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解放军将领传》

周均伦

聂荣臻(1899——l992)，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新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人，长期担任军队和政府的高级领导职务，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少年立志，报国图强

聂荣臻，l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石院子。父亲聂仕先（1879—1935），因家境破落，租佃谋生，为人老诚厚道，沉默寡言。母亲唐氏（1875—1933），勤劳朴实，操持家务。童年的艰辛生活，使聂荣臻养成了奋斗进取精神。l908年到附近冲口外祖父家读私塾。三舅唐海潭在重庆法政学堂读书，常回家与亲朋议论清王朝的腐败。不久，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相继暴发。这使聂荣臻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1913年改上新学，聂荣臻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座右铭自勉，勤奋攻读，l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九如镇立高等小学，同年考入江津中学（时为四年制中学）。

中学时期，聂荣臻已成长为十八岁的热血青年，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凌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刚到中学上课才一两个月，就碰上川黔军阀混战，黔军占据江津中学三个月，他被迫辍学。复课后，与同学议论国是，抨击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弊端，大家越说越气，都表示要发奋学习，以身报国。聂荣臻有感于此，写了篇《评内忧外患》的作文，尽情抒发报国图强之志，加上文笔流畅，字体清秀工整，深得语文老师杜文运(曾是前清秀才)的嘉许，得分为100分，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并贴于学校“中堂"，供大家学习。

聂荣臻好学上进，宽厚待人，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与大多数进步同学关系很好。l918年端午节，他约了几个同窗学友，租船到长江观赏龙舟兢渡。面对浩瀚烟波，聂荣臻激情澎湃，把酒酹江，吟颂起《离骚》诗句：“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渡?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乎先路!”表示愿效法屈原，与大家共勉，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斗争。

1919年1月至6月的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的合法权益，竟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国人无不愤慨，北京终于暴发了“五四运动。这股强大的政治冲击波传到了江津，聂荣臻与许多进步同学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他们先是在校园里游行，以后又联合江津各校同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并警告江津各家大商号不得经营日货，对不听劝告的大商号，将日货查抄封存。商人们买通当地驻军团长王天培，以武装作后盾，由县长聂述文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聂荣臻是五名学生代表之一。谈判时会场四周满布荷枪实弹的士兵，大有“鸿门宴"的架势。聂荣臻等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几经谈判，均无结果。正在这时，“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批准了日本的非法要求。消息传来，聂荣臻等气愤至极，将查抄的日货搬到江边，付之一炬。不几天，暑假来到，由聂荣臻等组成的江津学生联合会，写信给进步同学，要求大家到各地宣传，唤起民众，共赴国难。聂荣臻回到家里，忙着写标语，联络亲朋好友，分头到吴滩、石门、金华庙、永安等地，趁群众赶集的时机，发表演说。他本人演说的场次最多，慷慨激昂，宣传“五四”爱国运动的道理，常获得阵阵掌声。暑期后回到学校，聂荣臻得知商人勾结军警，要对进步学生下毒手，显然已无法继续学业，于是他决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另谋救国之路。

二、坚信马列主义，投身军事斗争

1919年11月，聂荣臻离开了翠竹掩映、碧水环绕的石院子，告别了父老乡亲、巴山蜀水，到重庆约齐钟汝梅等十多位同乡同学，顺长江而下，由上海改乘外轮飘洋过海，于1920年1月到了法国的马赛港。

聂荣臻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弱民穷，在于工业和科学技术落后。因此他决心在法国学好法文，学好科学技术，将来回国办实业，实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愿望。他先后进了蒙塔尔纪、德洛、胡乃尔中学刻苦学习法文。在国外学习，经济成了最大的难题，他离国时由舅父等帮助筹集的三百银元，一张到法国的船票就用了一百元，上学要交学费，平时生活开销也不小。因此，学校一放假或稍有空，就赶紧去做工，曾进过蒙塔尔纪橡胶厂、克鲁邹钢铁厂等工厂，做过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以“学不成，死不归"的顽强毅力，过着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活。   

1921年，聂荣臻经历了勤工俭学生发起的三次爱国斗争。1月中旬，华法教育会通知，从2月起，不再在经济上补助勤工俭学生。聂荣臻与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一起到巴黎中国公使馆请愿，要求向北洋军阀政府转达，给学生以生存权和求学权，每人每月补助四百法郎，以四年为限，故称“二四”运动。请愿遭法国警察镇压，但公使馆被迫同意继续补助没有工作的学生每人每天三法郎。6月，北洋政府派朱启钤到巴黎，以筑路权、印花税、验讫税等作抵押，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五亿法郎，以购买军火打内战。此事被勤工俭学生们发觉，掀起了反对借款的“拒款运动”。聂荣臻积极参加斗争，来往于巴黎、克鲁邹之间，历时两月，终于取得胜利，阻止了北洋政府的阴谋。9月，里昂中法大学附属学院落成，校长吴稚晖等居然规定不让留法勤工俭学生进该校学习，而是从国内招收富家子弟。引起在法学生的强烈不满，纷纷派代表组织“先发队”，于9月20日进占了里昂中法大学。聂荣臻因为做连络工作晚三天到达里昂。此时，先发队一百二十多名同学已被法国警察当局拘留在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里。聂荣臻搞到了一张进兵营探望同学的通行证，利用这张通行证先后救出了赵世炎等三人，其余的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百二十多名同学被强制押送回国。

经过这三次斗争，聂荣臻更深入地思考社会问题。1921年11月，他到达比利时，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常与刘伯坚等进步同学接触，共同探讨国家民族的命运。刘伯坚介绍他看《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著作。他越学越觉得有道理，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逐渐认识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是不现实的，不打倒军阀腐败统治，要想搞建设，发展民族工业，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一切无从谈起。只有向苏联学习，用暴力革命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劳农政府，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问题。l922年6月，他在家信中说：“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救）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22年8月，经刘伯坚、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参加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他与刘伯坚一起，参加了“少共”在巴黎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会后任“少共"旅比(比利时)支部委员。同年春，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聂荣臻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7月，聂荣臻停止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到巴黎，任团的训练部副主任。先后到雷诺汽车厂、西门子电气公司多米松分厂做工，为党团活动筹集经费。业余时间，组织团员学习马列主义，并与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一起，利用《少年》(后改名《赤光》)刊物(有时是当面辩沦)，同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扩大马列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思想阵地。不久，聂荣臻被选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聂荣臻被选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处长。

1924年9月，聂荣臻奉党组织的指示赴苏联，于10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课程有《十月革命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等。还听过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李大钊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内革命形势等课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5年2月，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要重视武装斗争，培养军事干部。因此，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决定，选调聂荣臻到设在莫斯科近郊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聂荣臻认为，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重视武装斗争的思想是正确的，又由于他一向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所以他一入学就刻苦学习军事，并担任中国班党支部书记。同班学习的有熊雄、叶挺、王一飞、颜昌颐、李林、张善铭、杨善集等著名共产党人。经过半年严格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掌握军事的骨干。从此，聂荣臻的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军事。

三、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1925年9月，聂荣臻等二十六名在莫斯科学军事的中国共产党人秘密回到上海，由陈独秀谈话分配。聂荣臻被分到广东。他在广州见到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军事部长周恩来。战友重逢，分外亲切。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一是到黄埔军校工作，一是给汪精卫当秘书。聂荣臻表示，学了半年军事，还是到黄埔军校好。于是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授少校军衔，党内为黄埔军校党团领导小组成员，协助副主任鲁易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指导党团员的活动，主要是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扩大左派在黄埔同学中的阵地，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10月，他在《黄埔潮》第五期上著文《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指出，知道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的反革命军队。l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聂荣臻被扣留在中山舰上，当天获释放。后与陈延年、周恩来、黄锦辉等议论，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力量相当强，应该反击蒋介石的阴谋。但陈独秀决定对蒋介石让步，聂荣臻遂被免去在黄埔军校的职务，到广东区党委军委工作。

1926年国共两党决定北伐。聂荣臻认为北伐是必要的，国民革命军不主动出击，就不能发展左派阵地，就不能打垮封建军阀势力。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奔走于国民革命军各军之间，作北伐准备工作。当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为兴师北伐路经广州，他陪同周恩来向该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作北伐动员工作，极大地鼓舞了独立团的士气。7月初，聂荣臻被指定为广东区党委军委特派员，先到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北伐军的作战部署，后又经水路秘密赶到长沙，与北伐军会合。开设了军委联络点，负责向各军分配共产党员，向军委汇报情况和传达党的指示。10月10日，他随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攻入武昌城，当天在武汉中和里组建了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任军委书记，仍从事与北伐军的联络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聂荣臻与李立三被中央紧急派赴上海。在上海，聂荣臻协助周恩来迅速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主力--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减少了损失。5月，聂荣臻与周恩来同回武汉。中央当即决定，湖北省军委与中央军事部合并，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书记，聂荣臻作周恩来的主要助手。

7月中旬，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国共分裂，形势紧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当夜，周恩来回军事部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任书记，紧急赴九江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聂荣臻到达九江后，将中央的决定第一个通知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中共党员叶挺，然后分头向贺龙、叶挺部队中的中共连以上党员干部作了传达．又去向正在当地疗养的刘少奇作了传达。7月20日，聂荣臻在九江叶挺师部参加了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李立三等部分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叶挺参加的谈话会，讨论武装起义的有关问题。会上李立三等主张立即举行起义。聂荣臻一再说明，周恩来交代，什么时候起义一定要等中央的通知，终于说服了李立三等。会后，李立三等向中央建议，九江的部队尽快集中到南昌举行起义。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此后，聂荣臻应苏联顾问鲍罗廷之约，在张太雷陪同下，上庐山向鲍介绍了起义准备工作情况。   

7月26日，周恩来到达九江，指示聂荣臻将张发奎部第二十五师拉出来参加起义，并接应后续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转赴南昌。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确定留颜昌颐在九江负责接应工作，贺昌密切注意张发奎的动向，自己立即赶往第二十五师驻地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七十四团团长又是李汉魂的亲信。聂荣臻觉得，组织整师起义很难成功，于是决定分头发动部队起义。他先找到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商议。周士第是共产党员，七十三团前身又是叶挺独立团，基础好，共产党员多。聂、周一致认为，拉该团整团起义不成问题。于是由聂荣臻向全团共产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并作了起义的动员。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是该团的中共支部书记，聂荣臻与孙商量，认为该团共产党员不少，拉该团参加起义也不成问题，但该团是新组建的部队，又与师部住在一起，一行动李汉魂会马上知道。于是聂荣臻与孙一中商定，起义时以进行野外演习为名，把部队拉出来，只带武器弹药，不带行李背包。七十四团军官中只有一个机枪连长是共产党员，聂荣臻通知他时，他表示决心把机枪连拉出来参加起义。周恩来临去南昌前还约定，南昌起义一发动，就放一列空车到马回岭车站，聂荣臻即把拉出来的部队和辎重装上车赶往南昌。8月1日下午，一列空车来到马回岭。聂荣臻下令，一切按计划行动。准备起义的部队还没有装完车，张发奎坐火车经过马回岭，发现了部队的异动，下令制止。聂荣臻果断地要身边的排长喊话，让张发奎开车回去。张发奎还想纠缠，聂荣臻命令排长率全排鸣枪警告，吓得张发奎立即跳车逃跑，其卫队被我缴械。马回岭起义按计划顺利实现。车到德安，张发奎写来亲笔信，要求把望远镜还给他。为了日后的统战关系，聂荣臻同意了张发奎的要求，还把被缴械的张发奎的卫队也放了回去。因德安附近的铁路桥被炸坏，聂荣臻只得率起义部队星夜步行赶路，8月2日到达南昌。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第二十五师大部分拉出来了”。

起义军在南昌进行了改编。聂荣臻拉出来的部队被编为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任师长，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聂荣臻任第十一军党代表，叶挺任起义军前敌代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十一军除第二十五师外，还辖第十师和第二十四师。8月3 日，起义军南征，拟去广东东江地区，以图取得国际援助后重占广州，再行北伐。其先头第十师，4日到达进贤后，师长蔡廷锴率部四千五百余人脱离革命，投奔陈铭枢。出师不利，一大损失。叶、聂指挥第二十四、二十五师与兄弟部队一起，先后进行了壬田、会昌、三河坝、汤坑等战斗。起义军虽作战英勇，消灭和击溃了不少敌人，但自己损失也很大。汤坑一战之后，起义军已无力再战。第二十四师二千余人由董朗率领进军海陆丰，与东江农军会合。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分兵后，l0月初遭敌人袭击，由朱德、陈毅等率领，经闽南、粤北转战到了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后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0月3日，聂荣臻与叶挺参加了起义军革命委员会在普宁流沙镇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听取中央代表张太雷关于中共中央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会议中途遭敌人袭击，革命委员会成员被冲散。10月上旬，聂荣臻、叶挺在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的协助下，掩护重病中的周恩来，乘一叶扁舟，由甲子港出发，在海上与风浪搏击了两天一夜，到达香港。

南昌起义失利的过程，给了聂荣臻以深刻的教训。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总起来说，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他的这种认识，应该说当时就有了，早在1927年11月4日，在得知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率领下进军赣、粤边境的情况后，他向中央军事部写信建议，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应“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以图发展。

1927年10月中旬，聂荣臻与广东省委接上关系。省委决定聂荣臻负责省军委工作。省军委成员有黄锦辉、杨剑英，军委书记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兼任。11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作出了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的决定。此后，聂荣臻在香港多次参加省委讨论广州起义的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广州地区也是如此，起义没有胜利的可能，主张不举行这次起义。但广州起义是中共中央决定的，所以准备工作仍按原定计划进行。12月上旬，广州起义进入实施准备阶段，省委负责人陆续到达广州，聂荣臻与黄锦辉，杨剑英也来到广州。在广州举行的起义领导人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比聂荣臻小3岁，毫无实战经验，在会上提出，先发动工人，组织总同盟罢工，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发展成城市暴动，进而乘机夺取政权。这完全是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聂荣臻和多数同志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议起义在夜间进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广州政权。诺依曼仍坚持己见。由于暴露了起义的秘密，广州起义比原定计划提前两天于l2月11日凌晨发动。聂荣臻与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起义军总司令叶挺和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等一起，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工人赤卫队等武装和工农群众两万余人举行起义。聂荣臻随工人赤卫队行动。教导团是这次起义的主力，训练有素，武器装备好，在工人赤卫队、农工纠察队的配合下，当天占领了除第四军军部、军械处等少数据点以外的广州全部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此后聂荣臻就在设于市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掌握军事行动情况。

ll日夜间，起义领导人在市公安局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叶挺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状况，认为广州周围敌兵力密集，于我不利，提议将起义军尽快撤离广州，拉到海陆丰，去与当地农军会合。聂荣臻同意叶挺的意见。但诺依曼却极力反对，说什么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甚至斥责叶挺是想去当土匪。叶挺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聂荣臻为之忧虑。

12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但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幸牺牲，李福林的国民党第五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围攻广州，起义军浴血奋战。中午，敌人约一个团占领了观音山，居高临下，向设在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扑来，形势危急。敌我双方在离公安局不远处一条街的两侧激烈交火。聂荣臻急忙把在总指挥部的二百多人组织起来，投入战斗，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下午，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各一部闻讯赶到，才将敌人击退，重新夺回了观音山。12日黄昏，聂荣臻与叶挺一起到财政厅的天台制高点，观察广州各处的战况，看到起义军失利已成定局。他们商定，将起义军撤出广州。撤退的命令叶挺要聂荣臻设法下达。聂荣臻回到总指挥部，一面通知指挥部人员赶紧撤退，一面与黄锦辉商定，聂荣臻去通知教导团撤退，黄锦辉会说广东话，去通知比较分散的工人赤卫队等武装撤退。l3日，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逐步撤出广州，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仍与敌人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军与革命群众付出了牺牲五千人以上的重大代价。敌人重占广州，起义归于失败。

12月16日聂荣臻回到香港。下旬在广东《省委通讯》第七期上发表《广州的暴动》一文，从政治、军事、起义的准备和行动结果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与经验教训。

1928年1月，聂荣臻参加了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会后任省军委书记。1月至3月，广东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问题。聂荣臻反对李立三大批处分和惩罚省委领导干部的做法。对起义本身，他认为，本应在广州组织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开创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这是正确的做法。3月，他还与叶剑英一起向省委建议，改变将撤退到东江地区的教导团派往各处硬打硬拼的做法，使教导团成员作为骨干带兵打仗，并逐渐向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靠拢。在当时党内“左"倾思想严重的状况下，他们的建议未被接受。同年11月，在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聂荣臻被选为省委常委，仍任省军委书记。

1928年4月，聂荣臻与在省委做机要交通工作的张瑞华同志结婚。

1929年“五一”节，中央命令在香港组织示威游行。聂荣臻在现场看到赶来集合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基本上没有群众参加，于是他说服香港市委书记邓发，取消了这次示威活动。

10月下旬，聂荣臻被省委任命为东江巡视员。在巡视工作时，他向东江特委书记林道文等指出，东江红军应该开展秋收斗争，以武装帮助农民抗租，才能发动群众，使群众在斗争中觉悟起来帮助红军。红军的作战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结合，诱敌深入，“决战于赤色的乡村区域”，胜利才有把握。

1930年1月，聂荣臻被调到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按中央指示，聂荣臻与省委书记贺昌等一起，将有托派嫌疑的原省委书记张慕陶挤出省委，由中央另行安置。6月，聂荣臻被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执行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的指示，到任后约束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放荡行为。在特科聂荣臻看到，顾顺章利用职务之便，吃喝嫖赌，胡作非为，还企图爆炸一品香旅馆，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搞冒险主义。聂荣臻对顾顺章的这些违纪行为作了斗争。7月，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聂荣臻奉李立三之命去镇江组织武装起义，然后攻打南京，会师武汉。聂荣臻刚到镇江，即发现镇江县委书记被捕，而且起义既没有武装力量基础，又没有群众基础，遂即取消了这次冒险主义的起义计划，返回上海。8月，聂荣臻被调到中央军委再次作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助手。9月下旬，聂荣臻列席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他拥护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聂荣臻基于对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他在白区工作中时刻牢记为根据地斗争服务。曾与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一起，组织翻译了《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提供给各苏区参考，还为苏区搜集情报，提供通信器材，输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1月，聂荣臻任中央军委参谋长。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周恩来、陈云决定，立即搬迁顾顺章所知道的上海所有中央机关和负责人的住处，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联络方法。聂荣臻与李克农、陈赓、李强等协助周恩来，连续三四天未合眼，抢在敌人之前完成了搬迁和通知各方的任务，避免了党的一次重大损失。这年夏天，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参与争取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和争取第二十一军与我党联合抗日的活动，都取得了积极成果。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发动了“宁都起义”。第二十一军军长吉鸿昌成为共产党员，抗日名将，并为抗日英勇捐躯。这年9月，发现各苏区普遍出现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倾向。聂荣臻与欧阳钦建议纠正这一错误，由周恩来将此建议报告中央。为此，中央通知各苏区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减轻了党的损失。1931年6月下旬，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又很快叛变。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上海的秘密工作环境日益困难。12月，聂荣臻奉命撤往中央苏区。

聂荣臻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以及白区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深知人民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必须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站稳脚跟，战胜强敌。这为他日后成功地创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战斗在中央苏区   

1931年12月，聂荣臻告别了爱妻张瑞华和一岁刚过心爱的女儿聂丽(后改名聂力)，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从此开始了他长期的戎马生涯。

1932年新年伊始，聂荣臻到达瑞金，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会面，倍感亲切。随即被任命为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到刚由宁都起义部队组建起来的红五军团，做上层起义将领的思想工作，以坚定他们当红军的信心。2月上旬，他随红三军团司令部到达赣州前线，参加攻打赣州的作战行动，因赣州城坚，未能攻克。

3月12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新的红一军团，聂荣臻被任命为军团政治委员，林彪任军团长。从此，他在这一岗位上南北征战，渡过了整整六个年头。

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口举行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夺取赣江两岸中心城市。毛泽东反对这个决定，认为这是一个“左”倾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闽西南地区发展。在向瑞金行军途中，毛泽东对林彪、聂荣臻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林、聂3月21日致电中革军委，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关于红一、红五军团东向闽南，“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同时开辟新苏区的意见。林、聂的意见为中革军委接受，聂荣臻被任命为东路军(含红一、红五军团)政委，林彪任总指挥。毛泽东随东路军直接指挥。4月，东路军取得了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先后解放闽南重镇龙岩、漳州及附近的大片地区，国民党军张贞第四十九师基本被歼，俘敌二千三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批武器弹药。又经一个多月的时间，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一百万元，扩充红军九百多人，并组织了一批地方游击队。漳州战役是聂荣臻第一次直接在毛泽东指挥下作战，毛泽东杰出的战略思想和指挥才能，给了聂荣臻以深刻印象，由衷地敬佩。

5月，广东敌人不断向赣南增兵，威胁中央苏区南部地区，苏区中央局决定予以反击。6月，红一方面军发布进攻南雄之敌的命令。据此，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击溃守敌一个团，于7月占领粤赣边要隘梅岭关。接着，他和林彪率红一军团参加了水口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经激战，击溃粤军十个团，迫使粤敌退出赣南苏区，稳定了中央苏区南部的局势。

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决定发起乐安、宜黄战役。8月中旬，林、聂指挥红一军团攻克乐安城，全歼守敌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一个多旅三千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下旬，又率红一军团配合红三军团攻克宜黄，歼敌两个旅，其中红一军团歼敌一千三百余人。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错误地批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剥夺了他的指挥权。聂荣臻在建宁前线得知这一消息后，深表忧虑和不安，认为这将会给红军带来严重恶果。

