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解放战争初期“打不开战争局面” 是因为没有“反腐败”吗？

2012年12月14日，上海《报刊文摘》从刘统《同舟共进》一文中摘编了《反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章。从全文看，认定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军区存在严重的腐败，因为不反腐，所以打不开战争局面；东北军区反了腐，很快扭转了不利局面，整师整军地歼灭敌人。我们认为这样的标题和立论，是很不妥当的。

我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一是战争性质，是不是正义战争；二是战略战术指挥是否正确；三是兵力对比。晋察冀军区解放战争初期作战能否打开局面，显然与兵力对比及指挥是否正确有关。

一．断言晋察冀军区不反腐，显然是认定其存在严重腐败。然而从摘文和刘统文中，却没有指出腐败何在，甚至连一件腐败现象都未列举。从摘文内容看，似乎是指晋察冀军区搞生产、办企业，后方摊子铺得过大，占用兵力过多，拖累了作战，成为“滋生腐败的根源”。这样的推理和断定，缺乏事实根据，也不合逻辑。因为总不能说，搞生产经营，办企业就是腐败，就必然滋生腐败。搞生产，办企业是否有腐败发生，腐败的严重程度和性质、危害如何，要靠事实说明。

二．反腐是不是扭转东北军区战局、打开局面的根本原因？摘文似乎也有贴标签做文章之嫌。凡了解东北历史的人大概都不可能把其战局的扭转归结为反腐败，而只能视为一个因素。东北战局的扭转，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党中央为解决东北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战略，从全国各战区调集了得以扭转战局，最后解放东北的足够力量。谁都知道，在林彪带领部队进入东北的前期，东北战局的局面，直到1946年6月，不仅没有打开，还在四平保卫战中，一溃千里，被敌军追至松花江以北，不仅丢了四平，就连被苏军和晋察冀军区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解放的沈阳和辽南、辽东的14座城市及辽西、吉林、黑龙江西部的广大农村也被敌占领。究其原因，恐怕不是因为存在腐败和是否开展了反腐斗争，而在于开赴东北的敌军过多，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进入东北的我军，又没有像晋察冀军区早在抗战时期就建成了那样巩固的根据地。至于东北军区当时一些干部和部队中存在着贪图安逸享受，留恋大城市，不愿到农村去发动群众，乃至少数人私自经商做买卖，出现了腐败问题和腐败堕落份子，鉴于建立巩固的东北农村根据地的迫切需要，着力加以解决是必要的。但当时的反腐，既不是部队的主要任务，更不是战局得以扭转的主要和根本的原因。东北战局扭转的时机是从1947年冬1948年春发动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攻势逐步实现的，内中原因，除了中央调集了足够扭转战局的兵力、物力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为其制定的适合东北情况的战略方针至关重要，这有当时军委发去的上百封电报为据。当然东北军区指战员的奋勇征战，也是战局得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三．断言晋察冀军区打不开局面，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聂荣臻司令兼政委（以下简称聂总）的指挥下，在朱老总未到达和到达晋察冀之初，就连续发动了易、涞、满战役；正太、青沧、保北战役。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的易、涞、满战役，歼敌1.6万人。毛泽东1月29日致电聂总等，“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毛泽东年谱》下册165页）。1947年4月到6月的正太、青沧、保北战役歼敌5.5万多人。其中正太战役就歼敌3.5万人，敌一个独立旅（兵力相当于师）基本被歼，副旅长、参谋长近两千人被我军生俘。仅固城一战一下就歼灭了敌4个团和一个美械化装备团。而且每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都发了贺电。尤其是被赞誉为“三战三捷”的正太、青沧、保北战役之一的正太战役，胜利在望时，4月22日，毛泽东的电文说：“你们现在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毛泽东年谱》下册184页。）他在另一个电文中还说：“先打孤立和分散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种战法，已使敌人完全陷于被动。”后来他还把这种战法，写进了他的十大军事原则。1947年7月20日，朱老总为这三次战役的胜利，专门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写报告道：“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南下正太、东出青沧、出击保定，三战皆捷，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和其他解放区一样，已具备发动强有力进攻的条件。”这怎么能说“只有华北打不开局面，没有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呢？

