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搏拼中的境困

第一节 接受再教育和座谈国际形势

“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全国掀起了批判高潮。聂荣臻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在那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年代，造反派的声讨、批判劲头自不必说，即使是平时同聂荣臻观点一致的群众组织，此刻也只能跟着揭发批判。否则就是立场问题。

从11月份起，聂荣臻被彻底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一切文件停发，所有活动不让参加，完全处于闭门思过的境地。

“二月逆流”问题在聂荣臻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传达以后，立即对他造成了最为难堪的直接影响。11月10日的聂荣臻办公室工作记事本上写着：“目前在揭发‘二月逆流’。从现在起，对聂荣臻的生活不能再让他特殊化了。因为他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同志，总的来说，对聂荣臻还是比较有感情的。这样做也是出于环境所迫，以表示“划清界线”。在这种气氛下，有的人忙着写揭发批判材料；公务员不愿意为他洗衣服、搞卫生；厨师则几乎顿顿叫他吃炒白菜，加一小碟腊肉；工作人员接连开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会。

聂荣臻的家庭人口少，女儿女婿在上班，像往常一样，只有星期天才匆匆回家。老伴张瑞华，陪伴左右，常给以安慰，但老俩口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最令他难堪的是，他特别疼爱的惟一孙女，当时年仅5岁，平时天真活泼，常在他跟前嬉闹，可此刻，因为常跟阿姨参加工作人员的批判会，幼小的心灵受到扭曲，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常用困惑的眼神看自己的爷爷奶奶。聂荣臻孤独苦闷。他本来就身体健康欠佳，又值大病初愈，备受煎熬。要写检讨，没有必要的参考材料，除了老伴，也找不到商量的人。他以超常的毅力，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后来他说：“那时候我不能倒下，倒下了，就没有说清问题的机会了。”好在这种日子的持续时间只有两个来月。

1968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反映徐向前思想情绪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要军委办事组找徐办支部的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于1969年1月3日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1月5日傍晚，黄永胜、吴法宪奉林彪之命来见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同时传达了林彪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林彪的这后一句话，带有明显的警告意思。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以后，聂荣臻的处境有所改善。工作人员的态度就此有所改变。于是他找在他办公室工作了十年左右的3位老秘书谈话。聂荣臻说：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你们都还年轻，我放手让你们工作，目的是为了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尽量锻炼提高你们的能力。你们的工作也都是积极努力的。我主观上是想努力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连累了你们，我的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秘书们当然知道聂荣臻是无辜的。谈话双方都很激动，不禁潜然泪下。

2月初，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和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去搞蹲点调查，也就是接受再教育。2月5日起，聂荣臻到北京市第三化工厂蹲点学习，一直持续到10月17日。他在2月4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明天起，我即到化工三厂去，每日去半天，一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当个小学生，认真向革命群众学习。”

聂荣臻到化工三厂，虽然没有与工人同吃同住，但当时化工三厂的生活条件简陋，对一位年已七旬、又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例如，大小便就是一个难关。他有前列腺炎和结肠过敏症，大小便的次数多而且急。工厂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简单的露天厕所。小便还好说，但碰上雨天，也是够狼狈的。大便则蹲下去以后就起不来，得靠别人搀扶。后来工作人员设法做了个木架子带到工厂，下面放个脸盆，可以坐在上面大便，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工厂没有沙发椅，连靠背椅也很少，经常是坐在长条木凳上开会，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回来后就反映腰酸腿痛。尽管如此，除了生病，参加中央通知的各种会议和节假日而外，他基本上一直坚持，风雨无阻。

