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女兵——聂荣臻元帅夫人张瑞华

1994年5月，我们采访了张瑞华同志，人们亲切地称呼她为张大姐。

正是春浓时节，我们来到位于景山公园东北角的聂帅住地。一进门，但见院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爬山虎)，红色和白色的勺药花、五颜六色的月季花吐出阵阵清香，令人心醉；尤其是满院松柏，神态各异，青翠挺拔，在微风中摇曳，使我们看到了到处是勃勃生机。据工作人员介绍，松柏多达十几个品种，是聂帅生前刻意挑选的。这又使人直观地体验到了聂帅八十自题诗“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的高尚蕴意。

正当我们目不暇接时，张大姐走了出来，亲切地与我们边握手边说：“欢迎，欢迎。”

我们说明了来意，张大姐谦逊地说：“我不值得写，要写应该写那些革命先烈和伟人！”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她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侃侃而谈……

一 在民主革命大潮中成长

1925年6月，上海“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吹遍全国数百个城市，也吹到了河南省信阳。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抵制日货！”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坚决支持上海工人、学生的正义斗争！”

……

人们挥舞着五颜六色的长方形三角形小纸旗，上面写着各种标语，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愤，行进在信阳的主要街道上。

其中信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游行队伍特别引人注目。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礼教的影响仍很深，“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件新鲜事，现在居然喊着撩亮的口号，步伐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气势不亚于别的游行队伍，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在“女师”的游行队伍中。有位中等个头，身材苗条，面目清秀，留海齐眉，短发齐耳，身穿蓝布旗袍的女生。在队伍中跑前跑后，时而带头高呼口号，时而叫大家快跑跟上，忙个不停，她就是十年后被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为“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年方16岁的张瑞华。

别看张瑞华年纪不大，可她是“女师”游行队伍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在“五卅”运动的民主革命大潮中，她正在奋勇搏击，经受锻炼，茁壮成长。

张瑞华1909年2月11日出生于鸡公山西麓潭家河附近的张家湾村。张家湾当时有10多户人家，在紧靠山区的地方，这已经算是个较大的村子了。张瑞华出生时家境尚好，在当地称得上是书香门第。她排行老大，以后父母接连生了6个弟妹，负担日重，到她10岁那年，父亲已经将16亩地陆续卖掉了12亩，人多地少，度日维艰。

张瑞华秉性倔强。她看到别的孩子在上学，尽管都是男孩，没有女孩，但她也吵着要上学。父亲说，现在连过日子还很困难，哪有钱供你上学啊。

“那没关系，放学后我可以带领弟妹们上鸡公山砍荆条和竹子，回来编筐子卖挣钱。”张瑞华执拗地对父亲说。父亲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张瑞华在学校刻苦攻读，在班上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回到家里，她除了帮助干家务活，还经常辅导弟妹们学习。这些使父母亲感到宽慰。

随着家境的破落，生活越来越困难。张瑞华自10岁那年起，果然带着两个年岁大的弟妹上了离家20公里的鸡公山，砍回一大捆竹子和荆条，在大人指点下，编织成篮子箩筐拿到集市上去卖。开始编得不怎么好，买的人少，随着技术的熟练，编的箩筐、篮子质量好了，买的人也多了。这为张家艰难的生活带来了一线希望。于是，全家有劳动力的人几乎都去鸡公山，回到家里就不停地编织箩筐、篮子，白天编，晚上也编，点不起油灯，就借着月光编。

避暑胜地鸡公山的雄伟挺拔，美丽的风光和清新的空气，陶冶着张瑞华的性格。鸡公山上的荆条、竹子，尤其是荆条，柔软光滑，韧性好，编织起来得心应手。于是全家人称它为“黄金树”。张瑞华、张琪华到了晚年，回忆往事时，仍然满怀深情、异口同声地称赞“黄金树”。

张瑞华的祖母特别疼爱她，经常捞叨说：“作孽啊，小小的年纪，遭这样的罪！”责备张瑞华的父亲不长进，无能，使孩子吃这样大的苦。可张瑞华却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成长。

岁月匆匆，不几年张瑞华小学毕业了。她在人生的旅途上，又遇到了转折关头。

小学学到的知识，为张瑞华展示了一个令她欣喜的新的天地，因此她强烈渴望能继续上学，在吮吸知识的乳浆中成长。家境的破落，也促使她想出去奋斗一番，以冲破农村落后的环境和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到外部世界去体验一下新的生活。

一天，张瑞华终于壮着胆子，对父母亲说：“我想到信阳去上中学。”理由是只有读书，大了可以干一番事业，对家里也有好处。潭家河只有小学，要上中学就只有到信阳去。

妈妈听了长吁短叹。父亲则一下子急了：“供你上完小学已经不容易，村上有几个女孩子是小学毕业的？你是家里的老大，我们还指望你帮助家里干活挣钱养家呢。再说，到信阳有六七十里地，这么远，总不能天天来回走读吧，得住校学习，连同学费是笔很大的开支，家里这么困难，你是知道的，钱从哪里来！”

“钱，我自己想办法在外面挣，可以勤工俭学嘛，你们只要给我刚去时的费用就行了。”张瑞华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在双方争持不下时，又是祖母帮了她的忙。

祖母说，“我有个侄儿叫高警予，在信阳什么学校工作，你应该叫他表叔父，正好假期回家了，你去找他，请他帮帮忙。”祖母这么说经，张瑞华的爸爸、妈妈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于是，张瑞华去找了高警予。高是共产党员，在信阳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他见张瑞华人小有志气，要求进步，性格开朗，就满口答应。

几天后，1924年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张瑞华告别了父母和家人，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令她为之倾注深情的鸡公山，跟着高警予同志北上到了信阳，经考试合格，进了信阳女子师范学校。

信阳当时只有县没有市，城市不大，但地处京汉线上，比较繁华。女子师范学校集中了众多追求民主进步的新女性。张瑞华真正跨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一切是那么新鲜，经济上得到高警予的支持，她极为高兴。与人交往，她热情洋溢。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她废寝忘食。

高警予对张瑞华极为关心，不久，介绍她与同在女师工作的共产党员饶辉南认识。高和饶对张瑞华重点培养，逐步介绍她看《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读了这些书，使张瑞华大开眼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中国的劳工运动，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剖析中国社会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种种文章，令她目不暇接，读起来特别有兴趣。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她的头脑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阵地。

有一天，高警予、饶辉南对张瑞华说，光你自己看这些书还不够，应当组织要好的朋友一起读，互相探讨，求得加深理解。于是，她将这些进步书刊介绍给平时最要好的朋友危拱之、杨染香等同学阅看。

日子长了，在高警予、饶辉南的启发诱导下，张瑞华、危拱之、杨染香等酝酿，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联系更多的同学阅读迸步书刊。

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她们来到信阳郊外的野地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成立组织的问题。议论最多的是用什么名称。有的主张用“妇女解放会”、“女子救国会”，有的说用“女青年读书会”、“女权觉悟社”等等，不一而足，意见难以统一。张瑞华主张叫“耀芒社”。她说：“让我们这个小组，像光芒四射的太阳，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也照耀更多的人跟我们一道前进。这个名称又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不大会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大家认为这个主意好，于是统一了思想。

她们向高警予、饶辉南汇报后，高、饶也觉得这个名字好。这样，信阳女师中共的外围组织——“耀芒社”正式成立了。随之“耀芒社”积极开展工作，参加的同学日益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1925年5月中旬，上海日本人开的棉纱七厂，日方资本家枪杀了领导工人罢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5月30日，为抗议日本人杀害顾正红，许多工人、学生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向密集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工人、学生13人，伤者不计其数。中共中央随即通知各地党的组织，领导当地的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罢工、罢市、示威游行等活动，以支持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在斗争中提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觉悟。

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高警予、饶辉南找“耀芒社”的骨干开会，说明了“五卅”运动的真象，要张瑞华等立即分头讲解宣传，发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接受任务后，张瑞华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一种爱国主义激情驱使她与“耀芒社”的其他同志一起，几天里不知疲倦地日夜奔波。她们又是写标语，又是找同学谈话，又是开会演讲，组织示威游行的有关事项，研究可能碰到的种种镇压或阻挠措施的对策方案等等，忙得不可开交。

还好，迫于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压力，校方未强加阻拦，信阳地方反动当局也末敢采取镇压行动。学生们的爱国之举取得圆满的结果。张瑞华与其他同学一样，爱国主义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斗争的信心更强了。

在“五册”民主革命运动中，张瑞华经受了第一次政治斗争的洗礼后，更加茁壮地成长了。

二 中国革命第一代女兵中的一员

1926年10下旬，一列由北京（当时的旧地名，1928年后改称北平）开往武汉的列车，经停信阳后，继续向南方驶去。老式的蒸汽动力火车头，发出呜呜的长鸣，喘着粗气，拖着长长的列车向前奔驰。它的速度逐渐加快，形成不可阻挡之势，一往无前。

在那趟列车的众多旅客中，有三女二男在热烈地交谈着。他们就是饶辉南、金正宏(也是共产党员)、张瑞华、危拱之和杨染香。

“五卅”运动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逐步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其间虽有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变、“整理党务案”等曲折的反共历程，但到1926年5月，国共两党终于决定发动北伐战争，以打倒封建军阀统治的北洋政府。北伐军是正义之师，所向披靡，到10月10日，完全攻克了武汉三镇。广州革命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武汉成了新的革命中心，成了革命青年向往的圣地。不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到河南招生，组织上决定推荐张瑞华等去报考军校。饶辉南正是带领张瑞华等去投奔革命圣地的。这是他们热烈交谈的中心话题。

不知不觉中，列车来到了鸡公山脚下，张瑞华身不由己地暂时中止了交谈，走到车窗前，深情地向南眺望鸡公山。避暑胜地鸡公山仍是一片葱龙，“黄金树”、翠竹在微风中摇曳，山花烂慢，草青树绿。此时，她想起了爸爸、妈妈，想起了老泪纵横送她上路的祖母，想起了庭前月下与她一起嬉戏、学习、编箩筐的弟妹。

她最想念的还是表叔父高警予。“五卅”运动后不久，高警予奉党组织之命调到东北地区工作。张瑞华回忆说：“我之所以能到信阳上学，多亏了表叔父高警予的帮助。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和政治上的带路人，以后去了东北，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十分怀念他。”

这次告别鸡公山，张瑞华就再也没有回过信阳老家。

张瑞华一行到了武汉，饶辉南、金正宏先把她们介绍到武昌“妇女协会”住。“妇女协会”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庄友仪，对她们很热情，照顾周到，组织她们一面学习马列主义，一面复习原有文化知识，等待报考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后来报考军校的女生越来越多，“妇女协会”那里住不下了，她们只得搬到河南同乡会馆住，与饶辉南、金正宏住到了一起。

武汉比信阳要大得多，革命的气氛也比信阳要强烈得多，共产党员都以公开的身份进行活动。这是一个更新的天地，张瑞华的心情极为振奋，产生了希望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到了武汉，张瑞华才知道饶辉南、金正宏都是共产党员。一天，她向饶辉南提出了入党的请求。

“饶辉南同志，我想参加共产党，和你们一样，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张瑞华激动得涨红了脸庞。

“可你还不够年龄啊？”

“我已经18岁了，怎么不够！”

“那是虚岁。”

“再过两个来月，我就到实足的18岁了。”

饶辉南见张瑞华的人党要求很恳切，很坚决，结合她在“女师”的表现，和前不久党组织关于注意在妇女中多发展党员的指示，满心喜欢，就说：“我同金正宏同志商量一下再定。”

过了几天，饶辉南、金正宏一起与张瑞华谈话。他们对她说：“我们商量过了，同意做你的人党介绍人。我们也是河南省党组织介绍来报考军校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湖北省委军委。你人党的要求省委军委已经同意，你就准备填表吧。”

第二天，饶、金把张瑞华领到武昌中和里10号省军委所在地。她从军委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入党志愿书，心情无比激动，想把字尽量写得工整些。但紧张激动，反而使她的手几乎不听使唤，不过终于把表填好，交给了饶辉南。

不几天，饶辉南通知她：“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这就去军委进行入党宣誓。”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在鲜红的党旗面前，张瑞华左手举起，紧握着拳头，由介绍人饶辉南、金正宏陪同，进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也是在这一天，她第一次见到了聂荣臻。

“他很忙，我们只匆匆地见了一面。军委机关人来人往，他只是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同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说不上有什么印象。”张瑞华回忆说。

聂荣臻当时确实很忙。他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军委特派员，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一个多月前，他随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的先头部队攻进武昌城，当即把中和里一条巷子全号了下来，又找到了被困在武昌城里的湖北省军委的同志，来到中和里办公，由他任省军委书记。任务是了解北伐军各军的情况，及时向广东区委军委汇报；党有什么重要指示，又由他组织省军委的同志传达到北伐军中的中共党员干部。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向北伐军各部派遣中共党员干部，以后派遣工作扩大到了士兵。张瑞华人党宣誓那天，恰逢广州革命政府在向武汉搬迁的过程中，聂荣臻特别忙，对一名新党员的人党宣誓，也只能是招呼一下而已。

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是个传统名称，简称“武汉军校”，原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以后奉令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自1926年10月进行筹备，12月份报考学生进行人学预考。预考内容有三民主义、语文、历史、自然、地理等。以后又进行了复考。经两次考试，才从5000多名考生中，录取了986名男生和195名女生。

张瑞华、危拱之、杨染香都通过了两轮考试被录取。从被录取那天起，张瑞华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代女兵的成员之一。

武汉军校的筹备时间比较长，达一百多天，直到1927年2月中旬才正式开学。但在复试合格后，张瑞华等就到军校报到了，住在“两湖书院”。从此，她与饶辉南、金正宏分开了。

初到武汉军校期间，遵照党的指示，张瑞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多次参加了武汉当地的群众运动，经受锻炼和考验，其中以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斗争，对她的教育最深。

以后张瑞华又多次参加了武汉市人民群众的集会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明确提出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响亮口号。国民政府也站在群众一边，对英国政府进行严正交涉。慑于多方面的强大压力，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压力，驻汉口英军未敢再轻举妄动。到1月下旬，英国政府终于以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对汉案处置失当”的名义，招调回国。到2月19日，中英双方在汉口签署协定，宣布自3月1日起，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从而使这次反英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张瑞华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受到很大鼓舞。她作为中国第一代女兵中的一员，一开始就接受反帝斗争的洗礼，在斗争中起步，以后又迈着矫健的步伐，去迎接更激烈、复杂、尖锐的斗争！

三 在革命熔炉中冶炼

黄海之滨，结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新中国成立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像江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敌人彻底消灭干净!

这首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演变而来的华东军政大学的校歌，曾使笔者当年激动不已。当时我们习惯地称呼军政大学为革命的熔炉。在这所大熔炉里，青年们在革命的烈火中熏陶冶炼，学习成长，尽量去掉自己身上与革命者不相容的各种杂质，成长为有用之材。

张瑞华进入武汉军校学习，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只是她比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要早，比红军大学的学员还要早，可以说是进入中国现代革命最早的熔炉中冶炼的成员之一。

武汉军政学校正式开学的日期是1927年2月12日。当时名义上的校长是蒋介石，邓演达为代校长。学校由国共两党合办，但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分子。

开学那天，学员们都集合到校本部所在地“武昌大学”的操场上。张瑞华这天与近两百名女生一起，步行来到武昌大学。她们与九百多名男生新生，称为“入伍生总队”，在会场显著的位置站队。

开学典礼开始，邓代校长训话。他说：“我们中国现已弄到不堪的地位，是必要革命的！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在解除人民痛苦。国民革命，是为解除人民痛苦而战……同志们武装起来，鲜明旗帜，向我们的敌人冲锋肉搏，流血牺牲！”

当时既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共产党员的吴玉章在训话中更明确提出：“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各位同志一定要明白，革命是社会进化突变时期的剧烈运动，用以打倒压迫阶级，为大多数受压迫同胞们谋幸福……认清革命理论，向前进，把社会特权阶级打倒，才不愧为革命的武装同志！”

这些话，激励着张瑞华的心灵，全身的热血在涌动。她决心牢牢铭记，克服任何因难，在军校努力学习，将来好为革命效力。

入伍生总队男女队虽然同住在“两湖书院”，但隔成两个院子，各走各的门，互不相通。男女生相见，互致军人的敬礼，以示尊重。

女生队的队长叫郑奠邦，是个男的，三个指导员都是女的，叫彭滴兰、钟复光、唐维淑，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女生队下设几个区队。张瑞华所在区队的区队长叫杨伯珩，还有一位姓王的女区队长，他们也是共产党员，区队下面又有三个班，每班10人左右。张瑞华是其中一个班的班长。

军校的生活极为紧张。每天一早听到哨音，大家赶快起床，5分钟内必须穿好衣服，打好绑腿，整理完内务，叠好被子，到操场集合，迟到了就要被点名批评。集合以后就是整队、跑步、出操，练立正、稍息、向左、向右、向后转、正步走、齐步走等队列训练，有时是体育锻炼，完全按士兵一样严格要求。上下午都上课。政治课内容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资本论》等等。军事课主要是操练，有时也讲些战术理论。每天三顿饭，也规定每顿只给5分钟的时间，在5分钟内不吃完就只有饿肚子，饭里沙子也多，往往来不及吐。

张瑞华回忆这段极为紧张的军校生活时说：“5分钟一到，无论吃饱没吃饱，我这个班长就要喊起立，整队。无论谁动作不快，吃得不快，就免不了要挨饿……操练很多、很累，操练完上楼，许多人常常提不起步了。有的女同学累得哭鼻子，我没有哭过，反而感到这种紧张生活很痛快。”

