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见证的革命友谊

聂帅生前使用过的轮椅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轮椅，是聂帅在玉泉山疗养时叶剑英元帅送给他的。聂帅非常喜爱这张轮椅，不仅是因为坐着舒坦，而更重要的是他格外珍惜他与叶帅之间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

1924年至1925年，聂荣臻和叶剑英都先后执教于黄埔军校，在这座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里，他们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聂荣臻、叶剑英又先后来到香港。在香港，叶剑英特地买了一本《洪秀全野史》送给聂荣臻，他们一起议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惨痛历史，一起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有时竟废寝忘食。从此,这两位共产党内优秀的军事人才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1928年,受中央组织委派，聂荣臻到中共顺直省委，开始了艰险异常的白区工作。叶剑英则被派往苏联学习革命理论，直到3年后在瑞金再次相逢。在中央苏区，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他们密切配合，互相支持，为巩固根据地和取得反“围剩”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两位老战友都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后来，在聂荣臻主管国防科技工作时，尤其是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两弹”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上，又得到了叶剑英坚决的支持。他多次配合聂帅，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作指示和批示，并就“两弹”和人造卫星研制、发射等有关方面的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叶剑英以自己的行动给予聂帅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路遥知马力，患难见真情。“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一片揪斗、炮轰、火烧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两位老帅都旗帜鲜明地对这一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此，林彪、江青一伙也把矛头对准了两位老帅。他们煽动学生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于是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聂帅的大字报。聂帅整天被造反派纠缠不清，连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都难以保证，他不得不搬到西山。这时叶剑英虽有毛泽东保护，也处于半打倒的状态住在西山。在这偏僻幽静的山坳里，两位老帅忧心忡忡，为国为民思虑不已。他们频频接触，常在一起议论“文革”中的许多错误做法，从天下事谈到林彪、江青其人，并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

以后，两位老战友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的重要“罪证”。两位老战友的日子日益艰难，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也被造反派纠缠得不可开交。叶剑英也身处逆境中。黄永胜一伙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与外界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在这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他们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相互支持着、鼓励着。叶帅冒着风险去看望病中的聂帅；聂帅在叶帅危难之际也挺身而出，坚持实事求是，使叶帅免遭诬陷。

所谓的“大闹怀仁堂”后不久，叶剑英对聂帅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头上了。”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讲的，与叶帅无关系。聂帅这种光明磊落，勇于承担责任的品德，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是多么的可贵啊！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野心毕露，妄图阴谋篡党夺权。两位老战友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思考和酝酿着除害救国的良策。聂荣臻托杨成武转告叶帅：“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转告聂帅让他放心，有事随时通报商量。叶剑英并且立即搬家，以防万一。10月15日，叶剑英又转告聂荣臻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1976年10月1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被拘留。两位老帅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活上，他们也彼此关心。20世纪50年代初，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负责处理中央军委日常事务，全身心地投入抗美援朝战争的繁忙的工作中，他累倒了，从此染下一身重病。“文革”中的摧残，更使他腿即不便，有时便用轮椅代步。80年代初在玉泉山疗养期间，聂帅和叶剑英比邻而居。细心的叶帅发觉聂帅身材高大而轮椅矮小，便特订做一张轮椅送给他。此后,聂帅经常坐着这张轮椅去与叶帅共同讨论国家大事，或外出散步，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1980年，叶帅与世长辞。聂荣臻悲痛万分，亲自提笔撰写了题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文章，深切悼念这位多次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革命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