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形势与今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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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

一、太平洋战争问题 （略）

二、新形势下我之总方针

(一)中央指示我们：“保存自己力量，巩固自己阵地，以待时机”。这是在相持阶段中我之总方针。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即是我们的新时期。

(三)在新时期之初，与过去形势无大变化。

(四)我们的方针，仍然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巩固根据地，作为反攻的前进阵地。

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的准备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因为我们已经接近于反攻阶段。

(五)在此总的方针下，按中央指示，我们在军事上应随时准备迎击敌之“扫荡”；认真开展游击战争，巩固自己的阵地；同时要整训部队，休养兵力，提高士气；长期训练干部，加强军事建设；加强对外宣传。

(六)对敌采取政治攻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形势变化，最有利于我之政治攻势。

(七)实行精兵简政，以便长期斗争与准备反攻（保存干部与节省物资）。中央指出，党内贪污腐化的恶棍，应加严惩（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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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聂荣臻在平山县召开的北方分局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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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奸）。必须厉行节约，使我人力财力上都有积蓄，以便进行反攻准备。

三、我们的具体工作

(一)我区现在情况的估计

1．敌人在这个时期内，不会放松对占领区的统治，必将加紧对我之“扫荡”与掠夺。

2．战争中心在太平洋。华南我军的行动，是对太平洋战争的配合与策应。中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后情绪较前大为兴奋，积极性将会提高。敌人的注意力亦会集中在华南方面。往苏联方面，日寇还会继续加紧戒备。因此敌人对华北增兵的可能已减少，象去年秋对边区的大规模“扫荡”的可能性一般亦已减少（去秋大“扫荡”必须从其他战场上调来兵力），但由于敌之交通方便，兵力转移容易，当敌在整个情况处于不利时，亦可能以集中兵力确保华北。因此将来对我之大举进攻可能性还是有的。去秋的大“扫荡”，仍应成为我反“扫荡”准备之对象。

3．在目前局势下，对局部分区的“扫荡”可能性增多了。敌之主动性将要增强，以攻为守的动作将普遍采用。去年战斗比前年频繁，但我之主动出击较前年减少，即敌主动性增强的明证。

4．敌之战术基本上还是分散配备，堡垒仍有继续增加的可能，现在已达一千六百余据点与堡垒，比内战时期的堡垒还要稠密。因民族战争有广大的社会基础，与内战时期不同，敌难于控制广大的面，因而不得不继续增加堡垒。由于敌之分散配备，使其兵力集中困难，大的“扫荡”也就困难。敌前线靠近我地带，主要配备日军，而敌之侧后则多为伪军。敌堡垒虽增多，但兵力未增，因此敌后的空隙大。由一九三八年至今，敌桑木师团长的精神仍在继续采用，虽在去秋大“扫荡”时敌曾企图捕捉歼灭我主力，为一劳永逸之计。但“扫荡”失败后，敌又不得不感到用大“扫荡”无法战胜我们，而回到桑木的精神上来。目前因敌之兵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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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增加，故其机动部队极少。

5．分割政策仍在继续。在平原、山地间，各战略区之间，县与县间，由沟到墙，由一道沟到纵深的几道沟，对我进行分割，而便于敌之“清剿”。另一方面，继续进行经济封锁，以阻遏我之物资交流，并掠夺我之物资。

以上几点，是敌寇业已一般确定了的方针。

(二)我之军事部署应注意之点

1．一方面要准备应付“扫荡”，一方面要集中整训。因此主力应经常集结于机动位置整训，并随时应付敌之“扫荡”。

2．现在如无对其他区域反“扫荡”之必要的配合，一般不作大规模的对敌出击与铁道破击。以免吸引过多的敌人与过多的“扫荡”，赢得时间，进行更多的反攻准备工作。因为现在大规模的出击并无决定意义。

3．以地方武装为主 （由地区队到县、区游击队），采取不断的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政治攻势，瓦解和消灭伪组织与伪军，相机收复一些地区。例如一分区我之武装宣传队，真正发挥了游击队的作用。各分区的武装宣传队，虽已取得一些成绩，但为数太少太小，尚未能收得更大的效果。这些宣传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必须精干，我们必须注意组织与指导游击队与游击战争。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否则在我主力整训时，地方武装又不积极活动，在敌之主动下，我们许多地区必不能保持，而变为总的退却。

