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科技服务与后勤保障的思想

战争离不开后勤，同样，科学研究工作也离不开后勤的保障。久经战争锻炼考验的聂荣臻，深知后勤保障工作对做好科技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56年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后，就非常重视为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服务，搞好科技工作的后勤保障工作。为了将这一思想落到实处，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他要求领导干部要树立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意识。他多次表示，愿意给科技人员当后勤部长。他要求从人财物、图书资料、设施设备、宿舍食堂、卫生环境等方面为科技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正是有了这样的保障，我国的科技人员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创造出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

一、领导就应该为科技人员服好务

领导干部应该有为人民服务并且服好务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长期坚持不懈的理念。毛泽东就曾说过，我们的一切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邓小平也明确提出：“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江泽民进一步指出，领导干部必须牢固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同时必须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聂荣臻在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他主管的科学研究工作领域并发展为科技战线的领导干部要为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服好务的思想。

（一）树立为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服好务的意识

为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服务主要是指行政人员、后勤部门为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以后，深感科技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强、过程复杂、任务艰巨的工作，需要多个方面的全面合作。一方面科研过程中，科技人员需要查阅的大量文献资料、科学试验需要先进精密的科学仪器设备和特殊的化学试剂等科研物资，这些仅靠科技人员本身是不够的，必须要依靠各部门的配合和协作。一个科研项目的完成，需要科技人员查阅大量的相关情报资料、分析数据、提出假设，再一一论证，借助先进精密的仪器设备和特殊的化学试剂做实验，经过反复的推理论证和实验，最后才能得出结论，完成科研项目。聂荣臻认为，如果一个科技人员在科研过程中，还要为图书情报资料、精密仪器和化学试剂奔波的话，那么他的工作效率是可想而知的，要完成一个科研项目也是非常困难的。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过程，需要科技人员投入全部的精力。如前所述，科研过程中，科技人员需要查阅大量的情报资料、分析数据、做实验等，这些工作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全部的精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科技人员几乎每天都是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度过的。从而，他们无法照顾自己的家庭，闲暇之余，也难免为家人感到内疚和担心。为了减轻科技人员的负担，解除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工作，聂荣臻从“软手段”和“硬措施”两个方面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服务措施，使行政干部树立了为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服务的意识。

从“软手段”来说，通过宣传、榜样等方式，使科研机构内部形成了一股科学工作者与行政干部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和互相合作的优良风气。科研工作是一项集体性的劳动，需要技术人员、图书人员、情报人员、业务人员等科学辅助人员的共同协作，在行政人员的领导下，为科技人员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科研条件和周到的后勤服务，否则科研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当时，科研机构内，一些同志还认为服务工作是低人一等的，不愿从事服务工作。针对这些情况，聂荣臻以自身为榜样，亲自带头为科技人员服务，同时还多次强调：“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必须教育全体行政干部，使他们认识到：为科学工作者服务好，就能使科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好。这只是一种分工，同样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并没有什么高下轻重之分，并且首先要求担负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安心做好服务工作。”[1]并且还多次公开表明：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同时，还要求党组织协调好科技人员和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互相合作，多出成果。通过这种宣传、榜样示范的作用，在全国科研机构内创造了一个良好和谐的氛围，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从硬措施来说，聂荣臻将服务思想规范化、政策化，通过一系列正确和有效的政策、制度等来保证对科技工作服务，对科研工作中的消极因素进行限制和改造。政策是行动的保障，为了更好地将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落到实处，聂荣臻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有力地保证了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1961年，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后，针对科研机构内存在的问题，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后面附了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中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在《报告》中，聂荣臻指出了当前科研机构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是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二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工作政策不够全面；三是有些政策界限划得不够清楚，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在报告中提出：“研究机构内的行政工作干部必须树立为科学研究工作、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观点，努力改进和作好服务工作。一切行政工作的规章制度都应当便利科学研究工作，适合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有些同志认为，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工作是低人一等的，因而有抵触情绪，不安心工作，或者看不起这种工作，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2]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各科研单位找问题、找差距，认真落实“科学十四条”。各科研单位都开了座谈会，听取大家意见，对研究人员最关心和最急待解决的问题予以解决。如对1957年以后在运动中被批判或斗争错了的人，分别甄别平反，解除思想疙瘩。开展学术民主，广开言路，减少科技人员的行政事务，保证科技人员的科研时间等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科技保障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

