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和北戴河之行

周均伦

家庭风范

聂帅家的人口一直不多，我到聂帅办公室的时候，只有张瑞华同志、聂力同志、聂帅的妹妹聂荣昌、瑞华同志的妹妹张琪华。

张瑞华同志是河南省信阳人，1909年生，1926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当年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并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1927年5月镇压夏斗寅叛变的战斗，以后又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4月在香港与聂帅结婚。1928—1936年做地下党的机要交通工作，经历了艰险的白区斗争，以后在陕甘宁省委机关和陕北公学做党总支书记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在晋察冀中央分局和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做干部工作、妇女工作。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到中央组织部做干部工作。

聂力同志1930年生于上海，1936年瑞华同志离开上海时将她托付给一位地下党的家属抚养，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抗战胜利后，经周恩来同志等关怀帮助，在上海找到了她，1946年将她送到张家口，与失散多年的父母亲团聚。上世纪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她在苏联留学时与留苏研究生丁衡高同志相爱，1962年他们结婚，一年后生下了女儿聂菲。六十年代初，聂力、丁衡高先后从苏联学成回国，都分配在五院（即现在的航天科技、科工集团所属单位）从事科研工作。他们住在单位，节假日才回家。

聂帅的妹妹聂荣昌同志比聂帅小三岁，一直是家庭妇女，在老家生活。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来到北京，与聂帅一起生活，当时有严重的肺气肿病，1965年就因此病逝世了。张琪华同志当时在八一学校工作，但健康欠佳，不久退休，就常在家住。她2012年活到101岁才因病逝世。

这样的家庭，平时很清静，节假日热闹些。聂帅抚养的叶挺将军的四个子女，一个在五院工作，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两个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聂帅的四个外甥都在外地，两个在成都，一个工作一个上学，一个在天津上学，一个在张家口当兵。瑞华同志的三个外甥，两个在北京上学，一个在西安通信学院上学。这些人当时都统称学生。我来后，与他们的书信往来，或处理他们生活学习方面的事情，大多是由我办理的。

聂帅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当时规定，平时他与瑞华同志只吃两菜一汤，学生们回来时可以四菜一汤，适当改善生活。

1962年春天，有次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同志来向聂帅汇报工作，我到门口去接。萧主任边走边对我说：现在军队不少领导同志的夫人，由地方转回军队工作，这样也好，便于照顾首长。你向聂帅报告一下，是否把张瑞华同志的关系也转回军队，担任你们的办公室主任。现聂办主任范济生同志的主要精力已经在国防科委方面，可以在国防科委安排适当的职务，不要再兼聂帅办公室主任了。聂帅如果同意，你告诉我，由我来办。他还列举了回军队的一系列夫人的名字，要我向聂帅报告时加以说明。

我觉得得事关重大，当时只听不说，后来我报告给了刘长明同志，希望他向聂帅报告。刘说：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但这是家务事，我说不合适，你可以找机会趁瑞华同志不在的时候给首长报告一下。

张瑞华同志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处当处长，所以我们习惯上都叫她“张处长”。平时到组织部上班，坚持坐公共汽车。她当时有较重的胃溃疡，几乎顿顿吃菜泥。我到聂办后，在多次接触中，感到她很热情，很讲原则，意志坚强，做什么事情都有始有终。也很关心同志，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有家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她常送些副食品，让我们改善生活，有的同志粮食不够吃，她送些粮票，生活最困难的工作人员，她还时不时送些钱。从管理家务的角度，她也严格要求工作人员，有时候谁做得不对了，她就严肃批评，但从不往心里去，说过后就完事了。

我的任务之一是分管工作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如果能经常得到她的指示，当然很好。再说我清楚她的病情，如果能留在家里也便于治病。所以我是衷心希望张瑞华同志能回来当我们办公室主任的。

一天下午，聂帅正在看报，我进去给他送文件，见周围没有别人，就把萧主任的意见讲了一遍。聂帅听后说：张瑞华从来没有在军队担任过职务，还是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好。把老婆安排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样做不妥当，我不赞成。范济生的工作是要调整一下（注：以后范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范济生走以后，办公室主任的人选另作考虑（注：1964年聂帅决定刘长明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为张瑞华回军队安置的问题，以后又提起过几次，聂帅始终不同意。瑞华同志自己要求也很严，每次她得知后总是表示不同意回军队安置。

