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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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一、在战斗中成长的晋察冀边区

我们今天在敌人远后方建立起来的晋察冀边区，包括三省七十二县、十万平方公里、一千二百余万人口，已成为敌人心腹大患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这并不是如外间人想象的那样神密的事情，但同时却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边区的建立，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这一年的历史，是一段残酷斗争的历史。边区一年来始终是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在无限困难条件下，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华北广大人民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洪流中的产物。这一年的血肉斗争，充满着痛苦和兴奋、辛酸与悲壮。自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绵亘不断的山岳地带，直延至冀中的广袤平原，而达冀察热辽边境，在正太、同蒲、平汉、平绥以至津浦、北宁几条铁路干线之间，到处交织着暴敌血腥的屠戮，和千百万不愿当亡国奴的黄帝子孙抗敌的杀气，燃烧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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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原是聂荣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写给毛泽东等的军事报告。毛泽东认为报告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要求修改补充后成书出版。后经作者修改补充，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毛泽东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并作序，朱德、王稼祥也为此书作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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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为和平正义生存而自卫的烽火，到处响着敌人疯狂的炮声和民族抗战的怒吼。今日的晋察冀边区，在华北广阔的领土上，无疑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固的堡垒。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堡垒从它初创到形成，自己也不自觉地居然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

这个地区，当去年 （一九三七）十月间太原失守以后，不但和国家的总后方隔离了，无所凭借，而且在这一地区的范围内，由于太原的失守，已陷于极端紊乱的状态。那时各县的政权机关，实际上已经完全瓦解。在主要的晋东北区域，除了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在现任边区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主任和胡仁奎副主任领导之下，仍能执行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偌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出原有地方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紊乱，散兵、流匪乘机活跃，汉奸随时随地欺骗造谣，影响到人民情绪的动摇，因不安而逃跑，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任何信心，悲观绝望的失败主义情绪，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我们走过了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了县城，县城是空虚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年老的汉子和婆婆。许多县城都象是快要死灭了一般，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支配了这整个地区，一切是无秩序、破坏和崩溃。这样就增加了我们许多的困难。

那时正值严冬的季节，五台山上积压着层层白雪，雪花象鹅毛一般，在这山地区域里昼夜纷飞着，寒冷的气候，就是过惯了北方山地生活的居民，也都感到艰难。但是，那时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裸的双脚穿着草鞋，寒冷刺骨的风雪，打着每一个人的肌肤。幸而大众的内心，都积蓄着一股杀敌勇气，鼓舞着救国热情，还不曾变成沙场冻死的枯骨。然而部队的给养，毕竟使得当时供给部的同志经常感到苦恼。因为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顾得今天，顾不得明天。而且又加以少数商人乘机居奇，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又受了更多的损失和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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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和物资动员方面，那时似乎真的已经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许多退军把车骡、粮秣往南拖去，我们的部队要往北开，就受极大的影响。当时山西第一区政治主任公署所发的文件中，就曾沉痛地说过：

“一批一批的退军，拉得一批一批的驮骡毛驴，载的东西是面粉，锅灶，破旧衣服，此外还有人。然而手榴弹、枪、子弹、炮，都是沿路扔。因此上边定下长差与短差的办法，可是实际上短差也大部都是长差，出去的多，回来的少。请求上边办理，公事上说：‘已令饬该部队放还矣’，然而有多大的效果？车骡是当下养不出的，前线上死了多少，丢了多少，退军拉了多少，哪里有取不尽的车骡被征调呢？有一天，许多撤退的部队，向五台县要的驮骡总数达六七千头，这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没有办法的。”（见宋劭文氏动员骡车粮秣的经验教训）。

在其他军队撤退紊乱的状态中，我们的供给和动员问题，当然不能不感受万分的困难。眼睁睁地看着山颠的白雪，地上的灰冰。纵然，使我们的手足冻裂，全身在风雪中颤栗，然而战斗任务激励着我们，要忍着饥饿，鼓起勇气，挺起胸膛，握着枪杆，和那残暴的敌人作战。

那时，由于战局的紧张，敌人正在到处建立伪政权，组织汉奸队伍，不断企图消灭我们的游击队，稳固他的后方。我们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摧毁伪政权及汉奸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1]作战，不得不以我们所仅有的少数基本队伍，配合着地方上新发动的一些群众武装，积极袭扰敌人。但是，每次战斗总免不了有伤亡，而这些受伤的战士，当时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分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感到缺乏。许多伤员，往往几个星期敷不到必需的药剂，就是勉强能敷上一点，许久也不能换药，加以食物不足而且恶劣，吃的尽是些干涩而缺少滋养料的小米、山药。躺在民房土屋中，天气寒冷，被褥又难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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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衣薄，且血迹斑污，一时又找不着替换的。但他们为了国家、民族，虽然辗转呻吟于床塌，却能含辛茹苦，没有丝毫怨叹。伤势稍轻的，每日还不肯放弃政治学习，仍然张着枯黄的脸，撑着如柴的躯骨，不懈地讨论着战争形势。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热血男儿，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拼着血肉，忍受着创痛，只觉得是应该的，大家都忘记了流泪，而且也不得不忘掉流泪。我们也曾竭力设法，希望从其他地区和后方，多少找一点医药物品补充，然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直到后来，我们得到美国医疗队的白求恩[2]大夫（Henny Nonman Bethune）来军区热心帮助我们，担任军区医药顾问，建立了模范病室，才逐渐解决了部队医疗卫生工作上的各种困难。然而，起初很长的时间，我们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只有节衣缩食，忍痛挨冻，艰苦奋斗，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经验告诉我们：困难时期，只有自己设法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舍此以外，一切消极悲观，就只有灭亡。

其次，在游击区开辟当初，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问题，就是兵力过于单薄，敌强我弱，而新的队伍又缺乏经验，急切难于制敌。

当时这一地区所留下的部队，实际上是非常的少。当八路军主力南下赶赴娘子关与晋南战场时，此地只剩下一个特务团，一个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兵力单薄，又缺乏友军配合。然而紧迫的战争环境，却给这些部队以重大的战斗任务。那时我们仅仅以两个游击支队，东西驰骋于阜平、曲阳、完县、唐县、涞源、广灵、灵邱、蔚县、满城、易县、平山等地。所到之处，毁敌交通，推翻伪组织“维持会”，建立抗日地方政权机关，发动群众与组织地方武装。抛弃了一般的强迫招募方式。依靠着广泛的政治动员，创造了新的抗日部队。从战场上取得残缺不全的武器，凑合了民间捐输的破旧枪支，武装起来，与敌人进行了大小二十余次战斗，使敌人积极沿主要铁路交通线向河北、山西腹地进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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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遭到意外的严重打击。靠着地方群众热烈拥护与协助，我们的游击支队，胜利地用单独猛攻、急袭的行动，深入敌后，纵横穿插敌军之前后左右，杀伤其人马，缴获其辎重，牵制敌人以利正规军[3]作战，虽然起了不小作用，得到了许多出人预料的可喜成绩，但我们当时力量，毕竟还很薄弱。许多地方，为了要和敌人作战，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需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除了积极发动民众之外，显然没有第二条路。但是民众武装，也不是急切能够训练成为坚强不拔的战斗队伍的。在敌人四面包围不断威胁中，到处是散兵土匪。素来没有军队的教育与训练的边区民众，多数四散逃亡，本来不敢相信自己还有抵抗敌人侵略的力量，加以汉奸乘机造谣，诱惑群众，不要参加武装，安心做敌顺民，以动摇落后分子，更多少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固然，由于日寇残暴的抢掠、奸淫与屠杀的残酷行为，使民众从愤恨中掀起了反抗的烈火，和我们游击支队神勇战斗的模范行为，引起了群众的信仰，与军政干部耐心深入的宣传鼓动的努力，迅速地发动了觉悟的群众，积极参加到游击队和义勇军里来。然而那些在仓促中组织起来的新游击队、义勇军，毫无作战经验，而时机紧迫，事实上又来不及从容训练，只好迅速集中了已经编成的队伍，及时开上前线。依靠着老部队与个别干部及战士的领导教育和影响，高度发扬群众的抗日情绪，坚决和敌人苦战，撑持着初步建立的游击区域，在撑持中，逐渐求得发展。可是，那时许多新成立的武装队伍，首先普遍感到的就是没有武器。从战场上打扫到的敌人和退军所遗弃的枪炮子弹和缴获的武器，多数残破不全，有的没扳机，有的没刺刀，自己设法修理，勉强使用；破坏了铁路，把铁轨改制成刺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们解决武器问题的办法。所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游击队歌，在这里真正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同时，也收买并搜集了些民间捐输的枪支，及义勇军自己带来的枪支，帮助解决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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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问题。但是，除了武器之外还有干部问题，起初更表现得严重。干部的缺乏会使每个人皱眉，四面八方喊出的声音，都是要干部！要不出来也得硬要，不让他们要也实在不行，结果就是我们原有的稍为老的警卫员、勤务员以至于马夫、伙夫，也都不得不让他们要了去当队长或指导员。为了要应付紧急的战局，为了回答群众的要求，为了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当前凶恶的敌人搏斗，他们既有上前线血战的高度热情，我们又怎能因为恐怕他们经验与能力不够而“吝啬”地不让他们去呢？！虽然许多人盼望着：后方能给我们送一批下级干部，来弥补这个缺憾，无奈后方被敌人切断，一时难以打通；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遥企着辽远的后方，何处有“神兵天将”？况且，在全国抗战急速开展的过程中，所谓后方，到处也都普遍感到干部缺乏。自己要训练一批干部，又不是立刻可以造就的。因此除了在战斗中锻炼，大胆提拔之外，显然已没有较好的解决干部恐慌的办法了。后来我们自己开办了“军政学校”，逐渐解决了部队下级干部的恐慌。但是在初期，干部严重困难，却是无法避免的。当时在敌人四面围攻之下，以不熟练的干部，率领着新武装队伍，和强大并且装备着先进武器的敌人作战。对于没有坚决信心的人，是绝无此种勇气的。我们幸而有此勇气。但在开辟游击区的初期战斗中所遭受到的困难和苦恼，在回忆中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在游击区开始创立的时候，由于地方武装的复杂性所引起的不统一状态，又曾给予我们以重大的困难。

沿着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山麓，在敌人继续深入华北，太原失守的前后，无数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相继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纷纷自动武装起来，千百成群聚成队伍。他们以各种名义组织起来，和敌人作战。同时，有许多原来在华北抗战的部队，因与主力失却联络，留在华北，或根本不愿撤退，决心要在敌人后方继续作战，他们也都自动地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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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武装组织单位，吸收当地民众参加，各自活动在敌人侧后。这种武装力量，为数亦颇不少。此外，还有一些积极抗日的军官，得到政府或地方上军事机关的承认，在华北建立游击队伍。他们派人就地收容流亡散兵，也组织了若干游击队性质的部队。这些部队和各种自发的人民抗日军，都是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武装力量。

但是，也正因为地方抗日武装风起云涌，各部分的地方工作和作战方针也就很不一致。虽然大家的目标都是“抗日”，可是各人的“抗”法不同。各武装部队对于民众的关系以及部队与部队间的互相关系，都很不密切。最可恨的是汉奸从中挑拨离间，少数兵痞、流氓乘机活跃，地方上的不安宁现象普遍存在，抢掠、胁迫、勒索时常发生。少数队伍纪律不良，给了民众恶劣的影响。我们收到这类告发信件，日必数起，老百姓有的痛哭流涕要求“剪除地方之害”。但我们觉得这些少数不良分子？假借抗日名义，实行变相的土匪政策，乃是初期紊乱状态中所难免的。我们相信：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难中，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稍有热血心肝的人，绝不愿忍心荼毒人民；即使是纪律极坏的军队，也不是完全不能争取而转变过来的。因此，我们对于少数落后的队伍，仍然耐心的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不断进行说服解释工作，极力消除各部队彼此间的误会与隔膜。有时个别友军中不明局势的士兵或工作人员，偶然在外为非生事，我们为了维持地方安宁，总是平心静气，以理劝阻；有时遇到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扣留，但是经过一番说服教育之后，仍一律用公文送还原部队。同时就此对民众作详细的解释，以促进各方面的关系，使这些不良现象逐渐减少。虽然在各方面还没有深切了解，没有确定统一战线的办法与制度之前。此类困难与纠纷；总是无法免除的。我们的工作同志，整天耗费在这些令人头痛事件上的时间,竟达到可惊的比例。那时我们的一个连部和地方上的动员委员会,一天就曾经处理了十二起扰乱治安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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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个部队之间作战方针上的不统一，在同敌人进行战斗时，不能共同协作，配合作战，力量分散，甚至造成军事上的损失，这在初期更是无可申诉的苦楚。往往在一个战斗中，各个部队互不联络，谁找上敌人，谁自己去干，别人只能在旁观战。事实上只管各个的防区，各自为政，力量分散，无形中便宜了敌人。在这一游击区开辟的初期历史中，此类事实不一而足。

