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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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

这次会议，团以上的干部都到了。一方面传达土地会议的精神，一方面要做两次战役的总结。刚才彭真同志[1]的讲话，已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指示。彭真同志说，我们边区要来一个大翻身。过去农民是没有彻底翻身的，他们自己说：只翻了一半。从各方面看，边区都需要大翻一下。怎么翻？就是要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行平分土地。就全国说，就是要打倒蒋介石的统治。我们边区过去在军事上，也没有翻身，经过清风店、石家庄两大胜利，翻了一下，今后更好翻了。农民现在也准备彻底翻身。边区的土地会议开过了，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说是翻身大会。在财政经济上，我们也要翻身，但是决定的东西还是战争和土改。群众中有一条口号：“前面打蒋军，后面刨蒋根！”这个口号很生动，很正确。蒋介石的统治建筑在什么基础？就是封建地主阶级。所以要打倒蒋介石，必须彻底消灭封建刨蒋根。蒋介石依靠什么统治？武装，所以要打倒蒋介石的统治，必须消灭他的武装力量。所以我们的斗争形式就必然以武装斗争为主。土改和战争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如果这两件工作我们做好了，蒋介石就会完蛋！我们集中了一切力量，决心要做好这两件工作，也就是这个缘故。就从军事观点来说，群众不真正发动起来，仗也打不好的，部队就不能满员，也难以巩固。为什么呢？群众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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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好处，就不会自觉参军，参军的也想跑。如果群众都发动了，他们得到了好处，知道拿起枪打仗是为了自己，这样部队自然就满员，就巩固了。现在我们准备用最大的力量搞好土改，然后再扩兵，那时部队满员就不成问题。这个全国革命新高潮中边区土地改革的新形势，一定要到来的！

关于作战和部队本身工作问题：

第一、我们要全军一致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右倾情绪。这次保北作战[2]，不一定能打出名堂来，事前我们就有精神准备，不怕打不出名堂。我们啃徐水、啃涞水，啃不下来怎么办？走就是了，又有什么！但是正因为保北的苦战，我们在清风店打出了名堂。有些同志对此认识不足，精神准备不足。当在保北打不出名堂时就讲怪话，影响上级的决心。大清河北没打好[3]，本来也没有什么，但就有人说：“肉没有吃上，反把门牙嗑了！”又说“劳民伤财”等等泄气话，非常不好。我们出击大清河北为了什么？为了消灭敌人！打得不好，可以检讨，但是乱说怪话是不许可的。不要说门牙没有嗑掉，就是嗑掉，镶个金牙，更漂亮。损失一千，再补一万，有什么可以泄气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决心。大家只应当打气、撑腰，绝不应讲怪话、泄气。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敌人。为了消灭敌人，就是受些损失，也不应该批评。相反，如果没有消灭敌人的决心，就是保存了力量也要受处分，因为军队是打仗的。

在保北我们没有打出名堂，敌人也没有打出名堂。敌人也想“翻一下身”，罗历戎就从石家庄出来了，造成了我们清风店歼灭战的机会和条件。军事上就是要“动”，用“动”造成变化，再从变化中找机会歼灭敌人。我们不要怕走路，怕泡蘑菇，要高度地运动、捕捉战机，积极扩大战果。可是，在清风店这样好的战场，打这样大的胜仗，竟还有个别同志没有信心，不敢于大胆消灭敌人，不敢于胜利。内战时代，在那样条件下我们还成师成军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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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敌人，今天为什么反而不行？反而害怕？对这种人，可以送他一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

打石家庄我们慎重考虑了好久。我们说过，消灭了第三军主力几个团以后，就可以打。那么经过清风店歼灭战，为什么不可以打呢？我们也知道石家庄是设防的城市，可是设防再坚固，也要兵来守，兵不多是不行的，再说即使打不下来，也没有什么危险，四周都是解放区。何况不论从兵力上、士气上看，打下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决心打石家庄是对的。

