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所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多中心论”

第一节 不祥的预兆

从1965年冬天起，到1966年5月，杨尚昆、罗瑞卿、彭真、陆定一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遭受诬陷迫害。聂荣臻从事态的发展中，逐步感受到了这是些不祥的预兆。1966年春天的杭州之行，加深了他在这方面的印象。

4月17日至2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陈伯达，以及各中央局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萧华、江华、汪东兴等，共二十多人。会议的内容和决定，实际上都体现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了。聂荣臻在杭州参与讨论这个文件的时候，他由于过去很少接触这方面的问题，理不出个头绪来。其次，聂荣臻与彭真是老战友，对彭真上纲到指名道姓，说他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样的结论，聂荣臻难以接受。三是，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上升到是两

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他也无法理解。

5月21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五天，又发生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突然逝世的事情。更加加深了聂荣臻的不祥之兆的感觉。安东，14岁参加革命，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37岁时就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他才思敏捷，精明强干。聂荣臻很喜欢这位年轻得力的助手。在聂荣臻的推荐下，安东担任了原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防科委秘书长、副主任。从国防科委成立起，一直主持国防科委的常务工作。

21日中午，聂荣臻散步时边走边叹息说：“安东今年才48岁，喜欢体育运动，会打乒乓球、网球，爱滑冰、游泳，经常锻炼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挺好。怎么这样突然地去世了，真是可惜!”当天晚上，他接到报告说，北京医院尸体解剖的结论是，安东不是死于心脏病，心脏只有轻度病变，而是因为误服了大剂量的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才死亡的。一位担任大军区级职务，又掌握着导弹、原子弹等高度机密情报的高级干部，突然非正常死亡，聂荣臻说，这可不是好兆头。

安东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始终没有搞清楚，1973年，国防科委党委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后，为安东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结论。

《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极“左”思潮在神州大地上迅速蔓延，有些地方，对人的迫害到了疯狂的程度。聂荣臻感到，危险正日益向科技界的知识分子逼近。不仅发生了安东非正常死亡的事情，6月2日，发生了中国科学院的某位知识分子，出访荷兰时，在所住的旅馆跳楼，抢救无效身亡。7月6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某位知识分子，刚由大庆回到北京，也跳楼身亡。不久，上海市科委主任舒文向聂荣臻报告，上海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近期发生了8起自杀事件，其中有5人身亡。这一连串的事件，使聂荣臻深感不安。作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在知识分子面临困境的时候，聂荣臻不会无动于衷。于是，他决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出一个保护知识分子的文件。文件被定名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草稿(以下简称草稿)。“草稿”共约3000字，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科技界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该予以团结保护，要打击批判的只是少数右派；二、即使是右派，还能做点科技工作的，也要给以长期的教育改造，使其悔改，重新做人。有些坚持不改的，暂时搁起来，什么时候放毒，再予以批判；三、“有些年老体弱，行将就木”的科学家即使群众意见很大，也只进行背靠背的批判，不搞面对面的斗争；四、科研机构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摆事实，讲道理，不准打人侮辱人。

“草稿”6月23日上报以后，聂荣臻希望尽快得到批示，使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免遭厄运。几经催问，6月27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答复说：现在中央很忙，没有时间讨论，可以将文件草稿发给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到7月5日，各方面的意见基本上都汇总起来了。“草稿”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都表示热烈拥护。在所提出的31条意见中。大多是属于文字表达方面的。其中有两条实质性的意见：一是，要求扩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中派的适用范围。二是，希望把“草稿”中(包括标题)提到“自然科学家”的地方，一律改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两条意见，目的都是想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包括进保护对象的范围之内。聂荣臻非常高兴，这正符合他的愿望。

7月5日当天，秘书遵照聂荣臻的指示，以最快的速度，把各方面的意见汇总整理了出来，又起草了一个通知稿：定于7月7日上午9时到钓鱼台宾馆15号楼中央“文革”办公室所在地，讨论修改“草稿”，以便再次上报。陈伯达7月6日在通知稿上批：“请聂荣臻主持，我这几天有事，不一定来参加。大家修改后，我可以来同他们斟酌。”当时中央“文革”已经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上，陈伯达不到会，显然这个会就开不成，开了也不会起什么作用。7月12日，聂荣臻在打给陈伯达的电话中说，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陈伯达答复：这件事太麻烦，又要定原则，又要进行排队，弄不好会有很多意见，等等再说吧。

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要制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聂荣臻再次向陈伯达提出，在上述决定中，加上保护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内容。他对陈伯达说，你认为麻烦，可以写得简明扼要些，只要能起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行。这次，陈伯达倒是同意了，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和当时已调到中央工作的陶铸，也支持在“十六条”中，要有保护科学家的条文。于是，在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里面，专门写了第十二条，标题是“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第十二条的全文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文字虽短，但“草稿”的主要精神都有了。这使聂荣臻感到欣慰。

7月30日下午，聂荣臻办公室接到戚本禹来的电话：中央“文革”想今天下午召开个大会，在会上讲讲政策，由中国科学院各单位派人参加，叫征求一下聂荣臻的意见。聂荣臻说，既然是中央“文革”要向科技人员讲政策，那当然好，我同意开。

经过紧张的工作，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开了有科技人员等7900多人参加的科学口第一次群众大会，号称万人大会。

会议一开始，中央“文革”主持会议的人就号召大家要当陈胜、吴广，起来造反。然后指定一些造反派代表发言。造反派代表在发言中，喊出了打倒张际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口号。接着，又点了原来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的名，说尹达也包庇坏人，反对毛泽东思想，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接下来是国家科委机关造反派头头张本发言，她共讲了19条意见，逐个指名攻击了国家科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公然逐条批判“科学工作十四条”，批判1962年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张本在发言中还多处影射攻击聂荣臻。如说：有人主张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只要一爱国、二拥护社会主义；主张科技界党支部只起保证作用，不能起领导作用；高唱先立后破，反对毛主席的先破后立；主张对科学家搞物质刺激，评学位、学衔、大学生一毕业，实习期满工资就给100元，科学家最高工资可到500元(同当时毛泽东的工资一样高)，主张对科学技术成果进行重奖等等。众所周知，张本批判的这些内容，都是聂荣臻提出和反复强调的主张。