8月21日、9月13日，聂荣臻两次写了到化工三厂“蹲点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九大”以前，参加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干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等活动。“九大”以后，参加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学习。“主要是参加各种小型会议。这种学习，生动活泼，启发教育很大。”他在报告中还说：从参加工厂领导班子整风学习中可以看出，新进领导班子的某些干部，有两个突出的弱点。一个是“骄”字，有“个人第一主义”，谁也说不得，碰不得。一个是“怕”字，怕工作搞不好，怕关系搞不好。“因此，帮助新干部成长，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关键问题是帮助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6位老同志开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老同志们边到工厂蹲点调查，边研究国际问题。成立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定期开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聂荣臻出席了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国际形势座谈会不定期召开，但一般是每周一次，从3月1日至10月17日，共开了二十多次。绝大部分会议聂荣臻都出席了。出席国际形势座谈会，对4位老帅来说是一大安慰。他们可以聚到一起，畅谈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3月1日下午，4位老帅在中南海紫光阁武成殿开了第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显得都很兴奋。他们从战略的高度，纵论天下大事。3月2日，发生了苏联边防军出动七十多人，在装甲车掩护下，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珍宝岛的事件。在遭到我边防军严惩后，苏军从3月4日到17日，又多次入侵我珍宝岛。从3月5日起，4位老帅多次座谈珍宝岛事件问题。根据大家座谈的意见，由叶剑英执笔，写成了《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上报毛泽东。7月11日，4位老帅共同署名，又写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报周恩来转毛泽东。报告就中国、美国、苏联三国之间的关系，战略意图，力量对比等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大战一时不会轻易发生。因此报告建议，尽快同美国恢复谈判，争取打通中美关系，以勾画国际战略新的格局。报告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他们制定重大的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聂荣臻在国际形势座谈会的几次发言中，陈述了如下的主要观点：一、对珍宝岛事件，他说，苏联对中国制造一点紧张是可能的，但大打不大可能。它搞一个捷克，动用了四五十万军队，要进攻中国，得要多少兵力？珍宝岛事件，外电都说是它发动的，它心虚得很。二、对中国、苏联、美国的三角关系问题，他说，目前世界上除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组织以外，还有东南亚条约、中央条约等组织，但基本是美、苏两家。从越南战争的情况看，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起什么作用，说明各条约组织内部都在起变化。美、苏的主要争夺重点仍然是欧洲，他们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无论从投资情况和战略地位上看，都是这样。他们目前真证想捞一把的地方是中东，控制中东石油资源，成为美、苏矛盾斗争的焦点。对中国，他们都在搞声东击西战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碰了钉子，越南战争又被拖得精疲力尽，再要想进攻中国，它是要认真考虑的，我看可能性不大。美国在远东搞了许多桥头堡，但它主要还是要巩固西欧。苏联搞珍宝岛事件，也是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巩固东欧。苏军武器装备好，但士气不行，过去靠喊斯大林万岁，就冲，现在它靠什么来鼓动部队。目前，美、苏部叫得很厉害。都摆出把火往中国引的架势，实际上目标是搞好欧洲。因此，现在马上爆发针对中国的大战，条件不成熟，要大打，他们困难都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不要失去警惕性，否则他们发起疯来不好办；一方面又不要迷失方向，被他们的现象所迷惑，乱了我们的阵脚；冉一方面就是要争取同盟军，哪怕是间接的也好。

第二节 邯郸之行和上庐山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奉命离开北京去外地。奉命离京的人员名单，去外地的时间、地点，是17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一次体育表演晚会后，在会场休息室里宣布的。当天，聂荣臻因为去化工三厂回来得比较晚，又觉得很累，没有出席这次晚会。第二天，叶剑英在电话上对聂荣臻说，周总理昨晚宣布，中央决定，为了战备，要把我们这些老同志疏散去外地，我去长沙，你准备去郑州，要求20日前离开北京。

后来，聂荣臻一打听，得知徐向前去开封，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朱德去广州。他说：几位老帅在京广线上一字摆开，有个打仗的架势。但他又困惑地对秘书说：7月份4位老帅刚写了报告，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对这个意见是肯定的，怎么突然要紧急战备疏散？20日，苏联代表要来北京谈判中苏边界问题，难以想象苏方会借此机会搞突然袭击。但既然是中央的决定，那就做行动准备吧。

18日，聂荣臻在电话上向周恩来报告：剑英通知我，战备疏散去的地方是郑州。我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既然是准备打仗，还是去河北省好，过去在那里打了十多年仗，各方面情况熟，真要打起仗来，还可以起点顾问作用。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聂荣臻改去河北省邯郸市。

尽管聂荣臻不相信会发生针对中国的大战，但他还是认真做了打仗的准备，随身带了战争时用过的马搭子、煤油灯、蜡烛等应急用的物资。因为张瑞华、聂力去了外地五七干校，丁衡高分配到某地山沟里工作，他只带上孙女和3名工作人员，于10月22日到了河北省南部城市邯郸，住在市委交际处一号楼。