然而，这些在游击区开辟初期的历史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只能给我们的工作以某些程度的苦恼与阻碍，却不能根本停止我们开创游击区以至于建立根据地的伟大事业的决心。在我们地方工作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我们部队指战员的英勇搏斗之下，在广大人民的热烈帮助之下，我们毕竟开创了晋察冀边区广大的游击区域。但那时我们所占领的区域还不曾稳固。虽然我们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就在五台县城准备成立晋察冀军区，各直属队宣布开始办公，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了军区成立并划分军分区的命令，各军分区及其基本部队宣告成立，但各分区的武装还不曾普遍的发展，新成立的部队本身还很不健全，质量也差，还只能组织零星的游击战，没能把进攻这一地区的敌人尽数打败。我们攻克和保持的地方，还很不巩固，汉奸、伪组织的活动不曾基本肃清，民众的抗日组织没有普遍的建立，发动民众武装的工作也很不够，民众的积极性也未普遍发扬。尤其是那时在许多县分，原有政权机关被敌人摧残和瓦解后，还没有建立起抗日政权。因此，我们的工作，在当时只开辟了一个华北较大的游击区，还没有建立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但是，经过一个短时间的各方面不断加紧努力，这一游击区的条件逐渐有了大的进步。这一进步，造成了晋察冀边区新的局面，踏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边区中心区域的广大县分里，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了相当巩固的基础。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游击区的形态，而是一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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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这一转变过程，完全是和一切困难作斗争，逐步克服那些困难的最艰苦的缔造过程。一切客观条件的改变与进步，都依靠主观的努力。

当时我们认定了：为要早日完成我们在敌人后方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把游击区扩大巩固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才能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把敌人从广大的华北领土上消灭或驱逐出去，以完成我们的战略任务。否则，我们既与国家的总后方隔绝，而自己又没有足以长期生存发展的依托。没有自己的游击后方根据地，那么，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我们的游击战争势将无法支持。我们既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就必须提出而且坚决执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为了执行这个方针，我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发展武装和巩固部队的工作。我们用了全力，广泛地发动群众的武装，普遍组织游击队、义勇军，当时在晋东北各县，广泛号召组织游击队或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在冀西各县，普遍组织义勇军。积极提高并紧紧地抓住了群众抗战的热情，使他们踊跃地加入军队，发动胜利的游击战争，采取打扫战场、收买民间枪支、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办法来武装自己。同时，把少数的基本部队，放手分散出去，并派出尽可能有的干部，坚决执行扩大武装的任务；不断提高政治教育，扩大政治影响，加强部队干部的领导；各级干部也都能埋头努力，艰苦耐劳，为完成任务而斗争。这样，我们在各分区就建立了相当大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与大量建立武装的同时，便集中精力，积极克服各种严重的错误倾向，肃清了土匪主义、军阀主义的残余，纠正了地方上初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滥发委任状，利诱式的发动武装，违背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在部队中坚决清洗了地痞、流氓等坏的分子，加强并提高了部队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发扬了战斗中的模范作用，把部队逐渐巩固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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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观这些武装部队发展与巩固的全过程，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军区才成立的两个月间。那时正当边区初期作战紧张的时候，除了我们基本队伍之外，各分区的武装方在萌长；有的基本队伍正在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未及扩大；有的新发动武装力量还很小，并且散在乡村间尚未集中；有的还正在着手发动组织。为了应付前线的战事，匆匆把已经组织和编制好的武装及时开上前线；未组织好的加紧组织，陆续调往前方，进行零星的游击战。依靠着全体指战员高度地积极和勇敢，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如三分区的游击队在平汉线，二分区的游击队在同蒲线作战，都取得了不少的收获。在胜利中提高了群众对游击战的信心，因而参加抗战的武装动员工作就更易于进行，各分区的部队随着也有了迅速地增加。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心，只是放在发展部队方面，对于部队的整理与训练还谈不上。

第二阶段，武装组织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各分区都成立了相当数量的队伍。这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加紧整理与扩充，开始淘汰坏分子。经过一番整顿，各区县逐渐集中起来，把赤手空拳的农民变成武器相当齐备的民族战士；把许多小的零星的游击队、自卫队、义勇军逐渐汇合而成营，成大队，成支队，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成立了四个基本的游击支队。在各部队中都建立了正确的政治制度与生活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教育，同时仍继续开展着游击战争。以少数部队向四外活动，牵制敌人；大部分则集中整理，加紧训练。若干小队伍，此时已组成兵团性质。而在这一阶段终了的期间，有些大的队伍，已向正规化的道路转变。通过这一阶段，各部队的作战都更加活跃起来。这一时期也约有两个月。

第三阶段，是从今年 （一九三八）二月份开始的。这时工作的中心完全放在巩固方面。这时期因为部队经过一番大整理，继续不断地洗刷淘汰了许多坏的成分，质量有了极大地改善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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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员在政治上日益坚定，战斗力增强，所以能够全部出动攻击敌人。这些部队不但能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动作，而且能够有计划地组织大的战斗，到处表现出兵团态势的活动。大部分的部队都走向正规化了，同时在这些部队的周围，更繁殖着新的游击队。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军区武装力量乃得巩固地向前发展。这些武装力量，不可否认的是八路军的产物。他能够继承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他们都能采取八路军的制度与方法，仿效与学习八路军的精神。同时，在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时期中，我们又和吕正操司令所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取得了大汇合。人民自卫军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的第三纵队。在吕司令指导下，这个部队学习八路军的传统精神，学习八路军的经验，迅速提高和发扬了战斗力，成为支持冀中军区的伟大中心力量。当时我们把这些武装力量聚合在一起，更加强了杀敌制胜的信心。至于广泛的地方上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自卫队的建立，也于此时得到了初步的完成。而且在这几个时期的工作过程中，边区各部队的纪律也有了很大提高。在模范的纪律影响之下，其他纪律不好的队伍也逐渐改进了。在实际工作中，使大家认识了“没有优良的纪律，部队就会死亡”的真理。我们和友军之间的关系，这时更趋密切，而各友军之间彼此的联络与团结，也都有很大的进步。各武装部队都一致了解互相团结是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我们促进各方的关系，克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错误观念。我们的同志更逐渐了解各友军之间的不同特点，在团结各友军中，渐次纠正了标准太高，求之太急的态度，严格地和团结友军工作中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努力与友军建立起一种互相破除一切怀疑、猜忌的心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摩擦，互相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对于各友军的胜利，曾予以普遍的发扬，以互相鼓励，坚决反对自骄自傲的态度。就是遇到友军的困难，我们也总尽力设法帮助。我们固然补充自己，但同时也积极设法补充友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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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曾协助友军进行了扩大部队的工作，而且发动群众帮助友军，慰劳友军。有许多友军官兵掉队、落伍、失去联络、受伤、害病的，我们总极力代为收容，招待治疗，并送其归队。一部分群众，对友军有不满和怀疑的，我们也总代为解释，使友军得以挽回政治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保持着和友军彼此间善意的、诚实坦白的批评精神。这样，大大促进了边区以内各部队的和谐与团结，因而边区武装力量得到更强大的发展。我们运用了自己所建立的游击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为正规兵团，配合友军，不断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这样就造成主要的条件，具备了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力量的一环。

为了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武装部队之外，我们更积极恢复地方的政权。当时各县政权机关，在敌人摧残之下，事实已全部瓦解。但是随着地方武装力量的扩大与巩固，这一地区所包括的三省数十余县的地方，势不能任其长久陷于无政府状态。当时经我们武装力量收复的晋东北十二县，冀西二十县，冀中二十县和察南四县，与原来各省政府隔绝，无法联络，而其下层之区村各级政权，亦均逃跑或惨被摧残。为巩固抗日根据地计，实有立即恢复地方政权的必要。就是边区各界民众，在我克服县境，地方秩序略趋安定之后，亦皆迫切要求政权之再建。虽然当时各地也曾建立有群众半政权的机关，如晋东北各县及冀西某些县分中有动员委员会，冀西沿平汉线之某些县分有自卫会，冀中各县有救国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初期无政府状态时，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而成立的。他们的任务是：担负战时地方一切动员工作，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半政权性质的机关。但是此类性质的机关，纯粹是混乱时期的产物，绝不能认为是长期抗战过程中的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而且此类组织，名称既不统一，办法亦不尽相同，其最高机关只到县一级为止。事实上不能用这种组织去统一全边区的行政，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正式的政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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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山西第一区政治主任宋劭文先生亦有见于此，即积极建议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以统一边区行政，使地方政治有集中之领导，以发挥抗战之力量。我们数度商谈之结果，都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措施，于是我们一面致电请示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转呈中央，一面于去年 （一九三七）十一月十八日，在河北阜平，和冀、察两省各军、政、民领袖交换意见，大家也都一致赞同这一建议。阎司令长官旋即来电转达中央[4]批准建立边区地方政权的意旨。“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乃于十二月五日正式成立于河北阜平。除分别通知各方成立经过，并决定了代表大会召集法之外，筹备处派了宋劭文、仇友文、李杰庸、王斐然、白静斋[5]五位先生，分别到山西，平汉路东及冀西各县接洽，得到了圆满的结果。今年一月十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乃在阜平正式召开。大会继续了六天，至一月十五日闭会。正如大会宣言中所说：

“这一代表大会，有着边区全体武装部队的代表，有着四十余县的政府代表，有着一百余万群众团体的代表，更有蒙、回、藏少数民族的代表及和尚、喇嘛的宗教代表与国共两大政党的代表。在大会中，代表们都贡献出自己抗日救亡工作的经验，诚恳的坦白的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勇敢的批评并纠正了过去的缺点，确立了今后正确的新的工作方针。同时还产生了一个晋察冀边区的抗日临时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括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贯彻抗日与真正民主。在行政的体系上，也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与命令。在将来收回全部失地，恢复晋察冀三省政权的时候，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任务即告终结。在这次代表大会中，充分的表现了各党、各派、各阶层、各群众团体、各武装部队的精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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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高于一切的一贯的精神下，很仔细地讨论了各种有关抗日救亡的重要提案，并选举了积极抗日的前进分子，成立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大会充分表现出统一战线的异常巩固。这种巩固，是正在极力拆散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不能想象的。这更充分地表明了民主精神的逐渐加强，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坚决地相信：“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将使华北抗战更能持久，更能适合于中央之抗战方针。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有着它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切事实，都和大会宣言所宣示的完全符合，当时到会的全体代表，都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热烈地坦白地勇敢地贡献出自己的意见，决定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教育、民运等各项方案，并且民主的选举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以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聂荣臻、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等九人为委员，以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当时将大会经过详情与行政委员会的组织，一一呈报上级机关，并且得到了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正式批准。