张瑞华是班长，又是共产党员，领导上要求她处处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因此比一般同学事情更多，更紧张。集合、上课，她要整队、报告人数，出操要喊口令。班长还要轮流值勤，检查内务，纠正军容风纪，记值勤日记等。她从不叫苦叫累，总是认真负责地完成任务。

张瑞华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班长，因此任务很重，事情很多。党内积极分子会议要参加，政治和形势方面的大报告都要去听，而且这方面的报告很多，校外的宣传活动也得经常去参加。那时年轻胆子很大，叫我登上大讲台讲演也不怕。在这些活动中，自己边学边干，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一个18岁的女孩子，能经受得住革命大熔炉中如此严格的冶炼，实属不易！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大革命的洪流，把许多爱国青年和有识之士推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又大浪淘沙，使某些伪装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真实面目被冲刷了出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后者的例子。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突然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之，全国许多地方的反动当局和反动分子，也开始了针对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反革命大屠杀。

汪精卫在此之前已经秘密与蒋介石勾结，伺机反共。上海一动手，武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以北伐战争胜利为标志的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被葬送了！

武汉军校的各级领导大多是共产党人，学生多数也是共产党员或革命积极分子。为了避免像军阀钱大钧在广州突然包围黄埔军校，捕杀大批共产党人的命运，武汉军校领导就经常把学生拉出去演习。

4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天气已经很热。拉练演习，经常个个汗流浃背，口干舌燥，有的人甚至中暑突然晕倒。每逢这种时候，张瑞华就把自己的水壶递过去说：

“里面还有水，你喝吧，解解渴，坚持下去！”

“不，留着你自己喝吧，看，你也是汗流满面呢？”

对方知道张瑞华历非常需要这些水。

“我体质好，可以坚持下来，还是你喝吧。”

对方接过水的时候，总是报以十分感激的目光。

出发时轮到张瑞华值勤，还得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头。有的同学见她年纪小，个子小，怕累垮了，就好心地说：

“你扛不动，我替你扛吧。”

“这是我的职责，怎么能叫你代劳。”张瑞华说完，就有意把大旗举得高高的，抖擞精神，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5月中旬，发生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由沙市出发，东进偷袭武汉的事件。当时北伐战争第二阶段作战已经开始，大批北伐军北上讨伐北方军阀部队；武汉兵力空虚。

夏斗寅很狡猾，行动诡秘，他的部队于17日凌晨开到了武昌以南约20公里的纸坊镇，突然发起进攻。武汉国民政府这才得到消息，手足无措。一时武汉谣言四起，人心惶恐。

事态紧急，在关键时刻，共产党人董必武、吴玉章等挺身而出，立即组织应变措施。他们要在北伐中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素以作战英勇闻名的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将军，担任平叛总指挥，率领二十四师的两个团，加上武汉军校的学员、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部分工人纠察队员等组成的中央独立师，紧急出发，南下迎敌。

张瑞华参加了这次作战行动。要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厮杀了，这在她是第一次，心情无比激动。

“区队长，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她瞪大了眼晴紧盯着杨伯珩。

“上级指示，女生队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战场救护。”区队长回答。

“我们希望直接与敌人拚杀！”

“军人要服从命令，大家都去打仗，战场救护谁做？没有战场救护，大批伤员就有可能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张瑞华还想争取与敌人直接作战，正在申述理由。

杨伯珩打断了她的话，厉声说：“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你立即率领全班去队部领担架，两人一副，带上足够的纱布、绷带、消毒用具和药品，到操场集合。”

这是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张瑞华立即照办了。

中央独立师的先头部队开到纸坊镇，已是17日傍晚，随即与夏斗寅的部队接上了火。

枪炮齐鸣，弹火纷飞，硝烟弥漫!

不久夜幕降临，战斗更趋激烈，枪炮声更加密集。

张瑞华率领她的全班人，摸黑来到前沿。这里没有战壕，没有沙包，因为双方是在行进中投入战斗的。她们只能摸黑前进，遇到了伤兵，再仔细辨认，确认是自己人，立即救护；是敌人，就补他一枪。

到18日凌晨，中央独立师收复了纸坊镇，向南追击敌人。

天色微明，已能看清物体。张瑞华听到一阵低声沉吟，走近一看，是位自己的同志，大腿靠近膝盖部分被枪弹击中，伤口血肉模糊，因失血过多，伤员已不能动弹。她顾不得一切，立即把伤员的裤子撕开，消毒包扎好以后，招人用担架后送。

再往前走，她看到一位同志倒在路旁，一动不动，走近一看，他胸部中弹，失血过多。张瑞华毫不畏惧，摸摸他的手已经冰凉，摸摸嘴部，已全然没有气息。她只得告诉别人，进行掩埋。

她循着硝烟和枪炮声继续前进……

经过激战，在叶挺的果断指挥下，中央独立师在消灭大量敌人后，19日追歼逃敌到了贺胜桥以南。叶挺本想一鼓作气，彻底消灭夏斗寅部。谁知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汪精卫为了保存反革命的本钱，下令鸣金收兵。使夏斗寅得以率残部逃窜。叶挺愤然。

女生队在这次战斗中救护了大量伤员，受到上级表扬。

张瑞华作为中国第一代女兵，经受了第一次实战锻炼。

张瑞华回忆往事时说：“在叶挺同志指挥下，我们开赴讨逆前线，女生队随军搞救护工作，包扎和抬送伤员，积极地完成了任务。因为夏斗寅开始是由西往东进攻武汉的，所以我们都称这次作战行动为‘西征’。这次作战是相当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中央独立师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部队，但在叶挺的果断指挥下，个个勇敢杀敌，奋不顾身，敌人训练有素，战斗得也很顽强，但终究敌不过仁义之师的勇猛冲杀，不断败退。”

四 南昌起义的硝烟没有散尽

夏斗寅的叛变刚被平定，“宁汉合流”的反共阴谋随即紧锣密鼓。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100多名共产党人与革命志士倒在了血泊之中。从此，在汪精卫的纵容默许下，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反动派一再忍让，湖南省各地半个月里竟至被害革命者近万人，骇人听闻。

随后，武汉国民政府当局限制工人、农民革命活动的各种措施越来越多。武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到7月5日，汪精卫终于暴露了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日，公开宣布取缔共产党。

像许多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样，从“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开始，一系列的事态发展，使张瑞华从实践中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又一个凶恶的敌人，这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买办阶级，他们的头面人物就是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她认识到，对付这个敌人，将比对付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更激烈、更尖锐、更残酷。

汪精卫“分共事变”后的第二天，武汉军校女生队开全体人员大会，队长宣布解散女生队。他说：“由于汪精卫昨天开会，通过了‘取缔共产党案’，并扬言对共产党人‘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用心狠毒。武汉已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育才学校、文化书社已经有2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阅马厂那里已经开始杀人。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从武汉紧急疏散共产党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解散，女生队也解散。”

说到这里，队员们哗然，有的女队员抽泣起来。张瑞华则满腔怒火，对同伴说了声，“我们要坚决斗争！”

队长接着说：“同志们不要悲伤，大家勇敢地抬起头来！革命只是暂时受挫折，只要我们时刻保持为革命不怕任何牺牲的决心，无论环境如何险恶，总有一天，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会被我们打倒的，帝国主义会被我们赶出中国去的……”

大会散会后，杨伯珩找张瑞华等几名女共产党员谈话：

“上级通知，中央已经决定进行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当务之急是共产党员要尽快分散隐蔽起来，避免被一网打尽。”

“我们不是打败了夏斗寅，近来宋庆龄同志办的妇女学兵队合并到女生队来了，我们的力量有了加强，为什么不与敌人拼一下呢？”张瑞华说。

“不，现在形势不同了，叶挺同志和他的队伍已经调走，由李品仙担任卫戍司令，此人靠不住。现在找你们几个谈，就是传达上级决定，把你们分到张发奎所属部队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军医处去当护士。这个教导团是以武汉军校师生为基础新组建起来的，我们要联合张发奎参加武装起义，所以挂了第二方面军的招牌。这样，你们一方面可以掩护下来，一方面可以到前线参加武装起起义。”

“我们的党员身份要不要公开？”张瑞华问。

“张发奎态度暖味，党员身份现在不能公开。”

“以后我们找谁汇报请示？”

“党组织到时会派人与你们联系的。”杨伯珩回答。

任务很明确，张瑞华没再说什么。

很快，张瑞华和周越华、危拱之等其他十多名女生到了教导团军医处。这里一片忙碌，部队即将行动，只叫张瑞华等突击了学习了消毒、包扎、打针等简单的操作技术。这对张瑞华来说，并不难，她在打夏斗寅时已经实践过了。

7月中旬，聂荣簇奉中央常委会成员之一、申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之命，任前敌军委书记，与贺昌、颜昌颐紧急赶到九江，通知叶挺和在九江部队中的中共党员干部，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要他们做好准备，待命行动。

7月20日，在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吴玉章、林祖涵等一起会商，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他们认为应该抛弃依附张发奎的政策，进行一次独立的军事行动，部队赶快集中南昌，动员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与我们一起，发动南昌暴动，解决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打出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个反动政府，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的旗帜。

这个建议被中央批准。7月26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到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周恩来指示聂荣臻留在九江，南昌起义一开始，就设法把张发奎部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一时，武汉的部队纷纷向九江集中。张瑞华随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分乘几艘轮船开赴九江。

江水滔滔，汽笛长鸣。一艘轮船载着张瑞华，乘风破浪，驶离武汉。面对浩翰长江，她无心浏览两岸的秀丽风光。时值酷暑，船上人挤，仓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来到甲板上。阵阵江风，给大家带来些许凉意。但这驱不走张瑞华心中的焦急，她一心只希望轮船开得快些，快些，再快些，以便赶到目的地参加武装起义。大家的心情也都一样，一路上很少有人讲话。

其实，武汉离九江并不远，顺流而下，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到了。

船到黄石，被军阀何健部阻拦，延迟了一天才驶向九江。到了九江，江面上船只密集，交通堵塞，元法靠岸。教导团只得在江面上等待。就在这天，一个喜讯传开了，南昌起义已经成功，歼灭了大量敌人，叶挺、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南昌。张瑞华听到消息，极为兴奋。但船老是无法靠近码头，真令人着急，直到8月4日早晨，教导团才上了岸。

在靠岸前，一个重大的打击向教导团袭来。张发奎命教导团的几位营长上岸讲话，说“共产党不够朋友”，所以他命令教导团必须先缴械才准上岸。这几位营长都是共产党员，一时无法向上级组织请示，为了继续联合张发奎，只得答应先缴械，再图良策。他们回来一传达，引起众人大哗。有的人怕被害，就离开了教导团。3000人上岸后只剩下1300多人。张瑞华坚信组织，没有离开，随教导团一起上岸。

到了岸上，又一个重大的打击向教导团袭来。张发奎突然下令包围了教导团，要在教导团进行清党。

张发奎部的一个校级军官，指着一块大木牌对大家说：

“兄弟奉张总指挥发奎将军的命令，告诉诸位，为贯彻国民政府‘分共’的决定，你们中谁是共产党员，立即站出来，我们不会加害，还可以发给路费，让你们回家。过去我们联手北伐，不要伤了和气。但如果谁隐匿不报，被查出来，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定当格杀勿论。何去何从，请诸位看看这块告示牌就清楚了。”

临了，他拉长了声调说：“请诸君三思，诸君三思啊！”

话己说得很清楚，谁也没有去看那块告示牌。

张瑞华紧盯着那个校官狡默的目光，内心极为气愤，思索着敌人软硬兼施的话语，感到区队长的告诫极其正确，党对张发奎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是有警惕的，

有位同伴拉了一下张瑞华的衣服，意思是问怎么办？张瑞华沉着冷静，不动声色。

这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嚷起来了：

“我们不是共产党员，是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为什么把我们包围？你们还是不是革命军？”

“兄弟是奉命行事，你们的问题我无可奉告。”那个校官说。

趁大家吵嚷人声喧哗的机会，张瑞华小声地对同伴说：“别理他！”

当时教导团1300多名学兵中，确有100多名共产党员，但谁也没有暴露身份。

那个校官看没人站出来，只得悻悻地说：“大家再好好想想，没有上级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现在开始缴械，谁反抗谁就是共产党，格杀勿论。”

四周有大批张发奎的部队，机枪、步枪的枪口都对准着教导团，反抗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已经缴过械，还要缴械？你们还是不是革命军？”有人气愤地问。

回答仍然是“兄弟是奉命行事，看你们有没有私藏枪支的”

对每个人的搜身缴械在进行着。有个军官走到张瑞华面前说：“把你的枪也交出来！”

“我是护士，没有枪。”张瑞华镇静地回答。

别的女兵也这样同答。天气很热，大家穿着单薄，有没有枪支一看便知。那个军官看看她们确实没有枪，就走开了。

教导团被缴械了，留下的人仍然人心惶惶，个别的人还想跑，有的人要评理，有的提出要找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谢鹰白出来说话，把问题说清楚。谢鹰白就是不露面。好在这时张发奎正忙于组织部队进攻南昌起义军，对教导团的事无暇顾及，缴械以后就未再过问。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知道了这个情况，主动向谢鹰自建议把教导团划归第四军，由他兼任团长。谢鹰白兼管这些学生兵，本来就嫌麻烦，巴不得脱身，见叶剑英毛遂自荐，就满口答应。

叶剑英又去说服了张发奎，教导团的清党危机才得以渡过。

张瑞华在九江度过了焦急、紧张的一天一夜。她急的是一心想去南昌，赶上起义军，可以参加斗争，与敌人拼个痛快；紧张的是一到九江就被缴了械，不知道下一步敌人会有什么新的花招，前途末卜。

教导团终于由叶剑英率领向南昌进发了。他们于8月7日中午赶到了南昌，得知南昌起义军已于当天早晨全部撤离，滚滚铁流正向南进发。

张瑞华说：“我们赶到南昌时，南昌起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南昌城的许多地方还在燃烧。在南昌，我们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的许多布告、标语，又得知起义军总兵力达两万多人， ‘八一’那天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荣臻在马回岭地区成功地把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兵力拉到南昌，参加了起义。这些消息令我极为振奋。”

起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令她感到遗憾，晚到了一步，没能赶上轰轰烈烈的起义行动。

起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令她高兴，中国共产党终于有了一文自己掌握的军队，而且刚刚离开，她似乎还能体会到那支滚滚铁流中每个共产党员兴高采烈的心境。

起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又令她担心，起义军没有远去，眼看着反革命军队正从四面八方向起义军扑来，前途堪忧。

但张瑞华坚信，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火焰既然已经点燃，这火种就不会熄灭，定将形成燎原之势！

五 广州起义中的肃反队员

在紧张、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张瑞华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南昌，叶剑英巧施计谋，说服张发奎发还了教导圃的部分武器，又诱使张发奎放弃了尾追起义军的计划，率领他的大队人马，另辟溪径，直趋广州，图收捷足先登之利，以争取在军阀战斗中处于有利地位。

张发奎装模作样，先追了一段起义军，但到了抚州，虚幌一枪，就转向西南。经赣州直趋南雄，进人广东省境内，9月下旬，张发奎已率两个团进入广州城。

教导团途经赣州时，进行了短期整训。一天，教导团卫生队队长柯麟（当时名柯辉萼）找张瑞华、周越华等谈话。他说：

“临离开武汉时，党组织交代，你们几个是共产党员，在适当的时机，由我通知你们，组成卫生队地下党支部，在教导冈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活动。”

张瑞华极其高兴。一个多月了，在风雷激荡的火热斗争叶，她多么需要听到党组织领导的声音啊。柯麟的话，对张瑞华来说，真像是孩子找到了母亲那样，无比亲切。从此，她就在柯麟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学习和斗争。

“斗争这么尖锐、复杂，我们该怎么办？”张瑞华问。

“仍应处于秘密状态，不能冒险。前几天有的同志冒冒失失，组织‘工农兵革命同志会’，公开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引起张发奎疑心，教导圃再次被缴械。幸亏叶剑英同志得知后，作了解释说服，张发金、黄琪翔才同意发还了武器。此事应引以为诫，但卫生队可以借在教导团的好机会，学会打仗的本领，进行军事、政治训练。过去你们在武汉军校学过军事，有点基础，现在重点是要学习射击、投弹、行军等等。大家要能吃苦。”

柯麟说完，张瑞华说：“没有问题，请队长放心。”

赣南、粤北山区，多雄天险隘，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道路崎呕，近3个月的千里行军，还是比较艰苦的。张瑞华经受了大自然的第一次锻炼与考验。

教导团终于来来广州花县地区驻扎下来，进行整整训。

南昌起义军10月在潮汕地区失利后，中共中央就在酝酿进行广州起义的问题。

叶剑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调教导团进入广州市，驻防在广州北较场四标营。

张瑞华回书说：“此时的教导团，还剩下1300多人，党员发展到两百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同情工人、农民运动的革命积极分子。一路上叶剑英同志一直抓紧我们的训练工作，称得上是训练有素了，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张发奎到达广州，就积极准备与李济深一决雌雄，争夺广东政权。11月17日，以张发奎、黄琪翔为一方，以李济深、黄绍竑为另一方，爆发了激烈的两广军阀之战。叶剑英为利甩矛盾，使张发奎信任教导团，遂指挥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入黄绍竑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把李济深的势力驱逐出了广州。教导团在作战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改善了自己的装备，战斗力就更强了，声威大振。

张瑞华随团参加了这次战斗。她说：“我虽然没有直接与敌人冲杀，但作为护士，随军行动，看到教导团的男同志们战斗如此麻利，非常钦佩。这实际上是一次广州起义的预演。”