科技保障工作就是为科学研究提供条件，保障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科研条件是保障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撑系统和技术平台，是支撑科技活动的重要基础。科研条件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大型科技设施及装备、科技文献及科技基础数据、化学试剂、特殊材料和后勤保障工作等。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刚经过8年抗战和3年内战的新中国，民生凋敝，百业待兴。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使中国经济处于世界落后水平。落后的物质基础，导致我国科研条件匮乏，致使科研工作举步维艰。为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进一步作好科技保障工作，聂荣臻将此作为一个任务交给党的基层组织。并指出科研机构内的行政领导的主要任务就是：完善科研机构，建立系统的科研组织；做好仪器设备、图书情报资料等科技保障工作；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使科学工作者安心工作。他还说：“随着科研工作的进展，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科研服务工作的重要性，所以逐渐成立了一批情报资料、计量、标准、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图书等机构，以后还成立了计算中心，风洞试验中心等机构。这些单位的先后成立，大大方便了科研工作的进行，为我国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这些科研服务机构的有力保障，研究工作要取得显著成绩就是不可能的。集中办科研服务机构的路子是对头的。因为这些机构是所有科研部门或大多数科研部门都要用的，集中办就能办得比较全比较好。如果各科研单位都办科研服务机构，就会重复分散，既办不好，又造成浪费，这是应该力求避免的。”①除此之外，聂荣臻还申请成立了负责为科研工作提供资金、仪器设备和特殊材料的专门小组，为科研工作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保障了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领导干部要当好科技工作的后勤部长

后勤（英文“logistics”），是后方勤务的总称。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后勤工作。毛泽东时代，我国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战争中，粮食是最重要的后勤保障。否则，战士就无法养成强壮的身体去应付艰苦的战斗。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开荒种地，自给自足，以保证战争之需。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说过，军队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都要保持团结一致的关系。邓小平则直接将后勤工作与科技工作结合起来，他说：“后勤工作很重要，它要为科研工作创造条件，保护和管理好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得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党的、科研的、后勤的工作，三个部分，没有后勤，科研搞不起来。”[3]

由此可以看出，科研工作的后勤是指筹划和运用人力、物力、财力，从科学工作环境、科研条件和科学工作者的生活等方面保障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科学研究，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先进的科学器材和精密的仪器设备。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初期，这些都由科技工作者自己购买。科技工作者一方面要从事科学研究，一方面又要跑仪器材料，另一方面还要照顾家庭，导致精力分散，无法专心科学研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聂荣臻提出领导干部要做好科技战线的后勤部长，实际上就是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主动承担起为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服务的重任，并为其他后勤工作人员作出表率。

在《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一文中，聂荣臻指出了科学研究过程中，后勤工作存在的一些不足。他指出：“现在科技工作中的后勤工作跟不上。有些很简单的问题，后勤工作的同志也看到了，有的地方就是不解决。一个科技人员开展研究工作，还要自己跑出去找仪器，买材料，这怎么能行!”为此，他指出，“后勤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树立为科技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50年代，我就讲过，我就是一个大管理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当我看到科技人员安心地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时，我的心也安逸了。我希望科技战线上的后勤工作同志一定要改进工作，保障科技工作的顺利进行。科技战线上出成果，出人才，也有你们一份功劳，同样得到人民的赞扬。”[4]聂荣臻说到做到，身先士卒，为新中国科技工作的发展做到了鞠躬尽瘁，也深得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真心爱戴和拥护。

二、后勤服务和保障在科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聂荣臻前半生戎马倥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浴血奋战；后半生呕心沥血，为中华民族科技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前半生为发展科技事业解放全中国，后半生就组织科技队伍，把祖国的科技事业搞上去。在革命生涯中，聂荣臻认识到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在以后领导科技事业的十年里，他也十分重视后勤工作，并将战争中积累的经验运用到科技工作中，创造了我国科技事业的“黄金时代”。

（一）战争离不开后勤，科技同样离不开后勤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国资产阶级后勤学家乔治•赛靳斯•索普在《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中，就说：“后勤工作乃是战争活动的第三个独立部分。”[5]在书中，他将战争比作戏剧，后勤则是舞台管理、置办道具及担当演出的种种保障工作。战争过程中的给养、行政管理、伤病员的护理、医疗卫生、武器装备的补充和维修等等从属活动，就像舞台的管理、道具等演出的维持工作，属于后勤保障的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后勤保障工作在战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聂荣臻在革命战争年代和领导科技工作后都非常重视科技工作的后勤保障工作，对后勤保障在战争和科学技术工作中的作用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

