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探索

一

    “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

这是聂荣臻元帅在他八十生日时的自题。

聂荣臻，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领导人，在半个多世纪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建立了不朽的功业。

聂荣臻的一生，充溢着不怕严寒酷暑的松柏气概。青年时代，他为造就能力，扶救祖国，克服重重困难，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时，他决然改变“学不成，死不归”的誓言，中途弃学，从事革命工作。

1925年，聂荣臻从莫斯科回国后，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兼政治教官，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该部组织科和宣传科的工作，还担任政治部出版的刊物《军事政治月刊》的政治编辑主任，同时管理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组织的党务。当时，黄埔的政治工作，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引起校长蒋介石的仇恨，恨死了政治部里的共产党员，聂荣臻是从莫斯科回国的，是戴了红帽子的，更是在仇恨之列。中山般事件后，蒋介石借机免去聂荣臻的职务，被排挤出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聂荣臻作为我党广东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攻克武昌后的一天晚上，聂荣臻在执行公务中，碰到了蒋介石，蒋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中，前面两个灯笼引路，后面两个灯笼紧跟，他们相对而过，蒋介石从轿子里伸出头来看了看聂荣臻，聂荣臻没有向蒋介石这个总司令打招呼、致军礼，蒋介石也没有理聂荣臻。

聂荣臻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他作为起义前敌军委书记，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指令，先行到九江一带，传达中央决定，组织集结部队，并拉张发奎的二方面军第25师，作为主力之一参加起义。在九江开了一次中央负责同志碰头会，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一些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会上，有几个中央委员主张马上干，不等中央命令，聂荣臻与之进行了斗争，保证了起义的集中统一领导。25师的两个团，以打野外的名义正在行动时被觉察，张发奎偕同25师师长李汉魂等人，乘火车赶到马回岭制止，张发奎站在车门口喊道：“你们干什么？马上停止活动！”在这形势十分紧急的时刻，聂荣臻下令开枪。张发奎慌忙跳车逃跑，把自己的望远镜等物和他的卫队，全丢在火车上。张发奎派人要求归还他的望远镜，聂荣臻考虑到张发奎同我党还没有完全决裂，遂下令归还物资，放回卫队。为保障南昌城内起义的胜利，聂荣臻在城外下令开了第一枪。

聂荣臻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他虽然不同意组织这次起义，但中央决定起义的计划不改变，他仍然积极负责地参预组织指挥。在战况发展到对我非常不利，有全军覆没之危的严重时刻，聂荣臻断然冒极大风险，代替叶挺总指挥，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使起义军保存了部分兵力。

在香港，聂荣臻阻止了1929年的“五一”游行。根据中央命令，广东省委决定组织“五一”游行，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任总指挥，同时决定聂荣臻也参与组织指挥。聂荣臻到游行集结地点，看到参加游行者全是一些骨干，有的还是区委负责人，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党员和干部，没有什么群众，他找到邓发说：“今天这个游行不能搞，一搞游行就全部暴露了，给敌人提供了动手的机会，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我的意见是立即停止，把人打发回去。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你是总指挥，决心由你下。”邓发说：“不搞是对的，但这是中央的命令，怎么向中央交代呢？” 聂荣臻说：“你是总指挥，当然该由你去报告了。”邓发说：“那不行，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你去报告。” 聂荣臻：“也行，只要相信是做得对的，谁去报告都可以。”于是邓发把集合起来的人都打发回去了。事后聂荣臻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这件事时，据理反驳了总书记向忠发给他扣上的所谓“临阵脱逃”的政治帽子，拒绝做任何检查。

1931年底，上海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惧之中，认识聂荣臻的特务和叛徒大有人在，为保存党的骨干，他奉命告别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战友，告别妻子张瑞华和正在呀呀学语的女儿，抱着等到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见的心情，踏上了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征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作为红1军团政治委员，带领部队时而江西，时而福建，时而广东，数年间马不停蹄。以后，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走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半个中国，可谓戎马倥偬他经历了许多次胜利的喜悦，也承受了多次失败的痛苦。无数的实践使他认识到博古、李德等人不行，中央领导必须改组。在遵义会议后，他受命为中央红军先先遣队的政治委员，同司令员刘伯承共同率部承担起浴血开路的艰巨任务。和平通过彝民地区以后，又强渡天险大渡河……为中央红军打通北上的道路，粉碎了敌人企图变毛泽东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

在抗日战争烽烟滚滚的岁月里，聂荣臻率部驰骋于华北战场。他参加指挥了首战平型关的战斗，歼敌精锐1000多人。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平型关大战后，聂荣臻受党中央的命令，留在五台山，创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时，他写下誓词：

“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他率领八路军3000人，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激战于华北战场，经过5年多的残酷搏斗，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1943年初，他满怀豪情挥笔题词：

“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

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根据地我军发展到30多万人，另有数十万民兵。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统一战线等建设方面，成绩显著，成为敌后的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早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对晋察冀的工作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大会主席团给聂荣臻和晋察冀军民的慰问电报中指出：“……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军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希望你们……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进攻日寇最好的前进阵地。全会对你们有无限的慰问和希望。”

在百团大战中，我军战士在激烈的战斗中，从战火里救出了父母双亡的两个日本小姑娘，大的五六岁，名叫美穗子，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又受了重伤，经我军医务人员抢救，才得脱险。聂荣臻命令部队把两个小女孩送到他的指挥部，立即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照顾受伤的孩子，找哺乳期的妇女喂奶，他自己也亲自照顾孩子，美穗子则经常形影不离地跟着聂荣臻。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环境，不允许长期抚养孩子，聂荣臻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往日军驻地石家庄，他在给日本军官长士兵的署名亲笔信中指出：“……经我收容抚养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40年后，这件事引起日本各界人士广泛而热烈的称颂，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纽带。1980年，美穗子从日本专程到北京探望聂荣臻时，热泪盈眶，千恩万谢，日本一个旧军人组织在感谢信中，称聂荣臻是“活菩萨”。

解放战争中，聂荣臻领导指挥晋察冀军民和华北野战军，解放了华北广大地区。在参加指挥平津战役中，为保全故城北平，使新中国有个免遭战争破坏的首都，他极力主张通过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罗荣桓支持，林彪反对，意见无法统一，他只得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报告，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争取了守将傅作义的起义。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聂荣臻的工作不断加重，直至身兼六职：副总参谋长、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1950年初，又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1952年9月的一天突然晕侄 在办公室，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他仍然坚持着十分繁忙的工作，直到朝鲜停战后，才去休息养病，1956年秋以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对聂荣臻病后的工作安排，党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抓科学技术工作，仍当北京市长，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并明确指出由他选择。他选择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有些同志为他担心，善意地劝告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资产，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 聂荣臻在青年时代，就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面貌。这个夙愿在那时没有实现的可能，他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在主持科学工作的十年中，他领导广大科学工作者，艰苦创业，集中攻关，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创立和建设，打下了强大的基础，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人称为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之父。

聂荣臻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在青年时代，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发奋攻读，不断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立下了为“……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的誓言，全心全意，不屈不挠，开拓拚搏，数十年如一日。时至今日，他已88岁高龄，仍然在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而操心。

聂荣臻的气概比参天松柏挺拔。

聂荣臻的夙愿是祖国兴旺发达。

聂荣臻的言行始终如一。

聂荣臻的精神永葆青春。

二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的石院子。

江津县，位处川东丘陵地带，与古城渝州（今重庆市）为邻，浩瀚长江穿越县境200多华里，是一个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的大县，现有人口140多万。吴滩场，是一个距县城60余华里的小镇，历史上，这里是江津通往省城的驿道——中大路的必经之地，商旅往来络绎不绝，逢年过节，更加热闹。石院子，是个三重堂样式的住宅，优雅古朴。近看层层梯田环绕，远望处处青山绿水；宅院内外翠竹葱茏，林木繁郁；两侧各有一口大堰塘，塘水清粼，微风吹过，泛起阵阵涟漪，好一派川东田园风光。但是，秀丽的家乡山水，却未能给童年的聂荣臻带来幸福和欢乐。

