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华北山头主义” 的罪名，三次大乱北京军区
发布时间：2017-08-09 10:08 作者：原聂帅办公室秘书周均伦 来源： 点击数：0
在“杨余傅事件”后两天，即1968年3月26日，林彪急令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第12次全委扩大会，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刘贤权等人一起到会，反复叫嚷：“在杨成武操纵、干预之下搞山头主义”，是北京军区的“主要矛盾”。要求会议“抓住主要矛盾”，“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大肆煽风点火。叶群则躲在暗处，找军区原来不在华北工作的主要领导同志谈话，专门捏造谣言，恶毒分裂军区党委。这样还嫌不够，4月9日，林彪、江青等人又亲自出马，捏造罪状，说北京军区的山头主义，已发展到“反政反民”，“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危险地步，进一步施加压力。他们这样倾巢出动，上下动手，一直搞了50多天，目的无非是想把郑维山同志和原在华北工作的一些同志整掉，把北京军区的权也交给他们所信任的人。据我们确知，在他们这次开展反“华北山头主义”运动之前，林彪曾提出由他所信任的×××当北京军区司令，因为在毛主席那里没有通过，未能得逞。并且毛主席和周总理在4月30日接见海、空军一个会议代表和“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再为郑维山、李雪峰同志开脱，令结束会议，他们才勉强住手，计划未能实现。由于“目的”没有达到，当然斗争不会结束。这是第一次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大乱北京军区。
第二次，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后，在1970年12月至下年1月中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林彪和江青一伙，把开了33天的这次会议，形成为反“晋察冀、华北山头”的“高峰”。会议后把四个中共中央的专题文件（1970年76、77号，1971年6号、24号）和郑维山、李雪峰的检讨，发到全党全军，以扩大影响。这次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自称未受任何人委托，闯进会议，还带了谢静宜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开会的京西宾馆私设指挥点，与黄永胜、李作鹏及×××、×××等人勾结，疯狂对抗周总理。她硬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同反党分子陈伯达扭在一起，编造了一整套的谎言，并且只许郑维山、李雪峰和军区领导班子中在华北工作过的同志伏罪，不允许申辩。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政治头头”。说郑维山、李雪峰伙同陈伯达反对林彪，是“陈伯达的文臣武将”。说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李雪峰、郑维山奉命陪陈伯达到内蒙“可能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李、郑帮助陈伯达反党篡权；说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恃无恐，就是有“华北山头”给他“作后盾”。说“华北山头”实力雄厚，有“七个军”（实为八个军），有从副司令傅崇碧，一直到文工团吹小号的一大批“坏人”、“特务”，还有一套“打烂×××军，乱保定，放开一条路，让坏人冲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反动战略计划”。说“北京军区要走东条英机的道路”，等等。就这样江青还觉得没有把问题讲透，于是第二天又到会继续发挥，最后竟然把她和林彪等人制造的什么“二月兵变”、“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大夺权”、“围困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还有什么“午门会议”、“北图事件”……等等，一古脑都和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联系起来，干脆把北京军区说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华北会议由于受到江青、林彪几个死党的严重干扰，使毛主席和中央规定的“以批评达到团结”的会议方针遭到破坏，完全与毛主席后来批示的“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结果是：改组了北京军区、军区内蒙前指、河北省委、河北省军区，李雪峰、郑维山同志被整倒，军区领导班子中原在华北工作的同志几乎都受到批判。会议后，军区机关又按照华北会议的调子和作法，开展了两个月的运动，宣布“山头主义窝子”被“捣烂了”。这样，林彪、“四人帮”反“华北山头主义”的“目的”总算达到了。然而，这场斗争还是没有了结。
