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帅领导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前前后后

周均伦

1960冬、1961年春，毛主席从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终于看到了左倾思潮泛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等等极其严重的问题，因而号召各行各业各级领导，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大家要敢于讲真话、报实情，反对虚假浮夸，并且要求工业、农业、科学等各条战线，制订出一些条条来，以便有关方面切实遵循。毛主席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1960年冬，出台了“农村工作十二条”，1961年3月又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聂荣臻同志（以下简称聂帅）遵照毛主席的要求，领导科技界于1961年7月，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的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以下简称“十四条”）。

早在1960年冬，看到“农村工作十二条”时，聂帅就有制订若干科研工作条条的想法。在此之前，1960年4月，他向中央写报告建议，公开报道我国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运动成就时，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以免助长浮夸风。5月，他又向中央建议，我国的超声波、管道化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技术上很不成熟，不要主动对外宣传，以免被动和助长浮夸。两个报告，都获得中央肯定并批示各地遵循。同年10月，他向中央写了《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安安静静、干干净净文明搞科研、搞生产的口号，同样获得中央批准。1960年12月13日，聂帅在报经周总理同意后，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坚持8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的通知》。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随即组成了北京和上海两个“时间问题”调查组，分赴两地科研单位调研。1961年1月3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要中央科学小组成员、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同志通知中科院，调查工作要扩大范围，除时间问题，关于科研队伍问题、红与专问题等等，广泛听取意见，争取搞出一些政策条条来。

1961年1月13日，聂帅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聆听了毛主席关于要大兴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的重要指示。当天下午，聂帅（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即召集中央科学小组会议，与科学口的领导人韩光（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张劲夫（中科院党组书记、中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等同志，共同研究了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争取制订出适合科技工作的若干条条来。这些是制定“十四条”的最早由来。会后，聂帅去了广州、福州、上海等地调研。

聂帅在关于“十四条”向中央的汇报提纲里说，摸情况的工作，最早是从五院（即现在航天科技、科工集团的前身）开始的。我当时在国防科委给秘书长安东同志当秘书。安东和当时的聂帅办公室主任兼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范济生同志，对五院的情况很熟悉，经常向聂帅汇报，五院的科技人员对科研时间不足，政治学习流于形式，常被安排去迎送外宾，参加各种体力劳动等与科技工作无关的活动，意见很大。聂帅又经常听取五院领导的工作汇报，常到五院去视察工作，所以他对五院的情况了然于胸，早就有了要制订科研工作条条的想法。

中科院上海调查组，在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科委主任刘述周同志、市科委秘书长舒文同志领导下，组织上海科技界的1000多位党内外专家座谈。为使与会者不要有顾虑，他们把座谈会称作“神仙会”，宣布对提意见的人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所以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大家心情舒畅。聂帅看了不断送到的会议简报，很受鼓舞。2月15日，他在广州打电话给秘书甘子玉同志，要他转达：1、中科院上海的“神仙会”很重要，值得注意，不要事无巨细，都由党员包办，要发挥党外负责人的作用，要贯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所长）负责制，党委讨论和决定科技工作问题，要征求科技人员的意见，并通过他们去执行。2、请中科院认真研究“神仙会”反映的意见，提出改进的办法。据此，在张劲夫、杜润生（中科院秘书长）同志领导下，于2日20日拟出了“对当前工作的若干条意见”，共15条，这是“十四条”的第一稿，也称“二月稿”。

3月中旬，聂帅历经广东、福建省各地，与省科委的领导进行了座谈，于3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上海先休息检查身体，4月3日他听取刘述周、舒文等同志汇报上海“神仙会”情况。4月8日，聂办记事本上记载：“首长（即聂帅）最近脑力劳动较多，因科学工作条例问题，经常考虑，健康要注意”。4月10日聂帅到了杭州。

聂帅到上海时，我正好跟安东同志在上海，当晚，我们曾到上海火车站接聂帅一行，我第一次见到张瑞华大姐、聂力同志和刘长明同志。3月25日我们去了杭州，住在空军疗养院。两天后，安秘书长告诉我，他要在杭州休息几天，还要参加聂帅主持的会议，研究科学工作条例问题，要我先回北京。