聂姓家谱记载，聂荣臻的第七八代先祖，为了生存，由江西迁徙到贵州不久，再迁到江津，折价买下了已经破烂不堪的三重堂，在这里定居下来。到了第十二三代，聂姓已成为当地的大家族。聂荣臻的祖父聂钧超（排行第二）有兄弟四人，家境颇好，分家时各分得40石租的田土，各自以农为业。聂钧超的四弟聂钧铭，身体赢弱，又患下痼疾，婚后没有生育，依照聂钧铭的心意，经族人商议，聂钧超同意把聪慧过人，全家喜爱的聂鸿志（仕先）过继给聂钧铭为子，以接四房烟火。过继抱子涉及到财产继承，长房（老大）不同意，说：“要过房，应先考虑长房的侄子，聂仕先属二房，还挨不上轮子。”聂仕先虽已过继给四房，却立不成约据。不久，聂钧铭病逝，为端灵牌争执不下，最后商定：长房聂钧荣将四子聂鸿鑫（雨膏）过继给四房为长子，聂仕先为次子。三房聂钧印，当时还没有男孩，就分得一份田产的稻谷，事情才得到了结。

聂钧铭去世时，年仅20岁，聂仕先刚刚过六岁，体质瘦弱的养母江氏，年轻丧夫，悲痛已极，久病不愈，服药不见效，便以吸鸦片烟提神除病，而染上了吸毒的恶习。租谷收入不足家庭生计的开支，江氏便开始出卖田土房产。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期，聂雨膏、聂仕先已先后结婚，四房由聂仕先当家理财。聂雨膏婚后无子，抱了一个男孩，取名聂在阳，雨膏的妻子刘氏（人称刘十四娘子），德性不好，经常闹得家庭不和，聂雨膏更说聂仕先有贪污，告到县府，县府偏信，逼聂仕先付款，仕先被迫卖掉自己名下的部分田土，1892年，聂雨膏因病去世后，刘氏便起了分得财产后改嫁之心，要求分家。她坚持要分得好一些田地房屋，并为此身卦钱纸吵闹喊冤，致使分田产的事情，久议不妥。聂仕先，从16岁起，就开始尽孝理家，为养母久病不愈而心焦，为其吸毒变卖田产而犯愁，又受了嫂嫂刘氏无事生非的许多冤气，更受到兄长诬陷之痛苦，1895年，被迫下狠心提出卖掉田产分银子的办法。这年夏季分了家，四房完全破产。分家后，刘氏带着养子改嫁了。聂仕先把卖田产的银子借给开茶馆的罗新平，罗家茶馆被火烧，罗耍无赖，只还了八两银子。从此聂仕先陷入无法生活，又无房居住的地步。聂钧超长期以来，为自己把亲骨肉过继给四房而遭受到的无法言表的灾难而自责，这时，他又饱含着眼泪，将儿子、儿媳和病中的江氏，接回石院子，让房居住，支助生活。一年后，聂仕先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却夭折于襁褓之中。一连串的无情打击，使聂仕先愤痛已极。之后妻子再次怀孕，给了聂仕先以新的希望，第二个孩子又是男孩，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寄托。夫妇二人为了给孩子取个吉祥的好名字，他们请教长辈，查翻书籍，当翻到《随身宝》上的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时，感到合适就定了名。按聂姓家谱排列，聂仕先的孩子是“荣”字辈，就给孩子取名“荣臻”号“福骈”小名“双全”。

荣臻的父亲聂仕先，自记事的时候起，就没有得到过父爱，也未能享受到应有的母爱，多灾多难的家庭环境，加之过早地为一家生计担忧，使他在年轻的时期，就形成了老成持重，少言寡语，意志坚强，待人处事公道的性格。荣臻的母亲唐氏，出身殷富，是个乡间的大家闺秀，又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心地善良，温柔娴慧，为了使一家人生活得好一点，她竭尽全力分担丈夫的忧愁劳累，精心勤俭地操持着家务。夫妻相亲相爱，日子虽苦，却过得和睦平静。儿子的诞生，更给小家庭带来新的生机，给仕先夫妇带来快慰和满足。

聂荣臻满两岁时，母亲为他生了个妹妹，取名“荣昌”。女儿的出世，给荣臻家增添了欢悦，但一家五口，日子更艰难了。不久，患疾十多年的祖母江氏的去世，又给荣臻家愁上添悲。年轻的聂仕先夫妇，为了抚养好子女，常年勤恳劳作，节衣缩食，经历着人世间的种种辛酸。

聂荣臻的伯父和叔父各家，当时比较富有，外祖父家，更是当地殷富，族戚们虽然在生活上对他家时有资助，却也解脱不了贫困；贫富的悬殊，使童年时期的荣臻，饱受了寒酸之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看到在他的周围，还有很多人更穷，生活更为姜惨。他曾对舅父说：“满舅，我看见有的老年人、妇女、小娃儿，没有饭吃，衣服也穿得很烂，真可怜。而有钱人吃得好，穿得好，耍得好。同样是人，为什么生活不一样呢？我想，以后能看见这些穷苦人都有饭吃才好。”

童年的生活，给聂荣臻思想上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山水风光的秀丽，孩提时代伯乐趣，而是日子的艰辛、岁月的动荡、农民生活的苦难和人世间的不平。在他的心灵中，播下了反抗的种子。

聂仕先夫妇同情孤贫，在聂荣臻养祖父聂钧铭时期，曾为聂家当过厨工的孤苦老人俞大爷，年迈病故，荣臻父母不忘旧情，在自己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拿出仅有的一点木料请人为俞大爷做了棺木，安埋了老人。凡是比自己更贫困的人提出求助，聂仕先夫妇总是尽自己可能相扶。乡邻们常说，聂家怜惜孤弱，待人善良。双亲忠厚善良的高尚心地，也深深地铭刻在童年荣臻的心灵上。

聂仕先夫妇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子女能吃得饱些，穿得暖些。粗茶淡饭和风雨的摔打，使幼年荣臻发育较好，长得健壮。生活在有知识的族亲之中的聂仕先夫妇，深知培养教育好子女的重要，注重从幼教育子女，让子女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父母乐融融地教，儿子稚嫩嫩地学，在欢快和谐的气氛中，幼小的心灵得到父母爱的滋润和知识的浇灌。在荣臻二三岁的时候，夫妻二人就开始经常给儿子摆谈一些简短易懂，启发思维的趣事、常识和故事。聂荣臻自幼聪颖敏捷，喜欢观察，善于思考，想象力也比较强。两岁时便能想象出油果子那圆圆的大大的、表面沾有芝麻的形状和肉冻那酱色、抖动的特点，称油果子为“麻疙瘩”，称“冻”为“糠糠擅”。聂荣臻六七岁时，开始学捉鱼鳅、黄鳝，一次，荣臻拿着捉泥鳅的工具“鱼鳅毫”正准备下田捉泥鳅，母亲和舅父康富华在家里摆龙门阵，谈到几个人的年龄，说某某属“牛”，某某属“虎”时，他听到后，调皮地插一句“我属鱼鳅”，话音刚落，就冲到了家门外的田坎上。母亲心爱地对弟弟讲：“孩子学他爹捉鱼鳅入了迷，热心得很。”舅父高兴地说：“双全这孩子做事认真，想事专心，有一股心劲，要好好教他识字，也该让孩子读书了。”

1905年年关临近的一天，聂荣臻在外祖父的堂屋看见了香柜里放着鞭炮，便向舅父唐富华要，舅父说：“等过年敬神灵祖宗时给你留些。”荣臻受了委屈，立即不辞而别，跑上了回家的路，舅父追了一里多路，气极失手，一耳光打在荣臻的鼻子上，流出了鼻血。回到家里，父母向他讲解了要孝敬祖宗的道理，要他向舅父认错。第二天聂荣臻找到舅父说：“舅舅，我不晓得要先放火炮敬祖宗，昨天硬要火炮放，我错了。”唐富华把聂荣臻紧紧地抱着说：“我不该打你，我也错了。”父母的教育，舅父的自责，深刻地启迪了童年荣臻。1985年，唐家尧老人说：“听父亲（唐富华）和姑妈讲，从那次以后，表哥再也没有对长辈发过脾气。”

一次，聂荣臻到堂舅唐星平家玩，得到一个笑和尚纸脸壳，如获至宝，回到家里，妹妹一双小手伸来要了去，爱不释手，兄妹发生了争执，父亲便提议把纸脸壳钉在墙上，让全家看着高兴，两人都拍手同意。父母亲在日常生活小事中，总不忘教育子女互让互爱，使童年的聂荣臻不断受到良好道德的陶冶。