李济深不甘心失败，又调集军队，在蒋介石等的暗中帮助下，组成东西两路军夹击广州。张发奎的部队急忙开出广州，分兵抗拒。广州城里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炮兵团等少数部队，这为广州起义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以后，张太雷、苏兆征、恽代英、叶挺、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云集广州，积极组织领导广州起义。

12月上旬的一天，第四军军医处医务主任贺诚(当时名贺宗霖)，来到教导团，要求教导团党组织负责人王侃予、陆更夫，派共产党员到军医处加强那里的工作。王侃予就决定把柯麟的卫生队调去。

柯麟对张瑞华说：“广州很快将进行暴动，组织上决定调我们到第四军军医处去。军医处就在四军军部，更靠近敌人心脏，起义时可以更好地进行工作。”

“这是真的？”第一次听说要举行广州暴动极为兴奋的张瑞华，瞪大了眼睛问。

“当然，而且立即准备，马上就走。”柯麟回答。

张瑞华等一-行，行进在广州的大街上。

12月的广州，晴天多，雨天少，气候温暖如春，木棉花盛开，各种鲜花怒放，争奇斗艳，点缀在翠绿丛中，一派生机。珠江静静地在城中流淌。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像这流淌的珠江一样，在悄悄地进行。

柯麟率领着张瑞华、周越华等卫生队成员来到地处东较场的第四军军医处。一到军医处，就在贺诚的指导下，暗中积极筹划药品、器械，组织抢救队伍等起义准备工作。

贺诚、柯麟等事前研究确定，起义一开始，就要把军医处处长、书记官、军需官抓起来。否则这3个反动家伙会横生枝行，阻挠和反对起义行动。弄不好，军医处的起义行动就会功亏一篑。

贺诚介绍说：特别是这个绅土模样的处长，经常在别人面前吹捧张发奎，说什么张发奎“思想进步，胆量大，能容人、是少有的人才，大家跟着他，定会前程远大，飞黄腾达，切不可误入歧途。”他是张发奎的忠实走狗。书记官、军需官跟处长是一路货色。

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开始了。激烈的枪声，打破了广州夜间的宁静，起义军在分头行动。

凌晨2时许，当贺诚带着张瑞华等冲进胖乎乎的军医处长房里时，他正睡眼惺松，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把他捆了起来，他才如梦初醒，大叫“你们不要上他们(指贺、柯)的当，快把我放了，否则跟共产党走不会有好下场！”

张瑞华说：“当下贺诚同志急了，叫快把他解决了，起义事急，没有时间跟他噜嗦！于是我们几个七手八脚，把那个胖处长勒死了，书记官、军需官也如法炮制。”

解决完这三个反动分子，按约定，大家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带，这是参加起义军的标志。

张瑞华在系红领带时，激动得手有些发抖，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随后，贺诚、柯麟带着张瑞华等直奔设在伪公安局的起义军总指挥部，这时已经天色微明，伪公安局设在观音山以南的维新路上，地处市中心，是起义军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经过激战后刚才占领的。

张瑞华看到，公安局周围的铁栅栏有的被撞塌，有的东倒西歪，房屋大门上弹痕累累，许多玻璃窗被打碎，不少敌人尸体正在被清理抬走，火药味仍然在空气中弥漫。进人室内，满地狼藉，尚在清理。

在伪公安局长朱晖日宽敞的办公室里，贺诚、柯麟、张瑞华等见到了张太雷、叶挺、恽代英、聂荣臻等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张太雷以外，叶挺、恽代英、聂荣臻都直接领导过张瑞华的斗争和学习活动，她感到无比亲切。

在这里，脖子上系着红领带的人进进出出，电话铃声不绝于耳。叶挺是起义军总指挥，手持电话，不断听取各地战况汇报和发布作战行动命令。聂荣臻是广东省委军委领导人，此时也与叶挺一样，忙个不停。张太雷、恽代英等也都很忙，与人谈话，商量问题，到处笼罩在紧张、热烈、繁忙的气氛中。

见贺诚等一行进来，大家都与他们热情打招呼。听取汇报后，张太雷说：“欢迎同志们，感谢同志们，我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你们致意！现在我们许多同志正在流血，革命需要你们这些医务工作者。你们去接管医院，尽快把我们的伤员抢救下来，进行治疗。”

接着聂荣臻把手中的电话暂交给别人，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正在激战的各个地点，要他们尽快前往，开展救护工作。张瑞华说：“他实际上就像是起义军的参谋长，对战况那么熟知，了如指掌。”

在与每位负责人握手问候时，张瑞华都在每人名字后响亮地加上“同志”两个字。这是发自心底的声音。5个多月了，“同志”两个[字她只能在心里想，或者在秘密场合轻声地叫，没能像现在这样亲切地大声说出来。幸福、高兴的感情溢于她的言表。

正在说话，一个“青年赤卫队”队员进来报告说：广州潜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断打冷枪，或散布谣言，或威胁革命群众，或问敌人通风报信，危害甚大。来人建议组织肃反委员会，成立肃反队，把这些反革命尽快抓起来，以绝祸患。

恽代英说：“组织肃反队很有必要。”

张太雷说：“这是件重要工作，可眼下起义军都在各处作战，谁来进行这项工作？”

来人说：“我们‘青年赤卫队’，都是广州市的青年团员组成的，对当地情况熟悉，我们请求担任这项任务。"

聂荣臻说：“我看可以，就叫他们去办吧，每人发一支手枪或驳壳枪，而且给他们配备汽车，行动要快，抓到的反革命都送到指挥部来。”

张太雷、恽代英都点头同意。

张瑞华在一旁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捉拿反革命该多有意思啊！在信阳、武汉、九江等地，都是反革命分子要促我们，成天提心吊胆。她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汪精卫之流，对共产党员“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声音。现在是我们去捉拿反革命分子，痛快！于是她大声对贺诚、柯麟恳求：“让我去吧！”

“可现在救伤工作也需要人啊！”柯麟回答。

“我看可以，今天早晨捉拿军医处长时，她的表现很出色。”贺诚这样说。

柯麟还想说什么。聂荣臻说：“现在时间紧迫，无论肃反还是救护工作，你们赶快定下来，要立即出发！”

张瑞华又转向恽代英请求：“恽教官(恽是武汉军校的政治总教官)，请你批准我去搞肃反工作吧。”

恽代英等见她那股倔犟劲，只得都同意了。

于是张瑞华就与贺诚、柯麟等分别，在起义军总指挥部领了一支驳壳枪，装上子弹，跟着来人出发了。

旭日东升，金色的阳光洒满羊城。一辆黑色的“皮尔卡”牌轿车载着张瑞华等，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中奔驰着。

广州的大部分地方已被起义军占领。个别地方仍有激烈的战斗。张瑞华从听到的枪声中作了这样的判断。

“肃反队”逮捕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市法院院长沈藻修。

汽车在一座花园洋房门前停下，张瑞华随肃反队员们叫开了大门，然后冲开四、五道小门。直奔楼上沈藻修卧室，沈来不及逃跑，束手被擒。大家把他装上汽车，本想押送到总指挥部去，交上级处理。谁料汽车经过第四军政治部时(这里暂时被作为工人赤卫队某小队的队部)，一些赤卫队员好奇地问，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张瑞华回忆说：“当赤卫队员们知道是沈藻修时，压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有的高呼，‘他是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伪法官’，有的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同志死在他的手里！’说着说着，有位海员赤卫队员把沈从车上拉了下来，绑在电线杆上对准他就开枪。我们肃反队来不及劝阻，沈藻修就结束了他罪恶的光命。我当时感到很痛快。围观的人很多，无不拍手称快。”

下一个目标是到中山大学抓反革命分子，车到学校，在学生们的帮助下，大家七手八脚，抓了三、四个人。张瑞华等把他们押送到总指挥部，关在一座空房子里。

就这样，在起义的头两天里，张瑞华与肃反队员一起，一共抓了300左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有的是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有的是专事欺压百姓的国民党政府官员，有的是称霸一方恶贯满盈的地头蛇或流氓恶势力，有的是国民党军队军官，有的是特务分子或大地主资本家……

那辆黑色的皮尔卡，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中来回奔驰。张瑞华不知疲倦地忙碌了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人们常可以看到她威风凛凛地出现在敌人面前。有的反革命分子比她个子高大或年龄大得多，她都无所畏惧。有时车里装满了反革命分子，她坐不下，就站在车门外踏板上（老式汽车一般都有这种踏板），一手抓住车门，一手握着驳壳枪。她的飒爽英姿，路人常频频叫好或投以羡慕的目光。

张瑞华说：“因为起义军声势浩大，捉拿反革命的工作进展顺利。反革命分子害怕，我们根据线索去捉拿他们，很少遇到反抗。”

捉来的反革命分子都关在总指挥部的那座空房子里。肃反队是只管捉不管审问。起义军领导人忙于指挥起义军继续攻占尚未攻占的地方，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等项工作，无暇顾及处理这些反革命，也没有分工专人去管此事。

张瑞华说：“可惜，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这批反革命大多只是关了起来，没有进行审判处理。起义失败的当天，他们都被反动派放了出来。这些反革命分子出来后就带领反动军警对革命者和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张瑞华的看法很对，肃反工作的教训确实是非常深刻的。

许多起义领导人和参加者都提到这样的事实，由于事前没有周详的肃反计划，以致反革命头目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李福林等当时都在广州，但在起义当天凌晨(虽然极其狼狈)都得以逃窜到珠江以南第五军军部，组织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军事力量的帮助下，迅速对起义军进行反扑，这是广州起义在短短三天里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杨殷说：11日晨3时，“反动的头领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等惊惶失措，狼狈万状，张、陈均未及衣履(来不及穿衣服)，黄在13日尚未穿衣服，李福林更预备(了)红带，以便投降。”聂荣臻在《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1928年1月写）一文中也提到：“大商人、阔佬、反革命军政重要人物都未曾去触动他们一下……所杀的大多是反革命走狗无名小卒，有时赤卫队捕的人找不着人去理会，有的便关在一间房里共百多人，退却时全数出来了，向革命进行反扑。”

参加广州起义的英雄们当时都很年轻，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有些看来似乎是幼稚的行动，却反映了革命者的纯洁性，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在火红的三天里，他们革命情绪很高，许多人饿着肚子闹革命，却从不扰民。有的地方，起义者用装有大米的米袋作沙包，抵挡敌人的进攻，但不拿这些大米做饭吃。在起义总指挥部和攻占的银行等地，到处是钞票，撒得满地都是，但没有一个人去拿的。

张瑞华说：“革命者的战斗情绪很高，但当时我们都很年轻，缺乏经验。在总指挥部，我就看到有大批的枪枝弹药堆放在那里，没有充分利用，没有拿去组织和武装革命群众，以致以后又被反动派拿走了。总指挥部的许多地方有大批的钞票，也知道不怎么利用，谁也没有拿。一方面说明了革命者的纯洁性，另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

12月12日黄昏，广州风云突变。叶挺、聂荣臻两位起义领导人（他们1925年同在苏联军校学习过，都懂军事），登上财政厅大楼高处了望，在硝烟缕缕和夕阳残照的特有景色中只见广州市的制高点观音山上，黑压压的大队敌人正向山下冲来，眼看起义军的阵地将全部难保，勉强竖持，就会西西酿成起义军全军覆灭胸悲剧。一种实事求是的革命责任心，驱使聂荣臻向叶挺提出，应该立即组织起义军撤退，以保存革命实力。叶挺在起义成功当天，鉴于广州四周敌人兵力众多，敌我力量悬殊，就提出把起义军撤到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另图良谋的意见，但被国际代表所拒绝。听了聂荣臻的意见，叶挺自然同意。

聂荣臻立即返回总指挥部，与黄锦辉在一起，分头下达了起义军撤出广州，经花县方向，到海陆丰与农军汇合的命令。从而保存了教导团与部分革命武装力量。

张瑞华因为参加肃反队活动，没有接到撇退命令。13日清晨与一位名叫裘凯的海员赤卫队员一起回到指挥部，看到指挥部已空无一人，他们意识到起义已经失败。张瑞华本想去追赶撤退的起义牢，但不知道去向。稍倾，听到枪声大作，他们估计可能是敌人扑来了，就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一看果然是大队敌人。好在裘凯对广州很熟悉，就领着张瑞华穿小巷，避开了敌人，来到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海员工人家里。这位工人也是共产党员，待张瑞华很好。他把张瑞华穿的军服拿去埋了，换上他妻子穿的衣服，等待时机，离开广州。

三天以后，这位党员告诉张瑞华，已接到组织通知，要她去香港，并告诉了接头地点和联络暗号。

张瑞华很高兴，起身告辞。

“你这样走不行，因为你不会广东话，人家看你穿得破破烂烂，在我家里可以，到外面如果遇到敌人，一问就要遭殃。这几天广州市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被寓的同志和人民群众数以千计，白色恐怖严重啊。”那位党员说。

“那怎么办？”

“你等等，我设法买套像样的衣服来，你只有装扮成阔太太，才能应付敌人的盘查。”

不到半天，他果然买来了一套绸缎料的旗袍。张瑞华穿上很合身。

这位“阔太太”，在那位党员的陪同下，直奔轮船码头。路上果然多处碰到敌人盘问，都是那位党员应付，说是送这位“阔太太”去香港。到了码头，他买了船票，等张瑞华上了船，才放心地回去了。

张瑞华以十分感激的心情，目送着这位同志身影。轮船劈波斩浪，不多久，她就到了香港。

六 接受聂荣臻的爱情

恋爱、婚姻，无疑是人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许多文学家、艺术家、诗人把恋爱、婚姻看作是永恒的主题，创作了不少感人肺腑的不朽名著。每个对待生活态度严肃的人，都希望从恋爱、婚姻中获得理想的幸福和给予对方以幸福。正因为如此，从恋爱到结婚，大多有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少则一年半载，多则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便考验对方，为自己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而张瑞华与聂荣臻所经历的婚恋，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他们虽然没有较长时间的恋爱过程，但双方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急风暴雨的斗争中，在最能考验人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发现了对方最为宝贵的感情，这是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终于由相识到相互爱慕，直至结为终身伴侣，从中获得了婚恋方面最为宝贵的幸福。结婚以后，在整整64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始终互敬互爱，相互鼓励、支持和帮助对方，为革命事业尽力。

1926年冬，聂荣臻在武汉第一次见到张瑞华，就留下了坚强的中国新女性的印象。到了晚年，聂荣臻一次在谈到张瑞华时说：“在封建主义影响还相当普遍的大革命时期，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别井离乡，投笔从戎，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此外，聂荣臻当时对张瑞华还留下了端庄秀气的印象。

南昌起义中，聂荣臻和张瑞华没有在一起。

广州起义中，聂荣臻见到过张瑞华，加深了美好的印象。但三天的革命斗争，实在太紧张了，他无暇顾及谈情说爱。

张瑞华对聂荣臻，在到香港以前，把他看作是领导和同志，只有尊敬的感情而已。

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从1928年初在香港开始的，聂荣臻首先采取主动，向张瑞华表达了爱慕之情。

1927年12月中旬，张瑞华到达香港以后，被组织分配在广东省委机关做秘密机要交通工作，负责向在香港、九龙、广州党的秘密机关传送文件。

差不多与张瑞华同期到达香港的聂荣臻，工作任务当然比张瑞华复杂得多。一到香港，李立三就命他去粤北韶关通知朱德的部队，不要再来广州，向湘南转移。待他赶到韶关时，朱德所部已经向湘南转移了。回到香港，他就忙于写文章，阐述对广州起义的看法。1928午1月，在《广东省委通讯》第7期上，发表了关于《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的文章。随后他参加了广东省委会议。在会上发言中，他反对李立三大批处分和惩罚广州起义领导人的错误做法。在这次省委会议上，聂荣臻被选为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在香港开办干部训练班、培训各地的党员干部，他负责为训练班讲军事课。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聂荣臻留学欧洲，执教黄埔，经历了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风风雨雨之后，如今已近“而立之年”，他也在考虑为自己物色一位合适的终身伴侣问题。恰在这时，张瑞华进人了他的生活。

张瑞华去军委送文件，聂荣臻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在广州起义中坚持要求当肃反队员，眉清目秀，意志坚强，操着河南口音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以后又多次见面，逐渐为他们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一天，张瑞华到干部训练班送文件，聂荣臻刚讲完军事课。一见面，聂荣臻说：

“瑞华同志，什么时候有空，我想找你谈谈。”

“行，聂军委有什么指示，随时找我。”当时党内部习惯地称呼军委领导同志为“军委”，前面冠以姓字。张瑞华说完，没怎么在意，就送信去了。

过了几天，聂荣臻来到离得不远的张瑞华住处。

“今天你有时间吗？我们谈谈。”

“今天不行，我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

“那好，明天我再来。”听说是执行任务，聂荣臻就走了。

张瑞华仍未意识到聂荣臻的用意，以为有什么任务要交代，因为是上级，不便问要谈些什么。

第二天，聂荣臻又来了。

“今天有时间吗？”

“今天有时间。”

“瑞华同志，我在武汉时就认识你，以后在广州起义中又碰到你。给我的印象是，你热情、坚定、勇敢。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如何？”聂荣臻以热切的目光看着张瑞华。

聂荣臻当年29岁，张瑞华刚满19岁，都是单身青年。一听这话，张瑞华知道不是谈工作问题。虽然她没有多少封建思想，但因为事前没有准备，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好，低下了头。

“我对你印象不错，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能不能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你考虑考虑，过几天回答我也可以。”

