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思想政治工作是科技工作生命线的思想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传统，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主管我国的科技工作。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战略高度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在他领导全国科技工作的10余年时间内，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性地运用到科技工作中，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科技工作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开展科技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这些重要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科技工作和科技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

一、思想政治工作在科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场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注重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其在革命中的作用，成为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势和传统

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任何一项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的胜利进行，都离不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是进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为了保证这一政治任务的完成，党创立了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发动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进行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夺取政权以后，党仍然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团结群众共同奋斗，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党已经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的生命线。1934年2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演讲中就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44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经过毛泽东修改而形成）中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这是党执政以后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理论概括，也是党对思想政治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

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党开展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发动了群众，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就能够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顺利地完成党的各项任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如果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挫伤了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的事业就会遭到曲折和损失。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从事军事斗争时，聂荣臻就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有明确的认识。早在1925年，他就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东征军和苏联红军所以能够分别战胜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阀部队和白军、帝国主义军队，就是因为东征军和苏联红军知道，战争是为劳动者的利益，换言之，即为红军本身的利益。他指出：“军队中政治工作是如何重要哟，尤其是我们革命军应当十分的准备着精神的战具，以对待那强有力的帝国主义者。”[1]以后他又认为：“政治食粮和吃饭一样重要”，并一再强调：“在危机面前，在困难面前，靠什么鼓舞士气？唯一的方法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明白奋斗的目标并为之赴汤蹈火。”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聂荣臻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是比较早的。

抗日战争初期，在115师主力南下后，聂荣臻率领十分单薄的兵力深入敌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部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面临物资匮乏、兵力单薄、武器奇缺、气候寒冷等诸多困难，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使每个留下来的同志懂得党中央决策的意义，把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组成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意图，变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2]他以极大的精力向所有留下的同志讲述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可能性，使同志们既能明了工作的艰巨性，作好长期从事艰苦的游击战争的思想准备，又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有明确认识，从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后来总结这一阶段的活动时说：正是广大指战员深刻理解了创建根据地的重大意义，才具有了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百折不挠的勇气。随后，面对根据地胜利发展、部队迅速壮大的新形势，聂荣臻在河北阜平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军区部队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解决了部队大发展时期加强政治工作和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的问题，使各部队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 在革命战争中积累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以及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为聂荣臻在以后主管科技工作中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领导国家政权、如何领导科技工作，是全党面临的崭新课题，也是需要长期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党在领导科技工作方面经验的不足，有时直接表现为科研机构内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些科研机构内的党组织对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包揽太多，工作作风不够民主，有瞎指挥的现象；一些党员用管理部队的方法管理科研机构，用对待战士的态度对待科技人员，对科技人员尊重、团结不够，摆资格，论军衔，对科技人员的生活不够关心等，影响了科技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党组织在科研机构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对于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具有重大意义。聂荣臻在亲自主持领导起草的关于“科学十四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党组织在研究机构作好领导工作的主要标志，就是充分调动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大家心情舒畅，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多出研究成果”，“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主要任务，……为了改进和加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讲究工作方法，更好地适应工作对象的特点。”[3]由此不难看出，聂荣臻强调党组织在科学研究机构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为出成果、出人才服务，同时必须要改进对科技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聂荣臻认为，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要作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建立科学的领导制度以规范权责。在制度建设方面要重点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研究所一级的党组织必须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聂荣臻指出，研究所内的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和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所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方法上要善于抓大事，善于发挥科技工作者在行政业务组织方面的作用，防止事无巨细包办代替、独断专行等毛病。至于研究所内各个研究室或研究组一级的党组织，其性质一般地类似机关支部，它的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二，党员个人不能超越自己的职权，在工作上发号施令。聂荣臻认为，党员应该首先做好自己所承担的工作，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影响群众。每一个党员对于所在单位的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人，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应当尊重他们的职权和领导。党员科技工作者当然要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指示，遵守党的决议，但是在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中，党员个人的见解，并不代表党，党组织也不要求党员一定要拥护或反对某一种学术见解，党员科技工作者同党外科技工作者一样，应当也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平等地参加讨论。

