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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帅领导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前前后后

发布时间:2019-11-19 16:56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周均伦

 

1960冬、1961年春,毛主席从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终于看到了左倾思潮泛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等等极其严重的问题,因而号召各行各业各级领导,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大家要敢于讲真话、报实情,反对虚假浮夸,并且要求工业、农业、科学等各条战线,制订出一些条条来,以便有关方面切实遵循。毛主席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1960年冬,出台了“农村工作十二条”,1961年3月又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聂荣臻同志(以下简称聂帅)遵照毛主席的要求,领导科技界于1961年7月,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的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以下简称“十四条”)。

早在1960年冬,看到“农村工作十二条”时,聂帅就有制订若干科研工作条条的想法。在此之前,1960年4月,他向中央写报告建议,公开报道我国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运动成就时,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以免助长浮夸风。5月,他又向中央建议,我国的超声波、管道化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技术上很不成熟,不要主动对外宣传,以免被动和助长浮夸。两个报告,都获得中央肯定并批示各地遵循。同年10月,他向中央写了《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安安静静、干干净净文明搞科研、搞生产的口号,同样获得中央批准。1960年12月13日,聂帅在报经周总理同意后,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坚持8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的通知》。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随即组成了北京和上海两个“时间问题”调查组,分赴两地科研单位调研。1961年1月3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要中央科学小组成员、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同志通知中科院,调查工作要扩大范围,除时间问题,关于科研队伍问题、红与专问题等等,广泛听取意见,争取搞出一些政策条条来。

1961年1月13日,聂帅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聆听了毛主席关于要大兴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的重要指示。当天下午,聂帅(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即召集中央科学小组会议,与科学口的领导人韩光(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张劲夫(中科院党组书记、中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等同志,共同研究了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争取制订出适合科技工作的若干条条来。这些是制定“十四条”的最早由来。会后,聂帅去了广州、福州、上海等地调研。

聂帅在关于“十四条”向中央的汇报提纲里说,摸情况的工作,最早是从五院(即现在航天科技、科工集团的前身)开始的。我当时在国防科委给秘书长安东同志当秘书。安东和当时的聂帅办公室主任兼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范济生同志,对五院的情况很熟悉,经常向聂帅汇报,五院的科技人员对科研时间不足,政治学习流于形式,常被安排去迎送外宾,参加各种体力劳动等与科技工作无关的活动,意见很大。聂帅又经常听取五院领导的工作汇报,常到五院去视察工作,所以他对五院的情况了然于胸,早就有了要制订科研工作条条的想法。

中科院上海调查组,在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科委主任刘述周同志、市科委秘书长舒文同志领导下,组织上海科技界的1000多位党内外专家座谈。为使与会者不要有顾虑,他们把座谈会称作“神仙会”,宣布对提意见的人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所以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大家心情舒畅。聂帅看了不断送到的会议简报,很受鼓舞。2月15日,他在广州打电话给秘书甘子玉同志,要他转达:1、中科院上海的“神仙会”很重要,值得注意,不要事无巨细,都由党员包办,要发挥党外负责人的作用,要贯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所长)负责制,党委讨论和决定科技工作问题,要征求科技人员的意见,并通过他们去执行。2、请中科院认真研究“神仙会”反映的意见,提出改进的办法。据此,在张劲夫、杜润生(中科院秘书长)同志领导下,于2日20日拟出了“对当前工作的若干条意见”,共15条,这是“十四条”的第一稿,也称“二月稿”。

3月中旬,聂帅历经广东、福建省各地,与省科委的领导进行了座谈,于3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上海先休息检查身体,4月3日他听取刘述周、舒文等同志汇报上海“神仙会”情况。4月8日,聂办记事本上记载:“首长(即聂帅)最近脑力劳动较多,因科学工作条例问题,经常考虑,健康要注意”。4月10日聂帅到了杭州。

聂帅到上海时,我正好跟安东同志在上海,当晚,我们曾到上海火车站接聂帅一行,我第一次见到张瑞华大姐、聂力同志和刘长明同志。3月25日我们去了杭州,住在空军疗养院。两天后,安秘书长告诉我,他要在杭州休息几天,还要参加聂帅主持的会议,研究科学工作条例问题,要我先回北京。