顺带说一下，摘文中所谓“割掉大尾巴”后，“当年10月就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了国民党第三军”，更显荒谬。清风店在保定以南的定州附近，连方位都没有搞清，假如清风店在保定以北，歼灭战是打不成的。因为保北即在国民党军北平总部的眼皮子底下，保定又是李文兵团重兵驻守之地；清风店被歼灭的，不是国民党第三军全部，而是他的主力，其所部刘英师当时留守在石家庄，这个师的被歼，是20多天以后晋察冀军区发动解放石家庄战役时的事。

四．关于晋察冀军区的“大尾巴”问题。看来摘文和刘统的文章都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发表了见解。据查阅史料和《朱德传》：

首先，摘文所说因为“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刘统文所说：“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都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中央领导机关转移到枣林子沟，于3月29、30日，中央开会决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执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央工委开始确定的目的地是“经五台去太行。”31日晚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区。（《刘少奇年谱》下册71页）4月26日，刘、朱率工委到达晋察冀军区的阜平县城南庄。此时聂总正在前线指挥正太战役，5月4日，正太战役胜利结束，在战役胜利已成定局时，5月3日，聂总才在平山县的封城村与刘、朱会面。刘、朱、聂等共同讨论了晋察冀的军事方面的问题。6月1日、6月3日，朱德、刘少奇先后致电毛泽东，报告晋察冀的军事问题，建议恢复野战军、成立军区后勤部。毛泽东6月14日复电朱、刘：“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注：见《毛泽东年谱》下册196页、《刘少奇年谱》下册80页、《朱德年谱》295页）刘、朱率领的中央工委3月30日离开延安，途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26日到达晋察冀的城南庄。由于了解到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土改中发生了偏差，加之认为留在晋察冀对未来时局发展更有利，于5月10日向中央报告，要求不去太行，留在晋察冀。5月11日中央回电同意。怎么可能5月临别时交给朱德一个任务呢？并且6月14日毛泽东发给朱德的电报中，一字未提什么晋察冀的问题。又何来1947年5月，“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好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看来，这纯粹是别有用心，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摘文和刘统文中使用的“华北”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华北，从地幅上是指晋冀鲁豫、晋绥和晋察冀。华北解放区的称谓，是1948年5月，刘邓大军南下、晋绥军区部队调往西北才形成的。两文把晋察冀说成华北，其用意无非是为了说明晋察冀军区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其二，1947年5月底朱老总到晋察冀部队视察，当他了解到自杨、苏纵队，由苏振华率领调回晋冀鲁豫后转调东北，晋绥部队调往西北，吕正操奉命率所部及另七个团调晋绥转延安后去东北，晋察冀部队的总兵力只有不足81000人，野战军只有3个纵队（每个纵队2个旅）和两个独立旅后，认为作战部队太少，不能适应未来“打大歼灭战”的需要，曾设想从二级军区所辖的地方部队抽调1至2万人充实到野战军。同时朱、刘听取聂荣臻的汇报和建议后，赞成成立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和军区后勤司令部；把军地共管的生产经营分开管理；把军工生产由地方部队分散组织改为统一组织、管理。这样，按照朱老总的意见，分别以朱、刘和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为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名义，晋察冀中央局于5月31日、朱德于6月1日向中央发电请示。中央6月2日批准了以上建议，下达了命令：成立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为第一、第二政委的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司令部，专管作战和训练；组建以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为司令员，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黄敬为政委的军区后勤司令部，集中保障野战军机动作战的军事辎重和物资所需；在军区后勤司令部设立军工局，统一管理军火生产，使其正规化。同时设立军事交通局，保障野战部队的机动作战；从各二级军区的地方部队（包括精简下来的生产经营人员）总计抽调了近1万人充实到野战军。这就是所谓被“割掉”的“大尾巴”。上述措施落实后，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刘转聂荣臻说：“各电均收，处置都很对。…….你们（指朱、刘）今后6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足见摘文把毛泽东6月14日电报中说的话，前移到“临别之托”，是极不负责的。

