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思想

聂荣臻是中国共产党内认真贯彻和切实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典范，是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为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界知识分子尊敬和爱戴的卓越领导者，被知识分子称为“科技工作者的知心领导人”。[1]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聂荣臻有许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论述，其精辟、独到和实在的见解，还有在这些政策上的成功实践，不仅调动了知识分子攻关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们当前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知识分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一）革命战争的胜利少不了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写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在革命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批评了有的干部还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的现象，告诫全党同志：“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2]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证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充当了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聂荣臻重视知识分子可以说由来已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领导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开展抗日斗争，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把知识分子的作用提高到能否建立根据地和建设好革命武装队伍的高度来认识。他经常对干部讲：“知识分子懂科学技术，对他们要重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队伍，没有他们不行。”[3]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当时曾经动员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工作，对发展晋察冀根据地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军工事业，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武装队伍起了重大作用，也使晋察冀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模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聂荣臻动员殷希彭教授到晋察冀军区工作。殷希彭教授毕业于保定河北医学院，留学日本，获病理学博士。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不愿随国民党南迁，到河北老家避难。1938年1月，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组建了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去做殷希彭教授的动员工作。当时殷教授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要一匹马代步；二是不吃粗粮；三是来去自由。有的干部听到这些话就摇头，就向聂荣臻汇报。聂荣臻说，我看都可以接受，理由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切要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个好的医生加入革命队伍，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就会得救，就能够重新走上战场消灭敌人；动员一个人参加革命，就会影响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对革命事业就会做出贡献；何况他参加革命后，认识也会慢慢发生变化，可能这三个条件一条都不要了。[4]据张珍回忆：殷希彭教授到晋察冀边区后，又通过他的关系把保定医学院的一些爱国教授和他们的内、外科主任都动员到抗日根据地来了。[5]也正如聂荣臻分析的那样，殷希彭投身革命后，不仅使部队的医务力量大大加强，他后来也主动撤消了自己所提的条件，成长为党的一名优秀领导干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可见，在当时比较复杂的形势下，聂荣臻从革命利益的大局来考虑知识分子问题，说明他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看得很清楚的，而且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聂荣臻不仅是这样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在实践中也能够注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当时的晋察冀边区文化落后，经济困难，人民生活非常艰苦，工业除了一点酿酒和毛皮作坊、铁匠炉外什么都没有。以这样的条件要解决边区军民的需要的确困难很大。聂荣臻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给予充分的信任，挑选了一批比较好的同志到各厂矿担任生产和行政负责人及技术骨干，在根据地办起了各种小军工厂，不仅生产子弹、炸药、手榴弹、迫击炮弹、地雷，而且还建立了一批民用工业，如煤矿、制革厂、肥皂厂、造纸厂、纺织厂、酒精厂、玻璃陶瓷厂、工具机械和化学工厂等，初步形成了比较现代的边区民用小型工业体系，解决了边区人民物质上的一些困难，也为党以后建立军事工业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是晋察冀根据地所以能够在敌后得以坚持和发展，并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实践证明，革命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聂荣臻曾深情地说：“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少不了知识分子啊！我们可不能忘记这些人的功劳啊！”[6]

（二）社会主义建设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战争环境导致的经济残破和凋敝，现代工业基础的脆弱，我国的科技也十分落后和薄弱。经过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短短三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这一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尤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论知识分子问题》等最具代表性，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知识分子给予了正确的定位和科学的估计；知识分子必须完成立场、态度的转变；阐明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途径；提出了为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强调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是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等。[7]这些论述奠定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初步基础。

1956年10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来征求聂荣臻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聂荣臻表示，对科学技术工作他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他毅然选择抓科技工作。当时有些人为他担心，并善意地劝告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但聂荣臻没有动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技事业。”[8]

聂荣臻知道，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做好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年的努力，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一定发展，研究人员由新中国成立时的650余人发展到9000多人，研究机构由40多个发展到380多个，学科门类有所增多，还进行了地质勘探、资源调查等工作，理论科学方面也有了某些进展，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科学技术工作只是围绕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开展的某些研究，而那些系统性、突破性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的新领域都还没有涉及。因此，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面临的困难是十分明显的，如十二年科学规划没搞完，许多问题不明确、不落实；科研人员奇缺；知识分子政策尚待落实；科研领导机构不健全；科研机构缺门、分散，形不成攻关力量；科研基本条件缺乏；尖端科学基本上是空白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形势的发展已经时不我待。[9]要赶上甚至超过我们的对手，以科技带动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但又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必经之路。聂荣臻毅然选择了分管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的奋斗之路，除了他自己说的“雄心壮志”外，还见证他的决心、信心和爱国情怀。

在抓好科学规划的完善和落实后，聂荣臻把组建和培训科研队伍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来抓。他坚信：只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为此，聂荣臻始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政治上充分信任他们，思想上和生活上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虚心听取他们在专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革”动乱时期，我国的科技工作受到极大干扰和破坏，科技工作者受到极大迫害。但聂荣臻冒着风险，仍然坚决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所以，我国在短短的三年内，就从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比美、苏要快得多。这一切成就的取得，是聂荣臻能够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一个显著例证。

聂荣臻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和长期坚信不疑不是偶然的。他始终认为，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们党长期以来的观点，“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与共产主义事业不相容的”。[10]同时，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也源于他在革命和建设中长期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和与知识分子结下的深厚情谊，他相信这支队伍是特别能战斗的，是值得充分信赖的。1982年，当光明日报记者请他谈谈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时，他结合自身的革命经历作了如下总结：“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好得很。在革命战争时期，对根据地建设，对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做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不重视知识分子和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化无法实现，国家落后面貌不能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知识分子和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11]即使到了晚年，聂荣臻也心系我国的科技事业，全力支持我国的科技工作。他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就要依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要实现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也是不行的，因此，我国现代化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科技工作搞上去，并且要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2]面对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知识分子担负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肩负着崇高和光荣的使命。聂荣臻希望广大知识分子“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要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同时还要不断地去认识和探索科学的奥秘，他坚信知识分子一定会努力地工作，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而光荣的使命。[13]聂荣臻同志的科技情怀已跃然纸上，不能不让我们为之肃然起敬。