4．在这个精神下，要反对空喊运动战和对游击战采取消极态度。今天我们进行运动战，只有在占绝对优势时，才有可能。对游击战的消极，某些同志中是存在着这种情绪的。在地方县、区同志对我们的意见中，固然有些是不对的，但可以看出，我们更有计划的来指导游击战争还极不够。敌人采用了内战时期国民党的堡垒主义，但因民族战争的广大社会基础对我有利，使我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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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后活跃，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对我更加有利。

(三)部队的整训与兵力休养问题

1．加强军事、技术训练，深入战斗教育。我部队自正规化以来，已获得许多进步，在干部伤亡上与子弹消耗减少上，都已表现出来。过去由游击队进到主力时，各方面的进步能够显著的看出来，而现在则因各种制度一般都已建立，其进步不易显著看出。但教育的不深入与不经常性，在某些部队中仍然存在着。在去秋反“扫荡”战争中，这些缺点暴露得最明显，因此必须认真的进行整训。

2．提高在职干部的教育。这几年来在职干部的学习还是很差的。

3．实际与理论的联系，反对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论。有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干部，能了解一些理论，但不能与实际联系。有些老干部，仗着狭隘经验而妨碍他的进步。即在抗战以来参加革命的某些新干部，也有因循狭隘经验的。因此狭隘经验论在某些新干部中也同时存在。我们提拔军事干部时，往往多以作战勇敢做标准（这是必要的），对于政治水平注意较差，因而农民的保守性与狭隘经验论，在这些新干部中存在着社会基础。

4．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科学常识教育，要求我们更有计划，更深入的进行反对形式主义。这在今天还是很差的。不能只满足数目字，而忽略战士们能否吸收与消化。教育时间不宜过长，使干部有时间考虑问题与作准备，战士也应有一些空隙的时间来思考。关于星期六党日问题，我们的经验只要半天就够，因此是否需要一天，亦应重新考虑。在某些连队中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按时间来进行工作，以致感觉时间不够用。

5．连队政治工作要彻底检查，减少不必要的组织，减少会议的时间。在这方面如不能进行彻底改革，则政治工作永远不会深入。现在政治指导员的会议，平均每月达五十九次之多，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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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休息与进行准备的时间。为了深入教育部队，必须使政治指导员能有相当的时间。只要对部队无大损失。有些会议必须减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收获必较损失为大。“政工条例”[1]要加以很好的讨论与解释。

(四)长期的有计划的训练干部

1．最近抗大二分校毕业的各级干部，作为准备反攻阶段的最后补充。

2．各分区所训练的排级及地方武装干部，除补充部队外，应作为反攻阶段的储备。

3．抗大二分校在本届学生毕业后，要办一个高上科，以储备营、团职干部。办一个陆军中学，抽出部队中优秀的班、排级干部受训，在军事上是中等程度，在文化知识上科学知识上也达到中学程度。办一个附属中学，吸收地方半知识分子青年，在文化与科学知识上要求达到初中程度，而军事上则初步懂得步兵基础知识。这是两年到三年的干部训练计划。在 “附中”里，要逐渐吸收地方一批小知识分子青年进行训练，以改善部队下级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地方编余的区级干部，也要吸收一批受训，给以军事与文化科学训练。他们具有地方各种斗争经验，这些干部在反攻时是非常需要的。平西可以利用抗大二分校，不必再设新的学校。冀中可自己创办中学。在反攻时，部队一定要扩大。因此今天就必须准备必要的资本。在抗大教育上，过去与实际的联系不够密切，还存在着教条主义。许多教员缺乏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抗日战场上的经验。

4．分区级及团级干部应具有较高的战术素养与战略眼光。今天有些干部，不注意在实战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综观全局的能力，积极学习的精神比较差。与敌相比较，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与进步还比不上敌人。我们在小战斗中的每一失利，必须加以深刻研究，而不能以几句公式化的评语来总结了事。要了解作战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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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问题，应有丰富的知识。目前在我们的环境中，还有许多可资研究的军事和文化素材。

