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

光明日报记者 董克恭 宋光明 周安寿

八月二十二日，党的十二大召开的前夕，北戴河碧空如洗，一排排海浪涌向蓊郁的海岸，好象在亲切地倾吐着胸中的话语。我们带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心愿，访问了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同志。

聂帅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的前半生参加了组织和建立武装队伍的工作，后半生我致力于组织和建立科技队伍的工作。”一九五六年之后，组织和领导新中国的科技工作，正是聂帅所呕心沥血的事业。我们在采访科技工作者的过程中，他们说：回顾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的历程，看看我国逐步建立起来的科技队伍，想想已经取得的可喜成果，怎能忘记在党的领导下，聂帅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人们不会忘记聂帅过去的工作，人们更想聆听聂帅新的教诲。科技工作者的心始终和聂帅在一起。

“为了祖国的富强，我就是要抓科技工作

一九五六年，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征求聂帅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一是要他抓北京的工作；一是要他抓科学技术工作。对于前者，聂帅工作起来有很多方便条件，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一度担任北京市的领导工作。但是，聂帅却选择了后者。他毫不犹豫地对邓小平同志说：“我来抓一抓科技工作吧。”

消息传开，有的同志提醒聂帅：知识分子工作复杂，做起来“很麻烦”。聂帅对这些同志说：“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过去，想用科学技术改变车家的贫穷面貌没有条件；现在有了条件，为什么不抓？为了祖国的富强，我就是要抓科技工作，我不怕麻烦！”

坚定的信心，强烈的愿望，是和聂帅多年的夙愿分不开的。

一九一九年，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征国贼”的口号响遍全国。“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召唤着无数热血青年。中国为什么受人欺负？年轻的聂荣臻也在苦苦地思索着。他感到，这是因为中国太贫穷落后，而中国要富强起来，非有民主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非有一大批矢志救国的知识人才不可。正是怀着这种“科学救国”的朴素思想，这一年年底，他和百余名中国的优秀青年一起，怀着美好的愿望，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轮船离开风雨如晦的四川家乡，沿长江而下，来到烟雾弥漫的武汉。般靠码头暂息，聂荣臻匆匆地路到火车战——他要看一看火车的样子。不巧，火车站上没有火车。他趴到地上，把耳朵紧贴在冰凉的铁轨上，想听听远处火车行驶的声音。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祖国富强起来，让自己的火车在祖国大地上奔驰。

一九二一年十月，聂荣臻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化工专业。就在这期间，他渐渐接触了马列主义。他认识到，只靠一些人学得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当时仍救不了中国，因为人民没有权。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科学技术才能发挥威力。聂荣臻在给他父母的一封家信中，表达了他的心愿。他写道：“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胸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一九二二年，聂荣臻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以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投身到为人民夺取政权的洪流之中。但是，在他的心中，无论是夺取政权的战争岁月，还是夺取政权后的建设时期，都必须依靠和重视科学技术的思想，已经牢牢地树立起来。

“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少不了知识分子”

在红军，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一位军医给伤员用错了药，使一些伤员神经错乱。于是有人说这个医生是内奸，要处决他。这位医生一时也解释不清楚，非常紧张。聂帅听说，立即制止，他对下面干部讲，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懂科学、懂技术的人太少了，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一个人，不相信一个人，更不能在未调查清楚之前就简单地处置一个人，这亲对于革命事业不利。他要求把情况调查清楚再说。后来，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原来这批药品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缴获时标签就贴错了，造成了误用。这件事，不仅挽救了那位医生，更教育了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使同志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要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只有信任他们，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聂帅在晋察冀军区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斗争时期，更是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经常对干部讲：“知识分子懂科学技术，对他们要重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队伍，没有他们不行。”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当时曾动员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工作，对发展晋察冀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军工事业，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武装队伍，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加强医务力量，聂荣臻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从敌占区，动员了许多有名望的医疗卫生专家，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比如有一位名叫殷希彭的同志，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医科大学，回国后曾在北平当过医学院教授，是一位病理学专家，医术很精，学生遍布冀中，如果能把他动员出来参加边区工作，作用和影响会很大的。但是，殷希彭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一匹马代步；第二个条件是不吃粗粮；第三个条件是来去自由。刚说出头两个条件，有的干部就摇头说：“部队的马很缺，团长才配备，他怎么能开口就要马呢？‘不吃粗粮’？边区的条件还很苦，我们的首长还吃粗粮哪！”可聂帅却说：“可以！再困难，这两个条件我们还可以做到嘛！”接着问：“那第三个条件呢？”汇报情况的同志说：“来去自由。”聂帅问：“这条，你们怎么看？”一些干部说：“同志们议论纷纷；来去自由，这哪里象参加革命的样子！”聂帅却说：“我看也可以。我们共产党办事，一切要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你们要晓得，一个好的医生加入革命队伍，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就会得救，就能重新走上战场消灭敌人。另外，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使他一个人能参加革命工作，同时，还会影响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对革命事业做出贡献。这笔帐为什么不算一算呢？何况，他参加革命后，认识也会慢慢发生变化，这三条他很可能一条也不要了！”果然，殷希彭投身革命后，他的许多学生也陆续来到革命队伍，使部队的医务血量大大加强。殷希彭本人后来也主动撤销了自己所提的条件，而且成长为我党的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务。