聂荣臻越听越生气。造反派代表发言完毕，会议主持人要聂荣臻讲话。聂荣臻说：“我身体不好，也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是请别的同志讲吧。”就这样，他对会议进行了抵制。

接着是江青讲话。她先大言不惭地说：受毛主席委托，问大家好，又说“要做同志们的小学生，向大家学习。”然后就东拉西扯，指桑骂槐，说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最后警告说，听不得批评意见，压制民主是错误的，康生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以后陈伯达作了长篇讲话。他从西方文化，扯到东方文化；从“文化大革命”，扯到科学技术发展；从辩证法，扯到破除迷信；从反对修正主义，扯到农村包围城市……

聂荣臻没有等陈伯达讲完，就以身体不好为由，提前离开会场，回到家里，已经快午夜12时了。他临睡以前。总要散会儿步，他对陪同散步的秘书说，今天的会议不是说要讲讲政策吗?原以为中央“文革”的人会讲讲6月份我们上报的那个文件精神，结果主要是造反派对许多同志的点名攻击，又攻击“科学工作十四条”和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实在叫人气愤。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们完全是在搞突然袭击，叫我怎么讲话!今后，看来科学战线将会更乱，日子会更难过了。

以上这些不祥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第二节 二十八昼夜事件

1966年8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以下简称“北航红旗”)的200名学生，来到国防部大院门口静坐，提出要求：国防科委承认派到北航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立即返回学院，同学生辩论；工作组组长、国防科委院校局副局长赵如璋到学院随时澄清解答问题。这些学生声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以后要求不断加码，要赵如璋和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罗舜初到北航去与学生同吃同住，以便随时澄清解答问题，要罢赵如璋、罗舜初的官，要国防科委搬到北航去办公。

他们在国防部大院门口安营扎寨，用高音喇叭喊口号，贴大字报，无休止地纠缠国防科委的工作人员，胡闹了28天，到9月22日才撤走。

北京航空学院，是国防科委直接领导管理的11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之一。运动初期，国防科委遵照北京市委的指示，向北航派出了6人工作组，帮助学院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初期，有个学生贴出了一张名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对国防科委的工作和其他一些问题，横加指责，里面有许多歪曲不实之词，引起许多师生的不满。工作组顺势发动师生进行辩论。结果是，少数人支持“无头黑线”，大多数人反对，学院师生形成了两派。这少数人后来成立了名为“红旗战斗队”的组织。他们比较孤立。

到7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28日，戚本禹接见“北航红旗”的代表，对学生们说：“我看很多工作组不好，贴大字报把事情揭露清，同学们会跟你们跑的。工作组不愿革命的罢他们的官，犯错误的可以留下检讨，不能让他们溜了，让他们做你们的学生，受教育。”此后，“红旗战斗队”造反劲头越来越大。

国防部是军事重地，不能允许学生在那里胡闹，这是常理。8月25日，聂荣臻听了秘书的报告，气愤地说。国防部是什么地方，“北航红旗”怎么可以这样胡来!要告诉国防科委领导人，学生要求赵如璋回学院去澄清问题，可以去，但学生不能在旃坛寺静坐，必须动员他们回学院去。国防科委遵照聂荣臻的指示，学生必须先回学院，再去澄清问题。双方一直僵持。

9月19日，张春桥给聂荣臻秘书打电话说，北航有些学生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未能解决，伯达同志最近提议，这样拖下去不好，可以让工作组去北航听取意见，让少数派学生把意见说完，工作组要认真做自我批评。

张春桥来电话的情况报告聂荣臻后，聂荣臻说：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所以支持少数派，告诉罗舜初，把详细情况再了解一下，去向张春桥做次汇报，研究一下究竟如何办好。

9月21日，王力又给聂荣臻秘书打电话转达陈伯达的意见：“对此航问题，不管群众多少，找来了，领导上都要接见；对群众不要顶牛，顶牛最后总是没有好下场的。陈伯达同志约聂荣臻下午商谈北航问题。”看了电话记录，聂荣臻约罗舜初一起，下午3时到了中央“文革”陈伯达处开会。会上，陈伯达仍然重复张春桥、王力转达的意见，对聂荣臻、罗舜初的解释根本听不进去。最后，他甚至威胁说：“罗舜初、赵如璋应该到北航去同‘红旗战斗队’的学生同吃同住，当小学生，如果你们去了北航，人身安全出了问题，惟我陈伯达是问，我可以立军令状。”聂荣臻说：罗舜初、赵如璋可以去北航，但“北航红旗”必须从国防部大院门口撤走，否则影响太坏!于是，到9月22日，28昼夜事件告一段落。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9月23日，“北航红旗”提出了会议由他们主持，赵如璋要随叫随到，只单独会见“北航红旗”学生，不许会见多数派学生，必须正面澄清回答问题等6条协议，强迫赵如璋签了字。聂荣臻得知后说，叫赵如璋好好休息，可以暂时按此协议办。让“北航红旗”继续暴露，事情总是会走向反面的。第二天，聂荣臻召开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国防工业高等院校““文革””方面的问题，特意请赵如璋列席。聂荣臻首先在会上说：“赵如璋同志你受委屈了”，表示慰问。在研究到北航问题时，聂荣臻说：“我怀疑‘红旗’里面有坏人，有‘牛鬼蛇神’，肯定有后台。”这些话，不知怎么很快就传出去了。这下，可闯了大祸。中央“文革”当然非常恼怒，“北航红旗”穷追不放。

9月30日，江青通过聂荣臻的一位老部下传话，北航问题，国防科委越来越被动，陷得很深 ，情况正在起变化，是执行错误路线，还是执行正确路线。必须坚决支持少数派。学生要斗赵如璋，就由他们斗，戴什么帽子就是什么帽子，不要怕，运动后期再说。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组织)去国防部门口赶“北航红旗”，撕大字报，是否有国防科委的干部子弟参加。这样做很危险，有可能使矛盾转化。“科委不要把聂总推到第一线，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她还对这位传话人说：“你是否向聂老总再进一言。”对江青的这些话，聂荣臻置之不理。