按规定，供应关系不在军队的干部，在军队医院看病必须付费。因此瑞华同志每次在军队医院看病，要出证明，要到中央组织部结帐等，总要费一番周折。1985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通知，将张瑞华同志的各种关系转到军队，并请军队确定她的待遇问题。

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就向聂帅建议：瑞华同志从1952年评为行政八级干部以来，几十年没有调过级，是否乘这次中组部通知的机会，由我向原总政治部报告，请总政提出确定瑞华同志职级的意见，报军委审定。我还说明，按瑞华同志的资历，一般可以定为兵团职待遇。聂帅听后说：这样不好。为了看病方便，把她的供应关系转到军队来是可以的，但她不是军人享受军人待遇不合适。致于调级的问题，应该由中央组织部决定，你不要提什么建议。瑞华同志知道后也表示不同意，至今她的行政和组织关系仍留在中央组织部，1995年瑞华同志逝世时，中央组织部将她定为正部级干部。

北戴河之行

北京的夏天来得往往比南方还早，每年六月中下旬麦收时节，常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此时，人们就会想起避暑胜地北戴河。过去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安排在这个时间于北戴河召开，因此北戴河名扬中外。在京的中央领导人，每到夏天，大多去北戴河一边避暑一边办公。聂帅也是如此。

1962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8月上旬起，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业问题。聂帅确定7月21日即去北戴河，争取在那里先休息几天。当他得知我没有去过北戴河，要我跟他一起去玩几天。我报告了刘长明同志，他确定我跟聂帅去北戴河休息一个星期。

7月22日早晨，经过6个多小时的火车旅行，我跟聂帅到了北戴河，临行前北京很热，当时火车上还没有空调设备，也闷热异常。到北戴河一下火车，清新凉爽的空气迎面扑来，坐汽车经过海滨，到达东经路187号院聂帅住地，一路上到处可见美丽宜人的景色。看得出聂帅非常高兴。

聂帅住地环境很好。他住的是一幢西式小洋房，面积不大，四面是走廊，中间有四间卧室，因为四周树木环抱，房子又低矮，显得有些昏暗。工作人员住北面的六间小平房。整个院子翠绿掩映，几乎全是树木，南面是一大片松树林，北面大多是果树。院墙北面是公路，东面紧挨着郭沫若、罗荣桓同志的住地，西南是一片国务院所属单位的果园，南面跨过滨海公路就是大海。当时北戴河没有旅游业，很少有游人，除了海浪的涛声，悦耳的鸟语和蝉鸣外，没有别的喧闹声，显得非常清静。

当天吃过早饭，聂帅、瑞华同志、陈兆保同志和我就到海边公路上散步。聂帅告诉我：他住的这个院子连同住房，原是天津启新洋灰厂（水泥厂）一个资本家的财产，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资本家表示愿意出卖这片房地产，我们花了几百匹布的代价把它买了下来（后来得知，当时是北京市买下来的，由彭真同志批准，从1953年起由聂帅每年暑期时居住。此后，即由北京军区的前身华北军区北戴河疗养院管理。）聂帅说：另外我们没收了日本建造的一个兵营（日军投降后曾住过美军和国民党军），华北军区把它改建成陆军疗养院（代号称281疗养院），是北戴河地区最好的一所疗养院。聂帅接着说：考虑到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队应该建立休假制度，所以他要华北军区在杭州、青岛、北戴河建立了三所疗养院。说这些话的时候，聂帅显得高兴和自豪。以后他问我，对北戴河印象如何？我说美极了。他又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会。聂帅说：一般上午风平浪静，是游泳的好时间，中午以后风浪就大些了。我看看海面，确实水平如镜。

