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以动造势 在运动战中主动歼敌

我国历代兵家都十分强调“势”在用兵作战中的重要性。大凡古代兵书，几乎都要讲到势，并强调要“乘势”、“任势”。

《孙子兵法》讲：“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也。”

《虎钤经》指出：“兵之胜败，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胜，怯者不可必败，率由势焉耳。”

《卫公兵法》揭示：“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功济；如从未可，则击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

《百战奇法·势战》强调：“凡战，所谓势者，乘势也。因敌有破灭之势，则我从而迫之，其军必溃。法曰：‘因势破之。’”

……

从以上不难看出，兵家们讲的“势”就是军队在作战中所处的有利态势。兵家们的一个共识就是：在作战中要乘势、任势。

聂荣臻酷爱兵法，熟知韬略，对于“势”在用兵作战中的作用，自然更是深知明晓。然而，与前人有所不同的是，他不仅注重乘势、任势，同时更加注重造势。他认为：战场上的机遇和有利态势，不仅需要我们善于去把握，而且还需要我们善于努力去创造。特别是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进，人的主体智能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愈益突出，“造势”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那么，军事指挥员应该怎样在战场的舞台上造势歼敌呢？聂荣臻吸取古代“动则生阳，静则生阴”的思想，结合指导战争的实际体会，他提出：“在军事上就是要‘动’，用动造成变化，再从‘变化’中寻机歼敌。”（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58页）这样一来，以动造势，指挥部队在宽大机动中歼敌，就成为聂荣臻兵法的一大特色，这也是他指挥大兵团开展运动战的一出拿手好戏。

一、力求主动 不计一城一地得失

运动战是劣势军队创造有利态势、夺取主动，赢得行动自由的重要手段。在实施运动战的过程中，就攻城占地与争取主动、歼敌有生力量的比较而言，后者又始终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对此，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在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时，他十分重视并强调：“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40页）这样一来，聂荣臻以战略家的姿态从战争全局的高度着眼，从战场上造势、任势的价值取向出发，他在指挥作战中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死拼硬夺，从而使部队进退自如，处处主动，赢得了从更大规模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机和有利条件。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撤围绥远、放弃集宁、退离张家口，就是聂荣臻灵活地贯彻运动战思想力争创造有利态势的生动体现。

首先，让我们看看绥远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调集大批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企图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其中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部联合绥蒙伪军，于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以骑4师、第35军、第67军、暂编第3军等部进占归绥、集宁及平绥铁路丰镇至归绥沿线，企图攻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控制平绥铁路全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军区集中冀察、冀晋、冀中3个纵队，晋绥军区集中5个旅，共计14个旅5.3万余人在聂荣臻、贺龙指挥下发起绥远战役。10月18日，聂荣臻下达命令，各部队开始行动。晋察冀军区以3个纵队共7个旅，分别向官村、聚乐堡、丰镇等地发起攻击，并于22日攻占了上述地区，从而切断了傅作义部与国民党阎锡山部的联系；晋绥军区以5个旅攻占凉城、陶林等地，歼灭第35军及骑1旅各一部。傅作义部遭到打击后，立即向归绥方向收缩。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乘势向西发展，24日收复集宁、丰镇；晋绥军区部队向卓资山发动进攻，26日歼灭国民党67军所属新编第26师5000余人。当日，晋察冀军区部队与晋绥军区部队在卓资山会师。此时，国民党军全线西撤，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2.4万余人猬集归绥，第67军等部1.2万余人集结包头，并加强工事，准备凭坚固守。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先集中主力于10月31日合攻归绥城，并派出一部兵力西出包头断其退路。由于敌人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我军缺乏攻城经验及攻城火器，攻击半月未克。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与贺龙商量，立即改变计划，以晋察冀军区继续围攻归绥，晋绥军区部队转兵攻打包头，争取归绥国民党军守军出城救援，以求野战，发挥我之长处，转化目前态势；待包头攻克后晋绥军区部队再回师会攻归绥。11月12日至12月2日，晋绥军区部队数攻包头不克，但击溃了由归绥、五原出援之国民党军一部。至此战役双方已成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否需要把战役继续坚持下去？聂荣臻认为：我军兵力在归绥、包头两点虽然都略占优势，但不占绝对优势，攻城不下，对峙久了，则势必消耗过大，粮食、弹药的供应将会更为困难。就当前态势来看，要攻克归绥、包头，必须增加足够的兵力，而事实上，这在当前是办不到的。况且时值严冬，塞外的天气给我军作战也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要争取主动，就应该不计一时一地的得失，适时结束战役，以利重新相机主动歼敌。聂荣臻的意见得到了贺龙的完全赞同，随即经请示中央军委，并获得同意，该战役于12月12日正式结束。在历时两个多月的作战中，我军把猖狂进犯解放区的傅作义部队，一直打回了归绥、包头，先后歼敌1.2万余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由于聂荣臻善于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争取主动，因而使该战役避免了陷入消耗战，从而为保存实力、继续再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让我们再看看大同集宁之战。

1946年1月，共产党与国民党双方同时下达停战令后，国民党军以谈判为缓兵之计，一方面海运、空运其主力向解放区周围集结，一方面以伪军为先锋向解放区边缘蚕食。特别是7月份以后，驻大同的国民党军不断出扰，对以张家口为中心的解放区基地形成夹击之势。为拔除大同国民党军据点，进一步孤立绥远傅作义集团，求得与晋绥解放区更广泛地联成一片，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攻取大同。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环境看，大同易守难攻。它的城西北山岳拔起，婉蜒至城东，山岳像一把圈椅似的把大同拱卫着；城东有一条御河，可依水设防。为此国民党军把大同当作“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