在聂帅领导下，一批又一批的科技人才，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晋察冀边区，从事军工生产和经济建设。当时，晋察冀根据地办起了各种小军工厂，不仅能生产一般的子弹、炸药、手榴弹、迫击炮弹、地雷，而且还建立了一批民用企业，如煤矿、制革厂、肥皂厂、造纸厂、纺织厂等，解放了边区人民物资上的一些困难。对此，聂帅总是深情地说：“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少不了知识分子啊！我们可不能忘记这些人的功劳啊！”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生活异常艰苦，斗争十分残酷。每当敌人扫荡时，聂帅都是亲自向负责技术人员工作的干部交代：“知识分子是宝贝，条件再困难，也不能让一个知识分子受到损失！”他派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骑兵团专门用来保护技术人员。他规定：技术人员在生活上一定要受到优待；在可能条件下，知识分子一律按重病号待遇，吃细粮；有些人还可以配备勤务兵。

一些当年在边区从事技术工作的同志，至今对聂帅关心科技人员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们深有感触地说：“聂帅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他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是自己人”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聂帅的夙愿可以实现了。但是，工作千头万绪，先抓什么呢？他深深知道，没有人或者有人而发挥不出作用来，那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旧中国的科学研究基础非常薄弱，在解放时，我国从事科研工作的科技人员还很少。而对这种情况，一些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开展科研工作，那是七八年以后的事了。聂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的心中另有一盘棋：只要把现有的科技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不仅可以开展科研工作，更主要的是依靠这批现有的力量，还可以自力更生地建设一支科技队伍。靠别人，靠不住；等，是等不来的；不干，当然更不行了。聂帅明确回答：“中国还是有些专家嘛，只不过少一点，少一点也可以干起来！”他对我国科技人员充分信任，对建设和发展事业充满信心。就这样，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聂帅接续陈毅同志的工作，从制订和着手实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开始，组织我国的科技队伍向科学进军了！

由于种种人所共知的原因，重视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左”倾错误影响下的“政治审查”，一些不尽合理的“保密”制度的限制，使一些外国专家能了解的科技项目，中国专家却被排斥在外。聂帅了解这些情况后非常生气，他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人家，尊重人家。难道中国专家还不如外国专家可靠吗？他们既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是自己人，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要人家做事，又不信任人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还说，我们许多人不也是拖着一条知识分子尾巴吗？只不过我们早入党二三十年罢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聂帅的直接干预下，修改了一些规定，排队了一些干扰，使一些科学家用得其所，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干。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两、三年时间，按照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要求，在许多空白薄弱的科学技术领域里，建立起必要的研究机构和实验设施，初步组成了进行科技攻关的队伍。

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当中，聂帅问一位科学家：“你怎么样啊？”这位同志说：“批得很厉害啊！”聂帅鼓励他：“真金不怕火烧嘛！”聂帅的翔温暖了这位科学家的心，他一直记着聂帅的这句话，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当时也有些科技人员在有些人眼里已成了“不可救药”的分子，把他们打入了另册。可是聂帅并不嫌弃他们，在科学技术上仍然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一位烈士子弟，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派到苏联学习，成了炼铁方面的专家。在“拔白旗”的时候，说他搞“一长制”，把他给“拔”了。他调回北京不久，聂帅就让他跟随自己到安徽去调查研究“大炼钢铁”的情况。这次调查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在调查过程中，这位同志向聂帅反映：小高炉炼出的生铁质量不行，成分都不清楚，很难用于炼钢，建议小高炉也要按大高炉的生铁规格，计划生产。聂帅听取了他和其他技术人员的意见，反复对省委领导同志讲：一切要通过试验，不通过试验不行！对小高炉炼铁质量要严格要求。聂帅并建设省委机关的小高炉首先进行优质生产试验。这件事对当时盲目发展小高炉的浮夸风，无疑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

“中国科技人员本来就少，如果再用得

不合适，那就是极大的浪费”