在这个统一的边区临时政权机关建立之后，边区数十余县一千多万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千万颗飘摇动荡的心，重新得到国家的爱抚，有所维系与依托。政府一切法令，普遍统一地施行于全边区的各县、区、乡村之中。这些区域里的一切人，除了甘心卖国的汉奸以外，不分阶级、种族、党派、男女，普遍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信仰、居住的自由；都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武装自卫的权利。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逐渐结束了各地方群众团体，各级动员委员会和救国会等在过渡期间代替政权的现象，而成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在边区政府成立以后，逐渐有了八千个乡村政权，完全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因为政府是真正代表全体人民抗日的民族利益，坚决执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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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期的一切政策，所以它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成为捍卫国土主权，打击敌寇汉奸的有力武器。统计在边区政府建立以后，我们继续收复了三十五个新的县分，把这些县分里的汉奸伪政府与维持会全数扫清，建立了民众所爱戴的抗日政权，归入边区政府统辖之下。北平汉奸政府虽然在平汉沿线的某些县分中，派有伪县长，但由于那些县分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因此那些伪县长始终无法到任，伪政权无法建立。保定周围即为我军活动的地方，致使伪河北省府不得不设在伪中央所在地的北平。而北平汉奸的伪中央政府，事实上也是“号令不出都门”的。因为就在北平近郊的宛平等县，我们已经都恢复了县政府的组织，那里的人民所执行的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命令，而不是汉奸政府的伪命。甚至就是在敌伪统治下的少数城市的人民，以及若干伪政权官吏，他们也都愿意接受和执行边区政府的命令，使用边区银行的钞票，购买我们政府所发行的救国公债，向我们政府交纳赋税，向我们报告敌伪消息，捐款接济我们政府和军队，而始终不愿接受敌伪的命令，使用敌伪的钞票，向敌伪交纳赋税。这样使得我们的边区政府，实际所统辖的地区，不仅仅限于我们已经收复的县分，而且包括了敌伪所统治的县分。同时，由于边区各级政府执行了正确的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各种政策，使得边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许多改革与进步，更加强了它在人民中的信仰。在全边区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和“一分减息”，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春耕垦荒和秋收运动的结果，增加了边区农业的生产量，普遍丰收，保障了人民的粮食与部队的给养，使广大边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财政上普遍废除了苛捐杂税，由开始时期的合理负担，进到建立统筹统支和必要的税收制度，并发行自由认购的救国公债，使民众没有感到负担的痛苦。对于战时文化教育工作的努力，创办了若干学校与训练班和小学教育，更提高了民众政治、文化水平，在政治上获得了空前进步。这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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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的一个坚强武器。它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政治机构。它从与敌伪政权进行不断地斗争中发展巩固起来，适应着军事的发展，积极地摧毁伪政权，粉碎敌寇对华北统治的企图，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广大领土与主权。这样，就造成了另一个主要的条件，使我们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可能，而且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但是，使晋察冀边区能够从一个游击区转化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广大抗日民众的积极性的提高，民众抗日组织的蓬勃发展，与一般民众武装之普遍与壮大。由于边区的民众，普遍获得了抗日的初步民主与自由，因此他们一开头就表现出空前的活跃。当我们这一个游击区刚刚开辟的时候，部队也积极地帮助战地民运工作。当我们首先到达晋东北的时候，就尽可能抽出许多工作人员，组织许多工作团、小组，分散到各个地区工作，向一般人民广泛解释抗日救国的道理。因此，凡我们军队所到的地方，当地民众即纷纷起来自动地响应抗日军队，各自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团体。一时工、农、商、学、妇女、青年，在各县区里都先后成立组织，参加各种救亡工作，帮助部队从事抗战动员；实现群众生活的改善。虽然他们最初都还没有统一的组织，因而也还没有统一的工作纲领，但是，他们在一致热烈地抗日情绪的激荡之下，都发动了成千成百群众，勇敢的参加游击队、义勇军，帮助军队维持地方秩序，积极推动救亡运动，都有很大的成绩。等到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那些较大的群众团体，已经能够选派多数代表出席，而且工、农、妇女等主要群众团体，就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一月十六日），同时在阜平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全边区的筹备会，各自决定了筹备时期初步的统一工作方针。到了三月三日在筹备工作完满之后，这几个团体同时召开全边区各县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各个团体在边区总的领导机关，确定了各团体在抗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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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工作总方针与具体纲领。从这以后，他们的组织日趋健全，工作日益开展，开始走上了稳固的发展道路。这些群众团体，都拥有广大群众，即如农民救国会的会员人数，在成立之后很短时期中，统计已达五十七万以上，其他群众团体的会员，也都占有很大的数目。他们自成立以来，除了积极推动群众教育，普遍建立群众识字班，帮助政府改善人民生活之外，最主要的成绩，首先在于他们能够积极拥护政府。他们始终用了最大的努力，支持政府的各种政策，努力执行并完成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动员。如：征收赋税，推销救国公债，在群众团体普遍深入的动员之下，短时间内就得到了优良成绩。他们更不断帮助政府，完成维持治安任务，实现了政府建立地方自卫武装——基干自卫队的计划，同时还帮助政府推进了民主政治，发动民众参加乡村选举运动，严格执行了反贪污斗争的章程，提高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仰，加强了各级政府的威信，巩固了边区政权。其次，他们工作的成绩，更有力地表现在对战争的直接帮助上。这些群众团体，自他们建立之日起，即以扩大武装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只就农民救国会，在成立以后不久的时间内所发动的武装来说，已达一万五千余人；工人救国会并且单独组织了工人游击队。同时各县的农民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都非常踊跃地在每次战斗中，发动当地群众，普遍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员，有时是搬运战利品，协助部队清扫战场。在过去的战斗中，有不少县农会负责人，竟亲自率领着几百个担架进到枪林弹雨的火线上，勇敢救护受伤的战士。至于接近敌区各县群众团体的成千成万会员，还能经常配合军队作战。在沿平汉路各县的群众团体，帮助作战部队破坏敌人公路、铁路、电线，动辄数十里以至百余里，每次满载而归，几乎从未间断过。我们曾继续不断地得到各种报告记载，说明群众此类英雄行动。如：去年春节的晚上，平汉路附近唐县，一个乡村的群众，自动在望都、清风店之间，割了六百四十多斤电线，立时“破坏敌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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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浪潮高涨了，谁也跃跃欲试，于是一千斤、二千斤、三千斤……直至一万斤电线，都连续不断送到县政府里来。望都、清风店之间的电线，数日内完全被拆光了。鬼子们索性不要线杆，改用皮线，但没有几天又被群众割完了，敌人把线杆镶上铁皮，也被锯了。敌人用了所有的方法，都没有效果。后来计算起来，一个群众拆回的电线，共达八百多斤。又如，二月七日晚间，曲阳县城南一个村庄里有六个群众，自动去破坏敌人交通，正在动手的时候，敌人压道的铁甲车开来了，他们都爬伏在地，车过后，他们把小铁桥上的铁轨钉子很快的拔下了，不到半点钟，后面的火车，嘘着气得意洋洋的驶来，立即出轨，跌进小河沟里去，后面的车辆，迭压下来，车上七十多个日寇兵顿时都被砸死了。再如：一月二十二日晚，唐县县长带着一百多个小学教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极度高兴的情绪下，竟忘记了一切，一齐出动去破坏敌人交通，第二天他们捐了几千斤沉重的电线、铁丝，兴高采烈的胜利回来了。象这样的例子，简直举不完。不但平汉沿线如此，就是同蒲路沿线各县，也有同样的成绩。现在同蒲路北段已成了蔓草丛生的荒野了。有些地方，青年救国会还秘密组织了许多积极青年，成立了“破坏交通先锋队”，数十人编成一中队，有计划地去破坏敌人交通。某些特殊的县分，群众团体还有“土枪队”组织，英勇地协助部队在火线上与敌人作战。地方上日常锄奸工作，更几乎完全由群众团体来担负。各区、村普遍都有锄奸组织，除站岗放哨之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乡村，还建立了秘密锄奸网，帮助政府及军队侦察汉奸匪徒，检举破坏分子，加强政府保甲制度。此外，各地群众团体，最普遍地执行了慰劳战士和伤兵的工作。譬如平山一线，只就农会在短短数月内募捐的鞋子，送给前线战士就有八千余双；其他如米、面、猪、羊等，更为群众赠送给战士最平常的慰劳品。一般群众，特别是群众团体的会员，自动给抗日军人家属担水，送柴、送米和帮助他们家庭耕地，挑粪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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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日常工作。至于动员枪支，进行归队运动，在各群众团体的努力下，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在群众抗日积极性的不断提高之下，民众组织的普遍建立与发展，一般民众武装的成长与壮大，群众对于战争的积极援助与英勇的配合行动，日益活跃地成为边区抗日不可制服的力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基本的群众条件，这一条件的具备，就使我们晋察冀边区确定地从一个游击区变成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

虽然，今天的晋察冀边区，还不能说已经是全部完成了它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整个转变过程。过去它已经在残酷的斗争中成长了，今后它还要在更残酷的斗争中成长和壮大。

二、一年来我们在敌后战斗的收获

总计我们从这一游击区的开辟，以至建立根据地的整整十三个月的残酷斗争过程中，在敌人四面八方围攻之下，我们部队在军区周围的各个战线上，已经和敌人不断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消灭了一万五千以上敌伪军。我们无日不在和敌人作战，特别是在配合主力战场[6]战斗紧张的各个时期和青纱帐期间，更加积极的活动，昼夜不停袭击、伏击和扰乱敌人，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感到严重的损失威胁，因而引起了敌人这一次对边区布置了更大规模的新的围攻，而我们粉碎敌人新围攻的战斗，直到今天还没有最后结束。这在后面将有详细的叙述。这里，为明了过去一年间，我们在敌后战斗的经过，我想先就这一次敌人的新围攻没有开始以前的历次战斗，做一回顾。同时这对目前敌人围攻边区和我们粉碎敌人围攻的形势了解上，也是必要的。

      军区从开辟的那一天起，就用了挺进、急袭的行动，与敌人进行英勇战斗，不断地获得许多光荣的成绩。其中，比较大的战斗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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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辟时期的战斗 （一九三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初）

这一时期还在军区成立以前，正当敌人攫取太原，向山西腹地进攻的时候，我八路军主力在平型关胜利以后，又配合忻口、娘子关战斗，接着晋南战事转紧，我主力南下增援。晋察冀这一块广大的地域，就只留下少数队伍。那时纵横游击于敌人侧后的，仅杨支队[7]和骑兵支队[8]。杨支队活动于灵邱、广灵、涞源间；骑兵支队活动于阜平、曲阳、行唐间。我们靠这两个支队的积极活动，深入到了察哈尔和平汉线两侧。杨支队于九月二十五日在灵邱附近开始与敌作战，击溃敌人两个联队，毙敌三百余；十月十日攻克涞源城；十五日伏击广灵、灵邱道上之敌；十六日收复广灵城；二十三日克灵邱城；二十六日攻占蔚县；十二月二十七日又收复龙华，占领易县。中间战斗十余次，缴获与毙敌甚多，造成以蔚、涞、广、灵四县为中心的游击区域。骑兵支队进入河北后，于九月十九日开始击退敌骑数百于阜平之倒马关，保住了阜平；十月间石家庄失守后，又复深入到平汉线敌人后方，大肆活动；十月十八日占曲阳，后击溃进犯曲阳之敌；二十四日占唐县；二十九日占完县；十一月十一日又进占满城，开创了冀西的游击区。

这两个游击支队的迅速行动和积极艰苦的战斗，配合广大民众，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经过二十余次战斗，获得了不少胜利，奠定了晋察冀军区的基础。

(二)粉碎敌人“八路围攻”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太原失陷后，由于我军区在敌后方的创立，更由于我军区部队不断地向冀、晋腹部深入活动与破坏交通，使敌感受莫大威胁，故自敌南进至临汾以后，更企图用较大兵力来“肃清”我们，巩固敌寇的后方及其交通线，把我们晋察冀抗日力量完全“扫荡”净尽。这便是第一次对我军区的八路进攻。

这次敌人的兵种，有步、骑、炮、空军及机械化部队，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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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两万人，分进合击，来势汹汹，大有一举而踏平晋察冀军区之势。

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起，敌人即开始了“八路围攻”行动。第一路由怀来向蔚县进攻；第二路由天镇、阳原攻蔚县；第三路由应县攻浑源、广灵；第四路由保定、易县攻涞源、灵邱；第五路由定县、新乐攻曲阳、行唐；第六路由石家庄、获鹿、井陉攻灵寿、平山；第七路由平定、寿阳攻盂县；第八路由代县、忻州[9]攻繁峙、定襄。第一路开始后，其他各路先后协同动作。但由于我军区游击队的奋勇作战，和群众的积极配合，敌人的企图终告失败。当北面之敌进攻广灵之乱岭关及蔚、浑间之北四村时，即遭我军迎击，发生激战，敌寇死伤五百余人；东面由保定、易县向涞源进攻之敌，有步、炮、骑三千余人，飞机数架，进占涞源，经我军于大小龙华予敌以袭击，敌即仓惶向易县溃退，我缴获汽车及无线电台各一，其他军用品甚多。由定县、新乐攻曲阳、唐县之敌，有步、炮一千七八百人，汽车百余辆，分进至高门屯、豆家庄时，亦均被我击退；西面自代县、忻州来攻之敌，刚一开始出动，即被我游击队迎头打击，我军并袭占原平，敌死伤百余人，即败退忻、代县城；南面由平定向盂县之敌，被我伏击，大败于清城；从井陉向小塞进攻之敌，亦中我埋伏，惨败而归。总计全部粉碎敌人“八路围攻”的战斗，从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下旬结束，在不断斗争中，敌军伤亡达一千余人，我缴获枪械子弹军用品极多。我军虽亦有若干伤亡，但敌之伤亡尤重，终于把敌人围攻的计划粉碎了。

(三)洪子店、温塘战斗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当敌人“八路围攻”失败后，我军战斗情绪与战斗力更加提高了，民众抗战积极性也更加发展了，因而在军区周围各条线上的活动，也就日益加紧，使敌人遭受更多损失。当时，敌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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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南一带的军事运输，主要是依靠正太铁路，而正太铁路却不断被我破坏；乏驴岭铁桥亦被我炸毁，井陉煤矿被我袭占，自来水井亦遭我破坏；自石家庄至平山之汽车路，更经常遭我袭击，敌军运输大感困难，无日不受我之威胁。于是敌人乃于一月十一日抽调步、炮兵二千五百余，由平山、井陉分两路向我房山及东、西回舍进攻。但敌由南向北之一路，首先遭我伏击于南、北马塚，敌伤亡二百余，残敌固守村庄顽抗，后敌增援部队赶到。同时，温塘方面，我军与敌之主力开始接触，双方激战甚烈，敌虽伤亡将近三百人，但因两路会合向我猛攻，我军乃暂退洪子店。敌于二十三日攻占洪子店，我军机动转移至敌军后路，积极活动于平山、洪子店之间，敌以后路空虚，经我突击挫败，至二十四日晨，即仓惶退回平山城内，洪子店、温塘终被我收复。

