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称聂帅为厚道人的由来

周均伦

毛主席两次称聂帅为厚道人：一次是1958年彭德怀元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一次是1967年7月，杨成武同志传达，他在向毛主席请示几位元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问题时，毛主席逐个评价几位元帅，又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聂帅是厚道人，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事光明磊落，从不耍阴谋诡计，从不争功诿过，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观念。这从我在他身边工作31年的亲身经历中，深有体会。

毛主席称聂帅为厚道人，事情还得从1952年毛主席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批评聂帅说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聂帅受命任代理总参谋长（1954年前，仍兼管华北军区的工作），周恩来总理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分工主管军委日常工作。那时的军委日常工作，属军事方面的，几乎都由原总参谋部办理。因此可以说，聂帅当时实际上负责办理军委军事方面的日常工作。可总参机关的机构不健全，人少事多。但人民解放军当时的任务很重，既要管消灭残存在大陆及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和散布各地的大量土匪，又要管军队本身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0年朝鲜战争暴发后，还要保障繁重的抗美援朝作战任务的完成。人少事多，聂帅累得够呛。期间，毛主席、周总理等日理万机，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在1952年初，口头向军队各部门（原总政治部除外）打招呼，以后凡是报送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需要处理的重要报告，先送总参，由他过滤一下，先报要事急事，一般性的报告缓送，有关部门能自行处理的就免送。

张震老首长回忆说：1952年春，他刚调到总参作战部工作，“聂总对我交代说，毛主席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实在是太忙了，常常彻夜工作。我只管华北和总参的工作，就已经吃不消，而他们要考虑全党全国全军的事，要处理的事千头万绪，不能让他们过于劳累了。所以作战部的文电不能事无巨细都报上去。今后凡是准备报送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报告，都送到我这儿来，需要上报的，由我批呈。”（见《张震回忆录》上册507页）这段回忆，如果是指需要批示的文电，不是指一般的情况反映等定期不定期的简报，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可毛主席历来高度重视军队工作，对总参向他报告的情况少，尤其是缺乏全局性的情况反映，很在意。1952年7月24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聂帅。据一位当年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回忆，毛主席以他特有的诙谐口吻，对着聂帅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也有的回忆文章说，当时毛主席说：“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这两种说法的意思差不多。（此事已历经半个多世纪，年代久远，没有文献佐证，仅凭个人回忆，是允许出现差错的。遗憾的是，这个不确切的回忆，有人却作为论据，加以引用，令人费解。）毛主席批评完后，要聂帅当即作出解释。

聂帅见毛主席当时正在气头上，如果用为了照顾他的健康的话来解释，毛主席未必能听得进去，可能会气上加气，反而于事无补。而且当时聂帅还有难言之隐：1950年5月25日，他曾签发一个通知（总参通字第八号）：“奉主席示，今后凡属军事工作问题，无论其为方针确定，或业务计划报告等，须经军委审核批准者，须先送原总参谋部审核。属于党政工作者，先送原总政治部审核。不要直送主席。其须经主席批准者，分由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转呈。”（总参全宗档案1950年第八卷）基于以上两点，所以当时聂帅在会上始终没有吭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几位军委副主席都在座，大家见气氛有些紧张，就都说，等聂老总会后写个书面报告说清楚吧。这是一次军委交班会议，即周总理因忙于政府工作，不再兼管军委日常工作，由彭老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研究完交接班事项后即休会。   

对这件事，过去众说纷纭，笔者略有所闻。最近原彭老总办公室老秘书王亚志同志向我提供了几份有关史料，讲述了历史背景，他认为那位老同志的两个回忆都不可靠，问题较多。从王老提供的史料和历史背景中，使我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1952年7月9日，周总理关于请彭老总主管军委常务工作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他自三反五反运动发起后，除审定1952年军事概算及朝鲜战争补充计划、核阅日常文电外，“半年来几从未过问军委日常工作。……致军委这方面工作存在着许多弱点。尤其是聂荣臻同志未能及时反映情况，按时将军委日常工作综合上报，并提出每期工作重点送请主席和中央审核，使主席和中央了解军委工作的全貌。这是与我督促不严有关，我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286页）

周总理历来作风细致，谨言慎行，思维严密。看来，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理解为，毛主席批评聂帅的原由和重点所在。这个理解，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也可以从会后聂帅两次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得到证实。