父母的言传身教，使聂荣臻懂事比较早。三四岁时就听双亲的话，自己玩耍很少纠缠父母亲；四五岁时，便函开始帮助母亲取菜、择菜、拿柴、照管妹妹等等；六七岁时，常把自己捉到的鱼鳅、黄鳝，让妹妹和父母先吃、多吃，每当这个时候，小荣臻总是显得格外的高兴。

聂荣臻的父母和亲人的为人、处事、言传、身教，给他孩提时代的心灵深处播下了珍贵的种子。事业的勤奋，生活的简朴，忠厚的品德，善良的心地以及关心他人，知错就改的诸多品质，在以后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发了芽、成了树。开了花。结了果。这累累硕果，哺育着革命，扶助着祖国。

三

聂荣臻自幼养成了爱问好学的习惯，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就闹着要上学读书，但因家里穷，母亲又需要他帮着照看四五岁的妹妹，未能如愿。满过八岁以后，父母把他送到桂花屋基（又名冲口）外公家的塾馆启蒙。塾师是个乡间秀才，治学谨严，聂荣臻聪慧好学，长进颇快。他记忆力强，读书认真，塾师每天教授之课，只需读几遍，就能背诵出来。小荣臻，很快就不满足于塾师要求的死背硬记了，他想知道课本的含义，就在吃饭时和早晚空闲时，向外祖父、舅父和父亲请教，以求了解课文的意义。练习毛笔字，也同样认真，无论仿写还是脱格，都写得工整得体，他的大字本上，常常被塾师划满了红圈圈，很受师长的称赞，同窗的仰慕。

在桂花屋基塾馆，他熟读了《论语》、《孟子》、《幼学琼林》等书。在这里读了三年多，因为外祖母去世，家人守丧，塾馆停办，他休学一年，在家里边帮助父母劳作，边读其它书籍。以后父亲又让他到许亮臣执教的塾馆就读半年多，结束了塾馆的学习生活。

聂荣臻在塾馆扎扎实实地读了四年，迈出了他求学道路上坚实的一步。1986年11月18日，聂帅在接见全国广播电视会议四川代表团时，同江津代表李宁的交谈中，回忆往事说：“……在冲口那两年读得比较扎实，为我以后的学习打了个基础。”

聂荣臻在塾馆时期，把在家里关心亲人的品德，发展到在社会上扶助他人的行动。他高兴地为孤寡老人蒲大爷送稻草垫铺御寒；他恳求外祖父给寄居在外祖父家的孤苦老人叶三公请医诊病，付钱买药，使叶三公病愈；他在寒风刺骨的路上，遇到了饥寒交迫，全身发抖的小女叫花子，把他带回家里，请母亲给饭吃饱后，又请求母亲拿衣服相送；新学友陈善之因家里穷，无钱购置文具，以粗瓷碟代作砚台，塾师责难，同学叽笑轰闹，聂荣臻当即以砚台相送，得到父母赞赏后，他支助陈善之“文房四宝”常年未断……，聂荣臻在学习之余，酷爱活动，喜欢踢毽，更喜欢做“打仗”游戏，为使家里人能吃上一点鱼鳅，有时也钓鱼。在组织同窗小友们进行“两军对垒，喊声雷动”的“战斗”中，聂荣臻时常提醒大家：不要使用干硬的大土块，竹杆棍棒不能用力朝身上打，要大家提防遭打伤。他善于组织同学活动，又爱护大家，很快便成了塾馆20多个学生的小首领。

塾馆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书，塾师整日里摇头晃脑，拿腔拿调，咬文嚼字，聂荣臻深感沉闷乏味。但在外祖父家，也有难得的乐趣，在三舅父唐海潭那里知道很多新的知识，使他感到新鲜有趣。唐海潭，先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毕业后一段时间在家替父亲管理塾馆，他每次从重庆回家，都带回城里的许多新闻趣事。唐海潭的同学当中，有的是共和党，思想倾向保守，有的是国民党，思想比较激进，这些人经常到舅父家里，他们碰到一起，总是争论什么清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革命和改良，民主政治，妇女解放，向西方学习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期，聂荣臻还弄不清楚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感到这些问题新奇有趣，有些事情他也觉得很对，逐渐的觉得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就在这几年里，“政治需要变革”的想法，渐渐地闯进了聂荣臻年幼的心灵之中。

有了变革的想法，就量力而行地去做。起初，他听舅父讲男女平等的道理，请求父母让妹妹上学读书；后来看到妇女小脚之苦，一再恳求父母不要给妹妹缠足，终于使妹妹保住了一双天足。到法国以后，在家信中更是多次说到放足之事。1920年3月1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法国女子大多代男子操作，比男子较敏捷。”1922年1月10日的信中又说：“以后之女子，切勿为俗所误，已缠者，祈速解放之，未缠过者，决不可再失其足，非特无从出世，即对于本身亦受如何之害也。”聂荣臻的宣传在家乡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年轻女子也免受了缠足之苦。

聂荣臻在塾馆读书的后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一浪接一浪地向四川卷来，整个四川同全国各地一样，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蜀地富饶，又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清王朝要控制西南，务必控制四川，四川人民不断掀起反对清王朝的斗争，因此清政府对四川人民又气又恨，统治的手段也就特别残酷。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发生的两件事对刚刚步入少年时代的聂荣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保路运动，二是“同志军”围攻合江。清朝政府为了侵吞四川民间为修筑川汉铁路而筹集的巨额款项，下令宣布四川铁路由民办收归国办，全川人民对清政府的夙恨一下子如火山般迸发了出来，各地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同四川都督赵尔丰、端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赵尔丰残酷地镇压保路斗争，在成都发生了“保路”惨案。斗争教育了广大人民，促进了民主革命在四川的猛烈发展。这次斗争，也激怒了少年荣臻，他组织同龄小友，采用自己的“打仗”、“游行”的方式，带领小伙伴们喊出了“活捉赵尔丰！”“杀死赵尔丰！”的口号。“同志军”围攻合江，是川东南人民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合江县城易守难攻，同志军江集各路民军数万之众，江津县也组织了几百人参加，围攻合江县城六七十天后，守敌吃粮发生了困难，合江知县黄炳燮被迫向同志军投降。聂荣臻听到胜利的消息后很高兴，他开始认识到团结民众的重要性，更激发了向坏人坏事斗争的勇气。

清朝廷对四川人民仇恨之至，竭尽污蔑排斥之能事，扬言四川人想当状元，除非石头开花马生角。骆成骧考中了清朝的最后一科状元，虽未当上官，却给四川人民出了气，争了光。辛亥革命之前，骆成骧在成都兴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人们把四川人中了状元作为佳话，广泛传诵。把“骆”字拆开，成为“马”和“各”、“各”和“角”，在四川话中是谐音，于是就说“马”真的生“角”了。这类为民众出气，争光的佳话，给少年时期的聂荣荣臻很深的印象，开始萌发了如何使自己读就学业，出人头地，为民众出气争光的思想轮廓。

四

19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处于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和辛亥革命胜利的初期。国家在政治上激烈动荡，各种社会思潮都很活跃，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尖锐斗争，新学与旧学也在斗争交替。所有这些，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封建社会正在瓦解，民主主义已经兴起。这一切给少年荣臻上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他本来就逐渐开始厌恶私塾的“读死书、死读书”那一套，辛亥革命胜利后，各地开始兴办新式学校，他向往着新学。在沙土堡孔家塾馆里遭到塾师许亮臣的无理体罚，被打了耳光，脸、耳红肿数日，一气之下，他中途离开塾馆。1913年秋，他征得父母同意，进了插旗寺小学。这个学校教授的是新编国文，开设有算术课，他感到新鲜，学习倍加认真。但该校是初级小学，所授各科课文内容比较浅薄，不能满足聂荣臻的求知欲望，他曾说：“如此课文，岂值我读。”于是便在课余努力阅读其他书籍，以期学到更多的知识。

民间相传，当年太平天国名将张献忠打到川东南时，曾在这里屯兵树旗，（插战旗的石孔深达两市尺，现在仍然完好无损）“插旗寺”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听到奇迹般的传说，面对尚存的史迹，开始有了变革思想的聂荣臻，对历史上的英雄人人物更加崇敬，他能把这段故事向小朋友们讲得栩栩如生。风景如画的三岔河，是吴滩人民划龙舟的地方，每到端午节，观看龙舟竞赛的人们成千上万，场面壮观，热闹非常。这里有一株粗大的黄桷树，长在高高的石坎上，聂荣臻常爬在大树上观看龙舟竞渡。划龙舟，吊屈原的民间活动，激起少年荣臻对爱国诗人的衷心敬仰。

