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晋察冀边区人民子弟兵

【摘　要】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首次提出并使用了“子弟兵”的称谓，这一称谓有利于密切部队和边区群众关系，有利于扩大部队的兵源，有利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有利于抵抗国民党的侵扰。通过建立三结合的抗日武装体制，教育和训练人民子弟兵，加强人民子弟兵当中党的建设，注重人民子弟兵的作风建设，处理好人民子弟兵与各方面的关系等措施，聂荣臻为晋察冀边区人民子弟兵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带领晋察冀边区人民子弟兵在抗日战争当中取得了辉煌成绩。

【关键词】聂荣臻 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 子弟兵

聂荣臻元帅根据晋察冀边区抗日人民军队的建设实践，在我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并使用了“子弟兵”的称谓，并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斗争的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子弟兵的发展壮大的意见和措施。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形成了我党我军独具特色的人民子弟兵制度，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人民子弟兵的由来

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一一五师于10月下旬在五台山进行了分兵，主力南下汾河流域和晋南，留下的部队由聂荣臻同志带领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最初就是五台分兵时留下的一一五师部队。“五台分兵时留下的部队不过三千人，其中主要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几个连，还有一些干部。”[1] 11月7日，党中央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让他带领队伍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明白，单靠八路军留下的不到三千人的主力部队，是不可能战胜晋察冀边区强大的日本军队的，要取得边区抗战的胜利，必须依靠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建立人民子弟兵队伍。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聂荣臻同志首次提出并使用了“子弟兵”的称谓。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说过：“聂荣臻将军在太行山上振臂高呼：建立铁的子弟兵团！于是在晋察冀军政民全体有机的努力配合之下，铁的子弟兵团建立起来了”。[2]

聂荣臻元帅之所以把晋察冀边区武装力量称为“子弟兵”，与晋察冀边区的特殊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渊源。聂荣臻元帅指出:“为什么把边区部队称为‘子弟兵’呢？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从边区部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这样的称呼，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二是从它的组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三是从抗日的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还有一层意思，那时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总是妄图把我们的部队从根据地挤跑，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扛起枪来保卫家乡是理所当然的，它再想赶跑，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子弟兵是个很好的称呼，我们军区创办的报纸，从一九四一年起也改用了《子弟兵》的名称。”[3]可见，“子弟兵”的称谓有利于密切部队和边区群众关系，有利于扩大部队的兵源，有利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有利于抵抗国民党的侵扰，是一个十分合适的称谓。由于“人民子弟兵”的称谓深刻体现了人民军队来源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本质，因此很快被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成为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亲切称谓一直沿用了下来。

二、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人民子弟兵队伍建设的主要贡献

(一)建立三结合的抗日武装体制

聂荣臻从晋察冀根据地发展的实际出发，把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分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武装力量结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需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强有力的主力部队和人数众多的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这是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的根本保证。”[4]关于三结合抗日武装体制中三种力量的相互关系，聂荣臻也做出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主力部队是开创和保卫根据地的支柱，没有强大的主力兵团，也就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但是，单靠主力兵团也不行，还必须有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紧密配合。”“主力兵团由于获得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得以灵活地进行内线和外线作战，增强了对敌袭扰与打击的力量。地方武装主要是地区队及基干游击队。主力部队集中使用多；地方武装则分散活动多，同民兵一起就地坚持，就地游击，支援主力兵团作战。主力兵团由于重视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立和发展工作，能够积极地帮助其训练并给以必要的干部和武器，他是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后盾。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军事结果，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5]聂荣臻深刻把握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种战争力量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中灵活熟练地运用。主力军是精干的正规部队，主要负责较大的战斗任务；地方部队游击性极大，担任分散的游击任务；民兵自卫队是广大民众保卫家乡，不脱离生产的武装自卫组织，担负着侦察敌情，独立自主作战以及配合主力作战，袭扰敌人，封锁与围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交通，维持根据地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如运输，担架、送信、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等），在敌人进攻时掩护群众转移等大量任务。

根据斗争形式的发展变化，主力军可以实行地方化和群众化，从而变主力军为地方部队和民兵自卫队，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当形势有利于根据地发展时，地方部队和民兵自卫队又可以转化为主力军，展开大规模的对敌战斗，扩大根据地；当需要把斗争深入到敌占区时，可由主力军、地方部队结合民兵自卫队，组织大量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敌后工作，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效牵和分解敌人力量，打击和瓦解敌军。三位一体的武装体制深入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规律，符合抗战发展的实际，在人民子弟兵队伍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聂荣臻把根据地建设和人民战争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三位一体的人民子弟兵武装体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抗日武装力量结构形。