为了做好攻取大同的准备工作，8月2日，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在阳高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决定：以6个旅的兵力攻打大同，力争20天内将其攻下。与此同时，为防止南口方向的敌人3个师的西援，命杨得志纵队隐蔽在延庆、永宁一带阻击敌人；为防止傅作义的4个师东犯，又确定以5个旅的兵力开赴凉城地区准备打援。为统一指挥，由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分负责同志组成前线指挥部（阳高会议后，聂荣臻回到了张家口）。

我军从7月31日开始肃清大同外围据点。然而战斗进展得并不顺利。大同外围的敌人大部分退缩在城关及郊区，我军虽然经过相应准备，由于部队缺乏攻坚经验，兵力、火力不集中，进展缓慢，直至9月4日，大同城郊的据点才一个一个地啃下来。

正当我军准备攻城的时候，敌情发生了变化。蒋介石鉴于大同危急，签发了一道命令，把大同划给了第12战区，归属傅作义管辖，促使傅作义为大同解围。此举见效，傅作义接到命令后，马上命令第35军3万多人分南、中、北三路倾巢东犯，企图夺取集宁，解围大同。

9月10日，我军主力于集宁城郊与傅作义部队展开激战，虽然敌人一度攻占我卧龙山、南营房等地，最终却仍然陷入我包围之中。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敌被歼5000多人，西退的道路被我切断，我军已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然而，我军前线指挥部没有完全掌握集宁的敌我情况，一天之内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当12日开始向敌人进攻时，敌101师已赶来增援。我军又转向西面去打援敌，这样集宁的敌人与敌援军开始两面夹击我军。显然，我军这时已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与敌人硬拼消耗，继续把战役打下去，还是保存实力，争取主动，以求再战呢？前线指挥部向聂荣臻进行了请示。聂荣臻果断下达命令：放弃集宁、撤围大同。

这样一来，急剧恶化的敌我态势，很快地被扼制住了。否则，我军将付出无为的、更大的代价。

在这里，显然我军前线指挥部在指挥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没有连续作战、一举攻下集宁，使集宁的敌人有了喘息的机会；没有坚持打下集宁的敌人后，再打援军，而是放下集宁的敌人转打援军）。但是，就是在这种既成事实的危境面前，聂荣臻却能果断撤兵力挽战局。这不能不说是一股勇气，是一种智慧。它是聂荣臻不计一城一地得失，重在求得主动，以利歼敌思想在战争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最后，我们来看张家口保卫战。

1946年9月，华北国民党军相继侵占了大同、集宁、丰镇和承德等地，对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形成东西夹击之势。随后，在东线，国民党李文兵团的第16军、第53军，沿着平绥铁路向怀来发动进攻。在西线，傅作义主力第35军的3个步兵师、新编骑兵第4师和骑兵纵队等部，以及阎锡山的暂编第38师，集结在大同、集宁一线，待机行动，随时准备与李文兵团争先抢占张家口。可见，当时我军在张家口的形势是十分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张家口是固守还是主动撤离，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对此聂荣臻认为：“我们的整个作战部署，应该着眼于歼灭敌人，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能守就尽量守，形势不利时就只进行掩护作战，不作坚守，准备放弃张家口，以便摆脱被动，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参见《聂荣臻回亿录》下，第631页）随即，聂荣臻指挥部队，一面从容地作好撤离张家口的准备，一面以张家口作钓饵，集结主力部队，随时准备选择敌一路予以歼灭（得手后再歼灭另一路）。

作好了如上部署，我军从战略的全局上便获得了进退自如的主动权，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对分路进犯之敌予以重创，适时把握战机撤出张家口，丢掉这个包袱，让敌人将其重新背上，并且动弹不得。

聂荣臻深知蒋介石和傅作义之间的矛盾很深。蒋介石让嫡系部队李文兵团抢先占领张家口，目的是使张家口不落在傅作义的手中。然而傅作义是绝不甘心示弱的，只不过他刚刚在绥远战役和大同战役中受到重创，对此记忆犹新，暂时不敢贸然东进罢了。这样，聂荣臻分析，敌人的主攻方向将是东线，在东线的敌人没有得手前，西线的敌人是不会轻易东进的。于是聂荣臻调集了8个旅的主力部队于东线怀来、延庆地区，决心首先在那里对付李文兵团的东线进攻，在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再撤出张家口，打乱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与此同时，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我军在东线平绥路作战，保证我军顺利地从张家口撤退，聂荣臻让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和冀晋军区政委王平指挥6个旅的兵力，在平汉路北段发动进攻。

9月29日，李文兵团的4个师在猛烈炮火及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怀来发起进攻。聂荣臻指挥我晋察冀野战军东线部队先以一部兵力节节抗击，迟滞、消耗敌人（李文兵团付出巨大伤亡后，才进占了东、西花园等地）。随后，10月3日夜，我军集中兵力开始反击，当夜于东西花园全歼敌第16军的一个团及一个营；8日，于马刨泉展开伏击战，全歼第94军的一个团；10日夜在田家庄全歼第94军第121师师部及一个团。与此同时，出击保定南北地区的部队，在那里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控制了120余里的公路。