第三，要充分发挥各级行政业务组织和领导人的作用，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聂荣臻指出，行政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的讨论研究，按照问题性质的不同，有时可以先党内后党外，有时可以先党外后党内，有时可以党内外一起讨论。但必须注意尊重各级行政领导人的职权，使之有职有权有责。研究工作问题的处理，要贯彻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原则，既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又要在群众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人和专家在处理研究业务问题上的责任制度，明确职责权限。

聂荣臻认为，要作好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要规范制度，还要解决政工人员、行政人员的思想观念问题，使他们牢固树立为科学研究和科技人员服务的观点。

科研机构组建之初，做党政工作的人员大都是从部队和机关选拔来的优秀干部，这些人过去长期与革命战士相处，现在面对的是知识分子，工作对象发生了变化。党政干部与科技人员在思想观念上、生活方式上差异很大，感情不容易沟通，加之受“左”的思想影响，致使一些党政干部缺乏为科技人员服务的基本思想观念。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一再强调：科学研究部门的基本部分是科学家、技术研究人员，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为科学研究服务，要保证充分发挥所有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为此，聂荣臻强调，所有政治、行政干部都必须树立为科学研究工作、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观点，努力改进和作好服务工作，当好勤务员。聂荣臻多次对大家讲：我就是一个大勤务员，愿意给科技人员当好后勤部长。他指出，有的同志认为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工作低人一等，不安心工作，或看不起这种工作，这些看法是错误的。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必须教育全体政工人员、行政人员，使他们认识到：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好，就能使科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好。这只是一种分工，同样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没有高低轻重甚至贵贱之分。他要求党员干部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安心作好服务工作，把这种服务观念贯彻到工作制度中去，就是要使一切行政工作的规章制度都应当便利科学研究工作，适合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聂荣臻要求，党组织应当在科技工作者和行政工作干部之间提倡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优良风气。

二、对科技工作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自然科学本身不带有政治色彩，但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是在阶级社会中生存，他们从事的科技事业是具有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服务的功能的。聂荣臻认为，要使科技事业更好地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就必须对科技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正面教育的方式，旗帜鲜明地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献身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自觉地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聂荣臻认为，引导科技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引导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对科技工作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内容，是科技队伍革命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对科技工作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帮助科技工作者坚定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形成正确的政治观。聂荣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然科学工作者“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毛泽东思想，学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这是一切工作的灵魂，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证。”[4]他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不论参加革命的时间长与短，资历深与浅，都要通过政治理论学习来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聂荣臻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要认真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著作，这对推动思想改造和科学研究都大有好处。这充分体现了聂荣臻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关心。

聂荣臻提倡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反对以强迫的方式去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这种思想武器。但是，（1）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2）要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因此，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必须注意工作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提倡和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通过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自觉，不能强制，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关于政治理论学习的具体方式，聂荣臻强调：“要结合形势、结合我们的实际工作学”，切不可搞空头政治。[5]对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聂荣臻以对党、对国家科技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在两次反右运动中，科技人员经常因为政治学习耽误了业务工作，有人因为业务工作少参加几次会，或在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受到批判。聂荣臻为此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研究技术人员中的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除中央特别指示的以外，应该在六分之一的时间内进行，不得中断研究工作。做法上，力求时间短而得实效。”[6]报告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以国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了一个通知，规定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五天时间从事业务工作。以后又在“科学十四条”中明确作出了“坚决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规定。1963年，“两弹”研制进入了攻坚阶段，但过多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再次干扰了研制工作的开展。聂荣臻得知后，针锋相对地指出：“搞出两弹来就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工作必须围绕中心任务，影响了中心任务就失去目的性。”[7]聂荣臻的意见得到中央多数人的支持，科研人员用于业务工作的时间得到了保证。

