卿等同志的冤假错案平反。

对彭德怀同志的平反问题，早在1975年5月7日，邓颖超同志代表周总理来看望和问候聂帅时，聂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天上午邓大姐来到聂家，两人谈得很高兴。近12点，邓大姐起身告辞，聂帅送客，行至走廊，聂帅若有所思，又把邓大姐请了回来，说：“请您向恩来同志报告，彭老总逝世快一年了，他是有赫赫战功的共和国元帅，为人刚直。被红卫兵无情揪斗，从四川押回北京，在火车上竟遭受残酷折磨，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实在让人气愤，我建议一定要为彭老总公开平反昭雪。”但当时周总理病情沉重，又受“四人帮”折磨，要他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尚不是时机。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彭的平反昭雪问题，才得以实现。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成为开创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新时期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新时期，聂帅非常重视从组织上、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1977年2月，他在国务院和军委联席会议上，听取导弹工业部的工作汇报时说：“现在，你们部的形势应该说是好的，各方面的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但还须注意继续把揭批‘四人帮’的工作搞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把中下层领导班子调整好。”与会的领导同志也都非常同意聂帅的意见。此后，导弹工业部掀起了肃清“四人帮”流毒影响的高潮，这对该部的拨乱反正起了良好作用。

同年3月，他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有些地方和单位，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问题上行动不力，关键是领导。领导不得力的原因，不外乎一是心慈手软，当了“东郭先生”；二是本人过去曾经跟随‘四人帮’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所以直不起腰来。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经济工作领导好?!”

1979年3月，聂帅在审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时提出，要彻底肃清“四人帮”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流毒影响。他认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不宜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剥削阶级的影响还存在，因此还会有斗争；阶级斗争是重要矛盾，但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今后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要注意打击阶级敌人在各方面的破坏活动。他的这些意见的原则精神，都反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1981年6月，聂帅又写信给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同志。他在信中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对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并未彻底清理。现在有那么多社会治安问题，反革命活动猖狂，一些干部在政治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祸根在此。所以要清理和警惕帮派残余势力，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对帮派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切不可轻信。因为他们“已经学会看风使舵的本领，会说些恭维话，对共产党是假应付真仇恨。”

党中央高度重视聂帅的这封来信，在当年7月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以后又被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邓小平同志多次论述过，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实事求是”。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聂帅与小平同志多次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所以在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聂帅作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书面发言。   

他在书面发言中说：要搞好党风，“最重要的是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三个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带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实事求是，聂帅认为：这是毛主席总结了与“左”右倾机会主义作长期斗争的经验结晶，这充分体现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两篇著述中，从哲学的高度，说明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他说，毛主席就“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反对把他的学说说成是‘顶峰’、‘绝对权威’。”聂帅又说，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不满足于一般号召，或者“找几条语录作这些号召的根据”。实事求是，又要求“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反对报喜不报忧。

关于群众路线，他认为：客观事物极为丰富，矛盾复杂，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实践和智慧，才能认识客观世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处理任何事情，“要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善于依靠集体的智慧。

关于民主集中制，他认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敢于解剖自己，具有自知之明。”发扬民主，要真正做到“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彻底关闭‘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一个专门给人穿小鞋的‘鞋子公司’。”

聂帅这个有7000余字的书面发言，理论性强，提纲挈领，论述生动。大家都认为将会对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产生积极的影响。经中央批准，这个发言稿，自1978年9月5日起，《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先后摘要或全文刊载。

聂帅戎马一生，对人民军队具有深厚感情。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仍然非常关心军队的建设。

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叶剑英同志重新主持军委工作。他力请聂帅也参与军委领导工作。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决定，重新任命聂荣臻同志为军委副主席。在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中，他以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军事阅历，就新时期的军队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益意见和积极建议。聂帅认为，在新时期，仍须贯彻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这是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   

由于原子弹、远程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高性能军用飞机、坦克、军舰、火炮等技术兵器的出现，有些同志曾产生人民战争已经过时的糊涂观念，单纯要求改进我军的技术装备。1978年8月，聂帅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帝国主义。它们不仅拥有大量的先进的常规武器，而且还拥有大量核武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将利用其装备优势，在空军、海军、空降兵配合下，使用大量坦克机械化部队，实行高速度大纵深的进攻，企图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我们要战胜这样高度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靠人民战争。”“不论武器如何发展，都改变不了人民战争的规律，改变不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根本原理……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高度发展了，我们还是要坚持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打人民战争。”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最好方式，可以“创造出制服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办法，弥补我们武器装备的不足，变敌人的长处为短处，变我军的劣势为优势……人民战争是我军的根本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过去靠它，现在靠它，将来还是靠它。”

以后，他在听取杨得志同志汇报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对国防战略讨论的情况时再次指出：“采取措施，坚守某些战略要点是必要的，以争取时间。同时注意把民兵组织落实好，打起仗来配合正规军作战。敌人来了，他们不要往后退，而是往两边散；敌人过去了，就又集中拢来，破坏它的后勤供应线。现代战争，对后勤供应依赖更大，敌人就怕这个。只要我们顶住帝国主义的头几个攻势，以后就好办了，所以对人民战争这个重要方面，民兵游击队的重要作用，不要忽视。”

聂帅对打人民战争的信念坚定不移。但他又着眼于发展的观点，重视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争取人民战争的胜利。l985年，他在审查《中国大百科全书》一书的人民战争条目时指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导弹核武器的出现，战争将在更加广阔的空间，空前紧张、残酷和激烈的条件下进行。我们打人民战争，应该发动人民利用各种手段打击敌人……。民兵游击队应在陆、海战场上以新的水平发挥更大的作用。要重视以保卫战略要点和主要城市为目的的阵地防御战，同时应重视能大量歼灭敌人的运动战。应该组织全国规模的对军队后勤的支援。”

聂帅的上述精辟论述，都在不同的范围内印发过文件，供有关同志学习，大家反映，深受教育。

走精兵强国之路，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的历史性趋势。聂帅也是这一趋势的创导者之一。

