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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与美穗子

发布时间:2019-11-19 11:28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周均伦

 

一位是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一位是日本国的普通妇女,他们的交往,成为中日人民友好史上的一个生动故事,被人们广为传颂。

1980年4月25日上午,聂帅听取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同志关于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情况的汇报。汇报结束了,参加汇报的《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拿出3张照片请聂帅看。那是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由摄影家沙飞拍摄的,照片很清晰。第一张,聂帅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凝视前方;第2张,聂帅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战士给那个小女孩喂饭;第3张,一位老乡挑着两个箩筐,手中拿着一封信,聂帅正在依依惜别地抚摸着坐在箩筐里的小女孩的头。

姚远方问:“聂帅,您还记得这几张照片吗?”

聂帅仔细看过照片后说:“记得,记得,那不是百团大战中,我军从井陉煤矿那里救出来的日本小姑娘嘛!”

“您的记性真好。这件事过去40年了,但意义很大,我写了篇《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目的是弘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您还记得吗?”

聂帅沉思良久:“好象她叫兴子。”

快到午饭时间,姚远方把照片留下后告别了。

下午,聂帅再次审视着那3张照片,回忆当年的情景……1940年8月21日,位于正太铁路井陉站附近的洪河槽村的前线指挥所里,电话铃声不断,大部分是报告百团大战战况的,其中有个电话报告说:“昨晚3团1营攻进井陉矿区,在东王舍车站激烈的炮火中,两名战士冒险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姑娘,大的四五岁,小的看来才几个月。她们的母亲当即死在炮火中,父亲负重伤,我们救治不及,也已经死亡。如果是中国女孩,好办,交给老乡就行了,可这是两个日本小姑娘,部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办好?”接电话的参谋问:“部队有什么反映?”“战士们说,我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救出来的虽然是日本人,但我们不后悔。”“那好,你们等我答复。”

参谋放下电话,跑来请示正在指挥作战的聂荣臻司令员。聂荣臻听后说:“部队的同志讲得好,我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八路军还以礼相待,何况是孩子,叫他们立即把小孩送到指挥所来。”

洪河槽村离东王舍不远,小孩很快就送到了。

百忙中,聂荣臻抱起只几个月的小女孩(以后得知是美穗子的妹妹,送到石家庄不久就病故)亲了亲,叫赶紧设法在附近找奶妈喂奶,,然后又俯下身问美穗子叫什么名字?美穗子不懂中国话,面有惊恐,只是一个劲地说:“兴子,兴子。”这个回答,深深地印在了聂荣臻的脑海里。见到孩子受惊吓,他没有再问什么,叫人找了些糖果和当地的特产雪花梨,亲手递给美穗子。他见孩子不吃,先是奇怪,一会反应过来了:“哦,日本孩子爱干净。”于是亲自用水将梨洗了洗再拿去,美穗子果然接过去吃了。这一来,日本小姑娘对这位个子高高脸上露着慈祥微笑的八路军伯伯不再害怕了,愿意牵着他的手,跟着他随便走动。

聂荣臻很喜欢孩子。他唯一的女儿聂力,当时还留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父女俩分别已经10个年头,生死未卜。平时见了孩子,他总要抱抱亲亲,似乎想以此来寄托他对女儿的思念。如今,触景生情,他更加思念聂力了。

战事太紧张,如何安排这两个日本小女孩,需要聂荣臻很快作出决断。他在晚年回忆这个决断时说:“孩子是无辜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孩子留在異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2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总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将她们送回去。”

聂荣臻是位军事家,也是政治家,能文能武。于是在送回美穗子的问题上,他也没有忘记乘机做日军中下层官兵政治工作的机会。当天夜里,他写了一封致“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的信,共800多字,洋洋洒洒,历数日军暴行,说明侵华战争是日本军阀发动的,战争使中日两国人民都深受其害,号召日军官兵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这场侵略战争。信没有封口,为的是使经手的日军官兵都能看到。

第二天,聂荣臻找来一位可靠的老乡,拿着他的信,挑着两个日本小姑娘去石家庄。他亲自把美穗子和她的妹妹抱到箩筐里,一头一个,还往箩筐里放了一些梨,以便路上解渴,然后爱抚着美穗子的头,依依惜别。摄影家沙飞及时地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1980年5月的《解放军画报》和5月28日的《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姚远方《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姚远方的文章图文并茂,强调了聂帅在40年后没有忘记往事,呼唤着当年的日本小姑娘。文章在国内和日本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5月29日,日本《读卖新闻》全文刊登了姚远方的文章,,配发的标题是“炮火里救出孤儿,聂将军四十年后呼唤兴子姐妹”。30日又派他们的驻京记者星野和荒井,约见姚远方,详细询问了聂帅关心此事的经过,表示决心要找到这两个日本小姑娘。