首先，兵力是保证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战争的发动者和执行者。两军对垒，兵力的对比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根本保证。抗战初期，聂荣臻通过分析敌我军事力量，认为兵力太少是我军最大的一个问题。他说：“要创建根据地，必须首先要发展武装。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6]为了解决兵力太少的问题，聂荣臻提倡用滚雪球的方法来发展兵力。即在根据地发动群众参加游击战争，通过主力部队的骨干作用，广泛地发动群众。这些思想和方法也为以后建设科技队伍和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提供了借鉴。

其次，战略物资是保证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战略物资包括武器装备、粮食、服装等。近代社会，由于中国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本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国弱民穷，尤其在边远山区和农村更是如此。因此，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要兵力来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面临着物资奇缺、武器装备落后的问题。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时，就由于物资奇缺，严冬季节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饭也吃不饱，武器装备也不足。鉴于这种情况，聂荣臻借鉴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做法，请地方政府发动群众帮助筹集粮食等物资，同时还发动群众帮助寻找国民党溃退时沿途丢弃的武器，以解决军队武器不足的问题。聂荣臻的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战争中物资缺乏的问题，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做好科技后勤保障工作积累了经验。

第三，后勤保障工作为科技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前提条件。科技人员在进行科研工作中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化学试剂等科研条件，这些都是科研过程中必备的物资，没有这些科研几乎不能进行。因此，就需要科研辅助人员提前做好这些后勤工作，为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前提条件。

第四，后勤保障工作是科研顺利进行的保证。科技工作中的后勤保障工作不仅是为科研提供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化学试剂等科研器材还要为科技人员提供生活方面的后勤保障。使科技人员安心地，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因此，后勤保障工作也是科研顺利进行的保障。例如，当时许多科技人员为保证工作时间，每天早上还要起很早排队给家人、小孩买牛奶。聂荣臻知道后，安排专人为科技人员家里送牛奶，以保障科技人员的休息时间，使他们全心投入科研工作。

总之，后勤保障工作是在给养、行政管理、生活保障、科研战略物资等方面为战争和科研工作的从属活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聂荣臻正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战争中总结出的后勤工作的经验运用到科技工作中，使其为科技工作服务。他对后勤保障工作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和实践，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为科技攻关的顺利进行和我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科技攻关需要后勤服务作坚强后盾

发展科学事业需要后勤作为保障，科技攻关更需要后勤服务作为坚强后盾。1960年，正值我国“两弹”攻关时期，苏联领导集团背信弃义地撤走了全部专家和技术资料，加之3年经济困难，使科技攻关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原材料奇缺、图书情报资料不足、仪器设备落后等问题，使部分人丧失了科技攻关的信心。因此，提供科研保障等后勤服务，成为保证科技攻关顺利进行的关键之一。

首先，后勤服务能解决科研条件不足的问题，保障科技攻关的顺利进行。科技攻关时期，我国科研事业最困难的就是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原材料不足，就会引起一些精密仪器仪表无法研制，而生产原材料又需要精密仪器仪表的连环套问题。为此，聂荣臻提出了全国大协作的思想，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新技术局，动员30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同承担科研任务，为攻关解决好科技保障的问题。除此之外，聂荣臻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做科技保障工作。搞半导体需要锗，锗可以从煤里提取出来。刚开始搞锗的时候，科技人员发现张家口煤矿的煤含锗比较多。安东就奉聂荣臻之命，去当地协调，从煤中提取锗，为科技人员提供原材料。

其次，后勤保障工作能为科技人员提供生活服务，使科技人员安心搞科研。鉴于此，聂荣臻提出科研机构在抓科研的时候，同样要抓生活，并要求领导干部把它当成大问题来抓。他要求行政和后勤工作干部不仅要解决好科技人员的吃饭问题还要解决好科技人员的住房问题，改善生活、提高营养，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技人员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出现许多困难。由于营养不良和工作劳累，很多科技人员身体素质下降、出现色盲、浮肿现象，不利于科技攻关。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从各大军区及海军“募捐”，调来一批鱼、肉、大豆、海带等副食品，以改善科技人员的膳食，增加营养。1956年，任新民、庄逢甘等六位专家调到五院的时候，因为住房紧张，只得先住在当时北京军区的疗养院，就是现在情报资料所。因为没有床，几个专家只得挤在一起搭着铺板睡觉。聂荣臻得知后，要求安排几位专家住招待所，但专家们都不愿意去住，他又准备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专家住。在聂荣臻的领导下，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对科技人员的生活事事关心、面面俱到，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得以全力以赴搞科研。

三、创造条件做好科技保障工作

科学技术工作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它需要科技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同时后勤部门又必须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为此，聂荣臻提出必须要创造条件做好科技保障工作。

