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帅和他的回忆录

周均伦

1984年国庆节前夕，解放军出版社送来了《聂荣臻回忆录》上中下3册合订本，呈请聂帅审阅。聂帅从我手中接过这本书，轻轻抚摸着书的封面，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精装本这么快就印出来了。”“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加班赶印出的样书，请您审查的，正式出书，可能要到年底。”我说。聂帅点了点头，“噢，他们辛苦了。”“为什么要在封面上放个望远镜呢？”“出版社同志的意思是，您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望远镜是指挥作战的象征。”我回答。“嗯，有道理。”然后聂帅边说边戴上眼镜，仔细地审阅了书的封面、书内的照片和主要章节的文字。他专注地看着，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似乎又回到了那已消逝的岁月。秋天金色的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柔和的色调使聂帅那宁静的面容显得分外亲切慈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扬起头，高兴地说：“书印得很好。我半个多世纪的经历，基本上都在这本书里了。总算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对这一段党和军队的革命斗争史，提供了我所经历和知道的史实，以及应该记取的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吧。”   

看着聂帅那欣慰的笑容，我的内心极为激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聂帅，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撰写了50万字的长篇回忆录，这字字句句凝聚了多少精力和心血，浸透了多少深情和期望。我在聂帅身边工作多年，目睹聂帅撰写回忆录的日日夜夜，那生动感人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还是写回忆录好”

1980年3月5日，魏巍同志来见聂帅和张瑞华同志，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组织班子，编写各位老帅的传记。聂帅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军区党委很重视，确定由魏巍同志牵头，成立聂帅传记编写组。魏巍同志说，这项任务是光荣的，但又是艰巨的。找人编写，收集有关资料，这些都不成问题，最困难的是不清楚聂帅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思想活动。还要请聂帅多指示，多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聂帅当即谦虚地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好写的。经魏巍同志再三说明，聂帅才说，既然是组织上交代的任务，那就先按你们的计划办吧，我怎么办，考虑考虑，以后再说。 

不久，《聂荣臻传》编写组(以下简称传记组)经军区党委和军委办公厅批准正式成立了，由魏巍同志任组长。传记组的第一项工作，是帮助聂帅整理回忆录。先后参加回忆录整理工作的同志有：彭正谟、刘绳、张赞廷、张侠、赵延章、张桂文和我。

1980年6月12日，魏巍、刘绳和我参加了军委办公厅召开的老帅传记编写组座谈会。会上，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把各位老帅的传记写好，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并传达了胡乔木、冯文彬同志的指示，要“抢救活档案”，提倡老同志们写回忆录，把他们知道的党的历史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我回来向聂帅汇报后，他说，“抢救活档案”，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上次魏巍同志走后，我就反复考虑，还是写回忆录好。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黑白颠倒，把我们整成“反党集团”，当时确实使人愤慨。、因此，我让你们把我所有的历史档案资料全部烧掉。现在已经拨乱反正，中央号召老同志们写回忆录，我看不要写我的传记，可以请几位同志帮我整理回忆录，由我说，他们写，再由我审查定稿。并当即指示，要我以主要精力办理这件事情。他说，“你在这里工作时间最长，我过去向你说过许多历史情况，你做这件事合适。”

1980年7月24日，聂帅到北戴河海滨疗养。魏巍、彭正谟、刘绳、张赞廷同志也到了北戴河。第一次找传记组同志谈话，聂帅就明确提出写回忆录。聂帅说，还是搞回忆录好，搞回忆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较灵活，文责自负，我自己对历史负责。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把看到的想到的历史经验教训写出来，供后人参考，这是我应尽的历史责任。听了聂帅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传记组的同志们心情都很不平静。出于对老帅的敬仰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大家一致同意了聂帅的意见。

“要认真负责抓紧时间写”

盛夏季节，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凉风习习，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十分宜人。聂帅来到这里，略事休息后，7月28日就找传记组的同志开始谈他的经历。征得他同意，我们用两部录音机录了音。考虑到聂帅年高体弱，为了不使他太累，我们建议每次谈话不超过一小时。但聂帅话题一开，就十分兴奋，实际上每次都要超过时间，有几次甚至到两个多小时。在谈话中，他不断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看，这样谈能不能说明问题?”就这样，在北戴河休息24天里，聂帅谈话16次，从青少年时期一直谈到红军时期结束。

8月20日回到北京以后，聂帅又投入了一系列紧张的会议和工作之中，但稍有空闲，他就找传记组的同志谈话，从l981年2月25日到5月9日共谈了20次，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城后在原总参谋部的工作、抗美援朝战争、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等各方面的基本经历，详细地叙述了一遍。我们把36次谈话记录，原原本本地整理了出来。这就为撰写回忆录奠定了基础。