“那好。”张瑞华仍低着头回答。

她虽然平时对聂荣臻也有好感，但这毕竟是终身大事，需要认真考虑。

聂荣臻走后，张瑞华的思想开了锅，问题来得这么突然。于是像过电影，聂荣臻的形象一幕幕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第一次在武汉见到他，是在自己的入党宣誓仪式上，细高个，长方脸，双目炯炯有神，穿着整洁的国民革命军服装，一看就是位有文化的儒雅军人，由于过份忙碌而神态略显疲倦，打个招呼就走了。以后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在打败夏斗寅回师以后，在反对许克祥等反共阴谋的斗争中，几次到中和里都见到过他，印象是工作热情而严肃，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但待人亲切。南昌起义中，他成功地组织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参加了起义，听说后甚为钦佩。广州起义中，在指挥部受领任务时，感到他处事果断，有条不紊。尤其是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她正往指挥部押送反革命，听到指挥部北面枪声密集，看到聂荣臻双手掐着腰，站在由米袋堆成的沙包后面，在指挥大家抗击由观音山上反扑下来的敌人，在他旁边是一挺机枪，由他指挥，不断向敌人扫射，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无法前进，而他则一动不动，神态威严，终于在别的起义部队配合下，重又夺回观音山阵地。这种英勇作战精神，给了她难忘的印象。

回忆这些过程，张瑞华得出的结论是，聂荣臻对革命忠诚，是位值得信赖的同志，可以委以终身。

两天后，聂荣臻再次问她时，她作了肯定的回答。

在那个急风暴雨的年代，双方的革命工作任务都很重，没有过多的时间谈情说爱。

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在互相信赖对方，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的基础上，经过组织批准以后，就成为大妻。

这种结合，没有婚礼，在经党组织批准之日起，张瑞华把自己简单的行李，搬到聂荣臻的住处，就一起生活。原与聂荣臻同住的省军委成员杨剑英(1931年牺牲)搬到隔壁的另一间房子住。

张瑞华与聂荣臻结婚以后，她的一切活动，几乎都与聂荣臻密切相连。

3月中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广州起义问题重新做出正确的结论，纠正了李立三大批处罚干部的错误做法。会议开完后，得知聂荣臻结婚，周恩来赶到住处向聂荣臻、张瑞华表示祝贺。

周恩来与聂荣臻很熟。从留法勤工俭学起，到黄埔军校、北伐战争、中央军事部、南昌起义，周恩来一直是聂荣臻的领导人。

张瑞华则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她回忆说：“一见到总理（指周恩来），印象就非常深刻。总理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我虽然是个毛孩子，但总理不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以后的印象一直是这样。”

张瑞华准备了一些饭菜，三个人边吃边谈。

聂荣臻说：“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同志到香港主持省委工作。”他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想严重得很啊！要不是这次你来纠正他的错误，广东的党组织不知要受多大的损失。”

“他思想不通，但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说。

“黄锦辉同志被他派去通知教导团向海陆丰方向撤退，结果在花县附近被捕牺牲。本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行动嘛。因为我在广州暴动失败的当天，就与叶挺同志商量后确定，由我去通知教导团，要他们向海陆丰撤退，他们也已经这样做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去通知嘛！”

周恩来感叹地摇摇头说：“锦辉可是个好同志，还给我当过一段秘书，就这样无谓地牺牲了，太可惜！”

“接着，他又派周文雍同志去广州开展群众工作。周文雍长期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几乎是家喻户晓，红得发紫的人。广州被白色恐怖笼罩，敌人正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结果周文雍一到广州，连同为了掩护他而以妻子身份陪他同去广州的陈铁军同志，一起被捕。就义前当众宣布举行‘刑场上的婚礼’，他们本来是假大妻，现在来个假戏真做，从容就义。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

“前些日子我到广州去送文件，住在东山熊天春大姐(熊与张瑞华是武汉军校的同学)那里，她也详细地对我说过这件事。我们两人还为此哭了一阵子。听说广州的报纸上详细刊登了这件事。”张瑞华补充说。

周恩来直摇头叹惜。

聂荣臻越说越激动，眼含热泪，从一本书中翻出一张报道此事的剪报，递给周恩来。

“你还真有心，留下了这张剪报。”张瑞华在旁边说。

周恩来看完剪报也很激动。

三个人相对默然，有几分钟没有说话。这是对战友最真诚的默哀与思念!

周恩来告别走了。

聂荣臻对着那页剪报，仍在沉思。直到1979年春，聂荣臻在回忆此事时，在3月30日的《参考消息》上，用哆哆嗦嗦的手，写下了“寓爱情于忠诚、勇敢、热忱的革命活动中”。嘱转告拍摄《刑场上的婚礼》电影剧组。可见他对此事的印象之深。

张瑞华、聂荣臻在香港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每月的生活费，聂荣臻15元，张瑞华7元。这么一点钱，日子自然过得很拮据。

“他以记者身份掩护进行工作，需要穿得像样些，但实际上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衫，香港地方天气热，每天一回来，总是浑身大汗，我赶紧给他洗，好晾干了出去时再穿。在家里，他就只得穿一件背心，几乎没有换身衣服。那日子是够艰苦的。”张瑞华感叹地回忆刚与聂荣臻结婚时的情景。

实际上，张瑞华的情况也差不多。为了安全，她以阔太太的身份为掩护，去各地送文件，就需要穿得更像样些。但也只有两件合体的旗袍，(其中一件还是广州那位海员工人送的)，轮换着穿。在家的时候，穿着上她也是捉襟见肘，相当困难。

吃的方面，虽然三餐不愁，但他们也只能粗茶淡饭，吃饱算数。为了使聂荣臻吃得好些，有利健康，张瑞华千方百计学习做饭，调济伙食。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每当张瑞华面有歉意时，聂荣臻总是安慰说：“没关系，你做的饭菜很可口嘛，比我自己买饭吃要强多了。”

经常遇到危险，是做地下工作的特点之一。

一天，聂荣臻回家，张瑞华见他走路一拐一拐的，就问：“是不是在哪里摔跤了？”

“不，今天在电车上碰到了叛徒，他还跟我打招呼。我一看不妙，为防叛徒跟踪，趁电车上坡速度放慢时，没等到站，我就跳下了车。跳车时脚扭了一下，问题不大。”聂荣臻若无其事地回答。

“唉，现在是革命低潮，叛徒、特务横行，可得小心。”张瑞华在安慰丈夫，也是在告诫自己。

“最可恨的是叛徒，碰到特务，只要机警些就可以摆脱。至于警察，他们穿的大皮靴，与一般人走路的声音不一样，听脚步声就可以预防，或走或停止活动，有警惕就行。叛徒不一样，他认识你，机警也好，警惕也好，不采取特殊措施是跑不掉的。”聂荣臻像是在总结地下工作经验似地说。

张瑞华点头同意。

凭着机警与警惕，聂荣臻、张瑞华多次摆脱了危险处境。

1929年五一劳动节后不几天，聂荣臻说：“我要到上海去一下，几天就回来。”

“能不能告诉我，去干什么？”张瑞华问。

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即使是夫妻，不该知道的就不问，不该告诉对方的，问了也不会说。这次却是例外。

聂荣臻说：“五一那天，根据中央指示，要组织示威游行。这件事的总指挥是邓发同志(香港币委书记)，省委要我也到现场去协助组织这次活动。我早早到了现场，见三三两两来的多是党员骨干或省港大罢工的积极分子，几乎没有群众来参加的。这是革命低潮的反映。我对邓发说，这次活动应该取消，否则一旦游行，我们的骨干力量就会被一网打尽，港英当局再没有比这便宜的事情了。邓发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停止了这次活动。但这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他说取消游行的意见是我提的，要我到上海去向中央说明情况。”

张瑞华表示支持聂荣臻的做法，简单地为他准备了一下去上海的行装。

不到一星期，聂荣臻回来了。他对张瑞华说：

“我到了中央，要求向李立三汇报。他不见我，要向忠发(当时是党的总书记，1931年6月被捕后叛变)跟我谈话。我汇报后，向忠发说我是‘临阵脱逃’，好大的一顶帽子，真是岂有此理。我对向忠发说，打仗有进攻，也有退却，要根据情况来定，只讲进攻，不讲退却，就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员。他是个工人，说不出什么道理，我们吵了一通，不了了之，就回来了。”

张瑞华钦佩丈夫实事求是和勇于负责的精神。

1930年春节刚过，聂荣臻奉命调动工作，又匆勿来到上海。

不久，张瑞华也接到通知，要她到上海与聂荣臻汇合，接受新的任务。

于是，她告别了在这里生活斗争了两年多时间的香港。仍然装扮成阔太太，买轮船头等舱，起程去上海，一到上海，聂荣臻在码头上迎接她。

接过张瑞华手中的一个提包和一个藤箱(这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走出码头，聂荣臻雇了两辆人力车，赶赴他下塌的旅馆。在上海停留了两天，他们又乘船向天津出发了。

七 特殊家庭

张瑞华与聂荣臻，在特殊的环境中，以特殊的经历，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家庭。

其所以特殊：一是1928年到1931年的4年中，张瑞华与聂荣臻，还有1930年9月出生的他们唯一的女儿聂力，始终在充满了惊险的白色恐怖中生活；二是1931年到1936年，分别了5年之久，张瑞华与聂荣臻竟奇迹般地在陕北高原上重逢了，而同一时期，无数革命先烈，在同样的环境中，或捐躯于沙场，或就义于魔窟；三是聂力，1岁零4个月告别了父亲，3岁多点就随母亲蹲过英国人的监狱，5岁又离开了母亲，孤身留在上海，在艰难困苦中活了下来，1946年4月，与分别了15年的父亲，分别了10年多的母亲，在张家口重又团聚了。

这样的家庭，除了具有浓厚的悲欢离合的戏剧性色彩而外，他们的命运，还与中国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一艘客轮，发出呜呜的几声长鸣以后，驶离上海，由东海之滨进入了浩翰的黄海，以后又进入了渤海，向天津出发。开始时风平浪静，晴空万里，成群的白色海鸥，在轮船周围翻飞翱翔，碧蓝的海面与蓝天混成一色。旅客们都兴致很高，纷纷来到甲板上，观赏大自然的美好景色。

张瑞华与聂荣臻也手扶栏杆，任思绪像海鸥一样，翻飞奔驰。

聂荣臻到上海，由军委书记周恩来谈话，交代任务。周恩来说：“中央发现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决定将他调到中央进行审查。你与贺昌、陈复同志的任务是到天津去，接替张慕陶，开展顺直地区党的工作。”任务很明确，但从未到过北方，他在思考着如何适应北方的环境，完成好任务。

张瑞华受领的任务是，掩护和保障聂荣臻的工作和生活，完成好任务，同时仍担任机要交通工作。对到天津的任务，聂荣臻在上海旅馆中已经告诉过她，轮船上人多，不是谈这些事的地方，她站在甲板上尽情地观赏景色。

船越往北行，海水的颜色越来越黄，风也越来越大，在有些海域，真可谓是浊浪滔天，别是一番景色。

甲板上的人越来越少。围船飞行的海鸥也逐渐减少。但有些海鸥，仍迎着风浪，展翅搏击，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紧跟着轮船前进。聂荣臻与张瑞华，很喜欢这些一往无前的海鸥，决心要像他们一样，在人生的旅途上为革命事业拼搏。

人夜，张瑞华在船舱内呕吐得厉害。聂荣臻问：

“怎么回事，是不是晕船了？”

“我本来不晕船，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从没有呕吐过。这次由香港到上海，就呕吐过几次，可能是肚子里的小东西在闹腾了。”

“什么，什么，你怀孕了？”

张瑞华点点头说：“我感到与晕船的呕吐不一样。”

聂荣臻听了喜形于色。他们有了后代，这是爱情的重要结晶之一。张瑞华被照顾得十分周到。两天后他们来到天津。

到了天津，组织上安排了同志在码头上接应他们。他们被安置住在天津马场道丰云路15号一栋房子里，这里属日租界。

聂荣臻第二天就来到顺直省委机关，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不几天，贺昌、陈复也到了天津。贺昌任顺直省委书记，陈复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三人找张慕陶谈话，告知中央的决定。张慕陶说，他也已经接到通知，调他到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交接工作很顺利，中央交代的主要任务完成了。

“顺直”是个老名字。顺直省委领导地下党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正因为这样，不久，中央决定将顺直省委改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

聂荣臻在北方分局中分管各地党的组织工作，同时也从事工运和兵运工作。张瑞华在分局仍任机要交通员，曾到共青团省委机关等地去送过信。聂荣臻以“记者李先生”作掩护，张瑞华化名陈洁云，也称李太太。

当时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同志被捕后关在敌人监狱中，张瑞华、聂荣臻共同参与营救彭真的工作，给他筹集了一笔钱送到狱中，解决了一些问题，后被营救出狱，聂荣臻走后，就由彭真接替当北方分局组织部长。

4月中旬，聂荣臻对张瑞华说：“我有事出去一下，两三天就回来。”遵循历来的规矩，张瑞华没有问他去干什么。

三天后，聂荣臻回来了，一身煤灰，脸上、手上都是黑黑的。一见面，他就对妻子说：“我去了唐山，好险哪！一是住在一位煤矿工人家里，他是个党员，好心，临上班前，给炉子里加了不少煤，怕我受冷，结果煤气中毒，就我一个人，好不容易爬下坑，开了门，才幸免于难。一是我发动煤矿工人罢工，被敌人发现了，布置要抓我。当时我在食堂混在工人中吃饭，见门口几个身上背着枪的彪形大汉进来。一位工人悄悄地告诉我，快走，他们是来抓你的。果然等我出了食堂后门，就听到里面有人大叫，谁都不许动，要一个个搜查。所以我就这样子回来了。”

几天后，聂荣臻又去了北平，回来后对妻子说了个“糊里糊涂进去，糊里糊涂出来”的故事。

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准备“五一”节时散发的油印传单稿，送到秘密印刷所去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他，因为穿得很破旧，以为是小偷，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也把他当成小偷，没有问，打了他一顿。关了一夜，第二天就叫他滚。写好的传单还在身上，一搜身他就完了。他碰到我，说了事情的经过，还把传单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老兄，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说罢，张瑞华与聂荣臻一起哈哈大笑。

张瑞华的妊娠反应越来越厉害。一次，夫妻俩去商店买东西，张瑞华突然头晕呕吐。聂荣葵立即上前扶住，又叫来了人力车，一起回到住所。

聂荣揍他们住的那栋房子，共住了三家。房东在银行工作，房东太太与张瑞华一家很好。聂荣臻出门时间长些时，总是托咐房东太太照顾张瑞华。一天，张瑞华到楼下与房东太太一起洗衣服，边洗边说，说着说着，张瑞华突然晕倒了。房东太太把她扶进房间。恰逢聂荣臻出门，两天未归，全靠房东太太照料张瑞华。聂荣臻回来后一再向房东一家连声道谢。

聂荣臻、张瑞华常说：做地下工作，社会关系很重要，只有得到群众的掩护，我们才能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展工作。这是经验之谈，也是极富哲理的真理。

“五一”节刚过，贺昌对聂荣臻说：“中央决定调你到上海，另有任务。你交代一下工作尽快走。”

“那张瑞华呢？她目前妊娠反应还挺厉害。”

“你以记者外出采访为由先走，她以后再去。”

聂荣臻到上海半个月以后，张瑞华身体好些了，向房东太太告别，说是要回老家河南去。因为关系好，房东太太坚持要送行。可她买的是津浦路去上海的火车票，一送不就暴露了吗，只得趁房东太太不在时，留下表示谢意的条子，独自一人，提个箱子，踏上了南去上海的征程。

到了上海，聂荣臻受领的任务是，到“中央特科”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

“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当时的决策人是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由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中央发现顾顺章虽是工人出身，但流氓习气很重，借工作的特殊性，生活日益腐化。调聂荣臻去，就是为了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但顾顺章不听这一套，为了为难和考验这个知识分子，他专门派聂荣臻去执行处决叛徒、特务的工作任务。聂荣臻没有畏缩，但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

张瑞华回忆说：“荣臻从事特科工作，是我没有生聂力以前。他天天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2点钟，有时是一两点钟、甚至3点钟才回来。我5点钟以前就要搞好吃的，当然，吃得很简单。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他夜里多晚回来我都不能睡，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的暗号，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再开门让他进来。天天如此，提心吊胆。”

捕捉、审讯和处决叛徒、特务，确实是件很危险的工作，因为专政工具都在敌人手里。我们要摘掉叛徒、特务，敌人也千方百计要捕捉我们。尤其是抓叛徒，这工作更危险，因为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不容易，总要千方百计保护，这无异于虎口拔牙。稍一疏忽，自己就有牺牲的可能。

“所以每次出去，他总是对我说，如果到黎明时分还不回来，事前又没有说明，那就意味着我出事了，你得赶紧搬家。他在特科的三四个月，我们就是过着这样紧张的日子。”张瑞华这样回忆着当年的岁月。“好在他警惕性高，胆大心细，一次也没有出过事，要出事也就没有今天了。”说完，她面露笑容，不无自豪。

1930年8月，周恩来回到上海，又将聂荣臻调中央军委，重新作他的助手。

调到中央军委，张瑞华与聂荣臻就搬到马斯兰路，这是军委机关的一个点，与欧阳钦夫妇住在一起。

9月，聂力(当时小名叫丽丽，1949年叫聂丽，““文革””后改名聂力)来到了人间。

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张瑞华还在操劳。那天，周恩来约陈赓到聂荣臻家里研究工作。张瑞华一早到菜市场买了一些菜，点了两个汽油炉，又是炒菜，又是做饭，忙了一大阵，准备好了饭菜，就把正在商谈问题的周恩来、聂荣臻、陈赓请来吃饭，边吃边谈。吃完饭，聂荣臻和客人一起走了。