（一）科技发展要有人、财、物的保障

科研项目的完成是研究者、所需物资以及情报资料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发展科学事业，必须做好人力、财力、物力、情报资料等相关保障工作。

首先，科技发展要有人的保障。“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技发展的关键靠人才，尤其是一批一流的尖子人才。前半生的战争生涯，使聂荣臻认识到“人”的重要性。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要想战胜敌人必须拥有雄厚的兵力和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英勇杀敌的战士。领导科技事业后，聂荣臻将战争中的“人力资源”发展为“人才资源”，认为科技工作需要一批专业知识扎实、高水平的人才，这样科技事业才能发展。

然而，聂荣臻刚接管科学事业就面临着人才紧缺的难题。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后，聂荣臻认为首先就是要组织一支科学队伍，为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也存在着人才奇缺的问题。大学生是每个部门的宝，有人还将大学生称为“老母鸡”。这种情况下，各部门都不愿借“人”。经过聂荣臻的多方协调和中央领导的支持，才顺利组建了一支科技队伍开展攻关。

1956年6月2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协调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包括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在内数十名高级和中级科技人员立即到五院工作。在经国务院批准后，奉调专家很快到五院（即导弹研究院）报到。以后又调入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梁思礼等专家，并接收了100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后备基础是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使用人才的时候，也要注意后备人才的培养。否则，人才资源将会很快枯竭。意识到后备资源的重要性，聂荣臻提出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组建导弹专业，在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有关导弹原子能的专业的建议，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从而为中国导弹、原子弹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础。

在导弹研究机构建设方面，自1956年6月2日为五院选调科技骨干的会议以后到1957年，聂荣臻先后18次召集有关各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进行商讨：为五院继续选调科技骨干、党政骨干、大学毕业生；老专家在进行科研的同时，用带助手，讲课等办法，培养青年科技干部，还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研究生学习深造；补充优秀的技术工人、复员战士，自办技校培养人才，以满足初、中级科研实验人员和技术工人的需要等等，并通过了一系列决定。

通过这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科技队伍建设方面，到1961年，五院不仅已有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和研究骨干，还有大中专毕业生数千人作为后备队伍。他们都是从各部门调来和分配来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其次，科技发展要有财力的保障。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起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因而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实力，相反，科学的发展也促进经济的发展。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要发展科技事业，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为坚强后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威胁，要想让其打消入侵念头，只能靠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推动；强大的军事实力需要尖端的科学技术研制成功威慑外敌的尖端武器。然而，几乎是一贫如洗的新中国，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是聂荣臻主管科研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聂荣臻指出，要优先满足国防科技事业的经费需要。众所周知，科研需要大量的经费，购买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特殊材料和化学试剂；同时，还需解决科技人员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家计委、经委成立了专门的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专门解决科研所需要的经费问题。中共中央还决定，要优先解决科研部门需要的经费问题。周恩来总理担心这些部门克扣国防科研的经费，一再交代，国防科研尤其是“两弹”经费要多少就给多少，要大力支持。同时，还划拨专门的外汇用于购买图书资料和国外的先进仪器设备和化学试剂、特殊材料。1960年，聂荣臻则贯彻勤俭节约办科研的精神，经过精打细算，向李富春转送了刘西尧的报告。报告提出，试制新材料需要机动投资1000万元，钢材1000吨，外汇651万卢布、97.5万元美元。李富春批示同意。由此可见，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就是在中共中央一路绿灯的关照和聂荣臻孜孜不倦的带领下，按照勤俭节约办科学的宗旨，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功地研制出了“两弹一星”。

聂荣臻指出，科技人员要节省开支、有效利用经费。在中央领导特殊关怀的基础上，我国基本上解决了科研需要的资金问题。然而，聂荣臻深深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穷国，拨出这一批科研经费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这些经费是从多方面节约下来的。因此，他要求科技人员在用经费的时候，一定要节约，该花的才花，一分钱也不能乱花。为了节约经费，他一再告诫工作人员“一颗导弹，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因此要精工细作，消除一切隐患。就是在聂荣臻这种节俭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才保证了每一分钱的有效利用，用低于资本主义国家很多的经费研制成功了“两弹”。用原二机部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搞国防尖端研究，我们是很节省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用的经费不知少了多少倍。”[7]

第三，科技发展要有物力的保障。人力、财力、物力是科技发展必须具备的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因而，有了人才资源和财力的保障还必须具备物质的保障。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的物资保障，包括科研条件和科技人员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等两方面。