这时，蒋介石眼看着让李文兵团抢先占领张家口的愿望就要落空了，于是他又重演把大同划归第12战区的故伎，又把张家口划归了第12战区，促使在西线按兵不动的傅作义兵团尽快从西面发动进攻。蒋介石的部署正中傅作义的下怀。随即傅作义调集了2万多人的兵力，从集宁向张家口的侧背迂回过来，不久便占领了张北，造成了对张家口我守军的不利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认为，我军已达到利用张家口重创敌人的目的，作战已到了预先准备撤离张家口的时机。于是，他从容不迫地向部队下达了命令：撤离张家口。

撤离张家口，虽然使我军失去了一座城池，然而聂荣臻并没有沉重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撤离了张家口，因为是回到根据地去，并没有茫然的感觉。相反，放下了这个包袱，我觉得更自由了！在回根据地的路上，中秋节的夜晚正好经过西陵，天上的月亮很圆很大。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下了车，观赏了月夜的西陵景色，可真是悠哉游哉了！”（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38页）

这就是一种大将的风度，这就是对毛泽东运动战战略思想深刻领会、灵活运用的结果。

后来，1946年10月22日，在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涞源会议上，聂荣臻系统全面地讲述了他对毛泽东运动战精神实质的理解体会，并且就撤离张家口问题上的得失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聂荣臻指出：从战争的全局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实际上，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正是为了将来的胜利。所以，我们撤离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在对张家口当时敌我态势进行分析时他进一步指出：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的力量又弱于敌人，就是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如果我们把主要的兵力，都纠缠在张家口，要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家口就变成一个包袱，看你有没有决心把它丢掉。而我们决定撤离张家口，就是决心丢掉这个包袱，回到我们的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在那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以在运动中歼灭更多的敌人，这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实事证明，聂荣臻的见地是极其正确的。由于我们放弃了张家口，丢掉了包袱，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态势，获取了行动的自由权（相反敌人却背起了包袱，失去了主动的态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此在这以后我晋察冀部队连续进行了易（县）涞（水）、满城、保（定）南三个战役，都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一举歼敌1万6千多人，为以后主动进攻，争取更大胜利创造了条件。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与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31页）

二、大踏步进退 于宽大机动中造势歼敌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敌我态势的发展变化，我军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聂荣臻深知运动战之要旨，凭借华北战场这个广阔的舞台，指挥部队忽东忽西，忽分忽合，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有效地调动了敌人，创造了有利态势和歼敌战机，将敌人搞得处处被动，到处挨打，从而导演出在运动中造势歼敌的一幕幕活剧。在这一过程中，聂荣臻把运动战的战法运用得灵活自如、出神入化。有的是将驻止之敌调动为运动之敌予以歼灭；有的是将集中之敌调动为分散之敌予以各个击破；有的是将谨慎之敌调动为冒进之敌予以割裂围歼。风格不同，各得其妙。

1947年4月的正太战役，就是聂荣臻指挥部队于运动中造势歼敌的一个成功战例。

1947年春，国民党北平行辕为确保北平、天津、保定战略要地，维护交通线，保持与东北国民党军的联系，将其正规军9个军收缩在平、津、保地区及其间铁路沿线，并以第94军等部7个团的兵力向大清河以北地区进行局部进攻；石家庄外围和正定至太原（不含太原）铁路沿线只有1个正规军和保定总队守备，在战略上已基本处于守势。

聂荣臻分析了这一形势，并且针对娘子关地区为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与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的接合部，两个绥靖公署部队互不支援的有利条件，决心发起正太战役，首先进攻东段，对石家庄外围的敌人展开攻击，然后以主力向西大举破击。

4月3日，聂荣臻下达命令，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第2纵队，杨成武指挥第3纵队，向石家庄北面开进；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第4纵队，向石家庄南面开进。4月9日，我军3个纵队南北配合，向石家庄外围之敌发动猛烈进攻，经过3昼夜的激战，肃清了敌人90多个据点，破袭了石家庄至获鹿的铁路，歼敌第3军1个团和和地方团队共1万多人。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敌第3军龟缩在石家庄城内，固守待援，不敢出战。此时，国民党保定绥署为解救石家庄之危，急忙抽调94军大部和53军等部，向我大清河北地区进攻，以实现其“围魏救赵”之企图。对此，聂荣臻丝毫不为其所动，在完成第1期作战任务后，毅然挥师西进。

在正太战役的第2阶段作战中，聂荣臻指挥第2、3纵队主力沿滹沱河两岸秘密西进，一举攻克了井陉、获鹿，随后沿正太铁路及其西侧向西进击。第2纵队从北面逼近了阳泉；第3纵队攻克了娘子关，进至阳泉以东以南地区，与第2纵队构成了会攻阳泉之势。阳泉是山西的重工业原料基地，是阎锡山的心腹之地。阎锡山惟恐阳泉失守，遂令第33军主力分别从太原、祁县等地乘车东援；命令独立第8、第10总队主力也急奔阳泉。对此，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聂荣臻下令我军主动大踏步地后撤，从而让援敌开进阳泉，使阳泉敌人总兵力达1.1万余人。随后，聂荣臻命令我军大踏步地前进，并采取迂回包围、猛插分割、断敌退路的战术，以第2、第3纵队从正面抓住敌人，第4纵队从井陉地区西进，逐步压缩包围敌人。5月2、3日，我军经过两天奋战，将阳泉、寿阳、狼峪等地的大部分敌人歼灭。稍后阳泉附近狮垴山固守的阎锡山在日本投降时收编的日军500多人，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由大队长滕田信雄率领，也向我军投降。至此，东自获鹿，西至榆次，360余里的正太铁路全被我军所控制。整个战役历时30天，歼敌35000多人，解放了7座县城和3个矿区，进而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大清河北战役，是聂荣臻实施宽大机动，调敌出援，乘虚而歼的一个杰作。