10月中旬，聂荣臻与林彪率部执行“赤化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红一军团10月占领建宁。稍后，红三军团等部攻占黎川、泰宁。“建黎泰战役"歼敌不多，但解放了广大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11月中旬，林、聂率红一军团继续向北发展，先后攻占赣东北重镇资溪、金溪。翌年1月，国民党军集中五个师，兵分两路，企图夺回金溪等地。聂荣臻与林彪奉命统率红一军团、红三十一师、红二十二军进行浒湾战斗。在金溪到浒湾的公路两侧，先后与敌八个团激战。敌人占据制高点有利地形，并有飞机和猛烈的炮火支援，我军两名师长负伤，部队伤亡也较大。聂荣臻在指挥阵地上看到，部队有招架不住之势。在处境危急时刻，他与林彪亲临第一线直接指挥战斗。敌人的枪弹击中了处在聂、林中间的作战参谋，当即牺牲，聂、林全然不顾，仍率部与敌人拼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士气，终于使战局转危为安，歼敌二千多人，并乘胜占领浒湾，逼近抚州。此战，受到苏区中央局通令表扬。

1933年2月初，五十万国民党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其主力中路军十个师由陈减统率，企图由北向南进犯广昌，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周恩来、朱德决定率红一方面军对南丰之敌由强攻改为佯攻，隐蔽主力，打敌增援。林、聂率红一军团于2月下旬初到达洛口、东韶地区。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王稼祥的政治动员令，战前组织红一军团全体政工人员进行战地政治动员，号召指战员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打好伏击战役，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2月27、28日，林、聂统一指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参加黄破大兵团伏击战役，歼灭陈诚部主力第五十二师全部、第五十九师大部，俘敌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以下官兵一万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聂荣臻始终在第一线指挥，战斗高潮时还直接带队冲入敌群厮杀。中共中央电贺红一方面军取得的重大胜利。陈诚不甘失败，以六个师分成前后两个纵队，由宜黄向广昌进攻，寻歼红军主力。红军以一部在广昌西北积极活动，诱敌加速南进，拉长敌各部的距离，而以主力自洛口地区秘密北进至草台岗地区，待机歼灭敌人的后纵队。敌军果然被红军牵着鼻子就范。林、聂指挥红一军团、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攻击草台岗之敌。战斗异常激烈，敌机不断扫射轰炸我军阵地，一颗炸弹落在林、聂指挥位置附近。炸弹的气浪把林彪吹到山坡下，聂荣臻也被吹倒在地。他们爬起来，抖落了硝烟征尘，继续指挥战斗。经一天激战，歼灭陈诚部最精锐的笫十一师大部，击伤其师长肖乾及旅长两名，毙团长三名，重创敌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俘敌近七千人。经黄陂、草台岗两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6月，由博古等领导的中共中央局（即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改称中央军，由林、聂统一指挥，在西线永丰地区作战。红三军团为东路军，由彭德怀指挥到福建地区作战。这违背了相对弱小的红军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攻敌弱点的作战原则，红军东西两线的仗大多没有打好。

8月．得知敌第八十师正在永丰西南乌江圩修筑堡垒，林、聂决定，趁敌立足未稳，红一军团利用雨天，秘密开进，突然包围夹击敌人，经四小时激战，敌第八十师基本被歼，毙敌一千多人，俘敌二千多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持久作战”的战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很快占领黎川。由于临时中央采取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处处被动。聂荣臻和林彪率红一军团艰苦征战，但仗大部没有打好。他们参加的比较大的战斗有：11月中旬的大雄关战斗，l2月底的丁毛山战斗。1934年2月中旬的风翔峰战斗，3月中旬的三坑战斗，3月下旬的新桥战斗，4月中下旬的广昌保卫战，5月中旬的建宁保卫战，这些战斗都没有获得好的战果，有的还使自己遭受重大伤亡。有感于我军的被动局面，聂荣臻和林彪于2月向中革军委提出“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7月，又提出“关于在野战中歼敌的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我军防御正面不能太宽；不要到处修工事，以防敌占后为其所用；要诱敌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我军不宜过于逼近敌人作战，应部署在距敌7．5公里左右的地区，诱敌脱离堡垒线或立足未稳时突然歼灭之。建议大多未被接受或没有结果。

9月，林、聂率红一、红九军团在福建长汀附近进行了温坊战斗，趁敌人一个旅脱离堡垒线到温坊筑堡的时机，乘夜幕突然袭击，将该旅基本歼灭，接着又消灭赶来报复之敌一部，共歼敌四千多人，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唯一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个别的胜利已无法补救全局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在中央苏区近三年的战斗经历中，聂荣臻得出的结论是：相对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才能取胜。红军又必须执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广泛运用袭击、伏击等作战方式，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认为毛泽东是运用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典范，第四次反“围剿”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仍然使用了上述原则。第五次反“围剿”则相反，才归于失败。

五、参加长征，转战陕北

1934年10月中旬，聂荣臻满怀依恋之情，告别了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和山山水水，在夕阳辉映下跨过于都河，踏上长征之路。他与林彪率红一军团为长征纵队的左路前卫。10月下旬，红一军团击溃守敌粤军一个师，在信丰南部渡过桃江，通过了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红一军团攻占城口，通过了湘粤边城口到汝城之间的敌第二道封锁线。在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命令：“一军团之基本任务为夺取并巩固九峰圩……以便野战军迅速西进。”红一军团依令抢占九峰山，保障了红军左翼安全，使全军得以顺利通过良田到宜章的敌第三道封锁线。

11月中旬，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率二十五个师，分五路追击红军。军情紧迫，按林、聂命令红二师采取迅速果敢的行动，长途奔袭，于ll月22日占领了道州。ll月2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向湘江前进，以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ll月27日，林、聂率红二师为右翼，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渡河点。ll月29日至l2月1日，林、聂指挥红一、红二师在脚山铺附近地区顽强抗击全州之敌四个师的猛烈进攻，付出重大代价，保住了右翼渡河点，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等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由于中共中央博古等领导人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中央和军委纵队行动迟缓，一天的路程三天才走完。为完成掩护任务，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血的教训，促使聂荣臻等许多人深入思考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12月中旬．红一军团攻占通道、黎平。l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为争取在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聂荣臻接到通知，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决定。至12月底，红一军团先后占领剑河、施秉、镇远、余庆等地，抵达乌江边。

1935年1月上旬，林、聂指挥红一师在回龙场强渡乌江成功，接着占领湄潭。红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在江界河渡口突破乌江。1月5 日，林、聂下达了“进入城镇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部队在夺取遵义城及附近城镇时，应严守纪律，以利于发动群众，创造新的苏区。红一军团的良好纪律，曾受到中革军委、原总政治部的通报赞扬。

聂荣臻因脚部化浓感染日趋严重，1月上旬过乌江后，只能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军。王稼祥也因伤坐担架。两人在行军途中议论，一致认为，只有改换中央领导，才能彻底扭转中央红军面临的被动局面。l月15日至l7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聂荣臻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发言批判“左”倾冒险主义者错误的军事路线。在会上，他还与刘伯承共同建议，红军北渡长江向四川发展，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他们的理由是：渡江后可以得到红四方面军接应；四川是西南首富，军阀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容易发动群众，站稳脚跟；四川交通不便，蒋介石军队进入困难。他们的建议为会议接受。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即改为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主导地位。这对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月下旬，聂荣臻随军委纵队在元厚场一渡赤水河。2月上旬，他脚伤痊愈，在扎西地区回到了红一军团。2月18日红一军团攻占太平渡，为红军二渡赤水河打开了通路。下旬，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先头部队配合红三军团乘胜重占遵义，接着又击溃薛岳部对遵义的反扑，歼敌第九十三师大部、第五十九师一部及部分黔军，共俘敌约三千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3月，为调动敌人，红军再次放弃遵义，在仁怀附近西渡(三渡)赤水河。接着又在太平渡东渡(四渡)赤水河，直插乌江。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灵活穿插，牵引敌大部队来回调动，疲于奔命，使弱势的红军在强敌重围中取得主动，为摆脱优势敌人的战略包围奠定了基础。这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聂荣臻由衷地钦佩。但林彪不这样看。他在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进军云南的西进途中．说四渡赤水是走了“弓背路"（意即弯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应该走“弓弦"(即走直线)。并为此向中央写信，要彭德怀出来指挥，撤掉毛泽东、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林彪还要求聂荣臻在这封信上签字，联名上送。聂荣臻严厉地批评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但林彪还是单独签字将信上送了。为此，后来在林彪、聂荣臻都参加的会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严厉批评。

4月底，中革军委命令红军速渡金沙江，摆脱敌人。林、聂率红一军团于5月初赶到元谋北金沙江边的龙街，企图在那里架桥通过，但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架桥未成。后接电令，速到右翼皎平渡渡江。一夜之间，聂、林率部冒雨在金沙江畔的悬崖峭壁间行军六十公里，及时赶到渡口，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红一军团有深厚感情，在金沙江畔的一个崖洞里等候，见到聂荣臻等时说，“你们都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过金沙江后不久，聂荣臻被任命为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率领一个多团为红军北上开路。他们密切配合，指挥所部迅速攻占泸沽、冕宁。前面是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区，能否通过，红军面临新的考验。聂荣臻与刘伯承商定，对少数民族，决不能象国民党那样肆意攻伐，只能以诚相待，求得合作。于是，由刘伯承在冕宁北与沽基家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取得该部落的合作，使红军先遣队得以顺利完成任务，并为红军爱护少数民族、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留下了一个被后人广为传颂的美好故事。

过彝族区后，刘、聂率红军先遣队攻占大渡河边的安顺场。翌日，他们指挥红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接着又率红一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的红二师，于29日飞夺泸定桥，为红军大部队打开了迅速北上的通路，粉碎了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红军又谱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6月，林、聂指挥红一军团翻越天险二郎山，攻占天全、芦山。接着，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及红一师翻越夹金山，先后在达维、懋功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在懋功参加了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联欢会，主持了欢迎张国焘的仪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出席了。26日至28日，聂荣臻出席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会后，张国焘要陈昌浩请彭德怀、聂荣臻吃饭，扬言给他们拨兵，引起了聂荣臻的警觉。7月，聂荣臻和林彪指挥红一军团攻占毛儿盖。8月，中央发布“夏洮战役计划”，成立左右两路军北上，红一军团改称红一军，属右路军。不久在毛儿盖开会部署行动计划。散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要聂荣臻留下，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态度。聂荣臻严正表示，他对这两个会议都坚决拥护。20日，聂荣臻出席毛儿盖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拥护中央继续北上的方针。这次会议批判了张国焘要求红军西进青海、宁夏、新疆的错误主张。23日，聂荣臻率红一师、红军大学、军委纵队一部作为先遣队，进入大草地，历尽艰险，于27日出草地到达班佑。8月底与林彪所率部队会合。9月，红一军为先头部队，向俄界进军，l0日，在俄界接彭德怀电，得知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进。林、聂当即复电彭德怀，已作好接应中央及红三军(原红三军团)到俄界的准备。12日，林彪、聂荣臻拒绝张国焘诱使红一军南下的电令，并在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聂荣臻发言：“我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中，聂荣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一边。

俄界会议后，聂荣臻又率红一军为先遣队北上，9月中旬，他与林彪指挥红四团攻占天险腊子口，乘胜占领哈达铺，再次打开了红军北上通路。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成立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聂荣臻任第一纵队政委，纵队长由副司令林彪兼任。10月，北上途中，聂荣臻和林彪指挥所部，在青石咀歼敌两个骑兵连，缴获战马一百多匹，装备了纵队骑兵侦察连，为红军编成了第一支骑兵部队。l9日，聂荣臻和林彪率一纵队为先遣队，进入陕北苏区吴起镇（今吴旗镇）。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

10月21日，林、聂指挥一纵队，在二纵队配合下，击溃尾追的敌骑兵二千多人，摆脱了敌人对红军的袭扰。22日，聂荣臻在吴起镇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陕北建立苏区，领导全国革命。11月，西北军委下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红十五军团。仍由聂荣臻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任军团长。

11月21日，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聂荣臻和林彪率红一军团参加直罗镇战役。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配合，经四天激战，全歼敌第一○九师又一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24日，聂荣臻率部迎击援敌第一○六师，在太白镇附近歼敌一个团。整个直罗镇战役，毙敌一千多人，俘敌五千三百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为党中央把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献了一份奠基礼。

12月，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在军事战略上决定向山西发展，进行东征。

1936年1月。聂荣臻到延长县城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军委会议，研究战略方针及东征战役问题。聂荣臻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东征。2月，聂荣臻率部到达绥德县沟口附近黄河西岸地区，待命东征。l9日毛泽东规定；“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日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20日，林、聂率红一军团在沟口地区突破黄河天险。次日击溃守敌占领三交镇、留誉镇，俘敌一百多人，后又在关上村歼敌一个团，俘敌四百多人。3月，聂荣臻到交口县参加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示：红一军团应沿同蒲路和汾河流域南进，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争取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红十五军团东出威胁太原，配合红一军团行动。据此，聂荣臻、林彪即率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的第八十一师组成的先锋军，渡过汾河，沿同蒲路南下，先后包围了霍县、赵城、洪洞、浮山、临汾等城镇。根据毛泽东对坚城不必强攻，着重就地扩大宣传、扩大红军的指示，没有强攻上述城市。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发动群众，征集资财，扩大红军，取得显著成绩，全军团扩大红军五千多人，破坏同蒲路一百多公里。在此期间，红一军团还先后攻占侯马、襄陵、吉县，俘敌四百多人。4月下旬，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共五十一个团，分三路向东征军迂回，这时接东征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政委毛泽东回师陕北的通知，聂荣臻、林彪即率部于5月初在永和关、延水关、清水关西渡黄河，结束东征。

4月10日，聂荣臻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5月中旬，在延川县大相寺，聂荣臻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作战的经验教训。会议着重批评红军中的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聂荣臻就红一军团在拨兵给兄弟部队问题上的本位主义作了自我批评。会后，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由左权任代理军团长。

5月18日，西北军委发布西征战役计划。聂荣臻与左权率红一军团出发西征。6月，红一军团两个团进攻曲子镇，守敌顽抗。红军刚打开缺口，一团之众一拥而上，乱了自己阵脚，被敌人反击出来。聂荣臻发现攻城战术不当，于是他命令部队，只派一个连，在火力支援下从突破口攻入城内，然后交替掩护前进。果然凑效，当天傍晚就攻占了曲子镇，全歼守敌，并活捉马鸿逵部第一○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冶成章在马部以打仗膘悍著称，活捉了他就打出了红军的威风。第二天，庆阳敌人六个步兵营、两个骑兵营南援曲子镇。对这股来势凶凶的敌人，打还是不打，有人犹豫。聂荣臻坚决表示：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不利于尔后作战。经动员，全军奋勇迎敌，结果敌六个步兵营基本被歼，两个骑兵营被击溃，俘敌一千一百多人。红一军团军威大振，乘胜攻占木钵、环县、洪德、黑城、七营等城镇后，即在这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回民解放委员会，成立游击队，分配土地，筹粮筹款。8月，毛泽东发布指示，西征军以休养生息为主，准备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接此电示后，聂荣臻等即率部在豫旺堡地区整训。

8月26日，聂荣臻率由红一师、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的特别支队，向会宁、静宁前进，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于9月中旬，先后占领将台堡、界石堡。聂荣臻报告中央，接红四方面军来信，红三十一军正来界石铺途中。毛泽东回电指示，红一军团全部南进。10月初，特别支队攻占会宁。10月10日，红一师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会师。10月22日，聂荣臻等在将台堡与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等会师。至此，三大红军主力，全部结束长征。

10月底，聂荣臻指挥红一师与兄弟部队配合，在海源以北，侧击敌步兵、骑兵各一个师，俘敌千余人。

11月21日，聂荣臻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向陕北转进时，蒋介石调集五个军，由胡宗南指挥，分四路向海源、打拉池地区追击红军主力。红军采取逐步诱敌深入至有利地区集中兵力歼敌的方针。聂荣臻和左权负责在第一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各有关部队作战。11月中旬，胡宗南第一军的两个主力师孤军深入盐池、惠安堡地区，其中第七十八师于20日占领山城堡。聂荣臻遵照军委指示，决心在山城堡集中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三十一军的优势兵力围歼敌人。部署完成后，有的指挥员提出，部队很疲劳，敌人又在山城堡抢修了野战工事，这一仗究竟打不打?聂荣臻考虑到把敌人引进陕北对我军非常不利，他坚决表示，部队已经展开，怎么还考虑打不打呢!至于修野战工事，那是常规，而且都很简单，容易对付。取得了一致意见。战斗打响后，又发生了某些部队指挥员不坚决按作战计划行动的现象。聂荣臻向彭德怀报告，红一军团已经投入战斗，如果有关部队决心再动摇，本来是胜仗也会打成败仗的。他的意见得到彭德怀的大力支持，彭即刻严令有关部队坚决执行命令。终于经不到一昼夜的激战，敌第七十八师的一个旅另两个团全部被歼。敌向盐池进攻的几个师，也遭我军袭击而撤退。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敌人停止了对红军的追击。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山城堡一战成为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西安事变后，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直在西安北部地区备战整训。

六、创建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暴发，抗日战争开始。8月下旬，聂荣臻出席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发言，拥护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总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聂荣臻为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党内仍称政治委员)。9月25 日，聂荣臻与师长林彪共同指挥了平型关战斗，歼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取得了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八路军赢得了”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美称。

平型关大捷后，林、聂致电毛泽东，为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议第一一五师师部率部分兵力到阜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建议被接受。十月，聂荣臻奉命率第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各地工作团等共约三千人的武装，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l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聂荣臻受命后，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总方针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七十二个县治，面积达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二百余万，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之一，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到1943年的6年间，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民，先后粉碎了日伪军以二万至七万兵力发动的十次大模规“围攻”和“扫荡”，挫败了敌人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参加了百团大战，进行多次大规模交通破袭战，作战一万七千余次，歼灭日伪军二十三万五千余人。

聂荣臻认为，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建立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人民武装相配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造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此，从晋察冀军区一成立，他就不断强调，晋察冀边区孤悬敌后，得不到任何后方支援，又处在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干线之间(其中冀东、冀中还分别面临北宁、津浦线)，利于敌人快速调动，我军易受围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在人民群众支援下，用人民战争战胜敌人。他一开始就分配主力部队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打小仗，收集武器，抓住群众的抗战热情，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与此同时组织游击队、义勇军、民兵等地方人民武装，并在一切为了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民间已有的各种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对众多的杂色武装进行整编改造。使抗日武装力量得以迅速扩大。到l2月中旬，聂荣臻下令成立四个军分区，很快在平汉路西的北岳区打开了局面，为边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他还领导部队带动大量新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用伏击、袭击、夜战等多种游击战手段，粉碎了两万多日军对边区发动的第一次“八路围攻"，使边区军民看到了游击战的威力，增强了抗战胜利信心。   

聂荣臻还认为，建立根据地的另一关键是发动群众。他形象地说：“我不能待在山上，整天与和尚喇嘛为伍，而是要下海，这海就是人民群众。”因此，军区成立不久，他就率军区机关于ll月中旬由五台挺进到了阜平。

为了尽快发动群众，解除在群众中较普遍存在的彷徨无依的恐惧心理，到阜平的当天，聂荣臻就与中共秘密党员、当时任国民党五台县长的宋劭文等协商，成立了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聂荣臻在大会致开幕词指出：边区四面受敌，局面混乱，迫切需要成立由各党派各阶层联合组成的边区政府。由于敌人兵力不足，边区游击战的积极展开，已迫使敌人占领太原后在华北基本上停止了进攻。我们只要能发动群众，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抗战，就一定能取得胜利。1月14日，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聂荣臻为边区政府委员。边区政府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边区群众的抗战热情。但王明致电中央，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对此，聂荣臻在2月1日的电文中反驳说，如按王明意见，我们当放弃独立自主方针，这样我们“便为他人作嫁衣裳”。表明了他坚持独立自主抗战的坚定立场和对政权建设的高度重视。边区政府成立后，聂荣臻与宋劭文等研究确定，尽快在边区实施“减租减息”、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制定抗战勤务合理负担办法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方面的政令措施，以减轻农民负担，充分调动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又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适当保护地主、富农的抗战热情。聂荣臻鉴于中央苏区赤白对立的教训，反复强调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中要注意防止“左”的偏向。到1940年8月，由彭真主持，聂荣臻参与，晋察冀将有关的政策法令总结归纳为二十条，简称《双十纲领》。这个纲领一公布，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中共中央称作是“最适合目前抗日需要的政策纲领"。晋察冀边区完善的政权工作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法令，对充分调动当地的人力物力，支持敌后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聂荣臻认为。冀中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要坚持敌后抗战，必须开辟冀中。1937年l2月中旬，中共秘密党员、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二千四百多入到达阜平。聂荣臻多次与吕正操商谈开辟冀中的方针政策，并指导这支刚由东北军起义过来的部队进行整训，帮助建立连队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传统。l938年1月，吕部返回冀中，与原在该地区的孟庆山部河北游击军会合，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为开展冀中区的抗战局面奠定了基础。3月，聂荣臻亲自到平汉路西侧对冀中区进行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平汉路东平原地区村庄稠密，树木也多，敌人虽便于运动，我们也易于隐蔽，应该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4月，毛泽东等发布“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此后，冀中的游击战争，势如燎原。

