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敌后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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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十月）

华北敌后之抗战，迄今已六年多，斗争之残酷实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就华北之一角——晋冀察边区而论，其尖锐复杂而剧烈之斗争形势，实远处大后方的人士所想象不到的。迄抗战六周年为止，共计作战一万七千四百余次，共毙伤和俘虏敌伪二十三万五千余人。我亦伤亡六万四千多人。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是从一点一滴之流血斗争中得来的。

几年来敌我在武装斗争方面，曾经过许多发展与演变阶段。一九三八年武汉陷落之前，敌人即已开始对我举行进攻，屡次集结优势兵力，以正规战术作战，攻我一面（如阜平，涞源等地）。武汉会战之际，敌同时大举进攻我五台、阜平，且将“扫荡”华北与进攻武汉相提并论。在战术上改取分进合击的数路“围攻”方式。仍然未脱离机械的军事教条之束缚。我以游击战、运动战相辅与之对抗。因之使敌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阵线，而常于扑空之余，遭我痛击。一九三九年，敌集结相当优势兵力为一路，采取“长驱直入”的方式袭击我之中心地区（如灵寿之陈庄及涞源之黄土岭等役），但均遭受歼灭性之打击。进攻陈庄之敌，全军覆没。阿部中将则随其部下葬身于黄土岭，就是敌寇所谓的“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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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曾刊登于重庆《群众》杂志第八卷第十七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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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敌因屡次惨败，故自一九四0年起，乃实行所谓“极度分散配备”，以控制平原各大村镇与山地各要点，以冀窒息我军，奈兵力不足，再加分散配备，则弱点愈多。一九四0年百团大战展开后，我军大举出击，不仅敌在山地之若干据点被我拔除，即沿铁道的封锁据点亦均遭我猛烈破坏。在战术上不仅展开广泛游击式战斗，而且局部的展开对敌阵地之攻击。于是敌之分散配备亦告失败，一九四0年十一月，乃复调集大兵“分进合击”，向我大举“扫荡”，并一度侵占我阜平。但经我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打击之下，使占据阜平之敌于弹尽援绝之后，狼狈败窜。

一九四一年敌酋冈村宁次鉴于既往之失败，乃谋改弦易辙，实施所谓“铁壁合围”战术，以中条山与晋察冀为全年两大战役进攻目标。经长期之准备，企图先荡平中条山根据地，截断敌后我军与主力之联系。结束后，立即转其凶锋指向我边区。战斗一经开始即分十数路直扑而来，山沟小道，无所不至，反复“围剿”。在战术上则与“三光政策”并用，杀戮焚掠，凶残无比。然经我将士之浴血抗战，卒挫敌锋，纵敌酋冈村亦不得不承认失败，并谓：“荡清八路军，非短时间所能奏效”。而只得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等遁词聊自解嘲，其窘态可想见矣。之后，敌复强调“高度之分散配备”增筑碉堡及封锁沟墙；其密度几至逐村皆是。封锁既成后，乃实行其对我根据地之“蚕食”政策。直到今天，“蚕食”政策亦经多次演变，初则“步步推进”，继则“分区扫荡”，“分割蚕食”，以达其“蚕食”之目的。一九四二年冀中区之“扫荡”战，即属此种性质。然敌此种紧缩“蚕食”之目的，至今已付重大代价而犹未遂其所欲，且将永不能为所欲。至其分散配备之结果，愈使敌军兵力之分散，由于纪律之废弛，则其腐化堕落、厌战、反战之情绪亦继长增高，战斗力亦日趋低落。如此，我军纵在堡垒如林，沟墙如网之广大战场上仍能纵横驰骋，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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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之火，更广泛燃烧于敌占区。变敌后为前线，远近交攻，敌我交错，我之前锋更早已越长城、榆关山〔1〕而插入伪满边境，震撼敌人之心脏。战局之发展将益增敌寇惶恐，而促其败亡。