1948年初，国民党军集结16军、第94军之第43师、第13军之第4师及2个保安总队进犯大清河北地区，企图摧毁人民政权和解放军地方武装，以达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区之目的。为粉碎国民党军的企图，聂荣臻指示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罗瑞卿兵团，决心以第3纵队大踏步地前进，奔袭徐水、漕河之线，尔后继续大踏步地前进，向涞水、易县地区国民党军进攻，以便调动进犯大清河北之国民党主力西进增援；继以第2、4纵队乘虚北进，先歼灭大清河北国民党军，尔后与第3纵队协同出击平汉路北段。9月2日，晋察冀野战军遵照聂荣臻的部署，令第3纵队向湾河北的国民党军奔袭。6日晚第三纵队奔袭涞水，8日攻克涞水之东、南两关；并歼敌94军第5师一部。我军攻取涞水的行动，触到了敌人的敏感神经，为保住涞水这一兵家必争重地，敌人立即派大清河北国民党军的大部向涞水西援。聂荣臻调动敌人的计策成功了。当敌主力向西增援后，第2、4纵队立即开始向大清河北行动，同时向该地区的板家窝、咎岗、霸县、开口，吴家台等据点发起猛烈攻击。由于敌人主力西援，此处兵力相对空虚，加之我有准备敌无准备，所以经过两昼夜激战敌人终于寡不敌众，被我一举歼灭5000余人。当西进之国民党军急忙回兵东援时，聂荣臻遂指示野战军兵团，立即撤出战斗，大踏步地后退待机。这样，聂荣臻指挥部队大踏步地前进与大踏步地后退，使我军从始至终地保持了解战场上的主动权。也正因如此，才收到了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突出冒进和孤立薄弱之敌的理想作战效果。

察南绥东战役是聂荣臻实施宽大机动将集中之敌调为分散之敌，进而痛歼的成功战例。

1948年初，华北国民党军在傅作义统一指挥下，将主力集中于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地区，采取“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对抗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察南（今张家口以南地区）、绥东（今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兵力便显得比较薄弱。聂荣臻遵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和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指示精神，命令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以第1、第6纵队为左翼兵团，以第2、第3、第4纵队为有翼兵团，首先向察南地区发起进攻；另以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各一部伪装主力部队，积极活动于北平、保定之间和天津周围地区，掩护主力向察南挺进。3月20日夜，晋察冀野战军左翼兵团向阳高、天镇，右翼兵团向广灵、蔚县、阳原等地攻击，至24日，全歼上述地区国民党军，切断了大同、张家口之间交通。华北国民党军判断晋察冀野战军将攻取张家口，遂将10个师（旅）由北平等地区调至柴沟堡、下花园一线，并企图以6个师与驻大同的1个师协同，东西夹击野战军于天镇、阳高地区。为诱使国民党军分散，创造战机，聂荣臻指示右翼兵团在阳原地区待机，左翼兵团于25日自天镇地区向绥远（今属内蒙）进攻。至4月6日，左翼兵团连克丰镇和林格尔等城镇，挥师直通归绥（今呼和浩特）。归绥是傅作义的战略重地，为使其不出现闪失，华北国民党军果然以5个师（旅）的兵力自张家口地区西援。5日敌援军进至卓资山、集宁等地。我野战军在调动国民党军成功之后，聂荣臻迅速令右翼兵团于7日乘隙向进入天镇、怀安地区的国民党暂编第4军等部发起猛烈进攻，给敌人造成严重的杀伤。当西援之国民党第35军等部仓惶返回张家口时，聂荣臻遂指示部队适时结束了战役。这一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8万余人，解放了察南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总结察南绥东战役的经验，不难看出，这一战役之所以能够取胜，关键在于实施了宽大机动。正是在机动中，才使集中的敌人被调动，被分散，这样便为我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创造了条件和战机。可见，在聂荣臻造势歼敌的艺术中，“动”是其要旨精髓。

继察南绥东战役之后，聂荣臻又立即组织了出击冀热察战役。这是一次打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战役，也是一次战略性钳制作战（发动此战役的目的在于钳制华北国民党军，不使其出关增援东北，以确保中央关于首先全歼东北境内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的实现）。这次战役的一个突出特点仍然是在宽大机动中造势歼敌。

