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华北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有打好的若干重要因素

周均伦

一、4点说明

“华北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有打好”的问题，首先我要说明：第一，这是客观事实，也可以说是权威的看法。1968年8月“文革”动乱中，聂荣臻同志（以下简称聂总）被造反派围攻，一再检讨，总也过不了关，曾向周恩来总理请示，究竟该如何检讨？8月10日，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电话（我接的电话）中传达说：总理意见，最好结合历史事实检讨，其中第二条就提到“华北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有打好”的问题。第二，这里的华北，就指晋察冀范围，因为华北地区还包括晋冀鲁豫解放区、晋绥解放区，不能说他们那里仗也没有打好。第三，初期，是指1947年初以前。在这之后，晋察冀部队作战是逐步取得主动的，尤其是正太战役以后，可以说完全取得了主动。仗没有打好，主要是指1945年9月至12月的绥远战役、1946年8月至9月的大同、集宁战役、1946年10月的保卫张家口战役。这3个战役都没有达成预期的战役目的。第四，“仗没有打好”，是指没有完成战役预定目的，并不等于是败仗。上述3个战役，歼敌人数比我军自己伤亡要大得多，下面有说明。

二、3个战役的简要经过

1945年10月18日开始，晋察冀军区以9个旅，晋绥军区以5个旅另2个团，总兵力5.3万人，发起绥远战役。当时绥远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有4个军1个骑兵师，总兵力约4.7万人。战役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统一指挥。当时傅部采取“一触即退”的战法，在10多天里，迅速将兵力集中退守归绥（今内蒙呼和浩特）、包头两点，凭坚固守。我军当时缺乏火炮及攻坚战经验，又值塞外严冬，后勤补给困难，对两点久攻不克，经中央军委批准，遂于12月14日结束战役。绥远战役虽然给傅作义部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疯狂进攻解放区的图谋以迎头痛击，歼敌1.2万人，收复了绥东、绥南60多万人口的大片地区。从歼敌人数及收复大片地区看，不能说是败仗，但没有达成中央军委要求消灭傅部主力，基本解放绥远的战役目的，可以说是仗没有打好。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遵照中央夺取3路（平绥、同蒲、平汉铁路）4城（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的战略指示，晋察冀、晋绥军区协同发起大同、集宁战役。为夺取大同，两军区协同，先用50多天进行晋北战役，控制了同蒲路北段250多公里，歼敌8000，孤立了大同之敌。8月2日，聂总在阳高主持作战会议，确定了攻大同的作战部署：以4个旅另4个团攻打大同；以4个旅打傅作义部可能来的援兵。会议还决定组成前线指挥部，由晋绥军区张宗逊副司令任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罗瑞卿副政委任政委、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在前线指挥。大同守敌阎锡山部约1.9万人，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杨成武负责打大同。攻大同之战于9月上旬完成了扫清外围的作战，正待爆破攻城。此时，傅作义部出动3个师东进救援大同。10日至12日，敌我鏖战于集宁，我军歼敌5000余人，敌3个师余部被我包围在集宁城近郊，正待围歼，傅部又出动2个师前来救援。此时，我前线指挥员不是一鼓作气，歼灭被围之敌，而是调动主力去迎战傅部的后继援兵，以次要兵力监视被围之敌。（周注：1946年9月10日20时，由毛主席起草以军委名义发给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的电报指示：“歼敌方法最好将我主力突入敌后由西向东打，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四对一），先解决一个师，得手后再解决一个师，最后全部解决该敌。望按实情处理。”（《毛泽东年谱》下卷132页）公平地说，在激战之前，接到这样的指示，对张、罗作战部署决心肯定会有影响。当然，张、罗没有“按实情处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结果两处都没有打好，不得不于13日放弃集宁，16日撤围大同。1个半月的大同、集宁之战，我军共歼敌1.24万人，但多处被动，尤其是在集宁城下，错失了歼敌良机，我军伤亡约5000人。从敌我伤亡比率，也不能说是败仗，但未达成战役目的，也可以说是仗没有打好。