(五)缩编与补充

根据中央精兵简政原则，进行人力物力的长期准备，因此必须进行缩编。但另一方面还需要补充。

1．兵团依现有人数分成三种编制。甲种团（十二连制）的编制大家可以考虑，应编为三个营还是四个营。编为四个营时，可以一个营作为山岳中熟悉地方环境的游击部队。乙种团编为九个连。丙种团可编为中央苏区时的小团（五个连）。丙种团是由大团缩编的，已经有了基础，小而精，使将来在反攻时有扩大的基础。这些都是主力兵团。

2．各级直属队进一步照编制力求精干，在会后进行点验。

3．今年已准备并实行新兵役制的动员。以反“扫荡”损失为基准加以补充。恢复元气，补充损失。

4．新兵役制应按北岳区党委的决定实行 （略）

(六)主力军与地方军，地方军区与军分区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我区具体情况实行之。

1．我区军事发展与建设的特点。开始有一小部分正规军来发展游击队，而后由游击队的发展产生正规军。现在正规军的建设已进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与其他区域不同之点，在于其他区域开始时即有较大的主力，由主力进到地方化。因此在军委指示中，强调划分正规军管区与地方性军区，而我们的军区与军分区则早已地方化了。

2．我们在组织上，地方性军区与军分区兼有主力性质，但主要还是地方性。

3．亦有这两种性质，其优点在于能与地方各种斗争密切配合，指挥上亦更加统一。我们过去主力兼有地方性，在地区坚持、巩固与建设上均有重大的作用。在目前残酷的斗争下，如不健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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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分区的领导，则有许多地区的形势是不堪设想的。其缺点则在于主力不能有更大的机动，地方部队不能形成整个系统。今天我们如分成主力军管区与地方性军区，则指挥机关过于重叠，其他机关亦多重叠，与精兵简政的原则不符。

4．根据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主力军与地方军应当统一指挥，以加强领导并减少机关。在反攻时，主力必然要出动，因此要有将来分开的准备。在军分区下成立地方武装部，领导管理地方军，地区队与县、区游击队均属其领导，使之成为过渡到地方性分区的雏型。地方武装部长应成为地委的军事部长，或在地委下设立武装委员会；由地委书记、人民武装部长、地方武装部长参加，以形成统一的领导，应与地方党更加密切起来，使地委能更加习惯于领导与掌握武装。对地方武装的指挥目前仍通过军分区实行之。

(七)人民武装问题（略）

(八)高度的节省人力物力，储蓄力量，支持长期的战争，准备反攻力量

1．精兵问题已如上述。简政问题，北岳区党委十一月扩大干部会议已得到了解决。各级党政民机关、学校已缩小约八千人。在今天不仅财政上需要缩减，而且我们已有可能缩减。过去我们划小区，是因为我们基础薄弱，干部能力小，后来把区扩大，是因为干部能力增强，工作已有基础，而现在则已经可以再减少一些干部，因此在精神上不是消极的。

2．财政问题，做到量入为出还很困难。今年还有把握渡过，明年则有相当困难。根据地财政问题，在今年必须估计到明年。去年统一累进税已征收，今年此税还需略略提高，才能坚持。

3．在经济方面，必须加强根据地内必需品生产，帮助人民春耕。部队应有计划地尽可能组织生产。今年春耕生产必须很好的组织，并应以消灭熟荒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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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惩贪污，肃清经济汉奸。在经济制度上，要更加进步。肃清一切铺张浪费，尤其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在保存棉衣，少费一件单衣等问题上，各单位应严格管理，这不单是供给机关的问题，而主要是领导干部的管理问题。

5．加强对敌经济战。敌寇对根据地的掠夺与经济封锁，说明了它在经济上的困难。今天敌我之经济战非常尖锐。敌寇所实行的配给制度，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没有达到很大的成功。因此有许多必需品，敌寇尚未能达到封锁我们之目的。敌寇封锁我粮食的计划，亦未能成功。在金融方面，最近敌我又已形成尖锐斗争。过去敌人大量贬值收买法币[2]，夺取外汇。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夺取外汇已不可能，因此大量向我区抛出，以吸收我区物资。这个问题在冀中已很尖锐。过去我们因要提高边币而不愿使法币流入敌手，故仍将法币按八折行使。现在则应杜绝法币流入边区，规定法币不能在市面行使，以边币为唯一本位币，法币在行使时，必须到银行按市价兑换，但边区银行应设法拒绝兑换。