六年余敌我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之形势，不仅表现于军事方面，而且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综合斗争。自一九四一年起敌即开始其所谓“总力战”，此“总力战”之表现最显著者，即敌寇所进行之“治安强化运动”，自一九四一年起前后已举行达六次之多，其中心则各期不同。就我边区而言，敌寇在其“治安强化”运动中，集中于人力物力之抢夺，及政治上思想上之诬蔑造谣，企图达到其“以华制华”之目的。敌以兵力不足到处抓捕壮丁，扩编伪军，充实守备兵力。现敌占领区大部分均由伪军防守。此等伪军一部分为失业或流亡者之集团，敌寇本拟利用之于一时，结果多与愿违；而今敌寇去之不能，欲“肃”之又不胜其“肃”。若干地区，如大清河以北，与其说是敌寇“治安区”，毋宁说是伪军统治地。另一部分伪军，则大部为农村之壮丁，被强迫捕捉而来。他们既无战意，又无战力。尤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敌寇必败之势日渐明显，造成伪军普遍动摇，日寇也明知其不可信，然不得不利用之于一时，此乃其严重之危机。敌寇对物力之掠夺，乃图达成“以战养战”之目的，敌曾以“开发资源”、“确保农产”、“勤俭增产”等类口号相号召。但实际上敌寇之所为，适得其反。敌寇到处挖沟筑堡，强占与毁坏人民田地房屋不知凡几。而苛捐杂税，勒索掠夺，更层出不穷，加之壮丁之被捕走或逃亡，致使敌占区农村或有地无人耕，或有人无地种，或有人而无心耕，终至“增产”成为空言，经济之危机日趋严重。而我对敌之经济封锁，更使敌寇之经济困难有加无己。敌寇明知敌后人民是与之尖锐对立的，乃极力进行所谓“思想战”，宣扬所谓“皇道精神”，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七分政治”之一切欺骗假面具，早被其“三分军事”之残酷暴行暴露无遗。“三光政策”之下，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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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血腥，使广大中国人民益增与敌不共戴天之深仇。数年来，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正不知涌现几多民族英雄，其惊天动地之壮烈事迹，传遍人民之间，记不胜记。于是敌寇“思想战”亦宣告破产。此外，敌寇所擅长者乃在政治上挑拨离间，破坏我军民之间关系，离间我抗日军队之团结，更无一日放松，且以此为谋略之重要部分。我们回答敌人的，却是更千百倍的提高了我们的警惕，肃清了各种潜藏的“第五纵队” ^[2]分子，加紧抗日阵营的团结，粉碎敌寇的阴谋。

六年余敌后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不战不能存，不战更不能胜。我军采用之战术基本上为游击战，但此种游击战决非等闲的“游击战”，更非一般墨守战术教条者所可比；也不是仅守过去游击战争的“老一套”经验。游击战术发展至今日，乃是在既有的战争经验基础上，再从六年余抗日战争中，不断获得新的经验，而高度发展之结果。斯大林说：“在战争中不进步者即将为敌人所击败”。这虽指现代最优良之军事装备与作战技术而言（我们固然没有现代化优良装备），但我之战术，必须适应我现有装备而力求改进，其理则一也。

一、我民族自卫战，必须为全面性之总力战，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复杂配合之战争，若根据单纯军事观点去组织抗战，决难取胜。尤以我军远处敌后与大后方断绝，得不到任何补充，仅凭简陋之武器与强敌周旋，若忽视各种斗争之配合，则不仅我军事上不能取胜，敌且从其他方面以攻我。须知敌以不义之侵略战，对我正义之保卫战，政治上之优势在我而不在敌。故我须以政治上之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以对抗敌之军事优势，从而在各种复杂斗争中改变敌我之优劣形势。

二、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的生活，真正能动员、组织并武装广大人民，才能真正发挥总力战之力量，并使军民成为鱼水不可分之整体。否则孤军苦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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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获胜。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有全国总动员之号召。我们坚持敌后抗战，六年来恪遵此种号召，认真动员组织与武装广大人民，参加抗日各种斗争，故能坚持敌后作战以至今日，且将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三、团结乃战胜敌人之唯一武器，军队与军队间，军队与人民间，均应以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为总的第一目标，消除任何不团结的现象，反对任何削弱自己力量的行为，不予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四、坚持敌后战争，必须创立赖以凭依的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以遂行独立作战之战斗任务。无论武装部队。地方政权，民众组织以及经济文化等设施均必须有完善具体之整套办法，更须完全适合敌后斗争之环境，不能囿于成规，固守旧习。如不明此理，武断专行否认各种建设，则抗战之胜利与新中国成立之成功，都不过徒托空言。我晋察冀边区行政当局不仅有其各种设施维系敌后人心，团结并组织广大人民，在保卫祖国的旗帜之下，获得温饱，使敌占区同胞心向祖国，精神上有所寄托，其作用亦非常巨大。

五、在这样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要能够领导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对敌作战，就必须有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我们所坚守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精神，不但为少数人着想，更为大多数人着想，为全国人民抗战利益着想。

六、在敌后作战之部队有成功者，有失败者。因此，我们就必须有严正之赏罚制度，虚心检讨其成功或失败的缘由，得出经验与教训。如果赏罚不明，墨守成规的军队，纵令其有充裕之补给与优越之装备，仍不免要遭受不必要之损失。这种事实，不可不使我们深刻反省。

当此总反攻时期愈形接近之今日，胜利虽已在望，而今后之困难亦必更多，敌后斗争之艰苦程度更将十倍于往昔。因此，我们亦必须以十倍于往昔之努力以支持日益艰苦的敌后斗争。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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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期望今后我不卷战斗之敌后部队能获应有之补给与援助。更望全国各党各派全国军民能够真正亲密团结，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之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使民主和平之新中国得以早日实现。

    注 释

[1]榆关，即山海关。

[2]第五纵队，指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所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里原指潜藏在晋察冀根据地内的汉奸特务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