聂荣臻在邯郸最关心的是战备问题，他多次听取驻军领导汇报战备情况。在他的房间里挂了一张大地图，标明邯郸地区的驻军、民兵的驻地和兵力等情况。他对邯郸军分区和驻军某师的领导说：“战争一来，粮食、被服、武器装备不要集中放在仓库里，要尽快分散到各地，以便打起仗来就地取给，现在就要制定疏散计划。”尽管邯郸地区只有驻军1个师，大量的是民兵和少量地方武装，但他就战争一来，部队和民兵应如何组织，如何部署，如何机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整理成文字，一式几份，分送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聂荣臻很关心当地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成安县何横城大队，多次去参观访问，总结他们科学种田的经验。12月19日，他写信给当时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信中说：“趁三秋未完，首先走访了何横城生产大队，我认为很值得学习，现将我看到的，大队的同志们说的，以及阅读他们过去的各种经验总结所得，简述如下，请阅后转报中央。”他在所附的材料中说，何横城大队由于实行“间作套种”的科学种田方法，1969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粮食1115斤；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57斤；油料作物平均亩产236斤。大队1969年交售给国家商品粮15万斤，集体储备粮28万多斤，为备战备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些好经验，建议在农村推广。

此外，他在邯郸参观了棉纺厂、钢铁厂、光学机械厂、陶磁厂、水泥厂、峰峰煤矿等多处厂矿企业，有的单位还去过多次。利用这个机会，他尽量深入实际，多了解情况。

聂荣臻不服邯郸当地的水土，逐渐得了皮肤病，奇痒难忍，经常痒得睡不着觉，从手脚部位开始，逐渐遍及全身，虽多方延医服药，北京也送了些药去，都没有效果。1970年2月11日，经周恩来批准，他回到北京治病，结束了邯郸之行。“五一”节，聂荣臻出席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碰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询问了聂荣臻的病情以后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此后就再没有回邯郸。

1970年8月18日，军委办事组派人来通知聂荣臻，要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来人见他因发心脏病卧病在床，就说，军委办事组首长说，如果你身体不好，也可以请假不去。聂荣臻不加思索地说，中央开会，是大事，我还是要去，近来心脏病、皮肤病交替发作，不过没关系，会议过程中，不能坚持时再说。就这样，8月19日，他乘飞机上了庐山，住在庐山疗养院277号楼。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林彪在开幕式上作了长篇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警告老同志们不要在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第二天开始分组讨论，聂荣臻被编在西南组，吴法宪也在这个组。下午会议一开始，吴法宪就作了煽动性发言，他说，在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但他又不点名，这是指谁？聂荣臻感到纳闷。

在当天晚上小组会的发言中，有少数中央委员，指名批评聂荣臻，说他作为一名老同志，就是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在领导科研工作中，在科研路线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要做深刻检讨。会议开到晚上11时半。聂荣臻回来后气愤地对随行的秘书说：某某、某某点名批评了我，是不是又要批判“二月逆流”了，没完没了!

8月25日下午，聂荣臻又被迫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在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确实处于迷迷糊糊状态。

8月26日，会议突然宣布休会，聂荣臻同叶剑英相约，去游览庐山风景。他们在游览中边散步边议论了两天来会议的怪现象。聂荣臻对叶剑英说，吴法宪在小组会上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又不指名。昨天来了华北组的会议简报，陈伯达也说了这个问题。他们抛出了“论天才”的几段语录，又一致坚决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不是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已经传达是毛主席提出的吗，怎么又是声讨，又是要求，不知他们指的是谁？华北组简报刚发下来，我匆匆看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就通知收回。今天宣布休会，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叶剑英说，我所在的小组，李作鹏参加会议，也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我叫他点明是谁，他就是不说。反正里面肯定有问题，就等着瞧吧。

8月29日才知道，这几天里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错误。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陈伯达的错误。

9月2日起，各小组结合学习《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错误。聂荣臻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他感到很痛快，““文革””中，陈伯达处处同自己作对，这次是他应得的下场。