(四)平汉线的奇袭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

当敌人加紧进攻津浦路与晋东南，我军反攻，主力战场战事紧张的时候，我军区部队为了配合主力作战，策应晋南反攻，于二月九日夜间，在平汉线举行了大规模袭击。分九路向新乐、定县、清风店、望都、方顺桥、保定、满城一带，全线猛攻。结果于一夜之间，克复了新乐、定县、望都三城，击毙敌军官兵数百名；摧毁了新乐、清风店、望都、保定、满城一带的汉奸维持会，捕获了大批汉奸；缴获步枪、子弹、战马、军用品极多；破坏铁路总计达数百里之长；俘虏敌军多名；新乐、望都、定县、清风店、方顺桥各车站均遭我焚毁，并焚、毙负隅顽抗之敌宣抚官等十余人；还动员了千余群众破坏铁路、电线，获电线、铁轨数万斤。同时，我军另一部于是夜袭占浑源县城，与平汉线各部队行动相配合，获得了各方称誉的平型关以后的大胜利。

(五)阜平、完县、唐县、满城之役（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至十日）

平汉线之敌，于二月九日遭我猛烈袭击后，异常震惊。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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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其交通线之安全，并图残暴之报复，乃抽调大兵增至高碑店、保定、石家庄之线，总数达一万二千余人，在飞机十余架掩护下，于三月四日起。分向我军区进攻：一路由易县向紫荆关前进，于次日进占大、小龙华；一路进至满城，九日进至倒马关；一路经完县、唐县，八日进占军城北关；一路经曲阳，沿途烧杀，于九日晨进抵阜平。进攻阜平一路之敌，数达五千人，另有骑兵千余人，并以猛烈炮火轰击阜平以西之法华村，以掩护其前进。我军当时正面兵力较薄，经在曲阳、阜平大道上两度苦战后，遂放弃正面阻击，待敌深入后，我各支队及游击队在敌之侧后及交通线上猛烈袭击，敌后方损失颇重，首尾不能并顾，极感恐慌，遂于十日开始撤退。退却中因受我军截击，不敢稍停，行动慎重，竭力夺占路旁高地，并在重要村庄构筑工事，队伍分三四路跑步退却，恐中埋伏。后面掩护队更不断向后无目标射击，同时复以汽车守候于曲阳、完县、唐县各地，退却部队到达，立即登车驰奔。阜平之敌亦于十日夜间慌忙逃退一百二十里，登车后复以骑兵掩护而去。我军截击，缴获手榴弹、子弹数十箱。

(六)代县之攻取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至四月十六日）

我军一部，于三月三日向代县作猛烈袭击，把代县的敌人驱逐向阳明堡方面溃退，缴获敌军枪弹军用品甚多，并捕获雁门关以南七县维持会会长大汉奸王维堂。与敌军相持了二十余天后，敌以六百步炮增援，我军退而复进，于四月十六日再度夺城，攻入城内，毙敌六十余人，缴获子弹、手榴弹、电线甚多。

(七)涞源大战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

军区部队在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之半个月间，与敌在涞源大战。这在军区是有重大意义的战斗。敌人于三月中旬，以步、炮、骑兵十四个联队，由易县经紫荆关进攻涞源。企图打通易、涞和涞、蔚公路，并修筑机场，选择重要据点构筑工事，以切断军区与第一军分区及伸入敌人远后方各游击队的联络，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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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活动的范围缩小，保障敌人后方交通线的安全。敌人事先在金波构筑坚固工事，屯积大量粮食，然后即向紫荆关、涞源进攻，前后六天间，经过四次战斗，始进至涞源。但当时由于我包围涞源的部队机动、坚决、勇敢，以运动战与游击战适当配合，坚持战斗近半月之久，敌不断被我袭击、伏击、夹击，大小凡四十余战。敌军每次均遭受重大损失，伤亡达一千四百余人，我军俘获人、马、武器、辎重甚多。特别是在于善铺至浮图峪之线，敌遭我四次痛击，终于四月十一日拂晓四时，仓惶向东退却，我军当即收复涞源城，并乘胜追击，直至易县城下。此役，敌军除遗弃辎重外，尚有尸体数百具焚烧未竟，臭气冲天，狼狈不堪。总计自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止，在浴血大战中，我军终于完全打败了进攻涞源的敌人。

(八)冀中各县的袭占（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一日）

平汉线东的河间、高阳、安国、大城、献县等县，曾被敌人视为冀中的军事据点，特别是安国，敌人企图久占以为其强固据点，借以阻碍我军的活动，减少我军对平汉线东西夹攻的威胁。但由于我冀中部队的英勇战斗，自一月二十六日起，即诱击高阳敌驻军板垣师团第一大队之二、三两中队，将敌全部消灭，并击毙敌第三中队中队长。其他各路亦相继猛攻，经不断之围困袭扰，安国首先于四月八日被我军袭占，敌人向定县溃退。高阳亦于四月九日被我占领，肃清残敌，俘虏甚多。大城、献县于四月十一日前后，在我军围攻之下，亦相继收复，大城之敌向唐官屯退去，献县之敌向沧州溃窜。河间亦于四月二十四日在我军与民众武力配合之下，被我克复。至此，敌人久占五县的企图，尽告失败。而我冀中军区的基础，遂臻巩固。

(九)平西之游击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二日）

当津浦线主力第二次大会战的时候，我军区游击支队一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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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应主力，牵制敌向津浦、徐州的进攻，于三月间即积极向北平方面挺进。三月十九日，一部已占领了矾山堡，摧毁了该地的维持会，解决了该地的公安局和伪警武装。一部至门头沟，于四月十日与该地反正之保安队及警察联络，与平津开来之大队敌军激战，敌伤亡极多。又一部进至妙峰山，该地伪宪兵带了全付武装反正过来，良乡西之坨里车站警察，亦全部反正。北平四郊交通，均被我游击队切断，敌异常恐慌，将北平城门紧闭。五月十三日一时，我军分途袭占昌平县城及杨坊镇，缴获长短枪、战马、子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并俘获日军及汉奸十余名。同时且有敌伪宪兵二十余名反正。良乡、涿州、涞水等县亦均一度经我收复，建立了平西游击区域，成为我军向冀东及热、察、辽边境挺进活动的根据地。

(十)石保线之扰击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

当徐州攻守战紧急的时候，我军区部队为了配合津浦线徐州主力的战斗，除了一面派遣游击支队向平西一带挺进活动外，同时于四月下旬起，更积极在平汉线之石家庄至保定一段，不断袭扰敌人。我游击队一部于四月二十八日与五月三日两度夜袭保定，并占领南关，活捉敌军，缴获大量汽油及其他军用品，敌伤亡八九十人，我军更进袭敌之飞机场。另一部于五月三日及十四日两度夜袭方顺桥及于庄车站，与当地群众配合，破坏敌之铁路、电杆、电线数十里。同时又一部数次袭击定县，亦均获胜。致令敌人不得不以大的兵力增援到保定、定县、石家庄一带，以维持其交通，我则达到了牵制大量敌军之目的。

(十一)平汉线、平绥线的攻扰（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至六月二十八日）

当主力战场战事中心向武汉转移，保卫武汉战斗开始的时候，我军区部队在平汉、平绥两路沿线上，分头出动，扰乱敌人，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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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敌人。敌曾企图报复，如六月十九日敌伪以一千五百余人进攻安国，大肆烧杀，但愈激励群众与我军战士之同仇敌忾情绪，我军各路活动愈加猛烈，连续不断地攻袭敌人占领的城市据点，破坏敌之交通，多方面予以扰乱。平汉线上，我军于六月二十日即大举反攻安国，数度激战，将安国之敌击退，收复安国，并于敌军逃窜时设伏兵击之，敌遗尸百余具，伤亡三百余人，我缴获枪械、子弹甚多。六月十八日我军复向保定之敌进攻，一度袭入保定北关，并破坏桥梁一座，敌火车一列出轨。二十五日我袭敌于正定西北之东柏棠，毙敌颇众，缴获亦多。二十八日敌我遭遇于徐水、容城间，发生激战，我终将敌军击败。我挺进纵队六月十七日一部向兴隆之敌袭击，敌在该地筑有十一个堡垒，被我攻克九个；八日又在洗马庄伏击敌人，并反攻杜家庄，均有收获。二十一、二十二两日，我军在广灵附近与敌激战，将敌击溃，并将井东集、安家皂、友宰堡之敌消灭，总计前后将近半个月，平汉、平绥两路沿线敌军，片刻未曾安宁，无时不受我军之攻扰。

(十二)纪念“七七”全线总攻击（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深夜至八日清晨）

为了回答日本法西斯的对华侵略战争，为了纪念伟大抗战一周年，我军区各部队一致决定了“七七”纪念日举行全线总攻击的武装示威运动。我们的布置：在平绥线上分成五路；平汉线上分成三路；正太线上分成二路。配备完妥后，即开始向敌人进行猛烈地攻击。

平绥线上我一路某部，于六日夜前进至门头沟东北山地一带，至当夜三时（七日三时）骤然袭击北平城西北的石景山发电厂，两座大锅炉和一个火车头顿时在英勇战士们的枪炮和手榴弹的愤怒猛击之下炸毁了，北平顿时变成了黑暗世界，枪炮声音震撼了整个傀儡的所谓“首都”，敌寇紧闭四门。我同时占领离北平不远之西山、香山。直至六时许敌人始仓惶开出援兵五六百人，并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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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九架协同向我进攻，我军奋勇激战至下午四时，在两度反冲锋下，最后将敌击溃。我第二路进攻北水泉堡垒之敌，在猛烈冲击下，突破敌之坚固工事，攻入堡内，虽敌企图迂回包抄我军，但终被我突破，酣战至天明，于拂晓时退出战斗。同时，我另一部占领桃花堡。第三路在广灵、西合营、暖泉间展开了激战，我将敌全部包围。后敌来援，又被我截击，敌不支，全线溃退，我击毁汽车十余辆，缴获极多。第四路在九宫口、牛大人庄与敌步、炮兵激战，我军灵活机动，攻敌弱点要害，左右夹击，将敌击溃。我第五路进攻兴隆附近花盆村之敌，将驻守该地之敌伪三十五师三十二团的一个营全部消灭。

平汉线上第一路我军两部，于六日晚向易县城、店北车姑、二十里铺、门墩山等处之敌进攻，彻夜战斗，激战至七日，易县除东、西城楼有敌外，全部被我占领，直至九日午后四时，我方退出城外。此役缴获极多，店北车站亦被我克复，门墩山亦被我占领，二十里铺以西铁路、电线大部被我破坏，直至九日尚未通车。我第二路于六日开始向保定、定县、新乐、于家庄、方顺桥之线进攻，分由南北夹击，将保定南北两关占领。另一部将保定、定县间铁路一段拆毁，铁轨破坏，适有敌车开来，即行出轨，我并将敌车头炸毁。定县车站亦被我袭占。清风店伪军一班，当时在我军影响之下，即行反正。第三路在徐、满一带，以步、骑配合，袭徐水以东之王村，击溃敌伪保安大队，俘九十余人，该大队长亦被我俘获。同时，我军复猛攻满城东之曹河车站，敌仓惶逃遁。我军一部进到易县时，敌警戒部队亦被我击溃。

正太线上，我某部任第一路，于六日夜间长驱直逼平山城，当地敌守军虽众，但赖我指战员的英勇，往返冲杀，展开激烈巷战，卒将城东北门占领，因我后援未及时赶到，乃安然退出战斗。第二路我军亦于六日夜间进至正定附近，以少数部队诱敌出击，然后在埋伏圈打击敌人，敌遭惨败。我破坏交通队挖毁铁路二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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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并获电线三十余斤。同时，我军另一部攻入新乐及长寿车站，击毙敌之守军。

总观“七七”总攻，自六日夜间开始，至八日结束全部战斗。在此次战斗中，我军主动灵活有计划地给予敌寇重大打击，使敌遭受重大损失。总共歼灭敌军约一千四百五十人，俘虏敌伪军一百三十名，伪军反正者十二人。我缴获敌步枪共三百余支，机枪四挺，驳壳枪十二支，手枪二支，迫击炮一门，子弹二万五千余发；战马十四匹，望远镜一具，钞票一千五百元，收回电线约九千斤，炸毁发电厂锅炉两座，火车头二个，铁甲车一列，载重汽车二十三辆，铁桥两座，破坏铁路百余里，其他军用品及粮食、布匹等未计。敌除了军队伤亡及被俘与武器弹药的损失外，被我夺获及破坏的物品价值亦甚重。