此后，“北航红旗”一再写信，或通过国防科委“文革”办公室传话，要求聂荣臻接见面谈。聂荣臻都以身体不好和接见了少数派、就必须接见多数派为由，一再拒绝与“北航红旗”学生对话。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不断向军委和全军“文革”施加压力，迫使国防科委党委同意停止了罗舜初、赵如璋的职务。两人被软禁在北航，忍受多种折磨，长达几个月。

聂荣臻在主持导弹核武器试验回京后，就又立即投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程地对地导弹试验和氢弹原理试验的准备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聂荣臻仍然不与“北航红旗”见面。

12月24日，“北航红旗”通知聂荣臻，要开批判罗舜初、赵如璋清算国防科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大会，要聂务必参加。聂荣臻以明天就要外出执行任务为由，拒绝出席。这一下，“北航红旗”气急败坏，12月28日，又派入到国防部大院门口胡闹。从30日起，他们就将“炮轰聂荣臻，火烧聂荣臻”、“聂荣臻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聂荣臻要在北航红旗里抓右派，何其毒也”、“聂老总，请你帮帮忙，把国防科委搬出来”等大标语、大字报，在北京各大院校和街头广为张贴。

1967年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红旗”3名代表时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也应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

同一天，聂荣臻回到北京，很快知道了中央“文革”的表态。1月5日，他去找周恩来，想请示怎么办?周恩来不在。于是他出了中南海，直奔钓鱼台，找到陈伯达。陈伯达支支吾吾，只是说，应该同“北航红旗”谈谈，不再说“可以烧一烧，应该烧一烧”之类的话了。

1月12日，在全军“文革”会议上，江青说：国防科委前一段运动搞得乱七八糟。不久，聂荣臻又得知，毛泽东去年8月曾说过：赵如璋可以单独去向“北航红旗”澄清问题等话。他对毛泽东是绝对尊重的。于是1月18日，聂荣臻第一次来到北京航空学院，出席师生员工大会。他在讲话中被迫检讨：“我虽然没有主持国防科委的日常工作，但我兼了国防科委主任，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有责任，我欢迎大家的批评，诚恳地接受大家批评。”第二天，又专门找“北航红旗”学生代表座谈，进行检讨。

但聂荣臻并没有就此屈服。在上海“一月夺权”邪风的鼓舞下，“北航红旗”公然提出要夺国防科委的领导权。聂荣臻说：绝不能允许他们夺国防科委的权，要夺权必须报军委批准。3月，“北航红旗”要夺某型靶机研制任务的领导权。聂荣臻得知后，打电话给唐延杰，这些学生这样做是争权夺利，他们有什么权力撤销领导机关的决定，不要理他们。10天以后，在听取国防科委汇报时，聂荣臻说：“听说‘北航红旗’的有些学生，还想纠缠28昼夜的问题，我们不再做检讨了!”

第三节 在万炮齐轰面前

1966年9月15日和9月16日，这是““文革””期间七机部的两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两个紧挨着的日子，产生了“915”、“916”两个群众组织。他们都发展到各自拥有数以万计的成员，是当时北京地区同一个单位中人数最多的两个群众组织。

按照一般政治运动的规律，七机部的领导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对部内的某些工作人员进行了政治思想摸底排队。这项工作，持续到8月中旬。到了9月，造领导的反已经成为时髦、七机部造领导反的一派群众，要求公市排队材料，以便从中寻找领导镇压群众的依据。保领导的群众，则坚决反对公布材料。两派都不断到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国防部大院，申述理由，寻求支持。

七机部是从事导弹、火箭研制的重要科研机构，是聂荣臻倾注了大量心血，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经过十多年的艰辛，才创建起来的。他当然非常关心七机部的各种情况。李富春领导七机部的运动，为避免引起混乱，主张将七机部的排队材料全部封存起来。9月14日，他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电话上告诉了聂荣臻。聂荣臻了解有关情况后，回复李富春，表示完全同意李的意见。15日中午，周恩来找李富春、聂荣臻研究这个问题，也同意将材料封存起来。围绕着公布不公布排队材料，到9月15日，主张不公布材料的一派，以日子取名，成立了“915”群众组织。紧接着，要求公布排队材料的一派，成立了“916”群众组织。

早在1966年6月5日，七机部有两个人联名贴出一张大宇报，批判“科学工作十四条”，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大字报同时也批聂荣臻1961年7月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干部大会上动员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只强调业务，不提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只讲科技工作上出成果出人才，不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只讲对科技人员的“特殊工作”特殊地位“特殊照顾”，不讲思想改造，不提“四个第一”。聂荣臻在听了汇报以后说：要给大字报的作者做些解释工作。任何条例、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毛主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提到“十四条”，都是肯定的，不能说是大毒草，如果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来，以便研究修改。虽然做了解释，但未能解决这方面的议论。不久，又有人贴出类似的大字报。有更多的大字报不同意批判方的意见，进行反驳。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尖锐。这就为成立“915”、“916”两大派打下了基础。

以后，1967年“一月夺权”。一月中旬，“916”夺了七机部的各级领导大权。夺权以后，他们积极与“北航红旗”串联，要在“专家路线”、“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科学工作十四条”三个方面猛攻国防科委，目的主要是想把聂荣臻打成推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代表，同时使“915”在这场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国防科委领导闻讯后比较紧张。聂荣臻知道后对国防科委的几位领导人说：“你们不要紧张，我们过去十年的工作，在大方向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是站得住的。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大家可以提意见，欢迎大家提意见，意见符合实际的就改，这对工作有利，不符合的就解释，实事求是嘛。但我们不能承认在这三个方面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到一月下旬，“916”贴出了“炮轰国防科委”、“揪出王秉璋的黑后台”、“揪出‘915’的后台示众”的大字报。大字报还造谣说，周恩来曾经说过“915”是有后台的。这3张内容大致相同的大字报，在七机部广为张贴，也贴到了国防部大院门口。这样，“916”对聂荣臻的批判炮轰，虽然没有指名，但已经由计划走上了实际行动。聂荣臻对此并不在意，未予置理。与此同时，“916”又多次挑起与“915”的争论，引发双方武斗。