科技工作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达到怎样的思想境界？党内有些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他们用党员的标准、甚至比党员还高的要求来衡量党外人士，用政治活动家的标准来衡量自然科学家，用青年人的尺度来衡量老年人；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都用很多的时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要求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和组织修养。针对这种状况，聂荣臻指出：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但是不要要求他们像党政干部、社会活动家一样，学得那么多，懂得那么细，应当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不可求全责备。[8]因为这样反而使不少人对自己的改造丧失信心，谨小慎微，顾虑多端，不能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聂荣臻的上述主张，体现了他巨大的政治勇气。因为“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之后，“左”的错误已经在党内蔓延，形式主义的学习方式一度成为主流。聂荣臻的正确主张得到决心纠正“左”的错误倾向的毛泽东的高度赞同。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得到真正贯彻，这对于克服“左”的错误、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聂荣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驾驭科技发展大局的能力，也体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二）对科技工作者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聂荣臻认为，科技工作者只有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在本职工作中发挥出最大的智慧，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必须教育科技工作者树立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切的远大理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聂荣臻通过对比新、旧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环境，循循善诱，引导从旧中国过来的科技工作者逐步前进，坚定他们为新中国服务的理想。在与科技工作者的会见和交谈中，聂荣臻多次指出，在旧中国，科研工作条件毫无保证，研究成果无法推广应用，研究经费匮乏，科学家社会地位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科学家被迫远走国外寄人篱下。只有在解放了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科学家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有了和建设实践、和群众结合的机会。总结历史经验，聂荣臻教导科技工作者要牢固树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理想。他指出：“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离开了祖国的前途，个人有什么前途呢？……科学技术工作者只有和人民在一起，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是自己最光明的前途。”[9]聂荣臻的谈话得到了对旧中国有亲身体会的科技工作者的一致共鸣，也激发了他们为祖国、为人民贡献力量的巨大热情。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科技工作者中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当选为各级党委的成员。

聂荣臻对青年科技工作者也寄予厚望。他指出，大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各方面都还处于成长时期，党组织应当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对于科技队伍中大量的青年，应该比对待老一辈的专家要求得更严格一些。必须特别抓紧对他们的思想教育，……使新生力量迅速地、健康地成长起来。”[10]他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谆谆教导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树立崇高的理想。1963年7月，在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聂荣臻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历史。他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历经28年，其间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斗争中，革命者能够坚持斗争直到胜利？就是因为他们有了崇高的理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有了这样的理想，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了。今天，我们要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就要树立这样的理想。他勉励青年同学们“要立志做一个有崇高革命理想的科学家、科学技术工作者，用这样的理想作为动力，推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上的进步”，要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学习雷锋、白求恩的高尚品德，努力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聂荣臻特别语重心长地教导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把远大的革命理想落实到具体、平凡的工作中去，要有实干精神。他指出：伟大的事业都是由许许多多具体、平凡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工作也是一样，每一项科学技术成就，都是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成年累月一点一滴地严格工作的结果。要想做一个优秀的科技工作者，要想做好任何一项科学技术工作，都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在自己本岗位的工作上，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小事情做不好，大事情也不会成功。如果看不起具体的工作，在科学技术上不下苦功夫，不安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一心要搞什么大发明、大发现，那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聂荣臻强调，科技工作者必须树立为祖国、为人民贡献力量的远大理想，并坚持脚踏实地地工作，才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才能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加强唯物主义教育

聂荣臻认为，在帮助科技工作者确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基础上，要重点加强对科技工作者进行唯物主义教育，帮助科技工作者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

聂荣臻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帮助科技工作者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大意义。

其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能帮助科技工作者深刻理解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他指出，在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中，存在着迷信外国、崇拜权威、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等错误倾向，唯物主义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自然科学的研究就是要探求和认识自然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变革自然，为人民谋福利。科技工作者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就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觉运用科学的方法从事科学技术研究，防止走唯心主义的歧途。

其二，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能帮助科技工作者在观察问题、处理事情、作人作事方面少犯错误，能更加顺利地与组织和群众融合在一起，保证在工作中干劲十足，心情舒畅。

其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能够帮助科技工作者更坚决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自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改造世界观，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是每一个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必经途径。

针对科技工作者对世界观改造缺乏信心的状况，聂荣臻热情地予以鼓励。他指出：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每一个科技工作者而言，“这是一个高标准，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可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志气的、进步的革命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努力学习，努力实践，不懈地向这个目标前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如同在科学技术上一样，停顿就是退步的开始；反之，只要我们丢掉包袱，向正确的方向轻装前进，扎实地一步一步地前进，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也是可以努力地做得到的。”[10]在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技工作者座谈中，聂荣臻还举出大家知道的刘仙洲、陈垣争取入党的事例，鼓励大家树立起改造世界观的信心。