科研条件是保障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撑系统和技术平台，是支撑科技活动的重要基础。科研条件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大型科技设施及仪器装备、科技文献及科技基础数据、科技规范和标准等各种硬件及软件。现代科研条件已成为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科技创新的一部分，是衡量各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和标志之一。当时才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事业，缺乏的就是科研条件，包括先进的仪器设备、科技图书和情报资料以及特殊材料、化学试剂等。要搞研究，就必须解决这些难题。对于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经济水平十分落后的大国，解决科研条件匮乏的难题，成为以聂荣臻为首的科学事业领导人的首要任务。

解决好科技工作者的生活所需，是科技工作者安心搞科研的保障。当时，科技工作者一方面要搞科研，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住房、吃饭等问题，有些科技工作者甚至还要排队为自己的小孩买牛奶，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和占用了搞科研的时间。聂荣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解决好科技工作者的生活问题，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聂荣臻要求行政和后勤干部必须为科技人员服务，并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为科技人员提供后勤服务，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使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搞科研。

综上所述，科技的发展需要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保障，三者缺一不可。在中共中央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以聂荣臻为首的科技事业领导人的努力下，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使我国的科技事业有了一定基础的人力资源，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满足了研制“两弹一星”的初步需要。

（二）为科技人员做好“开门七件事”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大量自然科学的成果是在借助实验手段和实验技术装备基础上获得的。实验技术装备主要是指，科学实验过程中需要的仪器设备、特殊材料、化学试剂等。借助这些实验技术装备，可以发现自然规律、观察到仅靠肉眼不能发现的现象、元素等，从而提高科技人员的观察和认识能力，推动科研的发展。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实验技术装备在科技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如果不借助科学实验技术装备是无法促进本国、本民族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因此，从聂荣臻接管科技工作以后，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实验装备的研制和建设。在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规划中，聂荣臻就将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等设备，石油等资源的开发作为科技工作发展的重点。12年规划提前大都完成后，聂荣臻又总结经验说，“两弹一星”的尖端科技难关的突破，经验之一就在于坚持尖端技术攻关的同时坚持了仪器设备、新型材料等的研制。他还将新型原材料、设备等比作“开门七件事”。他说：“服务于‘三年突破’要狠抓‘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电子元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装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 [8]这好比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叫开门七件事，依我看，新型材料、精密仪器仪表、特殊设备等，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首先，是仪器设备的研制。众所周知，尖端武器的研究需要这样一个前提：大量新型材料、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和稀有气体等。这些科研物资都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才能制造。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来说，建造这些先进仪器设备实在是太困难了。领导科学事业的聂荣臻对此深有感触，常常提到这些事。

特殊材料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特大、特小、特细特薄等特点，如果没有精密的仪器设备是无法制造出来的。在尖端武器的研究中，对这些材料的数量、质量、规格要求都很高，而且都要得急，仅靠有限的几台陈旧的仪器设备是无法满足科研需求的。因此，聂荣臻下定决心在进口国外尖端仪器设备的同时，自己研制尖端仪器设备。在一次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他讲到：“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国防现代化要立足于自己的国防工业上面。而国防工业又要立足在整个现代工业的生产上面；原材料、设备、配套产品必须要能够在国内完整地配套，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要靠整个工业的支持，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业部门是和国防工业生产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更不用说间接的关系了。比方说，尖端和常规武器所需要的特殊材料，像特厚、特薄、特宽、特大、特小、超纯等金属材料，没有大设备就出不来。”[9] 在聂荣臻的带领下，九大设备的研制提上了议事日程。九大设备包括4种铝加工设备，4种黑色金属加工设备和一种压制玻璃钢的万吨油压机。这些设备投产后，“可在大部分规格上和一定数量上满足正在试制或规划的几种导弹、歼击机、舰艇、原子能工业及民用工业等所需的铝合金大型模锻件、宽板材、大型材、管材，合金钢宽板材、大直径冷轧管、特薄带材以及玻璃钢制品等的需要。”[10]

在生产这些设备的同时，聂荣臻还指出使用现有仪器设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科学技术工作的战线过长，仪器装备的配置比较分散，存在着配不成套，利用率很低的现象。有的单位有了仪器还不会用，甚至使用坏了，这就发生了一方面仪器装备不足，一方面又有积压浪费的情况。为此，聂荣臻指出：“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办科学的方针，彻底清理和调整现有的装备器材，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同时努力改进供应，努力组织国内生产。”[11]并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建议成立中国科学仪器公司。聂荣臻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1962年在原北京科学用品服务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器材公司。以后，又按当时的大区，分片成立了几个分公司，负责科学仪器计划外的供应、调剂、修配、服务等工作。在发展仪器国内生产和修配的同时，为解决科研工作中的急需仪器问题，还进口了一些仪器。从而，使我国科学工作在仪器设备方面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我国的科学工作也大刀阔斧的向前发展。