四、几个问题

(一)军事斗争与各种斗争的配合问题

1．在对敌之各种斗争中，武装斗争是主要的，但没有其他各种斗争的配合是不可能胜利的。

2．在北岳区党委十一月会议中，有些同志觉得八路军与地方各种斗争配合不密切，甚至提到八路军正规化以后，与地方的配合不可能，这是不妥当的。但某些部分与各种斗争配合得还不够密切，这是事实。

3．我们能不能离开各种斗争？不可能。我们不能进行单纯的军事斗争。部队中有些同志以为部队主力化了，就可以脱离地方性，可以避免地方工作中的许多麻烦琐碎问题，这是空想。我们不能这样想，不能对地方工作取不关心不过问的态度。我们是共产党的军人，不能把自己看成一个简单军人。因此在配合各种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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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问题上，领导干部应有自我检讨。同时应纠正部队中少数干部这样的想法。

4．我们如何更加密切军事斗争与各种斗争的配合。在各种斗争中，军事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今天一切是为着战争的胜利。只有军事的胜利，才是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中间，除了军事以外，在每个时期仍各有其重心。譬如由秋季反“扫荡”结束后到现在（秋季反“扫荡”是以军事斗争为重心的斗争），我之对敌斗争重心首先放在经济战线上。部队才由战场上下来，就去帮助秋收，接着就平沟、运粮，与敌之三次“治安强化运动”针锋相对。这时候，军事活动是为着配合经济斗争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主要是采取政治攻势。部队中组织武装宣传队。政治攻势的主要对象是敌占区群众、伪军和日军，中心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宣传，配合以许多生动的例子，具体说明敌人必败的道理。这种政治攻势是有战略意义的。在金融方面，我们对敌展开了金融战。有些地区，由于我之军事上的游击活动，给敌伪以打击，使伪钞与法币迅速瓦解，在军事胜利声中，边钞的比值提高起来。在与敌争夺壮丁上，我们现在立刻就要布置，一方面我实现志愿的义务兵役制，敌寇必来破坏；另一方面敌人也迫切需要壮丁。保护与争夺壮丁，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我们要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敌占区与敌据点中的壮年，并首先吸引他们参加部队。例如优待为敌人挖沟被我俘获的壮丁，加以争取，加以组织与训练，慎重积极的争取之，使之志愿参加部队。但不能强迫参加，否则会发生不良影响。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每一时期有不同的重心，但各个战线都要有密切的联系。说八路军不能配合各种斗争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对于各种斗争的联系注意不够，则不会配合得好。

(二)各种战线上军事力量的配备问题

各种战线上，军事力量有时占主要位置，有时军力与民力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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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如运粮、平沟），有的军事力量不是重要的，但军队亦应参加（如秋收）。总之，各个战线有其突击方面，但都应与军事力量密切配合。

如何来实现各种力量的配备（党政军民的具体关系）。只有在各方面配合密切时，才有可能。在根据地，党政军民是分工合作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但在分工上，则有武装与非武装之分。武装及非武装均有其单独领导系统。非武装的每一环都在地方党直接领导下。部队党的重心置于部队，地方党的重心位于地方，但这是合作与互相连结的。大的军事行动，是全党的军事方针，军队与地方都要保证其实现。非武装的斗争，部队亦应极力协助其实现。例如分局的决定，全边区部队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均应具体布置执行。过去我们也是这样做，而且一般的做到了，但还是做得不够。虽然没有大的不可终日之势的不一致现象，但任何不合拍，不和谐的现象都必须加以研究，求得一致。在某些部队中，军政关系是不够密切的。有些则是军队与地方党关系不够密切，这都有主客观原因。有的是出于军队的地方性不够，因而它与地方的各种斗争配合不够密切。要使配合密切，必须在组织上解决这一问题。除军分区地方武装部长参加地委外，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应参加地委。使军分区首长能迅速彻底的了解地方问题。在地方工作上，军分区首长也应负一部责任，这与其说是互相配合，不如说是大家负责。这样才能使武装斗争与各种斗争密切配合。