在军委会议上，在与刘华清等领导同志的多次谈话中，聂帅一再强调：军队必须坚决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着眼于提高综合国力，走精兵强国之路。1979年起，他一再督促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要坚决、迅速进行，否则要犯历史性错误。

1980年3月，他在听取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时说：现在军队各级领导机关太庞大，太臃肿，战斗连队不充实，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精简机关，我赞成大大精简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编为原总参谋部的直属职能部。各兵种的下属部队，编入步兵军或师。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否则，指挥不灵，使用不力，起不到合成军队的作用，难于完成遂行作战任务。与会大多数军委领导同志完全同意聂帅的意见，于是这次会议就军队编制的重大变动作出了决定。

1985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百万。在酝酿裁减军队员额百万的过程中，各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这一举措都是拥护的，但对如何实施的许多具体问题上，争论颇大，一时难以决断。聂帅在听取各方面的有关情况汇报后，反复思考，提出了如下意见：

1．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的领导体制以不变为宜，但要下决心进一步精简人数和下属机构，也就是要“拆庙”。

2．武器装备从研制、生产、装备部队、维修到淘汰，工作太复杂，还应由有关部门分管，成立一个大一统的机构难以承担。

3．陆军在三军中应占最大比重，过去我们打仗主要靠陆军，今后仍然如此。

4．海军舰队、空军作战部队，应由海、空军领导机关和所在的大军区，实施双重领导，以便战时三军统一指挥。

5．后勤供应的通用物资，应在各战略区内实行三军统一供应。

6．合成军队的规模以小些为宜，灵活机动。究竟多大?应在论证后确定。

7．军队精简后，高级干部相应减少，应将培养高级干部的院校集中，成立一所综合性的国防大学。

他的这些意见，在讨论过程中受到普遍重视，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都予以充分肯定，对推动当时的百万裁军，起了积极作用。   

军队武器装备如何逐步现代化，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历来是军队建设的重大课题。聂帅曾长期主管国防科研工作，有丰富经验。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推动研制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方面的经验和贡献，受到党内外的一致好评。在新时期，他重新参与军委领导工作以后，仍然高度重视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工作。有关同志也都乐于经常向他汇报请教。当时主管武器装备方面的负责人张爱萍、洪学智、刘华清等，还有像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等对国防科研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都是他家里的常客。在同他们的谈话中，或在军委会议上，他对发展武器装备均强调了以下基本思想：

1．必须继续坚持自力更生。他说，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产，不能光靠外国而受制于人。想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是痴人说梦，是不计后果的懒汉思想。外国人也不会轻意把先进装备和技术卖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引进个别的关键设备，尤其要注意购买技术专利，目的是通过研究仿制，为自力更生服务。中国人并不蠢，我们搞导弹、原子弹，就是靠自力更生搞出来的!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装备一定能搞出来。

在谈到当年自力更生研制“两弹一星”所取得的成就时，聂帅总是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兴奋与自豪。

2．要重视战术技术论证，以减少发展武器装备的盲目性。他在一份军委传批文件上批示，“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论证工作很重要，现在我们从总参到各军兵种都没有论证机构。这是个大问题。建议通盘考虑解决为好。”此后，军队各大单位的论证工作机构逐步恢复或建立，发挥了良好作用。

3．研制尖端和技术复杂的武器装备，仍要强调集中统一，组织大协作，用攻关的精神予以解决。

钱学森同志特别推崇这一观点。他多次说，这是聂帅把过去战争年代指挥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经验运用到科研工作上来了，实为可贵。

4．研制工作仍要强调坚持高质量，严要求。他认为，目前许多研制项目上不去，据了解，仍然是工艺和原材料过不了关。而这主要又往往是因为没有坚持高质量、严要求造成的。

5．要重视预先研究工作。他说，尖端复杂的武器装备研制周期均较长，在试验某个型号时，就要着手研究下一个更先进的型号，不要等老型号研制定型了，再去研制新型号，那样可能会误事。  

 6．海军、空军的主要武器装备要重视配套。他认为，研制舰艇，要同时重视与其配套的鱼雷、导弹等的研制；研制军用飞机，要同时重视与其配套的雷达、电子设备、火控系统的研制。否则舰艇、飞机将无法发挥作用。

7．我们自己要有导弹核武器，但须少而精。他说，我们执行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着重发展防御性武器装备。有导弹核武器，作为还击手段。否则，说话没份量，不易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核讹诈。

聂帅的这些见解，受到党、国家和军委领导同志的广泛重视，对推动和发展新时期军队武器装备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聂帅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防科技事业，尖端武器试验的成功与失败，都牵动着他的心。1980年5月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区域试验发射洲际导弹。81岁高龄的聂帅，来到国防科委指挥所观看发射实况。这是一个星期天，他早早起了床。在规定的上午9时提前到达现场。他的座位正好与邓小平、王震同志左右相邻。他们亲切热烈地交谈着。10时整，一个亮点在大屏幕上开始迅速移动。聂帅等屏气凝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移动的亮点。不多久，传来了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取得完全成功的喜讯。聂帅情不自禁，立即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他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几天后又用有些颤抖的手，挥毫写了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1982年10月7 日，中国潜艇首次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失败。聂帅得知消息后，没有批评、指责，而是在一阵沉思以后，嘱咐秘书给在现场指挥的领导同志打电话：“既是试验，就有成功、失败的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国家女排争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的!”在试验现场的领导同志和科技人员，闻之无不感动，深受鼓舞。大家说：还是聂帅懂得科技工作和理解科技人员，这时候一句鼓励的话该有多大的份量啊!果然在大家努力下，5天以后，潜艇第二次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聂帅也非常关怀新时期军队的训练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的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和建议。

1978年10月，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同志著文《从投手榴弹问题看当前部队的教育训练》，送请聂帅审阅。聂帅接到文稿后，请秘书反复读了两遍，说，领导同志只要条件许可，就应该像宋院长那样，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重大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他写信给宋时轮同志，除了肯定、同意宋文的观点而外，还强调指出：部队今后要特别重视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兵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三打三防”训练，不能过多地强调投弹、刺杀、步枪射击、“练铁脚板”等传统训练方法。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战术问题，是实战的需要，我军一定要从难从严，科学地进行训练。