二、政治上充分信任知识分子

（一）正确估计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

科学是以探索未知为目的的创造性劳动，科学研究工作就是认识自然、变革自然的工作，也是探索未知的工作。知识分子是掌握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是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主体，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应该怎样估计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呢？

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不正确认识，不仅在我国社会上有很长的历史，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对知识分子存在着种种偏见。新中国成立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占了相当比例，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必然存在着他们是否真正转到人民的立场和是否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认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对知识分子采取了积极的团结政策，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方面军。1956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并代表党中央对知识分子作了正确定位和科学估计：“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4]这是党第一次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承认和肯定，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虽然后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在执行中发生了偏差和反复，但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还是正确的。

聂荣臻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楷模。他通过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总结出了“两个相信”，即相信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相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把这样的理念贯彻到了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聂荣臻始终坚信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红军时期，对国民党军队过来的医务人员和无线电人员能够大胆使用；抗战时期，他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办了许多工厂，也大量使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使晋察冀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聂荣臻在主管新中国的科技工作后，始终坚决拥护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估计，始终坚决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1962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会议，针对知识分子政策出现的反复和科学家、文艺家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反映的意见，聂荣臻和周恩来、陈毅、韩光、张劲夫、郭沫若等反复就此问题讨论了好几次，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不应该说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进一步肯定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随后，由周恩来到会讲话。他说：“从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组成了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过了三天，陈毅又代表周恩来到会讲话，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给大家“脱帽加冕”，称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同时把话说透了：“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15]聂荣臻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反思了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教训，如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够全面等，提出了今后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这次会议正确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把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信任和关怀送达到知识分子心中，广大知识分子出气、通气、和气、争气、扬眉吐气，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开展科技工作和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大家表示要立志争气，发奋图强，要做出更多的成绩来。事实证明，19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1965年首次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1967年成功试验氢弹等一系列科技成就，与党正确评价和对待知识分子不无关系，作为主管我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谁能说清楚他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二）要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待

聂荣臻认为，科学研究工作要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给以足够的信任，要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在红军时期，许多医务人员、搞无线电通讯的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我们有许多的工农干部对这些事都不会做。怎么办？当然就必须要信任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知识分子。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军医给伤员用错了药，有人就说这个医生是内奸要处决他。聂荣臻听说后立即加以制止。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懂科学、懂技术的人太少了，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一个人，不相信一个人，更不能在未调查清楚之前就简单地处置一个人，这样对革命事业不利。”[16]后来经过调查，原来这批药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缴获时标签就贴错了，因此就造成了误用。这件事情如果从表面上看只是救了一个人，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是聂荣臻对人充分信任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家底十分薄弱，从事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很少，面临的困难很多。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后，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心中有一盘棋，认为各项研究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人，只要把科研队伍组织起来，照样可以从事我国的科学研究。聂荣臻对科研队伍的建设是站在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的，他说：“我们要完成科学规划中规定的任务，努力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无论从当时的需要，还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考虑，队伍问题都是个关键。所以，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来加以考虑。”[17]而且为此采取的措施也是相当得力的。针对当时我国高、中级科研人员缺乏，造成开展科研工作困难的情况，特别是当他听说一些外国专家能够了解的一些科技项目，中国专家却被排斥在外后非常生气，指出必须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他指出：“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人家，尊重人家。难道中国专家还不如外国专家可靠吗？他们既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是自己人，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要人家做事，又不信任人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聂荣臻始终坚信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使国家强盛起来。”[18]

（三）保密工作不能妨碍科技工作研究和交流

聂荣臻认为，科学研究工作要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某些问题上要强调独创，特别是涉及到国家的尖端技术。因此，这里就有一个保护国家的机密的问题。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大量的工作还是要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其中很大部分是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还要利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于是，保护国家机密与开展科学技术交流似乎就成为一对矛盾，有的人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有的人则又不区分二者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聂荣臻表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

首先，聂荣臻认为，科学技术机密必须确保，这是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也是我们对苏联政府承诺的义务。在科学研究中，尖端技术和国民经济重大问题的课题日益增多，对参与这些工作的人员规定一定的保密纪律是必要的。因此，他对那种在保密过程中麻痹大意甚至泄露机密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19]

其次，他指出，我们要有志气独创，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必须独创，所以要以学习和掌握已有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千方百计地吸取国外对我们有用的科学技术成果，是加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方法”，比如派人出国考察、参观、开会、驻厂验货、买专利、加强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等，这些就不能受保密的限制。

第三，对保密和开展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之间的关系，聂荣臻认为，国际上的学术交流如书刊交换、通讯、学术来往等需要积极加强，保密是必要的，但不能妨碍有关单位和人员的交流，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不认真处理好这种关系，很可能会挫伤他们搞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慎重处理。