张瑞华收拾完碗筷，感到阵阵腹痛，盼着聂荣臻回来。他回来时已经是午夜了。

“今天夜里可能要生了，肚子痛得厉害。”

“那就赶快到医院去。明天我还有事，不能陪你，等事情完成了我再去看你。”聂荣臻关切地对张瑞华说。

这么晚了，他们的住处又偏僻。找谁？聂荣臻出门去找车。还好，他雇到两辆人力车。送张瑞华到一家美国人办的慈善医院，住进了产房。

第二天，张瑞华生下了聂力。这是一次极大的痛苦经历。张瑞华难产，医院不得不为她作了剖腹产手术。聂力这才顺利地来到人间。这天聂荣臻没能抽出时间去看望母女俩，委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代劳。到第三天，聂荣臻来医院。看到产后身体虚弱的妻子，他歉意地说：“这两天实在太忙，没能来看望你们，好在听蔡刃香同志说，虽然你做了剖腹产手术，但你们母女平安，我也放心了些。”

“没事，你看我们不是挺好嘛。”张瑞华反而安慰他说。

聂荣臻又把目光投到女儿身上，看到她脸蛋红彤彤地，安静地躺在母亲的怀里。他笑了，俯下身子亲亲自己的女儿。

“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增加营养。”可他没有带任何东西，他实在是太忙了。

张瑞华理解地点点头，看着聂荣臻和善诚挚的目光，她感到极大的幸福和安慰。

当天，蔡刃香送来了些红糖和鸡蛋，还有两袋奶粉。

一周以后，聂荣臻把张瑞华母女俩接回家，仍请蔡刃香代劳照料。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为党的事业日夜奔忙。

生下聂力以后，张瑞华一滴奶水也没有。开始孩子不愿吃牛奶，老是哭。哭久了，房东太太就喊：

“李太太，你们的孩子是不是有病？你要抱她去医院看看。”

张瑞华开始还支支吾吾地答应着。房东太太说的次数多了，她只得以实情相告。

“那应该请个奶妈。”

“可我们家先生钱少，请不起啊！”张瑞华推托着。实际上怎么请？请来的如果不是自己的同志，那就很难保住秘密。党内的同志大家又都很忙，怎能叫人家来带孩子。

张瑞华只得坚持用牛奶喂孩子，孩子哭得厉害了就抱着哄哄。聂荣臻白天奔忙，夜间就抱着孩子，在室内走来走去，一直拍到孩子睡着。几天以后，孩子总算养成喝牛奶的习惯了。

“聂力是喝牛奶长大的，不过小时候身体倒还结实。”张瑞华说这话的时候，虽有歉意，但也有自豪。

白区工作保密要求很严，许多不该让张瑞华知道的事情，聂荣臻绝不对她说。没有聂力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张瑞华就离家到外面去。现在有了孩子，就不便这样做了，她有时只得用被子捂着全身。聂荣臻则尽量小声与别人说话，使张瑞华听不到。张瑞华出去送文件，也从不告诉聂荣臻她要去的地点，和谁接头，文件的内容等，只是简单说一下，出去执行任务，大体什么时间回来。聂荣臻夫妇就是这样自觉地维护着党的保密纪律。

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陈郁、陈赓等7人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

“他的工作更忙了。我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他，要说忙，确实是够忙够累的。不过仗着自己年轻，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张瑞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这年的2月17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刘伯承、邓颖超到聂荣臻家过年。邓颖超很喜欢孩子，以小聂力尤其喜爱，见到了总要抱抱逗逗。这次来，聂力正躺在摇篮里，手里拿着玩具乱摇晃。邓颖超兴冲冲地直奔摇篮，抓住就推，没注意摇篮旁放着马桶，一推把马桶推翻了。

这可闯下祸了，张瑞华他们住在二楼，马桶里的尿液顺着楼板缝隙直往楼下流淌。楼下房东一家正在祭祖，求神灵保佑一年平安。

“李太太，李太太，你们上面在干什么呀，尿屎都流到我们神仙桌上来了!”房东太太尖着嗓子嚷。

张瑞华赶紧跑到楼下，对房东一家直赔理道歉。

“实在对不起，因为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人多，不小心，把马桶弄翻了。”

“可这多么不吉利啊，大年初一，出了这种事情。”

“这样吧，我来向你们祖宗赔罪。”

于是张瑞华向香炉里添了几柱香，磕了三个头，又把桌上、地上有尿液的地方擦干净。一场风波，才算了结。张瑞华回到楼上，邓颖超、刘伯承、聂荣臻舒了一口气。

1973年，聂荣臻夫妇去看望刘伯承，以后刘伯承住院，张瑞华带着聂力去看望时，刘伯承都提及此事。他对聂力说：“你小时候，你妈妈闯了个大祸，给人家磕头哟，给你说了没有？”邓颖超也一再对别人提起此事。

这次事情发生后，张瑞华一家搬到了西摩路西摩里，与李富春、蔡畅夫妇住在一起。这是一栋小洋楼，周恩来、邓颖超常来这里。他们经常以打麻将为掩护，开会研究工作。这种时候，张瑞华经常担任“望风”的任务。她来到阳台上，借晾晒衣服，或搞卫生，或逗聂力玩，警惕地观察四周动静，一有异常情况，立即告诉正在开会的人。

1931午4月，张瑞华、聂荣臻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时被捕。被捕后顾顺章立即叛变。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负责“特科”日常工作，熟悉党内情况，知道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清楚党的各种联络暗号。他还恶毒地向敌人献计，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企图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情况是极其严重的。所幸，这个重要情报被打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得，及时转报中央。

“顾顺章叛变了，情况严重，你要立即搬家，去哪里，由组织安排，我这几天回不来，以后会去找你们的。”聂荣臻对张瑞华说完，就匆匆出门走了。

在周恩来领导下，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连夜行动，分头以最快的速度，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等党的各种机关全部搬了家，转移了党的主要负责人的住处，并加强安全保卫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转移或撤离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一切关系，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于采取了这些紧急措施，使国民党的阴谋落了空。聂荣臻在这一两天几乎没有合过眼。

“听了荣臻的话以后，我立即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不到半天，有位同志来，我立即跟他下楼，他雇的两辆人力车已经在外等候。我抱着聂力，他帮我提东西，两辆车一前一后，飞快奔跑。我们原住地在法租界。我看车不断向北，过了苏州河，就来到虹口区提篮桥，那位同志把我领到一个小阁楼上住下。这种小阁楼上海人叫‘亭子间’，面积很小，但不引人注目。”张瑞华回忆当时的情景。

提篮桥监狱，是有名的英租界关犯人的地方。聂荣臻他们的住处离这所监狱不远，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去处。

两天后，聂荣臻回家了。为了躲避敌人的侦探，中央和军委一时都停止了活动。聂荣臻有好几天没有出门。

到6月份，军委又恢复了活动。以后，聂荣臻在朱瑞的协助下，组织共产党员王超、袁血卒等打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争取有起义愿望的该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共产党。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官兵于1931年12月发动了宁都起义。6月聂荣臻又与刘仲华等一起，通过邓宝珊，与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吉鸿昌取得联系，以后吉鸿昌参加了共产党。

但总的说，白色恐怖严重，聂荣臻每当外出，总是对张瑞华说：我过了几点不回来，就说明出事了，你要立即搬家。聂荣臻有次在南京路果然碰到一个叛徒，他立即机警地混进人群，南京路上大商店多，他又转入商店，终于把叛徒甩掉了。

张瑞华听了聂荣臻说的上述情况，更提高了警惕。她常到阳台上，观察周围有没有异常情况。

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又很快叛变。上海的秘密工作日益困难，尤其是像聂荣臻等一些领导人，活动更加困难，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央决定周恩来等领导人逐步向苏区转移。聂荣臻也是要转移的对象之一。

尽管环境日益艰险，但周恩来、聂荣臻等坚信中国革命必将最后取得胜利，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周恩来在去中央苏区之前，与邓颖超一起，到聂荣臻家里吃了顿辞行饭。

张瑞华知道周恩来喜欢吃红烧狮子头和饺子，那天特意买来了虾仁、鸡腿、冬笋，包三鲜馅饺子吃。晚上周恩来、邓颖超如约而至。聂荣臻则提前半小时回家，帮张瑞华忙碌。煮了一锅饺子，有的饺子还煮破了。但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先吃好的，再吃破的，最后把饺子汤也喝光了。周恩来边吃边说：“真好吃，真好吃，等于过了一个年，难忘得很哟。”直到八十年代，过了半个多世纪，邓颖超每每见到张瑞华，仍在称赞那顿饺子真好吃。

12月，聂荣臻也将离开上海。这时，聂力已一岁多，非常聪明，和爸爸十分亲。每当聂荣臻出门，一穿外衣，她就牵着张瑞华的手，要母亲从衣架上把帽子拿下来，交给聂荣臻，一直送到楼梯口。每当聂荣臻回来，她听到楼梯上是爸爸的脚步声，就赶紧跑过去，一手接过爸爸的帽子，一手拉着爸爸的手。这时候，聂荣臻总要把她抱起来亲亲，或逗她玩玩。

1931年12月中旬，聂荣臻告别了妻子、女儿，登上轮船，离开了上海。张瑞华因为聂力太小，不能随聂荣豢一道走。

聂荣臻一走，留在上海的张瑞华，日子更不好过。本来夫妻离别，已令她心烦意乱。孩子哭闹，要找爸爸，更令她倍感凄凉。聂荣臻刚走的那阵子，每天一早醒来，聂力就哭着喊“爸爸，爸爸。”哭得房东都说话了：

“你的孩子有病，你要送她到医院去看看。”

“可能是有点不舒服，我抱她去看看。”

她把聂力领出来，在马路上或公园里玩玩，再回到家里。过了些日子，聂力慢慢平静下来，不再那么闹了。一次，张瑞华领着聂力到公园玩，看到一个照相的就给聂力照了张两寸的全身照片，托人带到中央苏区转交给聂荣臻，以慰他思念女儿之情。正是这张照片，伴随着聂荣臻南征北战，一直珍藏在身上。

聂荣臻离开上海，意味着这个特殊的革命家庭，进入了漫长的分离过程。。

八 逃脱魔掌

1931年底，聂荣臻顺利抵达中央苏区，开始时任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从此，转战于中央苏区。他参加了东征漳州，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等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1934年10月，他参加了史诗般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又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真可谓是马不停蹄，身经百战，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每当战斗、工作之余，他免不了思念远在上海的张瑞华、聂力。此时，他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拿出那张两寸的聂力照片，看了又看，藉慰思念之情。

聂荣臻一走，中央安排邓中夏到张瑞华住处的一间阁楼上住了约半个月时间。她以亲戚的名义掩护邓中夏。

1932年春张瑞华调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地址在上海大西路，仍然做机要交通工作。曾给博古送过文件。她外出工作时，大多带着聂力作掩护，这样也便于照顾孩子。

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又思念转战在中央苏区的聂荣臻。过度的劳累，使她疾病缠身。但张瑞华也有得到安慰的美好时光，从中央苏区回来的机要交通人员，告诉她的都是聂荣臻身体很好。她叫转交的聂力照片，也已经交给了聂荣臻。在上海，小聂力很懂事听话，张瑞华叫她怎么做她就怎么做，不哭不闹，也很少生病。有时外出送文件，不便带孩子，她就把聂力一人锁在家里，给她些玩具，叫她自己玩。回到家里，看到聂力仍在摆弄着玩具。每逢这种时候，张瑞华就在歉意与安慰交织的感情中，抱起小聂力，亲个不停。

1933年夏，组织上考虑到张瑞华的实际困难，决定调她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以便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既可以照顾孩子，不用到处奔波，又可以把身体养好。但学了一段，由于敌人搜查很紧，训练班暂停，张瑞华的健康也未见好转，经常头痛失眠，时间不长，再次调动工作。

1933年秋，张瑞华被调到中共中央开会碰头的机关，地址在上海西部地区的槟榔路。这是个工人区，群众基础好，便于隐蔽，在一排新盖的几幢两层楼房中，党组织以私人的名义，租住了其中的一栋。这幢房子构造比较简单，不引人注目。

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是机要交通的总负责人于坤和他的妻子杨庆桂，他们有一个孩子，充作房子的主人和二房东。张瑞华和聂力装成房客，住在该楼的亭子间。楼上有一间房子空着放文件，有些从苏联寄来的书籍也放在这间房子里。

这自然是一种掩护性安排。杨庆桂就是杨染香，自从南昌起义前夕张瑞华与她分别以后，再也没有见面，现在又住到一起，两人自然都很高兴，便于互相照应。

这个机关来往的人比较多，除了有时中央的领导人员到这里开会以外，大多是机要交通人员，他们有李竹笙、黄文雍、黄文雍的妻子杨庆兰。有时候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赵林也来这里，赵是参加“二七”大罢工的老同志。来这里的还有一些别的地下工作人员。

1934年春，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个机关被敌人侦察到了。一天，张瑞华和聂力正在吃晚饭，杨庆兰突然来送情报。她对张瑞华说：

“瑞华大姐，据我们打入敌人机关的内线人员报告，今天晚上，在你们住地附近一条街的一所住宅，敌人要来搜捕，你们可得小心。据说这是叛徒告的密。”杨庆兰说完，匆忙离开，到别地送情报去了。

张瑞华听到报警的街名和住宅号，都不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但就在附近，相差不远。她赶紧找到于坤，于坤说杨庆兰也通知他们了，他也要立即出去报警，说完就走了。

张瑞华刚回到楼上，黄文雍来了。张瑞华对黄说：

“黄文雍同志，敌人要来搜查的地方离我们太近，有危险，是否将重要的文件烧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我的经验是，敌人没有在他们规定的时间之前到来的，都是在规定的时间以后才到。我来帮你把文件等东西清理一下，能带走的就带走些。”

张瑞华觉得黄雍说得有道理。两人就一起边清理边烧文件。

正在他们快清完文件的时候，前门外面有敲门声。知道敌人来了，张瑞华、黄文雍、杨庆桂都显得有些惊慌紧张。但张瑞华很快镇静下来。她对杨庆桂说：

“庆桂，你快回到你的房间去，装作没事。”她又对黄文雍说：

“你赶紧把文件全部烧了，不要动，我去应付，敌人搜不到文件，没有证据，也没法拿我们怎么样。”

说完，张瑞华就急忙往楼下走，匆忙之间，忘了将放在亭子间的报警信号标志变动一下。

来到楼下，她听到敲门声越来越急，就问：

“是谁敲门，这么晚了！”

“太太，有你们家的电报。”

“你找错门了。”

“没有错，就是这个门牌，你先开门看了电报就知道了。”

“我家先生出门去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什么亲戚，不会有电报的。”

“没错，电报上的门牌号码明明就在这里。”

这样，张瑞华坚持不开门，大约近10分钟，为了是让黄文雍把文件都烧完。

正在坚持之中，黄文雍烧完文件后，从楼上下来，开开后门，想从后门脱险，但被守候在后门的敌人逮捕。

接着，敌人从后门直冲前门，命张瑞华不许动。敌人把张瑞华、杨庆桂、黄文雍、两个孩子都押进会客室，然后开始搜查，当然一无所获。

夜深了，于坤从后门回来，他用钥匙刚开门，也立即被捕。

快天亮的时候，敌人把黄文雍，于坤带走，看住张瑞华、杨庆桂和两个孩子。在那里守候。

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赵林走到门外隔着玻璃往里面看了一下，又立即被捕，带进室内搜查，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张瑞华真后悔，没有把亭子间的报警信号拿掉。

赵林推说走错了门。张瑞华、杨庆桂坚持说不认识赵林。但赵林还是被押走了。

敌人一直守候到第二天快天黑的时候，见再没有人来，就把张瑞华、杨庆桂连同两个孩子一起押走。

由于天黑，又是坐在警车里，张瑞华搞不清被押解到了什么地方。后来出狱后才知道是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

在巡捕房，敌人搞了些人，假装是共产党员，来指认张瑞华等。

有个穿着工人服装的人，走近张瑞华时说：

“同志，怎么你也被捕了？”

“我不是共产党，也不认识你，你看错人了。”

“她们两个是共产党，我认识她们。”假装共产党的人对巡捕说。

张瑞华和杨庆桂都坚决否认，敌人也无可奈何。

两天后，张瑞华等被押解到英租界提篮桥女监。罪名是违反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到了提篮桥监狱，赵林、黄文雍、于坤、张瑞华、杨庆桂被集体过堂(即审讯)三次。赵林坚持说自己走错了门，与另外的人都不认识。于坤坚持说自己是商人，与杨庆桂是夫妻，那天因为生意上的事回来晚了。黄文雍则说与于坤是生意上的朋友，是去那里玩的，听到敲门，因为晚了些，怕引起麻烦，所以想从后门走出，免生是非。杨庆桂则坚持说自己是家庭妇女，与于坤是夫妻，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审问到张瑞华时，她回答说：

“我姓王，从小没有名字，也不识字，丈夫李先生出门做生意，一去不归，自己带一个孩子，生活无依无靠。听说丈夫在上海，就到上海来找，临时借住了那间亭子间，时间不长，就被你们抓来了。”

“那你怎么能住到这所房子里的呢？”审讯的人问。

“我在上海举目无亲，个把月前凑巧碰上于太太，因为都是河南人，她很同情我的遭遇，说她家里还空着一间亭子间，可以租给我暂住。这样，我们母女就住进了这幢房子。”

除了集体审讯，也进行过几次个别审讯。张瑞华始终坚持上述答问口径。

在监狱中，敌人又搞了些类似在巡捕房的把戏，派几个女特务与张瑞华等住在一起，装成她们也是被捕的共产党员，与张瑞华母女聊天，想从中套取情报。

张瑞华说：“我们被关进监狱后，和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关在一起。她们总想哄骗着孩子说些什么，可是聂力非常听话，不哭也不闹，饿极了就喝两口大人都咽不下去的野菜粥，根本不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说话。

“孩子跟着我受不了少苦，白天她不用我抱，自己倒在床上睡或坐在我旁边。有时晚上提审，我就一定要带上她，我不怕受苦受刑，就怕敌人残害我们唯一的女儿，否则我对不起正战斗在中央苏区的荣臻啊!”