插旗校园里有两株桂花幼树，栽在大石板坡上的石缝里，当年天旱，幼桂干枯得濒临死亡，聂荣臻邀约两个同窗好友，到数里之外的河边挑水浇灌，培土保护，使小树起死回生。时间过去了70多年，幼桂成了大树，挺拔茂盛，好象有意在做历史的见证。聂荣臻更关心别人，他在一次放晚学的路上，救起被别的同学挤下水的小学友张如龙，并护送回家；他阻止部分学友乘老师不在时下田戽水，放水捉鱼，并亲手扎好田缺，规劝同学们说：“大家都是农家子弟，应该为农家生产着想”。少年聂荣臻在用自己的行动，向历史上的英雄和爱国诗人学习。

1914年秋，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招收新生，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分在高级部第三班学习，开始了他的独立生活。

陈食高等小学堂，创办于辛亥革命的同年，为高、初两部制学校，有300多名学生，在当时亦属颇具规模的大学校了。学校开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修身、音乐、体育等科，还学习英文。校长和许多教师，都是永川县境内的名流。聂荣臻十分高兴自己能进入这块学习知识的新天地，将精力完全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第二学期，他特选了“三更灯火五更鸣，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名言，作为座右铭，用毛笔楷书成小条幅，贴在他所坐书桌的一角，用以鞭策自己持之以恒，刻苦学习。聂荣臻这样做，也就把自己置于师长和同学们的监督之中。他早起五更夜读三更，以顽强的毅力，苦读了两年半，各科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聂荣臻对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总是热心地帮助，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和睦，得到同班30多位同学的敬重，同骆德富等七八位同学更是结下了深厚情谊。1918年端午节，他专门邀请骆德富等几位好友，到江津九如镇（今油溪镇）观赏龙舟竞渡，乘舟于长江激流，饮酒咏诗，称颂屈原；谈笑风生，倾吐情谊。

陈食高等小学堂，设在文昌宫、三官殿两座庙宇内，庙堂被座座神像占着，平日有人烧香求神，逢年过节时更是烟雾燎绕，破坏了学习环境，又阻碍校舍扩大。对此师生们议论纷纷，校长无可奈何。聂荣臻同周继禹秘密商议并发动同学巧妙地将神龛搬毁，塑像推倒，扩大了校舍。

聂荣臻在同窗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好的，1983年6月12日余凤翔老人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他平时闲静少言，惟有与同学研讨学问时，则侃侃而谈，理通词达，娓娓不倦。似为朋辈所敬畏，实则同学们敬他为良师益友。遇及国家民族之大事，则感慨激昂，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思想，溢于言表，常于文卷之上，笔尖有力，锋芒毕露。老师曾评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余老在另一篇回忆中说：“聂素性倔强，见义勇为，对人则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尤其逢善不欺，逢恶不惧，遇同学有纠纷，善于排解，遇恃强凌弱者，则素报不平，挺身相助。自奉节俭，经常布衣草履，从不浪费挥霍，但对朋辈，则慷慨异常，毫不吝啬。”余老感慨地指出：“当时，陈食校长赵学仕，国文教师刘德修，均为邑中名流，资赋卓著，聂对两师衷心敬佩，而两师对聂之修养，造谐甚殷，潜移默化甚大。青出于蓝胜于蓝也，一代风流，一鸣惊人，绝非偶然，勤奋自励，母校陶冶，师友切磋，影响甚远。”

1917年春，江津县九知镇高等小学创办，这里距吴滩仅有20余华里，聂荣臻当即转入该校一班就读。这个学校所开学科与陈食学堂大致相同，唯独军事课同类学校所没有的。军事课堂设在长江边的沙滩上，无论天晴下雨，学校都坚持上军事操练课，并制作了操练使用的木枪。聂荣臻对军事课很感兴趣，无论整队操练，还是练习刺杀，他都极其认真，从不马虎应付。在该校期间，聂荣臻每到星期六下午，必定赶回家，星期天参加田间或染房劳动，晚上或星期一早晨返校学习。

五

聂荣臻于1917年（民国6年）8月，考取江津县立中学第八班（即第八届），9月4日入学。

江津中学创办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4月，是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制度而办起来的一所四年制中学，开设了七八门学科，很注意对学生灌输近代文化思想和基础科学知识。这所学校在首次开学典礼上，就别开生面，把实验作为典礼内容，先做制取氢气的实验，让师生们观看后，再进行其它仪式。借以唤起青年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学校的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都很好，在当时的四川系第一流的。该校的几任校长，或是前清进士，或是留日学生，都较有名气。教员多是有识之士，希望从教育入手，传播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挽救中国的积弱。校址座落在江津县城内的黄荆街，校门为中国大庭院式风貌，古朴庄严，校舍建筑的布局，是仿照日本一个海军学校的样式安排的，一律平房。主体房舍，坐南向北，成口字形，教室横列于南，自修室三方环绕，背面是学生宿舍，名曰东壁村、西壁村，主体房舍的屋檐向外伸出四五尺，作为通行的回廊，雨天走遍全校，上不淋雨，下不湿脚。校园内，桑、柳、梧桐茂盛，桂、菊、朱兰争艳，环境宜人。

聂荣臻十分珍惜自己所获得的这种学习良机，坚持发奋求索，在江津中学度过在他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年。中学时代，他已十八九岁，他一面读书，吸取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

聂荣臻对各科知识的学习都很认真，从不篇科，更不和同学争分数的高低。各科作业都一丝不苟，字迹工整，书中的眉批、顶批，端端正正，一个模样；解答问题，很少照抄，课文作答，常有独到之处，而且文笔简明流畅。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大楷小楷都行，得到教员好评，同学赞赏。聂荣臻的记忆力虽然很强，但从不死记硬背，不囫囵吞枣。他的自修复习，有一定的计划和规律，早上读英文，下午自修时做数学等科作业，晚上读国文和其他书籍，下晚自修时，总是最后走出自修室，他肯动脑筋，善于思考，又能排除干扰，在闹中取静，有时面墙而读，有时独坐静思，对疑难问题不轻易问人，或反复思考，或查阅资料，力求搞清弄懂，学得比较活。他的第一学年各科考试成绩是：修身75分，国文69分，外国语68分，历史86分，地理74分，数学69分，博物79分，体操75分，总成绩595分，平均74.4分，是八班学生中几个佼佼者之一。八班，在入学时有学生72人，毕业时只剩下32人。中途离校的原因不尽相同，有就业的，有赴法勤工俭学的，也有成绩不佳，不能继续坚持学习的。

聂荣臻的作文基础好，尤其擅长政论文章，凡涉及政论性作文，常下笔千言，见地深刻，说理精辟，语言流畅，获得国文科教员杜文运的赞扬和器重。杜文运是个前清秀才，能文善诗，思想开朗激进，教学认真，曾写下《咏菊》：“黄种岂殊白种强，金风篱落斗斜阳，枝头朵朵傲霜菊，各领芳馨共短长”的诗句，激励学生们自强向上。杜老师对学生的作文，经常当面批改指点，聂荣臻的作文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提高很快。1918年下学期，他的《评内忧外患》、《评楚霸王》等三篇文章，均被评为100分。杜老师还经常把聂荣臻的作文，或拿到八、九两班作文课上朗读、讲解、或批写下“抄录张贴”四个字，张贴在学校中堂的“作文专栏”处，让更多的学生欣赏、学习。这些作文，一直完好地保存在家里，解放以后，由江津中学征集陈列在学校的荣誉室，供师生观赏阅读，广大师生无不感慨颂扬。十年动乱中，“荣誉室”被“红闯将”们“查抄”，三篇作文和所有文物珍品被扫荡一空。然而，老校友在母校的佳作，被人们心记口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

学校保存下来的中八班第一学年学生操行考查簿，装帧虽已陈旧，但字迹尚还清晰可辨。它记载着对聂荣臻的操行评语：

容仪——衣服朴素；

动作——活泼，上课专心；

言语——不欺，温和；

气质——天性温和；

智力——记忆力强；

感情——进取；

意志——坚固。

朴实的评语，引人思考，给人启迪。

聂荣臻不满足于各学科的课本内容，坚持广读博览。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进步杂志《新青年》以及古今中外的各种精典著作，都有计划地阅读研讨。他家庭经济困难，平时省吃俭用，衣着朴素，常穿一件蓝布长衫，青马褂，脚上穿一双草鞋，但却把节省下来的一分一毫，都用于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品上。1919年上期，聂荣臻花了一石谷子的钱，向上海商务印书馆预订了《百科全书》一套《上下册》。因出国勤工俭学后书才寄到，该书就由家里人保存了下来。