第四，聂荣臻认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做到自力更生，就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力量，尽可能多地调动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来参与工作。为此他对保密工作和开展交流作了具体阐述。其一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密级，分别吸收符合条件的人来参加，集中力量确保真正要保的机密。比如尖端技术要分别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全面和局部、自己独创的和国外公开的、技术工艺性的和理论性的、运用兄弟国家机密资料的工作和自行设计的资料等等。纯理论的研究成果和论文一般不必保密。同时聂荣臻指出，为了正确划分密级，应该吸收有关专业人员参加商讨并由有关领导机关决定和批准。其二是要正确地进行人员的政治审查。对于旧社会出身的科学工作者，虽然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况比较复杂，但有些人确有专长，因此对他们的情况要作认真而有分寸的审查区别，被怀疑有问题但缺乏证据的要积极调查，早予结案；确有不宜于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就应当调动；对个别对象，各有关单位看法不一致时，就应报上级党委和有关领导部门进行审查处理。总之，聂荣臻认为，对于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的审查和使用问题，必须从速解决，“凡是能用的，应该大胆地加以使用”。最重要的是对有政治历史问题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主要要看本人的表现。凡本人表现好的，必须大胆放手使用。其三是要妥善地解决科学技术资料和经验的交流问题。聂荣臻指出，过分地扩大保密范围，提高保密等级的作法，往往封锁自己，妨碍科学进步，而且也不利于确保真正的机密。他对有些单位借保密之名行垄断封锁之实的行为进行了批评。[20]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聂荣臻不失原则而又灵活的工作作风，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也体现了他对科学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四）看待知识分子应该重在实际表现

聂荣臻把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我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家庭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加上社会历史原因和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存在着歧视的现象，因此在使用他们的时候往往心存疑虑。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在主持制订的“科学十四条”时就明确了一个基本精神：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要看本人表现；有历史问题的，主要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21]他多次强调指出，看待知识分子应“重在表现”，就是本人在为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勤奋努力工作中的实际表现，而不能因为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对他们形成固定的模式和看法，不然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如果因此将他们拒之门外，那我们就等于没有自己的科学家了”。[22]当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也必须要进行改造，以使自己的立场尽快转变到无产阶级和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方面来。因此，一方面，聂荣臻号召知识分子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各级行政领导和政治工作人员要当好他们的后勤，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对本人表现好的知识分子，必须予以充分信任。据著名科学家梁守槃回忆：当时因为父母、弟弟、妹妹都在美国，家庭出身复杂，又在高度保密的单位工作，有人认为这样是很不适宜的。但聂荣臻认为，家庭关系复杂主要是看个人的具体表现，表现好的就可以用，并在大会上公开讲：像这样的同志，我认为是可以用的。也就是说，聂荣臻是看工作表现来决定这个人可以用还是不可以用。对此，梁守槃非常感慨地说：“在这种总的精神之下，知识分子感到都非常振奋，愿意尽自己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而没有任何其他想法。”[23]

探寻聂荣臻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充分信任，我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固然有聂荣臻在革命和建设中使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取得巨大成功的实践经历，有他与知识分子结下的深厚情谊，但我们认为根本上还是他认识上的问题，即他对科学技术工作的认识比较深刻。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也是革命的力量。对于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聂荣臻是非常明确的，不仅如此，他还一再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依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24]那么靠谁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呢？毫无疑问是人，而这不是一般的人，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的人才，也就是说，能够承担起科学研究工作重任的只有人才，因此，聂荣臻认为，“人才问题，队伍问题，是科学工作中最根本的一个问题”。[25]由此可见，聂荣臻对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充分信任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三、工作上培养和放手使用知识分子

有了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知识分子为此也倍受鼓舞和激励，那么就必须在科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用好知识分子。聂荣臻既注意为科技人员创造科学研究条件、提出明确要求，又注意在工作中对知识分子大胆地放手地使用。

（一）注意为知识分子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首先，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人才能否不断涌现，取决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程度，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聂荣臻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检查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一贯认为，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只是摘掉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帽子”，还必须把知识分子队伍组织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工作。[26]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受到摧残，多数知识分子受歧视甚至遭到迫害，积极性被挫伤，导致严重后果。有鉴于此，聂荣臻一再向社会呼吁，必须对知识和人才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新道德、新风尚，要充分信任和爱护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能够施展远大的抱负。聂荣臻认为，这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也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关键所在。[27]

其次，鼓励科技人员发扬三敢作风，不要惧怕失败。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我国的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许多人容易产生神秘感，迷信外国、迷信专家、迷信书本的情况比较严重。聂荣臻认为，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和和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我国历史上的科技成就举世公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世界上未曾有过的高速度建设我们的国家，在短时期内，无论在农业、工业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都做出了惊人的成绩，因此，迷信外国的自卑情绪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中必须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作风，要大胆独创，“如果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上，仅仅局限于已有的知识，局限于文献记载，只是重复前人的工作，是决不会有成效的”。[28]同时，聂荣臻鼓励科技人员不要害怕失败，“搞科学技术研究，可以比经济建设更大胆些，即使研究失败了，经济上的损失也很小，如果成功了，作用就很大”，而且科学试验的失败，往往又是以后成功的条件。当然胡思乱想也是不对的。[29]在实践中，聂荣臻多次亲临现场主持试验。1966年10月他亲自到基地现场主持了“两弹”结合的试验，1967年6月又主持了氢弹试验，极大地鼓舞了科技人员的信心。[30]

第三，提倡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技术工作。科学研究是要探求和认识自然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来改造自然、变革自然，为人类谋福利，因此不能凭主观愿望，更不能无视客观规律。1958年12月，聂荣臻主持召开了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针对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的声浪中冒进，他指出，科学技术工作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技术工作”。聂荣臻认为，一要破除迷信，因为科学和迷信是相互斗争的对立面，破除迷信就是尊重科学，就是要树立科学的观点，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工作和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二是要反对浮夸，提倡老老实实的工作作风，对于群众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要热情鼓励和支持，但也必须做认真的分析，既不缩小也不夸大；三是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31]

第四，注意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聂荣臻认为，“对科研急需的专业人才，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我们就在现有的高等院校开设新的专业，分配成绩好的学生去学习。”1957年后，他建议在全国一些重点大学扩大了无线电系，开办了计算机专业，举办了空气动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统计数学专业，扩大了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专业等。在军队方面，他请陈赓同志调整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使之源源不断地为军队培养了大批研究设计人才。在地方则请郭沫若组建中国科技大学，由郭沫若亲自兼任校长，成为我国专门培养新兴学科科研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他强调指出，在有条件的研究院、所举办或联合办业余大学、夜大学，以加速培养科技人才。