（二）教育和训练人民子弟兵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后，广大子弟兵虽然抗战热情很高，但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政治和军事素养方面还是非常欠缺的。抗战的胜利是要靠广大子弟兵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没有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养，子弟兵就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高必须通过大量正规的教育和训练才能够得到提升，因此聂荣臻非常重视人民子弟兵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

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教育，必须能够因材施教，注意区分干部教育和普通战士教育的区别。在干部教育方面，聂荣臻有独到的见解。一是强调干部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论。他指出：“有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干部，能了解一些原则。但不能与实际联系；有些老干部仗着狭隘的经验而妨碍他的进步；即在抗战以来的某些新干部，又有仗着几年狭隘经验的，因此狭隘经验论在某些新干部中也同时存在。”[6]二是注重干部的政治教育。战争年代提拔干部主要看军事表现，往往会忽略政治水平。聂荣臻非常重视干部的政治教育。他指出：“我们提拔军事干部时，往往多以作战勇敢做标准，对于政治水平注意较差，因而农民的保守性与狭隘经验论，在这些新干部中也存在着它的社会基础。”[7]三是重视干部教育的实效，反对形式主义的教育训练。“不能只求数目字的满足而忽略战士的吸收与消化。教育时间不宜过长，使干部有时间考虑问题与准备，战士也有一些空隙的时间来思想。”[8]因此，他提出星期六党日应该由一天压缩为半天，给干部更多的吸收和消化时间。并且提出减少不必要的会议组织，压缩会议时间。聂荣臻指出：“在这方面如不能进行彻底改观，则政治工作永远不会深入。”[9]四是注重培养干部的战术素养和战略眼光。聂荣臻注意到：“今天有些干部，在实战中总结经验，在战略上提高自己的眼光的积极学习的精神还是缺乏的。”“我们在小战斗中的每一失利，必须加以深刻研究，而不能以几句公式的评语来总结。今天要了解战略问题，应有丰富的世界的知识。”[10]五是注重长期有计划地训练干部。聂荣臻深刻认识到干部教育是一个长期问题，要培养不同梯队的干部队伍，提出了一个两到三年的干部训练计划。他指出：“抗大二分校在本届学生毕业后，要办一个高上科，以储备营、团干部；一个陆军中学，抽出部队中优秀的班、排级干部受训，在军事上是中学程度，在文化知识上，科学知识上亦然；一个附中，吸收地方半知识分子青年，在文化程度与科学知识上是初中，而军事上则是陆军小学。在附中里，要逐渐吸收地方一批小知识分子青年训练，以改善部队下级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地方编余的区级干部，也要吸收一批受训，给以军事训练与文化科学训练。”[11]六是注意培养人民子弟兵的专门干部人才。晋察冀边区开办了大量的短期训练班，比如敌工、锄奸、青年、支书、支委、小组长以及机要人员、医务人员等[12]，以解决边区各方面专业干部的短缺问题。可见，聂荣臻特别善于根据干部队伍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地的实际需求进行教育和训练，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教育训练的效果。

对于子弟兵战士的教育，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也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注重培养子弟兵战士的文化素养。子弟兵战士大多来源于农民，大部分连小学教育都没接受过，甚至很多是不识字的文盲。子弟兵团中要求每个战士至少要认识五十个字。在课外还有很多识字的游戏，识字的设备。通过识字扫盲来首先让子弟兵战士掌握接受教育的工具。在逐渐的识字之后，要求子弟兵战士开始记日记。日记有两种：一种即初级的识字日记和较高级的工作日记。文化课中还有自然常识、社会进化史等课程。二是注重培养子弟兵战士的政治素养。子弟兵新战士只上政治课，接受政治课之后才和老战士一样上军事课、文化课。政治课里面最重要的即是统一战线理论和政治常识。三是注重军事教育。在军事教育中，经常进行的是瞄准射击、手榴弹投掷、劈刺术等的训练。战术及基本战斗教练是边学边作，采取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制度。在加强平时训练的基础上，还有重点训练。往往是根据战斗过程中我军存在的问题，重点训练子弟兵战士在某一方面的不足，以达到强化训练的结果。比如在战斗中发现劈刺术落后于敌人，战斗结束后就重点训练劈刺术。四是注重召开各种学术研究会，讨论会。五是注重子弟兵教育的持续性。不论干部教育还是战士的教育，不但在平时有规律的进行，就是在战时，在行军中间也没有间断的上课。六是注重教育的循序渐进，善于启发，及时复习。“子弟兵团中的教育工作是政治工作中的一大项目，它是在‘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理论到实践’的原则之下来进行的。”[13]

