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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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十月）

伟大的南昌起义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们的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从南昌起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今天我们回顾当年的斗争，全面地认识它的历史意义，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南昌起义早已做出了正确的历史评价，并且规定了以南昌起义的光荣日子——“八一”作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论著已经正确地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加以理论的概括，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的高度水平。

恰如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二九二四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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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聂荣臻一九五七年十月为纪念南昌起义三十周年而作，原载于《星火燎原》第一期，一九八一年《军事学术》杂志第八期转载。南昌起义前作者任前敌军委书记，于七月中旬赴九江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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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1]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有关的军事结论一样，是对于南昌起义最好的历史总结。

南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若干严重的不利于革命的变化。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处在一个强烈的动荡和变化的过程中，但是它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国内反动派正在进行新的勾结。他们正在向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进行最残酷的进攻。在北伐战争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武汉群众正举行庆祝大会的时候，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就大量增兵到中国。英国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的炮舰和鱼雷艇等二十七艘，已经绕道上海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并且炮击南京，干涉革命。当时国内新旧军阀也已经进一步勾结起来。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市民大会，抗议英舰炮击南京，竟然遭到四川军阀刘湘的大屠杀。事后据刘湘军部传出的消息，这个大屠杀是蒋介石指使的。当时的情况充分表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对外受帝国主义的操纵，没有民族独立，对内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民主权利。处于这样的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只有坚决地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且要紧紧地掌握武装力量，不让反革命势力抢劫革命的果实。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2]。这正是从实际斗争的无数经验中得出的不可更易的结论。在南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的工农群众就已经起来，普遍地要求掌握武装。他们跑到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去要枪要手榴弹，自动地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他们懂得：在那样残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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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面前，离开了武装，就不可能有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自己如果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

我们党在当时已经逐渐地认识到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虽然这种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比起前一时期却有了显著的进步。以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的叶挺部队为例，这支部队由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所组成。最初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一个独立团的编制，后来扩充成为第二十五师。在北伐战争中，这支部队一直是打先锋的。首先打进了湖南，击败了敌人；接着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直下武昌城，所向皆捷，因而才给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我们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上和政治工作上都发挥了积极的先锋队作用。当孙中山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改组了国民党以后，在伟大苏联的帮助和我党积极的推动下，很快就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创办了黄埔军校，而我们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都担负了繁重的任务。一九二五年的二月和十月，广东的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事变[3]等战役，共产党人出力最多，终于打垮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的叛乱，巩固了当时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接着，我们党推动和支持国民党发动了北伐，并且在北伐进军过程中，我们党的各省组织，特别是两湖[4]和江西等地的党组织，动员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支援北伐战争，配合北伐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无论在军队中或是在地方上，由于我们全体同志不顾一切牺牲，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只半年左右的时间，北伐军就由珠江流域打到了长江流域，进入河南，节节胜利。全国人民都以为这次大革命的完全胜利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客观形势却向着一般人估计的反面发展。

由于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他们同我们党的合作一开始就准备了分裂，他们包藏祸心，阴险毒辣。而我们当时缺乏经验，上了一个大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伐初期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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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羽毛未丰，处处要求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军队中他们要求我们去做政治工作；在战场上要我们冲锋陷阵；在地方上要依靠我们同工农群众的亲密联系，要人力，要粮饷，要情况，要办法。总而言之，要我们替他们去拚死命，替他们去打天下，等到自己羽翼丰满，势力雄厚的时候，他们就要一脚踢开我们，并且要想一下子就把我们斩尽杀绝。北伐后期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因为看到革命战争节节胜利，他们的势力强大了，于是就背叛革命，取封建军阀的地位而代之，张开血口，实行“反共”，要想把工农群众永远践踏在脚底下，好让他们为所欲为地实行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坚决地掌握党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坚决地发动群众，武装工农，消灭封建，挖掉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根，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能够这样做。尽管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也不能普遍实行。整个说来，当时我们的党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支配之下。这条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变成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枷锁。他根本不敢胜利，也不懂得怎样去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巩固革命的胜利。他看到工农群众一起来就害怕了，怕“破坏”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他不懂得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只有工农群众真正得到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有了强大的力量，资产阶级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即使他们企图破坏，我们也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出卖了革命。他只叫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去卖命，去当“苦力”，替资产阶级打天下，而不叫工人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工人农民起来了，他却不许要政权，不许要武装，不许要土地，不许触动地主资产阶级的命根子。这样他就抹煞了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同盟军的关系，维护了地主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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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利益，从而使党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劳动人民完全陷于被动的和毫无权力的地位。广大农民当时都要求向豪绅地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分配土地，陈独秀却竭力反对，并且污蔑农民运动。对于工农群众自动武装的要求，陈独秀更加反对，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这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必然断送掉中国的革命前程。