第五，注意发挥科技人员的专长。人才培养出来后怎么使用也是个重要问题。聂荣臻在这方面也有很深刻的见解。首先，他主张知识分子专业要对口。从招生到分配都应该考虑专业对口问题，要了解他们学什么专业、有什么特长、适宜做什么工作，尽量学以致用，不然就会造成人才的浪费，即使是支援边疆，同样要考虑专业对口的问题，否则人才是发挥不了作用的。我们认为，在我国科技人才总体紧缺、研究部门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人才强调学以致用，始终是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其次，不能让学有专长的科技人员改行，兼职过多。针对有的单位让科技人员改行专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或者做更多的行政工作，聂荣臻表示不赞成这样，因为这样做就使科技人员没有多少时间搞科技工作了，也无法从事专业工作。[32]再次，注意发挥科技人员的专长。他在谈到组建科技队伍的体会时说：“在专业工作方面，要虚心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专长，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心情舒畅地做好科研工作。”[33]

（二）保证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

知识分子的最大愿望就是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长期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聂荣臻是深知这其中的道理的。他认为，研究工作就是研究机构的“生产第一线”，关心支持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科学研究上，不能让知识分子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因此，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必须保证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

第一，用政策作出明确规定。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曾经作出保证科学工作者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于业务工作的规定。1960年12月，聂荣臻签发的国务院通知，重申了这个规定。他认为，保证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确实关系重大”，他说：“如不下最大决心彻底扭转，保证六分之五用于科研时间，我们发展科学的其他一切措施都将成为空谈”。1961年6月，他亲自主持制定了“科学十四条”，其中作出了明确规定：研究技术人员亲自动手进行实验、查阅文献、指导研究工作、进行学术讨论、讲课、撰写论文报告和学术出差等的时间，平均每周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一般的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党团工会活动、行政会议，必须改进方法，提高效率，所占时间平均每周不应超过一个工作日。聂荣臻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34]可以看出聂荣臻在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积极和认真的态度。

第二，为专家的研究提供必需的物资资料等条件。中国有句俗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科学技术工作而言，物资资料条件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聂荣臻历来认为，必须努力做好仪器、设备、图书、情报资料等科研后勤工作，这样才能为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打好基础，因此他指出，要改善科学器材材料、化学试剂等的供应，力求避免停工待料现象，更不要让研究技术人员花很多时间去采购器材，以保证科技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开展科学研究。[35]

第三，让技术干部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研究机构内除了研究工作外，还有各种组织、行政、党务等工作。这些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事实是，在研究技术人员中，有相当多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过多地担负着业务组织或行政、党务工作，亲自动手进行研究、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左”的思潮盛行的时期，聂荣臻看到许多大学生被下放到农村锻炼，技术人员被抽调到西藏去参加平叛、参加迎接外宾的群众活动等，耽误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他感到十分痛心。为此聂荣臻认为，必须速下决心，采取具体措施予以改进，以保证研究技术人员的研究时间。具体做法是：配备得力的行政干部，凡是业务行政干部能够担负的工作尽量不要由研究技术人员担负，尽可能让技术专家们专心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研究技术人员和行政业务人员之间应建立密切合作、相互尊重的关系，保证研究工作的完成；研究技术人员主要是结合专业实习考察等进行劳动，不另外安排下放劳动；地区性的社会公益劳动、群众性的欢迎外宾活动、民兵训练等不得占用研究技术人员的工作时间，文艺、体育活动应完全自愿参加，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等等。[36]

第四，为研究技术人员的学习研究活动创造条件。聂荣臻认为，除了对研究技术人员的工作进行政策保障外，还必须为研究技术人员的学习研究活动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开展研究工作。为此聂荣臻特别强调，要有制度作保证，要改进各项有关的规章制度，使之有利于促进研究工作的开展；研究技术人员的业余时间应当由他们自由支配，保证他们有必要的自修和休息时间。同时，聂荣臻还强调要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对于高、中级研究技术人员，应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对于青年研究技术人员应该放手使用，严格训练，成为熟悉本门业务的专门人才，建立和改进对各类人员的考核、晋级和奖励制度。聂荣臻强调，对于优秀研究技术人员的提升，应该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要防止平均主义倾向。[37]

（三）明确技术干部在处理研究业务上的职责和权限

聂荣臻认为，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坚持“三严”，即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和严肃的态度。严格就是每件事情一定要通过严格的分析，可行不可行，的确可行才能做；严密就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严密的计划和方法，不是想做就做，做到哪里算哪里；严肃就是要认真思考，科学分析，不是随便乱说乱吹。只有坚持了“三严”才能算作是科学的。

那么“三严”到底落实到哪里？聂荣臻说，就是落实在技术干部身上。因此，信任知识分子，就必须使技术工作由技术干部负责。为此，聂荣臻提出，一定要建立技术指挥线，让科技人员真正有职有权，在技术这个领域内充分负起责任来。我们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方：一艘航船就应该有一个船长，没有船长就没有统一指挥，这艘船是开不出去的。同样，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也必须要有一个负责统一指挥的人，一个勇于负责的人。聂荣臻认真贯彻这种精神。比如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聂荣臻让钱学森担任技术副院长，下属的几个分院，每个分院也安排一名技术副院长，负责一个类型的导弹研制任务，全面负责技术问题。也就是说，给技术干部权力，让他们去做，要对做的结果负责。据钱学森回忆：他当时是五院的副院长，主管导弹、火箭方面的技术工作。每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聂荣臻总是这样吩咐他：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就由你决定，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有一次，导弹在厂房里测试完了没有问题，运到发射场竖起来准备发射。在竖起来后还要作一系列试验，看这些设备能不能正常工作。其中有一个程序是关于加注和泄出推进剂。但在作这个试验时出了一点故障，推进剂要泄出的时候，操作手忘了把通空气的开关打开，结果把推进剂泄出后，空气没有进去，里面成了负压，受大气压力影响，把箱体压扁了一块。大家急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检查，认为箱体的变形没有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加注推进剂后，箱体会自然恢复，照样可以发射。但基地作试部部长和司令员不敢签字，最后把报告送到聂荣臻那里。尽管三个该签字的只有钱学森一个人，但聂荣臻完全相信技术上由钱学森负责，同意了钱学森的意见。结果发射成功，完全没有问题。钱学森为此曾无限感慨地说：“肩负这个重任，那我就拼命地干，既然有领导这样鼓励和信任，我也就大胆地干。”[38]这充分反映出聂荣臻对技术干部的高度信任和尊重。