第三次，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在北京军区又掀起了反山头主义的轩然大波。这是因为“四人帮”一伙以及×××、×××同志掌握的清查林彪反革命罪行的专案组汇集整理，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之一、之二中推论：既然林彪和陈伯达是一伙子，而华北会议把“华北山头”和陈伯达的关系说得那样密切，据“理”推断，当然不能不和林彪也有密切关系。然而他们又找不出郑维山、李雪峰等同志和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任何“罪证”，于是便不顾他们原来宣布的说李、郑反对林彪，搞得林彪“都不便找×××军的人谈话了”的“事实”，给“华北山头主义”来了个全面升级：把“华北山头”的归属，由陈伯达为“太上皇”，升格为“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把山头的性质，由陈伯达的“反革命根据地”，升格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把李雪峰、郑维山，由陈伯达的“文臣武将”，升格为林彪的“大将”。于是，在军区机关和原华北部队又开展了“挖山头主义窝子”、“平山头主义基础”的运动。此后，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对华北会议后已经宣布捣烂了的“山头主义窝子”，又断断续续地捣了多次。甚至把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由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的打倒杨勇、廖汉生同志，大乱北京军区的事件，也说成“华北山头”“搞的鬼”。
以上说明，林彪、“四人帮”用这根魔棒打击北京军区，完全是随心所欲的。他们想给它加上什么罪名就加上什么罪名，绝不需要任何事实根据；他们想把它列在谁的名下，即使没有历史渊源，又无任何罪证，也可以捏合到一起；他们想怎么捣就怎么捣，甚至捣烂了还可以接着再捣。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那有这样的山头主义呢？！结果，他们越是这样三番五次地挥舞这根魔棒，就越暴露出问题的虚假，越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实质。
林彪、“四人帮”给“华北山头主义”所列“罪状”，十分虚假可笑。
一、在“杨余傅事件”上，中共中央为此案的平反决定明确指出：所谓“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捏造的。”因此，中共中央1971年6号、24号文件上所讲的：“北京军区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以及林彪、“四人帮”在各种场合加给北京军区的此类罪名，都失掉了根据。现在中央已为这个事件公开平反，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就无须再说了。
二、所谓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伙同陈伯达进行反党”问题。这项罪名，缘于毛主席在由江青、康生导演和授意某军政委组织编写的《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的批示，即：
“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
因为毛主席的批示是导致华北会议召开的源头，又是会议着重追究的问题，自然成为会议《结论》、定案、后来演变升级的核心罪名；又因为华北会议上把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严重，因此需要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为这桩冤案平反的决定中推倒这四项罪名的原文照录如下：
1、 “所谓把陈伯达捧为太上皇”和所谓“背着中央勾结陈伯达”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组长，分工管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并要北京军区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向他请示，这是历史事实，不存在北京军区和郑维山同志把他“捧为太上皇”的问题。至于两次陪陈伯达“周游”华北问题，郑维山同志都是奉命行事的，而且事后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根本不存在“背着中央”的问题。把郑陪陈去内蒙古说成是“勾结”陈伯达为庐山反党“作准备”，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2、所谓“紧跟陈伯达在庐山反党”问题。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在华北组煽风点火，汪东兴随后作了言辞更为激烈的发言，并代表八三四一部队要求新宪法写上设国家主席一章。在这种情况下，郑维山同志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是错误的，但二十七日郑就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作了检讨，并如实反映了陈、汪在华北组发言的情况，此信如还有，当存中央档案馆了。郑当时的表态，是属于上当受骗。
3、所谓“包庇陈伯达”的问题。这是指对九届二中全会的传达。事实上，对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北京军区是按照中央决定办的，事前请示了军委办事组，事后向毛主席汇了报，根本不存在包庇陈伯达的问题。
4、所谓“打击陷害×××军”问题。林彪、“四人帮”为破坏北京军区同×××军的关系，搞了大量阴谋诡计。该军调华北不久，林彪便当面对郑维山、陈先瑞同志说，×××军的某个领导要“调换”，事后又通过军委办事组再三催促，军区才报了个意见。“杨余傅事件”后，林彪却反咬一口，污蔑郑维山同志“阴谋改组×××军领导”，“调换×××军师以上干部”。在支左问题上，因×××军支持了与驻河北的其他部队相对立的一派，军区虽反复做工作，但意见未能一致。林彪、“四人帮”又利用这个问题大肆挑拨，污蔑郑维山同志“排斥、打击陷害”×××军，对×××军采取了“搞臭、摧跨、撵走的反动方针”。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又捏造郑维山同志伙同陈伯达搞了一个“打烂×××军，乱保定，攻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计划”，把北京军区搞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些直接同反对林彪联系起来，说搞得林彪“都不便找×××军的人谈话了，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不实之词。”