其次是大力研制新型材料。尖端武器的研制需要许多新型材料，包括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和稀有气体等。没有这些新型材料，就无法研制精密仪器仪表、尖端武器等高科技产品。我国当时的状况是：原材料从数量、品种到规格都无法保证，这不仅影响到我国常规武器的正常生产，还严重地影响着尖端技术装备的生产和民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而形成原材料紧张的原因，主要是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发展上的不平衡，金属材料数量增长快而品种发展慢；非金属材料则在数量和品种方面都较薄弱等等，这些问题反映在材料供应上必然是品种不全，规格不符。”[12]鉴于此，1959年7月聂荣臻就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我们应该有一个平衡的规划，把提高数量与发展品种统一起来，把发展金属材料和发展非金属材料予以妥善安排。非金属材料，由化工部汇总，统一筹划。报告还提出，要研究和逐步供应各种“特”字号材料，以满足科研的需要。为尽快解决新型材料的问题，将建议落到实处，聂荣臻组建了由计委、经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五院、一机部、二机部、冶金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的规划领导小组，全面安排研究，解决新型材料、仪器仪表和精密器械的问题。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各有关单位发奋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1965年4月到7月，聂荣臻分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书面报告说：经过四年努力，过去许多靠进口的新型金属材料，已经能自己生产，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6800多个品种。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飞机的需要。电子、仪器仪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个品种中，已有55种可满足需要。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40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已能生产18种。新型化工材料方面，共试制出3900多个品种。在高能推试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试剂等方面，已可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近期发展需要的90％。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钢、玻璃纤维、特种水泥及胶凝材料、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耐高温涂层、石墨、石棉等材料，共2000余项。这些材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耐辐射以及各种优异的光学、电学、磁学性能，初步满足了研制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聂荣臻在报告中也指出，这1.2万种新材料中，有些性能还不够稳定，有的还不能进行工业化生产。

（三）努力办好科技服务机构

科技的发展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丰富的情报图书资料和大量的特殊材料。然而，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经过几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无法改变设备落后，图书资料紧缺的现实，因而大部分只能从国外进口。按照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无法承受长期地大量地进口设备，材料和图书。因此，聂荣臻决心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建立科研服务机构，解决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

为解决仪器设备落后的难题，1962年，在聂荣臻的倡导下，首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器材公司。以后，又按当时的大区，分片成立了几个分公司，负责科学仪器计划外的供应、调剂、修配，服务工作，经过逐步发展，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某些中心城市都成立了器材公司或服务处，形成了全国的仪器供应服务网络。

与此同时，聂荣臻建议在北京、上海成立全国中心图书馆、一些较大城市成立地区中心图书馆。并且在北京成立了科学会堂，为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料和查阅最新书刊的场所和交流休息的场所。

在聂荣臻的直接领导和督促下，我国先后成立了科学仪器公司，外文书店和图书公司以及科学会堂，建立了系统的科学服务机构体系，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四）提供图书和科技情报方面的资料

第一，提供科技图书保障。科技图书是保障科学事业发展的科研条件之一，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科技工作者可以通过科技图书，查阅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可以通过书中的记载获得前人的经验，同时也可以开阔自己的思路等。当时，我国的科技图书虽然不少，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需要一一解决。

首先，图书的分配和使用情况不尽如人意。新中国成立后，为丰富科技人员的知识和开阔科技人员的视野，我国支付了大量的经费和外汇购买图书。但这些书的分配和使用却不令人满意。当时，国际书店的订户达1万多户，但订户十分分散，还有新设的机关、学校只有极少数人懂外语或需使用外文书籍，但动辄订购外文期刊数百种甚至数千种，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浪费。还有的单位，对不需要的图书也订购，而当时很多图书数量极为有限，这就造成有些图书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却有，造成图书的缺乏的“假象”。

其次，图书馆的发展缺乏全面的规划。当时，国内较大的图书馆分属文化部、高等教育部和科学院三大系统，系统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和协作，藏书分散而重复。各系统都希望自己的藏书齐全，但又不能做到，因而都感到房屋不足，人力缺乏。然而，科学研究需要藏书丰富、专业性集中、质量高的图书馆。针对这种现象，聂荣臻指出：“我们打算在北京和上海根据现有的收藏条件，把几个较大的图书馆首先组织起来，形成全国中心图书馆。并在几个大城市组织地区中心图书馆，为全国科学工作者服务，并负责指导和帮助其他图书馆的工作。”[13]