同时，聂荣臻明确指出，党组织应当充分认识世界观改造的艰巨性，要在科技工作者改造世界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世界观的根本改造，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自我改造的过程。科技工作者朝这个方向前进，是有先有后的、参差不齐的。党组织要采取积极诚恳的态度，帮助他们；但是，又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一律要求。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觉悟水平和环境条件，热情地予以指导和帮助，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进行自我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加强集体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集体劳动和反对资本家的联合行动中，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后，集体主义成为党坚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导向。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在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之下，正确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聂荣臻认为，引导科技工作者树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在科研工作中实现全国性的大协作、促进我国高速度发展科技工作的重要的思想保证。

在科技工作中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对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价值观的坚持，更是聂荣臻深刻认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党章关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规定，就是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了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全面论证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集体主义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聂荣臻在领导研制导弹、原子弹的过程中日益感到，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某个研究院本身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他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点作了深刻分析，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同18、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个人独立完成的，一个人一生可以有多种发明创造。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比如某些数学理论的探索，还可以沿袭过去的方式，但是对于运用现代实验手段进行的重大基础理论、重大工程和重大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和制作，个人和单位，甚至行业和地区的力量都不够了，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行。”[11]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极端复杂性，要求国家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这同战争年代组织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一个道理，加强个人之间、机构之间、地区甚至行业之间的大力协作，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聂荣臻的视野中，集体主义原则在科技工作中的贯彻，第一层面应体现为全国的科研力量通力合作、协同攻关。1958年，聂荣臻主管新中国的科技工作不久，就提出：“首先是要建立全国科学技术的一盘棋。要在全国范围内，把重大的、关键的科学技术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把中央所属的和地方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任务。” [12] 他强调，要制定统一规划，组织各产业部门、各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实现全国科技力量的整合，他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起对全国科技事业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制，即：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统筹规划，协调各方，加强国防科研系统、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地方研究机构的建设与协作，使它们之间既有合理分工又有密切合作，按照各自的特长和条件，协同工作，配套补缺，形成“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的良好局面，克服了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和体制性内耗，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实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的飞跃发展。

对于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聂荣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列举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的表现形式，指出：本位主义表现为只关心本单位的工作，不愿与其他单位协作，争当主角，不肯当配角，有些单位引用了别人的创造或成果，在写报告和写文章时都不说明，甚至把别人的成果拿过来说是自己创造的；分散主义表现为总想自成体系，想万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造成重复和浪费。他明确要求：对于一些重要的设备、资料等，必须共同使用，要从各级领导做起，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上世纪70年代末，聂荣臻仍心系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他抱病接受中央重托，出任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书记，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他强调指出，不仅在目前人力物力困难的情况下要克服分散主义，即使今后有力量了，按照先进国家的经验，也不能采取大而全小而全的办法。1982年，聂荣臻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再次指出：只要我们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不要互相扯皮，不要互相封锁，而是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开创我国科技事业的新局面。

聂荣臻指出，集体主义原则在科技工作中的贯彻，第二层面应当体现为各单位内部全体员工的团结协作。这个层面的合作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科技人员与行政干部要通力合作。他提出：科学家要十分重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要抓紧工作，力求更快地贡献成果。行政领导干部要支持科学家的工作，要尽可能解决研究工作中的各种困难，要尊重科学规律，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意见，不要瞎指挥，同时要热情地耐心地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科技工作者的进步。科技人员、行政干部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建立起亲密的合作共事关系。其次是科技人员之间的团结协作。聂荣臻特别强调要对科技人员加强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反对个人主义。他高度赞扬了科技人员之间团结合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严厉批评了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如：为了个人名利，不愿意研究国家建设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津津乐道那些外国的、钻牛角尖的题目；投机取巧，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墨守成规，拒绝新鲜事物；权威自居，压制新生力量；不愿意集体研究，习惯于单干；脱离生产，脱离实际；不愿意传授知识、技术给别人，有人甚至对自己的助手“保密”。他指出：科学家的这些错误思想对青年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对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有很大妨碍的。我们必须抓紧思想改造这一环，取得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内涵的阐述中，集体主义是在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强调集体必须尽力保障个人正当利益得到满足，维护个人的尊严，为个人个性的解放和正当利益的维护创造良好条件。因为没有集体的发展和集体利益的实现，就不可能有个人利益和个人的价值，而没有集体中每个成员的个人活力的充分发挥，集体利益就得不到维护和发展。总之集体主义原则在根本上坚持的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