1946年8月28日，国民党军侵占承德，9月我军撤围大同，张家口两面受敌态势形成。随后，国民党军在东线以3个军的兵力，在西线以5个师另1个骑兵旅的兵力，向张家口进攻。中央指示，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争取逐步消灭敌人若干个师、团，粉碎敌人进攻，保住张家口；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必要时放弃张家口。据此，我军部署：东线为主战场，以3个纵队9个旅，在地方军区部队配合下，分张家口东、保定北两个战场，抗击国民党军进攻。在西线，以1个纵队，在晋绥军区4个旅及地方军区部队配合下，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东线作战9月下旬打响，10多天中，国民党军损兵折将，我军歼敌1万多人，敌人始终未能攻占怀来。同时在保定北战场又歼敌8300多人。东线作战正酣时，西线敌人按兵不动。国民党当局故伎重演，将张家口划归傅作义辖区，诱使傅部10月7日出动，以骑兵部队从北部快速偷袭张家口，8日占领张家口北部重镇张北市。张北地区我军守备兵力薄弱，于11日晚撤离张家口。保卫张家口战役，共歼敌2.2万多人，但张家口失之过旱，没有达成保住张家口和在张家口地区歼灭更多敌人的战役目的。

三、若干重要因素探讨

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编，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对这3个战役的经验教训作了如下描述：

（1）绥远战役的教训是：“我军在收复丰镇、集宁前后（10月21—24日），主力未能及时西进，断敌退路，加之傅作义较善用兵，迅速西撤，集结归绥、包头，凭坚固守，致使我军失去野战歼敌的机会，被迫攻坚。在攻城中，我军由于火力不足和缺乏攻坚经验，进展缓慢，形成僵持局面，直至严冬已到，不得不撤出战斗。”

（2）大同、集宁战役“未能达成战役目的的主要原因是：1、第一仗指向坚固设防的大同，未能发挥我军打运动战的特长；2、对大同敌人的守备能力及傅作义部的增援均估计不足；3、在兵力使用上，未能在每个战斗中造成足够的优势；4，在集宁城下错过了歼敌良机。”

（3）张家口保卫战的教训是：“对敌人从集宁经尚义、张北迂回张家口的进攻路线估计不足，西线兵力未能部署在能应付各种敌情的机动位置，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是军事科学专家们的高见，简明扼要，弥足珍贵。

1990年出版的《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北京军区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对这3个战役的经验教训作了如下描述：

（1）绥远战役没有完成预定目的的原因是：1、这次战役是在我军处于从抗日战争到国内革命战争、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关头发起的，部队刚编成野战兵团，组织机构很不健全，特别是政治思想、战术思想、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大多还停留在游击战争阶段，不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要求，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都是不足的，加之我军深入敌占区后，气候不适，地形不熟，又缺乏群众基础，遇到许多实际困难。2、没有集中兵力一举切入敌军主要集团的纵深，实施大胆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失去野战歼敌的良机，使敌军得以退守城垣，凭坚固守。在攻城中，我军由于火力不足和缺乏攻坚战经验，进展缓慢，以致形成对持局面。3、对傅作义长期经营绥远，具有完整的设防体系，及其部队地形熟悉、流窜性（骑兵部队机动性）大等特点，缺乏充分的估计，没有抓住敌军怕野战、夜战、近战等弱点，以我之长制敌之短，更多地歼灭敌人。

（2）大同、集宁战役的主要教训是：1、“在指导思想上，把夺取‘三路四城’战略任务的突破口，选在大同攻坚，是缺乏周密考虑的，大同、集宁战役对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来说，带有初战（指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性质，初战指向大同攻坚，我军打运动战的特长难以发挥，必然造成持续的消耗战，按当时我军的装备和经验来说，攻取大同这座坚城是勉强的。2、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影响了战局的发展，（攻大同）主要是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敌于外围，而是逐次增兵，正面平推，以致进展迟缓；（在集宁前线）情况处置简单粗糙，侦察、通信保障不好，不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要求，在集宁城下错过了歼敌良机，敌援兵渐至，不得不弃守集宁、撤围大同。3、思想上轻敌，大同守敌虽属弱敌，但与坚城相结合，就会相对地变成强敌，而我军对此估计不足，应变措施不够；对傅作义部倾力援救大同，也缺乏足够认识，打援部署不能适应情况的变化。”