9月6日大会闭幕，在临离开庐山前，叶剑英告诉聂荣臻，中央决定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由他具体负责。聂荣臻对叶剑英说：“陈伯达历史上肯定是个叛徒。十二中全会上，他责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三十年代初那段被捕的历史，从他当时的口气和神态看，我明显感到他理不直气不壮，心虚得很。”

第三节 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

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聂荣臻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在陈伯达抛出论“天才”的语录，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教训是深刻的。今后要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谦虚谨慎，勇于改正错误。”这里说的“军委办事组同志”，是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

慑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督促批判，这5个人在这次会议前和会议中，都作了应付式的表面检讨。庐山的这出闹剧，大家看得很清楚，是在林彪的主使下演出的。但林彪不思悔改。庐山会议以后，他就消极称病，在背地里策划种种阴谋，终于，1971年9月13日，在阴谋行将败露的关头，乘飞机叛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落得个可耻下场。

9月26日起，中央召开有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臣、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人参加的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的反党活动。27日、29日，聂荣臻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他说：“在江西打仗时，一直到1934年长征，我同他没有多大分歧。我有个原则，就是非原则的问题不多争论，还是要搞好团结，但是原则的东西不能让步……那时候我觉得他比较纯洁一点，没有什么世故，打仗还肯动脑筋。”我知道他在红军时期的主要错误有：一、1932年打下漳州后，在当地筹款，有人把不愿交款的人拉到大街上拷打。我反对这种做法，但林彪支持。他说，我们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我说：我们要钱，但更要政治。二、长征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军委命令一军团抢占九峰山，掩护大部队行动。林彪主张一军团走大路，突过乐昌。我坚决主张执行军委命令，结果抢占了九峰山，完成了掩护任务。三、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前，林彪埋怨部队尽走“弓背路”(意思是走弯路)，写信要求撤销朱德、毛泽东的指挥权，我批评了他的错误，后来他在会理会议上受了批评。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我要他警惕，他反说我是宗派主义。五、长征到达陕北，他向中央要求率部到陕南打游击，想离开毛主席，自创天下。六、东征中，毛主席来电，要一军团拨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先表示反对，我也不同意。1936年5月的大相寺会议上，批评我有本位主义，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我作了检讨，他却一言不发。聂荣臻的发言，说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9月底，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审查，设立军委办公会议，接替军委办事组。此后，聂荣臻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再次发言说，林彪为了抓军权，培养他的死党。海军树李作鹏，以李作鹏画线，弄得海军领导班子分成两派，始终没法解决。空军就是吴法宪，把空军整得很乱。这次阴谋谋害毛主席，林彪叛逃，好多都是空军搞的。总参是黄永胜，这个人历史上打仗就不行，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但林彪认为只要忠于他就行。

为了进一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聂荣臻出席了会议，编在军委组。6月2日，他在军委大组会上发言中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对林彪的印象是：一、小病大养，心地狭窄，疑神疑鬼。二、1959年他主持军委工作，我从组织上对他的工作是尊重的、支持的。三、对他提的“四好”、“五好”运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科技队伍刚组建，问题很多，知识分子特点不同于部队，互相工作又不同，不好评比，所以国防科委系统没有搞“四好”、“五好”运动。这一点我跟他说过，他是同意了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让吴法宪到国防科委一次会议上把我臭骂一通，把这一条定为是我最大的罪名。他搞军委办事组，实际上把当时的军委常委架空了，他搞封锁，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除了某些时事情报以外，什么消息全不知道。“九·一三”事件出来后，开始感到很突然，想不到他要对毛主席下毒手，又叛国投修，自取灭亡。这是他长期坚持反动立场，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要引以为戒。过去我为什么同意他当接班人？知道他历史上有严重错误，但认为他那时还年轻，才二十几岁，比较单纯，以后这么多年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新的错误，所以误认为他可能已经改了。另外，就是自己的政治原则和理论水平低，对许多情况也不了解。聂荣臻在此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一次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木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当天，叶剑英将这些话告诉了聂荣臻。聂荣臻欣慰地说，这下可丢掉包袱了，不再背黑锅了。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握着聂荣臻的手说，你还记得会理会议那一段历史，许多同志不知道那段历史。毛泽东在这次接见时，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说，贺龙，“杨余傅”事件要翻案。“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但仍有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兴风作浪，“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并没有结束。聂荣臻的处境略有好转，但仍没有彻底平反。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仍没有进政治局。在新的军委领导机构军委办公会议的组成成员中，也没有聂荣臻。只是到了1975年2月，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新的军委常委会，聂荣臻才重又任军委常委，重新参与军委领导工作。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工作。此后，邓小平大刀阔斧，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力图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聂荣臻是积极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的。