4月上旬，中科院会同国家科委、北京、上海科技界的同志，共同拟订了“十四条”初稿，称为“四月稿”。4月13日，甘子玉同志到杭州，向聂帅详细汇报了“四月稿”的内容。4月15日，韩光、刘西尧（国家科委副主任）同志到达杭州，又向聂帅汇报了“四月稿”中一些难以把握的问题。聂帅见“四月稿”已基本成熟，当即通知张劲夫、杜润生、刘述周、舒文等同志于4月19日赶到杭州。4月20至22日，上述成员加安东同志，在西子湖畔的杭州饭店，接连开了3天会议，字斟句酌，逐条研究了“十四条”的内容，意见趋于一致。4月25日，聂帅单独与张劲夫、甘子玉同志从头到尾，对“十四条”的内容又理了一遍。4月27日，由聂帅主持，全体成员到西湖西侧的花港招待所开会，一致通过了“十四条”初稿，确定由中科院在北京、上海、东北等地，组织有关科研单位试行，广泛听取意见，力争内容更加充实善。      

在杭州研究“十四条”时，聂帅主要关心的是3个问题：1、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他认为，要力争避免研究机构光讲政治，不重视出成果出人才这个根本任务，使研究机构的工作流于形式主义。2、红与专的关系，红的标准究竟应该怎么界定？为此，他要甘子玉同志专门查阅毛主席关于左中右3类人的论述。他认为，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处于中间派状态知识分子的红与专的问题，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3、党应该怎样正确领导科研工作？他认为，当时科技战线的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不是科技专家，所以党的领导主要应该体现在决定科学工作中的大政方针，具体的科技工作怎么做？应该倾听科技人员的意见，由他们作决定；党的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以避免党员个人瞎指挥。聂帅的这些思想，都较好地体现在“十四条”中。   

开完会，聂帅随即离开杭州，途经苏州、无锡、南京，视察了几个科研单位后，于5月16日回到北京。回京后，得知各试点单位的广大科技人员对“十四条”普遍反映很好，聂帅很高兴。他对“十四条”的文字，又仔细推敲一遍，还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张际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副秘书长龚子荣等同志，从理论原则到文字上进行把关。6月19日，他又会同韩光、张劲夫、杜润生同志一起，最后敲定了“十四条”初稿，于6月20日正式上报中央审批。

聂帅上报中央报告的标题是《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共8000多字，从“十四条”中抽出7个重点条文，加以说明：1、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3、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4、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5、关于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6、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问题。7、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

“十四条”（草案）是以聂帅报告附件的形式上报的，由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联名起草的报告全名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这个“十四条”（草案）内容的标题是：1、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2、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3、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4、计划的制订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6、坚持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9、勤俭办科学。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大兴调查研究。14、健全领导制度。每一条里又分若干条说明，共约1万字。

“十四条”上报中央前夕，我6月14日刚调到聂帅办公室任秘书，见证了聂帅为“十四条”忙碌操劳的过程。

那几天，聂帅常与甘子玉同志研究“十四条”的上报文字。甘秘书参与了“十四条”起草和研究的全过程。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生，文字功底好，1956年曾经参与12年科学规划的研究起草工作，1958年由国家科委调聂办当秘书，对科学口的情况很熟悉，科学知识丰富，一直协助聂帅分管民用口的秘书工作。“十四条”上报后，他又协助聂帅准备向中央汇报时的口头说明提纲。这个提纲约4000字，后来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两个文件的说明提纲》为标题，也收录进聂帅的科技文选。一般人只知道有聂帅的报告和“十四条”两个报告，以及中央对聂帅报告的批语，不知道还有一个说明提纲。所以当年参与“十四条”起草工作的龚子荣同志在回忆聂帅的座谈会上惊喜地说：“过去只知道‘十四条’是个“三合一”的文件（即聂帅的报告、‘十四条’原文、中央的批语）现在“十四条”应该是“四合一”的文件，而且说明提纲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说得更尖锐更深刻。”（见《聂荣臻元帅百年诞辰纪实》304页）

7月5日，我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明天下午开会，研究“十四条”问题，请聂帅参加并作说明。