然而，在“左”的思潮日益严重的大时代背景下，人们对集体主义的理解滑向了整体主义的歧途，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十分难能可贵的是，聂荣臻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尚的人品，准确理解并正确宣传、贯彻了集体主义原则，在强调团结协作的同时，坚决主张保护个人积极性、维护个人利益。聂荣臻明确提出，倡导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不等于不重视个人作用，也不等于忽视个人的作用。1961年6、7月间月，聂荣臻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汇报了已经引起他高度重视的一些错误倾向。他说，几年来，在科学界，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批判迷信专家权威，倡导群众路线，对于培养科学技术队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片面的理解，往往把个人钻研、承认个人作用、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在人才使用上兵将不分，高低不分。发表论文不用个人名义，只用集体名义，登记科研成果竟然找不到人名，都是什么室、什么组。他明确指出：对有成就的人不是爱护培养，反而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这种做法不改变，我们的人才是培养不出来的。为此他大声疾呼：“应当看到，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在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是完全必要的。”[15]他主持制定的“科学十四条”（即《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在强调要热心与人合作、有甘当配角的精神的同时，明确规定：“对别人的劳动成果，必须有充分的尊重。共同完成的任务，要将各协作单位的贡献都载入论文或报告。引用国内外任何单位、任何人的学术创见和工作成果，都要注明。”[16]

聂荣臻对集体主义的正确阐述，以及为贯彻集体主义精神而制定的措施、制度，对于教育科技机构的广大干部、科技工作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集体主义原则发挥了显著的、巨大的作用。二机部部长刘杰是当年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的5位成员之一，他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感。刘杰指出：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我国用了两年零8个月，速度之快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美国用了10年，苏联用了4年多，英国用了4年零8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我国在经济、技术力量与发达国家悬殊甚大的情况下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原因之一，就是聂荣臻正确地贯彻了集体主义原则，既强调协作攻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又保护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刘杰回忆道：“当时科学家们、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包括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在科研战线工作的领导干部，大家确实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形成了强大科学技术攻关的热潮。至今还怀念当时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无私奉献、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种种情节，非常感人，真可以说是可歌可泣的。”[17]许多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在回忆聂荣臻的文章和谈话中，都表达了与刘杰相同的感受。

三、改进科技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是传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运用的各种办法、手段、程序等的总和，对于教育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工作方法比喻为过河的船或桥，强调没有船或桥就不能顺利地到达彼岸。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了一整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这为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领导开展科技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科技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仅靠历史经验不能适应新的实际需要。聂荣臻在领导科技工作之后不久就发现，受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局限，我国研究机构内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上存在着不看对象、不看特点、简单粗暴等问题，对科研工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认为，改进工作方法，是作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前提。他指出：科学研究部门中有专家，有技术人员，有工人，既不同于工厂，也不同于连队。因此不能直接把传统的、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简单地搬用到科技工作中，不能千篇一律，必须从科技工作的实际出发，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做人的工作，是一项最细致的工作，也是很艰苦的工作，要做得细、做得活，要针对不同的觉悟水平、不同条件的人，采取恰当的、有效的、对症下药的工作方法。”[18]

聂荣臻强调，科技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运用以下几种工作方法。

（一）领导干部要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

聂荣臻把领导干部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加强科技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条件。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聂荣臻提出：领导干部要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亲切诚恳的态度，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自由交换意见，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合作共事关系。同时，要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科学工作者的具体思想状况，抓活的思想，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力戒空洞说教和形式主义的作法。领导干部怎样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聂荣臻以言传和身教做了很清楚的解答。

首先，要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聂荣臻指出，调查研究是党领导一切的根本方法，也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向工作、向群众学习的根本方法。研究机构的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业务，坚持调查研究，逐步掌握科学工作的规律，由外行变成内行。如果仅在办公室里坐着，仅靠党团活动，靠政治运动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是不行的，必须要跟班劳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第一线，要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向专家学习、向广大群众学习。聂荣臻本人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经常邀请专家谈话，还请他们吃饭，听他们提意见。对中青年科学技术人员，他也经常接触。受他的热情和诚恳感召，一些科技人员特别是中青年科技人员，常常会主动到他的宿舍汇报工作、交流思想，因此，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有时他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甚至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多。