英帝国主义分子审讯了张瑞华等约一个月，没有审出什么名堂。审讯时，有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穿着警服的人陪审，他们几次想发问。但英国当局为了维护他们的“治外法权”与权威，不让国民党当局的人发问，只让坐在那里听。最后，英国人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达成了协议。于坤、黄文雍引渡给国民党当局继续审讯；赵林释放；张瑞华、杨庆桂及两个孩子，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的结论押送回原住处。

回到原住处以后，杨庆桂问：

“瑞华大姐，现在我们怎么办？”

“先等等，我们不动声色，这可能是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注意观察我们周围有没有敌人监视，再找适当的时机设法逃脱魔掌。”

她们一看，果然有三三两两的便衣人员始终不离这幢房子，日夜监视。他们妄想再捕捉前来联络的共产党员。

第三天，张瑞华提着个篮子出门。

“干什么去？”监视的人问。

“出去买菜，我们要吃饭啊。”张瑞华回答。

一个便衣就在背后跟着她。她到附近菜市场买了一些菜回来了。

“看来叛徒只知道我们这里是个党的重要联络机关，并不知道我们的详细情况，而且这个情报是国民党当局提供给英国人的，要不，不会像现在这种处理办法。我们要沉着，找机会逃脱还是有可能的。”张瑞华对杨庆桂说。杨庆桂点头同意。

由于这个机关被暴露的情况，党组织已经通知了有关人员；张瑞华一回来，就在当夜悄悄把亭子间的联络暗号撤走了，所以她们回来后，就再也没有同志前来联络过。

十多天过去了，坐探们沉不住气了。有的就进屋来诱劝。有个坐探说：“蒋介石现在的政策也变了，只要你们悔改，就不会杀的，我劝你们还是想开些。”

“在堂上（指审讯室）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是共产党，是家庭妇女。”张瑞华、杨庆桂都这样回答。

过了一天，另一个坐探进来，说得更玄乎：“我过去也是共产党员，被逮捕了，现在替他们干点事，将来有机会我还要参加革命，回到党里来。我知道环龙路就有共产党的机关，你们要找关系，我可以帮忙。”说完，故作很神秘的姿态。张瑞华、杨庆桂当然不理他，仍然坚持是家庭妇女的口径。

“夜里，巡捕的大皮靴夸沓夸沓的响着，在屋子周围来回巡逻。头几天敌人劲头很大。我们明白是诡计，那儿也不去，只到附近买点菜。日子长了，敌人逐渐松懈了，我看机会来了。”张瑞华感叹而又兴奋地说。

这时已是春末夏初，上海进入“黄梅”季节，经常细雨绵绵，有时也豪雨如注。

有天傍晚，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片刻，大雨倾盆。张瑞华知道，时机到了。借着闪电，她看到两个监视的敌人，倦缩在对面屋糖下避雨。白天，她已经观察到监视这座楼的，只剩下两人。突然而至的大雨，敌人不会来换班，也不会到后门巡逻。马路上的路灯因大风停电而熄灭，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借着闪电，才能看清周围的物体。这是天赐良机。

张瑞华对杨庆桂说：

“现在是逃离虎口的好时机，我出去联络，你先把两个孩子都管起来，别让他们哭，再收拾必须带的东西，准备行动。”

说完，张瑞华开了后门，直奔离得不太远的一个汽车行。这个汽车行是我们的社会关系。汽车行的女老板，收养着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对共产党员态度友好。

地下党员刘子华(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改名刘仲华，““文革””中含冤逝世)经常去这个汽车行。张瑞华在军委做机要交通工作时知道这层关系，而且知道这里一直没有引起敌人注意。聂荣臻也到过这个汽车行多次，顾顺章却不知道。

张瑞华敲开了汽车行的门。女老板见她被淋得像“落汤鸡”，就问：

“下这么大雨，你干什么呀!”

“我是找刘子华的。”

女老板把张瑞华让到屋里，说：

“今天他没有来，估计也不会来了。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来了。看你淋成这个样子，先进门歇歇，换身衣服再走。”女老板一听是找刘子华的，显得比较热情。

张瑞华感到失望，紧迫感驱使她正想起身告辞。

突然，刘子华冒雨来到了。他原在军委工作，认识张瑞华。

“哎哟，可见到你了，刘先生。”张瑞华喜出望外，但仍保持着警惕，对刘子华只称刘先生。

“你怎么下着大雨来到这里的？”刘子华问。

“一言难尽啊!”

女老板见此情景，就连声说：

“你们认识就好，慢慢说，我去给你们泡茶。”说完就进屋去了。

张瑞华赶紧把事情的大体经过说了一下。

刘子华说：

“事不宜迟，你赶紧走，这里是30块大洋，你和杨庆桂各分15元。各自带着孩子，离开那所房子，分头行动。你们那里是英租界，最好到法租界。这样英国人就管不着了，容易摆脱敌人。”刘子华接着说了两个旅馆的名字，叫张瑞华、杨庆桂分开住，过两天他会去与她们接头的。

张瑞华来不及与女老板告别，就急忙返回住所。

“那个女老板虽然不是党员。但是个好人，她把蔡博抚养成人。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曾带着蔡博来到北京，蔡和森同志的妹妹蔡畅大姐还接见过她。她把蔡博交给蔡大姐收养。可惜我把她的名字忘了。”张瑞华回忆那位女老板时说。

回到住处，张瑞华仍从后门进到楼内，对杨庆桂说了见到刘子华的情况。不大一会，张瑞华、杨庆桂各自抱着自己孩子从后门出来，逃离虎□，消失在茫茫的大雨之中。

张瑞华紧紧抱着聂力说：

“孩子，别哭别怕，妈妈抱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聂力也真乖，没有哭，也没有出声。

母女两人逃出了一段距离，雇了一辆人力下，直奔法租界刘子华指定的那个旅馆。

两天后，刘子华来到旅馆对张瑞华说：

“杨庆桂当夜也平安地到了另一个旅馆，我已经见到过她。我还到西摩路巡捕房附近，看到英国人已贴出布告，通辑你和杨庆桂。布告上还说了你们两个人的特征。旅馆不是安全的地方，我尽快想法给你找处公寓住。”

过了几天，刘子华开着汽车，把张瑞华母女接到一所公寓住下。几天后又搬到一个亭子间住。接着杨庆桂母子两个也住进了这个亭子间。刘子华一再交代，你们千万别出门，吃的东西可以叫房东家的女孩出去买。此事他给房东作了安排，多付给了房东一些钱。

张瑞华回忆这段扣人心弦的经历时说：“逃脱魔掌，真好险哪，还有点像惊险小说的味道!”说完，她诙谐地笑了。

九 女扮男装的勤务兵

在亭子间住，每隔五六天就有一位地下党的同志来看望张瑞华、杨庆桂一次。

有一次，来人对张瑞华说：“上海市区白色恐怖严重，很不安全。中央在浦东办了个地下印刷厂，还需要人，那里也比较安全。组织上决定调你到那里工作。这里有介绍信，信上有联络地址。你去了找毛远跃同志就行。”

第二天，张瑞华就带着聂力，来到外滩十六铺码头，乘渡轮渡过黄浦江，来到浦东。当时的浦东，许多地方呈现出市郊农村的景象。敌人对这里不像市区那么注意。

张瑞华按图索骡，找到了毛远跃。毛远跃对她说：

“说是个印刷厂，实际上连你共7个人，我和我爱人，还有司徒夫妇，一位老李同志，另一位是小林(即林肖侠)同志，他是张浩同志的小儿子，厂里印刷方面的技术工作，主要靠他。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你来了，就搞装订工作吧，这活简单。另外，你是位老同志，这里的支部工作你多抓抓。”

于是，张瑞华就在浦东这所印刷厂里工作了半年多时间。

这期间，王明为了继续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要印刷厂大量印制他的那本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

张瑞华边装订书边思考，认为这本书的观点是错误的。她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在革命低潮时，白区斗争搞冒险主义，遭受了巨大损失，现在继续印这本书是没有意义的。但她是普通党员，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又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只能按组织指示办。

而同一时间内，聂力已经4岁多，更加懂事了。

“聂力那时已经三四岁，很懂事，她有个存钱的小罐，不断往里面存钱，不准别人动，说这是存钱给我爸爸，将来好用来买枪打反革命的。”张瑞华回忆当时的聂力，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过了约半年，组织上告知，敌人已经在注意这个印刷厂。于是张瑞华被调到另一个机关，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只是叫她学速记。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中央红军也随之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总方针。在这种背景下，组织上决定，安排张瑞华北上陕西或山西，争取在中央红军抵达时与聂荣臻会合。

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毛齐华找张瑞华谈话：

“瑞华同志，组织决定，不久你去天津，再转陕西或山西，争取与聂荣臻同志会合，你作些准备吧。”

“这是好事，可我的女儿怎么办？”

“你一个人行动方便些，还是把孩子留在上海吧，将来等你与聂荣臻同志会合了，只要有可能，就送她到你们身边。”

“谁来抚养。”

“我委托给我的一位亲戚抚养，这你就放心吧。”

“妈妈要出门执行任务，由毛伯伯照料你，一切你要听毛伯伯的话，要乖，要听话。我很快会回来的。”

“妈妈你放心走吧，只是要早点回来，我好想念你哟。”

张瑞华心如刀绞，抱起聂力，亲了又亲……

她再也没有勇气与聂力说别的话了，走到聂力看不见的地方，用手帕擦掉滚滚热泪。

就这样，张瑞华在既想念聂荣臻，希望与他早日见面，又恋恋不舍聂力的矛盾心情中，于1935年秋天化装成阔太太，买了火车包厢，北上到达天津。天津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世英，带着妻子到火车站接张端华，把她安排住进了一个外国人家里。

“这家外国人是个白俄，他们住楼下，我租住他们楼上的一间房间。从上海逃脱魔掌以后，组织上为了我的安全，不让我到街上公开露面，这次到了天津也一样。因此我推说身体不好，凡是买些吃的和零杂物品等，都是包给楼下房东家的工友帮助买。除了王世英夫妇看过我以外，我没有接触任何人。”张瑞华回忆说。

到了天津，王世英对张瑞华说，山西离河北近，尽可能等红军东渡黄河后，安排她去山西与红军会合。

1936年1月底，张瑞华已经在天津等了3个月，未免着急。

“听说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他们东渡黄河，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先去陕北？”张瑞华向王世英提出请求。

“我向组织报告一下，你听安排就是了。”

第二天，王世英带了共产党员王超北来到张瑞华住处。

王世英介绍说：

“这是王超北同志。组织已经同意你的要求。就由王超北同志带你去陕西。”

王超北对张瑞华说：

“我在陕西澄城的刘家洼小学有位好朋友，可以介绍你到那里去，绝对可靠。那里接近陕北，又在黄河边上。如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你在那里渡黄河也方便。如红军继续留在陕北，我们找机会去陕北。你有文化，可以在那里教书，作为掩护。只要一有机会，可以随时行动。”

“那好，我们尽快走。”张瑞华回答。

“不过，你的这身打份要换一下。澄城县是个穷地方，尤其是刘家洼。你这样一位‘阔太太’，会引起很多人注意的。”

“那我应该打扮成什么样子好？”

“最好是女学生或女教员，穿着不要阔气。”

于是，两天后王世英叫他妻子送来一件蓝布夹旗袍，加一件外套的厚毛衣。

张瑞华装扮成小学女教师，跟着王超北，经北平沿京广线到郑州，再沿陇海线到陕西华山脚下的华阴，改乘汽车到了澄城刘家洼。

到了澄城刘家洼，王超北对张瑞华说：

“刘家洼小学的校长叫张鼎安(又名张井安、张定安、张影庵)，也是个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以后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自首，出狱后党组织看他表现还好，因此还叫他做些工作。你到学校工作不会有危险，但为防万一，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现在化名叫王洁云，在学校用化名还是用真名？”

“都可以，这里不是上海、天津，你当教员，又是教小学，不会有什么人注意你的。张鼎安的堂兄张绍安(又名张少安)是这所小学的校董，也是这里地方团总，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我们比较友好，所以绝不会有危险的。”

于是，张瑞华决定用真名。

王超北向张鼎安校长介绍说：

“这是张瑞华老师，是师范学校科班出身，愿意到贵校任教，请多指点。”

张鼎安满口答应。张瑞华就在刘家洼小学当了数学教师。

张瑞华说：“1937年夏天我在延安又见到过张鼎安，这次文化大革命他所在的原单位曾来调查过他的情况。因为时间长了，我忘了王超北说的情况。所以只说记得他当时不是党员，但有进步要求。”

这所学校当时抗日救亡空气甚浓。经常听到师生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救中国”等口号，也经常听到师生们唱抗日救亡歌曲。有的学生对张瑞华说，红军到过澄城一次，以后又走了，听说黄河以北正有红军在打仗等等。

在这里的所见所闻，使张瑞华耳目一新，十分高兴，一扫长期在白区工作的那种压抑感。于是她在认真执教之余，积极与师生们打成一片，亲自编写了小话剧《生路》，并与大家一起排练。她还跟大家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我在这里度过了心情舒畅的两个多月。有一天，王超北让人送来一个纸条，要我跟来人尽快赶赴西安。因为事情很急，我来不及告别张鼎安，也怕说不清楚，所以给他留了字条，说是有急事去西安，来不及向他告别，请校长原谅。留下条子，就匆匆跟来人赶到西安。”张瑞华回忆说。

西安就是著名古都长安，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气候宜人。这时已是初夏时节，但不觉得太热，晚上则极为凉爽。张瑞华心情很好，一是到了这样一个好地方，大开眼界，二是估计即将赶赴陕北苏区，与聂荣臻会面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来人领着张瑞华走街穿巷，到了一处有国民党士兵站岗的院子前，与哨兵说了几句，回头叫张瑞华往里走。

“这是怎么回事？！”张瑞华停住了脚步，疑惑不解地问。

“你只管跟我进去就是了。”

进了院子，王超北迎了出来，对张瑞华说：

“你不用怕，门口站岗的是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的士兵。杨将军已接受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是我们的联络站，安排一个他的士兵站岗保险些。”

进入室内，王超北补充说：

“王世英同志也奉令到十七路军来做联络工作。西安城防归十七路军管。这个联络站是经过汪峰、王世英等同志与杨虎城将军谈判达成协议后成立的。这里是专门往陕北苏区接送人员的地方。你先歇歇。还有三位同志要到陕北苏区去。找机会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个走法。”

张瑞华听后顿时高兴地说：“好，好，一切听你的安排。”

第二天，王超北领了三个人进来，向张瑞华介绍说：

“这是潘梓年同志，这是乐少华同志，这是张同志(张瑞华说，可惜忘了他的名字)，他们三个都是等机会去陕北的。”

然后，他又对三人说：

“这是聂荣臻同志的爱人张瑞华同志，跟你们一起去陕北。”

接着，五个人热烈地讨论起如何去陕北苏区的计划。

王超北说：“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好办，请他们派人护送我们就行。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里，最近我们也建立了联络站，但不负责输送干部，不过他们对红军的态度也比较友好。最需要警惕的是蒋介石的特务爪牙。比如现在西安有个宪兵第六团，团长叫杨镇亚，此人就很反动，还有西安市警察局的局长马志超等也很反动。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张、杨两将军与共产党发展关系，搜捕迫害共产党员更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我们的行动，主要是要严防他们的破坏，而且着重是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

潘梓年、乐少华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化装成教员或大学生，利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爱国抗日情绪，通过他们的防区，请杨虎城将军派人护送我们离开西安市。

张瑞华说：“看来化装成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军官离开最为有利。宪兵和警察一般不敢惹这些军官。”

大家认为这个主意好。但问题集中到张瑞华身上，说她是位女性，十七路军、东北军里很少有女军官，出现了女军官最容易引人注意，这很不利。

“我看，潘同志、张同志个子高，你们就装扮成军官；乐同志个子小些，张瑞华同志你的个子也小，你们就装扮成勤务兵，这样不就都解决了吗。”王超北说完，张瑞华就急了。

“可我是个女的，怎么当勤务兵。”

“那你只有女扮男装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张瑞华说，并且都笑了。

“唉，既然这样，那我就试试吧!”张瑞华说。

乔装打扮成一个兵，对张瑞华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在白区工作以前，参加革命以后她过的几乎都是兵的生活。

当天，王超北就弄来了十七路军、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服装各两套，以便分别穿用。

四个人七手八脚地忙着化装。

张瑞华对着镜子，仔细地将头发塞进士兵戴的船形帽里，外面不露一丝痕迹。然后又把军装穿好，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确信像个勤务兵。她跑到大家面前，问像不像?