信件发出后，聂帅仍在思考这个问题，对秘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开始德军、美军拥有冲锋枪、自动步枪，而苏军只有传统的步枪，根本没有拼刺刀的机会，因而吃了大亏。应该说这是个历史教训，要秘书向宋院长转达，把这一点补充上去。

1980年4月，原总政治部召开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研究加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会议期间，总政领导向聂帅汇报会议情况，聂帅听后说：军队政治工作首先抓党的建设，“抓得对，抓得好。把党整顿好，要先解决‘头’的问题，而后躯干和四肢就好办了。红军时期就是这样。那时战争频繁，对党员的教育抓得很紧很严，并落实在行动上，发挥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战斗力就强了。”他还特别强调，军队高级干部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要多读好书，要让无产阶级思想牢牢占领阵地，抵制不健康甚至不好的文艺、影视作品的影响。

1987年4月，他写信给当时的原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同志，要求高级干部必须对子女严加管教。他说：“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在人民群众当中影响极坏，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完全应该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撤就撤；为非作歹的，要依法严加惩处。决不留情。”

这两件事引起了巨大反响。对政工会议的指示，与会的同志说：聂帅关于“头”与“躯干、四肢”的分析比喻，形象生动，抓住了政治工作的关键。给余秋里同志的信，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全国许多报刊杂志纷纷转载。

聂帅对军队后勤工作也倾注了极大的关怀，他认为，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巨大，对后勤保障的依赖性更大。1982年11月，他对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同志说：“现代战争对后勤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没有坚强的后勤保障，要想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希望后勤战线的全体同志更加奋发努力，搞好精简整编和后勤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为国防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新时期，聂帅继续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而奔劳。这方面有许多动人的事例。文化大革命中，科技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均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新时期开始，科技界问题成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各科研单位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很难集中力量搞科研攻关，多出成果，多出人才。聂帅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79年9月，他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这方面的突出问题。10月8日，中央即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的通知，聂帅任委员会书记。

不久，《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有位科技工作者曾尖锐批评：中国在研究激光雷达方面已经13年，仍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干，谁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聂帅认为这意见是正确的。于是，他在12月6日写信给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现在分散主义严重，有些单位搞小而全，大而全，重复、浪费很大，分散了力量，结果谁也干不成。经验证明，即使“将来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更要集中统一，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绝不能搞小而全，大而全……当然，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现在要马上统起来，有困难，但这是个方向，总应该向这个方面努力。”信后附了关于卫星、原子能、计算机等研制方面的协调意见。

12月8日，小平同志对聂帅的信批示：“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聂帅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1981年12月，聂帅根据中央关于党政要分开的原则，认为协调工作由国务院组织更为有利，因此，经他建议，撤销了“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

聂帅关于组织大规模科学研究协调工作的意见，得到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等的积极支持。他们在写给聂帅的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国防工业系统和国防科研系统、高等院校和地方科技力量等几支专业科技队伍，并大致上分别以基础科学和新技术的探索性研究实验为主，或以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重大科技问题的应用研究为主。我国‘两弹’问世和卫星上天的重大成就，基础和新技术研究同重大国防尖端项目研制相结合，是军用科研同民用科研相结合的结果……实践证明，上述几支队伍，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协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解决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事实证明，聂帅关于集中力量，大力协同，突破科学技术难关的思想是正确的。   

1981年4月，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提出《关于充分发挥中青年科技干部作用的报告》，聂帅看到报告后写信给该局，认为报告写得很好。他在信中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的科技干部，大多已是50岁左右了，应“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其时也!否则老之将至，悔之晚矣!”信中还就科技干部的职务晋升，提出“不要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据说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却在埋头写论文……我认为晋升的条件还是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要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聂帅的这封信，对知识分子兼具悉心爱护和严格要求，受到各方面的普遍赞同。

1982年8月和ll月，聂帅先后接见了《光明日报》记者和《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同志，畅谈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总括起来，他强调了如下几点：

1．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人民利益所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措施。革命战争年代，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作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又作出了很大贡献。实践证明，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不重视知识分子或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四个现代化便难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他说：因此我们要同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愚昧落后现象作斗争。“在整个社会，要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新道德，新风尚，充分信任和爱护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2．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首先应该做到对科技人员一定要“学以致用”，专业对口，用非所学，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其次，对科技工作的后勤服务要跟上。科研单位的行政和政工人员，都要树立全心全意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不能让一个科技人员放下科研工作，把精力搁在跑仪器跑原材料上。“50年代我就讲过，我就是个大勤务员，自愿为科技人员服务。当我看到他们安心地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时，我也心安了。”第三要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如他们当中许多人工资低，住房少，工作任务重，家务也重，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克服困难，逐步予以解决。第四，对知识分子关心的学位、学衔、技术职称等问题，也要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好。

3．对科技工作，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以自力更生为基础，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组织科技人员攻关。他说：“现代科学技术，同18、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今天要进行重大的基础理论、重大工程和重大科研项目、重要设备的研究和制造，靠某个人或某单位甚至是行业和地区的力量已远远不够了，需要国家整体的力量才能完成。我们研制导弹、原子弹，需要一万三千多种新材料，许多是国内从来没有生产过的。但是在集中统一领导下，大力协同，没有用多长时间就陆续试制成功了。为了国家的需要，我们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组织起来，有矛盾就协调，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挥了最大的效益。”

聂帅这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分别在当年9月1日的《光明日报》和第24期《红旗》杂志上刊出，在知识分子中，在科技界，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重视，对推动科技工作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聂帅关怀科技工作，关心知识分子，是他们的知心朋友，对他们的疾苦时刻挂在心上。许多著名科学家是聂帅家里的常客。只要他们要求见他，他总是来者不拒，热情接待，亲切交谈。有时，医生考虑到聂帅的健康，不得不要求秘书瞒着聂帅，婉拒来客。