聂荣臻的知识面比较宽，学用比较活，所以凡问题能抓住关键。一次数学课中，有同学提出：“一室中男女杂坐，男子目中所见，男女相等，女子目中所见男倍于女，男女各若干？”数学教员黄纪纲让学生讨论解答，顿时议论纷纭，不得其解。聂荣臻站起来说道：“应从‘目中’二字着手推敲。目中能看见他人，不能看见自己。”一语道明症结，旋列方程解之。又一次，有10多位同学在自修室外，争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的持先有鸡说，有的持先有蛋说，争论不止，聂荣臻听见走上去说：“你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鸡和蛋，究竟从何而来？我的看法是，鸡的祖先是野鸡，野鸡的祖先是鸟类，生物是不断演变进货的，不能要求用一句话来说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同学们听后表示信服，争论方休。

聂荣臻在中学时期，很注重身体锻炼。体操课所开设的秋千、浪桥、平台、杠子、踢球（足球）、网球等项目，他项项都喜爱，尤其喜欢网球和足球。是八班足球赛的中坚人物，还是个很好的守门员。1917年，学校对课外游艺活动有这样一段记载：“前学校组织踢球会。日趋推广，今更增设网球会。每休息日，均整队出城，于江畔或草坪，择其地势适宜，空气清新之处，踢球或游戏。并于校内隙地，种植菊花、玉蜀黍、桔柑秧等植物，籍资考验，且活泼精神。”坚持各项体育活动使聂荣臻在紧张的学习中，保持了强健的体魄。

中学时期，聂荣臻更加善于结识朋友，爱护同学，把帮助和扶持弱者，当作自己的社会责任，达到了无私无畏的程度。

聂荣臻做事光明磊落，从不和同学无端争吵，深受同学们爱戴，赢得了“老大哥”的尊称。

同班学友曹钟庆在白沙高等小学时，曾被传为过目能诵的神童，以该校毕业生第一名的荣誉称号进了江津中学。对于这位尚不了解的小同学，聂荣臻利用休息时，指着一篇文章，亲切地对曹钟庆说：“……你把这篇文章看了以后，能否背给我听？”曹钟庆一时愕然。荣臻谦逊的解释道：“听说你过目成诵，特向你请教。”曹钟庆见这位新学友态度十分真诚，就拉着荣臻的手说：“我只是记忆力强一点，并非过目能诵，那乃是同学们的夸誉之辞。”并声明自己小学毕业时，成绩虽获第一名，但国文底子薄，作文仍很差，诚望荣臻赐教扶携。从此，他俩成了同窗好友。聂荣臻发现曹钟庆的作文主要是结构过不了关，就细心地讲解文章的谋篇布局，提议他多读些名著。国文中难懂的字、词、句，曹钟庆也常请教于聂荣臻。后曾作过川军刘文辉部队中将军长，现任重庆市政协委员的曹老，回忆往事时说：“他对我像带小弟弟一样，总是循循善诱，不怕麻烦。因此，我的国文水准，有所提高，作文有了展进，特别是在写文章的开头、结尾和布局等方面，受益不浅。进步很大。”聂荣臻认识了无钱上学读书的乡下青年林正元，得知他很想读书识字，便主动起了他的义务老师。他挤时间为林正元编写识字课本，利用休息时和星期天耐心教认教写，坚持了一年多，到自己离校赴法时才终止。80多岁的老人林正元，至今还能背诵聂荣臻当年教给他的一些篇章段落。

八班学生桂万年（江津中学当时有两个桂万年，这个不是同道赴法勤工俭学的桂万年），患了肺结核，当时还没有特效药物能够根治，传染性极大，社会上流传着“十痨九死”的说法，同窗们害怕传染而嫌弃他。桂万年非常痛苦和悲观。聂荣臻却自愿护理桂万年，为他求医诊病，取药煎汤，并劝说开导，尽量解除其思想顾虑，帮助他初习因不能上课而拉下的学业。八班学生聂鸿明在一次踩浪桥时，右脚被砸，伤势很重。在场的学生有不知所措的，有无所谓的，也有幸灾乐祸的。聂荣臻立即请同学协助自己，把聂鸿明送到“人道医院”治疗，还时常抽时间到医院帮助护理，使聂鸿明早日回校上课。九班学生曾庆余在踩浪桥时跌倒在地晕了过去，在旁的几个人瞠目以观，聂荣臻立即前去把这个叫不出名字的同学扶起，送回东壁村寝室，给予安慰照料。

1918年10月13日，是重阳节，又适逢江津中学的休息日，许多学生到大西门外的艾青坪登高游戏。有几个学生路过五举沱时，私摘果农柑桔尝新解渴，事情被告到校方，校长以败坏学校名誉，违犯校规为由，决定开除七八名私摘柑桔的学生。当时的江津中学，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上课在教室，自修在自修室，出席、缺席，随时清查，考试、升降都很严格。学生全部住校，平时不准走出校门，更不准上街，各方面的规章制度，都详尽而严格，不准违犯。否则记过，甚至开除。目的是要学生埋头读书。聂荣臻深知学校规则的森严，在听到学校要开除几个学生的消息后，很为学友的前途担忧。立即邀集几位威信较高的同学，与校方交涉，说明这些同学做错了事，但鉴于初犯，请求学校从轻处置，不要开除他们。最后，以这些同学若重犯校规，就开除聂荣臻的学籍为条件作担保，使校长邓褵仙撤销了开除决定。那时候，江津中学学生的伙食由商人承包办理，老板为了赚钱，不顾质量，有时竟把稗子渗入米中，大家意见很大。聂荣臻和各班代表一道，向校方提出强烈要求，迫使学校出面，与承包商人交涉，伙食得到了改善。

聂荣臻关心他人的疾苦，不顾个人得失，维护大家的利益，博得同学们的信任和敬爱。

为造就能力，扶救祖国，聂荣臻于1919年10月，去法国勤工俭学。

六

聂荣臻要启程赴法，面临着重重困难。

荣臻是独子，母亲又多病；家里无力筹资，父母更担心安全；亲人不同意，亲朋也劝阻。

为了学得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造就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能力，聂荣臻曾设想去日本留学，因家里无力提供学费而只好作罢。这次赴法，他“立百折不回之志而决往”，对父母说：“我生死都要去。”

他：终于说服了父母、亲朋，克服了筹借经费上的极端困难，强压下与亲人远别的恋情，离别家乡，告别祖国，经历了数十天狂风恶浪的艰险，怀着夙愿即将实现的喜悦，到了大洋的彼岸。

1920年1月初，聂荣臻和他的同学一行，到巴黎后，很快被编组分配，安排到校。起初，他被分配到蒙塔尔纪中学。蒙塔尔纪是个省会，离巴黎比较近，气候也比较好。该校已经先后一籽一批中国勤工俭学生，其中有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大家虽不相识，但身处异国，一经见面，便十分亲热，犹如朋友重逢。性格开朗诚垫的陈毅，向聂荣臻等介绍情况后，深有感触地说：“几个月来，在学习、生活方面碰到了许多困难，与国内想象的大不一样，但已经来了，就要坚持下去。”这些话使聂荣臻增添了迎着困难走下去的思想准备。他还听说这个学校的校长沙波先生，同情中国学生，对安排中国学生入校非常热心。有这样一些好条件，聂荣臻感到机遇难得，甚为满意。

但是，该校招收中国留学生已经过多，无法将这一批学生全部安排下去，聂荣臻等被转到法国北方厄尔——卢瓦省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这里环境比较差，给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在法国的中学里补习法文，谈何容易。教材内容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的教材深得多，难度大得多，加之初到异国，气候和生活环境的变异，一时难以适应，学习起来困难很大。正象聂荣臻出国前所设想的那样，在国内入预备学校，主要是补习法文，不如出国去学。在这里，从早到晚都处在法国师生中，同法国人广泛接触，不懂法语，无论学习，还是生活，都非常困难，简直处于寸步难行的境地。他决意加倍努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打下法文、法语的基础。