聂荣臻高度重视开辟平西、平北和冀东的工作。1937年12月，有北平地下党参加领导的“国民抗日军"一千多入到达阜平，聂荣臻多次找该部领导人谈话，鼓励他们在统一战线方针下团结抗战。该部经整训后返回平西开展工作。1938年2月．接毛泽东“关于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聂荣臻随即命令第一军分区政委邓华率一个团，先赴平西活动，打下基础后再经平北向冀东挺进。他在与邓华谈话时指出，到冀东后要树立建设根据地的思想，防止“捞一把就走”的偏向。邓华部4月间与第一二○师宋时轮支队在平西会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邓华任政委。5月，聂荣臻致电四纵队，趁徐州会战，敌后空虚，迅速东进，创建冀东根据地。四纵队随即向平北、冀东挺进，促成7月6日有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的爆发，对冀东区的抗日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8月，聂荣臻向刘少奇建议，四纵队应在现有地区以“立定足跟为原则，因为在敌人的深后方发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困难的。所以必须在蓟县、平谷、密云地区加紧工作，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当即复电：“宋邓纵队主力在现地区……站稳脚跟，再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的方针是好的。”8月中旬，四纵队与冀东起义武装于遵化县铁厂会师。9月，日军“扫荡"冀东。四纵队领导人没有坚持建立根据地和在原地与日军斗争的方针，率起义武装西撤，途中遭敌袭击，损失严重。10月，李运昌等率六千武装返回冀东，坚持斗争。从此，晋察冀的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几块根据地初具规模，互相支持，互为依托，对北平、天津、保定敌占大城市形成战略包围态势，完成了开创阶段的任务。

1938年2月，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聂荣臻指挥冀西、冀中部队向平汉路多处日伪军据点进攻，连克定县、新乐、望都三城，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使平汉路一度瘫痪，受到毛泽东、朱德通电嘉奖。

3月，日军出动一万二千余人，在飞机配合下，沿平汉路分四路进攻阜平，企图一举捣毁军区领导机关。聂荣臻指挥部队避开正面，不断袭击敌人侧背和交通线，并主动撤离阜平。敌人占领了阜平空城，但疲于奔命，不得不于4月退出阜平。我军三十八天中作战四十多次，歼敌千余人。

4月上旬，聂荣臻出席在金刚库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几个月来支持华北抗战的总结与我们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军区的斗争钳制了大量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用积极进攻来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在战斗中锻炼壮大主力部队，使之能进行适度规模的运动战；普遍发展游击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瓦解日伪军斗志，肃清汉奸；建成全局上集中统一，各分区又能机断专行的领导指挥体制；部队要加强训练，以提高阶级觉悟与战斗力。

4月下旬，为配合徐州会战，聂荣臻指挥军区部队向平汉路第二次出击，一度攻入涿县、涞水、容城、安次、永清等城镇，破坏铁路四十多公里，使平汉路中断三天。

6月，聂荣臻发布命令，为纪念抗战一周年，要求各部在7月7 日前后向日伪军据点及交通线进攻。经两天作战，歼日伪军一千四百多人，炸毁火车头三个，破坏铁路五十多公里，炸毁了石景山发电厂锅炉，使北平一度停电。

8月、9月，军区先后组织满城石振声部、保定李允声部、徐水“警防队”等伪军反正，编为“人民抗日军”。伪冀东保安队近一千二百人，由王溥率领到达北岳区，改编为“游击军”。王溥在作战中英勇牺牲。

9月下旬，五万日伪军分二十五路围攻五台山区，聂荣臻指挥部队，以一部与敌周旋，主力跳出合围圈，着重打敌供应线及运输、掩护部队，破坏敌占道路、桥梁，断敌交通。至10月下旬，进入山地之敌十分疲惫，我军即集结主力予以痛击。这次反围攻历经四十八天，作战一百三十多次，歼敌五千二百多人，击毙日军旅团长常冈宽治、联队长清水，取得重大胜利。

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来电，称晋察冀边区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1月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成立中央北方分局，以彭真、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统一领导晋察冀地区的各项工作。

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一年来的情况向中央报告：根据地武装部队已发展到近十万人。另有民兵自卫队等人民武装十多万人。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日伪军一万五千多人。报告还系统总结了创建根据地的过程和各方面的经验，共十多万字。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份报告，决定公开发表，并亲笔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年3月2日还写了序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原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为本书写了序言。5月，这本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发行。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二十六人组成八路军党务委员会，聂荣臻被确定为党务委员。

1939年1月，聂荣臻发布命令，逮捕易(县)满(城)徐(水)军分区司令孟阁臣。因孟被我改编后不思悔改，反聚敛民财，勾结日伪军，杀害我政工人员。经边区政府公审，孟阁臣被处决。

为加强冀中的抗日斗争，第一二○师于l939年1月抵达冀中。2月初聂荣臻组织盛会欢迎贺龙、关向应等一二○师将领。接着成立了由贺龙、关向应、程子华、吕正操等组成的冀中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区的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成立了冀热辽挺进军，由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并由萧克、宋时轮、邓华等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平西、平北、冀东区的各项工作。

2月，聂荣臻在悉心研究日军特点的基础上发布指示：敌人推行的是“点、线、面”结合的几何学发展的战略战术，即“扫荡”的特点是在各处“扩大据点，使之连接成线，由点线向面的方面扩张。”我军的总任务是巩固现有阵地，坚持游击战争。北岳区部队应积极打击各据点向外扩张的敌人。我军应轮流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深入敌后破坏交通，使敌各据点逐渐孤立。冀中部队应配合一二○师先打孤军突出之敌，使之不能连成线，对工事薄弱的敌据点要坚决攻占。稍后，他又发布训令，加强主力部队的训练与建设，以适应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要求。

同月，聂荣臻在边区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军队要有战斗力就一定要有文化。人要吃饭，枪炮要弹药喂养，人的脑子要用大量文化粮食去喂养。”他一贯强调军队文化工作的重要性。l940年11月他在接见文艺工作者时说：“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1941年7月他在边区第二届艺术节上讲话时又强调说：“我军的传统是把文化艺术当作政治工作的武器，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l942年8月，他对文艺工作者讲活时，又号召艺术家们深入斗争实践，提出：“伟大的作品将来一定要产生，而且会产生在前线，产生在堡垒附近。”由于他的重视，晋察冀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艺术家。

5月，聂荣臻发布通令，嘉勉由平山县青年组成的“平山团”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从此，他经常强调“八路军是边区子弟兵”的口号，认为这个口号可以使“军政民分工合作，生产作战，血肉相连。”

6月，国民党顽军张荫梧率数千武装袭击冀中军区后方机关，残杀我军四百多人，制造了“深县惨案”。聂荣臻命令冀中部队配合一二○师坚决反击，歼张部两千五百多人，其余部两千多人，8月被我一二九师在赞皇、元氏地区全部歼灭。

8月，聂荣臻和彭真联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边区周围有日军三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不断向根据地“扫荡”。从大华龙战斗缴获的日军内部文件看，其战略战术主要是抄袭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做法，强调分散配备，占领要点，广筑堡垒，各点之间由公路沟通；在山地分割缩小我占领区；每次“扫荡”，必大肆烧杀抢掠，破坏我经济设施；在冀中则不断合击杀害我方干部和抗日群众，以达到孤立和消灭我军的目的；政治上扩大伪组织，散布谣言，挑拨我军民关系。我军的对策是：在冀西、冀中，游击队不断袭扰敌人，破坏敌交通，主力于机动位置整训，待机打击出扰之敌；冀热察区力争巩固平西，向北发展，相机向冀东挺进。

9月，聂荣臻和彭真电示冀中军区领导，认为敌人将停止进攻是不正确的，应迅速布置秋季反“扫荡”。10月，日军出动一万二千余人对冀中分区大“扫荡"。冀中军民经月余激战，歼敌二千五百多人，但被敌占领一百多处据点。

9月，聂荣臻在中共北方分局会议上就冀东的发展前途发言指出：冀东必须“坚持建立根据地与开展游击战争相结合的方针，否则是没有前途的”。之后，冀东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在李运昌、包森、李楚离等领导下，长期坚持斗争，取得许多胜利。

9月下旬，获悉日伪军一千五百多人，将由石家庄、灵寿进犯北岳区腹地，聂荣臻即电告正向冀西转移的一二○师和四分区部队相机围歼。一二○师等部在贺龙指挥下，在灵寿县陈庄地区歼日伪军一千二百余人，打了个大胜仗。

10月25日，日军出动二万余人开始对北岳区冬季大“扫荡"。聂荣臻指挥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ll月初得到情报：五百多日军由涞源进犯银坊，企图袭击我后方机关。聂荣臻告诉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银坊多山，抓住战机，占据有利地形伏击歼敌。杨成武率一分区三个团另一个支队在雁宿崖将这股日军大部歼灭，仅十多人突围逃跑。聂荣臻分析，日军吃亏之后，总要前来报复，因此，他命令杨成武立即率部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果然，第二天又得到情报，恼羞成怒的日军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日军一千五百人循原路进行报复性“扫荡"。聂荣臻在电话上对杨成武说：这一仗关系重大，已增派部队去，你一定要精心组织，先用小部队诱敌向银坊，让他扑空，然后再诱敌东进至黄土岭，集中主力围歼该敌。按此部署，杨成武在现场指挥一分区四个团、三分区一个团、一二○师特务团，于黄土岭伏击敌人。经激战，毙敌九百多，生俘十三名，击毙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的阿部规秀，开创了抗战以来击毙日军中将级指挥官的先例，在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很大震动。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对此事“要广为宣传”，以击破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十多天后，聂荣臻接蒋介石电：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歼敌千余，击毙阿部中将，“足见我军杀敌英勇，殊堪嘉勉。”这次反“扫荡”历经四十三天，作战一百多次，共歼敌三千六百多人。事后聂荣臻在总结这次反“扫荡”经验时指出：必须精简机关，一切工作要适应反“扫荡”要求。主力部队应力求隐蔽于机动位置，适时向敌突然袭击。游击队围绕于主力周围，经常与敌保持接触。以疲惫消耗敌人。敌集中攻击时我分散活动，敌分散时我集结主力消灭其一股，并力争速战速决，猛而歼之。

11月12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因抢救伤员中毒，不幸牺牲。l6日聂荣臻亲笔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悼文，又到曲阳于家寨村向白求恩的遗体告别。1940年1月，他出席边区悼念白求恩万人大会，在会上宣读祭文，号召边区军民特别是医务工作者向白求恩学习。

11月，阎锡山部保安师，趁八路军反“扫荡"之机，不断在灵丘、广灵等地向我军挑衅，杀害我地方干部，在我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聂荣臻下令将该师歼灭。l2月，阎部杨澄源、金宪章支队再次在雁北地区挑衅，聂荣臻下令将其大部歼灭。从而粉碎了阎锡山对晋察冀边区的反共摩擦活动。

12月初，阎锡山制造“晋西事件”，一二○师随即于1940年1月奉命调回晋西北。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月21日，聂荣臻通电国民党当局，要求调查实情，制止诽谤，团结抗战。

1940年2月，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南下支队”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南下支队”配合一二九师部队消灭了反共顽固派朱怀冰部一万余人。聂荣臻向朱德、彭德怀等总部领导人及一二九师部队汇报介绍了晋察冀边区的情况和经验，并先后与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商讨了破袭正太路的问题，于6月上旬回到晋察冀。

7月中旬，聂荣臻出席在娘子神召开的军区高干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指出：中央决定我军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游击战，以坚定全国抗战信心，是有军事远见的正确战略方针。报告还系统总结了军区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l、武装斗争必须与建立政权、进行经济与文化斗争相结合；2、要有正确的敌占区政策；3、要与地方党密切配合；4、争取改造各种杂色武装；5、平原与山地互相支持，平原向山地提供人力物力，又依托山地坚持斗争；6、整训游击队，使之逐步成为主力军；7、建立机动灵活的地方武装，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8、“边区子弟兵”的口号有重大意义，使军政民血肉相连，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9、建立民兵及抗日青年先锋队是扩军的最好来源；10、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可抓住敌深入或退却的一路，集中主力打运动战、歼灭战；11、我军干部伤亡过大，要力争降下来。

8月至10月，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三十九个团参加百团大战。他先亲率十多个团破击石家庄至平定段正太路，一度攻占娘子关、井陉矿区等据点。与此同时，他部署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对平汉、北宁、津浦、沧石、平古等铁路、公路进行了广泛破袭，都取得了很大战绩。百团大战，晋察冀部队共作战五百三十五次，攻克敌据点六十一处，歼敌一万二千五百人，俘日军一百二十人、伪军一千零二十九人，炸毁铁路八十多公里、公路二千九百多公里、铁路桥二十二座，给了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其间，8月22日，聂荣臻还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送回在井陉战火中被我军抢救的日本女孩美穗子和她的妹妹。四十年后他邀请美穗子访华，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

10月，万余日军分六路“扫荡”平西根据地，聂荣臻致信萧克，主力应尽快分路转移至外线，以强有力的游击动作迫使敌人撤退。接着三万多日军分十三路“扫荡"北岳区。聂荣臻ll月指示各部队：要“广泛开展最积极的游击战，务使日寇在扫荡中，住不得其所，行不得其时，食不得其饱，高度的疲乏敌人，大量的消耗敌人，坚决反对‘击而不游，游而不击，甚至不游不击’的逃难主义。"这次反“扫荡”历经五十五天，作战三百二十多次，歼敌四千九百多人。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通令嘉奖。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26日，聂荣臻通电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随后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谈话，号召在边区开展“反分裂、反投降”运动。2月，聂荣臻在北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华北连年灾荒，国民党顽固派却要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老黄河以北，企图置之死地，必须坚决反对这一阴谋，但又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重犯“左"的错误，对国民党要既联合又斗争。

1月，彭真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聂荣臻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

3月，华北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不断派小部队奔袭我区、村政权，伏击我侦察、警戒部队，“蚕食"边区。4月18日聂荣臻发布命令，主力部队应经常派出个把营的兵力，寻歼敌小分队。地方武装也要积极游击，袭扰敌交通线，迫使敌困守据点。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终于一次又一次被粉碎。   

5月中旬，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聂荣臻部署军区部队，对正太路、石德路及石家庄以北的平汉路，展开广泛的交通破袭战，经一个多月作战，攻克敌据点三十多处，歼敌五千三百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

7月初，冈村宁次接任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即部署六个师团、五个混成旅团，共七万多日军，对北岳、平西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称之谓“百万大战”，企图一举歼灭边区领导机关、后方机关及主力部队，以报复“百团大战"。7月中旬，聂荣臻从日军的频繁调动中，估计大“扫荡”即将来临。7月14日，他将情况报告了总部，22日发布反“扫荡”训令，要求各分区、冀中区部队加紧交通破袭战，以延缓敌“扫荡"，分散敌兵力，并保持警惕，随时准备转移。8月13日，日军秋季大“扫荡"开始，从平汉、正太、同蒲、平绥路沿线四面八方向北岳中心地区合击。聂荣臻命令各部，留小分队在游击队配合下活动于敌合击圈内迷惑敌人，主力则迅速跳出合击圈，实行“走就是防御”的方针。他自己率军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万余人，在只有一个团兵力的掩护下，利用地形熟悉、群众拥护的有利条件，留在中心区，吸引敌人兵力，然后避实就虚，灵活穿插，七天七夜没有合眼，与敌人周旋，三进三出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沟常家渠，9月中旬终于跳出敌人合围圈，使敌人“扫荡”的主要企图落空。聂荣臻写了《誓死驱逐日寇出边区》一文，历数日军在“扫荡”中实施“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的种种暴行，驳斥了“聂荣臻已阵亡”的谣言，表示了要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这次反“扫荡”历时六十六天，我军伤亡一千九百多人，北岳根据地受严重摧残，但我军歼敌四千七百多人。10月20日，冈村宁次在北平答记者问，不得不承认这次“扫荡”犹如“狮子扑鼠”以失败告终。

10月18日，聂荣臻发布训令，表彰一分区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五位英雄，9月25日在狼牙山反“扫荡"作战中，激战一天歼敌五十余人后，身处绝境，宁死不屈，英勇跳下悬崖，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勇士"(后通称“狼牙山五壮士")，号召军民向勇士们学习，日后他还为当地修建的纪念碑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11月，聂荣臻在北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今后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指出，日军正在北岳区两侧由南向北挖两条封锁沟，企图把军区所在地挤成狭长地带，军事上分割，政治上“强化治安"，经济上封锁，我们面临严重困难。各部要带领群众千万百计平毁封锁沟，从冀中取得物资，反敌经济封锁，防止悲观失望和急躁情绪。至12月中旬，各部平毁敌设立的封锁沟一百四十多公里，破坏敌占公路五十多公里，歼敌八百六十多人。敌人的企图未能如愿。

1942年元旦，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从l942年展开的历史场面》一文，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必强化对华北的人力与资源的掠夺。斗争将更加残酷，对此全区军民要作好准备。

4月，4万多日伪军“扫荡”冀东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同意李运昌等人的意见，冀东主力转移热南，并组织精干支队，打击分散“搜剿”之敌。这次反“扫荡"历时两月，我主力未受大的损失，但根据地村庄被烧一千多个，被杀害群众和被抓走青年各二万多人。

5月1日，冈村宁次指挥五万多日伪军“扫荡"冀中区(称“五一大扫荡")。聂荣臻致电吕正操等，敌在冀中中心区外围反复“扫荡”，中心区却异常平静，意在驱迫我返回中心区，然后重兵合围，我军宜分散，划分活动区域，以免目标大，行动不便。他还命令北岳区部队全力破击平汉线。以配合冀中反“扫荡”。但由于冀中区领导对这次“扫荡”的残酷性估计不足，准备不够，两个月中虽歼敌万余，但我军伤亡四千六百多人，牺牲团以上干部十九人，主力被迫转移至平汉路西，大片根据地沦为游击区。

敌人接受l941年秋季大“扫荡”的教训，从当年底起，强调高度分散配备，在我根据地周围普遍增筑堡垒及封锁沟墙，实行以堡垒推进为核心，“蚕食”与“扫荡”相配合，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政策，企图困死我军。到l942年夏，敌人所到之处堡垒几至逐村皆是，其密度比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高，加上对冀东、冀中的两次“扫荡"，使晋察冀根据地几乎缩小了一半，面临严重困难。据此，9月中旬，聂荣臻在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方针。他一面号召与组织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利用夜幕，平毁敌人的堡垒和封锁沟、墙；一面令主力部队．必须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兵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另以部分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组成几十支百多人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与政治攻势，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同时颓丧日军斗志。经过一系列斗争，逐步变被动为主动，至1943年春，晋察冀根据地大部分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

12月9日，年仅三十二岁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又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在唐县葛公村积劳病逝。聂荣臻深为悲痛，于1943年1月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哀悼柯棣华大夫》的署名文章。

1943年元旦，聂荣臻为《晋察冀日报》撰写了署名社论《为l943年打败日寇而斗争》。社论提出：我们的斗争口号由“长期坚持，长期苦战”改为“迅速打败希特勒，1943年打败日本”。   

1月下旬，聂荣臻出席在阜平温塘召开的边区首届参议会，代表北方分局和军区在会上讲话，指出；五年来，晋察冀我军作战一万四千多次，歼日伪军十七万四千人，俘虏、投诚的伪军达三万八千人；我军伤亡六万二千多人，其中牺牲团以上干部六十八人，地方区以上干部牺牲和被捕的三千七百多人。到1942年底，日军在边区建堡垒三千三百五十六个，修公路一万三千多公里、封锁沟三千九百四十公里、封锁墙四百五十公里。我军的胜利是在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严峻形势下取得的。聂荣臻还为这次会议题写了“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的对联，以表达他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4月中旬，一万二千日伪军“扫荡”北岳区。聂荣臻先后发布训令指出，敌人“扫荡”的特点是由南而北，分区“扫荡”，在汉奸指引下，轻装奔袭我指挥和后方机关，挖掘我“坚壁”物资。其行动秘密，迂回合击，合击不成即分成百余人一股，分头“清剿”。搜山时由牲口在前面踩地雷，我损失较大。为此，我军应正面与纵深全面警戒，机关立即轻装，拟定转移预案；地雷对敌人的肉体与精神都是大的打击，要军民齐动手，开展地雷战；主力与游击队要不分昼夜袭扰“驻剿”之敌。5月16日他又指示，敌这次“扫荡"处处显出兵力不足，要各部反包围敌人，予以打击。这次反“扫荡”历时一个多月，歼敌一千七百多人。

7月1日，聂荣臻出席军区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大会，他在会上作“加强党性锻炼”的报告，号召全体党员联系实际进行整风学习，改进领导方法，克服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特殊化等不良倾向。

8月5日，接毛泽东来电：“中央已决定你来参加‘七大’，望速作布置，早日动身。”12日，中央政治局指示：聂荣臻赴延安期间，由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

8月27日，聂荣臻和吕正操率领的七个团一起出发去延安，10月上旬抵达延安。随即参加整风学习。

10月16日，聂荣臻在重庆《群众》杂志上发表《论敌后抗战》的文章。指出：六年来。晋察冀我军取得胜利的经验是：1、推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配合的总力战，充分发挥民族自卫战争的政治优势；2、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武装广大群众对敌作战；3、军政、军民高度团结，团结是战胜敌人最强有力的武器；4、必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团结同胞于祖国的旗帜之下；5、必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自1944年1月27日起，聂荣臻参加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4月，他在高干会议上作了《晋察冀军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晋察冀军区发展、巩固、坚持三个阶段的主要工作及经验教训。