(十三)冀察热辽边境的游击（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至八月七日）

六月间我派遣宋、邓挺进纵队，深入到久经敌伪统治的冀东，进窥冀、察、热、辽边境，以与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在月余的浴血苦战中，收复了冀东十七县，不断取得很多的胜利。在我军直接影响与帮助下，当地已有的及潜伏的武装，一致联合，并形成“抗日联军”，于七月九日在洪麟阁、李运昌[10]二氏领导之下，在昌黎、乐亭、滦县、迁安、遵化、丰润等县起义。七月十九日复有唐山煤矿工人七千余人暴动响应，将北宁路截断，炸毁敌伪之矿山、油库，与日伪军进行激烈战斗。我宋、邓挺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开会，结果组成了冀、察、热、辽游击军区[11]，以统一指挥，继续长期的战斗。八月四日袭占迁安县城，七日复攻克蓟县，胜利地开辟了广大游击区。

(十四)灵寿保卫战 （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至八日）

九月初旬，敌人准备向我军区大举围攻的时候，为了完成其包围计划，曾首先向我位于行唐、平山之间的灵寿作三次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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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第一次在九月五日，敌于清晨五时由正定出发，前后开来汽车三十辆，步、炮兵九百余人。我军一部在化皮、塔底与敌激战；另一部由慈峪跑步赶到，将敌包围，敌不支向韩家楼逃窜，又被我军迂回痛击于南义合庄。敌由正定再度增援，我与敌前后激战七小时，敌军败溃，我追击十余里，毙敌百余人，敌以五辆汽车载尸而逃。次日，我军得报，敌已准备第二次进攻，我军乃设伏于曲阳桥，以截击敌人，至晨七时许，敌军以汽车十四辆前进，到一千公尺距离时，突向后逃窜，事后知有汉奸走漏消息。我伏击未果，但敌已恐慌逃退。八日拂晓敌复以四十八辆汽车，千余兵力，向我作第三次进攻。进至南纪城，即遭我伏军迎头痛击。敌情况不明，知中埋伏，交战不久，即向韩家楼逃退。此时我主力复从灵寿赶到，截击逃敌于同下以南，以猛烈之冲锋，将敌先头部队一百五十余人，全部消灭；后继敌军亦被我击退。我复追击数十里，再毙敌八十余人，击伤五十余人，“皇协军”[12]死一百二十余人，伤七十人，敌伪军共伤亡四百余人。总计三次进攻，敌死伤六百余人，终不得入灵寿一步。

以上所述的这些，都是我军区开辟以来直至此次敌人新围攻开始以前，比较重要而有意义的战斗。此外，还有其他大小的战斗，不及详述。但根据我参谋处所统计的结果，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军区成立之日起，直至今年十一月七日军区周年纪念日止，各兵团正式报告统计的大小战斗，凡四百三十四次。至于军区初开辟未正式成立以前，未详细统计及缺略的各次战斗，以及粉碎敌人新围攻中未总结的战斗，如果都把它综合起来，那么，我们估计过去总的战斗次数，当在六百次左右。现在只就已正确统计了的四百三十四次战斗，依东西南北各线，顺序列表于后。（略）

以上在这大小四百三十多次战斗中，我们杀伤和俘虏了很大数量的日伪军，缴获了许多胜利品，破坏了敌人许多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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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筑物，这些收获，于下列表中可见：（略）

这里所统计的，同样也只是从军区成立以后至周年纪念之日止，根据正确报告调查的数字。如果把军区成立以前和未正式报告的，以及最近未详细统计的材料，综合估计，当然还不只这个数目。

但是，我们一年来的收获，实际上还不仅仅是在于这些统计数目字上。

由于军区在华北的存在，在牵制敌人，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配合主力作战上，曾经起了而且还将继续起着战略上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太原失守后，敌人的南进主要是经过同蒲路，然而同蒲线的铁道、公路并三条干路[13]，却都被我军区游击队袭击，毁坏了两条半（有一条是时断时续没有完全破坏）。正太路方面也受我们经常的破坏，致敌人不能方便地利用，我游击队曾不断袭击正太路的敌军运输队，获得了大量军需品。当太原失陷，正规军转移时，我们能立定脚跟，修筑了韩侯岭工事，牵制敌人，使敌人不能及时继续向南进攻，长驱直下风陵渡的企图遭受阻碍。这样，就便于我们晋南主力的休息、调整，布置反攻。后来敌人不断抽调兵力向我军区进攻，但均先后被我粉碎，我经常牵制了大量敌军于军区周围。这些都证明了我军区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在战略上起了第一步的作用。

军区部队的作战，对于全国主力的配合与策应的作用，更是被铁的事实证明了的。

当津浦线战事紧张，晋南主力开始反攻的时候，我军区部队不但采取了小队伍的游击动作，并且曾经用了大队伍在平汉线以兵团的动作，举行了大规模的袭击，攻下三城，猛烈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使敌人不得不在平汉线增兵几万以上，钳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使它不能开赴津浦路和晋南参加作战，减少了敌人在主力战场上的力量，配合了全国范围的战争，造成了平型关战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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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大胜利。虽然所得的战利品不及平型关之多，但已完成了配合全国主力战斗的部分任务。敌人虽然恼羞成怒地向我军区边境大肆烧杀，逞其残暴兽行，从完、唐而至于阜平，但我们所完成的光荣任务，并不曾丝毫受到动摇。战争本来是富于破坏性的，我们绝不能因一二城镇之被烧杀而忽视了我军伟大的战略作用。

再如，津浦路第二次大会战时，敌人匆忙的把兵力转移到津浦线方面去。那时我们军区部队更积极地出动，袭击敌人的远后方，以牵制其向津浦路徐州的进攻。我们的挺进部队，直逼平郊，占领了昌平、阳坊镇，使北平敌伪感到极大的恐慌与动摇，良乡、涿州、涞水也都被我军一度收复。其他如石家庄、保定等地及晋东北各县，亦不断有我们的游击队，破坏敌人交通，袭击车站，占领城市，使敌人不得不向保定、石家庄一带增兵，感到首尾不能兼顾的苦恼。北平附近的宛平，早已建立了我们的县政府，摧毁了许多伪组织，使新的汉奸政权也无法建立。我们建立了抗日的地方政府，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拥护。有的县分虽然敌人占领了城镇，但我们仍然能够建立游击政权，与汉奸政权对抗，争取广大群众到抗日阵线上来。而在保卫武汉的主力战开始以后，我们更不断在平汉、平绥线上大肆攻扰，举行了“七七”全线总攻，并猛烈地向冀、察、热、辽边境开展游击战争。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在战略上对于主力配合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军区已往的全部军事行动，其目的完全是在配合主力作战，我们的战略任务，完全是随着主力的任务而转移；我们的利益，完全服从于主力的利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我们的行动，无一不是为求主力的胜利。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主力远在津浦、陇海、华中、华南，近在晋南，我们都能够与他们配合。我们有时虽然明知吃亏，也要为主力的胜利着想而勇敢作战。

除了配合主力的战略作用以外，在另一方面，我们这一军区起了各方抗日力量团聚中心的作用。自从军区成立以后，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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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各地群众都纷纷归聚到我们这里。有些动摇不定的少数地方军队和半土匪性的军队，也因为有我们在这里而不敢投降敌人，某种程度，保持了抗日的立场，团结在我们周围。如果没有军区的存在，我们相信还有许多新的汉奸武装可能产生，现在不但他们抗日的立场稳定下来，而且大多数都逐渐转向积极抗日的道路上来。同时，在我们坚持抗战、英宾牺牲的精神，和不断胜利的影响之下，加以敌寇残暴兽行的刺激，使军区周围许多被逼迫而暂时屈服于日寇暴力底下的武装同胞，纷纷率领部队，脱离了伪组织羁绊，举义归来，重新投入祖国的怀抱。在军区部队过去大小战斗中，各地武装反正的同胞，或一班，或一排，时有所闻，且互相影响，逐渐使武装反正成为一种热潮，反正的数目日益增多。仅就今年八月份以后说：八月二十二日有满城“警防队”石振声部四百余人起义归来，八月二十五日保定“警防队”八百余人在李允声、王彦东率领下，和徐水“警防队”四百余人，同时起义，并与石振声部会合，同来军区。最近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复有从永清县河头之“皇协军”四千余人全部武装反正。这些武装归来的同胞，我们都已经在并且还要继续在抗日神圣民族解放战争中，完全证实其英勇、坚决与忠诚。他们都是伟大中华民族优秀的男儿，高度地热爱着祖国，愿为祖国的自由、独立和光荣的胜利而奋斗到底。此外，还有许多仍然在敌人压迫下的武装同胞，时常给我们传递消息，或捐输抗日经费给我们。这样，使我们军区更加成为一切抗日力量团结的核心，而敌人在华北的统治更加动摇。

尤其特殊的是：军区的周围，紧接着晋东南、晋西北、冀察热辽和冀中等区域，而灵活巧妙地配合包围着占据几个大城市和交通线的敌人，成为华北军事上的一个最重要枢纽和收复华北及东北的前进阵地。这一地理上的特点，使军区更有力地威胁和影响整个华北，控制华北敌人交通运输全线及其后方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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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还只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考查。实则，我们一年来在敌后英勇地坚持着长期的战斗，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得到重大的收获。

在政治上，最明显的，谁都知道，当国军南撤时，华北正到处酝酿建立伪政权，有的且已建立，但由于我游击战争猛烈的发展，收复了广大领土，并恢复了边区数十余县统一的地方政府，使已建立的伪组织全部被摧毁，末建立的始终无法建立，使敌伪欲实现其对于华北统治的企图，完全失败。而边区一年来巩固与发展的事实，不但在国内更加坚定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促进了其他沦陷区的游击战争，而且在国际上粉碎了日寇已经占领华北的欺骗宣传，增加了外国人士对于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甚至如美国的人士，还来电愿帮助将边区的救国公债在美国推销；美国医院愿意到五台进行救护与治疗工作。这样使国际对我的视听起了很大转变，使他们了解到：日本占领中国的某些城市是一回事，而能否统治已占领了的区域又是一回事。从而，国际间对于我国抗战所抱的态度愈趋有利。这些都不能不说是政治上重大的收获。

在经济上，由于我军区的建立、扩大与巩固，边区政府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保障并改善了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经济，特别是促进了战时的农业生产；确定了商业贸易与金融制度，保护了民族经济，并且使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打击了敌伪经济，使敌人不能顺利地掠夺边区所生产的原料，无从继续其对于广大华北人民的榨取与剥削，更无法开发和利用我华北的资源，以补 日本国内经济的枯竭，从而难以支持对华长期侵略战争中财力、物力的供给。

无疑地，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我们一年来在敌后开展游击 战争，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战，不断顽强地战斗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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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寇的新围攻和我们的反围攻斗争

正因为我们军区在过去一年的斗争当中，不断打击敌人，取得了军事、政治、经济上各方面的许多胜利与收获。对外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的影响，不断地扩大与提高，引起敌人极大的不安与忌恨。同时军区地理位置重要，更成为敌我在华北必争的场所。敌人欲肃清华北各地区的抗日势力，必然首先要进攻成为华北重要枢纽的晋察冀边区，企图首先消灭这个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堡垒，除其心腹之患，然后继续进攻其他区域。因此，在过去一年间，敌寇曾不断抽调大军，向我边区进攻，虽然过去的那些进攻都先后被我粉碎，但是敌人进攻的计划，却不曾因此而中止，反而随着我军区的继续扩大与巩固，更疯狂地更有计划地向我们举行更大规模的围攻。

      最近敌人就是这样举行了对我军区新的围攻。在这一次围攻中，敌寇所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较过去任何一次都多而且大，并且还在政治上采取了更毒辣更巧妙的方式，更有计划地配合它的军事行动。因为敌人对于我们军区首先就有了很高估计。就我们所看到的，在敌伪报纸的社评上，曾经用尽一切挑拨离间的字眼，无耻的诬蔑之词，大吐狂言，煽动对我军区的进攻。它们对我们军区的估计有如下文字：

“数月来中国共产党军，即所谓朱德摩下之第八路军，乘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诸地……惟查彼等匪军之总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上述各地皆属支蔓。不图近日益居心不逞，意图扰乱内长城线，威胁京师，日军坐视不忍，遂决心分兵围剿，开始犁庭扫穴工作……以价值论，汉口、五台，各为党军及共匪军最后根据地，日军之一面围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军事收获一般伟大。”（见十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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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汉奸正报的社评）

其他敌伪军通讯中，就我们所得者言，也都经常有此类文句。如敌寇的同盟社电讯曾云：“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见十月五日汉奸正报载同盟社四日电讯）

在这些夹带着诬蔑谩骂的文字里，恰恰表示了敌寇对于我军区所给予它的威胁与打击，感到了极度深重与不堪的苦恼与仇恨情绪。而它对于军区的估计，也就使它不得不以相当强大的力量来应付我们。

