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和钓

聂帅的工作非常紧张，但他注意“张”“弛”结合，每天坚持散步，工作太疲劳了就去钓鱼，这几乎成为聂帅唯一的生活爱好。

从我调到聂帅办公室，看到聂帅只要没有生病，坚持天天散步，有时开会回家，已经是深夜十一二点，仍坚持要散步，每次大约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几乎可以说是风雨无阻，有时去北海公园，有时在院子里，间或去景山公园，在家中院子里散步的时间居多，下雨天就在走廊上散步。直到晚年，他一直顽强地坚持这个习惯。聂帅多次说：“人生70而拐，80而车”。意思是说：入到了70岁，走路就离不开拐杖了。到了80岁，就离不开轮椅了。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我到聂办时，聂帅已经62岁，散步有时用拐杖，但多数时间不用，所以没有必须用拐杖的感觉。过了70岁，散步基本上就离不开拐杖了。80岁以后，他散步时就困难多了，走路就离不开轮椅了。不管困难有多大，但他仍然坚持。开始两个人驾着，或散步，或做健身操。后来到90岁左右，实在站不住了，即使坐在轮椅上，别人推着，也要边走边力所能及地活动手和脚。坚持散步和力所能及的体能锻炼，这可能是聂帅能够长寿，而又头脑清醒的重要原因之一。

聂帅喜欢边散步边和陪同的工作人员聊天。我到办公室不久，有次散步时他突然问我，“西边烧了没有？”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陈兆保同志在旁边说：“首长是在问你西边有没有火烧云，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晚霞。”我找个高处看了看，只见西边的晚霞一片火红。聂帅听后高兴地说：“那就好，北京地区在夏收，下雨就要造成损失，民以食为天啊。”我生长在城市，对有关农时的天气知识一无所知，目光中流露着困惑，又不敢突然提问。聂帅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接着说：“中国有句成语，‘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意思是早晨东边出现火烧云，这一天容易下雨，最好不要出远门；傍晚的火烧云，预示明天是晴天，可以放心出门。”

后来得知，聂帅的这个习惯是抗日战争时期养成的。因为天气对军事行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都很大，他希望天天知道天气情况。但那时处在敌后环境，我们没有天气预报。怎么办？晋察冀边区的老农民告诉聂帅，从朝霞和晚霞上可以预测天气。试了几次，果然灵验。所以抗战时聂帅几乎天天早晚爬上高坡，望东边或西边的天陲。

战争结束了，但聂帅还保留着这个习惯。在我之前，他也常问别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三夏”、“三秋”等农事紧张的关键时刻。因为他心中始终深情地关怀着农业和人民的生活状况。

没过几天，有次散步时，我遵照刘长明同志的意图，向聂帅口头大意报告了江津老家一位亲戚的来信（我到聂办，刘长明交代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管办公室的来信来访工作），信中提到了家乡农业生产的情况。聂帅问，信中有没有提到“红苕”的收成。这次没有别人在旁边，我不知道“红苕”是什么？只好问聂帅。他说：“红苕的学名叫红薯。”这下我听懂了。聂帅问，“你们上海叫它什么，大家爱吃不爱吃？”我说：“上海叫山芋，只是少量地吃了玩。”聂帅感叹地说：“我们四川虽说是天府之国，但那主要是指川西成都平原那一块。我的老家江津县在川东重庆附近，虽然风光很好，但山区和丘陵地区群众的生活一般比较苦，许多人把红苕当作主要粮食，所以我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信比较长，我忘了有没有提到过红苕的产量，只得歉意地说：“我查一查向您报告。”以后我把信拿来念了一遍，里面没有提到红苕产量问题。

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看到了聂帅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他“手伸得太长，从导弹、原子弹一直抓到山药蛋（马铃薯，俗名土豆）”聂帅听后生气地说：“山药蛋为什么不能管？这是关系到几亿人民生活的大事。在我国北方地区，不少人将山药蛋当主粮，尤其是到了冬天。在南方，这也是重要的蔬菜品种之一。现在不少地区山药蛋品种退化严重，大量减产，迫切需要用放射线对种子进行幅照处理的研究试验，以达到使种子防腐和提纯复壮的目的。抓科学研究不抓这个怎么行！提这种问题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对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