1982年6月，年仅43岁的光学专家蒋筑英同志，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他的事迹，聂帅听后异常感动。ll月，有关部门要出版介绍蒋筑英模范事迹的书籍，聂帅欣然为该书题写书名《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他非常感慨地对秘书说，这个年纪，正是科技人员发挥作用的最好时光，实在太可惜了，要大声疾呼，全社会都来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平时得知哪位专家因病住院，聂帅总要派女儿聂力同志或秘书到医院亲切探视问候，使他们感到无限欣慰。

1986年，著名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因患癌症住院，聂帅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亲自去探视问候，多次派聂力到医院探望。7月下旬，邓教授病危，聂帅闻讯，立即派秘书赶赴医院，转达他的致意：“稼先同志对中国的核科学事业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很怀念他，希望他尽快康复。”待秘书赶到医院时，邓教授已处于昏迷状态。秘书只得向守候在病房的邓教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转达了聂帅的问候。许教授听后激动地说：“谢谢聂帅的关怀，稼先也经常惦记着聂帅，希望他老人家保重，健康长寿。”不幸噩耗传来，聂帅痛惜不已。

不多久，著名力学专家吴仲华同志因患肝癌住进北京医院。北京医院建议吴教授到治疗这种疾患有丰富经验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进行诊治与手术。因涉及吴教授的医疗关系问题，转入军队医院有困难。正当吴教授一家为此事犯难时，聂帅得知，立即要秘书打电话给洪学智同志，请总后勤部方面转告二医大，一定要派最好的医生，制定最妥善的方案，力争手术成功。不多时，吴教授转院到上海，经二医大的精心组织与手术，为吴教授成功地切除上肝部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肿瘤。吴教授病愈出院后，十分感谢聂帅。聂帅说：50年代，吴仲华同志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与舒适生活，毅然归来报效祖国，始终坚持在科研第一线，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该是我们感谢他。那时回国的一批老科学家，有真才实学，热爱祖国，始终跟党走，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也不动摇，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约两年后，吴教授虽然还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但不是发生在肝部，说明二医大的手术是成功的。

住在广州的著名眼科专家毛文书教授，每次来北京，总要到聂帅家来探望问候，有时还留下来吃饭。聂帅知道毛教授很喜欢吃冬寒菜，总要在毛教授离京时，买些冬寒菜送给她。次数多了，工作人员说，这种菜广州也有卖。聂帅说，广州有，那是在广州，这里买是我的心意，再说，毛教授工作忙，即使有，可能也没有时间去买。经这么一说，以后只要毛教授一到，工作人员就主动买些冬寒菜送给她。聂帅见了，总是微笑着满意地点点头。

聂帅历来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进入历史新时期，他更是念念不忘这一关系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力主对青年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形势喜人；但聂帅也看到，在新形势下有些人迷失方向，拜倒在金钱之下，贪污腐化，世风日下，这使他深感忧虑。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老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决心用实际行动弘扬革命传统。

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同志来看望聂帅时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编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编写“聂荣臻传”的任务，由北京军区来完成，军区党委指定由魏负责组织人员撰写。为使这部传记尽量写得生动准确，希望聂帅能抽时间向传记组的同志谈谈自己的经历。聂帅表示，为老同志立传，无疑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非常好的举措，很赞成。但涉及他本人该怎么办，要容他考虑考虑再说。

三个多月以后，聂帅对秘书说：我反复考虑，为我写传而要我谈自己的经历，这不好谈。我想还是写回忆录好，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这比较有意义，也容易说。请魏巍同志携同传记组的同志一道去北戴河，我们在那里边休息边谈。于是，从7月下旬起，在北戴河海滨，聂帅每天抽1至2个小时的时间，与魏巍同志等谈他的革命一生。伴着海滨习习的凉风，清新的空气与阵阵海涛，聂帅兴致很高，20多天里共计谈了16次，回到北京以后抽空继续谈，到1981年10月，聂帅总计谈了94次，从自己的出身家世到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详细说了一遍。1982年11月，回忆录50万字的初稿写成了。聂帅对初稿字斟句酌，仔细审查了3遍，边审查边修改，并广泛征求有关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意见。l983年5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聂荣臻回忆录》，l986年3月再版，受到普遍好评。

聂帅以如此严肃的态度撰写回忆录，寄托着一位老革命家为弘扬革命优良传统的殷切企望。他在回忆录自序中说：“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以垂暮之年孜孜于此者，无非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寄热望于年轻同志，为他们学习党史军史提供一些参考材料而已。”

1983年6月，抗日战争中闻名遐迩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同志有事路过北京，来看望聂帅。聂帅对他说：“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名扬天下，战争年代的许多事忘记了，但这件事始终没有忘记， 也不应该忘记。五壮士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感人至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值得后人世世代代仿效学习。”他又勉励葛振林同志说：“五壮士就剩下你一个了，发扬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精神，你最有发言权。老同志退下来了，要注意保重身体，努力搞好‘传帮带’工作，向青年人讲过去的艰苦岁月，讲革命先烈的动人故事，讲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讲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就叫做发挥余热嘛!”