他不遗余力地学法文。上课专心听讲，自修认真阅读，连休息和活动时间也抓紧学习，还经常求教于中国和法国的学友。

学习外国语言文字，本来就不容易，中国的地方口语，则给学习外语带来了更大的障碍，这是聂荣臻在国内学英语时，已经体会到了的。学习法语，难度更大，一开始学法语，他就注意发音的准备性，经常面对镜子，背文学语，耳听发音的声响，眼观发音的口形。力求不仅学会，而且学准。

从1920年1月末到同年的6月底，聂荣臻在德洛中学度过了难分昼夜的150多天，法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初步适应了学习和生活上的需要。

在德洛中学，除学习法语外，还学习数理化等自然学科。因语言上带来的巨大障碍，这段时间，是聂荣臻在勤工俭学中，学习上最吃力，最艰苦的时期。

1920年的冬季。聂荣臻经过一番周折，进入胡迺尔中学。在这里，他主要学习数理化各科。

那时，法国的中学是七年制，课程内容比较深，而且多。物理课中，关于电子部分，比当时我国商务印书馆所编的中学物理课的内容多两倍；数学更比中国普通大学预科的课程还多而深；大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等，都要在中学里教授一些。所以，中国留学生在具备中学程度的条件下，加上补习法语，一般都要两年时间才有希望考上大学。

这样，聂荣臻要想尽快进入大学学习，是相当困难的，他在国内，仅读两年中学，虽然各科成绩优异，基础比较扎实，但毕竟没有系统地学完中学课程。

幸好，法国学校的教授方法是启发式，教员上课时，先用一定的时间抽问旧课，以巩固前课所学内容，接着讲解新课大意和重点，待学生懂得大意，明确重点后，再讲授自编的讲义，让学生随口抄记。这种教授方法，使聂荣臻受益非浅。他发挥了自己的强记善思的长处，加上有持续刻苦学习的习惯和毅力，学习起来，已经没有初到法国时那么吃力了。各科成绩甚好。

1921年10月尾，聂荣臻从法国到了比利时，进了沙洛瓦劳动大学的补习班，又补习了八个月，累计补习一个半学年，1922年暑假，考入该校化学工程系。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学完了需要三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才能学完的课程。他的学习生活，是相当艰苦紧张的。

然而，聂荣臻在学习上的艰难，远不及他因经济上的短缺，觅工上的不易，做工时的艰苦，所受到的磨难程度。

勤工俭学生，多数是家境贫寒的青年。他们出国后，能否安心求学，首要的条件是能否及时找到工厂做工，以做工所得的工酬积蓄支付读书时的膳食学习费用。

1920年以前，在法国觅工比较容易。此后的一段时间，社会党同其他各党派的矛盾，因竞选总统而加剧，政界动荡，各派工人闹歇工的风潮此伏彼起，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停闭甚多，给因受第一次大战破坏，尚未完全恢复的法国经济带来新的不景气。这时候，法国大量的退伍士兵，找不到别的工作，就陆续进厂做工。这种情况，使得勤工俭学生觅厂做工十分困难，许多人找不到工做，断绝了经济上的主要来源，生活陷入困境。

觅工不易，聂荣臻的家里又无力支付他在国外所需的最低生活补贴，他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

在德洛中学的近半年中，聂荣臻尽量节吃省用，到了后期，从家里带去的钱所剩无几，便开始问同乡好友借钱，到了期末，手里的钱几乎全部用光了，于是便赶快托人帮助觅厂做工，放假后，他到远离德洛的蒙塔尔纪橡胶工厂做轮胎粗检工，活儿虽轻，但工酬很低。

在一般情况下，勤工俭学生都要尽力设法补习一年左右，才开始做工。这样作，不仅可以减少因语言、风俗习惯、人事生疏等问题所带来的困难，少受歧视，多得工酬，更有利于抓紧补习，缩短勤工俭学期限。到法国不足半年，就开始做工，在勤工俭学生中为数不多。聂荣臻对未来的困境，早有预料，在1920年1月31日给父母的信中说：“男之意，若考入工厂，亦当预备一年，乃粗知之，不然成为聋哑之人，纵人工厂，亦异常之困难。”他果真未能幸免预见到的困境。

为了尽力设法继续补习，暑假中他拼力做工，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积蓄下一点钱，又从表兄唐国平和同乡段调元等四人处借了些钱，进入胡迺尔中学，补习到年底。

1921年1月到10月，是聂荣臻做工最集中的时期。为了能多一些积蓄，也为了能找到较好的工种而学到技艺，他跑了很多地方，去了许多城市，也到过巴黎。他在多处工厂做过工，时间最长的是克鲁邹钢铁厂。他当过普通工，做过粗活，他炼过焦，做过重活；他当过钳工、车工等。

做车工活，比较顺手，也感兴趣，但此活未能久做；

做钳工活，老挫不好，比较困难，但又不能丢手不干。

做粗活、重活，劳动强度大，工酬也低，又学不到技艺，他仍然得去做；

炼焦，既脏又累，因找不到好一点的活做，就坚持去做。

无论学校，还是工厂，都没有寄宿的宿舍，聂荣臻就在学校或工厂附近，租劣等房屋住宿，几个人挤在一起，设备条件很差。为了省钱，就自己做饭吃，常为一日三餐操心奔波。

1920年3月18日聂荣臻给舅父的信中说：“……不自谋自给而自立；甥也替家严设想，若以读书而负债，使父母不得安宁，亦非甥所为。”1921年3月13日给同乡诸友的信中则说：“但弟所作是散工，虽无技能可学，而目前之面包问题尽可解决。”

尽管在做工中体力消耗很大，体质需要恢复，聂荣臻也不忘坚持学习。他总是事事抓紧，挤出点滴时间来用在学习上。

为了增强体质以适应学习和生活环境，聂荣臻坚持身体锻炼，每天早、晚坚持进行多种活动，还长期朋冷水洗澡，下雪季节，每天进行一二次雪浴。

学习和做工中，超乎局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这到底要持续多久？聂荣臻开始也没有底，他只是不断地发誓，一定要坚持下去，力争达到比较理想的结果。

那个时代的勤工俭学生，有多种不同的结果和命运。

有的坚持做工，挣得较多的积蓄，继续发奋读书，争取进入高等学校，造就高级技师，获得博士学位；有的做工和学习花去很长的时间，或因年龄过大，智力体质欠佳，不能继续支持艰苦的学习相生活，未能进得大学，即使如此，也由于工学数年，学得某些技能，具有一技之长，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验，回国后可以管理企业，于己于国都有益；有的仅达到一般的技工水平，虽有所长进，然终属得不偿失之举；还有少数人，经不起恶劣环境的折磨，半途而废，一无所获，也有在出国途中就畏难而返的。

而聂荣臻，从他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之日起，就立誓要学成而归。

1920年春夏期间，聂荣臻同表兄唐园平商议，一定要克服困难，互帮互学，造就学业。因唐家境较好，先去做工资助聂荣臻补习，一年后聂荣臻又做工资助唐国平，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实现理想。

1921年10月，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大学斗争失败后，在学生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悲观失望情绪，不少人向中国驻法公使馆提出申请决定东渡回国。这时候的聂荣臻因一直做工，手里有些积蓄，仍想继续学习。为求得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他于10月末到了比利时，进入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12月8日，聂荣臻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然男当在家起程时，心中即起誓：‘学不成，死不归’。且凡事有失败，然后有成功，艰难困苦，乃为人之良师，况此一时失望，岂能遽灰前志。故男与相知诸友，仍积极进行工学事业，未若伊等失志若是也。”

“学不成，死不归”的决心和毅力，支持着聂荣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奋争着。

积蓄将要用完的时候，赶快找工厂做工，有了一些积蓄，就进学校读书；钱花光了，又想办法找工作，有了一些积蓄，就再进学校读书。如此反复循环，就是聂荣臻勤工俭学生活的特点。

读书时，要焦虑觅厂的事，做工时，又要考虑觅校的事，时常为此而焦虑不安。同时，身在异国，常为亲人的健康挂念，更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焦虑和担忧，变成一股潜在的力最，支持着聂荣臻更加奋发……就是聂荣臻勤工俭学时期的思想状况。

七

19世纪20年代，中国正处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清政府虽已倒台，但“辛亥革命”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神州大地，长期混乱不堪，中国人民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复辟、反复辟，斗争错综复杂，形势急剧动荡，光明的前景仍然茫然。

聂荣臻在进入青年时代时，已经由主持公道，做诚挚少年，成长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