（四）抓人才和抓成果有机结合

做任何一样工作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科学研究工作也不例外。作为科学技术工作者，他们开展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新的研究成果和发明创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聂荣臻认为，放手使用知识分子，就是要让他们明确自身工作的目的，开展科学研究要注意抓人才和抓成果两结合。他主持制订的“科学十四条”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了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39]实际上提出了抓人才和抓成果两结合的科学命题。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因为要出人才必须出成果，有了成果才会出人才。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先是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围绕目标努力攻关，最后搞出了成果，同时围绕这个成果，我们不断培养人才，使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可以看出，把出人才和出成果紧紧连在一起，构成了聂荣臻人才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在使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大特色。

四、生活上关心体贴知识分子

科技工作离不开后勤。从战争中磨练出来的聂荣臻深知“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的道理，深知后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42年，他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就对不重视后勤工作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发誓：“谁如果把不负责任的人往后勤部门尤其是卫生部门推，谁就是没有道德，没有‘良心’。”[40]这一时期，部队生活异常艰苦，斗争十分残酷。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聂荣臻也时刻惦记着知识分子，总是想方设法地保护知识分子。每当敌人扫荡时，聂荣臻都是亲自向负责技术人员工作的干部交代：“知识分子是宝贝，条件再困难，也不能让一个知识分子受到损失！”他派出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来专门保护技术人员。他规定：技术人员在生活上一定要受到优待；在困难的条件下，知识分子一律按重病号待遇，吃细粮；有些人还可以配勤务兵。[41]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对切实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困难等作了许多的努力。他多次谈到：“为科技工作服务好，就能使科技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好，这是对党的事业有利的，也是党所需要的。”他不止一次公开表明：“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愿意给科技工作者当好后勤部长。[42]他明确表示，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检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就必须把知识分子队伍组织好，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好一些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首先，聂荣臻非常注意为知识分子专家创造安宁、安定的工作环境。这里仅以钱学森为例。据聂荣臻办公室第一任主任范济生回忆：当时钱学森是五院的副院长，开会没有车总是不方便，聂荣臻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让他去总后勤部要车，总后就批了两辆天蓝色的美国车，非常漂亮，在北京就只有这么两辆，钱学森也很高兴。但有一次聂荣臻看到钱学森开完会后上了那辆车，当时就火了，觉得目标太显眼，为了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安全，就及时为他更换了一辆黑色的车。范济生真情地感叹说：“老帅对这些老专家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一点都不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聂荣臻顶着急风暴雨保护了钱学森，使他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其次，为知识分子创造安居的环境和条件。科学研究工作是需要有工作环境和条件作保障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民经济正在恢复中，国家的财力比较困难。但聂荣臻十分重视为知识分子创造安居的环境和条件。如导弹研究院组建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什么都没有。聂荣臻要秘书长安东和范济生以他的名义四处找房子，经过多次协商，五院才有了一个立足点。但聂荣臻看到任新民、庄逢甘等专家和科技人员住在小平房里，用木板子搭地铺，心里深感不安。他主动提出把他住的院子腾出来给专家们住，专家们坚决不答应。他又提出请专家们住招待所、旅馆，专家们认为是为国防科技事业而来，不是图享受而来，但对聂荣臻从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建专家宿舍，聂荣臻也非常用心，他认为，科技人员8小时在办公室，8小时以外主要在宿舍，因此他指出，建宿舍必须要为科技人员安排好，原则是要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方便，更要为他们创造读书和钻研技术的安静场所。