聂帅在7月30日的报告中说：我们于7月29日下午，召集总参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主要干部计28人，并请彭（德怀）副主席、杨（尚昆）主任参加，讨论如何向主席做报告问题。会上我首先发言：“过去没有把组织给主席做报告当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来贯彻，虽有个别问题的请示，但缺少系统的情况反映，虽处理了许多日常的工作，但没有综合的择要写成报告。各地来的报告很多，各部门都没有分别地、分类地加以研究，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再写成简要的报告；定期的综合报告写得不好，内容繁琐而冗长，没有择要地提出问题；而且不经常，不规定就不做。这个缺点，主要的责任应该由我担负。我没有更好的负起组织的责任和经常的督促。这也的确表现我不会办事。我所应负的责任不仅是一个缺点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聂帅在作了自我批评以后，报告中详细列出了各部门今后如何反映情况，如何报告工作，急事要事如何随时请示等办法。（总参全宗档案1952年第10卷第2份）

毛主席对这个报告，于8月2日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请尚昆将此件抄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聂、粟（裕）及军委各部门首长。”

8月23日，聂帅又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主要是说：20多天来，已经有原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参的7个下属部门，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司令部写了报告。总参的两个部门，特种兵的3个部门还没有写报告。对没有写报告的已经作了催促。从送来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工作报告和综合报告大多写得琐碎，内容太多，专题报告则写得比较简洁扼要，今后要督促他们改进。毛主席8月24日批示：“照此办理。刘、朱、彭、尚昆阅，退聂办。”毛主席对聂帅的两个报告都是肯定的。（总参全宗档案1952年第10卷第3份）

此事以后，毛主席从侧面了解到，聂帅确实是因为怕他太忙，所以才招呼各单位除急事要事而外，尽量少送文件的实情，而且见聂帅仍积极负责地做好份内的各项工作，处理了军事工作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提出实行普遍民兵制和由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的建议，起草了兵役法草案，关于部队精简整编的进展情况及进一步精简整编的计划，组织国内部队与志愿军部队轮换的计划，组织军队机关干部到朝鲜轮换，以获得与美军作战的实战经验，提出防止美军在朝鲜我志愿军侧后登陆的作战计划等等。这些，都获得毛主席的肯定和批示。彭老总有事离京，一般都指定聂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主席对此也是首肯的。

1952年9月，聂帅有次在陪同彭老总视察国防工程后，回到办公室突然晕倒地上，经医生检查，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都是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引发的。医生建议住院休息治疗，但聂帅仍坚持在家中边休息边坚持工作，一周后病情稳定，就又全力以赴地工作。毛主席从医生和彭老总那里知道了聂帅病情，更体会到了聂帅勤于工作，为人厚道的特质，就于1953年1月，要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因为有病，一般文件电报暂不送聂荣臻。10天后，毛主席又找黄克诚、肖向荣等同志谈话，要黄克诚代理聂帅的工作，要聂帅彻底放下工作，去外地休息治疗。（《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58页）这才有了聂帅到宁沪杭等地一次休养了两个多月的历程。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有1000多名军队高级干部出席的军委扩大会议，聂帅全程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除了总结军队工作，研究了国际形势，作出了国防建设方面的相应决定，错误地批判了某些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错误而外，高级干部之间，还进行了整风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6月23、24日两天，聂帅召集肖劲光、许光达、刘亚楼、傅秋涛、赖传珠等15名高级将领开座谈会，听取批评意见。大家认为聂帅主持总参工作期间，贯彻了边打边建的总方针，抓了军兵种建设、精简整编、抗美援朝战争、剿匪、前方供应等工作。虽然任务繁重，但聂的意图明确，每天开联席会议，组织协同好，问题解决得快。缺点是：过于严肃、急躁，交代问题有时简单。聂帅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说：1、当时是负责的，因为这是政治问题。2、工作没做好，对中央不愿下倾盆大雨，毛毛雨又下得太少，尤其是军队建设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少。3、在作战方面没有受教条主义影响。4、编制横宽纵短原则是对的，现在有的太宽了，要纠正。5、不骂人：但不耐心，又民主又不民主。（《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45页）

会议期间，毛主席在有彭德怀等少数军委领导出席的会议上，逐个评价有关领导同志的工作表现时，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彭老总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传达。笔者认为，这就是毛主席称聂帅为厚道人的最初由来。

（本文共4000字，发表在重庆聂荣臻研究会主办的《帅乡潮》杂志2012年第4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