的确，敌人此次对于我军区的新围攻，是集合它过去一年间屡次进攻失败的经验与教训，经长期准备计划之后，集中一部分力量，慎重地采取了新的战略战术的大规模围攻。

这一新的围攻战斗，是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开始的，而且直到今天，这一围攻的战斗还没有完结[14]。

本来，敌人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计划与准备之后，自九月十日起，即已开始抽调兵力，纷纷向我军区周围各交通线增兵，直至九月二十日止，军区周围交通线上的敌人，总计已达二万人以上，至九月三十日止，敌先后向军区周围继续增兵，总数达二万余人。敌人的战术在此次大围攻中，有相当改进，敌军的动作一般都非常慎重，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步步靠拢，非有特殊情况，不轻易深入，前进路程甚短。且沿途所过，以各种新方式进行其政治欺骗，掩饰其残暴的烧杀、抢掠、奸淫之兽行。

这一次敌人围攻的军事行动，大致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敌人第一步的围攻计划，占据军区周围铁路沿线重要城市为据点，以备深入。此时敌人以二万余兵力，首先从东面开始进攻，分兵三路西犯：第一路由定县出动，第二路由望都出动，第三路由保定出动。我们最初拟在敌人分进合击之时，即予以猛烈地各个击破，如晋东南粉碎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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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但是，因为敌人此次围攻边区的战略战术与边区的整个形势，与晋东南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得不运用其他方式以对抗敌人。因此，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开始进攻时，我们就避免正面不利的战斗，仅以少数部队与敌接触，只在特定的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当定县之敌进攻曲阳，进至七里庄时，我某部主力由李赵邱出击，与敌激战三小时，杀伤敌军百余人。当敌增援部队由某司令官率领进犯时，我即撤退，至乔家马时，则复以激烈之战斗，毙敌五十余人及骡马数十匹。从望都出动之敌，入唐县店头镇时，我军乘有利时机予以迎头痛击，激战竟日，将敌击溃于麻黄头附近山沟中，歼灭百余人。后敌增援，施放猛烈炮火与毒气，我复撤入山沟中。虽然敌人终于先后占领了曲阳、唐县、完县及吴村镇，我军未能阻止其前进，但我们在敌优势兵力下也并不企图阻止其前进，以争取在对我有利的情况下，给予突击而消耗之。当敌人占据沿铁路线各城镇据点后，战斗即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自九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敌四面增兵，进行第二步的围攻计划。以二万三千左右之兵力，分十路向军区内地进攻：第一路由曲阳向阜平、龙泉关；第二路由忻县、定襄向东冶、五台；第三路由盂县、上社、柏兰以趋五台；第四路由代县、繁峙向峨口、五台；第五路由浑源向大营；第六路由广灵向灵邱；第七路由蔚县向来源；第八路由易县经紫荆关向来源；第九路由正定向灵寿；第十路由平山经温塘向洪子店。此时，敌仍继续增兵，截至三十日止，已达三万余人。这一阶段中，敌人的战略是以步、骑、炮、空军、机械化部队向我军区腹地猛烈进击。我军此时则以尽可能阻滞、牵制，大量消耗与个别击溃敌人为目的。

其时，东线敌军于二十四日由曲阳进至刘家马时，首先被我游击队伏击，敌军溃败，大肆烧杀，退回曲阳，在附近修筑工事，并以飞机向党城一带侦察。二十七日乃分兵三路来犯，其主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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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党城、灵山与王快之线。十月三日敌乃进窥阜平，我军占据方太口附近，仅以一连之兵力向敌英勇突击，将敌主力数百人完全击溃，敌仓惶退窜东土林口，我追击十余里，毙敌百余人。同时，我军一部在王快镇北伏击向阜平继进之敌，复与敌激战三小时，后敌以大军增援；五日，以步、骑、炮兵三千五百余人向阜平猛进，我军再度侧击于东、西庄、方太口一带，战斗一日，毙敌三百余，敌乃以飞机大炮掩护，发射四百余炮弹，内有毒瓦斯弹百余发。六日午时，阜平被敌占领。

北面之敌三千余人，于九月二十日后，自蔚县、广灵、易县向南深入，经我迎击于冯家沟、圣佛寺、吉略沟、灵邱各点，先后消灭敌五百余人。至十月一日，敌人始进占涞源，复图南进，被我击溃于插箭岭，敌伤亡甚重，退回涞源城。

南路之敌，自盂县进抵神泉时，以主力绕道攻上社镇，遭我某部袭击，伤亡达四百余人。二十九日晨，敌复渡滹陀河，由清水[15]，部队长率领，逼近柏兰镇时，我军展开兵力，英勇冲杀，敌被夹击于山沟中，伤亡惨重，清水部队长亦被我击毙，造成此次反围攻中有名之柏兰战斗。此时自平山、井陉进犯之敌，亦与我激战于温塘，敌四次冲锋均被我击退。洪子店失而复得者凡两次，终被我反攻夺回。敌谋夺灵寿城亦未得逞。

此数方面敌人，在战斗中，均有重大损耗。后敌自西面定襄出动，与代县之敌配合进攻五台，于九月二十三日进至东冶、河边村，与我两部分部队接触，我即退入东部山地，敌乃于十月三日进占五台城。

至此，敌已先后进入军区中心各据点（阜平、五台、涞源、灵邱），乃结束第二阶段之战斗，进而开始第三步之进攻。

第三阶段自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十五日。此时敌占领各据点后，遂企图向我腹地“搜剿”分进合击，缩小我活动区域，以期肃清我军，实现其第三步进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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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此时对续进之敌，诱于适当地点而消灭之。对据点之敌，期以围困、逼退，在退却中消灭之。

当时五台之敌三千余人，配合东面及北面之敌，分路向我台怀镇进攻，各路分进合击，均企图在石咀、台怀之线与我军决战，一鼓而歼我。但我军先将主力隐蔽于山地，集结待机，仅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敌各路分进合击，步步深入，最后却扑了个空。乃发觉我主力转移于山地内，前后向敌成包围形势。敌恐慌万状，急奔回台怀，我复以小部队截击其辎重，敌遂弃台怀向沙河逃遁。其时，敌另一部自五台退回盂县，沿途遭我不断追击与截击，敌狼狈窜走，我夺获辎重一部。进攻灵寿之敌，因屡遭击败，复图进攻，于十月九日进至距城十二里之同下附近，被我伏击，亦终仓惶败窜。此时，据守边区腹地各据点之敌，因我民众坚壁清野，极感恐慌，搜剿我主力之目的又未达到，已陷入困难状态。敌人的进攻计划至此已开始失败，我军布置反攻，驱逐敌人，粉碎敌人的围攻，也就在这时开始了。于是战斗遂转入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自十月十五日起，直到现在 （十一月七日）还没有完结。这一阶段中，敌完全处于困守的状态，我军则坚决机动，不失任何一个有利机会，抓住敌人的弱点，予以严重的打击，并不断在敌人前后左右截击其辎重，断绝其交通，积极地袭扰、迷惑敌人，使敌人后方交通无法维持，各据点的敌人陷于孤立，造成我主力有效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

首先，东线占据阜平之敌，经我军截断其后路，与之进行了十九次战斗。其中，尤以十月二十日截击党城、王快之役，予敌严重打击，计截获敌大车二百余辆，歼敌三百，击伤敌军无数，敌损失惨重。高门屯夜袭，冲破敌之铁丝网与工事，复将敌在高门屯所设粮站中的粮食全数缴获，使党城、王快、阜平之敌，更形恐慌。于是，阜平城之敌千余乃向后增援，而我另以有力之一部复于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次夜袭困守阜平之敌，继之以一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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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敌死伤极重，遂于二十七目晨以飞机掩护，大量施放毒气，弃城向东逃窜。我军从后猛追，再度击溃逃退之敌军于王快附近。敌军固守王快，我复发动群众，协同部队，炸毁王快、党城间之石高崖，并破坏党城、曲阳间之青阳贯道路，敌给养运输益感困难，乃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十八时放弃王快向党城退走。

南面之敌，几次进攻，均遭受打击与失败，仅占领温塘一点。但因我某部于十月初进至正太路之娘子关、寿阳、盂县、平定一带活动，破坏敌之交通、截击辎重，不断袭扰敌人，遂使进攻平山、温塘、盂县之敌，不得不抽兵回去，维持其后方之安全，使前面进攻之部队改为固守，仅留少数敌兵，扼守据点。

北面蔚县、广灵、暖泉、西合营、涞源一带之敌，因遭我某部不断袭扰其平绥线后路，大感恐慌，急调兵向平绥线移动，以维持其后方之安全，各据点留部队固守。十月十八日，我军一部在广灵南之张家湾附近设伏，截击敌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步炮兵八百余人及汽车二十辆，激战终日，敌伤亡过半。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归森炮兵大尉、山奇少佐及另一步兵中尉均被我击毙。是役，我获步枪五十余支、轻重机枪七挺、山炮一门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十月二十一日晨，由广灵南至张家湾之敌复被我某部击溃，毙敌四十余人，俘虏晒叶中尉一名及汉奸一名，缴获亦不少。十一月七日，我复在涞源、蔚县间之明堡，伏击敌汽车三十五辆，敌军四百余人被我完全消灭。

西面敌自占据五台后，我军某部即向同蒲路东西两方不断活动，打击敌之运输辎重，使五台之敌亦不得不抽兵维持同蒲沿线之交通。此时，我军一部即移至定襄东北地区活动，准备打击五台之敌。十一月三日，敌从五台抽调四五百人，迅速秘密行动，于黄昏出发，以一夜之行程，深入高洪口附近，竟图袭击我驻防部队。我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另以有力之一部由柏兰镇西之绕头出动，绕至石盆口附近，截断敌之归路。敌于黄昏时由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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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回至河门附近，恰中我伏，激战一夜。至次晨十时，将敌全部歼灭，计缴获大炮三门、小炮四门、步枪三百四十二支、轻机枪三十一挺、无线电一架、战马一百五十三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五台城内之敌，震惊异常，惟固守待援。

总观敌人此次以雄厚之兵力配备，凶猛的来势，对于军区的大围攻，其目的本欲从四面八方“扫荡”我军区，完成其肃清华北抗日武装力量的第一步计划。但是敌人这一“扫荡”的目的，在今天来说，已经是失败了。除了烧、杀许多房屋、居民，掠去台怀镇上的大批“破鞋”（当地娼妓之别名）之外，不但毫无所获，反而折了常岗，清水、田源、归森、山奇等数员将校。这些将校之被我击毙，就在敌寇的报纸上也已逐一登载而证实了。即如我们偶然得到的十月七日的日本福岗日日新闻报上面，恰恰就载有十月六日同盟社所发关于那位在“山西肃清战”中著有“赫赫武勋”的清水大佐战死的电讯。该报所载如下：

“……而在这些将校的死亡之外，其兵士死伤的人数，更不在少数。”截至最近止，据十一月七日合众社的电讯，日军已死伤七千人；而据我们在战斗中杀伤敌人所已得的统计言，亦达五千以上。我军固亦有壮烈之牺牲，而敌寇所喋喋不休的“犁庭扫穴”，结果就不过如此。

当然，我们所以能够在战斗中严重地打击敌人，得到这些胜利，完全是依靠着我们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发扬了最高的英勇牺牲、坚决奋斗的精神。在军区过去一年间的战斗中，我们部队各级指挥员与全体战斗员，都发挥了高度的牺牲精神。我们的高级指挥员周建屏、朱仰兴、辛力生、陈宜盛、吴起凤，何兴云、张向松、崔明山、张妙轩、赵汝勤、纪振雄、刘裕勤、王德平、赖洪文等就是在过去一年间无数次不断的英勇战斗中牺牲了的。还有无数英勇的指战员，也都光荣的流尽了他们最后的一滴血，而在这一次反攻日寇新围攻的战役中，我们的部队，无论是直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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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各分区的部队，许多干部和战斗员更是表现了顽强战斗的积极精神，造成了许多壮烈光荣的模范，下面所举的就是那些模范例子的一部分。（略）

由于这些干部和战斗员的无限英勇卓越的战斗精神，敌人虽然用了优势兵力，向我们疯狂进攻，终于遭受了极严重地打击，走向失败。至于敌人此次配合其新围攻而施展的政治上的新阴谋与欺骗，更遭受了我边区有民族觉醒的广大人民，一致强烈的谴责与彻底揭破。事实上，敌寇汉奸在这次围攻中，所施展的各种分化、离间、欺骗、造谣、挑拨、中伤的新花样，基本上仍然是它们过去所用的那一套卑劣恶毒无耻的惯技，不过采取了一种新的手段与新的表现方式罢了。而这种旧阴谋惯技的新表现方式，也难以欺骗有一年斗争经验的边区人民了。