李公朴先生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人民子弟兵的教育训练工作，并视其为根据地能够灵活开展抗日斗争的主要原因。“这种严格的、正规的、战斗的教育工作，也是晋察冀子弟兵团的特色之一，也是进步、巩固和壮大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在教育中间使每一个人认识清楚了各个阶段国际的和国内的情势，也就认识清楚了应有的任务，努力的方向。因此部队的质量日益提高。因此虽然没有优良的武器，和新式的装备，晋察冀的子弟兵团在普遍的游击战争发展之外，还能随时抓取有利的条件，大规模的进行运动战，进行正规战。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14]

（三）加强人民子弟兵当中党的建设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辉煌的成绩，归根结底还是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胜利。聂荣臻非常重视子弟兵当中党的建设问题，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当中实行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加强了党组织对子弟兵的绝对领导，使党组织成为人民抗日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一是在晋察冀根据地坚持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不仅仅在子弟兵当中，而且边区政权，群众组织当中都确立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这样就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有机地把根据地各个占线的斗争统一组织起来，协调起来，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使边区党组织真正成为边区人民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二是大量发展党员，增加党员数量。在根据地创建初期，根据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方针，在人民子弟兵当中挑选了大批优秀分子，使其发展成为党员。三是建立和完善子弟兵的党组织系统。由于根据地建立初期有大批新的战士入党，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和完善党的组织系统。晋察冀边区要求做到每个连队都有一个支部，每个大队有党总支，分区以上设立由党员代表大会产生的党务委员会，初步建立党内各种会议汇报制度。[15]四是加强对子弟兵的党性教育。由于新入党的子弟兵当中很多都是农民，小农意识强大，加上一些成分比较复杂的分子也混入子弟兵，子弟兵当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普遍存在。聂荣臻指出：“在党的历史上，由于党性的缺乏给予党的损失是不少的。特别是有枪在手的党员。”“由于党员的成份不纯，使党内发生无原则纠纷、宗派主义，特别在革命受到艰苦与困难的时候。”[16]对于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晋察冀根据地要求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要认真学习，清理各种落后思想，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五是清理混进子弟兵当中的坏分子。对于因一时猛烈发展而混进子弟兵当中的流氓，比如落后的旧军官、土匪、大刀会、兵痞、青红帮成员、防共团成员等分子，一经发现，坚决清洗出子弟兵队伍，以提高部队质量。六是充分发挥子弟兵模范支部、模范党员的榜样作用。在晋察冀根据地整军期间，“第一期在路西部队，创造了三十三个模范支部，六个分总支，三个总支。” [17]充分发挥了模范支部、模范党员的先进性，提高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

在聂荣臻的带领下，晋察冀根据地人民子弟兵当中党的建设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组织领导基础。

（四）注重人民子弟兵的作风建设

晋察冀边区的人民子弟兵拥有良好的作风，这与聂荣臻非常注重人民子弟兵的作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在人民子弟兵的作风建设方面，聂荣臻强调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一是要大力保持八路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广大军民做好榜样。他指出：“目前铁路东的部队中虽然也有八路军的干部参加领导工作，但是真正要保持光荣的传统，不能只靠少数干部的‘参加’，主要的是要这些干部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在战场上，在日常生活等各方面起模范的作用。”[18]二是要克服人民子弟兵当中的少数贪污、腐化、堕落现象。他指出：“今日部队中少数贪污、腐化、堕落的现象如不严格克服，不但会丧失我们光荣的传统，而且会走向极危险的前途。”[19]三是要发扬艰苦卓绝的精神。聂荣臻强调要“节省经费，反对浪费。浪费就是贪污。”“我们军队过去破烂的服装，曾经得到人们极大的赞许。过去许多人说我们八路军是最穷的军队，但同时也是最能作战的军队，我们必须保持这种光荣。穷不是丑，我们穷得有骨气，穷就是我们的光荣。不应该求漂亮，漂亮就必定要浪费。”[20]聂荣臻提倡艰苦奋斗，是为了适应当时部队物质资源奇缺的现实条件，并不是要求子弟兵必须穷。他同时指出：“在物质的可能条件下，我们也要求得部队生活的改善，但绝不是要求漂亮，绝不应该浪费。”[21]四是要戒骄戒傲，树立在群众当中的威信。“对于一般群众和群众团体、政权机关及友党友军，要绝对排除自骄自傲、没有礼貌、不和蔼、不尊重别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会丧失我们的威信。”[22]