第三，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身体健康。知识分子有了安居的场所，聂荣臻又考虑到了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当时专家和科技人员集中起来后，副食供应比较紧张，聂荣臻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的供应，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初，严重困难时期，粮食、副食品奇缺，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几个月都不吃肉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科技人员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们从事的又是脑力劳动和创造性的工作，营养就跟不上了。聂荣臻心里十分着急，毅然决定向各大军区求援，运来了鱼、肉、大豆、海带等副食品，并特地关照国防科委：这批物资是专门给科技人员的，任何人不得动用。在当时那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聂荣臻对科技人员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这令科技人员万分感动，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搞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第四，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聂荣臻是党内了解知识分子、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经常说，对知识分子的最大支持就是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他不仅这样说，也是实实在在地这样做的。从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关心他们的进步、保护知识分子的安全等，无不体现出他的这种远见卓识。知识分子也深知聂荣臻对他们的关怀和厚爱，从心底里爱戴和尊敬他，都习惯称他“聂帅”、“聂老总”，他的人格、他的品德常常成为知识分子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动力。科学家周光召曾经深情地回忆：“聂帅总的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实事求是、非常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工作者，在他手下工作，感觉到有极大的一种激励的力量，成为推动人们不断向前、向上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是他的人格、他的品德所带来的力量。我在他的领导下，他给我这方面的感觉最为突出，使我终身难忘，使我能够下决心一定要献身于祖国！我觉得这些都跟他的教诲、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43]所以，钱三强把聂荣臻称为“科技工作者的知心领导人”，可以说代表了我国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聂荣臻尤其强调要对中年知识分子予以特别的关怀和重视。在聂荣臻看来，中年知识分子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他们的业务基础比较扎实，“是我国各条战线的中坚骨干力量”，特别是在党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在科技领域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承担着发展我国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历史重任和时代使命。中年知识分子在生活和工作上又有许多困难，他们的工作任务重，工资低，住房小，家务多，甚至给小孩买牛奶都得去排队，生活负担很重。这不利于他们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聂荣臻指出，尽管国家目前还有困难，但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已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他呼吁：“就是再困难也要抓紧！”[44]1982年11月，聂荣臻看到报刊上登载的关于中年科技专家蒋筑英、罗健夫同志英年早逝的先进事迹时，一方面为这两位优秀知识分子感到痛惜，另一方面又提出“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十分爱护、关心千千万万个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并指出：“我们应当从这些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中得到教训，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是不是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一切，就是没有更好地关心和爱护他们呢？”[45]同时，聂荣臻也指出要注意发挥老年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因为他们人老智多，经验丰富，对他们也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怀和照顾。他建议，对老专家，如果不是本人身体不好，不是主动提出离退休的，一般不要让他们离退休。当然，老专家由于年事已高，可以不再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职务，但可以把自己的宝贵时间和精力集中用于研究和著述。他还指出，对老专家除了给他们分任务外，还应该允许他们搞点“自留地”。因此，重视和注意发挥中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特别是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进步，切实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采取多种方式提高中年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体现了聂荣臻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怀，也体现了他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慧眼。

五、制订和执行正确的科技政策

科学研究工作能不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键在于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科技政策。聂荣臻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楷模。1961年6月，他主持制定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认为“科学十四条”是个好文件，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同时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这对正确把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知识分子要做到红与专的统一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大批政治素质好、业务知识过硬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如何造就这样一支队伍，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定位，则是调动他们开展科学研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关键。由于旧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知识分子数量很少，新中国成立初期大约200万人，仅占当时总人口的0.37%。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爱国的情怀，但由于家庭和历史的原因，许多人立场和世界观方面，往往还是资产阶级的。为了帮助知识分子提高政治觉悟，从1951年9月到1952年秋，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立场和世界观的初步转变，开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效果是明显和积极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时，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1956年1月，在广泛调查了解新中国成立6年来知识分子状况和政策问题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专题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专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全面考察和分析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知识分子发展变化情况的基础上，正确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结论，显然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

正是在我国的科技发展面临“向科学进军”的时刻，聂荣臻于1956年自告奋勇抓科技工作，1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技事业。”当时我国的科技事业面临许多困难，如12年科学规划只是一个初稿，许多问题尚在争论中；科研人员奇缺；知识分子政策尚待落实；科研机构不健全，零星分散；科研工作必备的基本条件缺乏；尖端科学基本上是空白等等。在聂荣臻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人”，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即真正调动知识分子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要求即“红”的方面出现偏高偏急、不切实际、不加区别的毛病，有的囿于知识分子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对他们不信任、不尊重、不支持，或者只从红的方面提出要求，而忽视和放松从专的方面要求他们。这不仅挫伤了他们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而且影响了对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使用，影响了他们出成果。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认为，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严重“左”的干扰的情况下，聂荣臻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在广泛听取各级干部和科技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努力纠正“左”的错误给科技人员和科技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明确而又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红”的初步标准，号召知识分子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

首先，聂荣臻认为，红，主要的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的知识分子而言，“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还必须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这是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要采取诚恳的态度，不能操之过急。同时他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策，但不能要求他们像党政干部一样学得那么多、懂得那么细，不能要求他们用很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不能都用党员标准要求他们具有很高的思想和组织修养。另外，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聂荣臻认为只要一有爱国心，二愿意同我们合作，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和使用他们，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们，充分发挥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积极性。[46]

其次，聂荣臻认为，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对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他还指出，我们今天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了。因此，对知识分子而言，“专的积极性是必须保护，必须鼓励的。”同时，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批判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问题，聂荣臻认为这个提法“不确切”。如果一个人政治上是白的，就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可以批判他政治反动而不必说他是“白专”；如果一个人不是右派，就不应当给他戴上“白”的政治帽子，也不应当说他是“白专”。因此，他建议今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指出：“我们提倡的是又红又专，我们要纠正的是只专不红和只红不专，这已经是很明确很全面的提法了。”[47]

再次，聂荣臻十分强调知识分子红与专的统一。他指出：“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并指出，红必须落实，不能是空空洞洞的，科技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要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针对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相互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聂荣臻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严重的偏向”。如果一看见别人钻研业务、在科研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就认定别人是在走“白专道路”，那么红就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专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红不了，专也钻不进去，给我们的工作会引来种种损失。[48]为达此目的，聂荣臻在“科学十四条”中作出了“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的明确规定，不能让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兼职过多。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科研人员沿着又红又专的轨道前进。

（二）贯彻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方针，提倡学术民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也是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准则。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由于执行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更是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是对于这个政策有利于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还有一些人认识不到位、执行不主动、态度不认真，导致片面性和简单粗暴的现象时有发生。主管国家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他在给中央《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就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问题作了具体阐发和诠释，其基本观点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这方面，聂荣臻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主张和办法。

第一，聂荣臻指出，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在聂荣臻看来，学术上的问题不用多数去压服少数，要允许科技工作者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学术问题上的是与非，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科学的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才能逐步辨明。为此，聂荣臻指出，党组织要对学术工作进行正确领导，经常教育干部要端正学术政策思想，不能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同时，不同学派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人要互相尊重、互相探讨、团结共事，而不能坚持门户之见，互相攻击，故步自封，要提倡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而不是轻视群众、轻视实践、不顾事实，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学术的发展。[49]