8月，聂荣臻和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谈话，介绍了晋察冀抗战的情况，并指出日军已难以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为期不远。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聂荣臻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9日，在“七大”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作了《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指出：“晋察冀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路线的”，但在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问题上，有时不把前者看成是基本的，愿意打运动战。同时又提出，从发展趋势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如进攻我们，就必须用运动战来战胜它。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聂荣臻致电程子华等。令全区部队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12日，聂荣臻通牒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限四十八小时饬令所部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聂荣臻先后致电程子华、耿飚等．令有关部队相机夺取张家口、太原、归绥等地。l5日，朱德令华北日军必须按聂荣臻的命令投降，同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 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结束。

1983年，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其要点是：1、要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依托；2、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关键是发动群众；3、要想把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党的政策是决定因素；4、必须不断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坚持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相互配合，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5、必须加强与巩固同人民有密切联系的、保证基本群众占优势的抗日政权；6、根据地既要巩固，又要不断扩大，两者兼顾，波浪式地发展；7、根据地的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斗争，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也必须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才能挫败敌人的“总力战”；8、经济政策和锄奸政策是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万万不可发生偏差；9、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敌人“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几何学运动”的战略方针，我们主要以顽强的游击战袭扰疲惫敌人，孤立其点、线，或在敌占区建立多块小的游击根据地，缩小敌人对面的占领，同时组织地方军的主力对小股“扫荡"、“蚕食”的敌人坚决打击之，阻止其扩大对面的占领；广泛频繁地开展交通破袭战，以切断敌人的线，孤立敌人的点；在根据地内部掌握强有力的主力部队作为机动力量．对孤军深入根据地的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歼灭之；对优势敌人的大“扫荡”，主力应适时跳出敌包围圈，实行“走就是防御”的方针，以小的游击队与敌周旋，待敌疲惫归巢时，选择其后梯队或薄弱的一路、一股，集结主力歼灭之；对敌人以堡垒推进、逐步“蚕食”边区的“囚笼政策"，则以“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粉碎之。10、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党组织成为领导人民抗日斗争的坚强核心。

聂荣臻的这个总结，是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一种理性认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七、在华北解放战争中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消中央北方分局，成立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任书记。9月9日，聂荣臻回到张家口，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月，中央军委电示组织绥远战役，要求晋察冀、晋绥军区共同出兵，反击傅作义部的进犯，消灭傅部主力，收复绥远。稍后，中共中央发布“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接到这两个指示后，聂荣臻一面继续组织冀东的主力部队，由李运昌率领，全面向东北进军，以实现中央首先夺取东北的战略决策；一面将军区部队组成两支野战军，第一野战军执行绥远战役任务，第二野战军由萧克、罗瑞卿率领保卫热河地区，以保持华北与东北的联系通道。

10月，聂荣臻指挥晋察冀第一野战军三个纵队，共三万三千多人向绥远进军，晋绥军区则由贺龙指挥五个旅约两万人进军绥远。两路野战军进展顺利，很快攻占丰镇、集宁、卓资山、福生庄等地，于十月底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傅作义采取“一触即退”的战法，他的四万多军队被歼不多，大多麇集于归绥，凭借坚城顽抗。11月7日，我军又西进包围了包头。由于我军缺乏火炮和攻坚战经验，加上兵力不占绝对优势，在归绥、包头的作战都形成了对峙局面。16日，中央军委指示，聂率主力与贺部一起西进攻取包头，不成，则贺部再西进五原、临河、陕坝等地。17日，聂荣臻电报军委：敌在归绥固守中不断出击，我主力西进，兵力转为劣势，如敌大规模出击，局势将恶化，且我军再西进，将形成归绥、包头、五原三个战场，战线长达八百余里，严冬已届，人力、物力补充困难，于我军非常不利。军委随即复电：如无把握，则暂时结束绥远战役，要前方最后酌定。

12月11日，聂荣臻与贺龙一起发布结束绥远战役训令，随即回到张家口。绥远作战两月，解放了绥东南六十万人口和大片地区，歼敌一万二千人，但未达成战役目的。对此，聂荣臻在总结主要原因时认为：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技术上、战术上还停留于游击战争的阶段，还不习惯于大兵团正规的运动战攻城战与街市战。”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3月1日，聂荣臻和贺龙等一起，欢迎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等军事调处执行部成员视察张家口。此后，聂荣臻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组织晋察冀部队的精简整编工作，野战军由九个纵队减为四个，减少约十万人。地方军增加五万余人，设六个二级军区，十三个独立旅。老弱病残等人员复员约五万人。

但国民党方面毫无停战诚意，不断出动军队和地主土匪武装，“蚕食”和骚扰解放区。聂荣臻4月发布命令：“凡侵占我地区者，不管为何种武装，必须坚决自卫，予以打击而歼灭之。"据此，我军先后在察哈尔各地和河北省泊镇、安次、胜芳等地歼灭土匪和国民党军数千人。

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战争开始。当天，聂荣臻向中央报告了全面内战爆发后军区的作战部署意见：“先消灭阎锡山，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及晋冀鲁豫打成一片……为此，晋察冀须取东防西攻的方针。”同时拟修改一月停战时“寸土必争，一村勿失”的方针，准备放弃某些地区。“方可实现大兵团运动战之歼敌计划。”28日，由毛泽东草拟的中央复电称：“你们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汉、正太、同蒲)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

7月初，聂荣臻组织所部配合晋绥部队打了晋北战役，经四十多天战斗，先后解放了山阴、岱岳、宁武、繁峙、代县、原平、五台、忻口、定襄等城镇，歼敌八千多人。完成了战役任务，孤立了大同。

8月2日，聂荣臻到阳高主持大同战役的作战会议。3日，他向中央军委报告：大同敌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因此要加强技术准备，在外围各个歼敌，攻城时准备打傅作义部援兵。攻大同我军的总兵力共九个旅约四万人，其部署是：以五个旅攻大同，以四个旅集结大同以北地区准备打傅部援兵。战役由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在前线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五日批准了这个计划。8月14日大同战役开始。守敌一万九千人凭工事顽抗，至9月4日我军才攻克全部外围据点。9月2日：傅作义部三个师驰援大同，10日至l3日：敌我会战于集宁。10日晚，我军十四个团将傅部三个师包围在集宁城下。经一昼夜激战，傅部被歼五千多人，指挥电台被击毁，建制被打乱，惊恐万状，退守山地待援。10日晚20时，军委直接电示张宗逊、罗瑞卿：“歼敌方法最好将我主力突入敌后，由西往东打，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四对一）先解决一个师，得手后再解决一个师，最后全部解决该敌。望按实情处理。”此时，由于前线指挥不当，未能按实情，集中兵力歼灭被围之敌三个师，而是留一部对其包围监视，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调动主力去迎战傅部援兵另三个师，结果使集宁被围待歼之敌，得以喘息，调整部署，两路敌军得以会合，反而对我军形成合围态势，在不利战局下，我军撤离集宁。l6日，聂荣臻下令撤围大同。此役我军共歼敌一万二千人，自己也伤亡约五千人，未能达成解放大同的战役目的。

9月15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指出：东线我军8月28日主动放弃承德，西线撤围大同，张家口两面受敌态势形成。我军以打运动战、歼灭战为主，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张家口能守则守，不能守则准备有秩序地放弃。l6日，按上述精神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张家口弃守问题。18日，中央军委复电“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集中主力在适当地区歼灭进攻之敌一部，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同时秘密疏散张家口的机关和物资。”9月29日起，东线国民党三个军沿平绥路进攻张家口。我军8个旅在延庆、怀来地区顽强抗击，十二天歼敌一万多人。我军另部署六个旅在平汉路北段(易县北)进攻，同期歼敌八千多人。10月8日，西线傅作义部占领大清沟、张北。同月11日，我军撤离张家口。

10月22日至ll月l 日，聂荣臻在涞源主持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家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指出：四个月我军歼敌三万多人，有成绩。张家口失守的教训是：1、开始对国内和平估计过高，战争准备不足；2、张家口保卫战东线的胜利未能发展成战役胜利；3、事先对傅作义部经大清沟、张北迂回张家口的主要进攻方向判断错误，情况掌握不准。今后必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通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消除了部分同志因张家口失守而引起的埋怨、颓丧情绪。会后，聂荣臻率中央局、军区领导机关进驻阜平县城南庄。1946年11月上旬至1947年1月，聂荣臻先后指挥部队进行了易县、满城和保定南战役，共歼敌一万五千多人，攻克平汉路望都、王京、定县、新乐等车站多处，切断了平汉路交通。l月29日，毛泽东来电称，晋察冀军区已在平汉路取得主动。

3月中下旬，聂荣臻先后主持了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中央局扩大会议，为搞好军政、军民关系，进一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力争战局主动奠定了基础。

3月31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建议发起正太路战役，以争取战争主动权。4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聂荣臻亲赴平山县前线指挥正太战役。他分析了正太路敌人的特点，除太原、石家庄集中了较大兵力外，其余都是分散守备，且分属阎锡山、孙连仲两个系统。为保存实力，他们不会协调支援，利于我各个击破。据此，他指挥野战军三个纵队及部分地方部队，秘密开进，突然包围新乐、行唐、曲阳、正定等石家庄外围据点，发动猛攻。守敌大多为保安团队，经不住我军主力部队的强大攻势，纷纷被歼或逃跑。之后，石家庄南的栾城亦被攻克。我军在石家庄外围作战节节胜利之际，孙连仲派四个师向大清河北霸县等地进攻，以策应石家庄之敌。聂荣臻不为所动，只命令冀中军区部队与敌周旋，毅然挥师西进，接连攻克获鹿、井陉、娘子关、平定、盂县、寿阳、阳泉等城镇。经一个月作战，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人。解放县城七座，控制正太路一百八十多公里，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晋察冀战局由此转入主动。4月22日毛泽东来电称，“正太路战役"的打法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

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晋察冀。5月初，聂荣臻在平山前线与刘、朱会面。5月8日，中央军委电示：“必须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接到电示后，聂荣臻即指示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任政治委员新组建的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组织“青(县)沧(县)战役"。与此同时，聂荣臻陪同朱德到冀中进行指导。“青沧战役"于6月12日开始，四天内歼敌一万二千人。6月25日野战军又发起“保（定）北战役”，十二天歼敌八千二百余人。经这两战，平津之敌已无法出关增援。

9月30日，聂荣臻在讨论土地改革的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集中精力解决好边区的土地问题，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战争。要夺取和巩固城市，必须依靠乡村，“乡村是我们的母亲”。军事上要更大胆地贯彻“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方针。”

10月17日，得知因保北作战敌我相持不下，引起正在北平的蒋介石的错觉，蒋决心调石家庄的第三军北上，与我决战。聂荣臻随即命令野战军以一部在保北阻击，主力向望都南急进歼敌；同时命令冀中、冀晋军区组织地方军和民兵，尽量迟滞第三军北上，又要防其退回，为野战军歼灭这股敌人创造条件。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率野战军主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靠两条腿一昼夜急行军一百公里，及时赶到清风店地区。经两昼夜激战，我野战军主力22日在清风店全歼敌第三军主力一万三千人，俘敌军长罗历戎。与此同时，保北阻击战也打得英勇顽强，歼敌四千二百多人，保障了南线胜利。聂荣臻与萧克、罗瑞卿22日即赶到北祝村野战军司令部祝捷，并接见罗历戎等被俘国民党军将领，又与杨得志等商讨了乘胜夺取石家庄的设想。聂荣臻在事后总结清风店战役的经验时说：“军事上就是要动。用动造成变化，再从变化中找机会歼灭敌人。”

鉴于国民党第三军主力被歼，聂荣臻认为，石家庄虽设防坚固，但兵力空虚，敌人惊恐，夺取石家庄的时机已趋成熟。随即于10月22日向军委建议乘胜夺取石家庄。23日，毛泽东复电：休息l0天，完成侦察，然后以优势兵力打石家庄。聂荣臻立即指示杨得志，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拟定战役计划。朱德提出了“勇敢加技术”攻取石家庄的口号。11月1日，聂荣臻指示晋察冀所属各军区：“如保北敌南援，则先歼援敌，不南援，则力争攻下石门(石家庄)。”5日又指示杨得志：打石家庄要精心部署，力求速决，但指挥上又不要太急，入城后部队要坚决执行党的城市政策。

石家庄战役11月6日开始，12日结束，我军全歼守敌二万四千人，受到中共中央和朱德总司令的嘉勉，称此役开创攻克坚固设防重镇的范例。

清风店、石家庄战役以后，蒋介石撤消了孙连仲的指挥职务，委任傅作义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傅一上台，就提出“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为了打击傅作义的嚣张气焰，聂荣臻决定发动平汉路北段战役，先破击保定以北的平汉路，诱敌分散兵力，相机歼敌。战役从12月27日开始，至1948年1月21日结束。我军在涞水县庄町给傅部主力第35军以歼灭性打击，中将军长鲁英麟战败自杀。此役共歼敌一万四千人，给了傅作义一个迎头痛击。

1948年2月下旬，鉴于傅作义在第三十五军受重创后，进一步将兵力猬集平津保三角地区，不易歼灭，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建议，以主力五个纵队，分两路出击察南、绥东敌兵力薄弱地区。建议获批准。察南、绥东战役3月21日开始，4月9日结束，共歼敌一万八千多人，解放了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控制平绥路四百多公里，使张家口、大同之敌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

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到达阜平县城南庄。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面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不久，中央机关即迁往平山县西柏坡。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建立华北局；两大军区合并，建立华北军区。聂荣臻出任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军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兵团：第一兵团，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杨成武。7月下旬，建立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总兵力为十一个纵队，三十二个旅(内两个炮兵旅)，共四十六万人。

5月13日起，为配合东北战场作战，聂荣臻指挥第二兵团相继发起热西、冀东战役，两个多月歼敌一万六千余人。

6月2日，遵照中共中央意图，聂荣臻和薄一波发布晋中战役指示：为保卫麦收和打击阎锡山部，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时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指挥第一兵团及太岳、北岳军区等部队进行晋中战役。战役6月11日开始，7月21日结束，共歼敌十万余人。

6月18日，军区发布保北战役命令。为减轻第二兵团在冀东的作战负担，聂荣臻命杨成武率四个纵队在保北发起进攻，7月15日至22日一周内歼敌一万二千人。

8月3日。聂荣臻和杨成武一起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领进军绥远的任务。毛泽东主席当面指示：东北、华北是一盘棋，第三兵团西出绥远，攻其必救，拖住华北敌人，以利解放东北，然后东北野战军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消灭华北敌人。   

返部后，聂荣臻在第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动员时指出，毛主席的东北、华北一盘棋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这对解放全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三兵团9月至11月在绥远作战，解放了包头等十五座城市及广大地区，歼敌一万多人，使傅作义有了西顾之忧，举棋不定，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战场的辽沈战役。

8月10日，聂荣臻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会议上作军事报告，指出：l946年7月至l948年6月，我军在晋冀鲁豫歼敌四十三万八千人，在晋察冀歼敌二十七万五千人，都取得重大胜利，今后要为解放全华北而斗争。

10月下旬，傅作义乘我军主力在东西两线作战之机，以一个军另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经保定南下偷袭石家庄。25日，中央军委指示，坚决保卫石家庄。聂荣臻即命第七纵队节节抗击，组织民兵埋地雷破坏保定至望都公路，同时发布命令，由郑维山任司令的第三纵队五天内由平绥线东段火速赶到望都就敌。第三纵队三天内急行军二百多公里到达完县地区。ll月2日，敌人见我军主力赶到，害怕被歼，急忙缩回保定。挫败了傅作义的阴谋。

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全军编制番号通令，华北军区为一级军区，下属三个兵团，依次改称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

11月12日，聂荣臻发布解放保定的命令，第七、第八纵队及部分地方部队应即刻进攻保定。经四昼夜作战，歼敌一千四百多人，余敌逃跑，22日我军解放保定。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为不使傅作义决心南逃，11月15日中央军委下令第二十兵团撤围归绥。2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歼灭平、津、唐(山)、张(家口)之敌的部署”，由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共同执行平津战役任务。从此，聂荣臻紧张地参与指挥平津战役的工作。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任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平津战役。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平津战役先从西线打响。11月29日，第二十兵团向平绥路东段进攻。30日攻占柴沟堡、万全，形成了对张家口、宣化敌人的包围态势。l2月8日，第十九兵团将傅作义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从而切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

12月11日，毛泽东发布“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3日聂荣臻奉命紧急赶赴平津前线。在行进途中，他发布“防备平津敌人南逃东窜的部署”，指示各有关部队、机关，控制一切渡口、交通要道，盘查行人，防敌高级军官及部队逃跑。又命第七纵队进至黄村、庞各庄地区，沿北宁路两侧建立纵深防御阵地，不使北平之敌向东逃跑。17日，聂荣臻在北平近郊致电中央军委并林彪：傅作义已派人来求和，正与有关方面联系中。21日，聂荣臻到达蓟县孟家楼平津战役指挥部，与林彪、罗荣桓会合。

12月22日，第十九兵团解放新保安，全歼敌第三十五军等部一万九千余人。24日，第二十兵团等部解放张家口，歼敌第十一兵团部、第一○五军等部共五万四千人。在此之后，聂荣臻萌发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思想。他向林彪、罗荣桓提出，待第十九、二十兵团赶到北平外围，与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以后(1949年1月4 日我军四个兵团完成了对北平的严密包围)，再打下天津，切断北平敌人的南逃之路，争取和平解放这座名城故都。这一想法报告中央军委以后，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支持。

1949年1月7日，傅作义派少将政工处长周北峰、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出城与我方谈判和平解放北平问题。8日，聂荣臻在通县与张、周谈判。张东荪代表傅作义提出：l、平津塘(沽)绥(远)一起解决；2、平津要有除中共以外的报纸；3、政府中有“进步人士”；4、军队出城分散整编，不用投降缴械方式。聂荣臻允予转报。9日，毛泽东主席复电：l、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平津人民困难大，应先解决；2、同意平津国民党军三日内调城外整编；3、同意傅的第二、第三点要求。10日，林彪、聂荣臻与张东荪、周北峰按毛泽东电示精神，达成谈判纪要。11日，傅作义回电，出城时间及细节待商定，采取拖延态度。聂荣臻与林彪据此向中央军委建议，先要天津敌人l3 日l2时前出城受编，否则14日攻城，只有打下天津．傅及蒋系军官才能就范。l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l4日，我东北野战军进攻天津，15日解放天津，全歼守敌十三万人。l4日，聂荣臻、林彪在与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周北峰谈判时指出，由于傅的拖延，我军已攻天津，责任应由傅方承担。l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起会见邓宝珊、周北峰，提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三项条件：1、限本月21日先开出一个军到城外十五至三十公里地区，余部陆续开出；2、在德胜门设联合指挥所，指挥部队开出行动；3、尔后我方派负责人入城。当天双方达成基本协议。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即随邓宝珊入城，拟定具体协议。19日，苏静与傅方代表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十八条具体协议。20日，林、罗、聂上报了协议内容。21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22日，傅作义部开始出城改编，至31日，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共二十五万人全部开到城外。人民解放军当天开进北平。至此，平津战役以歼灭和改编五十二万国民党军而告胜利结束。

八、代理总参谋长，筹划建军重任

1949年2月1日，聂荣臻进入北平，2月3日兼任平津卫戍司令，此后即忙于改编傅作义部队和恢复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和秩序，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奔忙。3月5日至13日，他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发言，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成立大纲，并指出，平津两市的“解放热”要冷下来，迅速整编部队，发动群众，恢复秩序和生产。3月25日，党中央、军委总部由西柏坡进驻北平，聂荣臻与叶剑英等一起，组织了在西苑机场的阅兵式。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谈判实现国内和平。15日双方代表团达成协定，因南京方面拒绝签字而没有结果。4月下旬，他遵照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薄一波、李井泉一起，与傅作义、董其武谈判绥远问题。6月8日双方签定《关于绥远和平协定》。9月19日，董其武、孙兰峰率部六万五千人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4月下旬，聂荣臻向毛泽东主席提出，华北野战军三个兵团全部进军西北，渤海方向一旦有事难以应付，建议撤回一个兵团。毛泽东同意聂荣臻的意见。5月3日，中央军委电示第二十兵团归建华北。6月15日，聂荣臻发布命令：第二十兵团进驻天津，负责保卫秦皇岛到塘沽的海防，警备天津，同时担负冀东的剿匪任务。

6月11日，聂荣臻发布剿匪工作指示：剿匪必须取得地方政权和民兵的配合，所用兵力不宜过大，掌握确实情报后轻装奔袭。经各方努力，至1951年，华北共剿灭土匪二万九千人，匪患基本肃清。

1949年6月下旬，聂荣臻出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搬进中南海办公。9月8日又任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lO月1日开国大典时任阅兵总指挥，事前成功地组织筹备了开国大典的各项活动，当天又陪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受阅部队。10月19日，聂荣臻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病休，由聂荣臻出任代理总参谋长，主持原总参谋部工作。至此，他身兼六职：代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军管会主任、京津卫戍司令。这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在诸多的工作中，聂荣臻最繁忙的还是军事工作。除原总参谋部工作，他还协助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949年10月下旬，他出席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向尚待解放的西南、西北、华东、中南地区及东南沿海岛屿进军的问题，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会后，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及军委领导，将会议的决定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组织有关部门贯彻实施。1950年6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时指出：渡江以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注：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台湾、金门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歼敌正规军一百八十三万人，非正规军和土匪九十八万人，胜利地完成了解放战争的扫尾任务。