1989年8月12日，著名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同志在石家庄病逝。聂帅闻讯，极为悲伤。他沉默好一阵后，以低哑的声音，要秘书立即起草一份给河北省委、平山县委的唁电，口授的电文是：“惊悉著名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同志不幸病逝，深为悲痛。战争年代，戎冠秀同志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晋察冀边区千千万万的人民和人民子弟兵。我也深为她的精神所感动。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感情，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她的革命精神，继承她的遗志，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当天晚饭后，聂帅又对秘书说：抗日战争中，戎冠秀爱护和抢救子弟兵伤病员的事迹十分感人，她真正是人民子弟兵的母亲。两年前，她给我送来了一双战争年代穿的布鞋，是她亲自缝制的，还有一封语重心长的信，礼轻情意重啊!戎冠秀的精神非常宝贵，应该大力发扬，这就是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的军队，只要真正能得到像戎冠秀同志那样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无往而不胜。1991年2月，著名拥军模范庄印芳同志，代表江苏老区人民来京看望聂帅。聂帅对她说：“你在江苏，还惦记着正在病中的一个老兵，我很感激你。战争年代有个戎冠秀，我们称她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是最关怀的。所以，我也称你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你愿意吗?”庄印芳激动地回答：“愿意，这是最光荣的称号。”聂帅说：“是啊，这很光荣，这是人民的意见。戎冠秀同志两年前已经逝世了，我很怀念她。”

聂帅十分关怀青年人的健康成长。80年代他多次会见全军优秀班长代表，先进工作者代表、英雄模范代表、通信兵女战士代表、野战部队和警卫部队的青年代表、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等。他对全军英雄模范代表说：“你们是全军的精英，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和骄傲。希望你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群众，努力奋斗，继续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对出席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说：“中国青年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现在这一代青年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始向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新长征的时期。希望继承和发扬党和青年团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作最有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89年8月，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前夕，聂帅通过《中国青年》杂志对全国青年发表谈话，他的话充满激情而又语重心长：“共和国走过了40年壮丽征程，在纪念她生日的庄严时刻，我想到我们这代人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我想到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战友与同志，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平静。共和国来之不易，我们活着的和后来的人应当何等地珍惜她啊!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教育青年一代牢记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我们立国治国之本，传家之宝。青年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工作要着眼于青年，着眼于未来，要引导青年振奋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寄希望于青年们，用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染红的共和国的旗帜，会在你们手中高高飘扬，世代相传!”

一位老帅对青年人的希望，多么情深意切!

聂帅也极为重视对少年儿童的教育。l983年“六一”儿童节，他特意来到全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看望孩子们，并题词：“要教育儿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接好革命班!”聂帅喜爱儿童，儿童们也敬爱这位功勋卓著而又亲切的聂爷爷。张家口“长城少年书社”请他题写社名，他慨然允诺。以后这个书社的十多位10岁以下的孩子寄来了他们的书法作品，聂帅认真品评，津津乐道。聂帅逝世后，张家口的许多儿童专程赶到北京聂帅家中吊唁，其场面感人至深。至今，“长城少年书社”的小朋友，在重大节日或聂帅逝世纪念日仍常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吊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聂帅有灵，当慰九泉!

聂帅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万里长征、百团大战、平津战役等，并在其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每当开展纪念这些事件的活动时，常有许多同志来采访他。他总是不辞辛劳，认真讲述事件的经过、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他常说：“人们怀念这些历史事件，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纪念，都有利于继承革命传统，只要健康允许，我向他们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义不容辞。”为了弘扬革命传统，聂帅不辞辛劳，为许多革命烈士、英雄模范、革命领袖、革命纪念地、纪念馆或碑亭、重大历史事件、有荣誉称号的部队、优秀的著作、书籍、报刊等题词、题字、作序或写贺信。据统计，仅1990年到l992年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共题词作序等达228件。这些，都表明了聂帅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高度重视。

与  病  魔  拼  搏

聂帅是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人。在战场上，他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在和平时期的日常工作中，他更是孜孜不倦，积劳成疾。在与疾病作斗争中，他也表现出了革命战士的顽强拼搏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军管会主任、京津卫戍区司令员等职，工作异常紧张和劳累，加上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的折磨，使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过早地蒙上了阴影。1952年初秋，一次他在陪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来后，在办公室里直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稳而摔倒在地上。医生诊断为脑神经平衡失调，伴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他不得不卧床休息了1个月，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有多少工作需要紧张地进行，况且抗美援朝作战正酣，聂帅便不去顾及个人的健康，又坚持工作了，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才稍稍松懈下来。

1960年春天，聂帅的心脏病再次发作，高血压症也频频侵扰，而后胃肠功能紊乱，前列腺炎、糖尿病、皮肤病等多种疾患接踵而至。在病魔面前，聂帅仍以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意志与它斗争。   

从50年代起，他坚持每天散步两次，每次40分钟左右，倘若没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他散步大多是在自己家的庭院里，有时也去附近的公园，北海公园就是他常去的地方。常年坚持散步，锻炼了他的体质。工作太累了，他也抽空去钓钓鱼，使大脑得以休息。除了散步和钓鱼，聂帅生活上没有别的嗜好。他会打麻将牌，那是30年代在白区秘密工作时学会的，是为了做掩护，进入苏区以后就再也没有打过。可以说，散步和钓鱼，为聂帅保持身体健康奠定了基础。

此外，生活上他力求规律，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早上6时半左右起床，晚上l0时就寝。饮食清淡适度，不抽烟，一般不喝酒，喝也只是喝很少一点葡萄酒。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始终保持乐观情绪。有了病，服从医生的治疗。由于多方面的努力，使聂帅一次次地战胜了疾病。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聂帅晚年的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首先是他的心脏病日益严重。过去，他心脏病的症状是室性或房性早搏，病来了注意休息，吃点药也就缓解了。l968年3月8日，他第一次心房扑动，持续了60多个小时，经多位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会诊、用药才转复过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聂帅被诬陷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身心健康再次遭受重大打击。此后，他的心脏病时有发作，有时是早搏，有时是“房扑”，心电图显示，心肌缺血情况日趋严重。聂帅对此却泰然处之，一方面按医生要求，坚持服药；另方面仍尽可能坚持锻炼身体和保持乐观情绪。

1969年1月，聂帅对几位秘书说：“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为党为革命工作了一辈子，我绝不会反党，现在他们给我扣上了反党集团成员的帽子，连累了你们，我的心里很难过。”秘书们无不为他光明磊落的为人所感动。这期间，停发了应由他审阅的文件，这无疑等于停止了工作，他并不理会，仍镇定自若，没有工作就增加散步的时间，还破天荒地学会了打扑克牌。一段时间里，他每天上午看报学习，下午就与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调剂精神。晚上散完步，就与家人、工作人员一起聊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但主要还是讲他的革命经历。聂帅的伙食也受到影响，几乎顿顿吃蒸腊肉，一两样蔬菜，他并不在乎，送上来就吃，吃饱算数。他还风趣地说：“毛主席说过，诸肉里面猪肉好，百菜里面白菜香。腊肉也是肉，每顿有肉有菜就不错嘛!”