第二，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限。聂荣臻提出，“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当然也不要用开群众批判大会、贴大字报等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当然，由于有些性质的问题互相掺杂，界限不容易划分清楚，因此，聂荣臻主张，在问题的性质还难以断定时，要首先把它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以便弄清具体的情况。[50]

第三，聂荣臻认为，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因为自然科学技术不同于社会政治学说，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服务。学习和掌握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然科学成果并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必要的，但不能假借自然科学名义进行反动政治宣传，否则就属于政治性质问题了。聂荣臻还特别强调，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学术著作中发表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也要加以具体分析，如果本人在政治上总的方面是好的，有政治错误的言论是局部的、次要的、偶然的或影响不大的，可以向本人指出错误所在，让他们自己来纠正，不必登报和在公众场合批评，如果本人坚持不改，必需公开批评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整个学术著作全盘否定。[51]

第四，聂荣臻认为，对于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有的是反映在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之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争论，有许多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不要把本来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和一时还不能判明它的性质的争论，轻率地提到哲学的高度，要通过具体分析和自由讨论的办法解决。在聂荣臻看来，马列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这种思想武器，但是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列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因为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列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既要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原理，又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实践才能逐步做到。同样，也要积极提倡和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但也不能强制，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更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52]

第五，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也必须要注意学术民主。聂荣臻认为，在上述问题上常常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的确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但更多的还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学术见解的问题，应该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进行解决。针对有的单位随便把这些方面的问题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人家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帽子的情况，聂荣臻强调，必须要仔细区别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和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区别科学上应有的求实精神、怀疑态度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轻视群众。即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应该采取民主讨论和耐心教育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压服的方法。有些科学工作者，虽然思想上有问题，但对工作上有些意见却是正确的，就应该听取和接受。至于那种不允许别人保留自己的意见，甚至随便就给别人扣上思想问题的帽子，那是十分错误的。[53]

第六，科学工作者对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提出不同意见应该加以鼓励。聂荣臻认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于这些政策和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应当鼓励。制订技术政策，推广技术措施，一定要经过充分讨论，要经过试验成熟，不能主观地草率决定；对于已经决定和公布的技术政策，也完全可以讨论，让不同意见得到发表，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以便提醒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对于那些实现既定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和各种技术措施，聂荣臻认为更应该充分展开讨论。[54]

第七，技术工作要发扬技术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在技术含量很高的尖端科学技术领域显得更为重要。聂荣臻认为，技术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技术上是内行，要勇于在技术上负责，在工作中要敢于提出自己有根据的意见，凡是应该自己负责的事情就要勇敢承担起来，不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他向科技人员提出，“技术上的问题，不同意见要大胆提，充分讨论”。在聂荣臻看来，大多数的问题经过讨论是可以趋于一致，是可以选定比较正确的方案的；即使一时定不下来，也可以暂不作结论；有的问题要求及时处理，而因条件所限不能几个方案一起试验的，就可以通过大家讨论研究拟定出一个可能比较正确的方案，当然如果条件允许又有必要的话，几个方案都可以进行试验。但聂荣臻强调指出，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对于科学技术问题，大家都必须服从真理，而真理的标准就是实践的验证。他要求科技人员不要畏首畏尾，不要害怕失败，应该大胆工作，勇于负责。[55]这些论述对科技人员主人翁意识的发扬产生了重要影响。

聂荣臻还认为，“更重要的是技术民主，就是在技术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问题”。[56]他告诫我们的技术干部：你们是技术上的骨干，应该在技术上起带头作用，但必须学会走群众路线。他用打仗作比喻，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勇敢总是有限的，要把群众的智慧和勇敢集中组织起来，才能取得胜利。科学技术研究也和打仗一样，个人考虑技术问题总有不周到、不完全切合实际的地方，而动员大家来提方案、来考虑问题就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方案。他向科学技术专家们善意地指出，现在你们一个人带了好多助手，就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把任务、问题、完成任务的途径交给他们集中讨论、分头研究，不要都由自己单干、自己考虑。由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技术革命的过程，是群众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群众智慧不断发挥和集中的过程。”[57]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不但可以走群众路线，而且必须走群众路线，这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条根本道路。

聂荣臻关于自然科学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具体阐述，对鼓励科技工作者大胆进行科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三）科学研究工作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路线，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经验教训证明，什么时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革命就胜利向前发展，什么时候使理论脱离实际，革命就会遭到挫折。科学研究工作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研究工作和国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推动各门学科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树立科技研究工作良好的风气，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对科学研究工作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还存在着一些狭隘的和近视的理解，因此，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应该怎样贯彻和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把握正确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要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实际上就是说，离开了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了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聂荣臻认为，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都是不对的，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对理论联系实际不能狭隘地理解，片面地强调实用，有的把看书、查资料、研究理论、进行理论计算等都说成是脱离实际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所作的任何研究，最后都要有一个实际的结果，就是搞尖端科学技术，最后都还是要搞出成品。因此，理论与实践应该紧密结合，“没有理论，光有实践，实践就将是盲目的，没有方向，没有把握，更不能提高”，[58]因此对理论与实践结合应该有正确理解。

第二，要重视和注意安排基础理论工作。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是离不开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的，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能否领先，是一个国家能否领先世界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聂荣臻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认识。1956年8月他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的十二个重点任务中，就有一个重点是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方面的。他就此还作了强调和说明，认为“理论问题绝对不能忽视，列入重点也是对的”。[59]1959年4月，聂荣臻以中共中央科学小组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进一步安排科学技术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也专门谈到了“要注意安排基础理论工作”的问题。1961年6月出台的“科学十四条”，明确把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作为一项重要政策。