带兵打仗要会用将；建设国家也要会用人。聂帅认为，“用人可是大事！打仗用错了人，要多流血；中国的科技人员本来就少，如果再用得不合适，那就是极大的浪费。”他亲自抓科技人员的工作安排，让那些还没有从事科技工作的同志尽快归队。他想尽办法，在现有条件下充实科技队伍，争取那些愿意回国参加建设的科学家回归祖国。他还从部队里抽调一批有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平的青年充实科研战线。为了培养科技力量，他亲自促进办学工作。一方面在现有理工科大学里增设新的学科专业，一方面致力于建立一些新院校。他亲自参加研究办学方针，配备得力干部。陈赓同志就是他请去当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他支持、帮助郭沫若同志筹办中国科技大学。由于缺少教员，他找科学家谈心，请他们兼课。他出席中国科技大学的开学典礼，作了题为《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聂帅十分强调学以致用的原则，他给工作人员定了一条规矩：如果科技人员来信，反映他们的工作安排不合适，经了解属实，你们可用我的办公室名义直接写信给他们所在单位，要他们解决。有的解决不了，再报告给我。有一位科技人员工作安排与所学专业不对口。因为解决起来有困难，聂帅办公室三次写信催促，都没能得以解决。聂帅知道以后，就自亲催办，直至解决为止。对于从中外回来的专家，聂帅总是事先做好调查：他是学什么专业的，适宜做什么工作。专家回国之后，他又要求有关同志先征求他们本人对于工作安排有什么要求，然后再定工作。工作以后，发现有不合适的，还要调整。有一位科学家一九五六年从法国回到祖国，被分到中国科学院从事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一九五七年的一天，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同志告诉这位科学家：“聂总让你出国访问，回来建立我国水声学研究队伍。”当时，水声学在我国是个空白学科，世界上也只有法国在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带头之下有专门的水声研究机构。这位归国科学家正是在郎之万的实验室里工作过。这件事，不知怎么让聂帅知道了，因此，提出了重新安排这位科学家工作的意见。现在，我国水声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队伍并取得了可喜成绩。至今，这位科学家深深感激聂帅的知人善任。他说：“中国水声学的发展是同聂帅分不开的。”我国的核物理、喷气技术、计算技术、激光技术、地球物理等新兴学科和技术的建立，也都是聂帅通过中国科学字、国防科委、国家科委等领导机构从各方面集中人才筹建起来的。

“对科技人员‘红’的要求不是空洞的”

难忘的一九六〇年严冬，我国科技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划清政策界线，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宁“左”勿右倾向和妨碍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些做法，聂帅以体弱多病之身，先后来到国防科委五院和中国科学院，倾听各级干部和科技人员的意见。当时，科技人员各种各样的杂务多如牛毛，科研工作时间不到六分之三，甚至只有六分之一。对科技人员政治上“红”的要求不切实际，过高、过急，甚至乱戴“白专”帽子。一些优秀的党员科学家也受到无理的“批判”。许多专家不敢言“专”。一位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的中年科技人员，业务上拔尖、政治上可靠，只是因为患有心脏病不愿参加同业务无关的体力劳动，对开会、政治运动占用时间过多有意见，就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危险分子”。一位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党有联系，一直拥护党的科学家，也只是因为要求发挥专长，坚持研究病毒，对所在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浮夸有意见，竟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一位担任所长的党外科学家，在研究所内有职无权，象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对“左”倾错误给科技人员和科技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危害，聂帅痛心疾首，他从千头万绪中，着重抓住了保证“六分之五”时间、“红”“专”标准、党的作风和党在知识分子中怎样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他的主持下，形成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十四条”）。

聂帅认为，研究所、科学家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或结合这个根本任务，为它创造条件。对科技人员政治上“红”的要求不是空洞的，不能只看一个人嘴上讲漂亮的套话，主要看他的实际工作表现。聂帅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科技人员“红”的标准，一是拥护党的领导；一是拥护社会主义，并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特别强调了科研机构中改进党风和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科学十四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对学术工作的领导，应该充分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开展民主讨论，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去做决定，通过科学家自己去贯彻，而不要由党组织来包办代替。科学技术人员要有责任制，科学技术问题要由他们负责。在许多研究所、工厂企业中，科学家、工程师没有什么发言权，也没有责任，都是书记或行政首长专断，没有发挥科技人员的长处，这是不对的。技术问题，就是要技术人员负起责任来。党员个人，在政治上当然要贯彻党的决议，但在学术上却不同，共产党员的个人学术见解，并不代表党，党也不要要求党员个人一定要拥护什么或反对什么学术主张，应该完全自由，平等地参加学术讨论。研究所党委是全所的领导核心，研究室的党支部，性质同机关支部一样，只起保证作用。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科学十四条”和聂荣臻同志所作的说明。参加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完全支持聂帅的正确意见，充分肯定了“科学十四条”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在谈到改进党风和知识分子工作时，邓小平同志说：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周恩来同志插话：要向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否则一定要跌下来。后来，毛泽东同志也肯定了“科学十四条”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更好地贯彻“科学十四条”精神，聂帅身体力行，按“科学十四条”办，只抓大政方针。大政方针定了，他就委任科技人员具体去执行，在技术工作上决不轻易发指示。此外，他还不辞辛劳，经常到一些基层单位了解情况。他所到之处，总是鼓励广大的科技人员努力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志们政治上不要迷失方向。