（五）处理好人民子弟兵与各方面的关系

我们党实行的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方针，必须处理好人民子弟兵同各方面的关系，单凭部队本身的力量是无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聂荣臻非常重视处理人民子弟兵同各方面的关系，为抗战创造一切有力的条件。第一、妥善处理部队和政权机关的关系。聂荣臻认为，部队不应该和政权机关对立。部队作为在统一战线建立的抗日政权下的一部分要尊重政权，拥护政权。并强调部队应该依法和政府打交道。“部队和政府有所交涉，必须有合法的手续。一切都要合作，不能马虎。我们一切行动社都是遵守国民政府的法令，不遵守法令所规定的手续，就是不合法的。我们有一些部队，在处理汉奸、筹粮筹款上，总好和政府争锋，这都是自找麻烦，增加不必要的摩擦，引起群众的不满，都是极蠢笨的行为。我们是八路军，我们的工作方式有丝毫不好的地方，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批评的。”[23]第二、妥善处理子弟兵和地方党的关系。聂荣臻指出：“过去曾经有少数地方发生部队和地方党不团结的现象，部队不很好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因此发生部队与地方党不一致的现象。”并要求“今后双方应特别努力，互相帮助。”[24]第三、妥善处理子弟兵与友军的关系。提出“我们对于友军，不应该只做表面上的敷衍，要切实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部队，改进他们的部队和转变他们的部队。”[25]第四、妥善处理子弟兵与边区群众的关系。聂荣臻指出，不能继续采用过去根据地打土豪的那套办法。“当时，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不管你地主也好，富农也好，只要你愿意抗日，我们就不动你，还要团结你。不能把它们推到敌人那边去。”[26]人民子弟兵大部分都来源于贫苦群众，因此和贫苦群众有天然的感情，他们会尽力调动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对于地主、富农等封建阶级，也尽力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抗日，同时又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我们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的政策。是‘逐步’、‘限制’和‘削弱’，不是‘一下子’‘消灭’或‘打倒’，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27]

三、晋察冀边区人民子弟兵的贡献

在聂荣臻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晋察冀边区人民子弟兵，在晋察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之下，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从1937年11月至1944年5月底，在消灭敌军数量方面，“但就子弟兵的作战来说，已达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四次之多，毙伤敌伪军二十一万四千零二十七名，俘虏敌兵五百六十名，俘虏伪军四万零一百四十七名，反正的伪军一万八千二百九十四名，敌寇有名的军官也有不少被我们打死和打伤的。我们曾打死敌军两个中将、两个少将、十四个大佐和中佐、四个高级指挥官，重伤一个少将。”[28]在破坏和摧毁敌人的交通线方面，“炸毁敌人的铁路一千一百四十三华里，搬回大量的铁轨来制造各种枪支、手榴弹和刺刀，炸毁铁桥五十九座，炸毁铁甲车十八列并且破坏了汽车路一万九千八百四十六华里半，使敌人的交通若断若续，时常发生严重的障碍。”[29]在破坏和缴获敌人的机械化装备和通讯设备方面，“击毁了敌坦克与装甲车四十九辆，毁军用汽车一千零七十辆，夺获汽车二十九辆，自行车五千二百七十六辆。缴获电台六十二部。电话机七百五十架、望远镜三百四十三付、电线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九斤。”[30]根据地的通讯设备，基本上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在击毁敌人飞机方面，尽管子弟兵没有对空武器，依然用步枪击落敌机七架，击伤敌机两架。在缴获敌人枪炮弹药和马匹方面，“从敌人手里缴获了野炮三门、山炮二十三门、步兵炮十九门、迫击炮九十门、重机枪一百三十五挺、轻机枪一千零七十五挺、掷弹筒四百二十一个、步马枪五万零五只、刺刀四千九百三十五把，炮弹两千五百四十发、掷弹八千六百六十一发、手榴弹六万四千一百零二个、子弹二百八十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三发、瓦斯弹一千零十三个、战马九千一百五十八匹，其他军需无数。”[31]

在聂荣臻元帅的带领之下，晋察冀边区人民子弟兵在作战成果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反抗侵略的战斗精神，以及他们在实际战斗当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灵活巧妙的游击战术、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不朽精神财富，不断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勇前进。

作者单位：张敬晨，中共清远市委党校教师，法学硕士

          张克兵，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3][4][26][27]聂荣臻. 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97、329、364、365-367页.

[2][13][14]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22、36、38-39页.

[5]聂荣臻.关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Z].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学刊》编辑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专辑. 河北学刊杂志社，1985年版（内部发行），第152页.

[6][7][8][9][10][11][16]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干部会议上的报告[Z].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606-607、615页.

[12][15] [17]舒同.晋察冀军区建军工作之初步总结. [Z].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内部发行），第441、440、445页.

[18][19][20][21][22][23][24][25]聂荣臻.几个月来支持华北抗战的总结与我们今后的任务[Z].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18-120页.

[28][29][30][31]晋察冀边区七年来的军事战果[Z].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学刊》编辑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专辑. 河北学刊杂志社，1985年版（内部发行），第166-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