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帅力主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周均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非常重视每个人的出身成分。如果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当然是根正苗红，政治上值得信任；如果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那在工作使用上就要考虑考虑了。《科学工作十四条》，规定了一系列科技工作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但没有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1962年的广州全国科学工作会议，这个问题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聂帅看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希望借助中央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961年7月经中央批准，《科学工作十四条》公布实施后，科研战线形势很好，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普遍高涨。聂帅非常高兴。10月，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工作的几项规定》报告，要求各行各业制订为期7年的长远经济建设规划。11月29日，聂帅向中央写了拟召开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编制下一个长远科学规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各科学研究机构在贯彻执行科学工作十四条当中，出现了可喜的气象：无论是年长的或者是年青的科学技术人员，积极性都提高了，钻研业务之风大盛，科学工作中严肃、严格、严密的作风开始建立起来，学术活动开始繁荣活跃。目前正在边试行，边总结经验，边采取措施，使政策的贯彻执行更加深入。最近中央布置各部门编制7年规划……向科学技术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多次讨论研究了当前情况，认为在贯彻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就科学技术研究的长远安排，科技队伍的组织培养，以及迅速掌握国外科技新成就3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以迅速提高我国科技水平。”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1962年2月16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到会科技专家310人，各有关部门领导140多人。这次会议原本主要是要研究长远科学规划的。   

在16日的开幕会上，聂帅讲话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编制1963到1972年的10年长远科学规划。会议开法方面，大家要先畅开思想，有什么见解，有什么批评，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一定做到“一不戴帽子，二不拿棍子，三不抓辫子”；然后再讨论科学规划的具体问题，搞科学规划，要依靠科技专家，科学家要负起责任来。有聂帅的这个讲话，加上前不久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民主气氛活跃，在各小组会上，科学家们发言热烈踊跃。

经过近10天讨论，科技专家们反映了大量问题，综合起来，大体有3个方面：1、对国内形势怎么看？有不少疑问。他们说：这几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教学改革”、科学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等，究竟得失如何？有些什么经验教训？2、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虽然有了《科学工作十四条》，但有些科学家反映，在实际工作中，仍有对他们的意见和职权尊重不够的现象。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普遍存有顾虑。声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马大猷反映说：“一提知识分子，就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听说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连我们的子女也受种种影响。”有位入党多年的科学家说：“过去我没有想到我会是资产阶级分子，长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员怎么还是资产阶级呢？不能仅仅因为是知识分子就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有的科学家还担心“三不政策”能不能贯彻始终，不要运动一来又变了。3、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精兵简政”政策，科技专家们也有许多顾虑，主要是针对科研战线当时人才奇缺、物资器材供应紧张的状况，怕有关部门领导，不分好坏，搞一刀切，结果不能做到“留强去弱”，重点科研单位和重要科研课题会被削弱。

据当年参加会议领导工作的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韩光回忆说：“马大猷敢讲话，他说：别的倒没什么，在聂帅领导下，我们心情很舒畅，无论是国家科委也好，中国科学院也好，领导上对我们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要求，总觉得心情不太舒畅，头上还戴着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这么一说，我请示聂帅，这期会议简报（有马大猷的发言）发不发？聂帅让发。这个简报就发了。发之后，大家都活跃起来。科学家们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怎么行呢！我们已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么多年了，还这么说。  那怎么办呢？聂帅说，这个事情我得找总理了。”（见《聂荣臻元帅纪念集》211页）

针对以上情况，聂帅与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科学小组成员韩光、张劲夫、于光远，以及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同志等商量，决定将会期延长10天，让大家把话说个够，同时请中央领导就科学家们关心的问题讲讲话。聂帅说，对科学家们反映的3方面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应该予以解决。我想请周总理到会着重讲一讲，以解决科学家们的思想顾虑。聂帅还说，过去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副秘书长许明同志（女）就提出：许多知识分子经过长时间学习改造，阶级立场有了很大的转变，有的还入了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自己还培养了许多大学毕业生，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提知识分子，就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叫人不好理解嘛。聂帅表示他是同意许明意见的。看来，这个问题只有请总理来说，才能够得到解决。大家都同意聂帅的意见。陶铸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广东，我就对知识分子们说，你们已经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我这是“地方粮票”（注：当时实行粮食定量分配制，用粮票才能买粮食，分全国通用的粮票和只能在某地使用的地方粮票），对全国不管用。陶铸的话很诙谐，说得大家哈哈大笑。陶铸对科学工作会议很支持，尽管当时物质生活方面仍然很困难，但他尽量想办法筹集一些副食品、罐头等支持会议的进行。