7月6日上午，聂帅一直与甘秘书研究说明提纲。下午在政治局会议上，聂帅就3个问题作了说明：

1、关于知识分子政策，他说：我们对研究所、对科学家的要求是什么？过去很不明确，这次提出，根本要求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对科研人员红的标准是什么？过去也不明确，这次明确提出，红的初步标准：“一拥护党的领导，二拥护社会主义。毛主席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是这两条”。现在普遍的偏向是宁左勿右，对知识分子要求过高过急。他举了大量例子说明科技人员受到的不公遭遇：微生物所所长戴芳澜，是位党员科学家，表现好，也受到批判，在所内像个“小媳妇”，不敢说话；31岁的洪水皆，1955年大学毕业，业务上拔尖，仅仅因为心脏病不愿下去劳动，对开会学习时间太长不满，被认为是政治危险分子；32岁的张里千，与波兰科学院士合作写数学研究论文，苏联也译载他的文章，就因为一些小事，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工作调来调去，不让搞业务；科学家周家炽，去过延安，后因病回昆明，一直拥护党，就因为坚持要系统研究病毒，反对党员副所长浮夸，被扣上反党帽子。现在研究机构中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同志，用带兵带农民的办法搞学习开会，研究室里都是大学、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却非要一个人念报，大家听，流于形式。还用大量时间参加下乡劳动、迎送外宾等活动，浪费了大量科研时间。还有培养使用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反对科技人员成名成科学家。他举例说，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有篇《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社论，片面提出，“力争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这句话，是“一个具有浓烈麻醉作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口号。”这就偏了，其实我们现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在执行这项政策时，有的把学术问题，引申为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弄得科学家们不敢讲话，乱贴标签之风盛行，例如：把摩尔根（胎丕学家、基因科学创始人）学派，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在许多大学里，批判牛顿（著名经典力学、光学、天文学创始人）力学；还有人要打倒欧几里德（古希腊数学家、几何学创始人），把数学体系打乱；去年3月，农业科学研究院在长沙开会，公开批评“疏花疏果”（把果树的花或果子适当稀疏，使果树丰产）是资产阶级思想，适当“疏花疏果”本是科学之举，农村农业农村部居然把“保花保果”作为政策来推行，使下面无所适从；生物学家朱洗（1899-1962），写了65万字的《生物的进化》一书，论述古今中外生物进化的事例，材料丰富，很有价值，只有少量地方宣传生物互助互爱，就曾经想拿来登报批判。这些都是没有在学术领域认真执行“双百”方针的结果。

3、党的领导方法要改进。他说：现在研究机构中的领导同志，大多热情高，很辛苦，但方法不对，做了许多蠢事。今后要规定：1、党组织对学术问题，要充分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由行政和学术组织作决定，要科技人员去执行，我们不要包办代替；2、科技工作要贯彻科技人员负责制，现在许多研究机构中，科学家、工程师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责任，都是书记或首长独断，这是不对的，以后技术问题要技术人员负起责任来；3、党员个人的学术见解，不代表党，党员要完全自由平等地参加学术讨论：4、研究室的党支部，不是一级领导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在聂帅汇报后，张劲夫同志作了补充汇报，政治局成员进行了热烈讨论。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富春同志。他说：文件我看很好，文件中提的问题和情况有普遍性。不仅科研中是这样，文教、高校中也都存在这些情况，工业上也是这样。我建议文件可发给工业系统参考。对人的政策，主要是个红与专的问题，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红（刘少奇同志插话：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工业方面，在技术政策上自由争论没有了，技术责任制也松弛了。工厂应该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些工厂实质上形成书记责任制了。我看这个文件应该发到工厂。

邓小平同志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很有必要，可以试行。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依我看，24小时都有工作做，怎么能说这样一来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了呢？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这个报告，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可以向党外作口头报告，索性把政策讲清楚。   

周总理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彭真同志说：要提倡科学家学马列主义哲学，这对自然科学研究有好处。轻率、频繁的政治排队的做法是不对的。我看干脆写明确，两三年内，各研究机构就不排这样的队。

刘少奇同志说：要坚决贯彻“十四条”，如果有些人上面的话不听，下面的话也不听，工作可以调换一下。究竟成绩是否伟大？有没有虚假？错误必须纠正，实事求是必须坚持。假成绩必须否定，而且自己否定，赶快检讨。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是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我们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纠偏。正确的当然不纠，有偏就纠，无偏不纠。

会上也有争论。康生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十四条”中提出，“不要提无产阶级科学体系”，“自然科学中大量争论不是世界观问题”，这些提法是不对的。科学院党委要搞清楚，一有理论思维就有哲学的问题，不要尽量说自然科学没有世界观问题。陆定一同志当即反驳说：自然科学不要涉及世界观，外科医生有唯心主义，但是会开刀，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有成绩。