（3）保卫张家口战役，“对西线敌人东进的估计不足，认为傅作义部不会轻易东进，特别是轻视了张北这个方向，使敌人得以乘虚而入，张家口过早失守，使平绥路东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没有能够圆满完成。”

这部战史是在聂总关心下，由杨成武、邓拓同志领导主持，历时30多年，集中了在晋察冀作战经验丰富、文字功底好的20多位老同志撰写而成的，具有权威性。我认为就具体过程而言，以上的总结，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

2010年9月，由北京军区编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战史》，对上述3个战役也进行了总结，内容与198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990年版《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大同小异，只是文字表述上稍有不同；另在绥远战役部分，提出了“尤其是攻城主力分兵绥、包，……使绥、包两城攻击部队均兵力不足，久攻不下，形成对峙局面”的观点。在兵力相当的前提下，不集中兵力歼敌，是兵家之忌。这从原则上说，当然是正确的。

但从历史的长河看，我认为还有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是战争初期，在晋察冀地区，我军处处显出兵力不足，战斗力较弱的特点。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1944年7月中旬起，中共晋察冀分局在阜平县柏崖村开了80多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在聂总缺席（去延安出席中央会议）的情况下，会议主要领导人大力批判聂总的所谓“轻敌速胜”观点。于是，会后缩小主力部队，将许多主力降格为地区队，地区队降格为游击队，以后就着力于游击战，与敌人“磨时间”。这次会议是1944年1月，中央书记处在听取了晋察冀情况汇报以后指示召开的。中央指示里在肯定晋察冀执行了中央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前提下，确实提到要防止轻敌速胜思想，要有与敌人磨时间的准备。问题是，那是1944年1月，到了1944年5月，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各根据地都在整训部队，准备对日反攻作战。特别是到1944年7月1日，中央就正式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强调为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对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要尽力扩大与整训部队。在中央指示发布10多天之后，7月中旬召开的这次高干会议，却反其道而行之，就不能不影响到晋察冀军区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行动。解放战争初期，虽说晋察冀部队已经达到近100个团20多万兵力，但那是1945年8月份，在38个团的基础上突击扩编而成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我就听当年晋察冀参加绥远战役的老同志说，他们许多人是穿着便衣，边行军边换军装边发武器去参加绥远战役的。另外，出席会议的老同志还说，这次高干会议上，与会的同志意见分歧。带兵打仗的大都不同意批速胜轻敌观点，认为聂总在作战指挥总体上是正确的。而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则对批速胜轻敌观点较积极，双方为此曾激烈争论。这种思想上的隔阂，其后续的深远影响也不可低估。

第二，1946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大规模精简军队，野战军由9个纵队减为4个纵队，总兵力减少约10万人，聂总作为中央局书记，这显然是一次失策。但这也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先是1946年1月10日，国共达成停战协定，里面就提到“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页）。紧接着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再次提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取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晋察冀中央局于2月16日上报了《关于部队大规模的精简》报告，2月18日又上报了《关于整编复员工作计划草案》的报告，里面都提到了要精简军队10万人的计划。两个报告都获得中央和军委的批准，为此，军区还派参谋长唐延杰同志到延安作了汇报。在晋察冀中央局3月1日作出精简军队的决定后，中央还于3月6日发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肯定了晋察冀的做法：“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并且要求华东、晋冀鲁豫、华中区也要在3个月内精简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二。对这次失策，在1946年10月下旬的晋察冀中央局涞源会议上，根据聂总的总结讲话精神，在中央局决定中，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对国内和平局面估计过高，因而对中央所指示的可能到来的严重历史曲折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后，仍然过于强调和平，在思想上、军事上、工作上对战争准备不足。”这个检讨，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三，中央为迅速占有东北地区，指示晋察冀抽调部分有基础有战斗力的老部队进军东北。据此，1945年8月11日，聂总指示冀东立即抽调3个主力团进军东北。以后8月17日冀东部队正式出发时，兵分3路，加上9月初的第二梯队，共去了8个主力团，约1.3万余人。聂总1945年12月11日给军委的报告中提到：“抗战初期（1939年前）编成的部队，1943、1944年两次调出者计15个团，留在冀晋、冀察两区者仅10个团，此次参加绥远作战者只5个老团，其余5个老团在东线（即热河地区）。大量的部队都是地方武装扩编的，未经任何训练，就投入战斗。”报告还说，“炮兵营去延安未返回，工兵营所余不及50人。”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晋察冀解放战争初期3仗没有打好的客观原因。