2月25日，聂帅给在北京的周总理打电话，请周总理抽空到广州给科学家们讲讲话。聂帅对打这个电话很重视，专门写了个打电话的提纲：请周总理第一讲讲形势，着重是国内经济形势；第二讲讲党和科学家的关系，着重讲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第三讲讲科技界如何精兵简政，着重讲讲不要精简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问题。

周总理接到聂帅电话后也很重视，当天专门给毛主席写信说：他明天将与陈毅飞往广州，“谈军队转业10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意见。”（见《周恩来年谱》中卷461页）26日上午，周总理同陈毅元帅飞抵广州。下午，聂帅就去见了周总理和陈老总，向他们汇报了科学工作会议的情况，同时他向陈老总提出，周总理讲话后，也请他到会讲讲国际形势。

3月1日，周总理召集当时在广州的科学界、文艺界的负责人聂荣臻、韩光、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范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陶铸、林默函（林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正在广州主持全国戏剧创作会议）开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讲话：一方面表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笼统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方面他又很郑重，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究竟怎么讲好？征求与会同志的意见。

韩光回忆说：“周总理来了以后，开科学小组会。会上，总理拿出了三四本毛主席著作，翻开来看，看后说，这话（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确实是毛主席讲过的（笔者注：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说：“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舒服些，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舒服，我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学习资料》中卷49页）同年5月，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又说：“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这就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总体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427页、《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473页）有鉴于以上的提法，周总理说：我也不好讲了，只能在正面引导了。他又问我们的意见，问到于光远，于光远同志说，干脆点，应该把帽子摘掉。……问到我，我说，从战略上考虑，应当把帽子摘掉。问后，总理仍然讲，但毛主席1957年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只能从正面引导。（见《聂荣臻元帅纪念集》212页）

3月2日，周总理来到广州市政府礼堂，向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的几百名知识分子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大意说：虽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不论是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是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革命的队伍当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这个引号里的文字，周总理年谱里未加引号）周总理还说：“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说，他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462页）周总理的报告，受到知识分子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3月5日，陈毅元帅到会讲话。据许多出席会议的同志回忆：陈老总在会上讲话共讲了两个多小时，当他讲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时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3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到这里，陈老总站起来，向全场知识分子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见《陈毅传》531页）陈老总历来讲话豪爽，感染力强，给知识分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到热烈欢迎。周总理和陈老总的讲话，被大家概括为是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会后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

聂帅在回忆录里说“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大地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我目睹这一情景，心情也很激动。我们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空前地改善了。”（见《聂荣臻元帅回忆录》663页）

3月12日，全国科学工作会议闭幕，聂帅在闭幕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会议明确了对现在我国科技界知识分子的估计和看法这个根本问题。大家反映：疙瘩解除了，脱了帽子，加重了责任，是脑力劳动者，是“自己人”了，主人翁感大大提高，今后要好好学习，继续提高。大家还反映，“出了气，通了气”，通了气，就来了积极性，今后要做出更多成果来。这些话，反映了聂帅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所取得成果的喜悦心情。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都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看待，并不是一个阶级。但在中国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在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里，根据个别人的意志，给全体知识分子贴上了资产阶级的特定标签。据于光远同志回忆说：“当时我们中宣部领导比较左。广州会议中宣部是不支持的，对周总理的讲话，陆定一同志（时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不赞成不支持的。但陆定一有个好处，他勇于承认错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写文章，说自己开始在广州会议问题上是顶周总理的，后来觉悟到周总理是对的，他是错的。他认错的态度很诚恳，不拖泥带水。（见《聂荣臻元帅纪念集》299页。）正是由于陆定一及中宣部当时的态度，所以日后聂帅签发的关于广州科学工作会议报告，中央没有批发，也就是说，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问题，中央没有表态。

实际上，陆定一的顾虑是有根据的。当年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的讲话中说：“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态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见《学习资料》下卷36-37页）毛主席的这些话，明显是对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来的。

“文革”动乱结束以后，人们对历史的惨痛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聂帅于1982年先后对《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发表谈话。他说：“重视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是愚昧落后的表现。”“什么时候，我们重视了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什么时候歧视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我们的事业就受挫折。”他大声疾呼：我们“整个社会要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新道德、新风尚”。这应该是聂帅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重要历史意义的最好总结。

（本文写成于2013年8月，共5200多字，寄《帅乡潮》后没有回音，2014牟6月刊登于《星弹主帅聂荣臻》一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