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提出了要整顿军队，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工作的号召。聂荣臻在会上发言，积极予以支持。10月28日，他在同司令员张廷发等空军新领导班子谈话时说：“全军要集中统一，总的听毛主席的，具体的听现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邓小平的指挥。原总参谋部是执行军委意图的全军的统帅部，空军要听从总参的指挥(邓小平此时兼任总参谋长)。”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邓小平恨之入骨，总想千方百计再次打倒邓小平。后来，毛泽东终于听信了“四人帮”一伙的谗言。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打招呼的通知，说是现在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遭受批判，处境困难。

聂荣臻仍然支持邓小平。邓小平受批判，在“四人帮”大搞“株连”的年头，有些人对邓进行回避。聂荣臻却对一位老部下说：中央并没有免去邓小平的职务嘛，你仍然应该去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此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四人帮”更急于抢班夺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随之进入高潮，邓小平更加困难，完全处于闭门思过的状态。聂荣臻却于1月10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专程赶到邓小平的住处探望，对邓表示慰问。2月4日正是大年初一。他要女儿聂力打电话给邓小平的女儿邓熔，代表全家向邓小平全家祝贺春节，并要邓小平保重身体。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第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从此，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被实际上排挤出了军委的领导工作。

不久，“四人帮”一伙把火又烧到聂荣臻身上来了。3月中旬，中央军委几次听取国防科委、七机部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情况汇报。国防科委某负责人说，聂荣臻仍在插手国防科委的工作，“让他的秘书参加科委会议做记录，起草科委体制文件。”此事的实际情况是，1975年3月16日，张爱萍刚任国防科委主任，第一次召集国防科委负责人陶鲁笳、萧向荣、陈彬、马捷开会。因张当时还没有秘书，他同聂办的秘书熟悉，提出以私人名义请聂办秘书帮个忙，到会做记录。聂荣臻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王洪文等听了汇报，如获至宝。王洪文说：“中央、军委没有分工叫他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他自己擅自插手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怎么办？是把他同邓小平一起批，还是先集中批邓？”此时有人插话说：“关于点聂荣臻名的问题……现在运动开展起来了，势必联系到国防科委、七机部，就是要对聂本人触他一下，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到聂荣臻，凡是修正主义的东西都要批。”

从此，在国防科委系统，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又掀起了批判聂荣臻的高潮。聂荣臻对此事非常气愤。他说，从1975年2月重新参加军委工作以后，我除了在军委会议上对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发表过意见而外，没有单独找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谈过话，怎么又批起我来了，又是要搞欲加之罪了。为此，4月3日，他写信给当时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陈锡联，告病假两个月，不参加军委会议。5日，陈锡联在聂荣臻的信上批了：“聂帅，您的病情已向中央同志报告过，同意您较长时期休息，注意治疗。”聂荣臻告假两月，“中央领导”却叫“长期休息”。这跟叶剑英的处境一样，叶没有写病假报告，中央一号文件却说“在叶剑英生病期间”。

3月中下旬起，针对“四人帮”越来越猖狂的倒行逆施，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自发起来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4月上旬，终于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不思悔改，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并蒙蔽毛泽东，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中央政治局又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聂荣臻为邓小平鸣不平。4月16日，他对秘书说：邓小平在战争年代是有功的。淮海战役，他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较好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意图，进军西南，仗也是打得好的。现在一二三四野战军，二野伯承身体不好，就剩下了邓，华北就剩下了我，除了逝世的以外，其余都成了叛徒，真不可思议。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得知消息，聂荣臻悲痛万分，又对政治局势深感忧虑，思考了很多问题。9月21日，聂荣臻要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郡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华国锋现在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第二天，杨成武来告诉聂荣臻，说叶剑英对此有同感。

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转告，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荣臻放心。

10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造成中国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聂荣臻随即向中共中央写信：“四人帮”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