“一月夺权”以后，各单位普遍出现了紧张局面，两派为夺权武斗不断。眼看着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部门的科技人员遭受越来越多的迫害，各种科研设备遭到破坏，科研、生产工作陷入停顿状态，聂荣臻非常着急。3月11日，他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现在各国防工业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也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报告建议，将二机部的核武器研究院、三机部的飞机研究院、四机部的电子设备研究院、五机部的兵器研究院、六机部的舰船研究院、七机部的各研究院和为国防科研任务服务的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的各研究所，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军事接管，以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3月20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批示，“退总理照办。”

3月25日，聂荣臻召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他在会上做长篇讲话，动员做好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工作。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把直接进行武器装备研究设计工作及其紧密配套的单位，组建成若干个研究院，划入军队建制。二、从工业部门划出少数小型工厂、车间，加强研究院的试验试制力量。三、抽出一定力量加强国防工业部门的研究设计工作。四、接管单位的三线建设问题，另行协商解决。五、进一步健全各军兵种的科研机构，加强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战术技术论证和维修等的研究工作。接管改组工作中要做到抓革命，促生产，促进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解放大多数干部，保护科技人员，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对于这样一个讲话，“916”有人持反对态度。他们通过“北航红旗”的一份小报进行批判：一、说什么“以泄密为借口，全盘否定我们抢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实际上，聂荣臻的通篇讲话，只在一个地方提到了“泄密现象也很多。这些情况必须迅速改变，不能长期坐视，置之不理。”根本没有提七机部的事。二、讲话只说科研方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提思想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三、“抽象地说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正确领导，却借口吹嘘自己。”实际上，聂荣臻只是在讲话中，讲了个人对部院合并、厂所合并，是否取消国防科委等问题的看法。四、“宣布国防科研单位，要列人军队建制，引起思想混乱，使大家无心搞运动了。当时绝大多数科技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出于对解放军的热爱和希望稳定的愿望，都迫切希望参加解放军，列人军队建制。人心思治，何罪之有。

“916”迁怒于聂荣臻的，最主要是发生在对待七机部当时的部长王秉璋的问题上。1967年5月10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916”一位“勤务员”的电话：“5月6日，批判王秉璋的时候，王的身体很好，态度很强硬，前天突然失踪，据王的警卫员说，‘王被上级接走’。不知是哪个上级接走的?我们问了周总理办公室，回答是不清楚，不知道聂总是否了解此事?希望火速予以答复。否则我们发动几万入到处搜，问题就大啦。现在是王秉璋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我们准备‘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机部，’可他突然不见了，希望能帮助我们弄清楚他的去向。”聂荣臻在听秘书报告后说：我不清楚此事。事实上他也确实不知道。5月20日，“916”出动两万人，围着中南海示威游行，要求揪出王秉璋，直到周总理派秘书出来对他们说，王秉璋因为肝病厉害，“是林副统帅叫他养病休息的。”“916”才撤围中南海。

尽管周总理的秘书作了说明，但“916”仍认为是聂荣臻把王秉璋藏了起来。所以从5月下旬起，他们一面派人冲人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宿舍营区，指责科委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与工作人员辩论，要大家起来造聂荣臻的反；一面也学“北航红旗”的样，派人在国防部大院门口安营扎寨，装上高音喇叭，不断呼口号，“火烧聂荣臻”、“炮轰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同时又出动大批人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大字报，重复前面说的内容，其中最大的标语，要数刷在北京东郊热电厂烟囱上的那一幅。“万炮齐轰聂荣臻”，每个字足有几米高。署名“916”的“1”宇，更是画成一支火箭，高达十多米，直指蓝天，十分醒目。当时是轰动京城的一条最大的标语。

这显然与周总理希望通过军管，尽快使国防科研战线的正常工作秩序得以恢复的意图不符。于是，6月3日晚，周总理约聂荣臻一起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军管会的代表，在会上，周总理对“916”群众组织的代表说，“你们在国防部门口搞大喇叭，万炮齐轰聂荣臻，这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你们要承认错误。”聂荣臻在会上说：“你们轰了我十几天，我有错误，你们帮助我，我是欢迎的，但是采取无中生有的做法，作为一个群众组织来说，这是不好的。你们说我是王秉璋的后台，我这个人从来不做后台，而是做前台的……我不会因为你们轰了我，就记你们的仇，”这次接见以后，“916”在对待聂荣臻的问题上沉静了一段时间。

1967年8月31日晚至9月1日，“915”、“916”在八宝山地区发生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武斗。当时双方出动的总人数达1.2万多人。聂荣臻得知后，一面命北京卫戍区紧急出动一个营的兵力，把武斗双方隔开；一面立即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要卫戍区领导传达他的命令：我命令你们立即停止武斗，立即从现场撤退，违反者，按法律惩处。”9月2日早晨，武斗被制止。随着七机部两派武斗的升级，对科学家的迫害也在升级。聂荣臻闻讯深为不安。他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科学家可是我们国家的宝贝，突破‘两弹’主要得依靠他们。你到七机部找个安全的地方，派一个连的兵力，把七机部的科学家保护起来，不准任何人去批斗他们。”傅祟碧立即照办。以后有的人知道了科学家的下落，酝酿要去揪人。聂荣臻要傅崇碧增加兵力。于是守卫那座小楼的部队增加到一个营。江青知道后当面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傅崇碧怕连累了聂荣臻，就向周总理直接汇报。周总理表示：“聂老总的做法对!”后来聂荣臻被迫去向“916”的头头们作检讨，承认在“916”的问题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第四节 被迫收回讲话

位于青海省西宁地区的二机部二二一厂，是研制核武器的重要基地。1967年2月，西宁发生了一次死伤一百多人的大规模武斗。二二一厂的群众组织被牵连进去。聂荣臻在处理二二一厂事件的过程中，被诬陷为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被迫违心地收回自己对二二一厂各派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这在聂荣臻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聂荣臻作为“两弹”事业的组织领导人，当然对二二一厂极为关心。1966年9月14日午夜，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二机部刘杰部长的李秘书打来的电话：二二一厂少数派“草原红卫兵”群众组织，对周总理处理该厂运动方面的指示不满，要求来北京，劝说无效，19名代表已经在今天由西宁乘火车来北京。由于”草原红卫兵”来京，多数派的”红原红卫兵”群众组织也要求来北京。西宁地区当前正流行鼠疫。这19个人是突然来京的，没有做检疫处理。对多数派代表，拟做检疫处理后再准许他们来京。以上情况已经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都作了报告。第二天，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说，既然已经报告周总理，就等待指示，但要告诉刘部长，二机部西北地区的几个工厂不能乱，一乱后果就不堪设想。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这19人来京以后，被周总理批评了一顿，只得悻悻回去了。