1969年2月，聂帅被发配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蹲点进行所谓劳动锻炼学习。化工三厂坐落在北京市东南郊，是50年代公私合营时由90多家私营小企业合并而成的。此时厂里共有员工千余人，工作与生活条件相当差，坐的是硬板凳，冬季室内没有暖气，只能围着碳盆或煤炉取暖。厕所是露天蹲坑，每次大便，他蹲下去后总是不能自己站起来，要靠别人搀扶才能起身。他还患有结肠过敏症，大便次数多且急，这样的条件，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大难题。后来，工作人员设法做了一个简易的木架子，使他能坐在木架子上解手，才算好些。对这些困难，他也全然不顾，坚持下厂干了10个月。

1969年10月，聂帅又被所谓“战备”而“疏散”到河北省邯郸市。当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已被大量精简，秘书由4人减为1人。所以随同他到邯郸的，家人只有6岁的小外孙女，工作人员只有警卫、护士和厨师，秘书则在当地军分区临时借调一位同志充任。那里的生活条件仍很差。那年的冬日好象来得比往年早，严寒使人难耐，室内又没有暖气，奇冷无比，只得在烧开水的锅炉上，临时接了一根管子通到他的卧室内，勉强带来些许暖意，渡过了寒冬。由于背着“二月逆流”干将的黑锅，他住在招待所，除了工作人员以外，几乎没有人与他往来。聂帅仍坦然依旧，与在北京时一样，每天坚持到住所附近的丛台公园散步两次，照旧打扑克牌。

由于不服邯郸地区的水土，一两个月后，聂帅逐渐得了皮肤病，奇痒难耐，夜间经常不能入睡。l970年2月，不得不回到北京治病。虽然经过医生多方设法治疗，但开始病情仍不见减轻，夜间竟情不自禁地自己将皮肤抓挠得多处出血，真可谓是遍体鳞伤。他说：“这滋味不好受啊!如同有许多毛毛虫叮咬在身上，痒得钻心，忍不住就要去抓挠!”医生只得一面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在患部涂上些消炎止痒药；一面用纱布将他的身体裹住，像是怕婴儿自己抓破脸在手上套上布套套一样，也给聂帅双手做了纱布手套，以免进一步抓伤皮肤。

1970年春到1971年春，是聂帅健康方面的一段困难时间。皮肤病使他睡不好觉，睡不好觉又引起心脏病频频发作。有一次心房扑动达77个多小时，这是他患心脏病以来发作时间最长的一次。尽管如此，他仍然顽强地抗御着，只要身体稍好，就坚持读书、看报或去散步。

1970年8月18日，他感冒发烧，卧病在床，接到了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通知。大家劝他还是请病假算了，但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定要去。第二天上午，聂帅乘飞机由西郊机场起飞，经停武汉后，换乘小飞机到了九江，又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到达庐山。

由于过度劳累，当天夜间，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医生为他诊治后，建议他静养几日，不参加会议，或回京休息。但聂帅仍然坚持参加会议。会议中，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事实。在聂帅参加的小组会上，竞有少数中央委员，无端地批评起聂帅来。小组会结束后，聂帅对秘书说：“揭露陈伯达的言行，这又与我何干，如何又挂连上了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在“文革”中已屡见不鲜，随他们去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聂帅一直坚持到9月7日会议结束，才回到北京。

1971年5月，接受医生建议，聂帅来到天津，常去郊区一处温泉池洗浴，这个温泉的水所含的某些矿物质对治疗皮肤病很有益。一个多星期后，他的奇痒无比的皮肤病日见好转。这年7月14日，聂帅同已经进行过直肠癌手术的陈毅元帅一起来到北戴河休息。这是他们在“文革”中第一次相约来到这个避暑胜地。恬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两位元帅心情都很好。他们的住地相邻，经常在一起，或漫步林间小路，或到海滨浴场进行日光浴，话题最多的是过去的斗争经历和“文革”遭遇。

陈毅是位性格开朗豪爽、意志坚强的老帅，他经常鼓励人们下海游泳，与风浪搏斗。他也让陪他同来的夫人张茜同志到海里沐浴。张茜经过“文革”的“批斗”，身体比较虚弱，陈老总说，锻炼锻炼有好处。一天，女儿陈珊珊来北戴河探望，正好当天风浪很大，陈老总要她下海游上一圈儿。好在珊珊水性不错，勇敢地迎着风浪游了一阵。陈总满意地笑了。聂帅看到这些情形后，对工作人员说：“这个陈老总啊，爽朗的性格还是当年的样子，我就喜欢他这种性格!”   

两个月的海滨休息，聂帅的健康有所恢复。不久，“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聂帅此后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多了起来，健康状况也趋于稳定。

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聂帅在为开创中国革命的历史新时期进行拼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0年初，他在广州心脏病再次严重发作，心房扑动持续了70多个小时。考虑到他已是80多岁高龄，身体较弱，心脏病专家们一致认为，需进行电刺激转复，否则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种治疗方法，在聂帅身上使用还是第一次，风险较大。医生征求本人意见时，他仍然是一句话：一切听医生安排。后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采用这种办法帮助聂帅渡过了一次难关。