此后，聂帅又口授了回忆录每一时期的写作大纲，明确应该突出那些重点，解答了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补充有关的情况。到1983年1月，我们录制的聂帅谈话录音达94次，已过80高龄的聂帅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呀。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1981年11月初，聂帅因病住院，前后4个多月。在重病期间，他仍然念念不忘回忆录的整理，多次向我交代，哪些章节应该怎么写，怎么修改，并要我转告魏巍同志，一定请代笔的同志抓紧写。在病情危重的时候，聂帅还交代说，你告诉魏巍同志，万一我的病难以治愈，现有的初稿还很不成熟，可以作为资料，提供给别的同志研究党和军队的历史时参考。听了这些话，在场的同志心情都很沉重。后来，在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聂帅的病情日见好转，终于转危为安。1982年3月中旬聂帅出院后，立即要求尽快审查回忆录初稿，经医生和周围同志一再劝说，才将审稿时间推迟到6月上旬。聂帅审查初稿极为认真，每个章节至少看4遍。有些重要章节审查了十多遍，反复琢磨，进行修改。初稿审查完后，他指示印发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又再次作修改。l983年6月，回忆录上册初版本出版，聂帅又叫先发军事科学院等专业机关单位征求意见，再作修改。对别人提出的意见，聂帅总是反复考虑，只要合乎事实，有道理，就叫我们认真修改。对回忆录的中册、下册也都如此。

“总结历史经验要实事求是”

聂帅反复对传记组的同志讲：写回忆录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聂帅说，我们写回忆录不要单纯讲事情经过，更不要借写回忆录吹嘘自己，而是要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聂帅说，搞这个东西一点也不能夸张，这是历史，历史就是事实。聂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在编写聂帅青少年时期的一章时，打算选用江津县有关部门撰写的《关于聂荣臻同志青少年时期情况片断》中一些生动的事例。聂帅说，不要搞天才论，小的时候我和别的孩子一样。儿童时期做点好事，一般说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没有直接影响，没有必要去写它。辛亥革命时我l2岁，这场大革命的风暴对我的思想影响是有的，但说我带头喊出打倒赵尔丰的口号，这可能吗?聂帅说，写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写清楚民主主义革命对我的思想影响就行了。写留法勤工俭学时有的文章说我参加了布伦森林旅法青年团的第一次成立大会，其实没有，我参加的是第2次代表大会。写留法勤工俭学，主要是写清楚我的世界观是怎样由信仰民主主义逐步转变到信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写清楚学生中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斗争和结局，写清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根本意义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这几个重点。

在审查大革命时期、南昌起义、白区斗争等章节的初稿时，聂帅对几个重要史实作了更正。根据有关材料，我们写了1927年聂帅曾任武汉中央军委的参谋长。聂帅说，早期中央军委人数很少，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其他同志协助恩来工作，只有分工没有明确职务。说我是军委参谋长，这种讲法不对。有的材料说，南昌起义的决定，事前是由聂帅到南昌通知江西省委的。聂帅说，南昌起义前我在九江，没有到过南昌。有个电影剧本里提到，贺帅、刘帅、叶帅、聂帅、叶挺同志等起义将领，当时曾会师系马桩(地名)。我们觉得情节生动，请示聂帅能不能写进回忆录?聂帅说，我没有到过系马桩。搞文艺创作，合理的夸张是允许的，但不能够脱离历史事实这个大框框。南昌起义是成功的，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起义本身是失利了，要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教训。关于白区斗争，聂帅在谈话中说了许多故事。执笔的同志从充实回忆录的角度，总想多写些生动成功的事例。对此，聂帅反复说，当时的白区斗争，大的方面犯了“左”的错误，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同志，对这个事实不能回避。不要为了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模糊了路线是非。   

我们在调查了解、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听到不少关于聂帅的故事，有些相当生动。聂帅一件件作了回忆，凡是记不准的一律不让用。有的同志提供，红军过大渡河时，因部队拥挤，怕过不完，是聂帅派人侦察到有泸定桥，并命杨成武率部赶快抢占泸定桥。聂帅说，这不符合史实，飞夺泸定桥是毛泽东同志赶到安顺场研究后决定的。有的同志说，开洛川会议时，聂帅曾请朱德同志等吃饭，张瑞华同志还做了些什么菜招待客人等。聂帅说，我们都是从前线赶到洛川开会的，张瑞华又不在那里，怎么能够请人家吃饭呢?

对于我军历史上的战绩公报，今天如何在回忆录中引用，聂帅的态度也是很慎重的，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例如平型关战斗的歼敌数字，过去许多材料都说是歼灭日军3000余人。聂帅说，我就在战场指挥，没有歼灭这样多日军，大约是l000多人，回忆录就按这个数字公布。在战争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战报数字，也有不准确的。对其它的战绩数字，聂帅也是一再说，要核实，没有把握的，在回忆录里就不要提。

有的同志说，l948年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时就同聂帅商讨过建立人民空军的问题。聂帅当即予以否定。

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在回忆录里如何写同苏联的关系，聂帅思之再三，并征求过几位同志的意见，始终觉得分寸不大好掌握。聂帅最后说，还是实事求是，在我们科技工作起步的时候，苏联是援助过我们的，许多苏联专家工作认真负责，对我们有帮助，这是事实。以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全部技术援助协定，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也是事实。回忆录就照事实写嘛。抓科学技术工作，抓导弹、原子弹过关，这是聂帅一生中光辉的一页。聂帅在谈这一部分的情况时说得比较简单。我们总想写细一点，因此在组建机构，组织队伍，领导科技攻关，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查找了许多有关聂帅活动的情况资料，建议补充到回忆录里去。聂帅从保密和不突出个人的角度出发，在审稿时作了大量的删节。