打石家庄，当时讨论有两个打法：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坚决攻下它。围点打援是好办法，我们一方面把石家庄打下来，同时又能歼灭它一部分援兵，岂不妙哉！所以我们就这样布置了兵力。但究竟怎么打，还要看情况的变化。援兵来了，我们就集中主力打援，打了援回头再打石家庄。援兵不来，就一直打下去。我们既然研究了各种因素、条件，认为可以打下来，就应当有信心，就不是盲动和冒险。我们希望打运动战，但是情况变化了，条件具备了，我们就要攻坚，就要打石家庄，没有这个决心是不对的。少数干部信心不足，顾虑太多，就是不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打，失去了战机，这就不是客观条件不让我们军事上翻身，而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翻身，不敢于胜利。

有一种所谓“事后的马克思主义”，打之前他说对，他赞成，可是要打不好，他又说不该打。昨天我们把元氏[4]打下来了，要还打不下来，这些人又会想：当初为什么不把元氏敌人放回石家庄呢？放回去一下消灭了，不是省得今天再麻烦？这种想法是不合实际的。当我们打石家庄的时候，总是想，敌人愈少愈好，不让元氏敌人回到石家庄是对的，所以我们一决定打石家庄，就派了部队把元氏敌人监视起来，分割起来，不让它收缩到石家庄。当时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打下石家庄。减少打石家庄的困难，打下了石家庄再说别的。现在我们打开了元氏，就是打不开，也不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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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当时决心的正确。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一件事情的对与不对，不然是扯不清的。过去很长时期，我们部队中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问题，又伤害团结。当然这不是不叫同志们发表意见，有组织的建设性的意见都可以谈，只是不许无组织的乱说，尤其不加思索不加考虑的乱说，对我们是有害的。刚才彭真同志也讲了民主与集中的问题，部队同样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象杨司令员[5]做的报告，他自己就说了，大家可以提出意见，准备修改，他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命令”，大家就应坚决执行，不容许各搞各的。这也是我们共产党军队的特点。

第二、关于机动问题。我们团以上干部，要了解上级意图，考虑如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们一方面强调坚决执行命令，另一方面，我们也提倡最大的机动，这并不矛盾。正确的机动，正是为了达到上级的意图，正表示了我们的干部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举一个敌人的例子：蒋军第三军十九团团长柯民生，正定战役我们就把他俘虏了，放回了他，这次清风店战役他再一次被俘。我对他说：你真吃得开，被俘了一次，回去还当了团长！可是这次又被俘了。他声明说：“我是按命令执行”。是的，他们的军官可以那样，也只能那样“执行命令”。他当团长，不为别的，只为了挣钱，只要按月发薪水，不管打多大败仗，死多少兵，他是不管的，他只是“按命令执行”。大家想想，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团长能够这样吗？不能。我们打仗，既是对人民、对士兵负责的，就要敢于负责。如果上级命令和当时新的情况不合，是可以改变打法的，我们决不能象柯民生那样，打成“光杆司令”，还说“按命令执行”。情况变了，还机械执行命令，实际上是违背了命令。对这一点，我们每个干部都必须认识清楚，都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心。

第三、团结及其他问题。一般说，我们是团结的，但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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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毛病。我们反对过部队和地方之间的山头主义，也反对过部队内部本位主义发展成的山头主义，这种山头主义是很有害的。彭真同志在边区土地会议上，也严厉批评了山头主义，主要是地方的山头主义和有些地方党组织对人民的山头主义，指出这种山头主义对我们党是最大的危险。但没有着重批评部队的山头主义。并不是说部队中已经没有了山头主义，这种山头主义一定要经常检查，经常反对，否则就不能彻底消灭。这是关系我们全党全军团结的问题，也是我们有没有力量战胜蒋介石的问题。如果我们军队内部不团结，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就不能打胜仗，就什么事也搞不成。我们要向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学习，当我们提出“大家当家”的时候，他们马上赞成，并且进一步提出：反对“各当各的家”。为什么？产业工人整体思想是最强的，也最能团结。我们就是要这种无产阶级的思想，团结的思想。任何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和这种思想违背的。