敌寇及其御用的走狗——汉奸、托派，因为看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日趋扩大与巩固，成为不可战胜的全民抗战的力量；因为看到了晋察冀边区是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有坚强的团结，成为日本强盗的心腹大患；它们为着要集中力量，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边区人民的团结，企图达到它们灭亡中国，灭亡边区的目的。因此，它们在这一次进攻边区当中，首先就分裂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剿共灭党”、“灭共保安”等基本口号，还采用了“专打八路军，不打别的军队”、“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等手段，以侮辱我抗日各友军并进行其欺骗宣传。企图诱惑我友军将士“投诚”。而对于边区某些部队，故意表示虚伪的所谓“互不侵害”的“亲善”态度。同时更无耻地扬言：“皇军是百姓的救星，不要听信红军匪徒”，企图分化边区人民与抗日部队的团结，以期达到它各个击破边区所有抗日武装，最后灭亡边区的阴谋目的。但是，我边区广大人民，从他们过去血的经验中，都清楚地了解到敌人这一恶毒阴谋。八路军坚决、英勇，不顾一切牺牲，为保卫领土主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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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流血斗争的事实，边区的人民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些野兽般的所谓“皇军“，残暴的奸淫、抢掠和烧杀行为，对于边区人民，更是一个铁的事实，证明它们才是真正的”匪徒“集团。日寇扬言”只打八路军“，正是在边区人民面前，证明了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抗日武装力量，使日寇最感威胁。这更增加了边区有觉悟的人民，对于八路军的爱护。而我边区各抗日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始终都知道，他们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忠实儿子。都明白认清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大家始终是站在一条战线上，为驱逐日本强盗，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在我们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宣传、解释之下，边区各部队的团结和广大人民对于抗日军的拥护与帮助，更有了积极的表现。日寇的无耻分化政策，事实上已全部粉碎，无所施其伎了……

日寇因为看到它过去一贯的烧杀、奸淫、抢掠政策，遭受了全边区人民的无限愤恨与反抗，更加激起了边区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烧杀的怒潮，对它企图征服边区、奴役边区人民，在边区进行较长期的战争，而谋建立对于边区的统治是不利的。因此，日寇在这一次围攻边区中，为了掩盖它到处烧杀、奸淫、抢掠的野蛮强盗行为，乃改变策略，扬言：“只烧通八路军的老百姓的房子”而不实行普遍的烧杀政策，企图减轻边区人民对它的仇恨与反抗。同时在另一方面，更企图借此政策，以离间边区人民与我军的亲密团结，欺骗落后的民众，达到它对边区人民长期的血腥奴役统治的阴谋目的。但是，日寇并不能因此就得到丝毫的结果。它终于无法换回和掩盖它过去的丑恶暴行。日寇以往在边区各地的屠杀、奸淫、抢掠和焚烧，还非常鲜明而沉痛地刻印在边区每一个人民的脑海里。而且，在此次围攻中，敌人仍然在继续烧杀、抢掠与奸淫，特别是在敌人遭我重大打击之后，必大肆烧杀以为报复，已成惯例。这使得边区人民更彻底地认识了：要根本逃脱敌寇的焚烧、屠戮，只有积极勇敢地参加作战，用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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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武装力量，驱逐日寇出边区。敌寇笑里藏刀的欺骗宣传，终于被我们用铁的事实粉碎了，下面的一段通讯，就是最好的例证：

敌人此次败溃退出阜平时，沿途各线大肆焚烧，大沙口、甘河、沟口、大园、河口、全庄、社里、四里庄、庞家庄等地，全遭烧毁。铁蹄到处，尽成焦土，大量同胞，无家可归。被灾民众，对日军之残暴兽行，莫不痛恨入骨，对日寇之“只烧八路军不烧老百姓”之欺骗宣传，更彻底明了云云。（十一月七日抗敌报）

虽然敌人在此次围攻中，收买雇用了一些汉奸，并用飞机散发反宣传的标语、传单，动员了许多人力、物力，集中大部分力量，从政治上进攻我们，以配合它的军事进攻。但是，敌人只能利用少数的汉奸造谣；而我们却有千百万人千百万个口舌和他们对抗，响亮的回答并彻底地打击了它们的欺骗造谣；敌人只能用飞机在几个城镇上撒一些满纸荒唐无稽与不通的传单，而我们却有深入山沟小道偏僻角落的无数宣传品；敌人有汉奸新闻纸，而我们也有抗敌的民族报纸[16]；敌人只能无耻诬蔑造谣中伤，而我们却以堂堂正义与正确的真理来回答它。敌人在此次进攻中，狂吠着：“军区司令部打散了”，“边区政府打塌了”，而我们的军区司令部，却安然地指挥着广大的部队，步步粉碎着敌人的进攻；我们的边区政府，在战争中却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各级政权机构，更加有了新的改进，愈益适应于战争的环境与要求。

特别重要的是：在敌人残暴的围攻之下，全边区的人民，在地方群众团体的领导之下，更加团结在政府的周围，更加和军队打成一片，积极地从事于战争的动员，积极帮助和配合军队作战，以至于更勇敢地直接参加战斗。因为，边区的民众运动在过去斗争的一年间，已经奠定了相当强固的基础。在历次打击敌人，反抗敌人进攻当中，都造成了许多光荣的纪录。而在这一次反抗敌人新围攻的斗争中，更表现出了伟大的力量，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成为我们粉碎敌人围攻，争取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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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敌人开始进攻时，凡敌人所经之处，民众普遍地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所有粮食、用具、一切生活必需物资，都搬运埋藏了；老弱妇孺都预先迁走了；交通路口重要道路都破坏了，把敌人封锁围困起来，不但使敌人企图趁秋收之后来抢掠粮食以补救它的粮食恐慌，或焚毁我们的秋粮以困毙我边区人民的计划归于失败，反而作茧自缚，自取困毙。在我民众彻底实行坚壁清野之下，敌人的行动休止，都感受到极大的困难与痛苦。边区各地的民众，在此次反围攻作战开始时，就自动有计划地组织了各种战时动员委员会、工作团、慰劳团、突击队等，帮助政府实现战时动员计划，鼓励土气，加强地方工作。在边区新闻报纸上，满载着此类消息。（略）

这一广泛的全民抗日怒潮，目前正日益澎湃于整个晋察冀边区，牵引着广大人民，走进长期残酷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中去。我们依靠着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一伟大力量，依靠着群众游击运动的开展，已经取得有利条件，开始粉碎敌寇对于边区的新围攻，而且将继续更有力地最后粉碎敌寇的新围攻。虽然，目前边区的群众运动，还存在着许多弱点，还有待于全边区的民运领导者与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继续努力、推动与改进避。然而，无疑的，它已经成为我们争取反围攻最后胜利的有力因素之一。

目前，我们正继续运用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集中和配合各方面的力量，把进攻边区的敌人从它现在固守着的不多几个据点中，继续一个一个地打出边区去，达到完全驱逐敌人，彻底粉碎敌寇新围攻之目的。我们相信有力量把敌人全部从边区里赶出去，犹如我们相信我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必能取得最后胜利一样，将来胜利的经验与事实，必将最后证明我们是有力量最后战胜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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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区抗战的经验对于全国抗战的教训

我们晋察冀边区，在这一年当中，在敌人不断的围攻底下，曾经遭遇了无数困难。许多客观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限制着我们，给予我们工作上许多障碍。然而，在我们主观的努力之下，我们毕竟逐渐克服了那些困难，逐渐改变了客观条件，逐渐扫除了那些障碍，在敌人血腥铁蹄践踏过的旧领土上，建立了这样一个抗日根据地。

一年来所得到的一些成绩，虽然是这样的微弱而有限，然而它所给予我们的也不无经验与教训。全盘的整理这一经验与教训，还不是此刻所能够的。不过在总的方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提供一些，以供参考，增强我们抗战的信心。

如果要问这一年来的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在基本上，我们的回答是很简单的。

第一、由于我们高举起了鲜明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旗帜，使边区内广大人民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一切为了抗日”；施行了各种抗日的政策；建立了抗日的地方政权、抗日的民众组织及抗日的武装部队，把边区内的一切力量，都发动到民族自卫的抗日武装斗争中来。

第二、由于我们紧握着统一战线的武器，在“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把全边区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族、各职业的一切抗日人民都团结在统一战线的堡垒中，彻底破除一切成见，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德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虽然，在开始时曾经发现个别分子及个别地方，违反甚至破坏统一战线的现象，但由于各方领导者及工作者，都一致坚决地和那些不良现象及一切不正确倾向作不懈的斗争，终于迅速地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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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了。使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飞速的扩大与巩固起来，得到了伟大成绩。

第三、由于我们在全国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战区司令长官和朱、彭总、副司令的统一意旨与统一领导下，积极地本着自力更生国策与既定的战略方针，坚决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依据各时期总的战略任务，适应主力的要求，配合主力战斗，不顾一切牺牲，勇敢作战，而取得许多胜利。

第四、由于八路军出征以来英勇奋斗，不断打击敌人，博得了华北各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民众中建立了威信，民众欢迎我军到来，乐意接受我们干部的领导和接纳我们意见、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展。

第五、由于我们各级干部，一年来脚踏实地埋头艰苦工作与英勇的奋斗牺牲。各分区及直属队各部门干部，大多数都发扬了高度积极性，用了最大的努力，尽了最善的心思。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培育造就了大批中下级干部，巩固与改造了许多部队，恰当解决了干部的缺乏；以及后方勤务部门领导同志的勇敢积极负责，供给、卫生等工作的迅速改善，提高了工作效率。各部队中，连、排以上各级干部在指挥战斗中坚决勇敢，英勇卓绝，壮烈牺牲的模范精神。这些都积聚成了伟大的成绩。

第六、由于边区军政党民的高度一致与亲密合作，以及民众的热烈帮助，军区部队真正成为边区政权的主要支柱。部队经常与地方政府密切联系，军队帮助政府，保卫政府，严格遵守政府的法令。军队和民众团体也保持了正确关系，真正成为民众的军队。政府确定全盘施政方针，一切经过政府，但政府也不干涉军队及民众团体的工作布置与内部生活。民众团体完全有其自己的独立性，对军队及政府有批评、建议和弹劾之权，但也不干涉军队和政府。人民积极帮助政府和军队。军、政、民三方面密切配合工作，各级政府都按时举行政军民联席会议，如边政会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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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会议、区政会议等，协商决定一切大小问题。而民众自动热烈帮助与配合军队和政府，尤其表现出伟大的力量。如果没有民众的帮助，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我们将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

就因为我们高举着鲜明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旗帜，紧握着统一战线的武器，在全国最高统帅蒋委员长领导和战区司令长官及朱、彭总、副司令的统一领导之下，各级干部发挥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获得军、政、民的高度亲密合作与民众的热烈帮助，正确地运用了游击战术，发挥我们自己的一切长处，抓住敌人弱点，我们才得到了许多战斗胜利。

当然，要取得战斗胜利，特别是在敌人远后方被包围区域中的部队，要取得战斗胜利，必须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尽量发现和制造敌人的弱点，攻击它的弱点，以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一年以来，我们在战斗中的经验告诉我们：敌人的弱点是能够找到的，尤其是当敌人深入到山地区域，它的弱点也就更加暴露，更有利于运用游击战术去打击它。

敌人的弱点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敌军作战不能离开它的交通线，一旦离开了交通线，运输联络就感到万分困难，尤其是在我方民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之下，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给，必须随军携带。而深入山地区域，交通不便，携带大量的食用物品，辎重过多，势必影响军队的行动，增加了部队的滞笨性。我们的游击队就最便于袭击它，截击它。譬如敌人此次进攻五台的部队，就曾经用了将近一千匹牲口，携带大量辎重，每日行军至多不过十余里，经我军截击于柏兰镇附近，遭受重大损失，清水大佐亦因而阵亡。该部敌军，虽有优越的装备，亦终不得不停止前进，直待忻口、代县两路分进部队到达后，才敢继续前进，抬着清水的棺材进了五台城。收复阜平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当时敌军因给养困难，由党城方面以大车骡马载运粮食及军用品，被我骑兵及步兵在定县、曲阳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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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城、王快间予以截击，各歼敌三百余，缴获大车二百余辆；阜平敌军立即感受极大威胁，这些都证明敌人一离开了主要交通线，即陷入困境，而遭受失败。

第二、由于敌人必须依赖其交通线而生存，因而就造成了第二个弱点。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敌人占据某一据点之后，如果它的后方交通被破坏，被切断，据点中的敌人，立即陷于孤立危殆的状态，无法存在，结果非败退即被消灭。最近我军收复阜平的战斗，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敌军极力修筑了从阜平至曲阳的一条道路以为其运输交通线。经过我游击队不断袭击其运输队，最后击溃敌最大之辎重队于党城、王快道上，终使阜平之敌陷于困境，在我主力继续猛攻之下，遂不得不败退而谋固守王快镇。但此时敌集结于王快镇的兵力，仍然不少，而其后路交通仍未遭受猛烈地破坏，照一般的情形说，敌人还有固守王快而进一步再向阜平反攻的可能。然而，由于我们发动了地方民众的武装配合游击队，彻底破坏了党城。王快间之石高崖和曲阳、党城间之青阳贯这两段道路，使敌人的联络运输完全不可能了。固守王快之敌，遂失其存在之依靠，因此就不得不放弃王快，往东逃窜。只就这一件事就足够证明，在后路交通断绝的条件下，据点中的敌人即无法立足。