“一月夺权”邪风刮来，二二一厂两派为夺权问题，关系再度紧张。曾经发生过零星的小规模武斗。2月23日下午5时许，聂荣臻办公室接到总参作战部的电话：今天上午8时17分至11时42分，西宁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出现了重大伤亡。据青海省军区报告，2月14日部队奉命接管西宁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占据的《青海日报》社，去了一个连，被赶了出来。今天又去4至5个连，包围了报社，开展政治攻势。部队遭到武力攻击，我们被迫进行还击，出现了人员伤亡，晚上，总参作战部再次报告了有关情况。

当晚9时30分，聂荣臻约刘西尧来，一起去向周恩来汇报西宁大规模武斗可能危及二二一厂，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周总理正忙，叫推迟时间再去，聂荣臻因为身体不好，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应该对二二一厂实施军管，防止西宁的武斗蔓延到该厂。二、立即通知技术专家撤退到西宁某军事基地加以保护。三、二二一厂各战斗组织、驻厂警卫团、某高炮师、某军事基地各派两名代表，来京汇报工厂运动情况和商谈军管问题。四、二二一厂警卫团要保证酝酿中的厂区游行示威不出任何问题。刘西尧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意见。

24日凌晨1时，周恩来找刘西尧去汇报西宁事件及二二一厂的问题。周恩来听汇报后指示：一、要把有关的情况弄确切。二、同意军事接管二二一厂，请聂荣臻起草文稿报批。军管前先找各方代表谈一谈，听听他们的意见。三、二机部党委要开次会，对有关的情况和问题，上报党委的看法。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命青海某军事基地司令贾乾瑞负责，就地把情况弄准确；同时要二机部按原定计划通知各方代表来京开会；正在二二一厂召开的技术工作座谈会，为了专家安全，移到北京来开。随后，他即起草了对二二一厂实施军管的报告，报林彪、周恩来，获得批准，

技术工作座谈会移北京开的通知下达后，2月27日，国防科委报告，二二一厂“草红总”提出要派一名监督员，来京监督会议的进程，是否可以?聂荣臻当即答复：不能同意群众组织监督业务工作会议，不能开这个先例。

各方代表很快来到北京。聂荣臻于2月27日、28日用两个整天听取代表们汇报情况。他牢记着周恩来要把情况弄确切的指示，在会上只听不说，让大家把话说完。然后他把情况扼要向周恩来作了汇报。3月2日，聂荣臻出席了二机部技术工作座谈会，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除了核武器的发展方向等业务方面的问题作了指示而外，他说：“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怕，不要被造反派所左右，否则要犯错误……核武器研制试验和有关的业务会议，不能让造反派主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该保的密一定要保。”再次回答了“草红总”要求监督业务会议的问题，3月4日上午，聂荣臻陪同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了二二一厂两派群众组织、部队的代表和有关的领导。周恩来要聂荣臻先讲话。

于是，聂荣臻讲了5条意见：一、二二一厂是个十分重要的工厂。我们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都取得成功，你们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年上半年，工厂任务仍十分繁重，希望同志们一定要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的生产和科研工作顺利进行。二、“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夺权斗争的新阶段，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定要按中央、国务院、军委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办。违背了斗争大方向，就会滑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三、“草红总”的大方向是有错误的。你们卷入了“八一八”这个造反派组织的打砸抢行动。公开宣称与这个造反组织胜利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你们把矛头指向驻厂部队，指向人民解放军。你们把矛头指向厂内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指向厂内不同意你们观点的广大革命群众，实行高压政策。这些都不只是一般工作中的缺点锚误，是原则问题。四、由于“草红总”所犯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使工厂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为了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能正常进行生产和科研工作，我已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建议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五、希望大家回去后，向广大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草红总”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就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一棍子打死。

周恩来在会上也讲了话，支持聂荣臻的意见。

3月5日，聂荣臻签发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宣布：一、“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科研以及行政等工作，均在军事管制下进行。”二、厂内不准夺权，“草红总”已夺的权，应该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把权交回。三、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厂内外一切组织和个人，不准互相串联。四、“文化大革命”只能在8小时生产和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五、以上，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此后，二二一厂各方面的形势一度好转，但好景不长。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说：“青梅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青海省委书记王昭与事件直接有关。”“夺权以后，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镇压。”“决定”宣布为“八一八”平反，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3月25日晚上，林彪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青海省西宁事件是“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典型”，“是法西斯暴行。”

以后形势突变。“草红总”立即又是写信，又是电话、电报，来京上访，要求聂荣臻收回3月4日的讲话。聂荣臻于3月31日、4月7日，曾两次答复“草红总”：中央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所以讲话中关于“草红总”与“八一八”关系部分应该撤销，但同时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希望他们通过整风予以解决。“草红总”哪肯罢休，终于在5月15日作出了“关于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接见我厂来京代表时的发言纪要的决议”。“决议”里说：聂荣臻的讲话，“是在赵永夫谎报军情，贾乾瑞谎报厂情，欺骗中央的情况下作出的，是不符合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的，而且在我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大会一致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目的发言纪要。”他们的来京代表，四处活动，要求聂荣臻收回讲话，还说聂荣臻支持军队镇压造反派，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4月11日至28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主持，以西宁事件为重点，着重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后聂荣臻又被迫于5月22日致电二二一厂军管组转全厂同志，电报说：“最近接到二二一厂的信电和来访，提到3月4日我的发言纪要。这个发言是错误的，对‘草红总’夺权后产生的缺点错误，除西宁事件中央已有决定外，有些批评也是不适当的。我宣布收回这个讲话。但仍应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电报最后说：“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这几句，体现了聂荣臻最担心的事情，那就是群众斗群众。