继“科学十四条”之后，国务院于一九六二年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次著名的“广州会议”上，聂荣臻同志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同志一起，代表党中央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象及时的春雨，滋润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心田。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和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科技界出现了欣欣向荣、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经过科技人员和干部、工人的艰苦奋斗，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在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仅两年多的时间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一大批急需的新型材料、重型和精密设备研制出来并投入使用了。一九六五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在新的地质科学理论指导下，我国在亘古荒原上，发现了蕴藏丰富的大庆油田。……科技战线的一曲曲凯歌，是我们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结合，我们的聂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运筹帷幄，谁能说清他付出了多少心血！

“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

聂帅历来强调，在现代科学技术工作中，后勤工作十分重要。他说：“为科技工作服务好，就能使科技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好，这是对党的事业有利的，也是党所需要的。”他不只一次公开表明：“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

仪器、设备、图书、情报资料等后勤工作，是发展科学事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一些同志所认识。聂帅总是身体力行地去倡导，去推动。一九五八年，为了半导体研究的急需，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同上海市委联系，请他们协助解决了制造石英管所需要的器材，保证了工作的进展。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提前实现后，我国又制订了一个新的十年规划。聂帅向毛主席汇报十年规划时提到，进口图书资料急需外汇。毛主席赞同后，他亲自领导筹建了外文书店，后来改名为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此外，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科学器材公司、化学试剂公司以及保证科研和生产质量的计量科学研究院等机构设施，也都是在聂帅关心、督促下建立起来的。

科技人员的冷暖，聂帅也无时不挂在心上。六十年代初，在我国遇到暂时经济困难期间，他一刻也没忘记为攻克尖端技术而日夜奋战的广大科技人员。国防科委所属的一些院、所，当时正按照国家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进行攻关，时间紧迫，一刻也不能停留。连续的战斗，生活物资奇缺，使一些科技人员面黄肌瘦，有的出现浮肿，有的患有多种疾病。聂帅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毅然决定，向各大军区求援。当时，聂帅正住在医院，陈毅同志去看他，闻听此事，就风趣地说：“你这是在‘募捐’啊，算上我一个！”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疆，人民子弟兵的指战员，深深了解聂帅的心意，他们宁可自己更艰苦一些，也要支援为祖国科技现代化而苦战的科技人员。这些物资运到后，聂帅关照国防科委：这批鱼、肉、大豆、海带等都是专门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他亲自布置、检查分配方案。他还对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同志说：“连你在内，一两也不能要！”

一九六四年元旦，一个专供科学家进行学术交流和娱乐休息的园地——北京科学会堂正式开放。这座“科学家之家”，就是在聂帅亲自提议下筹建起来的。正式开放的那天，聂帅赶来参加揭幕仪式，并且在这里和科学家促膝谈心。这座可以容纳八百多人举行学术会议的会堂建成以来，举行了难以胜数的学术交流活动。在这个幽美恬静的环境里，科学家们还可以一起品茶谈心，参加俱乐部的各种文娱活动。大家说，聂帅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技人员，想得可真周全啊！

“要批就来批我好了”

十年动乱来了。聂帅以沉重的心情，预感到我国知识分子将遇到一场灾难。他召集北京、上海的同志开座谈会，他要起草一个保护科技人员的详细报告，送给党中央。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办不成的。聂帅只好极力争取在“十六条”中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写进去，后来总算作为第十二条写了进去。写是写进去了，他还是不放心，又亲自找陶铸同志。他陈述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说明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让陶铸同志一定要设法保护。陶铸同志深深理解聂帅的心情。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形势仍在不断恶化。大家报铺天盖地而来，批斗会到处皆是。中国科学院也贴出了大家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聂帅一听，气得冒火：“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他说：“要批就来批我好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负责同志深受感动。他们怎能让聂帅上到第一线挨批呢！