毫无疑问，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正符合于当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符合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时反革命势力就利用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错误，猖狂地向革命势力步步进攻。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蒋介石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又命令杨虎指使青红帮流氓，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包围攻击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接着派兵占领了这两个机关。四月六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举行秘密会议，商定要使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四月十二日就开始了上海的大屠杀，蒋介石完全公开地叛变了革命。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调遣皖北的军队威胁武汉。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大肆屠杀工农，这就是“马日事变”[5]。虽然在夏斗寅叛军攻到武昌附近的时候，叶挺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曾给予叛军以严重的打击，粉碎了这次叛乱，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当时急剧恶化的形势。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也公开宣布背叛革命，开始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面对着当时的严重形势，我们许多同志决心要清算陈独秀的有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这个决定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个起义正如后来举行的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的，乃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当时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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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有驻在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二十五师的两个团。还有由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新从鄂东开到九江，这支部队在北伐时期树立了卓越的功绩。在南昌方面有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在武汉方面有卢德铭等同志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完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当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却比较空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正在庐山，他所属的第三军和第九军分别驻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敌军只有朱培德的一个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的两个团，第九军的两个团，第六军的一个团，加上机关人员，总兵力约一万余人。我们估计起义可以成功，行动的计划就决定下来了。

起义是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一九二七年的八月一日清晨二时，南昌城内响起了起义的炮声。由于我军布置周密，对敌军进行突然的打击，仅仅五小时就全部解决了战斗。起义胜利了。参加起义的部队约有三万多人，整编为九、十一、二十军，仍然沿用了旧的番号，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同志；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同志；还有若干警卫部队，共有十五个团的兵力。只有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因为途中受阻，没有赶上起义。前者由卢德铭等同志率领，转入湖南，成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湖南地区秋收起义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后者被张发奎强迫改编为第四军教导团，[6]随张发奎到达广州，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南昌起义的胜利大大地震动了敌人。南京、武汉、广州的反革命势力，立即联合围攻起义军。

当时起义军的力量是不弱的，客观的条件也是有利的。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农民正在迫切地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如果我们当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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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一带把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湘、鄂、赣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完全能够大大地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因为中国的革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农民战争。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不能有一时一刻脱离广大的农民同盟军。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是依靠什么力量呢？农民！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要依靠什么力量呢？农民！如果离开了农民，我们就将一事无成。

事实上，当时在江西、湖南、湖北各省，不但铁路和矿山的工人群众普遍地组织起来了，特别是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已经震动了全国。如果我们当时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把南昌起义的武装力量和工人农民的运动结合起来，就在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建立乡村的革命政权，创造革命根据地，高举红旗坚持革命斗争。可以肯定，由于这个地区的群众已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革命战场，我们可以凭借着有利的群众条件，不断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革命的阵地。当时国民党内部是不统一的，新军阀互争雄长，不相上下，只要我们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就能够各个击破敌人，不断消灭敌人。当时只要我们能够在广大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依靠根据地来发展革命战争，我们就能够不断地扩大根据地，并在扩大中巩固根据地。这样波浪式的发展，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我们当时还缺乏这种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而希望回到广东重整旗鼓，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于是就形成了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方针，因而招致了新的失败。