这份电报发出以前，是经过周恩来逐字逐句修改过的，也代表了周恩来的态度。

历史总是公正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不是王昭，王昭当时不在西宁，但却为此被迫害致死。也不是赵永夫。军队当时确实是被迫还击的，才酿成了不幸的西宁流血事件。

第五节 是大科研主义吗

“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一顶政治帽子。聂荣臻成了戴上这顶政治帽子的代表人物。在““文革””期间名目繁多的种种迫害中，因为“多中心论”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聂荣臻。

“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一项罪名，就是所谓聂荣臻推行了大科研主义。意思是通过大量组新中国成立防科学技术研究院，突出自己，另立中心。事实上，在军事接管中，聂荣臻强调4条基本原则：一、中国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不能要，像数学、物理、化学、原子能基础理论、基本粒子的研究力量，都要留在中国科学院，不能削弱，还应该加强。二、必须强调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重要性。各国防科技研究院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到万事不求人。为解决各研究院试验、试制力量薄弱问题，在对方愿意的基础上，可以向外单位要点小型工厂或车间。三、不纠缠1964年的“部院合并”问题，那是中央批准的。四、通过军事接管，要促进各单位的大联合，并力求迅速恢复各项科研业务工作。

1967年5月3日，在第六十七次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军管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7月15日，他在第八十二次军委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的方案》的报告，经过军委讨论同意，9月19日，他又将这个报告提到由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讨论，也获得通过。9月20日，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聂荣臻在报告里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配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18个研究院。”“这18个研究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已有的研究院，这次只做些调整充实。如核武器、地对地导弹、潜(艇)对地导弹、飞航式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航空(飞机)、舰艇、兵器、坦克和军用车辆、电子工程设备、国防科研工程设计等12个研究院。第二类是目前急需填补加强的新组建的研究院。共有6个：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反导弹反卫星(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任务)、电子元器件、国防光学、国防新型材料、空气动力研究院。”报告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把武器装备研究设计及其紧密配套的研究力量集中到军内来……武器装备研究与作战使用要求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二、这样调整改组，虽然研究院、所的数目增加了些，但人数增加不多，通过统筹规划安排，各个领域都有了研究院……在中央军委批准的统一规划下，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大大纠正了研究工作上的重复浪费、各自为政、分散主义的现象。三、这样调整改组，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四、可以迅速研制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使国防工业生产尽早结束仿制局面。”

从报告里可以看出，聂荣臻是深思熟虑的，这是他总结了“两弹”攻关的宝贵经验和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为摆脱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为更好地实现国防现代化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赞美当年“两弹一星”攻关的精神，可聂荣臻组建18个研究院的良好愿望，却成为当时某些人批判他有所谓“大科研主义”，想“另立中心”的借口。

10月25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35号)。“中央文件”说：“现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摘要和毛主席的批示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10月29日，在向国防科委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聂荣臻说：“组建各研究院，当前关键是要把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出身不好的干部要看表现，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的检讨了就行嘛，要允许人家改正，允许人家革命。机构一定要精简，庞大重叠，不便指挥。真正做工作，不在人很多，相反，人多了，本身的工作就把你拖住了。这是多少年经验告诉我们的。人忙一点好，没有事干就很糟糕。”

批准组建1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的中央文件传达以后，要求归入这些研究院的单位越来越多。同时，也引起了另一方面的反映。最早的反映来自各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和部分群众，认为这样做会削弱国防工业生产方面的力量。聂荣臻听到这种反映后很警惕。1968年2月21日，他在听取罗舜初等汇报时说：“近来听到不少反映，在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中，国防科委对外要工厂要得太多，应该引起注意。总的来说，为了下决心解决各研究院的试制力量，当然应该向外面要一批工厂或车间，但是绝不能要得太多太大。现在有的研究院，有的同志，有一种万事不求人，再也不要与人协作的想法，这是不对的。我在给主席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这次体制调整后，与各工业部门的协作关系，不但不应该减少，而且还应该加强……要把这个想法对各研究院讲清楚，要大家严格掌握，非必需的就不要要了。现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对国防科研系统都大力支持，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反而不照顾别人，要有全局观点。”他要罗舜初等务必把他的意思向大家讲清楚。为此，国防科委于2月27日专门发了《重要指示记录》(68)第8号文件，全文刊登了聂荣臻的这个讲话，传达到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尽管如此，可是在1968年春召开的国防科委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许多造反派的代表发言，仍大肆批判聂荣臻的所谓“大科研主义”。有的说：“聂荣臻为了垒聂氏山头，所以想出了组建18个研究院的主意。”有的说：“组建18个研究院，是想把造聂荣臻反的群众组织整垮。”有的说：“聂荣臻搞大科研主义，是想保护反动学术权威，其性质与有人想用生产压革命是一样的。”还有个人说：“过去说罗长子(指罗瑞卿同志)手伸得很长，现在聂荣臻的手仲得比罗长子更长。他从原子弹一直抓到了山药蛋(马铃薯)。”这个代表发言时，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在这次代表大会开的前5天，也就是3月6日，聂荣臻在听取刘西尧等关于原子能研究利用问题汇报时曾说过：“放射性同位素如何用在民用方面，应该研究。我们想问题，要从如何有利于国家，有利于7亿人民出发。中国科学院有人不愿意研究山药蛋。我们是7亿人口的大国，山药蛋在解决吃的方面很重要。”山药蛋经过同位素辐照，有利于防止霉变和种子的提纯复壮。对“从原子弹抓到山药蛋”的无知，聂荣臻既当是笑话听，又深记着这话的含意。直到晚年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仍记得这件事。他说：“原子弹要抓，这是大事。山药蛋也要抓，这同样是大事。在中国北方，山药蛋既当菜吃，有些地方又当主粮吃。2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很困难，能有山药蛋吃就算不错了。”

第六节 “黑后台”的困扰

1968年3月，北京发生了所谓“杨余傅”事件。此后，“杨余傅”事件和“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问题，不断困扰着聂荣臻。