其三，有关晋察冀军区的生产经营、办企业，历史事实是：早在抗日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时，就逐步形成了规模，而且对于创建根据地，战胜日寇，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密切军民团结，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只要温故一下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授予“晋察冀军区抗日模范根据地”称号后，党中央决定将其经验、做法转发全军时，毛泽东、朱德和军委原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写的三篇序言，就能了然。正因为晋察冀的生产经营起步早，历程长，形成了比较规范严密的组织管理体制和严格的财经纪律。加之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整顿，包括几次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还根据生产经营任务的调整进行精简整编，裁减生产人员，充实作战部队等工作，相比之下，晋察冀的生产经营要比开展这项工作晚的军区和部队，要规范一些。经查当军区把整顿生产经营，精简从业兵员的报告送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后，毛泽东发电说：“非常赞成”。至于摘文说“利用关系，在北平、天津经商做买卖”。据查，没有这样的事。因为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地区的大中城市都被国民党军控制，我军不可能到那里公开搞什么经商、做买卖。晋察冀的生产经营、办企业，是晋察冀中央分局（1945年8月改为中央局）与晋察冀军区共同领导和组织实施的；生产经营的项目和功能，主要不是满足部队的生活所需，而主要是保障部队、地方武装的军事作战之需和补充根据地群众的民生，以巩固地方政权和军地、军民关系之需；除此之外还担负着中央下达的接济、支援陕甘宁等其他解放区的军火之需。因而晋察冀的生产经营、办企业完全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至于摘文列举的办煤矿、熬盐、制碱，生产硫磺、酒精等化工企业都是存在的，而且都是军火生产的必须品，也是生产经营的主体。上述军工生产任务，军队所需和外援部分由各二级军区承担，由军区军工生产局统管；地方武装所需由地方保障，当时是由中央局秘书长姚依林主抓的。对于军区承担的军火军工生产任务，朱老总视察后，认为不仅不能压缩减少，而且还要求加大生产任务。据《朱德传》载：“朱德对这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到晋察冀解放区，就着手抓军工生产，特别重视武器、炮火的制造。他提出要把分散的军工生产统一起来，要大规模发展炸药和炮弹的生产。说‘这与打垮蒋介石的时间有很大关系’。1947年7月11日和21日，他给毛泽东、周恩来发电报，建议召开华北各解放区领导人参加的兵工会议，推广晋察冀军工生产的做法和经验。当时他要求晋察冀兵工厂生产任务再增加一倍以上，多余炮弹可供各根据地使用。”还说：“华北军工生产会议后，晋察冀的军工生产在1947、1948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保障了各个战场的需要。就连战略决战时的淮海战役，由晋察冀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就达1640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加大军火生产任务，这也是被摘文肆意形容夸大的所谓“砍掉大尾巴”中，原设想从地方部队中调出1至2万人，实际调出近1万人的原因之一。

五．摘文所谓“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6月朱德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也与事实相去甚远。据档案记载，1947年6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包括从事生产、办企业的干部战士）总共8万1千人。这是因为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区虽由开辟抗日根据地时的约3千人发展到40多万人，但自1945年8月上旬起到1947年7月分三批调了22万多人开赴东北，支援东北创建根据地，对伪满残余武装和蒋军作战；所剩20万人，1946年双十协定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中央的特别嘱咐，裁减兵员10万。之后，晋冀鲁豫军区的杨苏纵队调入，与晋绥部队和晋察冀军区部队联合作战，由聂荣臻统一指挥，部队增加到13万多人，到当年8月，苏振华率所部调去东北，晋绥军区部队调离晋察冀，加上中央令吕正操带所部另7个团转道延安去东北，晋察冀军区包括各二级军区所属部队，总计只剩8万人略多，何来野战部队号称12万人；用于作战的又怎么会有7万人呢？对于摘文讲的那份所谓朱老总的“报告”，经查现存于北京军区档案馆的晋察冀军区的档案和战时电报，都没有查到这样的“报告”；《朱德年谱》《朱德传》中也只有（一）建立野战军，（二）建立军区后勤部，“使野战军脱离后方勤务工作，只管训练与打仗两件事。”等话，“大尾巴”的说法只在《朱德年谱》中提到，并无内容。再者，摘文所写“毛泽东要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既与事实不符，也与刘统原文不符。刘统原文是这样写的：“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刘、朱率领的是中央工委，中央后委是由叶剑英、杨尚昆率领的——笔者注）从延安到西柏坡（刘、朱到达的是阜平城南庄，两个月后，才转到平山的西柏坡——笔者注）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好华北部队作战的问题。”摘文把毛泽东托付朱德的事，写成了“其他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只有华北部队打不开局面，没有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委托朱德……“看看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编排，显然是为了突出晋察冀军区作战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然而历史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可以说如此编排是不负责任的篡改。