再次，图书积压现象严重。据有关资料，当时我国图书积压现象相当严重。仅文化部系统的图书馆就有两千万册以上的图书没有整理。另外还有些城市，积压在仓库里的图书长期无人过问。这就造成了大量图书资源的闲置，也造成了国家经费的浪费。为此，聂荣臻要求有关部门立即组织人手整理这些图书，并要求图书馆之间开展馆际互借工作和分批编辑全国图书目录。

在解决国内藏书问题的同时，聂荣臻还不忘从国外购买一些专业性强、质量高的新书以丰富我国科技图书资源。1956年—1957年，我国就支付外汇330万英镑用于购买国外书刊。上世纪60年代初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我国用于购买外文图书的经费明显减少，因而1962年国家科委筹建了中国外文书店。同时，聂荣臻对书店的工作和经营思想做了明确规定：“要树立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要降低书价，以不赔不赚为原则。”[14]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开辟了国外国内两条图书渠道，使我国科技工作者有书可看，研究工作有据可依，保障了我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第二，提供情报资料方面的保障。按照聂荣臻自己的话说：“科技情报是科技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对科技人员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科技情报工作正是为了让科技人员耳聪目明，触类旁通，思维敏捷，思路开阔，从而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尽快跟上世界新技术发展的新潮流。”[15]由此可见，聂荣臻对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早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草案时，聂荣臻就对此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并指出国家科委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情报资料。为配合开展尖端技术的科研工作，更好的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情报资料，1959年，在聂荣臻的指示下，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成立不久，就翻译出版了《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为配合建立文明科研、文明生产的环境和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1965年，根据科研工作新的需要，聂荣臻又指示：“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是国防科委直接领导下的事业单位，又是参谋机关，要为中央军委、国防科委提供决策性情报；要经常研究国外情况，提出材料；耳目要灵、要快、要抓苗头；要把主要力量摆在情报研究方面，当好领导机关的情报参谋。”[16]聂荣臻的指示，为情报资料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先进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聂荣臻不忘吸取国外先进经验为我所用，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一直和我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还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等多领域给我国以援助。早在1953年6月4日，中苏就签订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向中国有偿转让生产舰艇的材料、设备和技术资料。1957年10月15日，在中苏签订的《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就规定苏联给中国以技术资料的援助。协定制定的前两年，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军事装备的技术资料。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和曾任驻华总顾问的苏联代表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再次签订了《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629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633型中型鱼雷潜艇、205型大型导弹快艇、183型小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Р-11ФМ型弹道导弹4枚、П-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虽然，后来两国关系走向破裂，但是前期苏联对中国提供的技术资料使中国科学研究少走了很多弯路，可以说为中国研制成功“两弹”节约了时间。虽然苏联后来单方面撕毁了协定，撤走了在中国的专家、技术资料等援助，但是前期苏联为我们提供的情报资料、武器样品、先进设备等使我们研制“两弹”的时间缩短了。聂荣臻说：“五十年代，苏联曾给予我国相当大的援助，很多苏联科学工作者和专家……在中国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起步的时候，曾经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7] 

综上所述，聂荣臻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一方面抓紧时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情报资料，大力推动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四、搞好科技人员的生活是一项政治任务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想充分有效地利用好人才这一资源，必须首先保证人才的生活条件。在我国大举进行科技事业的时候，知识分子就是我国科技事业的“第一资源”，没有他们，我国的科技事业将寸步难行。因此，必须重视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主管科技事业的聂荣臻说：“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与共产主义事业不相容的。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的观点。”[18]正是因为这样,科研部门的行政领导才要“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是件大事，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19]这与中国共产党后来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一）要有保障科技人员生活的政策和措施

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是科技人员能否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的关键。因此，聂荣臻明确提出，行政和后勤工作干部要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了将其落到实处，聂荣臻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采取了一些措施。因为，政策是措施得以执行的政治保证，对行政和后勤工作干部的行为可以起到指导和监督的作用，以保证切实解决好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

确定“两弹”攻关以后，聂荣臻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要真正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为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服务。这一方针、政策的明确提出，为科研机构的行政和后勤工作干部、工作人员指明了方向，促使他们加快解决科技人员生活问题的步伐，促进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二）切实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最低层次是人的生理需要，即生存需要，也就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越低层次的需要越大，高层次的需要是建立在低层次需要的满足之上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科技人员的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保障的话，科技人员是很难专心搞科研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下，科技人员的工作环境、生活水平都比较差。当时，许多科技人员每天早上还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排队买牛奶，为一家人的生活奔波。看到这种情况，聂荣臻要求行政和后勤工作干部一定要解决好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使他们全力以赴搞科研。聂荣臻为了解决好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可以说是大到科技人员的工作安排，小到科技人员的吃饭问题，他都一一过问，样样关心。