目前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与初开辟时不同。初开辟时，军队政治机关要负更多的责任。在根据地建立以后，则一切非军事的斗争主要应由地方党进行。

(三)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斗争方式

几年来坚持敌后抗战，进到非常艰苦的阶段，全边区都处于敌我交错形势下，由于敌我力量的不平衡，因此各地区应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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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方式。这种敌我不平衡的形势，还要继续一个相当时期。由高级的武装斗争方式到和平的合法斗争方式，目前都要采用。

1．目前主要的还是武装斗争。只有在某些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基本变化时，才能以非武装斗争为主。如以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并列，则在军事上就会成为退却，与巩固根据地、坚持自己阵地的方针相违背。我们应力求坚持武装斗争，只有在武装斗争不能坚持时，才采取其他斗争形式。但如敌已占优势，武装斗争不能打开局面，而勉强以武装斗争去开辟，是不可能的，而应用其他斗争形式。在能够坚持武装斗争时，就必须坚持。这完全要依具体情形与敌我力量对比而定。

2．在武装斗争上，有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如百团大战，是我们对敌之阵地的攻击。由于百团大战的经验，我们曾指出，敌人的力量不足畏。但百团大战后，我们就估计敌人的防御工事还要加强。现在敌之工事确已加强，有些甚至形成要塞。今后当敌处于不利形势时，我们仍有可能对敌进行阵地攻击或采取袭击动作。当敌后方空虚时，我配合政治攻势，乘伪军之动摇，仍可攻下一些堡垒，但目前不是主要的。运动战的可能性一般说比较少。因敌行动较前慎重，据点稠密，策应较易，只有在形势对我绝对有利时，才有可能。因此目前我之武装斗争，主要仍应采取游击战的形式。不断地从小战斗中取得胜利，减少敌之主动性。

3．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在敌据点中与敌占绝对优势区域中，我应主动的采取。用巧妙的办法，利用合法斗争，离间敌伪，保持我之力量。例如十分区的阵地，今天基本上已被敌夺取，但我尚有一些力量，可依凭以恢复我阵地，但在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上与根据地都不相同。主要利用“异民族之可欺”来进行我之组织与活动。各种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斗争形式。甚至各分区及各县中各个地区都各不相同。目前斗争复杂，一种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不能适用于全边区。因此要求大家能深刻认识如何在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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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不同形势下来配备我之兵力与坚持我之斗争。

总政[3]曾有指示，在敌我之间，有时可采取外交方式与他们通信，或订立局部停战协定。今天我们主要的是要争取时间，因此有些手段是可以采取的。对伪军，伪组织则应以争取与威胁并举，达到争取之目的。

(四)加强党性锻炼问题

中央“七一”增强党性决定，是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由于目前抗战环境，敌后与其他各地交通的阻隔，联络不便，与中央联系困难，又由于党员中农民与知识分子成分占最大多数，缺乏城市无产阶级成分，易于使党性缺乏。特别在成分上是党目前的重要弱点。在党内历史上，由于缺乏党性给予党的损失是不少的。特别是有枪在手的党员，例如张国焘对于四方面军的损失，应引为严重的历史教训。由于党员成分不纯，使党内发生无原则纠纷，宗派主义，特别在革命遇到艰苦与困难的时候。在党诞生二十周年时，中央的这个决定，建立在党的进一步团结与有力的基础之上，指出过去的错误，使它不致重复发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我们不仅要讨论这个文件本身，而要在任何环境下，运用其各项原则。具体的检查我们的各项工作与各级领导。

1．在部队中，有些老干部，在经验与理论的联系上至今还很缺乏。有些干部一而再再而三的入校学习，但都是被迫学习，他们自己并不愿学习。在新干部中，也有些人有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论思想。在我区的伟大斗争中，有些地方有些事上不能使理论与实际相衔接。有的人以为自己什么都够了。狭隘经验论，不仅表现在军事、政治方面，而且严重的表现在技术方面，特别是通信部门与医务部门。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是极落后的。因此中央一再提出这些部门的行政领导要尊重技术干部，不要自以为是，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些方面如不加以改进，则要使军队建设得很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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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政治方面的责任心。我们有时不负责任的讲话太多，损害党的威信与领导威信。特别在大的问题上，当着新的时期与大的变化，在中央未决定前，对部属、群众，不要轻易说话。必须把问题弄得很清楚后，再大胆的讲话。凡是一切不负责任的讲话都应当消除。