第二，要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支持科技人员。聂荣臻认为，只要科技人员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就要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他指出，要建立科技人员负责制，使科技人员有职有权，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要鼓励科技人员树立“三敢”（敢想、敢说、敢干）、“三严”（严肃、严格、严密）的工作作风。针对一些政工干部对海外归来的专家不信任的思想，聂荣臻多次讲：这些专家虽然家庭成份比较高，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但当时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就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更不可能到国外去受教育，他们都是爱国的，他们排除万难回国效力，这样的同志我们不信任，还能信任谁呢？他对科技人员的充分信任，令很多亲历者终身感佩。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导弹专家梁守槃，父母、妹妹都在美国生活，有人反映，有这种家庭背景的人不宜从事高度保密的工作，但聂荣臻指出，关键要看本人的表现。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上，聂荣臻还特别点名说：象梁守槃这样的同志，我认为是可以用的。这给了梁守槃极大的鼓舞，梁守槃后来长期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第三分院的技术副院长。蔡金涛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少将，是聂荣臻经过深入了解之后力排众议，拍板将他调入第五研究院，蔡金涛后来担任了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的技术副院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长期担任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主管技术工作。据他回忆：当时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聂荣臻就打电话给他，说这次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就由你决定。有一次，导弹在发射前检查中被查出箱体压扁了一块，按规定负责对发射报告签字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基地作试部长，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基地司令员。但基地作试部长对箱体出现的问题心中无底，不同意在发射报告上签字，钱学森亲自爬上实验塔检查后认定箱体的变形尚不至于影响发射，于是签了字，基地司令员感到为难，也不签字。这份只有钱学森一个人签字的报告报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批准发射，结果第二天发射完全成功。钱学森说，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聂荣臻具有高超的领导水平，很信任科技人员。只有在政治上对科技工作者给予充分的信任，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体现出成效。

第三，在生活上关心科技工作者。聂荣臻在他领导起草的“科学十四条”中明确提出：各研究机构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必须贯彻“一手抓工作，一手抓生活”的方针，认真关心群众生活，要办好公共食堂、集体宿舍、保育工作等。聂荣臻十分关心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生活，尤其关心钱学森的人身安全。他规定，没有他的亲自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对于普通的科技人员，聂荣臻同样很关心。1961年，周光召因哮喘病请假疗养，聂荣臻知道后，立即派参谋送去了一篮水果。事隔6年之后，1967年周光召在核武器试验基地见到了聂荣臻，聂荣臻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哮喘病好了吗？当时周光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人员，聂荣臻在百忙之中惦记着他的健康，这令周光召终身难忘。周光召后来感慨道：聂帅非常平易近人、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在他手下工作，感觉到极大的一种激励的力量，成为推动人们不断向前、向上的一种力量，我感觉这是他的人格、他的品德的力量。应该说，这是对聂荣臻开展科技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好诠释。聂荣臻亲自开展科技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光辉事例，永远铭刻在广大科技人员心中，也铭刻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和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

（二）要学会细心地争取和教育中间分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从学习经历上划分，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各类专家，其中许多是已经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第二部分，主要是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毕业于国内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第三部分，是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和选送到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回来的大学生。如果从政治立场上划分，又可以划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其中处于中间状态的科技工作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全国反右斗争结束以后，“左”的错误思潮蔓延到科研机构，主要表现为：对科技工作者在政治上的要求过高过急、求全责备、不切实际，有些单位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对他们或进行公开批判，或调离岗位，不允许他们正常工作，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做法影响了对科技工作者的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妨碍了更多地出研究成果和科学人才工作的进行。对此，聂荣臻提出，要坚决团结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专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聂荣臻主张，对于科技工作者的政治觉悟要求，不能一概而论、搞一刀切，要有不同的尺度。对于青年科技工作者，必须在政治上严格要求他们，即：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但从旧社会过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有一些人要达到前面所说的两条政治要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有爱国心，二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和使用他们，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善于使用大量的在业务上有专长、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科学工作者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那对我们的事业是很不利的。就是一些右派分子，如果确实有一些科学本领，愿意工作，在教育改造他们的同时，也应该适当地使用他们。”[17]因此他强调指出：“要学会细心地争取和教育中间分子，而不能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来对待中间分子，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