1948年5月13日，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按照聂荣臻的部署，率第3、第4纵队和第2纵队第4旅由尉县等地出发，以奔袭的手段先后攻歼了延庆、上店和下店的国民党守军。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司令部当即抽调部分主力进至怀来、延庆、南口、沙河地区，企图阻止第2兵团攻势。面对强敌压境，如与敌人正面对抗，我军必然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对此，聂荣臻指示部队，避敌锋芒，不与国民党军主力对抗。随即他把部队大踏步地转移东进，并出其不意地攻克了丰宁、滦平、隆化、平泉等县城，以此造成北围承德、南胁北平之势。这一举动引起了华北“剿总”的高度紧张，遂调集3个军又2个师的兵力，由怀来、延庆等地进至怀柔间铁路沿线和平谷地区加强防务。面对如此态势，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聂荣臻指示第2兵团分成左右两翼兵团。左翼兵团高度机动，快速动作，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冀东地区发起猛攻，连克敌人数座据点，大军直逼唐山市和开滦矿区。这样迫使华北“剿总”不得不从平谷地区抽调7个师的兵力急驰东援。为了进一步分散诱歼敌人，聂荣臻又令右翼兵团回师北上，攻克了石匣、小营，包围了古北口，使得东援的国民党军主力被迫回援。在这时，我左翼兵团则再次向东攻击，连拔石门街至昌黎城一线国民党军据点，切断了敌人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对此国民党军只得再向冀东调兵。这样一来，敌人的主力被我调至冀东，而敌保定地区则兵力相对空虚。聂荣臻审时度势，当即命令第2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于7月15日指挥位于保定地区的部队发起保北战役；并一举攻克了徐水、定兴、涞水、新城4座县城，孤立了保定。保定战略要地吃紧，华北“剿总”又从冀东、平北地区急忙调集7个师的兵力向保定增援。这样一来，冀东、平北地区兵力又相对空虚，我第2兵团遂乘机向香河、武清县城发起猛攻，并一举攻克。向保定增援的国民党军又仓皇调至北平、天津之间地区集结。至此战役结束，我军共歼国民党军3.5万余人。在这场两个多月间的战役中，我军以广大地区的频繁机动，将敌人调动得忽东忽西，使集结的敌人被依次分散，从而创造了一次又一次以强击弱的战机。从这里不难看出，聂荣臻以动造势的奥妙在于：以我动带动敌动，以敌动暴露其弱点，进而以强击弱我胜敌败。

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时期的又一个著名战役，它是晋察冀军区自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到1947年间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聂荣臻的大踏步进退，于运动中造势歼敌的战法得到了淋漓尽至的发挥。

1947年9月在华北战场上取得“三战三捷”（即连续取得正太、青沧、保北三个战役的胜利）之后，为了乘势前进，进一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采取主动作战运动歼敌的方针，命令第2、3、4纵队及炮兵旅，以一部先攻徐水，诱敌增援，进而集中我军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援敌。

10月11日，进攻徐水的外围战斗开始。我军原想把敌人第94军分割开来予以歼灭，不想敌人5个师猬集一团，我第3纵队虽然拔除了北河店至徐水间的敌人据点，第2纵队攻占了徐水南、北两关，但敌我双方仍然在徐水东北地区形成对峙。我军激战6天，未能攻下徐水。

然而就在这时，正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他错误地估计了情况，误认为我军在保北地区，已被他的主力所钳制，陷入被动，脱不了身。于是，他急令驻石家应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亲自率领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会同由平、津出援之军南北夹击我军于保定地区。

得知这一新的情况之后，聂荣臻与野战军领导同志断然决定改变原来的作战决心：以一部兵力在第2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指挥下，继续围攻徐水，抗击国民党援军；而在保北地区的其余野战军部队，则由野战军司令部亲自率领疾速南下，歼灭北进的第3军。于是，聂荣臻指挥野战军主力大踏步地日夜兼程南下，以一昼夜疾行120公里的速度，于19日晨到达了方顺桥以南的待机地区。当日15时，国民党第3军进至清风店附近。我军第4纵队从东、北两面，第3纵队从西面，第4旅、独8旅从南面完成了对敌第3军的合围。

20日拂晓，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一步步地向敌人的指挥所逼近。激战至21日傍晚，周围的村庄接连被我军攻占，万余敌人被压缩在不到400户人家的西南合村。罗历戎苦苦向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和第34集团军司令李文呼救，但援兵始终未到（李文率领的5个别师，已被我阻击部队死死地堵住了去路。在保北阻击战中，我军歼敌4200多人）。

22日凌晨，我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向西南合村敌第3军阵地发起总攻，战至11时，全歼第3军军部、第7师及第66团。军长罗历戎被活捉。

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是聂荣臻活用运动战战略战术的结果。后来，聂荣臻在总结清风店战役成功经验时指出：“在军事上，就是要‘动’，用‘动’造成‘变化’，再从‘变化’中寻机歼敌。因此，我们不要怕走路，不要怕‘泡蘑菇’，要在运动中捕捉战机，积极地扩大战果。”（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58页）

显然，在这段精辟的论述中，渗透着聂荣臻对毛泽东运动战思想的深刻理解，折射着聂荣臻以动造势，运动歼敌的深邃思想。

当然，聂荣臻这一深刻思想在当时并不是所有同志都能够理解的。一些同志由于习惯于就事论事，所以往往只以进退论英雄。部队大踏步地前进了，就认为打仗有了成就，于是无比的欣喜。相反，部队大踏步地后退了，就认为作战不行了，甚至情绪低落。在清风店战役之前的保北战役中，我军在大清河北，以及在保定以北部与敌人打成了对峙。在聂荣臻看来这本来没有什么，啃得下敌人当然好，啃不下敌人，走就是了，可以力争在运动中造势歼敌。然而一些同志却不理解，甚至有人说“肉没有吃上，反把门牙磕了。”对此聂荣臻则指出：保北战役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因为保北的苦战，我们在清风店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就是在‘动’和‘变化’中，及时捕捉战机取得的”（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58页）。为了肯定以动造势的重要，及其大踏步进退的军事价值所在，聂荣臻还风趣地说：“不要说牙没有磕掉，就是磕掉，镶个金牙，更漂亮”参见《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70页，。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以动造势，大踏步进退，于运动中主动歼敌，这是聂荣臻反复强调的，也是其兵法的一大特色所在。