1981年10月上旬，聂帅的前列腺炎反复发作，排尿不畅，不得不用多种抗生素诊治，结果引起菌群失调导致伪膜性肠炎，腹泻不止，最多时一天达15次。这种病当时的死亡率高达70％。1l月4日，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此后，多种疾病同时向他袭来。虚弱的身体又患了感冒，持续高烧，进一步削弱了他的体质。感冒并发肺炎，肺炎产生胸水压迫心脏，导致心房扑动，心力衰竭。前列腺炎发展成前列腺肥大，引起严重的尿潴留，随时有诱发肾功能衰竭的危险。这么多严重的疾患纠缠在一起，用药已经相当困难。解放军总医院多次发出聂帅病危通报。当时党政军领导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到医院探望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大家都很着急，聂帅却处之泰然。他对家属和工作人员说：中国的医学专家与外国专家比，医术精湛有过之无不及，为我看病的医生、专家都是一流的，不相信他们相信谁?你们不要去干预医生的治疗方案或提出使医生为难的要求。他对医生们平和地说：你们别急，每次会诊，不要请太多的专家，人多了意见不好统一。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不要有太多的顾虑，我已经82岁了，万一不行，也不算短命了。

在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和院内外医生、专家、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加上聂帅的积极配合，经过4个半月的治疗，他竟奇迹般地转危为安，1982年3月18 日，由医院回到了家中。

1983年“三八”妇女节，获得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姑娘们来看望时，他对郎平、孙晋芳等排坛名将们说：“感谢你们为国家为民族争了光，我最爱中国女排!我就是喜欢你们那种不畏强手，不怕困难的顽强拼搏精神。我们民族就是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各行各业都要向你们学习。”不久，有关部门请他为与生命抗争，并有不凡业绩的著名残疾女青年张海迪同志写几句鼓励的话，他欣然命笔，题写“要象张海迪同志那样顽强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以后他常以女排姑娘和张海迪同志的拼搏精神，勉励别人也勉励自己。

聂帅虽然渡过了生命历程中的一大难关，但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前列腺炎症和肥大日渐发展，尿潴留频繁发生，到1985年12月27日，不得不做膀胱造漏手术，在小腹部开了一刀，插上可以昼夜排尿的导尿管。心脏更加脆弱，心脏供血情况越来越差，心力衰竭日益明显，严重影响着他的行动，到l989年7月18日，终于导致心肌梗塞第一次发作。伪膜性肠炎治好了，但结肠过敏症更为加重，有时达到大便不能自我控制的程度。体质削弱，感冒频发，而且很容易并发成肺炎。还有其他疾病时有发生……   

在这样差的健康状态下，聂帅仍顽强地与疾病搏斗。他的情绪总是十分乐观，在思想上绝不被病魔所压倒。一次，聂帅风趣地对人说：“人生70而拐，80而车。我的体会是，人过了70岁，行动就离不开拐杖了，过了80岁，行动就离不开手推轮椅了。但还是需要活动锻炼，不锻炼怎么行?!”他不能拄着拐杖散步了，就坚持扶着手推轮椅慢慢走。后来这样做也困难了，就由人架着挪步，先由一个人架逐渐由两个人架。架着挪步也困难了，干脆就在轮椅上、躺椅上或病床上做最简单的体操，活动四肢。与此同时，医院派了按摩师，每天为他按摩，做被动运动，聂帅都能很好配合，这对他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聂帅就是这样顽强地与病魔周旋、搏斗，加上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为他生命的延续又赢得了l0年的时间。

1991年9月，聂帅因为心力衰竭症状严重，再次住进了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又一次转危为安。但出院回家后，像起床、吃饭、大便等日常生活，自理已相当困难，稍有活动，就气喘吁吁，而且日甚一日。这仍是心衰的表现。聂帅预感，他离最后的日子可能不远了。    ‘

1992年2月14日下午，他与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两位老秘书谈话，大意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还是革命时间来说，同党内尚健在的老同志比，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就是现在死了也死而无憾，死而无悔。目前我的病情日见沉重，你们可要作好准备。

进入3月，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连说话都上气不接下气。4月2日，解放军总医院发出了聂帅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通报。此后，党、国家和军委的领导同志，还有许多老同志，常来电话慰问或探询病情，对聂帅都极为关心。由于聂帅坚持不住院，医院便在他家中组织了由著名医学专家领衔的抢救医疗组昼夜值班监护。

4月12日下午，聂帅自觉病情沉重，同两位老秘书说：“我的心力衰竭，恐怕很难熬过这一关。”秘书劝他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激动，要安心静养，医生会有办法的。他说：“医生当然在想尽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趁现在头脑还清醒，说几句话，就算做临别遗言吧。”秘书赶紧取来录音机。聂帅说话时声音沙哑，断断续续，但很有逻辑。他说：“我入党70年，从未离开过党交给我的岗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没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赋予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象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总之，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能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为祖国增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谈话中间，聂力同志下班回家，她也听到了父亲的谈话。大家都感到聂帅的遗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深为他对祖国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所感动，也为多年朝夕相处的感情所激动而难以自制，泪流满面地啜泣起来。聂帅见状，反过来对聂力和两位老秘书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再次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这次谈话，由秘书按录音整理成文字稿，4月15日给聂帅念了一遍，他说：“我看可以。”关于家务事，在这些天里，聂帅也对夫人张瑞华、女儿聂力、女婿丁衡高同志陆续留了遗言。病情逐渐在恶化，医生作出了许多限制聂帅活动的规定。要求聂帅不要听汇报，不听新闻，也不再给他读报、念文件。可是，聂帅多次对秘书说：“医生的好意我知道，但我革命了一辈子，怎么能不知道不关心国家大事呢?再说，一个人只要不死、不糊涂，思维就不可能完全停止，不想这件事，就会想那件事。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我听听国家大事。这就叫精神食粮，人是不可以一天没有精神食粮的。”医生无奈，只得照聂帅的意见办，但规定读报、念文件或汇报情况，只限于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不能超过半小时。

聂帅毕生勤奋好学，他常说：“一个人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生命才有意义。”聂帅最后一日的活动也是这话的有力佐证。