4月上旬,中科院会同国家科委、北京、上海科技界的同志,共同拟订了“十四条”初稿,称为“四月稿”。4月13日,甘子玉同志到杭州,向聂帅详细汇报了“四月稿”的内容。4月15日,韩光、刘西尧(国家科委副主任)同志到达杭州,又向聂帅汇报了“四月稿”中一些难以把握的问题。聂帅见“四月稿”已基本成熟,当即通知张劲夫、杜润生、刘述周、舒文等同志于4月19日赶到杭州。4月20至22日,上述成员加安东同志,在西子湖畔的杭州饭店,接连开了3天会议,字斟句酌,逐条研究了“十四条”的内容,意见趋于一致。4月25日,聂帅单独与张劲夫、甘子玉同志从头到尾,对“十四条”的内容又理了一遍。4月27日,由聂帅主持,全体成员到西湖西侧的花港招待所开会,一致通过了“十四条”初稿,确定由中科院在北京、上海、东北等地,组织有关科研单位试行,广泛听取意见,力争内容更加充实善。      

在杭州研究“十四条”时,聂帅主要关心的是3个问题:1、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他认为,要力争避免研究机构光讲政治,不重视出成果出人才这个根本任务,使研究机构的工作流于形式主义。2、红与专的关系,红的标准究竟应该怎么界定?为此,他要甘子玉同志专门查阅毛主席关于左中右3类人的论述。他认为,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处于中间派状态知识分子的红与专的问题,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3、党应该怎样正确领导科研工作?他认为,当时科技战线的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不是科技专家,所以党的领导主要应该体现在决定科学工作中的大政方针,具体的科技工作怎么做?应该倾听科技人员的意见,由他们作决定;党的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以避免党员个人瞎指挥。聂帅的这些思想,都较好地体现在“十四条”中。   

开完会,聂帅随即离开杭州,途经苏州、无锡、南京,视察了几个科研单位后,于5月16日回到北京。回京后,得知各试点单位的广大科技人员对“十四条”普遍反映很好,聂帅很高兴。他对“十四条”的文字,又仔细推敲一遍,还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张际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副秘书长龚子荣等同志,从理论原则到文字上进行把关。6月19日,他又会同韩光、张劲夫、杜润生同志一起,最后敲定了“十四条”初稿,于6月20日正式上报中央审批。

聂帅上报中央报告的标题是《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共8000多字,从“十四条”中抽出7个重点条文,加以说明:1、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3、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4、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5、关于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6、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问题。7、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

“十四条”(草案)是以聂帅报告附件的形式上报的,由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联名起草的报告全名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这个“十四条”(草案)内容的标题是:1、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2、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3、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4、计划的制订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6、坚持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9、勤俭办科学。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大兴调查研究。14、健全领导制度。每一条里又分若干条说明,共约1万字。

“十四条”上报中央前夕,我6月14日刚调到聂帅办公室任秘书,见证了聂帅为“十四条”忙碌操劳的过程。

那几天,聂帅常与甘子玉同志研究“十四条”的上报文字。甘秘书参与了“十四条”起草和研究的全过程。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生,文字功底好,1956年曾经参与12年科学规划的研究起草工作,1958年由国家科委调聂办当秘书,对科学口的情况很熟悉,科学知识丰富,一直协助聂帅分管民用口的秘书工作。“十四条”上报后,他又协助聂帅准备向中央汇报时的口头说明提纲。这个提纲约4000字,后来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两个文件的说明提纲》为标题,也收录进聂帅的科技文选。一般人只知道有聂帅的报告和“十四条”两个报告,以及中央对聂帅报告的批语,不知道还有一个说明提纲。所以当年参与“十四条”起草工作的龚子荣同志在回忆聂帅的座谈会上惊喜地说:“过去只知道‘十四条’是个“三合一”的文件(即聂帅的报告、‘十四条’原文、中央的批语)现在“十四条”应该是“四合一”的文件,而且说明提纲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说得更尖锐更深刻。”(见《聂荣臻元帅百年诞辰纪实》304页)

7月5日,我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明天下午开会,研究“十四条”问题,请聂帅参加并作说明。

7月6日上午,聂帅一直与甘秘书研究说明提纲。下午在政治局会议上,聂帅就3个问题作了说明:

1、关于知识分子政策,他说:我们对研究所、对科学家的要求是什么?过去很不明确,这次提出,根本要求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对科研人员红的标准是什么?过去也不明确,这次明确提出,红的初步标准:“一拥护党的领导,二拥护社会主义。毛主席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是这两条”。现在普遍的偏向是宁左勿右,对知识分子要求过高过急。他举了大量例子说明科技人员受到的不公遭遇:微生物所所长戴芳澜,是位党员科学家,表现好,也受到批判,在所内像个“小媳妇”,不敢说话;31岁的洪水皆,1955年大学毕业,业务上拔尖,仅仅因为心脏病不愿下去劳动,对开会学习时间太长不满,被认为是政治危险分子;32岁的张里千,与波兰科学院士合作写数学研究论文,苏联也译载他的文章,就因为一些小事,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工作调来调去,不让搞业务;科学家周家炽,去过延安,后因病回昆明,一直拥护党,就因为坚持要系统研究病毒,反对党员副所长浮夸,被扣上反党帽子。现在研究机构中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同志,用带兵带农民的办法搞学习开会,研究室里都是大学、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却非要一个人念报,大家听,流于形式。还用大量时间参加下乡劳动、迎送外宾等活动,浪费了大量科研时间。还有培养使用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反对科技人员成名成科学家。他举例说,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有篇《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社论,片面提出,“力争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这句话,是“一个具有浓烈麻醉作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口号。”这就偏了,其实我们现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在执行这项政策时,有的把学术问题,引申为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弄得科学家们不敢讲话,乱贴标签之风盛行,例如:把摩尔根(胎丕学家、基因科学创始人)学派,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在许多大学里,批判牛顿(著名经典力学、光学、天文学创始人)力学;还有人要打倒欧几里德(古希腊数学家、几何学创始人),把数学体系打乱;去年3月,农业科学研究院在长沙开会,公开批评“疏花疏果”(把果树的花或果子适当稀疏,使果树丰产)是资产阶级思想,适当“疏花疏果”本是科学之举,农村农业农村部居然把“保花保果”作为政策来推行,使下面无所适从;生物学家朱洗(1899-1962),写了65万字的《生物的进化》一书,论述古今中外生物进化的事例,材料丰富,很有价值,只有少量地方宣传生物互助互爱,就曾经想拿来登报批判。这些都是没有在学术领域认真执行“双百”方针的结果。

3、党的领导方法要改进。他说:现在研究机构中的领导同志,大多热情高,很辛苦,但方法不对,做了许多蠢事。今后要规定:1、党组织对学术问题,要充分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由行政和学术组织作决定,要科技人员去执行,我们不要包办代替;2、科技工作要贯彻科技人员负责制,现在许多研究机构中,科学家、工程师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责任,都是书记或首长独断,这是不对的,以后技术问题要技术人员负起责任来;3、党员个人的学术见解,不代表党,党员要完全自由平等地参加学术讨论:4、研究室的党支部,不是一级领导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在聂帅汇报后,张劲夫同志作了补充汇报,政治局成员进行了热烈讨论。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富春同志。他说:文件我看很好,文件中提的问题和情况有普遍性。不仅科研中是这样,文教、高校中也都存在这些情况,工业上也是这样。我建议文件可发给工业系统参考。对人的政策,主要是个红与专的问题,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红(刘少奇同志插话: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工业方面,在技术政策上自由争论没有了,技术责任制也松弛了。工厂应该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些工厂实质上形成书记责任制了。我看这个文件应该发到工厂。

邓小平同志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很有必要,可以试行。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依我看,24小时都有工作做,怎么能说这样一来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了呢?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这个报告,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可以向党外作口头报告,索性把政策讲清楚。   

周总理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彭真同志说:要提倡科学家学马列主义哲学,这对自然科学研究有好处。轻率、频繁的政治排队的做法是不对的。我看干脆写明确,两三年内,各研究机构就不排这样的队。

刘少奇同志说:要坚决贯彻“十四条”,如果有些人上面的话不听,下面的话也不听,工作可以调换一下。究竟成绩是否伟大?有没有虚假?错误必须纠正,实事求是必须坚持。假成绩必须否定,而且自己否定,赶快检讨。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是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我们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纠偏。正确的当然不纠,有偏就纠,无偏不纠。

会上也有争论。康生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十四条”中提出,“不要提无产阶级科学体系”,“自然科学中大量争论不是世界观问题”,这些提法是不对的。科学院党委要搞清楚,一有理论思维就有哲学的问题,不要尽量说自然科学没有世界观问题。陆定一同志当即反驳说:自然科学不要涉及世界观,外科医生有唯心主义,但是会开刀,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有成绩。