聂帅始终把科技人员的安全挂在心上。听说哪一个徬家挨批斗，他就让工作人员去劝说那些批斗的人。北京的中关村是科研单位比较集中的地方。当聂帅得知这里出现了砸毁东西和绑架人的事件，他就找到北京卫戍区，要他们加强巡逻，制止这类事情发生。当得知某地航天发身试验设施要遭到破坏，聂帅立即通知当地部队坚决保护。有一天，外地一位科学家从研究所来电话向国防科委告急。电话中说：“由于两派武斗，所里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如果局势再发展下去，研究所就要被毁了。“接电话的同志问他：“不是有支左部队吗？”打电话的科学家说：“支左部队既不准动手，更不准动枪，只能劝说，何况他们自己也卷进去了。阻止不住啊！”情况危急。国防科委的同志向聂帅请示。聂帅立即给研究所所在的省军区打电话，告诉他们：“不是支左，而要军队保护！”由于聂帅当机关断，这个研究所保住了，国防科研项目保住了。一九六七年初，某研究院“造反派”决定在西北某厂如左开会议，把主要的科技干部集中到那里。当时，那里的形势很紧张，聂帅很不放心，便打电话指示会议要改在北京开。随后，派出了专机，把大家接回北京。会议期间，聂帅还亲自到会讲了话。但是，随着整个形势的恶化，局面越来越不好控制。到后来，“打倒聂荣臻”的大字报都贴上了北京的前门楼。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聂帅仍然在想尽办法保护科技人员。有些科学家在原单位实在危险，他就以工作需要为名把他们临时“借”到北京。为了尽量减少科技工作的损失，聂帅不知有多少次派人去做工作。一九六八年，在我国能观测到日全食。为了不错过这一难得的机会，聂帅让工作人员参与并作有关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劝告他们：不管有什么分歧，观测日全食总应当是共同的事。经过深入的工作，总算达成了协议。在十年内乱的日子里，耽心科技人员遭到迫害，科技事业遭受摧残，聂帅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有关心知识分子的重大问题，我都向党中央提出建议“

粉碎了“四人帮“，聂心情格外的好。他虽然年高体弱，仍然出席了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并兴致勃勃地为大会题了诗：

华旸出谷天下明，阴霾一扫九州通。

昂首赶超新距差，顿足狠批四帮凶。

廿余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

且喜《沁园春》意好，今朝更待《满江红》。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步步落实，科技工答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聂帅有多高兴呵！他虽然不再负责领导我国的科技工作，但是他的心始终同党的科技事业，同广大的科技工作者连结在一起！正如他自己所说：“有关知识分子的重大问题，我都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去年，在他八十二岁高龄的时候，有些科技工作者给他写信，反映评定业务职称当中的若干问题。经过调查和反复思考，聂帅怀着对知识分子深切的感情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当前对科技干部晋升职级时，有的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而不着重于考察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实在在的贡献。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不堂辅导；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去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却热心埋头著书写论文。这说明有些单位在掌握晋升职级条件中有偏。”聂帅认为，“晋升的条件还是应当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的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这也是一条重要的考核标准。讲‘才’，首先要看本职业务水水。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有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一个科技人员不解决本职范围内的问题，一味搞自己的论文，就应进行批评教育。”

聂帅今年已是八十三岁高龄，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劳累，使他身染疾病。但是当我们要求访问聂帅，请他来谈谈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老帅欣然答应了。在我们来访之际，因感风寒，他的呼吸道发炎，谈话十分吃力。为了照顾老帅的身体，遵照保健人员的意见，秘书同我们约定，只谈半个小时。但是四十分钟过去了，聂帅还是那样兴致勃勃。这时，一位医务人员走到秘书身边，用手指了指表。秘书微笑着提醒：“聂总，时间已经过了。”聂帅会意地点了点头，但随即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要继续谈下去。他畅谈了知识分子的作用，阐述了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也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谆谆告诫：“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与共产主义事业不相容的，是与共产主义事业不相容的。”他说：“我们党很快就要召开十二大了。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盛会。大会将确定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和战略任务。我们党将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大会结束之后，全党将更加努力地工作，全国人民将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将更加努力地工作。我希望，我们大家为着全国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更好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聂帅的谈话，深深地激动着我们，他说明，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多么重视知识分子。我们很想更地地聆听聂帅的教诲。但是聂帅的谈话已大大超过医生准许的时间了，我们不得不结束这次访问。

*这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的前夕，《光明日报》记者在北戴河访问了聂荣臻同志之后写的一篇通讯。原载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