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广东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工人和农民曾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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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人民一样，没有从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广东封建势力的老根依然存在，特别是四月十五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镇压，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变色。当时我们想打回到广东依凭于海口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重新占领大城市是已经不可能的了。我们应该把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入农村，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争取外援，而不应该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外援上面。这个原则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当时整个行动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起义军终于在八月六日全部离开了南昌城，也离开了南昌附近的广大地区，孤立地南下了。当时归叶挺同志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的第十师蔡廷锴所部，作为南下的前卫部队，在出发的第二天，竟然向浙江方面逃跑了。第十师三十团团长是共产党员范荩同志，作战英勇，北伐期间树立了多次战功，后来被胁迫离开该师，不知所终。当时南下的起义军还有许多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成分也不够好，革命的立场不坚定，这又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可以想象得到，在旧军队中，无论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无论党的工作是强还是弱，如果不经过根本改造，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是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的。而改造这些军队的最好方法，必须要有党的基层组织并与当地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成分，吸收新鲜血液，锻炼和考验大批干部，树立新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使部队在思想作风上根本改变面目。我们在南下中虽然感觉到这些问题很严重，但是还不懂得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老实说，我们那时候还不会打仗。遇到敌情，不论在战术上战役上都没有周详的歼灭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计划，因此常常没有消灭敌人，而只是把敌人打垮，自己也有许多伤亡。很明显，依靠这样的军队，要想在革命失败以后去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南下途中，经过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地，沿途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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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群众工作，以致群众不了解起义军的性质，起义军也经常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天气炎热，给养困难，士兵害病逃亡的现象相当严重。向瑞金前进的时候，得悉钱大钧、黄绍竑的反革命军队约十几个团的兵力，已经进驻瑞金的壬田市和会昌，威胁我军前进道路的侧背。我军当即决定攻击壬田市的敌人，并且进攻会昌的敌人，然后折回瑞金，转道福建的长汀、上杭，进取广东的潮州和汕头。我军于九月二十四日进入潮汕，但是部队得不到适当的休整和补充，而敌人却以逸待劳，从容地在潮汕附近集结兵力，并且在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向我军进攻，我军终于因为众寡悬殊，而遭受了挫败。

当我军进入潮汕的时候，曾决定由朱德同志率领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将二十军的第三师留守潮州。这样分兵把口的结果，就使得最后向揭阳进军的主力部队只剩下了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二两师，共计不足六千人，进到汤坑，遇到敌人新编第三师薛岳等部，一场恶战，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后来双方都撤走，未分胜负。而当我军在揭阳方面失利以后，黄绍竑乘机又攻我三河坝朱德同志的部队，切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络；当我军向海陆丰前进的时候，在普宁的流沙遭到敌人的袭击，指挥系统被截断，而部队又发生了大批的逃亡和叛变。这里又不能不指出因分散兵力而造成的错误，这种错误当然是属于战术性质的错误。当时如果在战术上不犯这些错误，也许不至于使我军失败得那样快。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因整个战略方针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不利的战局，这是一个无可挽救的失败的局面。

失败后的一部分部队同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撤出的武装相会合，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后来又因为在政策上和军事上犯了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错误，也失败了。只有留守在三河坝的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下，收容了零散的部队，沿着福建、江西、广东的边境向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进入湖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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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农民群众，发动了湘南的年关武装斗争；后来这支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后来中央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前身和基础。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充满了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的党领导我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彻底决裂之后，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且唾弃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坚决地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这个起义的胜利和失败，是同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相关联的，这是当时全国革命的高潮和低潮的整个形势的反映。在南昌起义以前和以后，划分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阶段。研究这两个阶段转变中的胜利和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对于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将具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党当时还很年轻，却已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大革命。由于我们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这个失败是难免的。但是，这个失败作了我们的反面教员，使我们从中吸取了极其可贵的经验教训。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南昌起义以来，我们共产党员和无数革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已经高度集中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并且不断地发展着和丰富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我们的战友们和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他们所献身的革命事业，随着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正在整个亚洲，在东方，在全世界发射着万丈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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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五四七、五四八页。

[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六三四、六三五页。

[3]杨、刘事变，杨，即杨希闽，当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刘，即刘震寰，当时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省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一九二五年六月，杨、刘勾结在一起，发动叛乱，亦称杨、刘事变，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国民革命军从东江回师广州，迅速平定了这一叛乱。

[4]两湖，指湖南、湖北。

[5]“马日事变”，中国韵目代日表上，二十一日称“马日”，故称马日事变。

[6]第四军教导团，是由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而成立的，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