1950年1月，他在全军后勤财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各野战军在进军中消耗大，军费有限，但要保证战士生活水平不降低，满足部队炮弹、子弹需要，这是战斗力，必需克服困难，切实保证；和平环境部队要逐步住营房，不能再住民房，因此还要省出钱来建营房。

3月10日，就建军问题他向毛泽东主席写报告：1、继续加强海、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并提出了军兵种领导人选的建议；2、总参除加强作战、情报部外，组建通信部、军训部、军校部；3、总后勤部与华北军区后勤部分开，组建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4、筹建总干部部；5、加强航空、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军医大学，筹建炮兵、工兵学校；6、筹建陆军大学，深造军队高级干部，请刘伯承主持。以上建议被批准。在他的领导组织下，到1954年，我军先后成立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军、公安军、工程兵、铁道兵等军兵种领导机构；在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机构得到充实的同时，先后成立了总干部部、总军械部等领导机关；还先后成立了包括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军事工程学院等一批指挥、行政和专业技术院校。这些领导机关、院校的建立和健全，使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50年5月，他还提议我军从上到下成立各级人民武装部，统管民兵工作，实行普遍的义务民兵制，为过渡到义务兵役制作准备。1952年8月，他建议在已有一百八十万民兵的基础上，按农村人口百分之九的比例实行普遍民兵制，县建立基干民兵团，为实施义务兵役制作进一步准备。他的这些建议都获得中央批准，陆续得到实施。

1950年5月31日，聂荣臻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又强调了我军建设的以下重大问题：1、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由五百四十万减到四百万人，必须坚决执行；2、做好复员工作；3、武器装备太杂，要以师为单位逐步统一枪支的口径．炮也要逐步统一口径，以便组织弹药生产；4、编制上步兵以师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军区供应指挥，取消兵团、野战军机构；5、逐步统一步兵操典、内务和纪律条令；6、编制和条令一经确定，不得随意修改。会后，他组织力量努力完成这些任务。

关于精简一百四十万解放军的问题，他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建立了各级复员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并在各种会议上宣传复员工作的必要性。1950年6月、7月，他先后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全国政协会议上及全国民政会议上，都反复强调：减少步兵数目，是为了省出钱来，增强海、空军和技术兵种建设，只有建设起强大的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陆海空三军，才能真正巩固国防。请各方面大力支持，务使复员军人各得其所。l951年底，他还提议抽调四十万解放军官兵，组成二十一个师的工程部队，十九个师的屯垦部队，成建制转业，从事工农业生产建设。他的提议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在他的努力下，这项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精简工作，只用了一年半多点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

在编制装备方面，他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海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建设问题。1951年3月至ll月间，他在研究编制装备的几次会议上提出：各军兵种一定要有协同作战的思想；步兵由“三三制”改成“四四制”，以加强炮兵，步兵连要配重机枪；装备大部要改成苏式的．因缴获国民党的美式装备，零备件和弹药消耗无法补充；飞行学员要从优秀的陆军班排干部中选调；海空军是配合陆军作战的，其政治和后勤工作可由陆军代管；技术兵种要强调保密，武器装备照片不经批准不得公布；步兵师的编制装备不可过于笨重；所有部队都必须尽量减少指挥层次，减少机关人员，充实基层。调整枪炮口径等工作也按期完成。

在编写条令、条例方面，在他的精心组织下，l950年就写出了暂行步兵操典，l951年颁布了人民解放军的“内务”、“队列”、“纪律”三个条令(草案)。同期，又编写出了海、空军训练教材。这些条令、条例等尽管不很完备，但无疑是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方向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51年5月，他在听取公安军汇报时指出，我国的武装力量体制应该是：1、国防军(正规军、地方军、民兵)；2、内卫部队(公安军)；3、社会治安方面的人民警察。这种武装力量体制一直沿续至今。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随后美军扩大侵朝战争。占领我国领土台湾，对我国的军事挑衅活动日益增多，严重地威胁到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10月5日，聂荣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我国派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25日，志愿军正式入朝参战。这就使他的工作更加繁忙。早在1950年8月间，他就建议派高炮部队保护鸭绿江大桥，以保持中朝之间的交通联系，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批准。随后他写信提出，只调第十三兵团到东北，力量显得单薄，建议调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部署于山海关附近地区，一旦有事便于支援。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一建议。这对志愿军入朝初期作战起了重要的支援作用。l951年初起，他为抽调部队入朝和保障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了大量工作。l月，他到东北出席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并讲话强调，尽一切力量做好后勤供应工作。他布置特种兵要在三月底前完成入朝参战的准备。4月，他又布置空军抽调十个团参战。5月，他在听取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汇报时指出：必须减少指挥层次，增加反坦克武器，缩减机关直属队，所需新兵国内立即解决。至7月，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为志愿军补兵四万七千人。7月，他在军队编制会议上强调：朝鲜战场的经验证明，以现有装备要打败美帝国主义是困难的，我军必须现代化。其物质基础是新的装备，搞新装备很困难，但困难必须克服。9月，他致电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建议成立中朝联合运输司令部，以解决运输中的协同问题；东北运输会议决定，国内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志愿军供应，但请前方增加高炮部队保护咽喉地段，充实抢修运输线的力量，统一运输指挥，改进装卸办法。此后，志愿军的供应明显好转。10月，他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拟定了抽调志愿军二十六万多人自朝鲜前线轮流回东北整训待机的部署，获得批准。17日，他向毛泽东主席报告，秋季攻势中志愿军英勇作战，半个月歼敌四万五千人，有的阵地一天落敌炮弹三万多发，工事被摧毁，指战员依然凭坑道坚守。因此，他建议参战部队作必要休整，迅速补兵。毛泽东主席当天批示同意。l952年2月，美军在朝鲜战场空投细菌弹，中朝人民军队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立即组织四十四名专家赴朝鉴定细菌种类，并突击向前方运送大量疫苗及防毒面具。3月，他又为满足志愿军近期需要一百五十万发炮弹而奔忙。5月，为满足朝鲜战争和国内改装需要，他拟定了向苏联订购六十个师装备的计划，经批准后实施。9月，他通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第一期入朝轮战部队三个军正开进中。第二期七个军将于l953年春入朝，要前方作好准备。l2月．他建议组织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机关干部到朝鲜战场锻炼，以获得与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作战经验。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l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1953年11月，他在出席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时强调，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经验十分宝贵，要洪学智很好总结。

1952年7月，周恩来因忙于政府工作，军委日常工作改由因病回国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主持，聂荣臻协助彭德怀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953年2月，聂荣臻任“全军军衔实施委员会”主任，领导草拟了我军第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1953年1 2月至l954年1月，他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参与制定人民解放军实施军衔制、薪金制、义务兵役制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报告。这次会议是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里程碑，意义深远。

1954年6月14日，聂荣臻被增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28日，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0月，中央军委指定他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武器装备的工作。11月9日粟裕任总参谋长，聂荣臻免兼代理总参谋长。l955年2月，又免兼华北军区司令员。

聂荣臻在领导原总参谋部的工作中，非常注意科学的工作方法。他每天清晨先到作战部值班室了解各方面情况，然后看秘书为他准备的文件，列出当天需要解决的问题。到上班时间，规定各部负责人首先到他办公室开联席会议(有时请各总部有关人员参加)，当场布置任务，讨论解决办法，立即分头去办。需要中央决定的重大问题，开完联席会议，他就直接去找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总理请示。这种工作方法，省去了许多“文件旅行"，效率很高，直到今天，仍常为各方所乐道称赞。

聂荣臻另一项繁忙的工作是北京市的工作。首都诞生前后，百废待兴。1949年11月，在北京市二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他倡议封闭妓院，会议通过决议，短期内一千二百多名妓女从良。毛泽东主席说，这个决议很好。会后他又组织大规模的打击盗匪、改造小偷、收容乞丐等工作。经一年的努力，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一万五千多人，乞丐一千二百多人，逮捕抢劫犯三百七十多人，社会秩序迅速改观。他还领导了在北京郊区实行土地改革、工农业生产、市政建设，为解决人民粮、煤等生活困难问题，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51年2月辞去北京市长职务为止。

九、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奠基人

聂荣臻自1954年分工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以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领导研制导弹、原子弹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国内外舆论界普遍称誉聂荣臻为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关于研制“两弹”的重大决策，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了科技人员研制“两弹”的积极性，又为研制“两弹”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当时经济技术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中国能够研制出“两弹”，挤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核强国之列，成就举世瞩目，使每个炎黄子孙深感自豪。国际上无论是朋友或敌人，无不对此刮目相看，一扫旧中国百年沉疴的形象。因此，聂荣臻的名字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1955年春，聂荣臻来到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深入各军工厂调查研究。现状使他失望，这些军工厂的机器设备普遍陈旧落后。象昆明的光学仪器厂，只能生产低倍率的望远镜，连高性能的瞄准镜也生产不了。重庆的枪炮厂大多建在窑洞里。枪厂只能生产步枪，不能生产冲锋枪。炮厂只能生产小口径炮。有些军工厂实际上只是军械维修厂。不少军工厂管理落后，原材料浪费惊人。聂荣臻为之忧虑。因为不久前，在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出席的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党中央已经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决定，导弹和飞机的研制也正在酝酿之中。可是在这样的军工企业基础上，怎么能研制出体现当代科学技术最高成就的尖端武器呢?但历史把领导研制“两弹”的重任放在了他的肩上。

1955年7月4日，聂荣臻和陈云、薄一波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三人小组当时决定，一方面继续铀矿资源的探寻工作，另方面抓紧苏联援助的7000千瓦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简称一堆、一器）的建设工作，作为探索核技术和研制核武器的开端。同年l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任新民等教授向中央军委写信，建议我军研制导弹、火箭武器，当即引起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接着，1956年2月，国际著名的力学和火箭科学家钱学森，在叶剑英、陈赓的鼓励下，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也建议中国开展导弹、火箭武器的研制工作。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出，中国要积极研制核子武器和导弹、火箭武器。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和军委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解放军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决心。

3月14日，聂荣臻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会议，听取錢学森的汇报。会上，聂荣臻被确定为组建导弹火箭研制机构的负责人。4月13日，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主任，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军事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为副主任，委员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钱学森等，负责领导火箭、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制定我国l956年至l96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聂荣臻是这个规划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并负责领导制定相应的国防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同年11月，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从此，他的主要精力，转向科学技术战线。   

受命以后，欣喜与压力交织，冲击着聂荣臻的心灵。青年时期以科学技术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以后，又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了，令他心情激动。我国科技落后的现状，又使他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但他深知，武器装备现代化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主要物质技术基础，所以始终以极大的紧迫感和高度的责任心来领导这项工作。他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

1956年4月6日，聂荣臻在一次国防科技规划的小组会上说：武器装备方面，过去我们“照样翻板（意即仿制），但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虽然困难很多，必须逐步克服，建立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世界上已经解决的但我们未解决的科技项目，我们应该提出解决。有些世界上已冒出苗头的，虽未成功，我们也应该提出，有些已经提出来的，我们应该跟上去。我们应有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虽不能与技术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但总可以跟上去。研究机构的分工组织形式，现在就应该加以考虑。”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4月12日，聂荣臻签发了由张爱萍副总长主持草拟的《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对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提出了如下要求：1、航空方面，提高喷气式飞机音速的倍数。研制射程一百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五百至六百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射程十五公里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2、电子科学方面，研究设计发现敌人飞机、导弹并能引导我军飞机、导弹对其拦截、阻击的设备。寻找利用电磁波的新波段、超音波的频段、热波和放射线转化为电能的设备与方法。研制能准确测定敌人炮兵阵地和军舰的设备。研制利用红外线黑夜显示目标的设备。提高雷达作用距离，缩小体积，增强干扰、抗干扰性能。发展多路的、自动化的、保密性能好的通信设备。开展电子计算机、电视机、雷达应用于军队指挥机构的综合研究。3、热核子应用方面，应与原子能和平利用相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的综合性研究。4、防化和军事医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和防生物武器的研究。5、常规武器方面，主要是进行改进，减轻武器的重量，提高质量，增大威力，便于运动或自行化等的研究。海军装备方面，提高舰艇航速、续航力和水雷、鱼雷的威力，研究导弹、火箭、原子炮在舰艇上的应用等。这个富有远见的规划，作为附件，后来被纳入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下达有关部门执行，对我军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起了大力推动的作用。

4月17日，他在航委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根据我国情况，应集中力量先研制导弹，导弹和飞机协调发展。5月10日，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成立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部)和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26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10月8日，他在五院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这一重要方针，既强调了自力更生的主体地位，又顾及了争取外援及利用国外的科学成果，是一个发展我国科学技术非常重要的全面方针，17日获得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批准。

10月29日，聂荣臻和陈毅、李富春联名向中央作“关于科学规划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l956——l96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经过六百多名中国科技专家和一百多名苏联专家的努力，已制定完成。规划共六百一十六个课题六百多万字，重要研究任务五十七项，其中需优先发展的十二个重点为：l、原子能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遥感等新技术；3、喷气技术；4、生产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6、建立我国自己的合金钢系统和新冶炼技术；7、燃料等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的综合开发；10、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11、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基础理论的研究。11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批准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由聂荣臻任党组书记。为尽快实施科学规划，聂荣臻要中国科学院制订四项应急措施，尽快开展：1、无线电，2、自动化，3、半导体，4、计算技术的研究。在这四方面进行建立研究机构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些极有远见的措施，几乎都与当代信息技术有密切关系。

在中央关于向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下，在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的指引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国的科学工作，得到了迅猛发展，人们对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制，也感到更加迫切了。

要研究、设计、试制导弹，必须首先解决起码的办公住宿的地方。为此，聂荣臻特意请人与北京军区领导商量，结果军区答应将北京西郊黄代子坟军区疗养院的几所平房让出来，作为导弹研究院的第一个院址。这里位置偏僻，条件极差，但总算有了个“窝”。当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火箭发动机专家任新民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正好来京开会。会后聂荣臻就没有让他们回去，他们也被这宏伟的事业所吸引，就来到了黄代子坟，顾不上条件的好坏，找来两块铺板一搭，就睡在了未来航天事业研制基地之一的地基上了。经过聂荣臻与有关方面协商，导弹、火箭武器的研制基地，在北京地区以后又增加了南苑、永定路、长辛店等几个点，分别作为五院第一、二、三分院的院址。

继任新民、庄逢甘之后，又有屠守锷、梁守槃、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科学家来到了火箭导弹研制战线。有了这些科学技术骨干，聂荣臻的心里踏实多了。在这些热爱祖国的科学家的指导下，研制工作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但真正开展研制工作，还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导弹是这样，原子弹也是这样。在组建机构、组织队伍过程中，他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1960年6月2日，聂荣臻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在三座门召开会议，邀请教育部，各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各高等院校等单位领导人参加。他在会上说明国防科研迫切需要人才，请大家支持。几经商量，当与会的领导同志得知，研制“两弹”是中央的决定，事关国家民族的兴衰安危，都表示要谁给谁。会后共商调了三百八十多名中高级科技人员到国防科研战线。周恩来总理当时面对科技人才奇缺的情况，破例规定，只要是国防科研战线需要的专家和科技干部，可以指名抽调。

此外，聂荣臻还抓了在清华、北大、兰州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等重点高等院校开设新专业，还报经中央同意，在北京专门成立了中国科技大学，以培养研制“两弹”急需的科技人才。另外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学习新技术专业。对五院，则要他们开办技校，培养大量需要的初级科技人员。这样从高、中、初级三个层次上，逐步满足了对科技人才的需要。

为了加快尖端科技的发展速度，聂荣臻当时主张，应该设法尽量争取苏联的援助。吸取他们的科技成果，这可以少走许多弯路。1956年10月以后，苏联赫鲁晓夫由于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趋孤立，迫切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对中国科技方面的援助明显热情起来。聂荣臻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为此，于1957年1月9日，聂荣臻和二机部（即核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一起，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建议他向苏方提出我国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原子能方面的援助问题。6月18日，在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后，聂荣臻在外贸部专门与苏联打交道的副部长李强陪同下，会见了苏联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请苏方在导弹、航空、原子能等方面给以援助的问题。阿尔希波夫很热情，表示将尽快报告苏联政府。7月22日，阿尔希波夫约见聂荣臻，答复说：苏联政府可随时接待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在报经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批准后，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陈赓、宋任穷任副团长，各方面负责人李强、钱学森、万毅、刘杰、王诤、张连奎、刘寅为团员，以及十三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作顾问，八名工作人员，共三十一人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与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10月15日，中苏双方达成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10月15日协定”或“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在原子武器、导弹、火箭武器和作战飞机的研制、提供样品、资料、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提供援助。在莫斯科，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1957年到1959年，“10月15日协定”对中国尖端技术的起步和发展，还是有所帮助的。但在对待苏联援助问题上，聂荣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l957年l2月10日，聂荣臻在讨论五院工作的会议上指出：五院应该集中力量消化研究已经到手了的苏联地对地导弹实物样品和资料，着手仿制，在这个基础上再准备自行设计新型号。他要求五院领导和科技工作者，要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以积累自力更生进行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的能力。以后他又反复强调：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是永久性方针，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动摇。12月l2日，航委举行会议，聂荣臻又在会上指出：火箭和飞机方面的军工厂建设规模不宜过大，因为苏联援助的是些较老的产品，更新换代很快，搞大了不容易“掉头”。

1958年1月8日，聂菜臻和彭德怀一起，听取苏联专家关于建设导弹试验基地的汇报。2月15日，聂荣臻和彭德怀、黄克诚一起，再次听取导弹试验靶场选址情况的汇报。会议确定，在甘肃酒泉地区建设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导弹试验基地，在辽宁省葫芦岛建设岸对舰导弹试验基地。聂荣臻随即被彭德怀指定为导弹试验基地建设的总负责人。他随即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负责。25日，聂荣臻代军委起草了建设两个基地问题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的报告。3月3日获得中央批准。4月，导弹试验基地建设工作开始，经过解放军第二十兵团数万官兵以及科技人员、工程部队官兵艰苦卓绝的努力，到1960年9月，在戈壁沙漠地区，初步建成了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

1958年4月14日，聂荣臻召集宋任穷等开会，研究核武器试验基地和核武器储存仓库的设计、施工方案。会议确定，工程设计由一机部第四设计院承担，勘察、定位、施工由军队特种工程指挥部负责，建成后由军队领导管理。核试验基地、核武器储存仓库的建设方案，5月3日得到周恩来、彭德怀的批准。核试验基地6月开始勘察，初步选在甘肃敦煌西北戈壁地区，因风向不理想和离敦煌太近，1959年3月经聂荣臻报军委同意，改到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新疆罗布泊地区建设。同样经过第十九兵团、商丘步校等数万解放军官兵和科技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核试验基地于1962年底初步建成。

1958年6月10日，聂荣臻出任直属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组员有：宋任穷、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国家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韩光、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当时，有些部门浮夸风、瞎指挥风开始盛行。聂荣臻则保持着清醒的头脑。6月16日，他在听取五院汇报时指出：五院拟仿制五种型号的导弹，又自行设计五种型号，战线太长，鼓足干劲是对的，否则一事无成，但又要与科学态度结合。当前主要是消化苏联产品，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学到手。院党委要冷静，做细致的工作。

9月，聂荣臻为使科研工作更踏实，提出要强化科研领导机关，先后向中央报告：撤消航委和五部，改组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将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两委”分别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的科研工作。10月16日、11月12日，中央分别批示同意这两个报告，并任命聂荣臻兼“两委”主任。由于实行统一领导，此后科研战线的工作更加扎实，科研单位之间的矛盾、扯皮现象大为减少，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6月，聂荣臻要国防科委组织钱学森等专家座谈，提出研制人造卫星的方案。12月25日，他对钱学森、张劲夫等说：研制人造地球卫星要稳扎稳打，必须解决新型原材料这个扯后腿的关键问题。1959年3月14日，他在听取钱学森等汇报五院科研情况时又强调指出：仿制苏联的近程地地导弹是必不可少的技术练兵，自行设计的东风2号地地导弹，可先搞研究设计，不急于试制，工作要稳妥。固体推进剂、高能燃料的基础性研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五院参加。4月2日，他在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的《关于进一步安排科学技术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针对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1、科研为生产服务，应从我国的经济条件和资源特点出发，解决生产中的难题和推广科研成果；2、原子能、火箭、电子技术等尖端科研方面，必须打好基础，解决原材料、元件、特殊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燃料等条件，不能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搞尖端要强调全国一盘棋，分工协作，不能盲目地一拥而上；4、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科研不能单纯为生产服务。16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成立新的中央军委，聂荣臻任军委副主席。10月14日，军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聂荣臻被确定为分工主管尖端技术、新武器研制工作的副主席。

由于聂荣臻做了冷静的促进派，所以在那个所谓“大跃进”的年头里，国防科研工作仍进展顺利。l959年12月，在几次军委会议上他先后表示：1、同意五院l960至1967年的导弹研制规划，要扎实干好；2、要注意团结好知识分子，照顾好他们的生活；3、鉴于五院的工作进展比较快，建议成立六院(飞机)、七院(舰艇)、十院(电子设备)三个研究院，也相应地把有关的设备和科技人员集中起来，从事有关专业研究。他的建议为军委会议批准。三个研究院1960年成立，1962年正式列入军队建制。