综观聂荣臻对加强科学技术基础理论工作研究的思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思想认识上要懂得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聂荣臻指出，现代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没有自然科学的理论指导是不可能的，“没有理论研究，不把理论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就不能保证自力更生地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忽视理论研究是要吃大亏的。”[60]在他看来，我国许多尖端技术不能真正过关，许多群众性的创造不能提高发展，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和总结，理论研究显得落后于实际需要，因此，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是非常必要的。二是理论研究要做出实际的安排。针对有的单位把科学研究的范围理解为仅仅是单纯地为当前生产任务服务，忽视必要而且又可能进行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和基础资料工作，有个别的学校过多地削减基础课程，甚至把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系都取消了，聂荣臻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指出，脱离实际的倾向必须反对，取消或削弱理论研究的倾向也要反对，并进一步指出要对某些当前国民经济建设任务带动不上的基础理论工作作适当的安排。[61]三是要树立长远的观点。聂荣臻认为，科学技术“必须有长远观点，眼光不能看得太近。”[62]有些探索性的工作，虽然一时还不能起实际作用，但作为科学储备也应该给予积极支持；即使有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工作，已经分别列到当前生产的研究工作里面去了，但整个学科的系统的全面的理论工作也是要进行的。

（四）必须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

党的领导贯穿于各项工作中，研究机构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在科学技术领域内陆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等进行了批判，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科学工作者也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应该说这是党在科学工作领域中取得的最根本的胜利。聂荣臻敏锐地看到，尽管党领导科学工作取得了若干经验，但还是不够的，对于科学工作的规律摸得还很不深，工作中的盲目性还很不少。因此，为了巩固既得的胜利，必须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改进领导方法。那么如何来进行改进呢？聂荣臻提出了以下见解。

第一，确立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志。聂荣臻说，判断一个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标志，那就是“充分调动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大家心情舒畅，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多出研究成果”。[63]在这样的前提下来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第二，发挥研究所一级党组织在所内的领导核心作用。研究所一级的党组织负责研究机构内的全面工作，它的作用发挥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研究机构的工作成果和工作效率。聂荣臻指出，研究所一级党组织在所内要起核心作用，其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所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在工作方法上是抓大事，要防止事无巨细包办代替、独断专行。对于学术工作应该组织民主讨论，动员科学工作者去努力实现。[64]

第三，发挥研究室或研究组一级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聂荣臻指出，研究所内各个研究室或研究组一级的党组织的性质类似于机关支部，起堡垒作用，它的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党员来说，聂荣臻认为首先是做好自己承担的工作，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群众，除了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指示、遵守党的决议外，党员应该尊重所在单位的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党员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党，不允许党员超越自己的职权。但是在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中，党员应当也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个人的见解，平等地参加讨论。[65]

第四，充分发挥各级行政业务组织和领导人的作用。聂荣臻认为，要通过建立健全所务委员会或所务会议来讨论决定所内行政业务中的各项重大问题。党组织要注意尊重各级行政领导人的职权，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行政业务工作一般应当在所长领导下开展。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聂荣臻认为还可将学术领导和业务领导作适当分工，使担任学术领导的科学家得以专心领导学术工作。[66]

第五，研究工作问题的处理要贯彻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原则。聂荣臻认为，研究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一定要有广泛的群众民主，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在这里，聂荣臻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单纯依靠少数专家、忽视集中群众意见；另一种是认为研究工作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采取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从而取消业务领导组织和学术领导人的责任和职权。因此，比较好的方法是在群众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人和专家在处理业务问题上的责任制度，明确职责权限，发生重大争论时必须提请研究所一级的领导讨论决定，实行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

第六，研究机构内的行政工作干部要努力改进和做好服务工作。聂荣臻指出，行政工作干部必须树立为科学研究工作、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观点，要努力改进和做好服务工作。因此，一切行政工作的规章制度都应当便利科学研究工作，适合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他对有的同志看不起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不安心工作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低轻重之分，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他要求担负行政工作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同时在科学工作者和行政干部之间提倡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优良风气。

第七，研究机构内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注意方法的改进。聂荣臻非常强调科学研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而必须不断加强。”由于研究机构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对象是特殊的，因此，聂荣臻特别强调在对他们作思想政治工作时要讲究工作方法。一方面他强调指出，在科学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强，思想斗争必须进行，同时又必须区别对待，对他们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而是“要学会更多地运用神仙会等和风细雨的方法，运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目的是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调动他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而不是损伤他们的自尊心。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这种方法，聂荣臻还指出，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态度要诚恳，同知识分子交朋友，真诚地帮助他们进步，同时必须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他们的具体思想状况，抓活的思想，使思想政治工作切实有效，力戒空洞说教和形式主义的作法。

       [1]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页。

[3] 《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3页。

[4] 《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3—54页。

[5]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6]《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4页。

[7]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366页。

[8]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3页。

[9]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5—767页。

[10] 《聂荣臻同志谈知识分子问题》，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1页。

[11] 《聂荣臻同志谈知识分子问题》，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1页。

[12]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页。

[13]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2页。

[14]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15]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16] 《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3页。

[17]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3页。

[18] 《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4页。

[1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20]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263页。

       [21]《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263页。

[22]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页。

[23]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元帅纪念集——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4页。

[24]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9页。

[25]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0页。

[27]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

[28]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30]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20—821页。

[31]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4页。

[32]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0页。

[33]《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9页。

[34]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35]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36]《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37]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81页。

[38]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元帅纪念集——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39]《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40]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41]《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4页。

[42] 《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6页。

[43]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元帅纪念集——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44] 《聂荣臻同志谈知识分子问题》，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0页。

[45]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656页。

[4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1页。

[47]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48]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4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50]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55页。

[51]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52]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256页。

[53]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

[54]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55]《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5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57]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58]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5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60]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61]《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62]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63]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64]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266页。

[65]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6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