散了一会步，聂帅和我们一起下海游泳。他套着一个旧汽车轮胎，权作救生圈，自己游。陈兆保和一个警卫员紧随他左右，以防意外。共游了40多分钟，他就上岸了，与他平时散步的时间差不多。海水浮力大，比游泳池和江河里游，要省劲得多，我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岸，见聂帅已由陈兆保陪着，从海边一个用木板圈起来的小木棚里出来回院里去了。我好奇地到小木棚里看了一下，原来是个冲澡的地方，半空中支着口大瓦缸，由管理北戴河院子的李炳元同志挑来晒温了的淡水，作为聂帅游泳后的冲澡水，别人都是回到院里冲自来水。

北戴河的夏天，早晚凉快，中午也很热。聂帅住的房子小，又是铁皮顶，里面热的情况可想而知。工作人员为他在树林里支了个帐蓬，他就在帐蓬下面的行军床上午睡，下午就在这里看报或会客。

第二天，聂帅请我们工作人员吃海螃蟹。我是第一次吃海螃蟹，味道很好，一下吃了四个大的。聂帅吃完后，笑着看大家吃。没有吃完的螃蟹，我见厨师戴鈺书同志拿去装在筐子里，然后去到水井边吊下井里。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因为没有冰箱，井里冬暖夏凉，起代替冰箱的作用。井边吊了不少绳子，每条绳子下面吊的是鱼、肉等荤腥的食品。

北戴河天气多变，属多雷雨区。第三天，瑞华同志要去看陈赓大将的夫人傅涯同志，她当时住海滨（北戴河海边小街的名字）西面的河东寨，我第一次到北戴河，加上1961年3月，陈赓大将逝世时，我跟安东同志就住在上海丁香花园陈大将住处，因此与傅涯同志也认识，就提出跟瑞华同志一起去。当我们在河东寨玩到快中午时分，气候突变，黑云密布，狂风大作。我们赶紧坐汽车回东经路。车过海滨西面的小木桥时，豪雨如注，不时伴有令人惊心动魄的闪电雷鸣，有几次雷电犹如在汽车顶上轰响，山洪几乎贴着桥面流过。我这时体会到古代诗人关于“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诗句的磅礴气势。

当天下午，雨停了，但阴霾未散。晚饭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聂帅不听劝阻，坚持按惯例到海边去散步。因为白天雷电造成的供电中断尚未修复，当天晚上公路的路灯不亮。我们一行4人：瑞华同志、陈兆保、警卫员和我，紧跟着聂帅，靠一个手电筒的灯光沿着海边公路走。当时的公路是沙土路，坑坑洼洼，不象现在的水泥公路那样平坦。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陈兆保和警卫员紧靠海边一侧走，起保护作用，我和瑞华同志跟在聂帅的后面走，不时有阵阵海风夹带着海水的水滴溅到身上。我为聂帅的安全担惊受怕，不时提醒陈兆保，应该劝聂帅回去。但陈兆保没有说话，他深知聂帅的个性，说也没有用。这样在海边走了40多分钟，聂帅进了院门，大家才松了口气。

7月28日，我要回北京了。聂帅请大家吃罗宋汤。罗宋汤过去我吃过，但从来没有这次好吃，我接连吃了5小碗，不好意思再吃了。聂帅似乎看出来了，问厨师老戴还有没有，如有再盛些出来。边样，我又加了一碗。当天下午，我告别聂帅，晚上回到北京。

以后，我又多次跟聂帅到过北戴河。因为原来的住房实在太小太破旧，1964年，由刘长明、陈兆保设计，对聂帅的住房进行了改建。设计图样拿给聂帅看时，聂帅一再嘱咐，改建时要注意朴实适用，尽量节约经费。陈兆保说，有颗松树正好位于未来汽车道的中间，能否砍掉？因为知道聂帅爱树，所以陈兆保特地请示。聂帅说：我宁肯步行下车多走几步路，也不能砍掉这颗树。这样，这颗松树至今（指本世纪初院子改建前）仍青翠挺拔，枝繁叶茂，保留在原地。据说，有一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去东经路187号院住，曾问起在马路中间保留这颗树的原委，工作人员告诉他后，他很赞赏聂帅这种爱树的精神，说如果叫他做决定，他也会这样做的。

（本文发表在中共广西区党委主办的《党纪》杂志1995年第3期。为登《帅乡潮》作了补充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