进入江津中学后，聂荣臻在猎取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更加关心时政。当时的江津中学，订有各种报刊杂志，还有《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那时四川的交通，虽仍处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却有了电报通讯设备，各种消息通过电讯迅速传到四川，在报刊上广泛传播。聂荣臻和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文章，传递各种消息，议论政局时弊，抒发爱国热忱，探讨救国大计。这个时期，他常在同窗中朗诵《神童诗》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志强”的豪言壮语，激励好友们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斗争。

辛亥革命带着先天的软弱性。革命胜利不久，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条”，复辟称帝，继之而来的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乱。反对“二十一条”，反对巴黎和会，抵制日货和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对聂荣臻思想触动最大。

“二十一条”签定之后，日本货物大量流入中国各地。江津县城里，所有百货商店的货架上，几乎全是日货。这种情景引起聂荣臻的强烈反感，促使他投入到“外抗强权，内惩国贼”斗争的历史洪流之中。1919年暑假中，他回乡组织宣传组，到各乡宣传演讲，唤起民众，共赴国难。在此之前，他倡议并参加领导了江津县城各校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抵制日货的盛大学生运动，同大商老板，同反动军政当局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这次运动中，他们广泛地发动唤醒民众，争取了商民中的多数，取得重大成果，有力地抵制了日货，响应配合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学生们的斗争，自然地触怒了江津反动军政当局和中学校长，他们勾结串通，对学生骨干进行公开的政治迫害。聂荣臻在江津学生联合会中负责宣传工作，是这次斗争的骨干，属于被迫害的主要对象，从而迫使他中途离开江津中学，提前留法。

四川军阀的混战有“关起门来打”的特点。因为四川富饶而又交通不便，军阀们不便向外扩张，都在省内争地盘，有时也请云南、贵州的军阀入川帮助打。江津县城驻防的军队，常常是贵州的黔军。连年兵祸，民不聊生，使聂荣臻感到苦恼。他痛恨军阀，尤其痛恨外来的军阀，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这时，他还年轻，还不能观察到军阀混战的本质和社会根源。

中华民族受辱的历史何时了？祖国贫穷落后的时代何时终？扣击着聂荣臻的心。

中国的出路何在？救国应走什么样的路？

聂荣臻苦苦思考，反复比较。

辛亥革命没有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统一和独立，三民主义所遇到的是四面碰壁，使聂荣臻感到失望。当时进步思想所提倡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禁锢妇女，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他觉得有道理，持赞成拥护态度。但是，这些办法能不能解决中国的外侵内乱问题？救国救民到底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他还得不出结论。俄国十月革命，对他的思想有一定影响，予以关心。但他看到《新青年》刊登的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有许多问题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主张，不少文章中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他认为那些办法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当时，十月革命胜利不久，我国对这次革命的理解和介绍还比较肤浅、零散。中学时代的聂荣臻，不可能弄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但他进一步确信，中国社会需要变革，只有变革才有出路。

通过摸索比较，面对帝国主义掠夺和军阀混战所造成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聂荣臻增强了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选择了“兴办实业”，“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希望出国去学习本领，回国后办好工业，以富强强兵。他想，国家强盛了，也许会改变局面。这是他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最根本的原因。

聂荣臻从利国利民的思想出发。诚挚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出国求学。他在同学中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仅江津中学的学生和他一道赴法的就有10多人，全县共20多人，而且全部是自费直接（未经预备学校）赴法勤工俭学。这在重庆地区为首创。这一年，在聂荣臻等的带动影响下，江津县的赴法留学活动达到了高峰，到1921年，全县赴法生达到43人，为四川省内最多的一个县。这个时期的聂荣臻，一心一意地要做个爱国爱民的好人。1920年2月29日给父母的信中说：“……法国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样的美德，真是不错……男在法国不单学他的工业，凡是好的我就学，日后回来，在社会上为一个完全的好人。并且出洋的宗旨，在造就能力起见，不像那些徒籍以为名，出来跑两年，回去这里去打干，那里去运动，要想做官多得点钱，这都是好计吗？时势常变，官不长，钱不久，无一足恃的，且名誉难保，生命都有关，与其受这种种的危险，何苦自食其力，安危无故。”同年3月18日给舅父的信中又说：“……及游地球大半，经有许多地面，强国弱国显然分矣。……甥常思之，闲居家庭优游终身亦自乐也，既曰出国，则负无穷之责任焉。对于自身，则有求生活之责任，对于家，则有侍父母蓄妻室之责任，对于社会，则有扶救之责任，对于国，则有利国利民之责任。”他把国家、民族、社会和家庭几方面的利益结合为一体放在自己的肩上。

在国际，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许多国家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国内，一批先进人物，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十月革命的热头也在迅速发展。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则更加竭力地贩卖各自的政治主张。形成各种社会思想纷繁论争的局面。

在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毫无例外地被卷进不同的政治派别，分别属于共产主义者，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右派等五大派别。

在勤工俭学生中，时常对各类社会思潮和各种政治主张开展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触动着聂荣臻的思想。

1921年1月到1921年10月，勤工俭学生在法国进行了“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等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斗争的实践，促使聂荣臻再次苦苦地思考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

1920年底到1921年初，许多勤工俭学生找不到工做，生活费用推动了主要来源。华法教育会和中国驻法公使馆，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在1921年1月中旬，突然宣布断绝与勤工俭学生的经济关系，停发生活“救济金”，使学生们的生活陷入绝境。驻法公使陈箓，这时也扬言要把没有工做的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勤工俭学生决定与之进行斗争。住在蒙塔尔纪和巴黎附近的学生，会同在巴黎的学生，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代表提出了“生存权、求学权”的强烈要求。2月28日上午，400多名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时，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镇压。“二八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仍迫使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作出了一定的让步：答应延长发给三个月的救济金，并继续帮助没有工做的学生找工作。

对于这次斗争，勤工俭学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公开主张，自己勤工俭学，不靠北洋政府。聂荣臻因为远距巴黎做工，没有直接参加请愿，但他认为，勤工俭学主要靠自己，而争取救济金，有利于坚持求学。他支持了这次斗争。

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勤工俭学生坚持斗争和社会舆论压力下，华法教育会和驻法公使馆一变前态，说了诸多同情之语，陈箓还屡次说什么“我陈箓在职一日，即担保诸君留学一日。”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和吴鼎昌到了巴黎。经过同陈箓一伙密商，很快宣布捐资5万元，支持勤工俭学生求学。公使馆还与法国外交、教育、商务各部，联合组成“中法监护中国留法青年委员会”。法国政府也立即扬言拨出巨款，并声称，“无工学生均可先后送入学校”。“中法监护会”接着也宣称，“暑假后，把全部勤工俭学生，或送入工业实习学校，或送入其他相当的学校。”

与此同时，朱启钤，吴鼎昌则加紧同法国政府秘密商谈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借款购买军火的交易。先是要借3亿法郎，以后增加到9亿，草拟的协议上定为5亿。借款的条件是，北洋政府用四川滇粤桂四省的采矿权，筑路权和全国的印花税作抵押。消息传出后，所有在法国的中国人都被激怒了，群起反对。勤工俭学生们首先起来反对，分属于各政治派别的学生们，在反对北洋政府出卖民族利益这个问题上，达到了一致，结成了统一战线。为平息学生们的反抗怒潮，中法两国政府授意“中法监护会”在勤工俭学生中大肆活动，不厌其烦地说什么，法国政府已为勤工俭学生的事情牺牲很大，借款中有一部分也用于勤工俭学生，以资完成学业，不应有反对的举动……同时又威胁说，否则要后悔莫及的，等等。

勤工俭学生弄清了事情的真象，反对的怒潮更加高涨。他们发出了“国破农亡，要学业何用”的怒吼声，抱定“宁愿拒款而玉碎，不愿承认图瓦全”的不怕牺牲精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在周恩来领导下，他们召开多次大会，还冲进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抗议。8月13日召开的“拒款大会”，通知了公使馆，要求陈箓到会，“当众宣布，在法国不得有亡国借款行为。并须以宣言负责签字，通告法国外交部及各报馆。”陈箓继朱启钤，吴鼎昌之后，也逃出了巴黎，指派公使馆秘书长王曾思，秘书沈砚觐代表他到会。王曾思拒不答应学生的上述要求，并破口谩骂和威胁学生。学生们痛打了王曾思，王被打伤后，特用四张白巾试首染红，借以作证，图谋报复，还无耻地当场哭泣着说“吾，今日亦为中华民国流血也”。