3月23日8时左右，在西山住处，聂荣臻的保健医生接到一位自称姓王的北京军区女同志的电话。她说：“今天凌晨，杨成武同志那里出事了，突然人已下落不明，门口警卫换了人，不准随便出人，杨办的张主任已经被两个人绑架走了。请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聂帅，请聂帅过问一下。”保健医生想进一步问清情况，对方把电话挂了。于是，医生整理了个简单的电话记录，交给警卫参谋，转给了秘书。秘书看了电话记录，感到很奇怪，就给杨成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很长时间没有人接，秘书感到确实是出事了。聂荣臻因为心脏病发作，刚刚恢复，秘书不敢将此事向他报告。

3月24日下午，聂办先后接到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今天晚上人民大会堂有重要会议，请聂荣臻出席。问会议的内容，回答是他们也不清楚。秘书去找医生商量，当时有董承朗、吴杰、黄宛等好几位专家在，大家一致意见，聂荣臻重病刚愈，以不出席会议为好。专家、秘书一起去向聂荣臻作了汇报。他同意请假，就分别向两个办公厅打了电话请假。快吃晚饭的时候，汪东兴亲自打电话给聂荣臻，仍是要他去出席会议，内容要到会场才能告诉。聂荣臻知道，准是党内出了大事，但他最讲科学，对汪东兴说：“医生不同意我出席会议，自己感觉也不大好，还是确定请假。”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对聂荣臻说：昨天晚上的会议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会上，先是宣读了命令：撤销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余立金(军委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说他们犯了严重错误。任命黄永胜(原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林彪、康生等还在会上讲活，要揪什么：“杨余傅”的“黑后台”。“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前不知道，而且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耍了花招。富春、先念、陈老总、向前等，我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主席台上。他们的用意不是十分明显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我们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暗示群众，台下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下一步要揪什么黑后台，我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罗。”说完，叶剑英笑着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欲加之罪，难道还少吗!”

聂荣臻说：“杨成武、傅崇碧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要揪后台，肯定是会大做文章的。揪就揪吧，昨天接连打电话，要我去开会，原来是这么回事。”

听了两位老帅的谈话，秘书这才觉得前天早晨那个电话的性质严重，就如实向聂荣臻作了报告。聂荣臻也觉得奇怪，叫把情况进一步弄清楚。于是，保健医生写了比较详细的证明材料，并作了分析：认为可能是杨成武的保健医生叫他爱人(也是医务工作人员)打的电话。因为杨的保健医生认识自己，也知道西山这儿的电话。这太像是后台了，问题严重。于是，聂荣臻向中央“文革”写了信，附上医生的说明和分析，以资澄清问题。

红卫兵小报上很快登出了林彪、康生等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概括起来是：一、杨成武与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军委空军司令员)、谢富治(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篡夺空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二、杨成武曾3次下令要傅崇碧带领武装，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那里抓人。三、余立金历史上是“叛徒”。林彪在讲话中还提到，“杨成武的主要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个部分。”意思是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康生则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有黑后台的。”

聂荣臻看完讲话后说：“他们要挖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3月24日的会议以后，社会上立即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进了中南海，贴到了军委西山招待所的大门外，矛头直指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其中尤其是指向聂荣臻。

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许多重要文件、电报停发了。在““文革””中，这往往是意味着此人出事了。4月2日，秘书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聂荣臻。聂荣臻气愤地说：“不管他们怎么弄，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我自己知道，反正我不是他们的后台。”

4月6日晚上，聂荣臻在电话上问叶群：“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这几天，外面大字报轰得很厉害，轰我的大字报都贴到西山脚下来了，我不得不表态啊!”叶群说：“并没有点名嘛，现在外面正在炮轰，让人家轰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听了这样的回答，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在揪杨成武黑后台的活动中，有些大字报点了我的名，有的虽未点名，但也可以看出怀疑我是后台的……请求主席能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亲聆面教，以便把事情搞清楚。”

3天之后，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的秘书，说是4月7日聂荣臻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看后批了如下内容：“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看了电话记录以后，聂荣臻说：“这一下我清楚了，他们要抓我的什么黑后台，并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当天晚上，周恩来给聂荣臻打电话，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毛泽东那里开会。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而外，就是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会上，毛泽东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显然，聂荣臻的信，引起了毛泽东对抓“黑后台”问题的重视，所以才开了这次会议。

4月16日，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去看望林彪。后来他回忆说：“那次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意思是不听话了。我对他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不就来了。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真令人可笑。”

“杨余傅”事件平反以后，有次傅崇碧来看望，他对聂荣臻说：“我早在3月22日午夜就被非法拘押了。当时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次扒着铁窗看，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打倒‘杨余傅’，心里还在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聂荣臻听完哈哈大笑。可见，“杨余傅”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出来的。

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对“杨余傅”事件，人们开始有了新的看法。1973年12月21日，在聂荣臻出席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他们先后获得释放并恢复工作。1979年3月，在聂荣臻的关心建议下，中共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公开平反。

江青有一次公然在有关北京军区的“华北会议”上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江青诬蔑聂荣臻“从三七年起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在北京军区党委会上说，北京军区有必要“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对山头主义必须揭深批透。”“总之你们要抓中心、抓重点，不要什么问题都抓。”“不这样做，就很危险。”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北京军区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持续时间长达7年之久。更有甚者，1968年4月开展反“华北山头主义”的运动以后，江青一伙说“华北山头主义”是反对林彪的。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他们又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

聂荣臻本人则多次对别人说：“我自从1954年免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北京军区的事，这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事实确实如此。原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许多老部下、老战友来找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建议。凡属重大的问题，他都转报中央或军委决定；凡属个人职级待遇等问题，他都转请原总政治部按原则处理，从不自作主张。

1979年7月，又是在聂荣臻的关心建议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使为此深受其害的许多“老华北”解除了思想和政治包袱，也彻底解除了聂荣臻为此而无端背的黑锅。

第七节 “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风波

1968年3月11日，国防科委“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多人。在会前的准备过程中，国防科委党委1月11日发出了关于“学代会”代表选拔条件的补充通知，其中有一条，代表必须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这成为聂荣臻搞所谓“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三条罪状。