1992年5月14日，北京已是暮春，暖意融融。几天前的一场喜雨，滋润了干旱已久的华北大地。走进聂帅住宅，树木葱茏，常春藤挂满院墙四壁。书房办公室前的一小片竹林，已萌生出许多新叶，多支竹笋破土而出，成长茁壮。芍药花泛出阵阵清香。红、黄、白各色月季花，有的已经盛开，有的含苞欲放，一些雀鸟呜叫着飞来飞去，一片生机盎然。这一日，聂帅仍如往常一样，7时起身洗漱，7时半听新闻(工作人员先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时半的全国新闻联播录下音，而后重放)，8时早餐。餐后，医生查病，护理日记上记载聂帅病情尚无异常现象。

上午l0时，工作人员照常去给聂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当听到报上一条消息说，前几天一场春雨，缓解了北方的旱情，冬小麦长势喜人，他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民以食为天呀!”半小时后，他安祥地半坐半卧在病榻上，闭目养神。

中午12点，按时午餐后喝了点水便休息了。

下午3时，午睡醒来精神显得很好，兴致勃勃地听准时到来的秘书给他念文件。听到一份文件上说，今年1至4月，国家财政收入大于支出26％的时候，聂帅满意地点头微笑。一份关于近年我国外交工作取得许多成就的外交部情况通报，使聂帅很兴奋，说：“这几年我国外交工作搞得不错，形势很好。”他对一份有关台湾情况的简报表示了极大关注，深情地说：“海峡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他的心胸装着整个中华民族，企盼着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早日统一。

这天下午，适逢聂帅家乡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来人，召集在京的江津籍人士开会，座谈建设好江津的意见和建议。聂力同志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聂帅病重，始终牵动着女儿的心。一段时间以来，聂力无论是上班或开会，回到家里，她总是要先到床前去看望父亲。今日回家，已经是开过晚饭的时间。聂帅知道她去参加座谈会，以为她是会后吃了饭回来的，就风趣地说：

“你的口福不错呀!”

“我还没有吃饭呢!”聂力回答。   

“为什么不吃?”

“我要赶回来看你呀!”

聂帅高兴地微笑着，听聂力谈开会的情况。聂帅说：“江津要发展，就得搞改革，就得开放，否则很难前进。”

聂力说：“江津的同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赶上来。”

“对嘛!我们江津有一种特产叫米花糖。糖是不错，可就是包装跟不上去，几十年不变。这一点日本人就比我们进步，他们很注意包装装潢。产品要打出去，就要不断改进。”谈完后，聂帅沉思着，或点头，或摇头。看得出，他对家乡充满了眷恋深情。

晚饭后，张瑞华、聂力、丁衡高同志，加上两位老秘书，如往常一样，陪同聂帅先看晚上7时的电视新闻联播。半小时后休息片刻，大家又陪他看“动物世界”的电视录像片《危险的行当》。中央电视台的同志知道聂帅喜欢看动物世界这个节目，就专为他转录了该片，当时还没有公开播出。片中许多精彩画面深深吸引了聂帅，他看得很有兴趣。看过一半，已经8时半多了，工作人员用遥控器把电视机关了。

“咦!怎么没有了，不是还没有结束吗?”聂帅问。

秘书回答：“聂帅，您已经看过半个多小时了，医生关照您身体不好，看时间长了会累的，剩下的一部分，明天晚上再放。”聂帅点点头。

以后大家围着聂帅聊天。他安详地躺着静听别人讲，谈天气、谈电视、谈外面的社会情况、谈北京的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等等。当提到目前正是春夏交替青黄不接，北京市场上蔬菜价格比较贵的问题时，聂帅说：“这可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肉少，吃菜多，政府要多想些办法，多搞些暖棚嘛!”

大家告诉他，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在按中央的指示，狠抓“菜篮子工程”，其主要措施也就是搞暖棚。

聂帅点点头，感到欣慰的样子，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招呼大家不要再聊了，让聂帅休息吧。

9点多了，护士照例开始为聂帅洗脸洗脚等，做睡觉前的准备工作。

秘书先起身告辞，刚走了几步，聂帅问：

“(聂荣臻)军事文选的编辑出版工作情况怎么样了?”    秘书告诉他，正在排印。

“南昌起义、红军时期的几份文电是否收进去了?”

“都收进去了。”秘书说。   

“什么时候能出版?”

“解放军出版社的同志讲，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请您放心。到时候他们还要来向您献书哩!”

“那好。”聂帅微笑着点点头。随后对张瑞华、聂力、丁衡高同志说：“你们也休息吧，衡高、聂力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几个人相继离开。

晚上l0时，聂帅按时熄灯入睡。往日入睡不久，就可以听到鼾声，可今天没有。

正好这天晚上解放军总医院汪石坚副院长和聂帅医疗组的几位专家、教授都在。他们警惕地注视着聂帅的心电监护器。大约10多分钟以后，专家多次会诊预料的情况发生了，心电监护器屏幕显示，聂帅的室性心律出现严重紊乱，这是极度心力衰竭的表现。   

医务人员立即组织全力抢救。不多久，解放军总医院的领导率领一批专家赶到现场，也投入抢救。

聂帅没有哼一声，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晚10时43分心脏停止了跳动，溘然长逝。他93岁高龄，走完了人生之旅的最后一段路程，新中国最后一颗帅星陨落了。

在聂帅昏迷抢救的弥留时刻，江泽民同志等党、国家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人，还有不少老同志及其家属，陆续来到聂帅身边，向他作最后的握别。

张瑞华、聂力、丁衡高同志，虽然知道聂帅病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还是难以相信和接受这突然而至的现实，他们悲痛欲绝，痛哭失声，不时亲吻着聂帅，拥抱或抚摸着聂帅的遗体，似乎想把他从沉睡中唤醒!

聂帅的医务人员、秘书和工作人员等，也都深为失去自己敬爱的首长而悲痛，个个泣不成声，恋恋不舍，当夜他们谁也没有离开，一直守护到天明!

聂帅安祥地走了，他一生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和伟大精神，永远留在了人间!

聂帅逝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讣告，高度评价了他革命战斗的一生。称他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称赞他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表现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博大胸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聂帅逝世后，江泽民同志很快题写了“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挽词。这确切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

（注：本文共3.37万字。刊登在200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元帅的晚年岁月》一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