其次是，1946年6月全面内战暴发前后，在战略决策上也有若干可资探讨的地方。6月19日中央致聂总等的电报中提出，“大打后，我晋察冀热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龙）、李（井泉）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北线，又以一部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夺取正太线。”“我贺、李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聂、刘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北线，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晋西南及同蒲南线。”“我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3页》）很明显，这个战略计划，是要晋察冀充当北线作战的主角。

6月22日，中央在给晋冀鲁豫、山东军区的电报中，要求“南线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即向河南省东部、江苏省北部地区进攻）。”并且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分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5页）这是南线的战略计划。

南北两个战略计划，是当时中央对付关内国民党军进攻的总的战略方针。

聂总等晋察冀中央局领导同志在执行中央北线战略计划时，理解上出现了偏差。6月26日，在上报中央的电报中说：“如全国内战暴发，我们完全同意中央之战略方针，即首先消灭晋阎（锡山），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及晋冀鲁豫3区成一片，解放出许多兵力，而便于对付东面敌人之机动作战。我各区在兵力之分布上，恰与这一方针相反。晋绥之主力控制于西北面，以对傅顽（即傅作义部）；晋冀鲁豫主力则主要对付南面；我冀晋二分区（晋东北）兵力尤为薄弱。因此，我们在遂行以上方针中，须取东防西攻之方针，尽量抽出可能抽出之兵力，集中使用于主要方面，方可实现大兵团运动战之歼敌计划。”28日中央的复电说：“你们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绥、同蒲、正太）四城（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见《聂荣臻年谱》下卷第444、445页）

这里有2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全面内战暴发时，在晋察冀周边地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11个军（孙连仲部5个军、傅作义、阎锡山部各3个军）30个师33万人。而晋察冀军区总兵力约12万人，其中野战军7万，地方军5万；即使加上晋绥军区的野战军3万人，也才15万人，不及敌人总兵力的一半，兵力对比悬殊。要夺取“三路四城”，就得打进攻战，尤其是夺取“四城”，必须打攻坚战，这在当时显然难以达到目的。第二，当时中央与晋察冀中央局战略意见显然有不一致之处。如晋察冀中央局认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应该集中兵力共同进攻山西，消灭阎锡山，与中央有南北两个战略计划不一致。又如，对首先攻取大同坚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决策失误，晋察冀中央局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这与战略意见不一致也有某种关连。在6月19日的电报中，中央明确说，晋察冀主力主要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的蒋军主力；而且在中央6月28日的复电中，仍明确提出，要先全力进行平汉战役（即夺取长辛店到石家庄的平汉铁路，相机夺取保定、石家庄），并提出进行平汉战役的7点好处：1能集中最大兵力，2能打通冀晋、冀中，3能割断平津左臂，4能锻炼新队伍，5能增加人力物力，6能获得热河、冀东两区之战略配合作用，7该线夺取后可能巩固。因此希望你们全力组织平汉战役。（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战史文献选编》第56页）在这之后，晋察冀中央局最后仍然选择先攻大同的方案，更显失策。

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目的是以史为镜，着重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也是为了说明一下，“华北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有打好”的具体过程及其教训。所谓“仗没有打好”，是指没有达成战役目的，但3仗都歼灭了大量敌人，我军的伤亡要比敌人小得多。在网上，有些人别有用心，借此大做文章：说什么“聂荣臻部在解放战争中被傅作义部撵得到处逃”，“聂荣臻部被傅作义部消灭了10多万人”等等……看了上面的史实过程，我想足以消弭谰言！

（注：此稿写成于2011年5月18日，共5600多字，当即寄给《帅乡潮》刊物，希望作为学术问题，引起有关同志共同来探讨这段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