最后,刘少奇同志要中科院代拟一个中央批语。这项任务落在了龚育之同志身上。现在引用的中央批语比较简单:“中央认为,‘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应该把报告中的主要精神,由领导人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向党外讲清楚。同时,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共114个字。实际的中央批语有3页,共1000多字,除前述100多字外,还有3部分:1、“十四条”作为草案,各单位在试行中可提出补充意见,使之进一步充实完善。2、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很重要,对他们要注意方法,和风细雨,讲民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学术工作中贯彻“三不”政策,过去处理错了的,要坚决纠正,使他们敢于讲真话。3、领导要努力学习科技知识,逐步由外行变内行,尽量避免瞎指挥。

中央批语和“十四条”,经毛主席批准后,以1961年中发(61)505号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受到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

7月17日上午,聂帅到人民大会堂向五院7000多科技人员作“十四条”传达报告。这个报告分5个部分:1、科研部门的根本任务、科技人员红与专的标准与要求;2、学术上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3、要贯彻技术民主与技术责任制4、领导要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5、希望大家加强团结、加强学习。这个讲话按记录稿整理约1.2万字,对“十四条”作了深入细致的说明,后来以《关于贯彻科学十四条》为标题,收入聂帅科技文选。

“十四条”对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政策来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性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国家科委、中科院名义上报的“十四条”原文,共约近万字。人们在要贯彻这个文献的精神时,显然不可能全文照搬,本文在作说明时,也大多只引用了原件标题。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和掌握“十四条”的精神实质呢?聂帅对此也是煞费苦心的。我1980年起帮助聂帅整理回忆录,见证了聂帅字斟句酌,对“十四条”作了约1200多字的概述,《聂荣臻回忆录》关于这部分的原文引述如下(见《聂荣臻回忆录》658至660页):

1、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后来简单的提法叫“出成果,出人才”。这一条特别说明,当时我们正处在科研攻坚阶段,必须做好工作,把科研成果拿到手;必须提高研究工作质量,提高科研工作的水平。

2、保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要求在当时的基础上,经必要调整以后,做好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以保障研究工作能走向深入,摆脱“大跃进”后以上五个方面频繁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3、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一条主要是重申了学科与基础理论研究两者不能偏废。科研部门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键性科学技术过关,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项目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4、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这一条主要强调科研工作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灵活性,既力争先进,又留有余地,订计划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使科学家在大计划下有小自由。

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后来人们简称为“三敢三严”精神。这一条要求科研工作既要解放思想,勇于革新、攀高峰,又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以“三敢三严”精神搞科研。同时要贯彻“文明生产”精神,科研工作环境要保持秩序安静,讲究清洁卫生。

6、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这一条就是要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工作。规定把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党团和工会活动、行政会议压缩在每周只占一天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好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余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提出要着重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要订出科研业务和外文的学习提高计划,并通过论文、工作报告、业务鉴定、考试等定期考核,对成就突出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要重点支持和重点培养。

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这一条强调科研部门、生产单位、高等院校要紧密协作,正确处理保密与交流的关系,不要互相封锁,以促进国家整个科研工作的进步。

9、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的比重。

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条指出,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鼓励自由探讨和辩论,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批评、反批评和保留意见,指出“双百方针”是党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是科学工作的群众路线。

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这一条主要讲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只专不红不对,只红不专也不对,红与专必须统一。这一条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拟定的,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有所澄清。今天,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就不要提“团结、教育、改造”的口号了。

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科研工作中,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用座谈讨论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工作。并强调要做好生活服务工作,使之成为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13、大兴调查研究。这一条要求科研机构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使自己由外行逐步变成内行。

14、健全领导制度。这一条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责任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是指科学家)作出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

“十四条”,与1962年3月广州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两项重要政策,广受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被誉为是中国科学技术界的春天,对“两弹”攻关与其他科技工作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央强调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知识分子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主体,笔者认为,在这个主体中,认真贯彻“十四条”,仍然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在贯彻“科技兴国”的科技政策方面,“十四条”同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此文共7000多字,2012年12月写成,发表在2013年《帅乡潮》第43期上,2014年6月又《星弹主帅聂荣臻》一书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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