中央、军委的平反决定中推倒上述四项罪名，是经过认真查证的，其具体根据是：
关于把陈伯达捧为“太上皇”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以后成了政治局常委。随着文化大革命迅速成为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中央“文革”的权力与日俱增，后来竟居于国务院、中央军委之上。陈伯达作为这个小组组长，当然也就成了权重势盛、风云一时的人物。他发号施令，到处伸手，这种情形是那时历史条件形成的。当时不独北京军区是如此，在全党全军全国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还分工管华北地区的三支两军的工作。1967年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给郑维山和北京军区常委传达了他给林彪的亲笔信，大意是：中央决定陈伯达负责解决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由谢富治、郑维山等协助，建议在华北地区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海、空军领导同志参加。这封信是经过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圈阅同意的。8月9日，周总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又根据中央的决定，重申了陈伯达的上述分工。中央的分工决定是：周恩来管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总理在这次会上还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巩固，三年收尾”和主席的最新指示，实现主席明年春或稍晚一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这就确定了陈伯达对华北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不但有权作“指示”，而且军区对他的“指示”，有组织服从的关系，这是党的组织纪律所决定的。如果把这说成是郑维山和北京军区及华北把他捧为“太上皇”，显然是不公正的。
关于李雪峰、郑维山“背着中央”，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问题。按照当时陈伯达的地位和分工，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的情况下，他有权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到华北各地视察工作。他要乱跑乱说，如果中央不加阻止，李、郑和北京军区、华北地区是阻止不了的。至于说到郑维山和李雪峰陪他两次“周游”，那也是上面决定的。第一次是1967年12月25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见军区党委全会成员时康生宣布的。当晚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事组又通知郑维山、李雪峰随行。26日李、郑陪陈出发，次年1月7日返京，去了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四个地方。9日以陈伯达、李雪峰和郑维山的名义，把当地的情况，向毛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作了报告。后来中央对报告中请示的一些问题，如省会搬石家庄、由北京军区出面筹组省革委会等，还作了同意的答复。对于陈伯达这次出行，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是知道内情的。……还须说明的是，这次“周游”前，李雪峰同志在京赋闲，等待分配工作，没有介入河北的任何事情。当时的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已成立了革委会。只剩下河北，因保定、唐山、邯郸问题未解决，影响省革委会成立的进程，而毛主席又催促甚紧，并且在一次怀仁堂会议上亲自提议李雪峰同志出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这次陪陈出行，中央的意图是让他亮亮相，为他即将复出造舆论。第二次是1970年7月，陈伯达由天津经石家庄到太原，他几次要郑维山同志陪他，郑都以开会、腾不出时间没有去。后来他又说由太原去内蒙，在内蒙同华北各省市的负责同志议一下毛主席委托的华北经济协作问题，向主席报告。当时郑维山同志作为军管内蒙的主要负责人，也想借此机会解决内蒙和包钢的生产问题，并向其他省市求援。于是便把这些情况向军委办事组作了汇报，黄永胜答复：“如无时间，太原可不去，内蒙还是要去。”陈伯达在石家庄要李雪峰同志陪他去太原，李以山西不是他工作的属地为由没有去。陈伯达要去内蒙谈华北的经济协作，开始李雪峰同志说不去，由刘子厚同志去，郑维山因内蒙有求于河北支援，给李打了电话，李经请示中央办公厅，才由石家庄直接去了内蒙。此次随陈去内蒙的还有国务院业务组的纪登奎、余秋里同志（纪因故未去）。这次陈伯达在内蒙共活动6天，16日接中央通知飞回北京。后来我们还看到了毛主席批转的他这次华北之行的报告。说明陈伯达这次周游，中央是知道的，根本不存在李、郑等“背着中央”，听任他乱跑乱说的问题。
（作者系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人、正军职秘书、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