纵观聂荣臻于运动中造势歼敌的思想，概括起来有如下的特点：

一是，动的目的明确。聂荣臻指挥部队进行大踏步地进退，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在他那里，动不是被动的一走了之，而是积极主动的作战行为。动，是为了调动敌人——通过“动”，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使其忽东忽西，忽左忽右，从而暴露敌人的弱点，寻机歼灭敌人；动，是为了分散敌人——通过“动”，使集结之敌，被一个个地分散，使众敌变成孤敌，使强敌变成弱敌；动，是为了消耗敌人——通过“动”，使敌人被我牵来转去，搞得敌人疲惫不堪，以此予以歼灭。

二是，动的速度敏捷。兵贵神速是古今中外用兵的要则。而聂荣臻在以动造势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动”的敏捷性。在他那里，一旦瞅准战机，发现有利的态势，他便迅速用兵，打敌措手不及。这样，快速敏捷的运动，不仅造成了战场态势的不断变化，为实现由劣向优的转化创造了条件；同时造成了对敌进攻的极大突然性，为夺取作战胜利控制了主动权。

三是，动的形式灵活巧妙。聂荣臻以动造势的形式多种多样、灵活巧妙。为了达到造势的目的，他不拘一格。有时他指挥部队大踏步地前进，有时指挥部队大踏步地后退；有时对敌采取佯动，有时对敌进行诱动；有时以动对静，有时动静结合。正是由于动的千变万化、捉摸不定，因而他总能制造良好的作战态势，总能出奇制胜。

三、把握成熟战机动 适时开展大规模攻坚战

主动作战的思想，在聂荣臻兵法中是颇具特色的。红军时期他就指挥红一军团以袭击、伏击、奔袭等作战形式寻机歼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辉范例；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敌强我弱，然而聂荣臻则积极地贯彻毛泽东关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思想，把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巧妙地结合，坚持走与打的有机统一，从而使我军在战略劣势的条件下，赢得了战役战斗的优势权；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主动作战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表现在作战形式上，他不仅善于发挥运动战的作战优势，于运动中造势歼敌，同时他还善于根据敌我态势的发展变化，以我为主，组织大兵团适时地对敌开展大规模的攻坚战。

石家庄战役就是聂荣臻指挥大兵团主动作战，夺取攻坚战胜利的成功之作。用朱德总司令的话来说，它“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石家庄战役的经过，进而探讨聂荣臻指挥大兵团主动歼敌之兵法特色。

石家庄战役是紧继清风店战役之后发起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当时，清风店歼敌灭战的胜利，使石家庄的敌人大为削弱。聂荣臻认为乘胜夺取石家庄的时机已经完成成熟。于是，1947年10月22日，即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聂荣臻就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乘胜夺取石家庄。

石家庄又叫石门，是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的枢纽，西通太原，东连山东，南接豫鄂，北通北平，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虽然当时城内的兵力显得很空虚，仅有刘英的32师，及2个保安团和19个县的保警队，总兵力仅两万多人。然而，它的工事防务却是相当坚固的。国民党在日寇构筑工事的基础上连年加修，使其成了一个碉堡林立、沟渠纵横、明堑暗壕密如蛛网的坚固设防城市。敌人在石家庄筑起三道环形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长30公里的外市沟，沿沟配备有密集的火力和防御工事，外市沟后面是环形铁路，铁甲车可以随时机动巡逻。第二道防线是18公里长的市内沟，这是重点设防地段，内、外市沟之间有交通沟或地道联接。第三道防线是以市区为中心，由坚固建筑物组成的核心工事，核心工事与重要碉堡之间，以明堑暗道相通。在三道防线里筑起的碉堡达6000多个，石家庄周围又是一马平川，想要接近城垣非常困难。敌32师师长刘英曾经扬言：“没有飞机、坦克，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3年”。清风店战役后，蒋介石也给刘英打气：“共军敢进攻石家庄，兄弟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

然而，在聂荣臻看来，石家庄的敌人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实际上它已成为了一个陆上的孤岛。经过清风店战役，我军无论在兵力对比上，还是在攻坚能力上，都具备了打下石家庄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向中央军委提出：“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参见《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67页）。可见聂荣臻主动作战的思想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敌情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

10月2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聂荣臻关于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随即，为使作战积极主动，减少盲目性，聂荣臻组织野战军前委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研究作战计划与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确定了石家庄战役的部署：以第3、第4纵队和冀晋、冀中两个兵团对石家庄实行攻击；以第2纵队、独立第9旅及第3、第9军分区部队，集结于定县南北地区构筑阵地，阻敌来援。战役的步骤是：首先攻占四郊，扫清外围；依托村庄，改造地形，从地面延伸交通壕，构筑攻击阵地；尔后依次突破内外市沟防线，开展巷战；猛插敌核心工事，全歼守敌。朱德总司令也亲自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朱总司令提出打石家庄要“勇敢加技术”。对此聂荣臻指示野战军前委一方面积极贯彻，另一方面以此为指导，做包括技术和战术在内的各项战役准备工作：一是做好战前的政治鼓动工作，鼓励指战员发挥连续作战的顽强精神，一鼓作气，夺取战役全胜。二是组织战役侦察，进一步摸清敌情。三是对守敌发起心理和政治攻势，释放在清风店战役中俘虏的近于名敌军官兵，使其回到石家庄，动摇守敌军心。四是组织部队广泛开展军事民主，认真钻研战术技术。