1986年7月，四川省江津县（现属重庆市江津区）县委书记辜文兴等同志代表家乡乡亲来看望时，聂帅再三对他说，江津是个农业大县，一定要抓好粮食生产，这是大事，群众没有饭吃，就成为大问题，千万不能松懈。直到1989年4月，江津县委书记康纲有等同志代表家乡人民前来探望时，年已九旬的聂帅，还谆谆嘱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县领导要始终抓住农业这个根本问题，不可有丝毫疏忽。”

说到钓鱼，我多次听聂帅说过，钓鱼对他的大脑来说是最好的休息。他说：“你们常劝我休息，可人的大脑是很难休息的。即使是我闭上眼，想休息，但各种问题仍会在脑子里翻腾，只有钓鱼，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鱼漂上，什么问题也不想，只等鱼儿咬钩，这时候大脑才能够真正的休息。”所以，聂帅总是忙里偷闲，越忙就越要挤出时间去钓鱼，目的就是使大脑得到休息。

每次钓鱼，几乎都是警卫参谋陈兆保同志跟聂帅去。我刚到聂办，6月14日晚上陈兆保对我说：“今天首长钓了3条鱼，已经秤过，共15斤，你把这登记上。”我奇怪地问：“为什么钓鱼还要登记？”“这是首长的规定，到年底我还要到北京市园林局去算帐付钱，过去都是这样做的。”我听了深受教育。像聂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能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实属不易。当时不像现在，钓鱼作为一项娱乐活动，钓鱼的人钓到的鱼比市场上买鱼还贵。当时钓鱼一般都是白钓，是不付钱的。我们统计了一下，1961年聂帅钓鱼共61次（没有钓到鱼的次数不算），钓到鱼732斤。据陈兆保说，当年底他到园林局算帐，共付款300多元。

聂帅钓到的鱼并不都是自己吃，相当一部分送人了。送得最多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常说：总理很忙，没有时间钓鱼，送点新鲜鱼给他，可以补补身体。罗荣桓元帅当时身体不好，也常给他送鱼。有时也给其他几位元帅还有罗瑞卿、杨成武等同志送点鱼。

有次我跟随聂帅到龙潭湖钓鱼，当时龙潭湖还没有开辟成公园。乘船到湖心岛上，聂帅把鱼线甩得很远，然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用乒乓球做成的红色鱼漂。他是那样专注，手握鱼竿，一动不动，也不注意别人在做些什么，确实起到了休息大脑的作用。这一天收获很大，一个下午共钓了18条，大多是草鱼，聂帅非常高兴，临走叫陈兆保只取了三条，其余的都放在附近水中的一个大铁笼子里。我很奇怪，钓了那么多鱼为什么不拿回去？陈兆保说：首长钓鱼主要是为了休息，这么多鱼他也吃不完，这个笼子园林局有专人看管，放在笼子里便于一些宾馆需用时到这里来取，每次钓多了都是这样处理的，其他首长到这里钓鱼大多也是这样处理的。我这才明白，每次陈兆保叫我登记总是两三条三四条，最多不超过五条鱼，原因在此。

聂帅喜欢钓大鱼，一般不愿钓小鱼。为此，他象战争年代研究敌情一样研究鱼的习性，总爱向远处水深、铒料多、安静的地方下竿。有次在颐和园昆明湖钓到了一条50来斤重的大青鱼，据说遛鱼就遛了近两个小时，直到大青鱼精疲力尽了才把它拉到岸边水浅的地方，鱼抄抄不下，是陈兆保跳下水去把鱼抱上岸的。

以后我又几次跟聂帅去钓鱼，但大多是看他钓，有时自己下竿钓，但只钓到过一些鲫鱼，大鱼一次也没有钓到过，不是拉竿太晚就是拉竿太早。聂帅钓鱼时特别喜欢静，谁要是说话或发出别的响声，破坏了他钓鱼时的专注神情或惊走了鱼，那他非发火不可。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习惯，所以跟聂帅钓鱼时谁也不出声，尽量少走动。不过不管钓不钓到鱼，临收竿时，聂帅总是心满意足地说：“走，回家去。”因为他达到了休息大脑的目的。钓鱼，对聂帅的健康大有裨益。

（本文约3500字，刊登在20007年《帅乡潮》第20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