但这时候新的困难正在逐步形成。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正同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怕西方获悉苏联在尖端武器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再说。"7月3日起，聂荣臻在庐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要宋任穷、刘杰等7月15日赶到庐山，研究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对策问题。听了汇报，聂荣臻对宋任穷等说，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然后同他们一起，先后向彭德怀、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经向毛泽东等汇报后，指示说，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力争在八年内研制出原子弹。当年的9月、10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的讲话，挑衅性地影射攻击中国是什么“好斗的公鸡"。这预示中苏关系将全面恶化。聂荣臻预感到苏联片面撕毁“10月15 日协定”已经为期不远了。12月17日，聂荣臻在听取宋任穷、刘杰等核工业建设及核武器研制规划汇报时表示，同意二机部提出的原子弹方面：“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有所储备”的规划设想，认为这是符合中央的方针意图的。并表示，二机部需要军队选调的党政干部，军委一定支持，调优秀的人才去；原子弹研究中需要解决力学方面的问题，可请钱学森（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帮助。12月23日，二机部正式上报了这个规划设想，获得中央批准。

1960年1月7日至l7日，聂荣臻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中出现的新情况，他说：“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以对我们不放心，所以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加紧对我们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就是在新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我们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聂荣臻一直在考虑，一旦苏联彻底断绝援助，中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开展国防科研的问题。他找了许多科学家商讨研究，l960年7月3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份报告，提出三点建议：1、苏联在重要的关键技术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我国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的动力，更加坚决地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2、今后科技往来应采取新的做法。协议上有的仍要，不给就挂笔帐，新项目不提了。3、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是自己封锁自己，相反，一切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都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来学，来掌握。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建议。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中断同中国所有的协定和合同。7月28日至8月23日，在五院和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果然奉命全部撤走了。聂荣臻估计，苏方提供的试验设备、专用设备和导弹样品、技术资料、重要原材料也会中断供应，将给中国的国防科研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后来的事实发展，证实了这种担忧。7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得知苏联的照会后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听了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很受鼓舞，他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8月14日，聂荣臻召集五院领导和部分专家开会。大家认为，苏联专家在的时候，也从不帮助我们搞研究设计，现在撤走，对我们的研究设计工作影响并不很大。设备、资料等方面的某些困难，根据五院已有的基础，也是可以克服的。聂荣臻感到宽慰，对大家说：“希望五院的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把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研究设计出来，并用中国的材料制造出来。五院在完成近程地对地导弹的仿制以后，应集中力量迅速“设计研制出自己的中近程、中程、中远程的地对地导弹和其他型号的导弹，为国家民族争气。”8月17日，他在对国防科委领导谈话时说：国防科研，要缩短战线保重点。五院自行研制的三种地地导弹，是战略任务，要确保。人力、财力、物力，首先要保证五院。现在要发愤图强，要拼命。明年的基建、投资、外汇、国外订货等计划，要狠抓落实。

原子弹方面，l960年4月3日，聂荣臻出席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听取宋任穷汇报赴苏联谈判的情况后，他在会上表示：鉴于苏方拒不执行“10月15日协定”，我们也决心自己干，这样时间可能长些，但原子弹总是可以研制出来的。

苏联撤走专家，中断援助，迫使中国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攻关，促成了“两弹”研制史上的重大转折。

面对苏联断绝援助的困难，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和在各种会议上先后提出：1、新型原材料是突破尖端的关键，建议列为国家计划的重点，在经费、基建、设备及材料供应上予以优先保证。2、以仿制及改进“l059”（仿制苏联射程可达五百九十公里地对地导弹的代号，这款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地地导弹作为五院当前工作的重点，强调要做过细的工作，“一个镙丝钉出问题．试验就可能失败。"3、武器装备、新材料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在抓质量的前提下，抓品种、速度，凡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算产量也不计产值。4、要依靠自己的专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象钱学森要使他有职有权，技术问题他能说了算。5、加强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秩序问题，强调这是“我们在现代工业上能否过质量关的大事情，是掌握尖端精密科学技术的起码条件”。6、导弹、飞机的试制工厂，在规模上，因为型号常变，不宜搞大厂，以中小型为主；7、新型歼击机、自动化防空体系、计算机、核潜艇也是重点，但要为导弹、原子弹让路，战线不可太宽，要发愤图强，一个一个啃；8、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请北京、广州、南京、沈阳军区、海军尽快价拨一批猪肉、鱼、黄豆、水果、海带等副食品，以军委名义分发给五院等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以渡过三年经济困难带来的难关。这些，都得到了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国防科研工作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有了迅速地发展。

7月2日，聂荣臻在军委常委会上提议，为加强武器装备的生产，建议将国防工业部分成飞机、电子、兵器、舰船四个部。他的建议获会议同意。会后，新建的这四个部依次称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

聂荣臻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辛勤耕耘，终于要开花结果了。仿制近程地地导弹进展顺利的捷报不断传来。1960年11月5日，聂荣臻在张爱萍、钱学森等的陪同下，来到西北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1059”近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并取得圆满成功。这枚导弹虽然是仿制的，但所用材料和燃料，都是国产的。这使科技人员受到极大鼓舞。聂荣臻在祝捷会上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们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更多的胜利。   

面对当时科研单位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科研时间得不到保证，每周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一般只有两三天，有时甚至更少。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12月13日聂荣臻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知》。通知规定，科技人员的政治活动每周只能占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搞科研。并对五院领导说，如果不注意保证科研时间，导弹搞不出来，将来是要负罪责的。

12月26日，他在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由于忽视质量，军工产品问题越来越多，后果严重。今后应强调：l、立足国内，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2、必须狠抓新材料、精密仪器仪表，这也是国防工业过关的关键：3、工厂领导要科学管理，不要瞎指挥；4、严格军代表检验制度，把好质量关；5、严格工艺纪律和文明生产制度；6、组织攻关时要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工厂、研究机关、高等院校三结合。鉴定产品质量时，要专家、技术人员、老工人三结合，使用、研究、生产部门三结合。7、要集中人力、物力和领导精力，加强生产第一线。

1961年．是我国国防科研关键性的一年。面对苏联撕毁协定，国内三年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还要不要研制导弹、原子弹?许多人发生了动摇，认为尖端挤了常规武器，“两弹”应该下马。聂荣臻则相反，他说：“应该攻关"，这就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年初，在上报“l961、l962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纲要”中提出，要力争三年突破“两弹"，为此要狠抓“开门七件事",即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原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开门七件事”，形象生动，易懂易记，成为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

2、在国防工业高等院校长座谈会上强调要加紧培养科技干部。指出：“能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又红又专的优秀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的一个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3、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既要坚持“攻关”，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冷热结合，工作力求踏实。   

4、强调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政工干部和行政干部，都要努力为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服务，真正做他们的“勤务员”和知心人。

5、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两个重要文件。在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汇报时对上述两个报告做了说明，指出，这两个报告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第一，自然科学工作者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以对党员的要求作初步红的标准。第二，在科学领域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允许自由辩论，各抒己见，做到“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的三不政策。第三，改进党的领导方法，科技问题不能由党组织包办代替，要由科技人员民主讨论决定，党委把关批准，研究室的党支部只起保证作用，党员的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党。这样才能充分发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这两个报告都获得中央批准。邓小平称“科学工作十四条"为“科学工作宪法”。

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逐步落实，对“两弹”攻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关于“两弹”是继续搞（“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在这年夏天的北戴河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尖锐的意见对立。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困难太多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我国工业和技术基础薄弱，又面临经济困难时期，国力难以承受。他们主张暂停“两弹”的研制，着重发展常规武器。聂荣臻则多次找人开会，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已经有了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并在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方面获得成功；五院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几千人，并且还有一批象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槃、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斌等世界第一流的爱国科学家，技术设备方面经过国内制造和国外进口，已经可以保证自行研制中近程地地导弹的基本需要；原子弹方面，二机部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已经有几千人，也拥有一批象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周光召、于敏、王承书、张沛霖等杰出的爱国科学家；铀矿储量可以满足需要，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中，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若干关键设备正在攻关研制，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自行制造原子弹了。而且“两弹”的研制，还带动了我国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因此，他在7月29日、8月3日和4日的会上发言中，一面介绍上述有利条件，一面一再强调国防尖端决不能松劲，“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是中央和军委批准的，决不能动摇，尖端武器争取三五年内突破，这是历史任务，这不仅是军事问题，也是涉及到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政治问题，现在遇到的困难，只要政策对，措施得当，是可以克服的。同时他在会上强调，“两弹”研制，并不排除常规武器的研制。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都得靠常规武器，因此要重视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的配套问题，否则同样要犯历史性错误。现在常规和尖端武器上不去的关键，都卡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技术力量分散的问题上，这些问题不解决，尖端和常规都上不去，所以问题不是谁挤谁的问题。8月20日，聂荣臻就此问题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的大力支持，获得中央批准。10月12日，军委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出关于国防工业方面的决定：科学研究着重搞尖端，生产主要搞常规，基建主要搞配套。这才完全平息了“上马”“下马”之争。

北戴河会议后，虽然写了8月20日报告，但聂荣臻仍然不放心，五院的情况他很清楚；原子弹方面怎么样？他要张爱萍、刘西尧会同二机部部长刘杰，到有关单位作深入调查。11月2日，聂荣臻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刘杰对调查情况的汇报。听了汇报，聂荣臻心里踏实多了。在会上，他表示：1、二机部的基建项目，今后由部队承担，切实摸清问题所在。每个厂、矿、所，都要有一个能决定问题的人。2、二机部的一些专用非标准设备，请一机部、三机部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从国外买一些。3、二机部、五院的基建投资，国家是好不容易挤出来的，所以基建工作一定要抓紧，反应堆的建设明年要抓，以解决钚-239生产的问题。4、要抓好明年工作，明年是个关头，项项工作要组织好，落实好，需要军队帮助解决的问题，请张爱萍（时任副总参谋长）解决。所缺干部，部队调一些，自己大胆提拔一些年轻人。会后，遵照聂荣臻的指示，11月14日，张爱萍、刘西尧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送“聂副主席并报林（彪）、贺（龙）副主席、罗（瑞卿、时任军委秘书长）、军委”的，张爱萍同时将这个报告也报送给了邓小平总书记。邓11月17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送主席、周、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毛主席、彭真圈阅了这个报告。前一页半的大意是：“经过前一时期的努力，在各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工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只要国家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更好地集中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安排好所需设备、仪器和原材料的研制、生产，1964年炸响原子弹这一设想，是可能实现的。”

在聂荣臻的主持下，科研战线上突破“两弹”的“攻关”战斗在更大的声势下展开了。当时他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重要措施：1、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在科研与生产的安排上，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武器的安排上，以尖端为主。在尖端方面，先抓导弹，再抓原子弹，没有导弹，原子弹难起作用。在导弹研制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为主，地地导弹突破了，各种导弹的技术原理基本差不多，就容易突破。与此同时，争取在四年左右把原子弹设计制造出来。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及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2、继续坚持狠攻新型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3、组织全国大协作。他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组织成为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要求他们从理论研究到工业基本技术，都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两弹"的研制进程。

11月5日，聂荣臻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汇报编制新的长远科学规划时提出：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水平较高的科技队伍，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地方和军队，当前都需要确定几个重点研究所，集中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形成“拳头"，成为科技战线上的“国家队”（意指类似当时把乒乓球优秀运动员组织起来形成的国家队，夺得世界冠军一样），依靠他们更快地取得科研成果。邓小平表示同意聂荣臻的这个想法。这样，使“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攻关”的措施更加落实了。

为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l962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上，聂荣臻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到会讲话，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成为科研“攻关”的又一次强有力的动员措施。

“科学工作十四条”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广为科技界乐道称颂，被誉为是“中国科学技术的春天”，是中国科技界的“黄金时期”。

聂荣臻时刻关心着“两弹”攻关的进程，希望不断传来胜利的喜讯。但他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试验的成功与失败。1962年3月，我国第一次试验发射自行设计研制的射程可达一千二百公里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不幸失败。有关的科技人员心情沉重。聂荣臻知道，这种时候“气可鼓，不可泄"。他在听到试验失败的第一时间，就电话中对在现场主持试验的王诤、安东说，要告诉有关各方，不要追究责任，着重总结经验。以后在听取钱学森汇报这次试验失败的情况时，又指出：“这是很重要的一课，试验本身就包括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钱学森说：“我是技术总负责人，要负责任。”聂荣臻说：“不能这么说，这与贯彻技术责任制是两回事。”使钱学森深受感动，有关的科技人员听了也极为感动，他们更加努力细致地工作。但从这件事里，聂荣臻总结了教训，他认为我们的科技人员对仿制型号的技术还没有吃透，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对仿制的导弹、飞机进行反设计，以消化透技术关键。而且大力加强了导弹地面试验大型设备的建设，如振动塔、全弹试车台、风洞等逐步建成。这样，在两年零三个月以后．终于使这种中近程地地导弹上了天，而且连续几次发射，都获得圆满成功。

对原子弹的研制问题，1962年4月9日他指示国防科委：为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暂停核潜艇研究，只留少数人继续探索核动力反应堆等关键技术。10月10日，他对二机部的领导同志说：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l964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来安排，明年起，每季度汇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原子弹的研制虽进展较快，但今后仍应把好每道关。还要加强与各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的大力协作。

10月、ll月，他在先后听取十院、六院、七院、兵器研究院汇报时指示：我国的自动化防空体系先搞区域性的，比较现实。要赶快建立独立健全的航空研究基地，否则不会有自己的高性能飞机。海军要贯彻近海防御战略，抓紧研制鱼雷快艇、导弹快艇、潜艇、鱼雷。火炮口径不能随便变更，要使部队尽快齐装配套，并有适当储备。

为了进一步加快“两弹"的研制步伐，ll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国防尖端事业，周恩来总理为主任，有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参加，聂荣臻为成员之一。“专委”的成立，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协调核心，对“两弹”研制成功，起了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

1963年3月，聂荣臻召集各工业部门负责人开会时指出：工业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保农业和国防过关，国防过关，首先是指“两弹”要过关，赶上六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这就需要大量采用新技术，以新技术建立新兴工业基础，对现有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做“后起之秀"。

4月，他先后在与空军、三机部领导谈话时指出：我国只有少量的米格-21，要赶快抓，主要研制歼击机，我们的导弹、飞机发动机水平不算落后，落后的是电子和控制设备，要尽快解决。

7月，他指示国防科委，制定长远规划时，前五年要把打常规战争的武器装备研制出来，配套齐全。导弹、原子弹继续抓紧，原子弹没有搞仿制，完全是自己搞的，这是个长处，下一步要研制与导弹配套的核弹头。

9月3日，他在听取刘杰、钱三强等汇报时指出：我国发展核武器着重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二机部的工作，1964年准备好地面核试验，l965年准备好空爆核试验，1966年准备好地下核试验和导弹核试验，l967年争取试验氢弹。后来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程，完全证实了聂荣臻的这个设想。

1964年1月，他在国防科委办公会议上指出：原子弹的研制比预计的快，试验基地要抓紧进一步建设，以保证试验。五院提出的地地、地空、岸舰三型导弹的技术途径是可行的．可报中央军委审定。10月16 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聂荣臻当即与周恩来总理在电话上互致祝贺，又向在现场主持试验的张爱萍等发了贺电。

10月19日，在听取钱学森等汇报时，他表示同意成立导弹质量控制研究所，说这是整个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于高度重视质量问题，所以我国的导弹和原子弹的发射和试验的成功率比较高。

到1965年，中国在原材料攻关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4月至7月，聂荣臻先后分三次向中央汇报，经四年努力，许多靠进口的新材料已经能够自己生产，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六千八百多个品种，新型化工材料三千九百多个品种，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二千多个品种，已可满足研制导弹、原子弹、飞机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需要。这些成就，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导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展，6月1日，聂荣臻对七机部(1964年五院改称)的领导说：地地导弹首先抓东风三号中程的，准备东风四号中远程的，探索东风五号洲际的。

“两弹"攻关的巨大成就，也推动了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7月2日，他在听取张劲夫等汇报时指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任务很复杂，一定要分工协作。中国科学院搞卫星本体，这真正代表了科学尖端，运载火箭由七机部搞。稍后又指出，运载工具如能在1969年搞出来，1970年就可以试验发射人造卫星。

1966年2月11日，聂荣臻就国防工业部门正在试行研究所与相关工厂合并的问题，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提出科研与生产不同，同一种武器装备，科研上必须同时有三个层次的型号：正在试验、试制的型号；正在设计的新型号；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至少要看三步棋。后来人们把这简称为“科研三步棋”。2月18日周总理批示“暂停厂、所合并”。科研三步棋的提出，使我国“两弹"和其他国防科研项目增强了预见性，走上了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的道路。

正当“两弹"攻关节节胜利的时候，一场动乱的风暴正向中华大地袭来，l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即使在““文革””运动中，聂荣臻身处逆境，仍然力所能及地倾心于国防科技事业。1966年8月15日，他在听取国防科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我军武器装备发展规划汇报时指出：要以中央的指示和我军战略防御方针为依据，对空、对海防御和反坦克等各种武器都要强调配套，既要重视各种导弹，又要重视各种火炮的作用。他反复强调，与“两弹”研制有关的人员和单位，要搞正面教育，任务不能停，思想不能散，秩序不能乱。

10月20 日，他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向周恩来总理请缨，为保证导弹、原子弹结合的实弹试验取得成功，要求到现场主持这次需要冒极大风险的试验。24日，他同周恩来总理、当时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批准了这次试验。25日他赶到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当即听取有关各方汇报，批准试验用导弹、核弹头分别运往测试阵地。26日，他到测试阵地，先检查了中近程地地导弹测试情况，后检查了核弹头测试情况，确信准备工作很充分，批准将两者运往发射阵地进行对结。导弹和核弹头对结通电是最危险的时刻，在发射阵地对接时，人们都劝他离开，进入掩蔽部。他为了鼓舞“两弹”对结技术人员的信心，一直坚持到对结通电完，与大家合影留念后才离开发射阵地。27日，他到基地指挥所，指挥发射我国第一枚中程核导弹。预定发射时间是上午9时整，但8时45分，核试验基地报告，基地上空三千米处凌晨2时起，出现了一股预报之外的六级强风，至今没有过境。怎么办？聂荣臻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答复：“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聂荣臻找钱学森等与气象专家紧急磋商。气象专家认为，强风将很快移出核试验基地。聂荣臻决定，核导弹发射时间不变。9时整，核导弹起飞，9时9分14秒准确命中目标区，核弹头在预定空域预定高度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终于有了可供实战用的导弹核武器，使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有了后顾之忧，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自豪感。

11月29日，他对国防科委领导指示，下一步核武器主要是搞原子弹小型化和氢弹，导弹要争取1968年试验洲际的。12月5日他又指示，核潜艇要争取1970年首艇下水，与之配套的导弹研制也要抓紧。

l2月26日，他再次到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试验获得成功。27日他赶到核试验基地，28日主持了氢弹原理试验，也获得成功，爆炸当量达十二万二千吨梯恩梯。12月30日、31日，他在核试验基地主持了有导弹专家钱学森、核武器专家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参加的座谈会。听了专家汇报后，聂荣臻表示，由我国专家自行研制的用“扳机”引爆“被扳机”氢弹的原理，是一次创举，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用已有的核航弹壳体，争取1967年国庆节前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当量的氢弹空中爆炸试验，在氢弹空中爆炸试验成功后，再研制导弹用氢弹核弹头。专家们一致赞同聂荣臻的意见。这一设想，后来得到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专委批准。1967年6月17日，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成功主持了威力达350万吨氢弹空中爆炸试验。

1967年3月，他鉴于国防科研单位大多瘫痪，许多专家被揪斗，设备遭破坏，因此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和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建议对这些单位迅速军管，以减少损失。建议被批准，他被指定为组织实施军管的总负责人。

4月7日，他在二机部九院技术工作会议上说，核科学方面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没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是不行的。要发展理论，就必须十分重视试验，积累数据。4月19 日他写信要求有关部门决不放松核潜艇、洲际导弹、人造卫星的研制。为保证这些尖端科研项目的进展，他还多次批准发出中央军委“特别公函”：任何人不得冲击和干扰尖端科研工作。9月20 日，他上报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建议把国防科委军管的科研单位调整改组为十八个国防科技研究院，以争取进一步保护国防科研力量和保障国防科研工作。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但在““文革”"动乱期间，这个方案实际上未能进行，还为此受到了所谓“推行大科研主义”“企图以科研压革命”等批判。

ll月，他指示国防科委，要狠抓火炮研究，在三年内形成系列，口径不一定改，要减轻重量，增加射程和威力。

1968年2月，他对常规兵器研究工作作了如下指示：常规兵器的发展，要充分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如人民战争，近战、夜战，发挥我军威力，要针对敌人的战术技术，要适应地形及南方、北方部队装备不同的特点。还要考虑生产布点及战时动员等问题。一直到3月24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发生，聂荣臻被诬陷为“杨余傅’’的所谓“黑后台”，实际上他已无法工作，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科研工作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导和执著地追求。

聂荣臻在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有丰富的经验。l988年，笔者曾将他的基本经验归纳成八条，得到他的首肯。这八条经验是：l、中国是个大国，应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火箭、原子能、无线电电子学等最新技术，用以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2、国防现代化的需要，会带动现代科技和工业部门的发展，两者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3、武器装备发展规划，既要有雄心壮志，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又要符合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立足国内现实条件。确定正确的目标，是我军武器装备研制迅速发展的前提。4、目标确定以后，首要的任务是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根据需要与可能，应陆续组建武器装备的专业研究机构，以形成各有侧重，又密切协作的科研工作体系。要尽快扩大科技队伍，“培养大量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的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对知识分子要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学以致用，以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5、研制现代化武器装备，必须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国外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对国外先进技术，既要积极引进，又要组织班子消化，否则摆脱不了依赖局面，武器装备的关键技术、尖端技术，必须自力更生，才能突破。6、军工产品，必须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各级领导对研究、设计、工艺、试制、试验、定型、生产这七道关口，都必须狠抓严格的纪律和文明生产，才能确保军工产品质量。7、研制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攻关”。在任务安排上要缩短战线，确保重点。在技术上要始终坚持猛攻新型原材料、电子原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方面的难关。8、努力做好科研领导工作，“领导就是服务。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政治和行政干部，都要为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勤务员。”