这个时间，聂荣臻在克鲁邹钢铁厂做工，他专程到了巴黎投入拒款斗争，参加了各种抗议活动和游行示威。

这次旷日持久的反对卖国借款的斗争，终于迫使中国驻法公使馆，没有敢在借款条约上签字。朱启钤、吴鼎昌也偷偷地滚回了北京。

在北洋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旨意下，拒款大会后的第三天（即8月15日），“中法监护会”宣布：“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一律停发；前所议定送入学校的办法，一律取消”。法国政府也决定：“谢绝友助”。

“拒款运动”，是勤工俭学生同北洋军阀政府和法国政府的直接对抗，从而引起这两个政府对勤工俭学生的更大仇视和更恶毒的迫害。

与拒款斗争交错在一起的，是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勤工俭学生的生存和求学，陷入极大困境，便函推举代表在巴黎组织“勤工俭学生代表大”，寻求解决办法。他们决定争取里昂大学作为基地，解决入学问题。

“里大”曾得到广州政府的捐款甚多，历来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处之一。1921年夏，吴稚晖（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等一些人，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索取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建了一所中法大学的附属学院。但是，吴稚晖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要培养自己所希望的人，认为勤工俭学生不可靠，拒绝从勤工俭学生中招生，而从国内招收了一批有钱有势的地主、资本家子弟。9月中旬，这批学生抵达巴赛时，“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从各地学生中抽调104人，组成“先发队”，于9月20日分赴里昂，进驻“里大”。学生代表先通知了公使馆，陈箓当即表示赞助，拨款8千法郎，作为赴里昂的费用。“先发队”进入“里大”后，很快被事先串通的警察当局没收了护照，押进了“芒特吕克炮台”兵营监禁起来，限制进出自由，失掉了与外面的联系。陈箓派副总领事李骏到里昂，企图制服学生代表，陈箓在答学生代表的信函中也说：“外部（法国外交部）声称，如有解决办法，即释放学生”云云。

学生代表同“里大”校长吴稚晖坚持据理斗争，吴稚晖则想借机拉一批勤工俭学生，作出了让步姿态。这时，在北京的蔡元培，李石曾来电称，他们决定筹资10万，在里大设立特别班。接着，吴稚晖正式答应筹5万法郎，让学生分别入校等。斗争持续了20多天，看来问题就要解决了。然而，事情突变，里昂市长突然亲自到“芒特吕克”兵营宣布：“奉中法政府命令，将勤工俭学生，全世界部遣送（回国），并于当晚执行，不得违抗”。这天夜里，里昂当局出动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士兵200多人，采用二夹一的手段，将101名中国勤工俭学生，推进囚车，运往马赛，强行上船，监押回国。

聂荣臻，为参加“里大”斗争，又一次放弃做工，再次离开克鲁邹钢铁厂，到了里昂。因为做工和路程之故，他晚到了两天，9月23日赶到里昂时，“先发队”人员已经被拘押，他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内外联系和营救学友的斗争中。他“时迫事忙，终日无休”，竟连每月一次家书的惯例也被打破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能给父母写一封叩禀请安的信。

进驻“里大”斗争的失败，主要由于学生对手的强大，他们后面有两国政府，面前有警察兵士，另有无政府主义者在事实上的配合。但是，也反映了学生们在进行政治斗争上的不成熟。聂荣臻观察分析了事件的发展变化，他在1921年12月8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但该校允在勤工俭学生中收20名官费，比利时劳工大学亦然，其余同学，每月资助百二十法郎去读书，以两年为限，现在作工仍继续进行者，在二年后入学，亦得如前之资助，然以三年为限，限期满后，如考上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伊承认代谋半官费。此种条件，本亦至善，但学生中之少数代表，不知退让，坚持官费，相延10余日，陈箓乘机图报蓄怨，竟将此百余学生遣送回国，于是在法千余学生，均抱悲观，每次有船东往，即相继向使馆报名回国。”在学生代表被监禁期间，聂荣臻利用在李骏那里争取到的探望学生的通行证，出入于炮台兵营，后来采取转让通行证的办法，先后救出赵世炎等三人。为此，他感慨万端。正是在这种心情下，他到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

在“沙大”，聂荣臻越来越不能安下心来读书了。勤工俭学生中多次激烈辩论的情形，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场面，经常浮现在他的面前：思忖着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自己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使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他遇到的问题很多，思想很矛盾，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

八

聂荣臻胸怀着“国家民族的出路究竟何在？自己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这个根本问题，总在繁重的课余，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许多小册子，懂得社会制度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透彻地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起因和成果。思想明朗了，把自己在国内参加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的实践，在法国参加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感受和体会深化了。这个时期，聂荣臻更加关心了解国内局势，学习国内的革命文章。国内宣传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又促进了他思想上的飞跃，彻底改变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想法。他说：“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引自《聂荣臻回忆录》第26页）

“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私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者睹此！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是聂荣臻1922年6月3日，给父母的信的前半部分。

这封信，写于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的学习即将结束，正准备在暑假中考入大学本科之际。远在异国他乡处于备考期中的聂荣臻，更加思念着祖国的安危，人民的疾苦。这段信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忧国忧民，矢志革命的高尚情操。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伟大抱负跃然纸上。

这封信，写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说明他的思想在旅欧少共成立之前，业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1922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刘伯坚出席大会返校后，同聂荣臻谈了这件事。不久，聂荣臻便向刘伯坚表明自己希望加入“少共”的愿望。1922年8月，他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这标志着聂荣臻世界观的转变，他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1923年初，聂荣臻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旅欧学生中的党员还很少，在比利时就只有赵世炎、刘伯坚和聂荣臻三人。

入团后，他同刘伯坚一起负责团的旅比支部工作，这时期形势很好，团员发展很快。团的工作任务很繁重，要组织团员和同学学习，自己又要学习；既要学好专业，也要做好革命工作，每天都十分忙碌。另一方面，所学专业同所负责的工作联系不起来。他同刘伯坚酝酿着放弃专业学习，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的问题。入党以后，党团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聂荣臻决心放弃长期追求的大学学习生活。1923年暑假，他离开比利时到了德国的柏林，同移居在这里的周恩来以及朱德等会面，不久便回到巴黎。在巴黎，他白天进厂做工，所得工资用于自己的食宿，兼用于革命工作经费之急需。晚上、星期天和节假日都用来做工作，时常忙得连饭也吃不上，有时渴了饿了，就买杯咖啡充饥解渴。

在国内，聂荣臻胸怀“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信念，提前离开中学，拜辞亲人，告别祖国，远涉重洋，实行腾飞，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赤胆忠心；在国外，他为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决然改变“学不成，死不归”的誓言，中途放弃在大学的学习，实行更大的腾飞，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崇高的品格。

由勤工取酬供俭学，到勤工取酬搞革命；一面拼力的做工，一面充分地工作。他成了“自费”的革命者。

聂荣臻在法国从事党团工作期间，先后担任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参加组织团员的政治学习，抓团员的训练和办报纸。国共合作开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旅欧党、团组织的决定，他同80多名团员一起，以个人名义于1923年6月参加了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成立，他被推选为通讯处处长。

从1922年起，旅欧党团组织集中力量，采用办报刊、写文章、开大会和面对面辩论等形式，同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和国民党右派，开展了大规模地激烈论战。首先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接着把论战的主要对象转向国家主义派。聂荣臻回到巴黎时，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已经开始，以后逐渐达到高潮。他们对国家主义派鼓吹的；国家至上，无条件地支持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反对苏联和十月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斗争学说等反动观点，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揭露和批判。每次辩论，都以国家主义派的败北而告终。斗争打击了敌人，争取了群众，发展了革命形势。

1924年，我们党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得很顺利，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在法国的骨干分批回国。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等一批骨干20多人，被选调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东大，学习十月革命史，联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等。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聂荣臻等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近半年。他们是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个班，对外是保密的，正式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同红军穿一样衣服，过一样生活，住帐篷，铺草垫，盖军毯。他们学习军事理论，学习战术、技术、打靶，进行军事演习，白天晚上轮流站岗放哨等等。完全是正规红军的生活。

1925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聂荣臻同王若飞，叶挺等一行20多人，离开莫斯科回国，开始了艰苦上卓绝的革命征途。

（祁福管）

笔者申明：文内第五、七两节中有关江津中学部分的内容，系由胡昭鳌《聂荣臻同志的两年中学生活》一文选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