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在大西北戈壁深处，突然出现一道红色的闪光，接着从地面升起一个巨大的火球，把大地和天空照得通红。震撼寰宇的隆隆声音正向远处传播，火球翻滚着升上高空，逐渐变成一个拔地而起的蘑菇烟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经过近十年的艰苦试制，终于爆炸成功了！人们热烈欢呼着。这一特大喜讯迅速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此时，守候在电话机旁的聂荣臻得知喜讯后，一面向张爱萍表示慰问，一面与周恩来总理互臻祝贺。当天深夜2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套红大字的“号外”。第二天一早，当工作人员把“号外”送到聂帅手里时，他喜形于色，边看边高兴地说：“这号外留下，留下，留着纪念。”

中国原子弹的试制成功，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它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壮大了国威、军威。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同聂荣臻的高瞻远瞩，同他多年来所做的大量基础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十几年来，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聂荣臻起着承上启下、独一无二的特殊作用。他通过大量的组织工作，把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及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化为具体行动，使中国脐身于世界极少数几个核强国之列，使每个炎黄子孙感到自豪。因此，聂荣臻的名字长久地留在了人们心中。

从1956年起，毛泽东就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原子弹。搞一点氢弹、原子弹，我看十年的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现了党和人民的雄心壮志。从这一天起，一个伟大而富有神圣感的使命开始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聂荣臻就肩负起主管国防科技的这副重担，开始了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他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中国的科技事业。

聂荣臻成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组织领导原子弹研制的负责人，欣喜与压力交织，他激动不已，日夜不停地思考着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领导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采取有力措施。组建机构，在全国各地抽调科技人才，组织科研队伍。他风尘仆仆踏勘选址，建设试验基地，创办科研院所，为研制原子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加快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聂荣臻主张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研制原子弹，但不排除争取外援。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认为，我们的国家很大，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实现国防现代化，最先进的东西人家也不会给你，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苏联也不愿意全心全意支持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干。但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将大大推迟中国掌握核武器的时间。为此他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远见卓识方针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

一项发展中国原子弹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方针被确定下来。原子弹研究院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上到下都进入了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工作状态。创业者们不畏艰苦，不辞辛劳，勇于开拓，使各项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即使是在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背信弃义，撤走全部专家，断绝一切援助的情况下，也没有吓倒有能力、有志气的中国人。广大科技工作者埋头苦干，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快造出原子弹，为国家、为民族争气。实践证明，当时正是聂荣臻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才使我国掌握了尖端技术，闯出了一条自行研制原子弹的道路，并在苏联中断援助时使中国得以从容处置，没有陷入完全失措的境地。

1961年，当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时，又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困难。那就是饥荒钻进了原子弹专家的肠胃。我们的科学家在副食品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忍饥埃饿，通宵达旦地工作。许多科学家思了浮肿，眼睛得了夜盲症。聂荣臻向周总理沉痛地叙述 了这一情况，并首先提出向全国募捐，保护这些党和国家的栋梁。 在一次军委会上，周总理来到会场，对大家说：“我这次来，是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的。”陈毅很风趣地说：“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也就硬了。”聂荣臻深沉地说到：“导弹、原子弹，这是党和国家的鳃鹏，也只有让它吃饱，它才能飞得高。”在周总理、陈毅等领导的支持下，一大批猪肉、鱼、海带、水果、蔬菜运往基地。当得到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下发的副食品时，科技工作者们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五院一个技术人员说：“我们国家这样困难，主席、总理都吃白菜汤，军委太关心我们了。”他们纷纷表示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拼出一腔热血。科技战线研制两弹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为使那朵蘑菇云早日升起，聂荣臻在工作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科研战线的专家和科技工作者，更是关怀备至。60年代初，为纠正党内“左”的倾向给科技战线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危害，聂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临许多科研单位，倾听科技人员的意见。他对知识分子工作中宁“左”勿“右”的错误作法痛心疾首，从千头万绪中着重提出了正确看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他还主持起草了《科技工作十四条》，保证了科研工作的继续进行。《科技工作十四条》被邓小平誉为“中国第一部科技工作的宪法”。1962年，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和周总理、陈毅同志一起，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木状况，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宣布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十分感动。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夜以继日地工作。图书馆、资料室的灯光往往通宵达旦，科技人员在那里翻阅资料，讨论方案，苦心研究，精心设计，工作热情空前高涨。

正当原子弹研制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力争加速进程的时候，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却出现了“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之争。其背景是由于“大跃进”左倾思想的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一些同志提出，导弹、原子弹还搞不搞？不同意见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研制两弹困难大，经济实力不够，主张下马。聂荣繁力主继续研制两弹，并且要以攻关的精神去突破国防尖端科技。他深思熟虑后说道：“科学技术上非常落后的中国，要想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导弹、原子弹，建立起起码的核还手能力，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想不在重复受屈辱的痛苦，就必须在科学技术上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建立起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国防。”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了主客观条件，发表了这深遂的见解。之后，他多次找人座谈，认真分析情况，提出两弹上马的意见，并把想法和理由写成《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继续攻关的报告》，呈送中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作出的历史性决定，对两弹研制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两弹继续上马得以确定，聂荣臻紧张的心情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夜以继日地思考着对原子弹如何攻关采取的种种措施，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7条建设性意见：确保重点，抓好“开门7件事”，培养科技干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全国大协作，踏实工作，各级干部当好勤务员。这些明确的方针、政策，统一了步伐，促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

从主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起，聂帅就十分重视贯彻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的方针。进人攻关阶段后，聂帅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协作，才能打好两弹攻关这一仗。他把在解放战争中党中央组织大兵团作战指挥的艺术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学大军组织起来，并制定了将全国的技术“力量相对集中，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战略措施，将全国上下分散的劣势集中起来形成局部的优势，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全国大协作，集中全国的技术力量，终于攻克了研制原子弹的难关。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负责总装的工作人员，身穿洁白的工作服，戴着胶皮手套，像军人临战前一样严阵以待。

1964年10月14日19时19分，原子弹安全吊上矗立在罗布泊附近的铁塔上。塔高102米，顶端有一个纯金属小屋。中国原子弹的第一个婴儿就安放在里面。

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又一次升空登塔。

这时张爱萍在现场与北京的周恩来、聂荣臻保持着电话联系。

时针正指向15时，随着一声起爆命令，戈壁深处迎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人群沸腾了。

十多年来，聂荣臻为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耗费了巨大的心血。为了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他更是殚精竭虑，直到逝世。临终关，他还关心着国防科技事业和基地工作人员。聂帅逝世后，根据他本人遗愿，将部分骨灰安放在了导弹试验基地的烈士陵园里。他要长眠在这里，以陪伴在祖国大西北艰苦创业的科技人员和指挥员，以勉励他们继续为两弹事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