过去我们提出照顾山头，是为了消灭山头，不是为了培养山头，发展山头。现在已到彻底消灭山头的时候了。象干部问题，我们使用干部、看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资，不管你是哪个方面军的，哪个山头上来的，不够这三条都不行。“德”，就是党性；“才”，是才干；“资”，就是参加革命的历史。既无党性又无才干的人，还讲什么“资”，我们干部单凭资格吃饭是不行的。现在就有这样的干部，长期住在招待所，分配不了工作，有的同志不了解情况，竟然说：“军区干部政策有问题，为什么不分配他们工作呢？”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请说这种话的同志去分配他们工作，看能不能分配好。如果他服从你的分配，并且能好好工作，那就算你的意见正确，我们也“阿弥陀佛”。军区为什么不分配他们工作？招待所的小米难道怕没有人吃吗？不是的。他们就是调皮，就是不好好工作，分配到哪里，哪里送回来，并不是组织上不分配他们工作。还有一种人说：“为什么不提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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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人，可以用第二个办法：大家投票，看他该做什么！如果 你们团以上干部都不赞成他，他应当不再埋怨上级不提拔。组织上决不会喜欢那个干部，又讨厌那个干部的。说这些话的同志，实际上还有山头主义思想。

我曾说过，有时候我们不象一个政治集团。过去搞生产，建家务，倒象成了经济集团。最近总部刚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打开了石家庄，缴获了很多东西，是的，东西交公了。但也有不同情形：有的交得快，有的交得慢，有的自己还留了一些。这就看出我们说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不是兑现了。现在我们只能说，慢交一点也可以，但一定要交，不交是不对的。执行缴获归公的关键，在我们团以上干部。只要你们思想搞通，一定可以做好。又象武器弹药问题，我们缴获的枪不少，可是交上来的，数量既不够，质量也不强。过去同志们喊：那里有多少纵队了，我们为什么不增加？他们就不想，没有武器怎么装备呢？过去我们许多部队缴到东西就是自己的，建立了许多小家务，今天就要改变这种情况，把小公家变成大公家。从抗战到现在，地下锈烂的武器不知有多少！你也埋，我也埋，记都记不清了，就是不上交，让几千年以后开矿去，说起来真叫人可惜。现在我们有了些军工生产，然而只是向外拿，没有往里进的，虽然我们不断向下面要。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家务？为什么要有统一的编制，统一的军火库房？各兵团自己搞为什么不行？理由是在于今天战斗的规模比过去大多了，我们军队建设比过去更正规了。在各个兵团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口径的武器弹药，必须通盘调剂使用，必须统一处理掌握。所以，各部队的武器弹药要很好清查一下，多的交上来，或调剂给别的部队，用不着的当“浮财”，分给民兵也比埋着好。总之一定要按编制，该多少是多少，多的一概交出来，将来作战不够再向后勤要，要不着，就暂时不打撤下来，但绝不许打埋伏！过去长期游击战争环境养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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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坏作风，对我们力量的发展有很大妨碍，今天无论如何是要改变了。又比如石家庄敌人有一个完整的医院，本来入城以后；大家可以享受的。可是你一拿我一拿，对他没有用处的东西也拿，结果好些器材、药品拿散了，大家就享受不成。而我们自己今天还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完备的医院，这不是很大的损失吗？所以希望你们很好注意这个问题，大家当家！大家享受！

扩编纵队的问题，中央已经同意我们扩编三个纵队：冀晋和察哈尔的独立旅，合成一个，属北岳军区，仍保持其山地作战的特点；冀中编一个；野司增加一个。这样就把分散的小拳头握成几个大拳头。分属北岳、冀中的纵队，必要时也都集中使用。但还不够，我们的力量还要不断生长。这也要大家负责，你们不断打胜仗，缴到的装备大量上交，加上土改搞好，兵源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扩编和装备新的纵队，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强。

干部培养问题，从要求上讲，很不够。原因何在？本位主义，不愿拿出干部来。红军有史以来干部从未充裕过，不随时培养，就不能应付需要。所以我们对各纵队的随营学校，不限编制，愈多愈好。有些部队选送学员，总不愿送好干部，不愿送英雄模范，说他们“离不了”，不知道正是他们更需要教育培养，使他们提高一步，成为坚强的骨干。干部政策掌握的对与不对，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培养好干部，就是看我们是不是选送好干部去上学。学校不是收容所，一定要送好的，不能送思想坏、毛病多的。有些干部不好，就是我们培养时找错了对象。