聂荣臻的这些宝贵的成功经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1966年5月，聂荣臻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文革””十年内乱开始。聂荣臻为了保持军队和科研战线的稳定，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种种倒行逆施和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6月，““文革””刚开始，他就主持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文件，提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要批判的是极少数右派。科研部门搞运动要摆事实讲道理，不准打人、侮辱人。这样一个文件，自然不符合“中央“文革”"的口味，被否决了。7月30日，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等串通国家科委的造反派，突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的万人大会，点名批判一些科研单位的领导人，煽风点火。聂荣臻事前对开会意图一无所知，非常反感，在会上一言未发，并提前退场。8月，原总政治部请示，地方院校正在撤消工作组，军队院校怎么办?聂荣臻答复：军队院校不能乱，仍应派工作组。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发生少数学生殴打工人事件，他指示对打人学生应予法律制裁。9月，他在军委常委会上发言，赞成肖华意见，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外出串连，也不准地方学生到部队串连。全国大串连开始后，他曾与叶剑英议论，学生去工厂、农村到处扇风点火，把生产搞乱了，尤其是国防工厂，保密性很强，根本不应该让学生去，对“中央“文革””表示不满。10月初，北京航空学院少数学生开始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闹了二十八天，要清算国防科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荣臻意识到这是“中央“文革”"在支持学生闹，便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希望他们要学生撤离国防部。这一切，自然被林彪、江青一伙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甚至威胁说：“科委不要把聂总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也应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

1967年1月下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上，聂荣臻发言，对肖华被抄家，江青、陈伯达等诬蔑解放军，表示强烈不满，并与叶剑英一起愤而退出会场。此后不久，又与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一起草拟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规定全军指战员不得擅离职守，不得任意抄家、体罚，不准武斗，不准外出串连，战备和保密系统不准任何人冲击和去串连等。“命令"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公布执行。这就更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更大不满。

2月，聂荣臻出席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指责“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子弟“不教而诛”，把干部子弟说成是反动保守分子，发动不明真相的人进行批斗或关押。为了打倒老子而揪斗孩子，这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在会上，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等，也对中央“文革”成员进行了指责批判。为此，日后聂荣臻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参与“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横遭迫害。

2月25日，聂荣臻与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一起，接见北京军区军以上领导干部。聂荣臻在讲话时说：目前军队仍要起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作用，帮助地方抓好农业，把华北这块老根据地建设好，无论什么地方，生产不能停。3月，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在军管时，国防工厂、科研单位不准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这些单位领导人的工作。下旬，他在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要求：各总部、各大军区必须尽快恢复工作，几百万人民解放军需要加强领导。“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5月，他在军事科学院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夜以继日地处理许多大事急事，工作中出现些差错是难免的，他的大节、主流是好的，有些人想打倒他是错误的。8月，他在医院碰到陈毅时说：外交部群众组织这样丑化你，你这个外交部长还怎么当!陈毅表示：“聂老总，谢谢你，你没有落井下石。”11月，他指示国防科委军管组：二机部的工厂要立即下令搞正面教育，尽快解放干部。为此，要把各厂群众组织的头头都调来北京办学习班，不准他们插手工厂的事。

1968年1月，聂荣臻在对中国科学院军管组成员讲话时说：在春节前要尽快解决乱的问题，以便尽快恢复科研工作；要尽快解放专家，我从不检讨所谓“专家路线”，无产阶级需要大批自己的科学家，支持专家有什么不对。

3月24日，中央召开干部大会(聂荣臻因病未出席)。林彪在会上宣布：撤诮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说，“杨余傅”阴谋篡权，有山头主义，还特意指出杨成武过去是晋察冀的。康生更声言杨成武有“黑后台”，要把“黑后台”揪出来。会后社会上掀起了揪“杨余傅黑后台"之风，聂荣臻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一起（此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成为重点冲击对象，并被停发了许多重要文电。从此，聂荣臻已无法工作，情况不知道，说话没人听，但他表示，“不管他们怎么弄，我自己知道，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4月6日，他在电话上询问叶群：杨成武的“黑后台”究竟是谁?叶群回答：并没有点名嘛，社会上正在炮轰，将来轰倒谁就是谁。4月7日，聂荣臻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希望就杨成武“黑后台”问题同毛泽东面谈一次。4月10日，周恩来总理电话转告，毛泽东主席在这封信上的批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4月16日，他去当面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要打倒他?林彪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意思是不听话了。聂荣臻后来说：他是军委副主席，“副统帅”，一个电话，杨不就来了。对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他感到非常气愤。

4月，在“国防科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两派群众组织，对国防科委提出的选举代表条件中规定的“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产生严重分歧，争论不休。24日，聂荣臻写信给“学代会”：这个条件是错误的，但事前自己不知道。30日，他又抱病到会讲话，希望大家停止这方面的争论，把会议开好。当即受到一些造反派的“炮轰”攻击，无法讲话，不得不中途退场。

6月27日，国防科委机关九个人贴出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指某同志被捕后重新入党，聂对此于6月1日曾在电话上答复说：“毛主席曾说过，红军中没有解决党籍问题的，经过长征考验，一般可以解决党籍。”)（注：l937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的通知中，确曾规定，凡被迫自首而未出卖组织者，经考察后，得恢复其组织。)从此，在国防科委机关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高潮：7月，聂荣臻答复造反派：“不存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的问题，你们误会了。”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社论，国防科委系统在陈伯达的暗示下，掀起了批判聂荣臻的所谓“多中心论"的高潮。8月中下旬，聂荣臻多次与叶剑英在西山军委招待所议论：学生和造反派对几位老帅、老同志批判炮轰，调子越来越高，看来非打倒不可，中央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保一下。两人都情绪消沉，表示无法工作了，只好闭门读书。8月19日，他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到京西宾馆听取七机部造反派头头提意见。当造反派提到“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从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搞，这一条是站得住的。”以后就此他对李富春说：“七机部造反派炮轰我上纲太高，无法接受。”

10月13日，聂荣臻参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被编在由陈伯达掌握的小组，天天接受揭发批判。陈伯达责问聂荣臻，为什么在西山与叶剑英议论他三十年代初那段“糊里糊涂进去，糊里糊涂出来"的被捕历史?这是蓄意陷害。江青则影射聂荣臻，企图谋害毛泽东，说1948年春毛主席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敌机前来轰炸，特务分子指挥轰炸的电台就设在司令部里。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把查出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枪毙灭口。康生则说：“不教而诛”这个说法，是“二月逆流"挑头的话，引起了“大闹”；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西山拉拉扯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的不满，成为“二月逆流”西山一股的成员。此外，小组会上还集中批判了聂荣臻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两派群众支一派打一派"，“搞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搞大科研主义”，一贯走“专家路线”等等。10月26日，聂荣臻被迫在小组会上作检讨。31日，大会闭幕时，他与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一起，被定性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11月上旬，各单位先后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新高潮，聂荣臻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并在行动上、生活上受到种种限制。

1969年1月5日，林彪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文件上的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此后，聂荣臻的行动和生活状况才略有好转。林彪则在这份文件上批了“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含有明显的警告意思。

2月，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聂荣臻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蹲点学习，直至10月中旬结束。2月下旬起，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他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参与由陈毅主持的国际形势座谈会，向中央提供了许多打开国际战略新格局的建议，被中央采纳。

10月18日，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作为战备疏散，将朱德、李富春、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赶出北京。10月22日，聂荣臻到了河北省邯郸市，1970年2月，因严重的皮肤病，报经周总理同意，回北京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治病。当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对聂荣臻说：在北京好治病，不要出去了。

1970年8月，聂荣臻到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陈伯达一伙大闹庐山，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责成叶剑英负责调查陈伯达的历史。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谋害毛泽东主席阴谋败露，在山海关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26日，中央决定召开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的反党活动。27日、29日，聂荣臻两次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揭发了林彪在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大量事实。1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军队代表时说：“你们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王关戚要打倒一切，老帅们有气嘛!"叶剑英当天将这些话转告了聂荣臻，聂荣臻欣慰地说：“这下可丢掉包袱了，不再背黑锅了。"

1972年3月1日，聂荣臻在听取总参作战部负责人关于军委扩大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时说：“我军作战，仍然要贯彻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军队要整顿，把被林彪搞乱了的我军优良传统恢复过来。"6月，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发言时说：“林彪长期以来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展，才走上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道路，我们的高级干部要引以为戒。"

1973年4月，邓小平恢复工作。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握着聂荣臻的手说：“你还记得会理会议那一段历史。许多同志不知道这段历史了。”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说：“贺龙、‘杨余傅’事件要翻案。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5月，聂荣臻接到《雁北报》送审的《功罪千秋的平型关大战》一文，文章批判林彪打平型关战斗是错误的。为此，他写信给姚文元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平型关大战不应该批判，此文以不发为宜。10月31日，他就全军军训问题向李达副总长转达两点意见：l、适当增加军训时间，每年步兵90天，技术兵120天，时间太少，现在服役期只有两年，时间少了学不到多少东西；2、部队管理上要加强“尊干爱兵"教育，主要是干部要加强爱兵精神。

1975年10月26日，他在同空军新领导班子谈话时指出：l、目前空军飞行事故较多，要尽量减少。摔了飞机不仅物质损失大，牺牲一名飞行员比摔一架飞机的损失还大。2、空军要成立战术技术论证机构，向工业部门提要求，一定要扭转工业部门生产什么飞机我们就用什么飞机的错误做法。3、全军要集中统一，总的听毛主席的，具体的听现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的指挥。总参是执行军委意图的全军的统帅部，空军要听从总参的指挥。ll月26日，中央通知“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久邓小平再次被停止工作。

1976年3月，“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侮蔑聂荣臻插手国防科委的工作，要把他与邓小平连在一起进行批判。4月，聂荣臻向军委写信，因病告假两月，王洪文借机批准聂“较长时期休息”。从此，聂荣臻不再参加军委会议。

同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聂荣臻悲痛万分。尤其是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使他对国内政局的发展深为忧虑。

9月21日，聂荣臻要杨成武转告叶剑英：江青等“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不讲理，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第二天，杨成武面告聂荣臻，说叶剑英对此有同感。l0月5日，叶剑英再次要杨成武转告，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荣臻放心。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拘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十年“文革”内乱结束。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写信：“四人帮"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全国人民深入揭发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形势大好，令人振奋。粉碎“四人帮”，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十一、暮年壮志，奋斗在新的历史时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聂荣臻随即恢复了军委副主席的工作。１９７６年１１月，他出席华国锋主持的第一次中央军委会议。１９７７年8月12日至18日，聂荣臻出席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9日举行的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25日，中共中央通知，第十一届中央军委组成，聂荣臻继续任中央军委副主席。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１日，聂荣臻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１２日举行的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再次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2月２６日至３月５日，聂荣臻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样，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参与党政军的许多重要领导活动，以“烈士墓年，壮心不已”的精神，奋斗在各条战线上。在新时期，他最关心的仍然是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科学技术，以及恢复和发扬被“文革”扰乱了的党的优良传统。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建设任务极为繁重。聂荣臻始终关心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问题，认为这是人民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1976年11月，他出席华国锋主持的军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关于10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的情况汇报。地下核试验，本来是他在主管国防科研工作时确定的，在核试验基地南山，用靠山挖平洞的方式进行。这次听说平洞方式的地下核试验，１９６９年就已经成功，可惜他当时被剥夺了工作权力，并不知道。这次听说平洞核试验再次成功，非常欣慰。

1977年2月7日，聂荣臻出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联席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关于国防科研的情况汇报。他在会上发言：中程地地导弹己装备部队，这很好。但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进展感到太慢了些，这本来确定是要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就该完成的任务。这方面主要是工艺问题，工艺研究所取消了，现在工艺质量落后，马马虎虎，产品就不能很快装备部队。导弹固体发动机还没有过关，影响到下一代导弹的问题，作为武器，主要靠固体的，对此不注意，将来要吃亏。材料研究所撤消了，许多武器装备该用什么材料心里就没有底。导弹的研制周期是很长的，下一代产品现在就要着手研究，等什么条件都具备了再搞，会误事。

聂荣臻非常重视军工产品质量问题。1977年８月２３日，他出席军委座谈会，在会上说：当前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必须恢复军代表制度，否则出了问题，不仅是浪费，对战士是罪过，也影响到部队士气。1979年４月２９日，他在兵器工业部部长张珍关于军工产品出口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我不反对我们出口一些军工产品，以出养进，但必须首先满足我们自己的装备需要和有一定的储备。还要不断提高质量。”

 聂荣臻一贯重视武器装备战术技术论证工作的重要性。“文革”以前，他就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前提，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如此。1977年4月11日、12日，聂荣臻出席军委常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二机部汇报工作。他在会上说：有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统帅部应该有个各种武器的研究论证部门，围绕我军的战略方针，研究论证后提出任务书，再据此进行研制。现在是工业部门生产什么，部队就装备什么，自己不提要求。生产厂拼命生产老产品，认为越老生产就越熟练。这怎么行！４个月以后，他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再次强调：军队许多人对武器装备还抱着军工部门生产什么我就用什么的态度，自己不针对敌情的不断变化，提出对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要求，这是本末倒置。科研没有目标，出不了新东西。现在敌人都在强调占有火力优势，我们对此不重视，就要吃大亏。1979年9月２９日，聂荣臻再次向军委提议：各总部、各军兵种，都要成立武器装备方面战术、技术论证机构，减少发展武器装备的盲目性。

聂荣臻一贯主张，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1979年3月３１日，他在与时任总参谋长助理的刘华清谈话时指出：我们买外国的武器装备，着重买技术专利，为自力更生地设计制造自己的武器装备服务。为了对付敌人的潜艇，我国的核潜艇一定要继续按计划搞。常规武器要注意配套和质量。要注意纠正军队有的部门不重视科研的偏向。火炮要着重自行化，大口径火炮及其弹药的生产布局要适当分散，多布些点。3个月以后，他再次听取已经担任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简称科装委）副主任的刘华清汇报武器装备问题时说：激光武器研究仍应抓紧。以搞强激光还是搞激光测量为主，可请专家论证后再定。火炮，自行比牵引好，以搞自行火炮为主。５月30日，聂荣臻在一份购买某国先进飞机的军委传批件上批示：“少买几架是可以的。但军工产品必须设法买他的专利，立足自己制造，不能受制于人。买到专利后，可以派人去考察学习，也可以请他们来少数专家作技术指导。希望谈判时注意这个问题。” 10月３０日，聂荣臻在听取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洪学智等汇报时指出：“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技术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现代化，还是要立足自己动手，以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作梦。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技术全部卖给我们。”我军的常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苏式的，优点是简单可靠，缺点是笨重，科研和生产部门都要想方设法加以改进，并要强调配套，一旦有亊能打仗。

面对武器装备试验的成功与失败，聂荣臻仍然抱着科学对待的态度。1980年5月18日，聂荣臻与邓小平、胡耀邦、王震等中央领导一起，在国防科委指挥所观看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获得圆满成功。他非常高兴，即席大声祝贺：“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随后又挥笔题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注：即洲际导弹）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这是热情的鼓励。1982年10月，聂荣臻得知我国首次潜艇水下发射潜对地导弹试验失败，立即致电国防科工委（注：1982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科装委合并而成），既是试验，就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要象我国女排争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不要泄气与埋怨，重在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这是理解与支持，使有关的科技人员深受鼓励。两天以后，这型导弹终于从水下发射成功，他立即致电祝贺。1984年1日29日，我国首次发射通信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聂荣臻得知后，30日就写信给科工委主任张爱萍：“这次同步卫星发射虽然未达预定目的，但获得了数据与经验，给下次发射增加了成功的保证……这种极复杂的科学实验，那能要求必须一次成功的，这也是一条科学规律！何况这是最新型发动机的首次上天试验，在欧美少数几个国家也是经过几次反复失败、成功，才掌握了的新技术。所以，只要大家认真对待，从中分析原因，查明故障，得出经验，我国的同步卫星一定会发射成功的。现在的关键就是一字之差，是‘鼓’气还是‘泄’气。”这使科技人员和有关领导受到很大鼓舞。4月8日，第二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16日进入地球同步轨道。聂荣臻立即致信祝贺。

在历史新时期，聂荣臻认为中国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１９７８年8月４日，他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对付外敌入侵，我们仍然要打“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战争”。这是制服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有效办法。所以“越是现代化战争，越要强调三结合武装力量的整体威力，越要强调民兵的作用"。要真正做到民兵工作“三落实”。1982年 9月，他在听取杨得志总长汇报军队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情况时指出：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如何具体化，这是军队的头等大事。如有不同意见，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明确统一的说法，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大家都照此执行。否则各干各的，就很危险。总的还是打人民战争。重要城市和重要方向，应该坚守。注意把民兵组织落实好，配合正规军作战。“敌人来了，他们不要往后退，而是向两边散；敌人过去了，就又集中拢来，破坏它的后勤供应线。现代战争对后勤供应依赖很大，敌人就怕这个。"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军队正在酝酿进行一系列改革的问题。这涉及到大规模精简整编，干部年轻化，恢复军衔制度等方面。

1980年2月20日，聂荣臻在看了拟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部队要精简整编的方案后，对时任军委秘书长的耿飚说：1、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所属部队，应下放给野战军，只有平时搞好野战部队的合成训练，战时才能充分发挥合成军队作战的作用。2、同意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并入原总参谋部。3、国防科委与第二炮兵不宜合并，因为任务、性质不同。

4月11日，他在军队精简整编的传批件上批示：“这次精简整编必须按邓（小平）副主席原来的设想方案（即全军保留450万人），加速进行，不能再动摇拖延了。”

1985年5月，邓小平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我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在四百五十万人的基础上，裁军一百万，并对编制体制进行改革。在讨论酝酿阶段，各有关方面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难以统一。聂荣臻在反复听取汇报后，他认为，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针对中国的战争，大打、中打都不可能发生。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3月23日就总部领导体制、武器装备管理体制、三军比例、三军统一指挥、后勤供应体制、合成军队规模、军队院校体制等重大问题，发表了七条书面意见：1、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的体制不变为好，不宜另外成立三个总部，过去的经验证明，头多了不便工作。2、武器装备管理方面，总参负责提作战性能要求，列编、订货、验收、分配、淘汰方面的工作；国防科工委负责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和研究、试制、试验、定型工作；总后勤部负责运输、分发、保管、维修工作。3、陆、海、空军的比例，陆军占百分之六十二，这个对，我军历来主要靠陆军作战，陆军中炮兵比例比步兵高百分之六，这要慎重，炮兵要真正顶用，否则装备太重了于军队行动不利。海、空军要以能获得真正顶用的装备来确定所占的比例。4、为有利于战时战区内三军统一指挥，驻防于战区内的海、空军，平时应双重领导，海、空军跨区作战，由军委海、空军指挥。5、后勤供应体制，应该实行三军通用的物资统一供应，专用物资专门供应。6、合成军队的规模，在目前条件下，以适当小些为好。7、军队院校体制，应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专门培养师以上高级干部。专业军士在军队建设中有重要作用，应从减下来的军队院校中，改建成若干所培训军士的院校。在26日举行的军委常务会议上，与会者基本同意以上七条意见，对统一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历史新时期，聂荣臻对军队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以及其他方面，也有许多重要论述。在政治工作方面：1977年3月10日至22日，聂荣臻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肃清“四人帮”流毒等问题。他在会议书面发言中说：军队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必须坚持两条，一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要反复抓思想政治教育，这两条搞好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人民军队的本色，就有了根本保证。1980年4月25日，聂荣臻在听取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情况汇报时说：政治工作要首先把党的建设抓好，“解决了‘头’的问题，躯干和四肢就好办了。因此军队一定要大力加强思想教育，让无产阶级思想牢牢占领阵地”。

１９７９年６月，邓小平提出军队高级干部普遍年龄太大，要年轻化，否则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６月１９日，邓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提议，要聂荣臻负责总参、总政、总后、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工作。受命以后，聂荣臻认真贯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任人唯贤等原则，多次听取总政有关领导同志的汇报，经五个多月的努力，顺利完成了任务。为贯彻军队领导年轻化的方针，他还身体力行。1982年9月9日，他在出席党的“十二大”解放军代表团的会议上讲话：这次大会要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现在军队代表的平均年龄已达六十三岁，交接班问题已经很迫切，要下大力量来做。我已经八十三岁了，没有问题，一定要退伍，应该交班，请求交班，就是要提年轻优秀的干部上来。这次会后，军队要逐级解决年轻化的问题。为实现中央和军委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战略决策，聂荣臻1985年8月23日写信给胡耀邦并中共中央：“我衷心拥护党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的重大决策。……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继往开来，经久不衰的重要保证。我今年八十六岁，又体弱多病，已经丧失工作能力。为此，恳请免去我的中央委员职务，以便让年轻些的同志进中央领导班子。”在1987年10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辞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后勤工作方面，1980年４月１４日，他在听取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汇报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情况时说：战士要尽量减轻负荷，装备、服装都要设法减轻重量，钢盔要改成玻璃钢的；吃饭问题可考虑试用面包车，吃压缩干粮，这样既可以减少炊事员，又符合实战要求；护士工作不简单，军队护士学校要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要适当提高医生、护士的待遇。1982年11月5日，听取洪学智拟召开全军后勤部长会议的汇报时说：现代战争对后勤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没有坚强的后勤保障，要想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希望后勤战线的全体同志更加奋发起来，搞好精简整编和后勤自身的建设。要争取尽量增加武器装备购置费在军费中的比重，精简整编节省下来的钱要尽量用在这方面。20日，他看了总后勤部送审的到边防、海岛检查工作的录像带后，写信给洪学智部长、王平政委：“过去知道守岛戍边的干部战士是很辛苦的，但没有这样如实深切地看到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战斗、生活着。……看了深受感动。各级领导，应该在营房、仓库、道路维修、饮食、医疗条件和文化生活改善等方面，设法帮助他们解决些问题。”