众人都说像，她挺得意。

“今天大家休息，明天一早行动。我已经跟十七路军有关方面说好，由他们派人派车掩护，送你们离开西安，到达安全地区，然后你们自己行动。”王超北说。

“我们走的方向呢？”

“第一站往北到安塞，这是个赤白交界地区，最终的目的地是到保安(今子丹)党中央所在地。”

“这里到安塞大约有多少路？”

“大约是500至600里，不过十七路军可以送你们一段。”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两名十七路军的军官开着汽车来到了联络站。

那位负责的军官对张瑞华等一行说：

“我看你们的化装挺象，在十七路军的防区，兄弟奉命护送各位，决不会有问题，请各位上车吧。”

在西安城里，十七路军(该军负责西安城防)城防部队看到是本军的军人和军车，未加任何阻拦。张瑞华等一行顺利地出了西安市区。

再往北行，因为受蒋介石逼迫，无论是十七路军还是东北军，都摆出与红军作战的临战阵势。汽车每经一处军队防区，就有哨兵盘问。十七路军的两名军官都答以是奉命巡视前方防务的。这样，送到了离安塞大约不到200里的地方。护送的军官说：

“再往前是东北军的防区了，我们不能再送了，请诸位自己行动吧。”

于是，张瑞华等在汽车上换成了东北军的军装，下了车。

他们如法炮制，碰到东北军的哨兵盘问，就由两名军官回答是奉命到前方巡视防务的。好在越往安塞走，碰到的军队就越少，几处东北军的防区都顺利地通过了。第四天平安地到达了安塞，见到了叶剑英将军。

张瑞华在教导团时认识叶剑英。就对叶剑英说：

“参座，见到您就放心了。我是聂荣臻同志的妻子张瑞华，还认识吗？”

“噢，记得记得，只是你这身打扮，要不说，我真还不认识哩。”

叶剑英在慰问大家以后，让人拿出红军的服装，大家换了装。张瑞华第一次穿上女红军的服装，显得特别自豪。她左看右看，越看越舒服。她说：“这可是我们共产党自己军队的服装，我日夜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终于实现了。”

在安塞休息一天之后，叶剑英派人送他们一行去保安。安塞离保安近百里。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张瑞华他们起了个大早，虽是步行，一天就赶到了。

张瑞华说：“行进在陕北苏区的大地上，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看到老乡们投来友好亲切的目光，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人们能够感受大自然空气中的清新，但一般体会不到空气中的“自由”。而张瑞华则由于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在白色恐怖猖撅的地下工作中，经历的困难太多，时间太久，政治上长时间的压抑和窒息，使她能体会出空气中的“自由”。这是一个革命者的特殊体会和享受。

到了保安，张瑞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人们引见时，她赶紧上前握手：“毛主席，您好，第一次见到您，心里特别高兴。”

“好哇，你是聂荣臻同志的夫人，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也很高兴。听说你们几位是长途跋涉，刚到保安，辛苦了。”

“不辛苫，毛主席你日夜操劳，你辛苦!”

“不能这么说，前方将士最辛苦，你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最辛苦。荣臻同志是好同志，他工作很认真，为人很正派，对党很忠诚。你们5年没有见面了，现在他正在领导部队整训，相对安定，你休息几天，到前方去看看他。”

毛泽东很忙，不断有人来找他，张瑞华赶紧告辞。

“他身材魁梧，但不胖，两眼炯炯有神，身穿灰布军装，头戴八角帽，说话慢条斯理，满口湖南腔，待人很亲切，一点不使人感到拘束。”这是张瑞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

在保安休息了几天，红军总部副官处给张瑞华准备了一匹骡子，派一名战士护送，向预旺堡进发。两天到了目的地。

“当时荣臻正在前方部队中工作，我第一个见到的是代理军团长左权同志。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派入到前方把荣臻找了回来。”张瑞华说。

左权原本与聂荣臻同住一间正房。见张瑞华来了，他就让人把聂荣臻警卫员住的西厢房腾出来，权作聂荣臻与张瑞华的团聚之处。

“那间土坯小屋，实在是太小”，只有正常房间的三分之一大，进了门槛就是炕，连放张桌子的地方也没有。“张瑞华满含深情地回忆说。

听说张瑞华来了，聂荣臻快马加鞭，半天时间就从前线赶了回来。

一对恋人，5年分手，极少音讯。一个是几乎天天处在战火纷飞，出生入死的环境；一个是战斗在魔窟，随时都有遇难牺牲的可能。他们的会面，感情上的甜酸苦辣是可想而知的。

聂荣臻紧握着张瑞华的手，仔细地端详着：

“你来了，一路上有很多危险吧。”他的眼神中充满着体贴关怀的感情。

“男儿有泪不轻弹”，张瑞华是“女子有泪不轻弹”的坚强女性，此时此刻，禁不住热泪滚滚。半晌才说了一句：“嗯嗯，你好吧。”显然是答非所问。

久别重逢，在一阵感情上的激动之后，他们终于进入了滔滔不绝的倾诉。

“荣臻是那样瘦。以前在天津、上海时还好一点，现在又瘦又黄。经常打仗，前有阻拦，后有追兵，天上有飞机，不可能很壮实。”张瑞华这样回忆说。可她并不知道，当时这一带是苦水区。水看上去很清亮，但不能喝，喝了就拉肚子。这也是聂荣臻当时显得特别消瘦的主要原因。

聂荣臻问起她一路辗转到陕北的情形，问起经常思念的女儿的情况，问起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老战友们……

“自长征以来，一切音讯都断绝了。我经常思念你们，这种时刻，就拿出你寄来的丽丽照片，看了又看，不知看了多少遍。”聂荣臻说罢，从皮包里拿出他珍藏着的聂力照片，递给张瑞华。

“起先，我经常把照片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留下了许多汗渍，容易变黄，所以后来我把照片放在皮包里，但仍然时刻随身带着。”聂荣臻补充说。

张瑞华接过照片，照片确已发黄，汗渍的斑点也依稀可辨。

照片上一岁多点的小聂力，站在公园的草坪上，带着稚气的眼神，看着前方。

聂力的命运，成了聂荣臻、张瑞华谈话开始时的中心话题。两人边谈边叹息。叹息声中，寄托着他们对聂力的无限思念深情。

随后，张瑞华把别离以后的经历，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聂荣臻则把一军团在中央苏区，如何东征漳州、第四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为何处处被动的情况，以及史诗般的万里长征的情况，毛泽东如何总是在关键时刻，领导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情况等等，尽情地吐露出来。

那间小小的西厢房，几天里溢出了如此多的一对革命夫妻的恩爱温暖之情。

聂荣臻要到前方执行任务，张瑞华在预旺堡住了三四天，他们又再度分别了。

“三四天，很快就过去了。有什么悲欢离合？习惯了。在残酷的环境中搞习惯了。无所谓悲欢，无所谓离合。离就离，合就合。离了就走，合了就一道生活。”张瑞华洋溢着女战士的血性，回忆那次与聂荣臻的那次甜蜜而又短暂的团圆时这样说。

十 从延安到晋察冀

告别预旺堡，张瑞华又回到保安。组织上决定调她到陕甘宁省委工作。

在河连湾，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接见了她。1931年，聂荣臻、张瑞华与李富春、蔡畅同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地方，他们很熟。李富春一见到张瑞华，就热情地招呼：

“时隔5年，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欢迎你，你想做些什么工作呢？”

“大哥(当时大家都这样亲切地称呼李富春)，蔡大姐好吗？”

“你一会就可以见到她，她现在是省委的组织部长。”

“我真羡慕你们，两人一起参加长征。不像我和荣臻，牛郎织女，天各一方。”说罢张瑞华大笑起来。

、 “小丽丽呢？”

“寄托给人代养了。”

一番交谈之后，张瑞华被分配在省委组织部任干事，不久又兼任省委机关党支部书记。

“在省委工作了不到半年。听说聂荣臻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山城堡打了个大胜仗，大家都很高兴。不久，‘双十二事变’发生了，中央决定，总部迁到延安，我跟着到了延安。”张瑞华回忆说。

1937年1月，陕甘宁省委撤消，成立陕甘省委。在机关交替之际，张瑞华想到自己没有在红军中工作过，向李富春提出，想到红军大学(后改名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要求。她那股投笔从戎的豪气还没有丧失。

“怎么，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李富春问。

“不是，我还是想学点军事，将来争取到红军中工作。”

李富春见她神态恳切，就说：“那只能同意了。”

于是，张瑞华于1937年1月进了红军大学一大队学习。大队支部书记是张际春，一起学习的有李中权等六七十个人，大多是老红军、老党员，也有少数平津地区来的知识青年。张瑞华与越南人洪水编在一个班里。

张瑞华说：“我在抗大学了半年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讲义。毛主席讲得非常深刻，学了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七七’事变时，我在抗大毕业了，以后又进了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主要是为了筹建陕北公学。唉！越想到前方干军事，我就离军事越远，在陕北公学当了两个月的党总支书记。又让我去筹建干部子弟学校。”她脸上流露出不无遗憾的表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新时期。为了统一战略思想，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沟召开了著名的洛川会议。

“中央想得很细，一天，罗瑞卿同志(当时任抗大教育长)突然通知我到洛川去。在延安出发时，康克清、汪荣华等同志也来，我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罗瑞卿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几位的丈夫要上抗日前线杀敌去了，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所以中央要你们到洛川与亲人团聚一下。”张瑞华说。以后不到半天，她们就登上卡车向洛川进发了。

几乎与此同时，聂荣臻乘马从一军团驻地三原地区出发，向洛川急驰。

张瑞华说：“荣臻他们开会很紧张，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只有吃饭的时候大家才能聚到一起。我们几个七手八脚，为他们准备了些简单的饭菜，但熟悉各人的口味，都是四川人，无非是辣子多放些，他们吃了直夸好。”

“离就离，合就合”，这种事搞习惯了。4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张瑞华与聂荣臻又不得不分手了。

话是这么说，但张瑞华还是很想念聂荣臻。有一次，她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托人捎去。信里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荣臻，你现在也成了大禹啦……”由于军团部一位参谋的粗心，误以为是写给聂荣臻的公函，拆开一看，知道闯祸了，赶紧向教育科长孙毅作了报告。孙毅说：“此事不可张扬，快把信封好，给政委送去。”好在聂荣臻当时很忙，没有在意，草草看完信就放下了。竟没有发现被拆开过。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公告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留在敌后，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久，组织上决定，张瑞华去晋察冀与聂荣臻会合。已经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找张瑞华谈话。开玩笑似地对张瑞华说：

“你不是羡慕我和蔡畅吗，现在好了，老聂在晋察冀，组织上给你搭桥，你就在桥上快跑吧，不会当牛郎织女了。”

“那当然。”张瑞华大大方方地笑着回答。

1937年12月初，张瑞华与潘自力、杨春茂、程露天等二三十个人，组成一支小分队，离开延安，向晋察冀进发。在山西省昔阳、和顺地区，与准备去晋察冀的美国军官卡尔逊会合了，周立波为卡尔逊当翻译。

1938年1月，他们一行来到娘子关附近的敌人封锁区，准备在娘子关以南的陉井附近，越过正太路，进入晋察冀边区。

周立波在他的文集第四卷里说：

“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个奇异的人，那是张瑞华同志，聂荣臻同志的夫人，她是我们这次同过铁路的唯一的女性。关于她有许多传说。有的说她扮做男孩子，在东北军中做秘密工作(这是误传)。这天晚上，她所表现出来的耐得任何艰险的精神，显示了她是一个不大寻常的女性。”

这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张瑞华说：

“那天晚上，因为天太黑，我们在过正太路时走错了方向，到了敌人的要塞娘子关附近。守关敌人听到有响声，就大声喝问。我们不敢出声，赶快隐蔽起来，但那头从陕北一直骑着的毛骡，它不懂得隐蔽，在黑暗中跑丢了。我们停了一大阵，等听不到敌人动静了，才悄悄向东，在陉井附近越过了正太路。”

周立波说：“我们平静无事地横过了铁路，只有张瑞华同志失掉了她的骡子。她在抗大得到的毛泽东同志的讲义，和她的行李，都被那头骡子驮着，送给娘子关的敌人，这是一个大损失。‘最可惜的是我所珍惜的毛主席的辩证法讲义’。她说。

张瑞华则说：“我把多年的重要纪念品和全部家当，都放在中央给的那匹骡子上。骡子跑丢了，那些珍贵的纪念品也就全没了。”

“我们一路上秋毫无犯，行军不走老百姓的庄稼地，每到一处，都要抓紧时机为老百姓家打扫卫生，宣传抗日主张等。群众仍称我们为红军。卡尔逊看了这些，不断地称赞我们。”张瑞华补充说。

过了正太路，因为卡尔逊要去访问徐海东的部队，张瑞华等与卡尔逊、周立波告别，于1938年1月的农历新年前夕，到达河北省阜平。

“看得出，他是很辛苦的，但精神很好，因为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刚开过，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张瑞华见到聂荣臻时是这样的印象。

她是位有高度自觉性的共产党员，只在司令部住到刚过完春节，看聂荣臻实在太忙，就匆匆来到晋察冀省委组织部报到。她被留在省委组织部当干事，不久又被分配到省委党校担任党总支书记。

“为了保密，省委党校对外叫农训班。当时党校的设备很简朴，抗大式的，学员共有两个队，课程主要是党的基本建设，时事政治，群众工作等，没有固定的教员，常有省委负责人来讲课，我也兼讲党课。除了教务主任张达以外，就是我这个总支书记，负责进行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还有几位管伙食的管理人员等。”张瑞华说。

实际上她在党校进行了大量工作。许多当年的学员回忆说：“我们有了思想问题，她就找我们谈心开导；毕业了又一个个谈话，教育我们服从分配，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要努力做好各项革命工作等等。”

1939年1月，晋察冀分局改称北方分局，彭真任书记，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张瑞华随即被调到北方分局组织部工作。

“新成立的机关很不健全，组织部没有部长，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忙着。当时由延安等地来晋察冀的人很多。因为从1938年秋天起，这里被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嘛，中央很重视，从各方面调人来加强晋察冀的工作。”张瑞华为聂荣臻取得的成就高兴，显出自豪的神情。她接着说：

“我几乎要天天跑招待所。与干部们谈话，征求他们对工作分配的意见，向领导报告，领导决定后我再告诉本人。那时人们的觉悟很高，都要求到危险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对领导的决定，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服从。我再为他们办理接转党员组织关系等手续。”

1939年夏天，北方分局设立妇女委员会，由张瑞华兼任妇委会书记，工作更忙了。

“这么多事，我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啊!”她向彭真提出。

于是，不多久，北方分局秘书长刘仁到分局担任组织部部长，姚依林接任分局秘书长。接着蹇先佛、狄子才、任彬陆续调来了。但机关仍然很精干，没有成立科，张瑞华被称为科长级干事。

相当一段时间，分局机关设在阜平易家庄，聂荣臻的司令部则随战事的需要，经常移动。聂荣臻与张瑞华很少见面。

“那是战争年代，各人忙各人的事。他到分局来开会，有空来看我一下，有时实在紧张，连看我一下的时间也没有，开完会就走。我也是一样，逢年过节，难得到司令部看他一次。战争年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几乎仍然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说完，她笑了。

做妇女工作，有一项任务是为红军团以上老干部介绍对象。他们长年征战，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红军中女同志太少，也缺少机会。如今他们大多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组织上决定要妇委会帮助他们解决恋爱婚姻问题。张瑞华就做过不少这方面的工作。

“我和荣臻在一起，两人都是正正经经，古古板板，都以工作为主，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是模范夫妻。组织上交代我为老干部介绍对象，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比如我给舒同(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志介绍了个对象，舒同是被毛主席称为‘马背书法家’的人，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开始两人谈得不错，不久就结了婚。但不到一个月就离婚了。我问为什么？舒同说，人家嫌我不会谈情说爱。大多是成功的，如孙毅同志(当时任军区参谋长)，我把妇委会的干部田秀娟同志介绍给他，两人就谈得很好，直到现在恩恩爱爱。”张瑞华笑着说。

1939年11月，张瑞华与聂荣臻一起参加了北方分局的组织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聂荣臻指挥所部，取得了雁宿崖、黄土岭伏击围歼战的重大胜利，歼灭日军1500多人，击毙了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日中两国朝野为之震动，各方贺电纷至沓来。张瑞华为丈夫高兴，共享了胜利的喜悦。

1940年百团大战后，聂荣臻由前线回来，向张瑞华说起了在陉井作战中，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和她的妹妹)的故事。

“说着说着，他的表情逐渐黯然，我知道他又在想聂力了。我的感情也一样。我们讲革命人道主义，从战火中救了日本小姑娘，我们唯一的女儿呢，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命运究竟如何？！”直到今天，张瑞华说起此事时，仍不免叹惜。

1941年秋天，张瑞华与聂荣臻共同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战争考验。

这年的8月中旬起，日军在冈村宁次大将指挥下，以7万多兵力，经过充分准备，从四面八方围攻晋察冀的北岳和平西根据地。日军采取了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战术，配合“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晋察冀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将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主力部队、后方机关，一举歼灭。

聂荣臻沉着地指挥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他命主力部队避实就虚，适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到外线，打击敌人运输补给部队。要做到“分散以避免与敌被动之决战，集结以打击分散搜剿之敌。”在合围圈内，以小股的民兵游击队，利用地形熟，运动灵活方便等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大打游击战。自己则率领军区机关，在敌人的合击圈内灵活穿插，吸引敌人，调动敌人，支持各部队的反“扫荡”斗争。