关于军工生产。我们要大大发展，能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严格要求节省弹药。这象是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大大发展军工生产，是因为大规模战斗的需要，然而今天基本上我们还是农村环境，生产技术和原料都有困难，所以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特别是子弹，主要还是要取之于敌人，取之于前线。我们的军工生产主要是造炮弹。一年来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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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很大，还帮助一些给兄弟地区，这是完全应当的。今后我们如果不节省，就会感到困难。据东北和我们自己作战的经验证明：我们不能也不应当象苏德战争那样，依靠炮兵解决好大问题。炮兵的任务只在于掩护步兵前进，扫除前进的障碍，进而掩护步兵突击。现在敌人的堡垒工事都很低，目标不明显，我们的炮如果乱打，或过多的打，不但浪费弹药，也不会有什么效力。十年内战时，有一次激战，某兵团子弹浪费很大，刘伯承同志当时对他们说：“你们打得很热闹，很好听，象音乐一样。但是我听了，心痛得很！”的确是使人心痛的。这次打石家庄炸药丢了很多，直到战斗结束后好几天，街上还有，就不知道我们今天制造炸药原料上的困难，硬是要浪费，这不叫人“心痛”吗？搞爆炸，一定要经过细心研究，炸什么样的工事，用一定的量，过多了是浪费，过少炸不开重炸也是浪费。我们还要打下去，弹药一定要注意节省。

部队立功运动开展以后的团结问题，非常重要。如捉师长，缴枪炮，你的我的，经常扯这种皮。我们团以上干部应当怎样了解这个问题？捉师长好不好呢？当然好，但不要发生锦标主义，别人捉了，也好，我也有一份，干部中还争这些，就没有意思。捉到师长，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具体的胜利，但不是决定的东西，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打的最好，完成任务最坚决的，才是对全局做了决定的贡献。常常有这种情形：打得好又打得苦的部队，俘毙缴获却不多；相反有的部队出力不大，却有大量的俘毙和缴获。那么最大的功劳属谁？应当是前者，论功行赏也要看全面。我们各个兵团，是在一个目标下向敌人共同作战，我们必须是非常团结的，只有团结才能战胜敌人！

第四、城市问题。过去我们批判过所谓“城市观点”，究竟我们要不要城市？肯定的说，我们要城市。我们边区，正处在华北几个大城市之间，现在我们打下了石家庄。平、津、保、张家口等大城市我们还要打，这些城市最后都将是我们的。过去立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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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时代，到处暴动，到处讲攻大城市，是不对的。今天情况不同了，敌人的城市是孤立的，周围都是我们的世界，有些城市我们已经有力量夺取，有些城市条件成熟后也可以夺取。城市一经我们解放，它就是人民的城市了，我们就要好好建设。象石家庄，我们就要使它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中心，使它有力地支援战争的前线。石家庄解放以后，有两种情形；工人要修复铁路，恢复工厂；农民却要分商店，拆房子。我们是走工人路线，还是走农民路线呢？没有问题，我们要走工人路线，把工厂恢复，把铁路修通。敌人飞机要炸，炸了我们再修，坚决从破坏中来建设。有些同志反映了一种农民思想，不赞成好好建设城市，是不对的。不错，土改是为农民，但我们不能走农民路线，我们对城市要有正确的城市政策。盲目的仇视城市是错误的，今天对于城市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可能要，要了以后如何建设的问题。检讨一下，我们过去对于城市政策执行得如何？很不够，不说大城市，就是对中小城市，象定县、正定、阳泉，也有毛病。象不能容许的工人失业现象，就在阳泉发生过。今后我们就要依靠工人、劳苦群众的力量，尽一切可能来建设我们人民的城市，因为城市在人民手里，就永远属于人民，建设它，对人民对战争都有好处。这一点，在战士中，在农民中都要进行深入的教育。

以上问题，关系到政策的正确执行。我所以要说明这些，在于求得大家思想的一致，只有大家思想一致了，我们的战争和工作才能胜利进行。

形势给了我们严冬作战的任务。我们就要行动了，希望大家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不避艰苦，再接再厉求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注 释

[1]彭真，当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保北作战，即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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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以北地区围攻徐水等地的作战。

[3]大清河北没打好，指大清河北战役。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乘大清河北地区国民党军兵力薄弱之机，发起攻势作战。在歼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一部后，因国民党援军迫近和连日暴雨影响部队作战，遂于十二日主动撤出战斗。此役共歼国民党军五千二百余人。

[4]元氏，即河北省元氏县。

[5]杨司令员，即晋察冀区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