6月10日,《读卖新闻》以“真的是兴子,她写信给聂将军,盼望着再会”为题,报道日本小姑娘已经找到。她叫美穗子,现住日本宫崎县都城市,已经43岁,与丈夫栫.昭男经营一家小商店,,有3个女儿,全家过着幸福生活。与此同时,《读卖新闻》社转来了美穗子写给聂帅希望能够访华的信。

聂帅在仔细读了美穗子的信和看了所附的照片后,认为《读卖新闻》的报道是准确的。“兴子”就是美穗子。他高兴地对秘书说:“我看了美穗子热情洋溢的来信,看了她的近影和童年时的照片,很象她小时候的样子。阔别了40多年,终于找到了,这很难得,我很高兴。我祝美穗子全家幸福。”

同一天,原总政治部转来了“日中合作战友会访华团”赠送给聂帅日本古代武士盔(又名鎏金狮子兜),并且转达了这样一段话:赠送古代武士盔,是日本传统的崇高礼节,我们谨以此向聂荣臻将军阁下40年前在战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们中不少人曾在华北地区与八路军作过战,对聂将军很钦佩,表示一定要反省自己的侵华历史。在礼品单上有许多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的签名。聂帅当即嘱向日本朋友传话:“这是干戈化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武士盔金光灿灿,十分精致。聂帅将它送交军事博物馆,供展出用。6月12日,聂帅应约会见国内新闻界的朋友,回答了有关美穗子的情况。第二天,电台和各报纷纷作了报道。就在这次会见时,聂帅提议请中日友协考虑邀请美穗子访华的问题,认为这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有重要意义。据此,中日友协拟订了邀请美穗子访华的计划。至6月23日,这个计划得到外交部、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的批准。中日友协随即发出邀请信。

6月30日,聂帅收到了日本宫崎县知事松形祐尧、都城市市长泷内正的来信,大意说:在不幸的日中战争中,美穗子在童年生命受到威胁时,蒙中国人民和阁下的热情关怀,被救了出来,现在又被邀请访华。这件事在日本国民中受到很大的感动,并已成为日中友好的佳话而被传颂。谨代表县、市人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我们敬佩贵国注重人道,爱惜生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方针。

7月2日,聂帅分别给松形祐尧、泷内正回信,对他们的来信表示谢意,并应他们的要求,赠送了自己的近照。在照片背面,聂帅亲笔写了“祝中日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字,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美穗子要访华了,此事一时成为中日双方新闻界和有关各方关注的热点。姚远方接连写了“祝福你,美穗子”“敬礼,仁义之师”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将美穗子写给聂帅的信和聂帅看到信后的反映作了详细报道;第二篇文章写了当年晋察冀军区第三团从战火中救出美穗子的详细经过。两篇文章都送请聂帅审阅过。

日本国内对此事的反映也极为强烈。我国外事部门将日本各大报的有关报道,剪下来送给聂帅。聂帅还接到了大量从日本寄来的信件(有一部分是美穗子带交的),其中日本旧军人的来信居多。他们普遍称颂八路军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的称聂帅是“活菩萨”。有的托美穗子带来了干贝、滴油壶、瓷坛、木刀、弓箭、娟人、唱片、诗词、题字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有4位日本旧军人,随信分别寄来了侵华战争中得到的一张“晋察冀边区地图”,一份油印的抗日小报《洪钟》第五期,一本署名为“民渝”的知识青年于1938年5月写的参加抗战的日记,一张聂帅抗日战争初期身着戎装的照片。   

看了这些来信和礼品,聂帅很高兴,礼品和重要信件转给了军事博物馆。

7月10日,美穗子一家来到北京,聂帅派女儿聂力到机场迎接。7月11日至13日,美穗子一家先后参观游览了军事博物馆、八达岭长城、工艺美术馆、北京动物园等地,接受了中日友协的宴请。

7月14日上午,聂帅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美穗子全家。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吉田健三经我方邀请也出席了会见。出席会见的中方人员有: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以及姚远方、聂力等。

10时整,美穗子一家步入新疆厅,聂帅趋前与美穗子握手。美穗子泪流满面,深深地鞠躬,以额触聂帅的手,表示最大的敬意,激动得哭出声来。聂帅也很激动,爱抚着美穗子。摄影家抓住了这个感人的场面,这幅照片荣获国际摄影比赛大獎。聂帅边比划着边对美穗子说:“很高兴见到你和你的全家人。当年我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女孩,只有这么高。”

落座后,互赠礼品。美穗子送给聂帅的是一个栩栩如生身穿和服的日本姑娘,日本叫“人形”,高约一尺半,用玻璃罩罩着。据说这是日本人送给贵客的最珍贵礼品。在美穗子送完礼品后,一个戏剧性场面发生了:美穗子最小的女儿15岁的留美子,突然跑到聂帅面前,把一个小白兔玩具送给了聂帅,逗得聂帅哈哈大笑。聂帅叫把绢人送交军事博物馆,小白兔留给外孙女聂菲玩了。

聂帅回赠的礼品是,著名国画家程十发专为聂帅画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图”。聂帅对美穗子说:“到了严寒的冬天,百花凋谢,只有松树、竹枝、梅花可以经受考验,保持勃勃生机,我祝愿中日友谊象松竹梅一样经得起考验。”