至于说晋察冀军区打不开战争局面，主要是指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尤其是1946年6月28日，军委命令晋察冀野战军和晋绥军区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联合作战，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权位于华北地区被国民党军占据的“三路”（平汉路北段和正太路、同蒲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各解放区联成一片。”据此聂荣臻、贺龙召开会议确定：三区联合部队先取大同，后取平汉，再取正太路的部署。之所以把战役首选目标定在夺占同蒲路，先取大同，巩固集宁，是因为晋绥野战军和晋冀鲁豫的杨苏纵队，当时都在晋西北的晋绥地域，晋察冀军区部队调过来参加会战较为现实、便当。为夺取大同，于当年6~8月首先发动晋北战役，为夺占大同，取同蒲路创造条件，扫清道路。经两个月作战，歼敌8千多人，击落敌战机一架，解放了晋北的十座县城和广大农村，控制了同蒲路北段，孤立了大同敌人。之后决心以15~20天夺占大同，巩固集宁。计划获军委批准后，于7月19日发起大同、集宁会战。为夺取会战胜利，成立了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张宗逊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为政委、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为副司令员（杨成武仍率所部攻大同）的前线指挥部。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和搞好会战，聂总于8月2日在阳高召开会议，确定了以5个旅攻大同，以4个旅打傅作义部可能救大同援兵的战役部署。之后，聂回到张家口，遂行其他任务。夺取大同，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扫清外围，第二阶段攻占大同，攻大同部队统由杨成武指挥。扫清外围的战斗进行了5天，共歼敌2千余人，扫清了大同外围的据点。之后发起攻城作战，战至9月3日，当大同北关、西关车站，东大街，东关等被我攻占时，蒋介石为了挽救大同危局，把二战区阎锡山所辖的大同划归傅作义的十二战区，并派陈诚飞到归绥，督促傅作义增援解围。9月2日，傅作义部以3个师由董其武率领夺取集宁救援大同。9月10日，这3个师进攻集宁。同一天，毛泽东电示张、罗，“歼敌方法最好将我主力突入敌后由西向东打，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四对一），先解决一个师，得手后再解决一个师，最后全部解决该敌。望按实情处理。”（见《毛泽东年谱》下册132页）此时我军前线主力25个团在集宁方向正与傅作义部董其武所率的3个师激战，接上述电示后，张、罗命激战将胜的我军主力，转歼傅作义的第二波援军2个师。这样我前线部队遂缓攻大同，置集宁方向于不顾，前线指挥部命两个方向的主力，在敌情不明，黑夜行军，组织不严密的情况下，西进就敌，奔袭打援。结果敌三路援军，一路被击退，一路打成胶着战。就是说打援军未达目的。尤其可惜的是，本来我集宁方向的主力部队，已将企图攻占集宁的董其武部三个师，经一天两夜激战，歼灭了其暂编第十一师大部和暂编第十七师三团共5千余人，内俘虏敌副师长以下2千余人，董的指挥电台被击毁，割断了董与傅的联系达5个小时之久，使董部陷入了呼叫无门的绝路。然而转歼敌援军的命令，一下给了董部以喘息之机，得以与傅部援敌会合，造成了集宁失守。这样一来，大同不宜再攻，会战只得就此结束。大同、集宁会战，历时一个半月，虽歼敌1.2万余人，我军伤亡约5千人，从敌我伤亡比例上说，不能说是败仗，但未能实现中央军委计划夺取“三路”“四城”首战的战役目的。对此毛泽东印象深刻，他说，“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某种程度上，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内。

历史的看，大同、集宁会战未能达成战役目的的主要原因，一是战略意图的主观愿望虽然是为了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良好意愿，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甚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的进程表明，当时夺取“三路”“四城”，是不合适的。二是上下级对敌情判断有误。假如在围攻大同的同时，我北线主力一鼓作气，把傅部董其武的3个师先全歼，再集中优势兵力对傅之援军，攻下大同、巩固集宁，夺取同蒲路，是有可能实现的。就是说对敌情掌握不准，指挥作战决心动摇，前线战情也掌握不准，是会战失利的主要原因。三是两个战区的部队，未经磨合，指挥员互不了解，通信联络跟不上，仓促会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常言道，没有常胜将军，部队打仗失利，当然有深刻的教训，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吃一堑长一智。

总之，这篇摘文的基本点是站不住的，因为它与基本事实相背离。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让这样的摘文流传于世，不仅有损于《报刊文摘》的声誉，更主要的是由于混淆了历史是非，把一个大战略区的部队和指挥员置于了受辱之地，由于一个时期来一些心怀不测的人，刮起了一股为林彪招魂翻案的妖风，这种影响就更突出一些。

杜 辛 吴炳洲 冯正午

张子申 周均伦

201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