五院建院的时候，任新民、庄甘逢两位科学家到北京开会，听说五院已经成立就要求调到五院工作，因此没有回哈尔滨。聂荣臻知道后，十分关心两位科学家的住宿问题，就派人去请两位科学家住旅馆并给他们安排住宿。还有一次，聂荣臻听说任新民冻伤了手，就责问有关的负责人：“为什么不对任新民这样的专家多注意保护！”[20]聂荣臻不仅对科学家爱护有加，对普通的科技人员也很关心。当时，科技人员的工作环境条件恶劣，一到冬天工作人员常常冻坏双手，无法正常工作。聂荣臻知道后立即下令有关部门要解决好科技人员的取暖问题，并对行政领导说“如科技人员受冻，你们要负责”。[21]从那以后，每次去视察工作的时候，聂荣臻都会问科技工作者是否受冻了。他的这一举动，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人，许多科技人员热泪盈眶，下决心早日研制出“两弹”。

吃不好是不能进行攻关的,这是聂荣臻在战争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为此，聂荣臻要求为科技人员办好食堂，要求科研部门的行政和后勤工作人员要作好科技人员的后勤工作，他自己就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只管放手做，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搞好食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五院刚成立的时候，是由地方出身的或者是知识分子办食堂。聂荣臻就说不行，认为科技人员吃不好就不能攻关,所以后来一方面抓科研部门的食堂，另一方面还解决困难问题，搞鱼、肉等副食品。。为搞好食堂，他专门从北京军区调来一个姓梁的同志办食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处于低谷时期，与此同时，苏联又撤走了对我国所有的援助物资与专家，并要求我国归还贷款，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生活困苦，中央领导也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科技攻关是很困难的。然而，苏联背信弃义的行为刺激了科技人员强烈的爱国心和自尊心，所有科技人员都纷纷下决心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地完成科研任务。自此，研究所的办公室、实验室和图书馆和资料室里的灯通宵达旦的亮着，科技人员日夜工作。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许多科技人员身体都出现了浮肿情况。得知这个消息后，聂荣臻心疼不已。为了加强营养，让科技人员吃好，聂荣臻虽然躺在病床上，心里想的还是科技人员的营养问题。为此，聂荣臻特地找来秘书，对他说：“昨天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先去找爱萍同志，让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决不能搞坏身体。”[22]

这样还是无法减轻聂荣臻的担心，科技人员的身体在这种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下，迟早会被拖垮的。仅仅强调休息是不够的，必须增加营养才行。然而，当时那种国情，肉、蛋和黄豆等一类副食品极为紧张，就是有钱都没地方买。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生活水平、提高营养，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深思熟虑后，聂荣臻征得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后，以个人的名义向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和海军募捐来了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和水果等副食品，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发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并特意交代行政人员一律不分。分发这些东西的时候，许多科技人员都热泪盈眶，一位技术人员还说：“我们国家这样困难，主席、总理都吃白菜汤，军委太关心我们了！”[23]大家都发誓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撒下自己的满腔热血。

另外，聂荣臻还力求为科技人员创建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科研工作起步初期，由于经济落后，科研条件十分落后，科技人员的工作环境异常简陋。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科技人员常常冻得直哆嗦，许多科技人员都长了冻疮。聂荣臻得知后，心疼之余要求尽一切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环境，为科技人员提供保暖物资。同时，每次去科研机构视察工作的时候，都要检查科技人员是否挨冻的情况，许多科技人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聂荣臻这种对科技人员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每一位科技人员，纷纷发誓要全力以赴投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中，创造了我国科学事业的“黄金时代”。

       [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90页。

[2]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3] 《聂荣臻回忆录》2005年版第625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5]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1页。

[6]   乔治•赛靳斯•索普《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7]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8]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602页。

[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10]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

[11]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12]  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678－679页。

[13]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版，第174—175页。

[14]  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9页。

[15]  周均伦、陈克勤、鲁顺玉《聂荣臻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1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版，第28页。

[17]  《聂荣臻回忆录》2005年出版第637页

[18]  周均伦、陈克勤、鲁顺玉《聂荣臻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19]  周均伦、陈克勤、鲁顺玉《聂荣臻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409页。

[20]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

[21]  周均伦、陈克勤、鲁顺玉《聂荣臻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22]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88页。

[23]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