在军队建设的其他方面，聂荣臻也给以许多关心。

1977年1１月２８日，他在军委一份传批件上批示：“北约（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演习，只要是邀请各国武官参观的，我们武官一般也可以应邀，以便了解情况。北约的有些演习，苏联都去看，为什么我们不去看？建议有关部门对此再作考虑。”

1978年10月14日，他在审阅军事科学院宋时轮院长关于军事训练的文章时指出：军队今后要加强三打(坦克、飞机、空降兵)三防(原子、化学、生物武器)的训练，不能过多强调投弹、射击、刺杀、“练铁脚板”等传统训练方法。

1979年１０月２日，他在看到一份新华社编印的材料，反映军队枪支弹药被盗的情况后，指示总参动员部、总政保卫部：“枪支弹药被盗情况如此严重，应该高度重视。要通知有关单位，今后那里发生问题，应严格追查责任，有关人员（包括领导），要给以必要的处分，力争少发生这类案件。”

 1981年１月２９日，看了军委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办公厅开会介绍有关保密等问题的情况》后，指示军委办公厅：１、首先要注意对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的教育，不该让他们知道的事，一定不给文件看，不告诉有关情况，更不能让他们参加不应该参加的会议。家属子女不得干预领导干部的工作。２、要注意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他们严守保密条令的规定。３、涉及机密问题时尽量不用电话、电报。４、要经常进行保密教育。以上四点，后来由全军保密委员会转发全军学习。

1984年6月，聂荣臻写信给中央军委，建议恢复我军的军衔制度，说这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以后又两次写信建议恢复军衔制，1988年，经中央和军委决定，我军恢复了军衔制度。

聂荣臻对科学技术工作具有深厚的感情。在新时期，他仍然非常重视科技工作。他曾担任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书记，做了大量的科学协调工作。多次阐述应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在重视人才的基础上，开展科技工作新局面。对重要的科研项目给以支持，对重大的科技成果热情赞颂。

1978年8月18日，他为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二十周年题词：“科技大学创办20年，成绩显著。培养的大批科技人才，成为今日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出更多更辉煌的成果，出更多更优秀的科技人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８日，他同邓小平一起，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同全国科技界的许多老科技工作者见面，聂荣臻心情分外激动，为科学大会题词：华阳出谷天下明，阴霾一扫九洲通。昂首赶超新差距，顿足狠批四帮凶。且喜《沁园春》意好，今朝更待《满江红》。《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题词。

同年10月，聂荣臻出任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书记，协调国家和军队的各项重大科研任务。他在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后，12月1日写了《关于科学研究协调的几点意见》。意见中说：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主要是靠集中全国科技力量，全面规划，大力协同取得的成就。五六十年代，攻克导弹、原子弹技术难关就是证明。目前我国人力、物力、财力困难，谁都不能搞大而全小而全，必须全国一盘棋，集中统一，全面规划，大力协同，才能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具体意见：1、成立卫星研制协调组，统一规划卫星研制任务，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研制运载工具，国防科委负责发射。2、原子能科技仍归口二机部，二机部与中国科学院密切协作。3、加强计算机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全面规划计算机的发展，协调各方面工作，扭转当前的混乱局面。4、计量工作必须军民结合，全国统一。5、加强国家科委对全国科技工作的领导。5天后，他写信给邓小平，随信报送五条协调意见，信中说：现在科研系统分散主义实在严重，总想自成体系，万事不求人。这样重复浪费大，力量分散，结果谁都干不成。我国研究激光雷达，十五年出不了成果，原因在此。“目前几家矛盾，我折衷其间，尽量想法协调。”我提出要加强国家科委集中统一领导，不能事无巨细，都要中央裁定。8日，邓小平批示：“荣臻同志，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12月23日，他又写信给邓小平：本月初提出的科学研究几点协调意见，17日开了协调委员会会议，意见已取得一致，形成了《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会议纪要（第一号）》建议中央批发有关单位执行。经邓小平批示后，1980年1月，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2号文件转发了这个纪要。1981年12月10日，聂荣臻写信给中央书记处并报邓小平，根据中央关于党政分开和精简机构的精神，科研协调工作，请国务院组织实施，建议撤销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12月29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两年的科学协调工作，对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后，他仍时刻关心着科学协调工作。1982年2月14日，在重病住院期间，他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建议在科学协调方面“最主要是把国家科委的职能恢复加强起来，负责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协调全国科学技术的责任。这就可以避免五个方面军（中国科学院、各部和地方科研系统、国防科委、国防工业系统和各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的分散而造成的浪费和损失。……当前正在研究精简改革机构，所以旧话重提，供参考。”

1981年4月5日，看了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充分发挥中青年科技干部作用的报告》后，给该局写信：1、报告很好。2、要注意发挥留苏、留东欧中青年科技干部的作用，这批人是当前中青年干部的主力。为此，要注意解决好平反他们在“文革”中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解决好他们的学位、学衔、技术职称、生活待遇、技术上继续提高等实际问题。3、对科技干部的职务晋升，不要片面强调发表过多少论文、著作，还是应该强调德才兼备、贡献和实际工作能力、业务水平。这封信的全文，后来刊登在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上，总政转发至全军有科技干部的单位，《人民日报》刊登了摘要。

1982年5月，聂荣臻看到一份反映一些科技人员思想动态的内部刊物。6月3日，他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茅以升和京沪一些老专家，对动员他们退休，思想波动，意见很大。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反映。建议对研究员、工程师、医生、教授等专家、学者、文艺家，在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时，除非自己要求退休外，一般仍可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这些活动应列入计划，给以保证、支持，不要称他们为退休人员。“因为从专业上说，没有什么退休的问题，年岁越老，造诣越深，贡献越大。”半年以后，聂荣臻看到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再次反映，对要他退休有意见。为此，他11月12日写信给宋任穷（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再次表示，对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对那些有造诣的老科学家，不宜采用行政干部定退休年龄到时一刀切的办法。”如果他们健康允许，本人又愿意干，就“可以继续工作，带研究生、搞课题，著书立说等，这些都不会影响机构老化和提拔中青年干部。这方面的政策，请再斟酌。”中央认真研究了聂荣臻的提议，决定对有真才实学的老年科技工作者，在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前提下，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到七十岁，少数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年龄还可以延长。

1982年8月22日，聂荣臻就知识分子问题，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重视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是愚昧落后的表现。革命战争年代，知识分子对建设根据地，对取得革命战争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又作出了很大贡献。“正因为如此，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重大问题，我都向党中央提出了建议。得到党中央的支持。”现在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首先要落实政策，摘掉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帽子”。2、要做到专业对口，学以致用。3、不要使他们兼职过多，或做很多行政工作，要使他们能集中精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4、要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5、要做好为知识分子服务的工作，“五十年代我就讲过，我就是一个大管理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生活服务。当我看到科技人员安心地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时，我的心也安逸了。”这次谈话，9月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同年11月25日，聂荣臻接受时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的采访，谈努力开创我国科技工作新局面的问题。他说：党的“十二大”以后，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很高，希望我国的科技工作快点上去。我认为，当前要使科技工作快上，就要做到：1、仍要强调自力更生为主。2、要制定恰当的规划。3、要强调全国大协作。4、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协调好各方矛盾。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现科技现代化，就必须重视和依靠知识分子，但有人思想不通，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政策落实过头了，这是一种偏见。“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本来是愚昧落后的表现……什么时候，我们重视了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什么时候歧视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我们的事业就受挫折。我们一定要肃清“四人帮”那一套左的东西，在整个社会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新道德、新风尚，充分信任他们和爱护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能够施展远大的抱负。”这次谈话详细摘要共一万多字，1982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全文发表。12月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同时刊登了摘要。

1983年11月，国防科技大学自力更生研制成运算速度可达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超高速巨型计算机。25日，聂荣臻写信祝贺：亿次计算机的研制成功，不仅为我国战略武器研制提供了有力手段，并对其他军事部门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对科技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五六十年代，我们向尖端技术进军，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集中力量、大力协同。昨天我看到一位日本朋友在评论中国四个现代化前景时说：就中国搞原子弹、氢弹的成功来看，只要他们战略需要，他们就会全力投入某个部门，那就什么都能搞出来。你们亿次机的研制成功，正是这种精神的再现。“为振兴中华，必须发奋图强；为祖国四化，必须同心同德，集中力量，拧成一股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把我们的重点项目一一搞上去！”

1984年10月，得知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即将破土动工，6日，他写信给中国科学院：“知道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就要破土动工了，我很高兴……请转达我的祝贺！我希望参加这项重点工程的全体同志，要本着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的精神，集智攻关，胜利地建成我国第一台加速器，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四年以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聂荣臻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祝贺我国科技事业的长足发展！我现在行动不便，不能到各处走动，但对同志们的科技工作仍很留心，每当科技喜讯传来，总引起我的兴奋和回忆”。李政道教授（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美国华裔科学家）给我来信，对我们这次正负电子对撞机评价很高，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请把李信抄转科技界的同志，以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1989年8月，聂荣臻应中国科学院之请，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纪念画册》作序，序言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全国几百个工厂、研究所、高等院校的上万名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官兵，不计报酬，万众一心，……克服了重重困难，精心设计、研制、安装和调试，仅用四年时间，就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了我国科学家和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宿愿，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这一瞩目的科学技术成就，得到了世界高能物理学界的高度评价，为中国在高能加速器这一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这是我国科学家继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之后的又一巨大科技成就。”

1987年8月8日，聂荣臻写信给著科学家王淦昌、王大珩，祝贺我国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在中国科技大学建成。贺信说：这对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很值得祝贺。尤其是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请转达我对同志们的敬意和祝贺！

在新时期，聂荣臻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遇有科技人员来看望他，他总是热情接待，亲切交谈，关心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1982年重病住医院期间，他对到医院探望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说：“三王”（注：指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光学专家王大珩、生物学家王应睐）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要注意落实好对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后来当他得知著名力学科学家吴仲华得了肝癌，他亲自要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告诉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务必精心治疗，做好肿瘤切除手术。

 在历史新时期，聂荣臻也非常关心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聂荣臻出席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４日，他向大会提交了六千多字的书面发言：要搞好党风，“最重要的是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不能单靠少数领导，而是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发言还反复强调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把它提到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的高度。这个书面发言，《人民日报》在加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标题后，于９月５日头版全文发表。随后《红旗》杂志第九旗也全文刊登。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既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新时期党的各项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能坚决维护和贯彻执行。

1978年７月２２日，聂荣臻应《诗刊》社请求，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五十一周年，题诗两首：１、江汉惊涛咒右机，南昌斩拔蒋家旗。五十一年怀旧事，千秋定国赖戎衣。英明领袖三军勇，革命人民斗志齐。今朝同庆建军节，更待健儿射熊罴。２、曾几何时见兵歇，几洲安宁几洲协。四海风雷斩魔爪，两三婢膝空咽噎。神州自来知戎事，金棒最能降妖孽。盛会明定治军策，长征新途兴大业。这两首诗，建军节当天，《诗刊》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全文发表。

同年１１月１０日至12月１５日，他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促进安定团结、平反寃假錯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问题。聂荣臻１１月１６日在会上发言：现在国际上都在注视我国是不是安定团结，这值得我们注意，一定要消除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文革”中遗留的许多问题，要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精神来解决。寃假错案该平反的都要平反，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我衷心希望我们国家安定团结，大治快上。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重要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聂荣臻出席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平反寃假錯案等的战略决策。

1979年11月12日，首都各界举行纪念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大会。为弘扬白求恩的革命精神，聂荣臻本拟到会讲话，因突发心脏病，请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代念讲话稿。讲话稿说：今天纪念白求恩，就要学习他追求真理，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学习他舍己为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学习他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与群体同甘共苦的精神。学习他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的国际主义精神。

自1980年起，聂荣臻开始撰写回忆录，l983年完稿，《聂荣臻回忆录》出版问世，全书共五十万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生动深刻地叙述了他到1976年为止的革命斗争经历和经验教训，受到各方好评，成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l986年再版，l988年译成英译本，1991年香港出版中文繁体字竖排本，在全世界发行。从写回忆录起，他更加重视革命传统教育，经常会见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勉励他们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著述或纪念碑、纪念馆请他作序题词的，他大多欣然命笔，予以鼓励。

1981年5月19日，他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24日，他对决议稿写了书面意见：决议稿写得好，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恰如其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容易接受。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当然毛泽东同志是人不是神，他同样有错误，各个时期里都会有错误，但主要是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现在的稿子已经把这个错误的性质、情节、教训等分析清楚了，因此稿子中不必有“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因为：1、这样提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从而降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赖。2、容易给国内外敌人造成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口实。3、名称不太确切，一是晚期思想不全是错误的，二是晚期的错误思想也不全是晚期才有的。聂荣臻的这个意见后来被决议稿采纳，去掉了“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

1982年12月17日，他为将于20日召开的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写祝词：我希望全国两亿青年成为我国建设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最活跃的力量。希望共青团充分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真正成为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1983年5月11日，他在接见来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全军优秀青年代表时说：你们任务很重。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可以说，生活就是在战场上度过的。现在看，仗何时打，很难说，但不管怎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仗来了有现代化武器装备要作战，没有也要作战。所以，你们这一代的任务很重，要时刻准备打仗。

6月16日，聂荣臻会见惟一健在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时，对葛说：“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名扬天下。战争年代的许多事忘记了，但这件事情没有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五壮士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感人至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值得后人世世代代仿效学习。”“狼牙山五壮士就存下你一个了，发扬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精神，你最有发言权。老同志退下来了，要努力搞好‘传帮带’工作，向青年人讲过去的艰苦岁月，讲革命先烈的动人故事，讲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讲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就叫做发挥革命余热。”

1984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五十周年纪念。11月24日当他看到电视报道，《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等正徒步重走长征路，以宣传弘扬长征精神时，打电话给《经济日报》负责人：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行动，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红军长征虽然是五十年前的事，但长征的精神和意义是长久的，就像一盏永远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多少年来，我们正是继承红军长征的革命传统，从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所以，我们把今天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艰巨新任务称作新长征。我曾经表示过我还要尽量发挥余热，参加人民的新长征！长征已经成为团结鼓舞我们战斗前进的响亮口号！我希望记者多多报道长征途中的新人新事。同日，新华社记者李尚志为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拟去江西省瑞金采访，请聂荣臻对老区人民捎几句话，他随即嘱李转达：“瑞金是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首都。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央苏区人民承受了巨大牺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宝贵贡献。回想过去的艰苦岁月，至今仍深深地怀念和感谢他们。得知记者将去瑞金等地访问，请转达我对老区人民的问候和祝愿。祝他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程中，继承光荣传统，立志改革，取得新的胜利！”《经济日报》《江西日报》随后刊登了聂的谈话内容。

12月12日，聂荣臻应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写了五百字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碑文。碑文说：1935年5月29日，红军取得了飞夺泸定桥的重大胜利。“飞夺泸定桥，是毛泽东同志在安顺场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的。……先头部队是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的二师四团。他们受领任务后，立即紧急开进，一边走一边消灭沿途碰到的敌人，第二天一昼夜竟强行军二百四十里，按时赶到泸定桥并组织了二十二人的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鉄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惊险奇绝地夺取了泸定桥。……一师和干部团不断击溃和消灭河东岸沿途的敌军，对四团夺取泸定桥起了策应作用。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成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反革命迷梦，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

1985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纪念。9月，聂荣臻应《人民画报》之请，写了《史诗般的红军长征》文章。文章说：红军长征，“打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自然界的艰难险阻，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长征是逼出来的。但红军在长征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名扬中外，被称颂为英雄史诗。……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展望面临的四化大业，深切地感到革命理想的可贵。对于生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一代，这尤其重要。因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重任将主要地落在他们的肩上。重任在肩，必须有革命理想，才能不负所望。”当年《人民画报》第十一期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此后，为宣传红军的长征精神，他还多次写过有关的文章或题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长征卷），写了一万五千字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的署名文章。为成都军区举办《今日长征路》摄影展题了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章。

1985年5月25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写了《忆平型关大捷》诗：“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后此诗发表在8月24日的《文汇报》和9月2日的《瞭望》周刊第三十五期上。

7月23日，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聂荣臻在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谁发动侵略，谁就必然走向失败的可耻下场，这是不可逆转的规律。抗日战争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合则两益，分则两损。”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目前“国内外形势极其有利于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我们应当积极推动这一伟大事业，无愧于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这将是对抗日战争的最好的纪念”。这次谈话摘要，后在《瞭望》周刊上发表。

8月3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谈百团大战问题。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抗战史上空前规模的进攻战役--聂帅忆百团大战》的文章。文章说：“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记者访问了八路军抗日名将聂荣臻元帅”。聂帅说：“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历时三个半月，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战役的主要目标正太路，许多地段受到严重破坏。……百团大战是胜利的，应该肯定，但也有些教训，这只是些支流。”

为加强对青少年的家庭教育，聂荣臻于1987年4月14日，写信给原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信中说：最近看到一些呼吁加强对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报道，这很重要。“从全社会的各个教育环节上看，我认为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许多出事青年，在总结他们的失足教训时，几乎都谈到家庭教育不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家庭教育之所以重要，因为：“1、始于孩提时代，是接受教育最早的环节。2、父母子女关系至亲，感染力和接受力也最强。3、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国古人就很重视“家风”“家教”“家规”一类的教育。现在教育青少年，主要靠学校，同时家庭也是重要的教育阵地之一，要求家庭与学校密切配合。父母亲要言传身教。当前，各种不正之风是搞好家庭教育的严重障碍。要使大家认识到，如果不正之风代代相传，“那要不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还有一个高干子女问题，这要作分析。有人一提高干子女，就说他们都是坏的，这是“左”的唯成分论。但确有少数高干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对他们“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而且对那些为子女搞不正之风，甚至包庇纵容子女干坏事的干部，按其责任大小该处分的就处分，该法办的就法办。非如此不足以平民愤，非如此不足以儆千百，非如此不足以引起对家教的重视。……由此，对我们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的责任。”这封信，后来在总政《政治工作通讯》、中纪委《党风与党纪》上全文发表，在4月25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摘要刊登。

在新时期，为弘扬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聂荣臻还应各方要求，为老一辈革命家、先进人物、各种纪念地、纪念设施、各种书报刊物等题词作序，自1977年以后到1991年，据不完统计，共达六百多件。

1984年4月28日、6月16日，聂荣臻先后担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两个荣誉职务。

此后，他多次强调：如何关心照顾老年人，妥善安排老年人的生活，发挥老年人的作用，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也是多学科的复杂的科研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老龄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在他的关心推动下，我国老年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出于对祖国和平统一的高度关心，聂荣臻也很重视黄埔同学会的工作。他曾多次为黄埔同学会题词。1990年1月19日，他与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徐向前元帅一起，发表谈话：呼吁海内外黄埔师生，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海内外黄埔师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九十高龄之后，他仍以耄耋之年、病弱之躯，五次会见邓文仪、李默庵、侯镜如、郑洞国等海内外黄埔同学、著名国民党原高级将领，呼吁他们为和平统一祖国多作贡献。

聂荣臻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聂荣臻的一生，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方面，贡献更为突出，有许多独创性的经验和精辟论述，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精神财富。

聂荣臻在党内外深受爱戴，拥有崇高的威望。他一贯忠于共产主义信念。从他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几十年来，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条件多么艰苦，他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始终忠贞不逾。即使到了九十高龄、多种疾病缠身的晚年，仍坚持每天要工作人员给他念报，念文件，关心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程，关心着党、祖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有时提出忠恳的建议或意见。他说：“这是精神食粮，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精神食粮，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他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始终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决执行命令。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看法，都能书面或口头提出意见，但只要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都坚决照办。他处理问题，一向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既坚持原则，又善于关心团结同志。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在“讣告”和“聂荣臻生平”中，对他光辉的一生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他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长达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人民革命事业，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无限忠诚，百折不挠，鞠躬尽瘁。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一贯忠于组织原则，好学不倦，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大智大勇，缜思独行，擘画军事，具有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军事才能，在作战指挥中，胸怀全局，运筹帷幄，善于捕捉战机，屡建殊勘。他热爱科学，在领导科学事业和各项工作中，成绩斐然。他心地坦荡，大公无私，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被毛泽东称为“厚道人”。

(注：作者周 均 伦，此文1995年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传》第十四集上，当时共7万多字。2012年12月1日，我接到中央文献出版社郑剑英同志电话，要我核实补充后将在“将领传”或“党史人物传”上重新发表此文。据此，我日夜加班，经1个多月努力，于2013年1月8日改完全稿，扩展到8.5万多字。交给郑后，叫我等通知，再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