3．在工作上的粗枝大叶。在工作上，要严肃、慎重，再三再四的考虑。但有些同志却不严肃，随便，对问题不加考虑。每一问题如果再三思考，每次总会有新的发现。在军事上，考虑周到并不是犹豫，在下决心以前必须一再考虑。只有当已定下决心后，不去坚持执行，还在一再考虑，才叫犹豫。

4．不愿集体领导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军政关系不好等问题都由此发生。在我军制度中，集体领导是重要的。不愿集体领导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在社会中有长期的根源。

5．由于军政关系不好，或者包办，或者包而不办，这在连、营、团都或多或少是有的。我们的制度是集体领导，共同负责，但工作上各有分工。从红军时代起，这些关系不好的问题就存在着。这不能简单由制度与法律上来解决，而必须由党性问题上来解决。有时不从组织上坦白诚恳的处理问题，互怀成见，工作消极，在部队中时时存在着这些例子。有人甚至因此而提出要请假。我们所做的是革命工作，不是雇佣劳动，做革命工作是无所谓请假的。

6．兄弟部队之间，互不密切，互不联络，互相照顾不周，对别人不管，只埋怨别人，不责备自己，各不相关，只顾自己，在中国社会中有长期的历史传统，这不是单纯制度、法律所能解决的问题。甚至还有以别人的损失来作为自己骄傲的本钱。我们应时时不仅批评别人，而且要批评自己。相邻部队受到损失，我们自己也是要负责任的。在一个战役中，往往纵的联系较好，横的联络较差。我们是党的军队，不论任何兄弟部队的损失，都是党的损失，稍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之心，都是党员立场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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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加强党性，才能保证我们在各方面的一致。不论在兵团之间，军分区之间，战略区之间，今后均需互相扶助，相互照顾。

7．军队与地方党之间的不一致。虽不十分严重，但只要有一点痕迹，都必须加以弥补。只要大家都从党的利益出发，就不会有不一致现象。

8．对政权与人民的爱护与保卫，军队要看成是最高的责任。我们掌握了武装，就必须对他们负责。有些同志对他们的关心是不够的。要把这种责任心提到很高的高度，特别在反 “扫荡”中间，我们时时刻刻都有这种责任。对地方党与政权的同志，必须不嫌琐碎的加以照顾。

9．物质上、干部上的本位主义。虽然各种斗争与制度，可以使本位主义不致严重发生，但还是不够的。到现在还有许多同志不负责任，虚报，随便增加预决算，要求特殊。在干部的培养上，不愿送出干部去训练，主要还是在团一级。

10．不愿遵守制度，追求个人生活。以个人为例外，自己破坏自己的制度。甚至有人以个人地位去办不正当的事，等于是招摇撞骗之行为。

11．遇困难愁眉不展，不能忍耐，不求积极打破难关。我们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军人，应有从积极方面打破难关的素养。不论从政治上，军事上都要注意。

12．有些人胜利时趾高气扬，骄傲自大，不可一世，这和不能与困难作斗争往往是出自同一种人。这些都是共产党军人与政治家的不应有的态度。

13．我们对于干部要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就边区整个来说，没有小团体与宗派主义。但有些同志夸大干部缺点，对干部不慎重，同样也是宗派主义的倾向。

以上这些问题，只有加强党性，才能彻底解决。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都要能永不变色，无论处顺境，处逆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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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严肃处理一切问题，遵守纪律，执行命令，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对待一切干部，没有亲疏之分，铁面无私，只有党的干部，没有个人的干部。不铺张，不夸大，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工作精神。

    注 释

[1]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聂荣臻主持下，军区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解决部队大发展时期带来的各种问题。会后，草拟了《党务委员会工作条例》即此处所说的《政工条例》。

[2]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所发行的纸币。

[3]总政，指当时的八路军原总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