进行了如上准备之后，聂荣臻确信攻坚战的主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遂于11月6日，下令部队对石家庄发起攻击。当天我军就占领了石家庄外围的大部分据点，接着第2天，冀晋军区部队占领了机场，断绝了敌人的空援；第4纵队攻克被敌人吹嘘为“铁钉的”六盘山制高点。8日，各攻城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以连续爆破和连续突击的手段，迅速突破外市沟，继而攻占了外市沟与内布沟间的西兵营、范谈村、槐底、中庄等大部分据点。并继续向内布沟推进。10日16时，我军向内市沟发起攻击。各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炸塌了内市沟，攻入市区，采取破墙连院、大胆实施小迂回、小穿插战术，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巷战，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于12日11时，攻占敌核心阵地大石桥地区，至此，战役结束。此次战役，我军共歼敌2.4万余人，活捉了敌32师师长刘英，拔除了敌人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为华北作战打开了新局面。对此，中央军委特发来贺电，朱德总司令称赞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并欣然写了《攻克石门》一诗：“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攻克石家庄之后，聂荣臻指示部队对石家庄以南70余里的元氏乘胜进攻。元氏驻守着4000多敌人，为首的是惯匪魏永和，他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集惯匪、流氓、特务、地主于一窝，无恶不作。在攻打石家庄的时候，聂荣臻告诉部队对元氏围而不打，这样一则可以避免我军兵力分散、拖延解放石家庄的时间。而此时打下了石家庄，元氏之敌孤立无援，只能坐以待毙。所以到12月13日，我军顺利地拿下了元氏，歼敌4000余人。

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是聂荣臻指挥大兵团主动作战的理论与实践的胜利，它为尔后我军继续攻占敌人大、中城市增添了信心，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宝贵经验。

如果将聂荣臻指挥大兵团开展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加以概括的话，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握火候，适时主动地开展攻坚战。一定的作战样式是由一定的战场主客观环境及其敌我态势所决定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攻坚战，这是敌我态势强弱转化的必然。然而，什么时候采取攻坚战，这却有一个把握火候，选准时机的问题。对此，聂荣臻特别强调要在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开展攻坚战。在总结石家庄战役时，他明确地指出：“在我看，这一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从指导思想上说，是摘下了一颗成熟的果子。果子没 有成熟，也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硬要去摘，结果不但摘不下来，还要吃亏”。“然而果子成熟了，你不去摘它，那也是错误的。对石家庄的进攻，就正是时候。”（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65—666页）可见，在这里聂荣臻要求人们对时机的把握是：一要准，二要快，三要坚决。

其次，做好准备，勇敢谨慎地开展攻坚战。攻坚战就其形式来看，它是一种硬碰硬的作战。然而在人们对其进行具体操作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力戒鲁莽，即它要人们在勇敢的同时，倍加谨慎，以充分的准备，最大限度地避免无为的损失和消耗。对此，聂荣臻特别强调要发挥人们的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做好攻坚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他指出：“但是，这并不是说，果子成熟了，不费力气，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摘得下来”，“朱德同志在战前号召部队要‘勇敢加技术’，就是很大的启示”（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66页）。事实上，石家庄攻坚战的胜利，就是与战前的充分准备分不开的。正是由于战前我军积极贯彻朱总司令“勇敢加技术”的军事作战原则，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因此才极大地增强了取得攻坚战胜利的把握。

再次，讲究战术，巧妙灵活地开展攻坚战。聂荣臻指挥部队攻坚，并不是单纯地以暴对暴，而是在实施强有力的暴力的同时，讲究战术，巧妙灵活地开展攻坚战。就石家庄攻坚战的胜利而言，它在战术上就运用得十分巧妙：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控制有连续突破敌几道阵地的裕余力量；攻城部署上采取多路、多面而有重点的突击；通过挖掘交通壕，确保隐蔽接敌；火力、爆破、突击，三者紧密结合；巷战中采取破墙跃进，用小迂回、小包围分割歼敌。奇妙的战法，必然要赢得奇妙的作战胜利结局。这是符合理论逻辑的，也是符合事实逻辑的。

四、敌人打敌人的 我们打我们的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是以运动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具体打法上，则是以我为主，坚定地按照对我有利的打法指挥作战。对此他明确地说：“敌人打敌人的，我们打我们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被动，实现完全主动作战。”（参见《聂荣臻元帅的故事》，第192页）

然而要真正做到我们打我们的，不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在实际作战中又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是一个充满概然性的领域”，战场上的各种情况是瞬息万变的，这样一来，缺乏经验的指挥员，往往难于及时准确地对新情况新事件权衡轻重作出正确判断，相反却要因为一些小的情节的变化，而影响作战决心，轻易改变计划，进而陷入被动。

聂荣臻作为战区指挥员，他久经沙场，颇具经验，由于他能从作战的全局着眼，驾驭作战中的关键环节，因而他总是能迅速判断战场上的轻重缓急，不为一些小的变化而轻易改变决心，从而达到制人而不制于人，保持高度的作战主动权。

聂荣臻在指挥正太战役中，就充分地展现出他猝然临之而不惊，以我为主歼顽敌的将帅风度。

1947年4月，为了歼灭石家庄外围和正太路沿线的国民党军，聂荣臻亲自组织发起正太战役。他为整个战役制定的部署是：第一阶段扫清石家庄外围的敌人，吸引平、津、保的敌人来援，于运动中予以歼灭。第二阶段挥师西进，一举歼灭正太路沿线的敌人。

战役第一阶段进展得很顺利。杨得志指挥的第2纵队和杨成武指挥的第3纵队，指向石家庄以北；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的第4级队指向石家庄以南。随即他们相继攻克了栾城、正定城，基本扫清了石家庄外围的敌人。