聂荣臻指出，要争取和教育大量中间分子，关键要注意把握好政策分寸。一是要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政治反动和思想落后、大节和小节、主流和支流。不要主次不分，对生活作风、脾气性格等细节问题求全责备，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物质条件太艰苦，有些老科学家发了牢骚，讲了一些怪话。事情传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说：这些科学家过去住在英国或美国，那里的生活环境是不错的。现在生活上吃不好、住不好，讲点怪话，是可以的嘛。只要政治上不反对我们，说一点怪话，没有关系。我们的老共产党员，有什么不高兴，也还是要讲不满意的话嘛。这些科学家因此避免了被“打倒”的厄运，后来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二是要谨慎处理政治错误问题。聂荣臻指出；如果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学术著作中发表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对这种情况，要加以分析。如果本人在政治上总的方面是好的，这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是局部的、次要的、偶然的，或影响不大的，可以向本人指出错误所在，让他们自己来纠正，不必登报和在公众场合批评。如果本人坚持不改，必须公开批评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整个学术著作全盘否定。 总之，要在尊重中间分子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的前提下，以不伤害他们自尊心的方式，对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耐心地、逐步加以解决，才能真正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实现政治上的进步。这也是科技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所在。

（三）要充分运用自我教育的方法

自我教育是受教育者根据社会环境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自觉地对自我提出任务，把自我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通过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反省、自我调控等方式提高和完善自我思想政治素质和能力的一种教育活动。聂荣臻认为，在对科技工作者广泛深入地开展正面教育、引导他们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树立起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原则的立场观点的基础之上，要适时地引导科技工作者通过自我教育，自觉克服错误认识，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只有将科技工作者的自我教育能力培养起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效果才能真正巩固。为此，聂荣臻对科技工作者自我教育的形式、原则和途径作了重要阐述。

聂荣臻指出，要提高科技工作者自我教育的效果，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灵活多样的、恰当的形式，如自学、谈心、听报告、参观访问、开“神仙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自我教育必须是和风细雨的，绝不能用急风暴雨的形式，绝不能用命令主义的态度和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思想问题。聂荣臻自己就经常运用这些形式引导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例如在1961年春，为制订“科学十四条”，他召开了多次知识分子座谈会，大家在这些会议上畅所欲言，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为“科学十四条”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他多次明确指出，对于自我教育形式的选择，关键是要注意求实效，切忌形式主义，太多的开会、集中学习、下乡劳动、接待外宾等活动，不仅挤占了科技人员的业务工作时间，而且难以调动科技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主动性，不是自我教育的好的形式。

鼓励科技人员进行自我教育，必须遵循“三不”原则。聂荣臻指出，由于思想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只有在被教育者自我反省、自我激励的基础上才会对教育产生效果，因此在帮助科技工作者进行自我教育时，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一定要遵循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贴标签的“三不”原则，要允许科技工作者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问题之间的界线，切不可无限上纲，随便把学术问题和具体问题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能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总之，要创造一个民主的、宽容的思想环境，使科技工作者树立起自我改造的信心。

聂荣臻一直坚持，科技工作者进行自我教育的基本途径是社会实践，尤其是科学实践。科技人员在社会实践、科技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加强与同事、与社会、与群众之间的交流沟通，这可以帮助他们逐步克服各自为政、因循守旧、迷信权威、轻视群众等错误观念和行为，培养起协作精神、创新精神和群众观点，使他们的思想认识在“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过程中得到提高升华。因此，要增强自我教育活动的实践性，要把科技人员的自我教育与社会实践、科技实践有机结合，鼓励科技人员从事业务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政治思想的进步与业务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

[3]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267页。

[4]《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5]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7]《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8]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1页。

[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468页。

[10]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页。

[11]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12]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8页。

[13]《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4]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15]《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16]  周均伦、刘绳主编《聂荣臻元帅纪念集》，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17]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页。

[18]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1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