第三、敌人弱于夜间战斗。因此，它最怕的也就是我军的夜袭。但是敌人最害怕的东西。我们偏要最喜欢它、运用它。事实上，夜袭确是最易得手的。用不着充分的火力准备，只要我们有最顽强的战斗力，不管敌人有多么严密的戒备，我们总是会得到胜利的。因为敌人畏惧夜间出动，所以当我军袭击其据点时，敌人只有固守顽抗，以待天明增援。如果我们能够坚决执行夜间战斗的任务，在天明以前，坚持予敌以猛烈之袭击，则在敌人未增援而亦不能增援的情形下，即不难胜利地结束战斗。此次反围攻中，我军在高门屯的战斗情形即是如此。敌人在高门屯设有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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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周围装置了几层铁丝网，并筑有工事。但我负担夜袭的部队，坚决勇猛地攻击，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铁丝网与工事，消灭了固守顽抗的敌人，焚毁了敌人的粮站，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敌人的增援部队，直到我军胜利凯旋之后，还没有渡过它那畏惧出动的时辰。

第四、敌军在山地区域里，不但机械化武器大半失掉作用，而且部队的转移运用也感到极大的困难。大的队伍在山沟里无法展开，较少的小队伍离开据点单独行动，更不敢轻易深入。过去一年的经验是如此，最近在敌人新围攻中我们所得到的经验仍然是如此。如最近的河口战斗，敌企图以四五百人，深入高洪口袭击我军，结果被我伏击于河口，全数歼灭，给予了敌人深入进攻的企图以一个致命打击。现在事实完全证明了敌人要想深入山地寻袭我军，是不易的。而我们却可以经常举行山地袭击与伏击，有计划地根据地形、敌情，适当部署，不难消灭敌之一部或全部，这是敌人最感头痛的。

第五、敌人有一种可笑的机械的惯性，由于其要保持所谓皇军的威严，怕失面子，因此在每次遭受我军严重打击之后，第二天必定要派兵进攻，并大肆烧杀，以为报复，这几乎没有例外，无形中成了一种有规律性的行动。但是，这恰恰又便于我军准备布置。继续予以打击。只要预先适当配置相当兵力于一定地点，伏击敌人，总不至于落空的。因此敌人往往遭受一次严重打击之后，必将继续遭受一次打击而后甘心。

这些都是就山地作战的经验说的。至于在平原区域，一般人总认为敌人有很多优越的作战条件，而且事实上，敌人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也的确能够发挥它的威力。然而，这是否能做出结论说：“平原的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呢？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国内已经有不少文字指出过了，同时也有许多事实证明过了。我们在冀中区一年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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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吕正操同志曾有专文论述）。这一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就是在平原区域，由于我们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掩护，侦察敌情，对敌封锁我方消息，我们的部队仍然能够秘密地运动，随时打击敌人，获得不断的胜利。虽然敌人武器比我们强，机械化部队在平原容易发挥威力，而我们没有机械化部队与之对抗，但我们可以利用的道路总比敌机械化部队为多，且村落多甚为荫蔽。最近敌人进攻冀中区时我们所得到的新经验，又证明了我们的短处也是可以克服的；敌人这个长处，还是没有保证可以充分发挥出来的。

最近我们在冀中区把所有的交通大道以及田野，普遍挖掘近丈深的壕沟。大道当中的壕沟可以通大车，路两旁沟沿上，可以通自行车和牲口，田野上的沟壕里，一样也可以通大车。这样就使得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坦克、装甲车等活动，大受阻碍，到处碰壁。这种普遍的壕沟，并不象寻常道路破坏后那样容易修复。过去敌人对于我们破坏了的道路，能够在很短时间内修复，现在对于这种普遍的大壕沟，一时无法修复了。可是我们军队在普遍互相联贯的大壕沟中，运动却更加便利，更能够隐蔽前进，接近敌人，袭击敌人。当然，这样普遍的大规模地挖壕沟，构筑工事，不是军队能够单独完成的，而是要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完成的。各个村庄同时动员，既普遍又迅速。群众在正确说服解释的政治动员之下，都非常踊跃地参加工作。就是他们自己的田地掘成壕沟，为了便于作战，他们也都非常高兴，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项普遍而巨大的工程。同时我们发动了广大群众，把所有的城墙都拆平，几乎不留痕迹了。每当阴晦的天气，或微雨的时候，展望一片平原，完全辨认不出何处是旧日城镇。这对于敌人是一种害处，但对于我们却是有利无害。因为拆了城墙，敌人即便占领，也无所据守，我们的游击队易于反攻、袭占。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我国旧式的城墙，对于敌人固守据点在战术上是有很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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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敌人往往凭着他的重武器，固守一二城镇；我军缺乏重武器，攻城不易。可是转换位置，我守城而敌攻城，此时，我无重武器而敌有之，结果敌能攻，而我不能守。拆了城墙，则有利于我，无益于敌。这不仅在平原中如此，在山地中亦是如此。敌人也看到这一点，所以近来敌人在军区周围备据点，正积极构筑堡垒，企图固守，并封锁我们。不过这也将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因为我们有广大群众的帮助，敌人只靠几个孤立的堡垒据点，还是不济事。我挺进冀东的游击队，就曾经于一夜之间，攻破敌人九个堡垒。

实际上，目前敌人只欺我游击队无重武器，这也的确是我们很大的弱点，所以我们就不能依靠什么险要的地势。因为没有重武器的部队，事实上无险可守，守亦无益。不过今后抗战逐渐走进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些处在敌人远后方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我们相信将会得到正规军帮助，得到重武器补充，以克服我们的弱点。那时敌我作战形势，必然有重大转变。目前我们只有尽量避免我们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依靠着我们已经取得的各种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去克服一切困难，正确地运用游击战术，利用我们已得的经验，积极抓住敌人弱点，攻击它的弱点，以求不断的胜利。

过去一年间，我们在艰苦斗争中，就是凭借主观努力，才能得到各方面胜利的收获，才能够在极端困难与不利的环境中立足，而且不断发展。

一般说来，我们这一地区的环境，较之华中、华南及其他地区都存在着更多的困难。

首先，在交通地理方面，我们军区处于几条铁路干线的中间，四面都被敌人交通线封锁着，这就造成了几种困难：第一、敌人调动和增援迅速便利，时间不容易估计，随时可以向我们进攻；第二、我军的活动受周围铁路线限制很大，无论向东、向西、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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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北，到处都遇见敌人的铁路和沿线据点。敌人构筑了各种工事，守卫着铁路及其据点。虽然我们始终毫不间断地破坏它的铁路、袭击它的据点，但因技术条件限制，这种破坏与袭击，毕竟是有限度的。这一特殊情况，是我们军区所独有的，它对于我们游击战争的开展，曾经给予了不可忽视的困难。然而，这种情形在华中、华南及其他地域很少存在。

其次，正因为我们这个军区是处于敌人的远后方而又在敌人四面包围封锁之下，和国家的总后方隔绝了，陷入无后方联络状态。从而，在财政经济，医药物品以及干部等各方面，主要都得单纯依靠“自给自足”的政策，增加了许多实际的因难问题。如果是在华中、华南或其他区域，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必然会相对的减少至最小限度。

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和主力军距离太远了，难于取得主力军的扶助而迅速充实我们部队的装备，提高和改进我们作战的技术条件。不如华中、华南各地区游击队容易和广大装备完善的正规军取得密切联系，容易得到主力的帮助，而充实其技术装备。虽然我们相信，在很近的将来，在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和主力的距离将逐渐缩短，能够得到主力的帮助而逐渐解决我们这一困难。自然这一困难的经历，在华中、华南各游击区显然是可以避免的。

至于就政治、经济的自然与历史条件上说，我们这一地区和华中、华南等地区也有显著的差异。

从政治上说：这个地区。过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旧的落后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特别显得落后。人民政治生活的落后，没有斗争经验，文化闭塞，造成了政治上相当的守旧与落后。一般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保守观念。这对于我们发动广大人民参加抗战的工作上，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与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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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说：旧的封建、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很顽强的存在着。加以帝国主义对于这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社会，掠夺榨取，更使得这个地区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长期沉陷在半殖民地式可怜的畸形贫穷状态中。这种经济上的落后性，也就是造成政治上落后的根源。边区以内最大部分的地方，是山岳地带，真可以说得上是“地瘠民贫”。山沟小道中虽然给游击队活动以某些便利，然而交通不便，物资不丰，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下，物质条件之困苦，物力、财力动员的艰难，也给游击战争的开展以很大的限制。

这些政治、经济的，自然与历史的特殊条件，在华中、华南等地没有这样严重，甚至于已经不存在了。在那些地方，政治经济都比较进步。近代我国经济的发达，主要是在华中、华南各省，而近十年来政治的中心，更是在华中、华南各省。那里的民众，有着丰富斗争经验。譬如华中以武汉为中心，曾是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政治斗争的洪炉；华南以广州为中心，更是近百年来我国革命的策源地。尤其是近代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以华中、华南各省为普遍。人民政治文化生活都有了比较高度的发展，物质条件更远胜于边区数十倍。这些都构成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足以支持长期残酷的民族自卫战争。

如果说我们在这样恶劣的客观条件下，都还能由主观不断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与障碍，改变了客观的条件，支持了在敌后一年余的游击战争，获得了许多胜利，那末在华中、华南各省那样有利的客观条件下，有了坚决的领导，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将是毫无问题的。

当然，要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必须忠诚的高举民族自卫旗帜，紧握住统一战线的武器，在最高统帅和各战区司令长官统一领导之下，建立在广大人民中的威信，发扬各级干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深入发动民众，并保证军、政、民亲密合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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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众的热烈帮助，这是主观努力的基本条件。

我们一年来，就曾经依靠着这些主观努力的基本条件，在敌人远后方被包围封锁着的客观条件恶劣的区域中，建立了三省七十二县，十万平方公里，一千二百余万人口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这是最好的证明。

目前，在放弃广州、武汉之后，全国抗战向敌我相持的第二阶段转移，华中、华南许多沦陷区域的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和华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一样，已成为当前坚持长期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我们一年多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了：在敌后沦陷区域建立游击战争根据地，并使之在不断斗争中扩大巩固，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使敌人遭遇更残酷而又长期的全面抗战，准备我全国主力在第三阶段的大反攻而获得最后胜利，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一可能更要逐渐成为普遍的现实了。

我们完全不用悲观。在华南、华中，以及全国其他区域，客观条件较我们晋察冀为优越，只要主观努力，取得各种有利的基本条件，将更能顺利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开辟更广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不怕敌人的任何围攻，胜利地打败敌人。就是客观条件较我们晋察冀更为恶劣的，也能够经过主观努力，获得各种有利的基本条件，战胜困难，克服并改变一切客观的不利条件，而完成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任务。虽然它的处境会更艰苦，但是在全国各地游击战争普遍开展之下，这一艰苦的程度，还会逐渐减轻，而最后则将会给我们以伟大的胜利。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尽管有更多而又更大于过去十倍、百倍的艰难与困苦，但是渡过了这些空前的艰难与困苦，就是空前的胜利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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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主力部队，指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部队。

[2]白求恩，即诺尔曼 白求恩（一八九0——一九三九），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来到晋察冀边区，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3]同注[1]。

[4]中央，指国民党中央。

[5]宋劭文、仇友文、李杰庸、王斐然、白静斋，即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备处”主要成员。

[6]同注[1]

[7]杨支队，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该团后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兼第一支队。

[8]骑兵支队，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骑兵营。

[9]忻州，即今山西省忻县。

[10]李运昌、洪麟阁，当时为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

[11]冀、察、热、辽游击军区，即冀东军区。

[l2]“皇协军”，即伪军。

[13]同蒲路的三条干路，指由定县经阜平、五台至定襄的公路；由易县经涞源、繁峙至崞县的公路；由北平经蔚县、广灵至应县的公路。

[14]见本书《关于晋察冀之敌情及我军行动部署的报告》的题注。

[l5]清水，即清水大佐，侵华日军第四混成旅团联队长。

[16]报纸，主要指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报刊：有《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为北方分局的机关报，一九四0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晋察冀通讯》、《子弟兵报》（晋察冀军区报）、《边区文化》、《新长城》、《抗敌周报》、《群众杂志》、《救国报》、《抗敌三日刊》、《抗敌画报》、《边区诗歌》、《诗建设》等十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