然而，就在我军准备实施第二阶段作战计划的时候，敌情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平、津、保的敌人没有直接南下救援石家庄，却派出了第94军、第16军、整编第62师，向我大清河以北根据地大举进攻，使这个地区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是把部队拉回去保卫根据地，还是继续向西进攻，执行正太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计？当时有的干部要求改变打法，回师保卫根据地的安全。聂荣臻分析了形势，看穿了敌人的企图。他指出，我们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争取完全主动作战，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意在“围魏救赵”，如果回师大清河北，则恰恰上了敌人的当，而使我军由此陷入被动。正太路沿线的战局关系整个华北地区的解放斗争，应该敌人打敌人的，我们打我们的，按照预定的部署进行。这样，他命令孙毅、林铁指挥冀中军区部队，在民兵的配合下与敌周旋，而主力部队丝毫不为所动，继续挥师西进。

为做到以我为主，我们打我们的，聂荣臻还特别强调要发挥我军自己特长的战法。正太战役的第二阶段中，我军西进包围了平定，逼近阳泉，这时阎锡山急令第71师和暂编第46师增援阳泉。对此，聂荣臻则指示部队后撤，让出阳泉，使援敌钻进阳泉这个“口袋”，进而准备把连同阳泉西面寿阳附近的共2.3万敌人，一起端掉。这样，聂荣臻指挥我军，采取熟悉的迂回包围、猛插分割、断敌退路等战术，终于将这批敌人一举全歼。

正太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完全孤立了石家庄的敌人。在此基础上，我军贯彻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的作战方针，进而又取得了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定）北战役的胜利（统称“华北三战三捷”）。那么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的经验何在呢？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你们现在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人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内部本，第299页）

聂荣臻之所以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从容不迫地做到敌人打敌人的，我们打我们的，这与其准确的判断力，坚定的意志力以及灵活的应变力是分不开的。

判断力是赢得战场主动权至关重要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以往经验、知识的积淀储存，同时也是一种现实的创造才能。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对战场上变化了的新情况、新情节，去粗取精，分辨轻重缓急，进而正确指导军事上的作战决策。也就是说不同的判断能力，必定要影响指挥员作战指挥水平的不同发挥。聂荣臻由于早年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加上青年时期旅欧求索的经历以及长期从事指挥作战的锻炼，使得他拥有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准确的判断力。即由于他认识军事事物善于抓本质，抓根本，因而他不为事物的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从而在认识上能够做到去伪存真；由于他善于从战场上的全局着眼，分析认识具体事件的性质意义，因而他不为某一具体事件的本身所左右，从而能够从作战指挥的整体上，把握主次轻重；由于他善于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认识把握事物，因而他不仅能准确地把握事件的当下状态、同时能够预测事件未来的发展走势，这样一来，全面、准确、迅速地判断力，使得聂荣臻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始终保持头脑冷静、始终抓住关键环节，不为无关轻重的事件所干扰，进而坚定决心，保持作战的主动权。正太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计划的顽强实施，首先得益于聂荣臻准确的判断力。假如没有这种准确的判断力，就会被猝变的新情况而动摇决心，就无法保证整个战役的全面展开。由此看来，准确的判断力是聂荣臻将帅素质的一种高贵品质。

意志力是主体为达到特定目标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它与判断力紧密相连，并且是赢得战场主动权的一种可靠的保证。就战场上指挥员面临的客体而言，它是极其纷繁复杂的，能不能在对客体做出判断的基础上，使主体一无反顾地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需要指挥员有顽强的意志力做支持、做保证。坚强的意志力可以坚定指挥员符合作战根本目的的行动，使之为实现目标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同时，坚强的意志还可以制止指挥员与作战根本目的不相一致的行动，使之不为无关紧要的情节变化而影响改变作战的决心及作战根本目标的实现。可见意志力是指挥员心理素质的一种重要要求。聂荣臻在指挥作战中之所以能够机断、果敢，除了与其具有准确的判断力直接相关外，与其坚强的意志力品质是分不开的。在他那里指挥员的顽强、果敢、坚韧的意志力品质融为一体，汇于一炉。当其对变化了的敌情做出确认判断，得出行动价值取向的追求目标时，他具有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气魄，因而他能做到始终从大局出发，保证作战的主动权。古今中外历史上，“围魏救赵”之计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就中计一方来说，指挥员的失误大都归咎于判断力与意志力的失误，其中就意志力而言，主要是不能够果断地制止与作战根本目标不相一致的行动。正太战役中，国民党的“围魏救赵”之计之所以没能得逞，这与聂荣臻争取主动作战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力直接相关，正是在这种坚强意志力的支持和保证下，我军才一无反顾地挥师西进，最终夺得了正太战役的全面胜利。

应变力是赢得战场主动权的一种智力的要求和保证。战场上，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有敌情的变化，就必然要求指挥员拥有相应的应变能力。指挥员拥有的这种应变能力的程度如何，是会直接影响指挥作战的水平和质量的。在正太战役中，聂荣臻之所以能够保持作战中的主动权，在挥师西进的过程中所向披靡，这与其灵活的应变力的保证是分不开的。面对敌情的新变化，聂荣臻在做出判断，保证作战根本目标不动摇的同时，他针对突变的情况及时采取了积极灵活的应奕措施。即他一方面急令孙毅、林铁指挥冀中军区的部队和民兵与敌周旋，应付敌人外，另一方面，在西进的过程中，也不断地调整具体战术，灵活多变地包围敌人、分割敌人、打击敌人。正是由于聂荣臻灵活地处理了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从而才使得他兵法深邃、奇妙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