聂帅撰写回忆录，对总结经验教训非常重视。他一再说，写回忆录要用亲身经历来总结经验教训，这才能对后人有所帮助。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聂帅强调要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当地的情况环境，从分析具体事情入手，在路线、方针、政策，总体上分清是非、功过、得失，要对事不对人，不要过多追究某个人的责任。   

“不要忘记他们”

聂帅当时虽已高龄，但记忆力很好，对事情的叙述详尽而准确。特别是对牺牲了的战友，他的记忆尤为深刻。聂帅常说，毛泽东同志经常讲，我们是幸存者，是从先烈堆里爬出来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写回忆录，不应该遗忘先烈们的英雄业绩，能够提到的先烈要尽量提到。因此，出现大批先烈的名字和许多同志的英勇事迹，成为《聂荣臻回忆录》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聂帅在讲述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周文雍、陈铁军同志牺牲前于刑场上举行婚礼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时，感情很激动。他详细地叙述了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的感受，又亲自向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的剧作者和导演介绍了周文雍、陈铁军同志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电影，对青年进行革命恋爱观的教育。为此，聂帅还亲笔书写了“寓爱情于忠诚、勇敢、热忱的革命斗争之中”。聂帅在回忆录中对周文雍、陈铁军同志的英勇事迹虽然着墨不多，但感情极为诚挚感人。  

在讲到白区工作中，由于某些领导同志的“左”的错误，牺牲了像黄锦辉、杨剑英、李硕勋、张善铭、区夏民等一大批好同志时，聂帅非常痛心。他说，一些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左”的错误，简直是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使我们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当说起这些问题，聂帅总是说，不要低估“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特别是鉴于“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对党再度造成的巨大损失，所以他在回忆录中关于白区斗争这一章，反复强调了要记取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在谈到几十年的共同战斗中牺牲的许多战友时，聂帅充满深切的怀念之情。他对熊雄、彭湃、袁庆云、颜昌颐、叶挺、左权、陈复、贺昌、王良、徐彦刚、刘伯坚、黄公略、胡阿林、黄甦等等一大批战友的性格特点、战斗作风、牺牲时的情况，记得清清楚楚。每当谈到这些烈士们时，聂帅充满深情的回忆，生动具体的描述，使我们眼前出现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这些在回忆录里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述。在谈到左权同志时，聂帅说，抗日战争期间，左权同志的牺牲使我极为痛心。《祭左权同志》这篇文章，是我在前线听到消息后，利用战斗间隙，个把小时一气呵成的，文章不长，但却寄托了我最真挚的感情。聂帅在回忆录中不仅记述了大批领导同志的牺牲和功绩，而且对基层同志的牺牲和功绩也记述甚详。像过湘江时提到警卫员邱文喜同志、警卫排长刘辉山同志所起的重大作用，直罗镇战役中提到警卫员孙起峰同志的英勇牺牲，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聂帅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怀念，不仅表现在回忆录中。1984年11月，魏巍同志向聂帅谈起去长征路上访问，在当年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与国民党军队激战的地点，至今仍有烈士遗骨暴露荒野。聂帅听后深感不安，说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巨大，但正是由于先烈们用生命顽强地阻击，顶住了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对渡河点的进攻，才使中央和军委纵队得以渡过湘江，免受更大的损失。为此，聂帅建议有关部门在湘江西岸脚山铺附近，修建“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把烈士遗骨收集起来妥为安葬，以慰忠魂，教育后人。

聂帅的回忆录出版后，受到了邓小平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许多领导同志以及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也有的同志对回忆录中个别情节或文字的表述提出了不同意见，聂帅本着实事求是的一贯精神，一一进行了调查、分析、核实，在再版时考虑修改。

《聂荣臻回忆录》，凝聚了聂帅对中国革命的耿耿忠心和崇高品德，凝聚了他一生的光辉经历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凝聚了他对中国革命未来的殷切期望，是我们学习聂帅的好教材。聂帅将回忆录的第一次稿费，一半捐献给解放军出版社，作为优秀军事著作的奖励基金；另一半，大部分分给了传记组的同志。

《聂荣臻回忆录》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撰写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回忆录。它史料翔实，生动深刻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因此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1983年至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对该书重印和再版了3次。l988年，由总参二部主持，请国家马列主义编译局译成英文版，向全世界发行。1991年，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当时的香港明报集团董事长查良镛(金镛)先生，看了回忆录后也热情赞扬，由明报集团将书改编成繁体字竖排本，在海外广大华人同胞中发行。1986年、l991年，这本回忆录还曾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特等奖和“东方杯”纪实文学奖。

（本文曾发表在1985年《星火燎原》杂志第3期上。经聂力、丁衡高同志同意，本文作为2005年版《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