聂帅对这件礼品是有个选择过程的。开始,他曾想买些中国特产的丝绸作礼品。征求意见时,外事部门表示,最好送张聂帅的照片,在背面签上名,日本人最喜欢这个。聂帅说:上次送给宫崎县长和都城市长的就是照片,这次应该有所区别。秘书建议送幅国画,拿来了几幅。聂帅看后选中了“岁寒三友图”,并用毛笔写上了“中日友好万古长青”,签了自己的名字。

美穗子非常喜欢这幅画,她回国后将画挂在客厅里。因为日本的房子一般比较低,挂上这幅高约两米的画,很不相称。为此,她把房顶拆了,改建加高。

互赠礼品结束,聂帅表示欢迎美穗子访华,说这是一次“探亲”活动。美穗子接着讲话,对聂帅40年前的救命之恩和这次被邀请访华表示感谢。她说:我来的时候,许多日本人,特别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托带口信,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和谢罪。

聂帅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回日本后有一段苦难的经历,这次看到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很高兴。救你的事情已经过去40年,在中日建交中日友好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找到你。日本新闻界的朋友作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读卖新闻》的朋友,要感谢他们。

美穗子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救了我,才有我今天这样幸福美满的家庭。”

聂帅说:“也不能这么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讲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过去我们对俘虏,对放下武器的敌人,就不以敌人对待,俘虏愿意留下的可以参加我军,不愿留下的放回去,还发给路费。我们要向前看,全在今后的努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友好,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很快,在短时间里,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应该向你们学习。”

日本驻华大使吉田说:“聂将军为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作出的新贡献,是有历史意义的,要向你们学习。”

聂帅最后表示:“今天很高兴,希望能再见到你们。”

美穗子临别时满含热泪,握住聂帅的手说:“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希望你能到日本都城市去访问。”

聂帅说:“谢谢,从地图上看,离得很近,但我身体不好,没有机会了,你们还会有机会。”

整个会见约40分钟。当天采访的中外记者达几十人。

回到家中,聂帅对聂力和秘书说:看来美穗子是位勤劳朴实的好姑娘,与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她的几个女儿也都活泼可爱。今天来这么多记者,想不到这件事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说明了中日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下午,友协的同志转告说,美穗子和她的女儿,希望聂帅能为她们题字留念。聂帅欣然同意,为美穗子和她的丈夫栫.昭男写了“为中日友谊贡献力量”,为3个女儿分别写了“中日青年应懂得两国友谊之重要性,唇齿相依,世代和好”,为陪同美穗子访华的美穗子的堂兄加藤定雄写了“一衣带水,携手共进”。

7月15日,美穗子就要去石家庄等地访问了,聂帅要聂力和秘书代表他,请美穗子全家于14日晚上在和平门烤鸭店吃烤鸭。席间,由于家宴气氛浓,美穗子全家都很高兴,又说又笑又唱。他们一再说:“这几天访华,没有想到如此愉快,简直象是神仙过的日子。”

据《读卖新闻》7月25日报道,美穗子回国后发表访华观感说:“这次见到聂帅,就象是自己的慈父,聂力就象是自己的亲姐姐,见面时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热泪盈眶。”

1986年5月5日,美穗子夫妇随都城市友好访华团再次访华,聂帅在家里会见了美穗子及访华团的主要成员。谈话中,聂帅仍然强调了要美穗子和都城市访华团为加强中日友好事业而努力。他说:“中日两国人民增强民间往来,是发展两国友好的基础。”他还向代表团团长、都城市副市长深川岩先生提议,都城市与聂帅的家乡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结为友好城市,作为增进中日友好往来实际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深川岩副市长慨然同意。

1989年5月5日,美穗子再次随都城市日中友好访华团访华,到家中看望聂帅,进行了友好交谈。

1992年5月14日,聂帅与世长辞。得知消息,美穗子发来唁电:“惊闻聂荣臻将军阁下不幸仙逝,深感悲痛。由于那场可怕的战争,使我在中国大陆沦为孤儿,承蒙聂将军相救才使我有今天。从回国之日起到今天,我一向崇视聂将军为我心灵的依托。忽闻父亲去逝的噩耗,而因相隔甚远不能前往吊唁,深感遗憾。”美穗子还打电话给中日友协转告聂力:“她非常想到中国来吊唁聂帅,以尽女儿的考道,但因为丈夫突发脑血栓,卧病在床,需要照应,实在难以脱身,请求原谅。”

聂帅和美穗子,共同编织了中日人民友好史上一个美好感人的故事,被广为传颂。正如都城市市长岩桥辰也先生所说的那样:“聂将军虽不幸离开我们,但他帮助日本幼女的事迹,作为中日两国之间一个美好的故事,将继续被传颂。”

 

                                                                        

(作者:本文发表在中共湖北省委主编的《党史天地》杂志1997年第11期上,共6000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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