但从8月27日起，聂荣臻遇到了很大麻烦。首先是在阜平南的马驹石村，军区领导机关遭受敌机轰炸，出现了伤亡。日军的大部队接着分六路向阜平地区合击，聂荣臻及军区领导机关正好在敌人合击圈内。8月31日，当他率部向阜平南转移，渡过沙河时，与张瑞华所在的晋察冀分局(此时北方分局又改称晋察冀分局)机关，以及北岳区党委机关会合，得知沙河南敌重兵集结。他带军区和分局机关人员回到沙河北，又遇到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这样，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学校共8000余人被敌人重兵围住。9月1日，这8000入到达雷堡，又遭敌机轰炸。

“敌情异常严重，人人部显得非常紧张，都在注意着荣臻，如何指挥大家脱离险境。”张瑞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聂荣臻却异常镇静，她说：“单靠这8000人显然无法与敌人作战，于是我命一分军一团火速赶来，以掩护机关人员转移。另外我又分析敌人为什么两次轰炸，都能及时赶到，又目标准确？滴滴答答的电台电键声，给了我启示，显然是敌人用无线电测向技术测定了我们的位置。我命侦察科长罗文坊率领一支小分队，带上电台，到雷堡东北的台峪，以原用频率发电报，迷惑敌人。”

这两项措施果然灵验。一团及时赶到，稳定了人心；罗文坊将计就计，驱使敌人向台峪合围。聂荣肆则带着大队人马向西，一夜突出了80里，来到龙泉关西北的一个极其隐蔽的小山村常家渠。在那里隐蔽75天。其间两次突围，都因为发现突围方向有敌人而退回，第三次突围成功了。聂荣臻没有硬来，显示了他指挥上的沉着机智。

“那真叫险，稍一不慎，就将全军覆灭!”张瑞华说。

“我7天7夜没有合眼，这在我打的许许多多次仗中是仅有的一次!”聂荣臻说。

老两口晚年回忆这次严重的战争考验时，记忆犹新。

1942年春，北岳区大早，加上敌人大“扫荡”带来的严重破坏，人民群众和部队的生活，都遇到了严重困难。聂荣臻下令，部队不得在村子附近采摘已经被群众当作主食的杨树叶和榆树叶，宁可自己饿肚子，不与民争食。

“在边区财政会议上，荣臻作报告，号召军民团结互助，发展生产，共渡难关。他想起了群众三五成群，捋树叶充饥，想起被饥饿折磨得面黄饥瘦的孩子，想起了老人们出外讨饭的场面，想起了部队也只能吃野菜、树叶、黑豆等充饥的情景，讲着讲着，热泪夺眶而出。这是自结婚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会场上一片硬咽声。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场面极为感人，我的胃溃疡病，就是那个年头落下的根子。”张瑞华充满情感，回忆当年的困难。

这次会议以后，北岳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聂荣臻养了几只奶山羊，张瑞华则投入到开荒种地，纺纱织布等生产活动中。大生产运动帮助边区军民度过了1942年的严重自然灾害。

1942年晋察冀还面临着军事斗争方面的严重困难。

1941年秋季大“扫荡”失败以后，冈村宁次改变了策略，加紧对边区进行封锁、“扫荡”、“蚕食”与掠夺相结合，以封锁为主的战略。在北岳区筑堡垒1600多处，其密度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蒋介石在中央苏区构筑的堡垒密度还要大。另外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晋西北之间，在冀中平原与北岳山区之间，以至边区内的各县之间，都在进行挖封锁沟，垒封锁墙的活动。这使北岳、平西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四他之一，冀中则缩小了二分之一。

针对这种严重的困难局面，聂荣臻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策略。他命令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相配合，组成几百支二三百人规模的武装工作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越过封锁线，深入敌占区，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同时对分散守备的日军开展政治攻势。到1943年，使边区军事斗争形势迅速好转。“向敌后之敌后挺进”，是一次重大的战略性决策，得到边区军民的积极拥护，也受到了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好评。

张瑞华积极拥护这一战略决策。根据晋察冀分局的指示，她与分局组织部的同志一起，在组织工作中挑选精兵良将参加武工队，对到敌后之敌后有模糊认识的进行教育，对坚持错误态度的坚决撤换。

在“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不断取得胜利的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聂荣臻、张瑞华与边区军民一起，迎来了1943年。

这一年8月上旬的一天，聂荣臻对张瑞华说：“昨天接到毛主席的电报，要我回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告诉我说，你也跟我一起回延安，我要忙于各项交接工作，你就做些准备工作吧。”

“是啊，前几天，我们也接到中央通知，说是要开‘七大’，晋察冀党员人数多，按比例代表名额不够，要我们补选代表。我已经被补选为‘七大’代表。你就忙你的交接工作吧，路上生活方面的事，由我和司令部的有关同志准备。”

自从1941年1月彭真回延安以后，聂荣臻一直任代理中央北方分局书记。1943年8月12日，中共中央通知：聂荣臻任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在聂荣臻去延安期间，由程子华代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

8月27日，聂荣臻、张瑞华告别他们倾注了如此多的深情、心血和精力，在这里战斗了6年的晋察冀大地，于10月上旬回到了延安。

在延安，张瑞华、聂荣臻住在杨家岭的一座窑洞里，与刘伯承、陈毅的住处相邻。在聂荣臻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完晋察冀的工作以后，聂荣臻、张瑞华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从1943年冬开始，我参加了关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以毛主席的历史唯物主义却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张瑞华说。

以后他们又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七大”上，聂荣臻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十一 伟大的女性

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全党思想高度统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军无条件投降，延安和全中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在欢庆胜利之余，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高级干部，却在紧张地研究抗战胜利以后怎么办的问题。9月上旬的一天，聂荣臻对张瑞华说：“中央决定，要有所准备啊，国民党当局与我们打了十几年的仗，他们肯定是要与我们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毛主席日前找我谈话，要我尽快回到晋察冀主持工作，好迎接形势发展的挑战。”

“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走，我立即准备。”

“过两天有两架美军飞机来延安，一架飞晋东南，一架飞晋察冀。我乘飞机先走，目的地是张家口。你后走。”

“你放心吧，大李和小李，我一定将他们送到你的身边。”

这里说的大李叫李继津，当时11岁，小李叫李继宣，当时9岁。他们都是聂荣臻唯一的妹妹聂荣昌的儿子。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通过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他们由江津老家接到延安的。抚养和教育他们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张瑞华的肩上。

1945年9月9日，聂荣臻乘一架C一46型美国军用运输机到了灵丘机场。这架飞机是到晋察冀去接美军飞行员的。他们大多是抗战胜利前执行任务时飞机被日军击落，跳伞后被晋察冀人民群众抢救出来的。一到灵丘，聂荣臻在与美军飞行员合影后，乘汽车直奔张家口。

9月下旬，张瑞华接到通知，要她带上大李、小李由陆路去张家口。

“经过简单的准备，我们骑毛骡从延安出发。两个孩子不会骑骡子，我就叫警卫员将两头骡子一前一后，中间架上一乘轿子，我和孩子都坐在轿子里，在一名警卫员护送下，从延安出发了。”张瑞华回忆说。

他们一行，由延安出发，东渡黄河，经山西岢岚到河北阳高，来到张家口，一路上走了一个多月。

“唉，我们一-路上走的几乎都是山，好在骡子听话，虽然慢些，但稳当，终于赶到了张家口，当然是相当辛苦的。”

张瑞华他们到达张家口，已是10月下旬，聂荣臻此时正率部进军绥远，与晋绥部队配合，反击傅作义部的进犯。

张瑞华他们被安排住在东山坡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这里原是张家口地区侵华日军头子根本博的司令部。

由于长期的紧张和劳累，加上一路的颠簸，一到张家口，张瑞华就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和神经衰弱症，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她不得不休息治病。当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征求她工作分配的意见时，张瑞华说：“我还是休息一段再说，否则抱着病弱之躯，不能到职工作，这反而不好。”

12月中旬，绥远战役结束后，聂荣臻回到了张家口。他见张瑞华身体消瘦，满面倦容，就问：

“你这是怎么啦，是不是路上太辛苦了？”

“不知怎么搞的，近来老是胃痛，吃东西常吐，睡觉也很差。”

“你要请医生看看。”

经医生检查，确诊张瑞华患的是胃溃疡和神经衰弱症。

“那你就好好休息。”聂荣臻关切地说。

张瑞华想到，聂荣臻日理万机，自己虽然休息养病，仍应搞好家务，为聂荣臻分忧，于是，她有空就教大李、小李识字。

1946年4月，16岁的聂力来到了张家口，这为聂荣臻夫妇带来了无限的快慰。

说起1934年以后聂力的遭遇，充满了苦难和艰辛。

毛齐华受张瑞华之托，把聂力交给他在上海嘉定的毛齐华家抚养。毛家是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孩子又多，生活艰辛。聂力自然吃了不少苦。从小挖野菜，干家务，做农活，照顾比自己小的孩子，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稍大后，她进了嘉丰纱厂当童工，遭受资本家、工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住在又脏又挤的工厂集体宿舍里，过着非人的生活。

周恩来、邓颖超一直很喜欢聂力。当他们在延安从张瑞华那里得知，聂力在上海由毛齐华托人抚养，1938年就要龚饮冰通过毛齐华打听到聂力的下落后，设法把聂力接到延安。龚饮冰见到聂力，说明了来意，但小聂力很有心眼，怕上当受骗，被拐卖，坚持要爸爸妈妈来接才走。这样就失去了一次机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利用当时国共和平谈判的时机，周恩来再次叫上海地下党通过毛齐华设法找到聂力，这时聂力大些了，有了较好的判断力，看来人不像是骗她，就跟着乘小船，到了江苏淮阴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臣那里。张向她介绍了聂荣臻的情况，然后又派人把她送到了北平。在北平，叶剑英拿出一张聂荣臻的照片交给聂力说：

“你到了张家口，看谁像照片上的人，你就叫他爸爸。”

正值赵尔陆在北平谈判后要回张家口，叶剑英就请赵尔陆把聂力带到了张家口。

赵尔陆事前从北平给聂荣臻打了电话。聂荣臻、张瑞华听后极为兴奋。赵尔陆一回张家口，聂荣臻就叫秘书范济生去接聂力。到了东山坡，范济生告诉聂力，面前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聂力拿出照片，对了又对。聂荣臻笑着问：“怎么样，你看像不像？”

聂力笑了，随之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下扑到爸爸、妈妈的怀里，哇哇地大哭起来。哭声里蕴含着她10多年来所受的委曲，和眼前突然降临的幸福这两个方面的双重感情。

张瑞华早已潜然泪下。聂荣臻强忍着15年来思念女儿的激动，深情地抚摸着聂力的头，要她别哭，自己却两眼热泪滚滚。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人无不高兴和感动。

当平静下来以后，聂荣臻想问聂力的遭遇。聂力一口上海话，聂荣臻听不懂。聂荣臻浓重的四川口音，聂力也听不懂，好在张瑞华在上海生活的时间长些，就权作父女两人的“翻译”。

聂力来到以后，聂荣臻仍很忙，虽然尽量抽时间与聂力谈谈，也时而教她识字，但接触终交有限。抚养和教育聂力的责任，主要地又落在了张瑞华的屑上。聂力、大李、小李三个孩子，要管好、教好他们，决非易事。张瑞华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仍尽力而为，实在照顾不过来，她就把孩子托付给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帮助辅导。

聂力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她懂得眼前的幸福多么来之不易，所以一直发奋努力学习。她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由于不倦的努力，虽然1948年18岁时才小学毕业，但她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高中，又留学苏联，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回国后，她循着聂荣肆的足迹，始终奋斗在国防科研战线上。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她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女中将。

1946年4月8日，叶挺、邓发、秦邦宪等同志，因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全部牺牲。叶挺是聂荣臻的老战友。得知噩耗，他悲痛万分，奋笔疾书，写了哀挽叶挺的长联：

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再逢，孰知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这副长联，情深意切，当时曾刊登在延安的报纸上。4月17日的《晋察冀日报》，在报道4月16日张家口公祭“四·八”烈士的大会情况时，有这样一段话：“聂司令对战友之死，悲痛之极，当他以低哑的嗓音对着大家讲话时，泪水不可抑止地向下掉。这正是他在悼叶挺将军的一副长联中所说的，‘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了。”

张瑞华深深地理解丈夫与叶挺的战友深情。“四·八”事件后不久，叶挺的两个儿子叶正明、叶华明来到张家口，由聂荣凑夫妇抚养。张瑞华决心把他们抚养好，以慰聂荣臻的心愿。叶正明、叶华明进了华北联合中学学习。1949年进北京后的几年里，叶挺的另3个子女也来到了张瑞华身边，他们女儿叶剑眉、儿子叶正光、叶启光。

无论是自己的女儿，还是大李、小李、叶挺的子女，张瑞华都以伟大的母亲之爱，克服自身的病痛，始终一视同仁，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生活上关心体贴他们，思想上严格要求他们。以后这些孩子都是在聂荣臻夫妇身边，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毕业，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由于东西两线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夹击，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在东线歼灭大量敌人后，聂荣臻决定主动放弃张家口。

“啊呀，有的人把放弃张家口看成是革命失败了，好像一切都完了，他们弄不懂要争取战争主动权，就要不计一城一地得失的问题。”聂荣臻一次回家后对张瑞华说。“但我看我们必须撤出张家口，否则就会面临要打打不赢，要走走不脱的局面。中央局意见已经一致，决定撤退，家属孩子先撤，部队后撤。”聂荣臻补充说。

张瑞华表示支持聂荣臻的意见，然后仍然是一句话：

“你放心，你打你的仗，孩子安全由我负责。”

“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再次解放张家口!”聂荣臻斩钉截铁地加重语气说。

“是的，我也坚信这一点。”

第二天，张瑞华带着聂力、大李、小李、叶正明、叶华明，上了一辆卡车，跟着撤退队伍，沿着基本上是山区的公路，向南进发了。卡车因路况极差而颠簇得厉害，张瑞华忍着胃部的疼痛，一声不吭。远处不时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和激烈的枪炮声，她鼓励孩子不要紧张，同时作好了发生万一情况时掩护孩子的准备。卡车经过化稍营、蔚县到涞源。以后就没有公路了，只得骑骡子或步行。孩子们贪玩，休息时或下河摸鱼，或攀树罗雀。张瑞华要时时管理照料。还好，一路上除了有时孩子打架而外，没有出任何事情，终于平安地到达阜平。

阜平，被聂荣臻、张瑞华称为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对阜平有特殊的亲切感。到了阜平，张瑞华去拜访了当年熟悉的许多乡亲，到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

经过涞源会议，晋察冀的领导同志们统一了思想。聂荣臻在会上说：

“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实际上，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我们同它较量了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我们胜利了吗？蒋介石也不例外，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抗拒。”会议结束，聂荣臻率军区机关进驻阜平城南庄，与张瑞华会合。

涞源会议后，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晋察冀部队坚持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接连取得了易(县)满(城)战役、保(定)南战役的胜利，歼敌二万多人。

1947年初，鉴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部队需要轻装前进，在聂荣臻的关心下，晋察冀军区党委决定，创办子弟学校。聂荣臻说：

“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

在罗瑞卿副政委的亲自过问下，子弟学校于1947年3月1日在阜平陈家庄北面的沟槽村正式成立了。张瑞华身边的几个孩子都进了学校。

解放战争的形势在胜利发展，张瑞华多么希望能做点革命工作，好为战争出把力。但她知道，这几个孩子虽然都进了学校，仍需要家庭的教育和抚养。把他们抚养教育好了，使聂荣臻能集中精力于作战指挥，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并不因为子弟学校的成立而松懈用于孩子们身上的精力。

1947年4月上旬的一天，聂荣臻对张瑞华说：

“中央已经批准我们集中兵力打正太路战役，我要到前线去直接指挥作战。你要把身体养好，把孩子们照料好。”

“你放心，养病和照顾孩子，我都会注意的。你尽管指挥打仗，不要牵挂家里的事。”

聂荣臻从张瑞华那里得到的总是安慰。

张瑞华说的话似乎是很平淡的，但却表达了她对聂荣臻和对孩子们深深的爱心。只要想想她是大革命时期就出生入死的经历，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就可以知道她这样做，该是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自我牺牲。

当年华北的许多老同志，都说张瑞华是伟大的女性。

正太路战役，一个月歼敌3.5万人，解放县城7座，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说这种打法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

以后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接连取得了青(县)沧(县)战役、保(定)北战役、大清河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涞水战役、察南绥东战役、热西、冀东战役等一连串的重大胜利，共歼敌12万多人，解放了华北的大片地区。

张瑞华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深受鼓舞。

1948年5月，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聂荣臻任第三书记；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合併，成立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

华北局领导同志考虑到张瑞华的资历、能力和开展妇女工作的需要，任命她为华北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张瑞华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发动妇女支援前线作战，和在后方积极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

“但因为身体仍然不好，实际上休息多，工作少。”张瑞华谦虚地这样说。

1949年2月，张瑞华率孩子们进了北平。

进了大城市，医疗条件好了。聂荣臻看妻子身体始终不好，劝她住进了医院。1949年冬，任弼时同志身体也不好，要到苏联养病，张瑞华又跟他去了苏联。到1950年夏天，她的健康逐渐好转，便回到北京。

1951年起，张瑞华先后任华北局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副处长(副局长)、华北局农村工作指导处处长(局长)、中央组织部副处长(副局长)、处长(局长)。1956年当选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瑞华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健康受极大摧残，但她始终坚信党、坚持实事求是，同上述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8年后，张瑞华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91年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她为党、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生活上她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传统，从不允许用汽车接送孩子上学。对聂力要求尤其严格。她自己到机关上班，也都是坐公共汽车去。有次车子人太挤，她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就是这样，等伤好了以后，她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上下班。

1995年2月23日，张瑞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病逝!

本文共约5万字，发表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帅夫人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