2月10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七机部军管会的一个报告，其中提到，补充通知中关于代表条件问题，引起了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的争论，不利于促进他们团结的工作，希望领导上对代表条件的规定再做考虑。2月下旬到“学代会”开幕前，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几封群众来信，说国防科委领导借开“学代会”的机会，有吹捧聂荣臻的现象。聂荣臻知道这些情况后，请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到西山住处开会，讨论召开“学代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上，没有再提到选举代表条件的问题，因为这时候代表已经全部选出，知道两派都有代表参加，聂荣臻也就比较放心了。于是他着重要求罗、刘、蔡分别把准备在“学代会”上的发言都检查一下，都不要有突出他个人的内容，主要应该突出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但尽管如此，国防科委副主任在“学代会”的发言中，仍有聂荣臻同志“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等提法。

“学代会”开幕以后，对国防科委持批判态度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北航红旗”和“916”为核心，联合起来，抓住“学代会”的代表条件不放。说国防科委提出这个条件是为了垒“聂氏山头”，搞宗派主义，想把对立派群众组织整垮。十多天后，“杨余傅”事件发生，结合抓“黑后台”，他们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使国防科委的各项领导工作，基本陷入瘫痪状态。

周总理知道了国防科委在“学代会”问题上的困难处境，于4月20日晚上9时40分至21日凌晨2时，接见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下属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他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和问了一些有关的情况以后说：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学代会”代表的条件，是错误的。但聂老总事前不知道，他知道后很不安，写了检讨。耍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聂荣臻同志我们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大家要消除派性，搞好联合，把“学代会”开好。

4月24日，聂荣臻给“学代会”写了自我批评的信。信中说：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和开始的一段，我正在病中，至今没有痊愈，有许多情况确实不清楚。代表的评选条件，会上有突出我个人的作法，大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错误，我作为国防科委党委的负责人，作为‘班长’应该首先负责。‘核心’的那条极端错误的条件，事先没有报告我，到知道的时候，绝大多数代表已经选出来了，我感到这个条件不对，但迁就了现状，未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未采取断然处置来纠正这个错误，此次会议准备的文件、发言、报告，我在病中，都不知道，虽然以前曾多次谈过不要突出我个人，不要吹，不要捧，会前也一般地打过招呼，但采取措施不力，更未检查过问。”“我在四十多年来各个革命斗争阶段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我绝不是一贯正确的，而是错误不少。”

聂荣臻的这封信，是经过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发出的。如原信中有一句，“总理代表中央亲自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周恩来改为“周恩来总理遵照毛主席指示，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另一句提到，总理的指示，对我们开好会议“起了重大作用”，周恩来改为“起一定作用”。

但信在发给“学代会”以后，仍有人说，聂荣臻的信“是做表面文章”、“没有触及灵魂”、“作为党委书记，不可能事前不知道‘学代会’代表的条件。”

4月30日上午，聂荣臻到“学代会”上准备检讨，听取意见。可当他刚讲了几句，持批判态度的一派口号声四起：“火烧聂老总”、“炮轰聂老总”、“万炮齐轰聂荣臻”。接着是另一派反对这样做，也高呼口号。至此，聂荣臻已经无法再继续讲话。他乘会场稍静时，说了几句：“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由国防科委党委转给我，希望大家遵照总理的指示，把大会开好。”然后离开了会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7年6月1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国防科委军管办公室的电话：飞机研究院一批群众来到国防部，要揪斗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唐曾任飞机研究院院长)，说唐历史上有自首叛变问题。该怎么办?请聂荣臻作指示。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电话上找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一个都没有找到。他就直接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聂荣臻在电话里说：“唐延杰同志的自首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唐的问题不是(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了嘛。群众贴大字报可以。如何处理，待中央有指示后按指示执行，不要让外单位揪斗唐。这个精神，只给常委同志说一下，不要下传。”但不知什么原因，事隔一年之后，这些话传了出去。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机关9名干部联名贴出名为《炮打聂荣臻》副标题为“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把上述电话记录中“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这句话，引申为“毛主席说，叛徒可以人党。”引申的话还打了引号，就变成了聂荣臻的原话。由此，自然得出了“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的结论了。

所谓唐延杰是“叛徒”的实际情况是：他1929年在长沙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的家人代他登报自首，后被国民党当局收容进感化院进行“感化”。1930年，红军进攻长沙时将他营救出狱，随即参加了红军。经历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在陕北重新入了党。唐延杰重新人党时，与聂荣臻不在一个单位，所以，聂荣臻对情况并不清楚。到1967年春天，有人反映唐延杰历史上有自首问题，聂荣臻当即要国防科委党委将唐的材料上报中央，还决定在中央没有批示前，当年的“五一”节没有让唐延杰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也不让唐再管机密性大的工作。在聂荣臻的记忆中，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曾有过指示，经过反“围剿”和长征考验，一般都可以解决党籍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聂荣臻说了电话记录里的那段话。

至于说“政治上陷害林副主席”的问题，聂荣臻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事实的经过是：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东突然逝世，下午叶群给聂荣臻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当时不知道安东是非正常死亡)：“林副主席知道安东同志逝世后说，安东是个好同志，是聂老总的一个好助手，既已逝世，请聂总不要过分悲伤，要保护好聂总的身体。”1968年1月，聂办工作人员在国防科委机关有人问起安东突然死亡的情况时，顺便说了这个电话记录的大意。大字报的作者，把此事歪曲成“林副主席说，自杀的叛徒是个好同志。”

9人大字报贴出以后，国防科委机关一片混乱，聂荣臻已处于无法工作的境地。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尽管受了种种委屈，聂荣臻仍于7月16日向毛泽东、林彪，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检讨报告，他在检讨报告中承认犯了3个方面的错误：一、在突出个人方面，去年4月，就曾有人吹捧“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对此“只当做一般传闻，没有严肃对待并公开表态纠正。”二、对待各群众组织，感情有亲一派、疏一派之分，三、在十年来发展科技事业中，“我只强调了立足国内，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对科学技术人员团结、鼓励多，教育、批评少，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抓得不够。”

对聂荣臻的检讨报告，毛泽东7月18日作了如下批示：“可以发出，但要做精神准备，革命群众还可能有意见要提出来。”但这个批示，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阻挠下，没有下发，聂荣臻的检讨也就没有同群众见面，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