最后，刘少奇同志要中科院代拟一个中央批语。这项任务落在了龚育之同志身上。现在引用的中央批语比较简单：“中央认为，‘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应该把报告中的主要精神，由领导人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向党外讲清楚。同时，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共114个字。实际的中央批语有3页，共1000多字，除前述100多字外，还有3部分：1、“十四条”作为草案，各单位在试行中可提出补充意见，使之进一步充实完善。2、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很重要，对他们要注意方法，和风细雨，讲民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学术工作中贯彻“三不”政策，过去处理错了的，要坚决纠正，使他们敢于讲真话。3、领导要努力学习科技知识，逐步由外行变内行，尽量避免瞎指挥。

中央批语和“十四条”，经毛主席批准后，以1961年中发（61）505号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受到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

7月17日上午，聂帅到人民大会堂向五院7000多科技人员作“十四条”传达报告。这个报告分5个部分：1、科研部门的根本任务、科技人员红与专的标准与要求；2、学术上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3、要贯彻技术民主与技术责任制4、领导要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5、希望大家加强团结、加强学习。这个讲话按记录稿整理约1.2万字，对“十四条”作了深入细致的说明，后来以《关于贯彻科学十四条》为标题，收入聂帅科技文选。

“十四条”对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政策来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性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国家科委、中科院名义上报的“十四条”原文，共约近万字。人们在要贯彻这个文献的精神时，显然不可能全文照搬，本文在作说明时，也大多只引用了原件标题。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和掌握“十四条”的精神实质呢？聂帅对此也是煞费苦心的。我1980年起帮助聂帅整理回忆录，见证了聂帅字斟句酌，对“十四条”作了约1200多字的概述，《聂荣臻回忆录》关于这部分的原文引述如下（见《聂荣臻回忆录》658至660页）：

1、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后来简单的提法叫“出成果，出人才”。这一条特别说明，当时我们正处在科研攻坚阶段，必须做好工作，把科研成果拿到手；必须提高研究工作质量，提高科研工作的水平。

2、保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要求在当时的基础上，经必要调整以后，做好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以保障研究工作能走向深入，摆脱“大跃进”后以上五个方面频繁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3、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一条主要是重申了学科与基础理论研究两者不能偏废。科研部门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键性科学技术过关，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项目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4、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这一条主要强调科研工作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灵活性，既力争先进，又留有余地，订计划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使科学家在大计划下有小自由。

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后来人们简称为“三敢三严”精神。这一条要求科研工作既要解放思想，勇于革新、攀高峰，又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以“三敢三严”精神搞科研。同时要贯彻“文明生产”精神，科研工作环境要保持秩序安静，讲究清洁卫生。

6、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这一条就是要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工作。规定把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党团和工会活动、行政会议压缩在每周只占一天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好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余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提出要着重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要订出科研业务和外文的学习提高计划，并通过论文、工作报告、业务鉴定、考试等定期考核，对成就突出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要重点支持和重点培养。

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这一条强调科研部门、生产单位、高等院校要紧密协作，正确处理保密与交流的关系，不要互相封锁，以促进国家整个科研工作的进步。

9、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的比重。

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条指出，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鼓励自由探讨和辩论，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批评、反批评和保留意见，指出“双百方针”是党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是科学工作的群众路线。

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这一条主要讲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只专不红不对，只红不专也不对，红与专必须统一。这一条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拟定的，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有所澄清。今天，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就不要提“团结、教育、改造”的口号了。

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科研工作中，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用座谈讨论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工作。并强调要做好生活服务工作，使之成为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13、大兴调查研究。这一条要求科研机构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使自己由外行逐步变成内行。

14、健全领导制度。这一条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责任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是指科学家）作出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

“十四条”，与1962年3月广州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两项重要政策，广受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被誉为是中国科学技术界的春天，对“两弹”攻关与其他科技工作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央强调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知识分子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主体，笔者认为，在这个主体中，认真贯彻“十四条”，仍然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在贯彻“科技兴国”的科技政策方面，“十四条”同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此文共7000多字，2012年12月写成，发表在2013年《帅乡潮》第43期上，2014年6月又《星弹主帅聂荣臻》一书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