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帅身边

周均伦

（为广西《党纪》杂志写的14篇文章连载）

1961年6月8日和1992年5月14日，这是两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两个日子中间的三十一年中，是我在聂帅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时间。聂帅为人的崇高品德，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言传身教，使我获益匪浅，度过了人生道路上充实而又幸福的漫长历程。

（一）第一次谈话

1961年6月5日下午，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同志突然找我去谈话。他说：“聂老总那里缺个秘书，组织上已经决定派你去。”

6月8日上午，就去聂帅办公室报到。

当天晚上，约七时左右，警卫参谋陈兆保同志（他是位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53年起任聂帅的警卫参谋，分工主管聂帅的生活和家务事情）找我说：“首长（刘长明规定工作人员都这样称呼聂帅）在院里散步，要见见你。”我赶紧跟着陈往院里走。

这是我第一次跟聂帅说话，尽管事前不断告诫自己，要沉着，但，心情仍然很紧张。见了聂帅，因为天热没有穿军装，行了立正注目礼，问了声“首长好。”聂帅跟我握了下手，继续散步。我们边走边问边答。

“你今年多大了？”

“快三十岁了，我是1931年9月生的。”

“什么时候入伍的？”

“1949年7月”

“过去做过些什么工作？”

“华东军大毕业后一直在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做过保卫部的工作组员、军法处书记、保密员、干部部干事，1959年调到北京，先在国防科委基建处当参谋，后来跟安东副主任当秘书。”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差不多象在背教科书。聂帅看出我的紧张心情，说：“别着急，慢慢说。”以后他象是有意地停了一会，我的心情也逐渐地松弛了下来。

过了会，聂帅又问我：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当说到我是上海人时，聂帅说：你的上海口音已经听不大出来了。当说到我爱人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一个孩子还不满一周岁，靠雇请的阿姨带着时，聂帅关切地说：我这里工作是比较紧张的，家务事要妥善地处理好。

停了会聂帅又问起我的文化程度。我说：“入伍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入伍后靠自学和上文化夜校，在数理化方面实际到了高中二年级。文化低，怕在首长这里做不好工作。”聂帅听后说：“文化低些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善于抓紧时间学习。文化低的要学习，文化高的也要学习，每个人都要学习，一定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特别是你们年青人更要注意学习。”

聂帅又问我在办公室的工作安排。我把刘长明交代的三项任务说了一遍。聂帅说：“那好。保密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不该问的事情一定不要问，不该说的事情一定不要说。我这里的文件多，机密性大，一定要保管好。机密文件在我办公室里要每天清理，不能过夜。机密文件除了我和秘书以外，任何人都不准看。”

聂帅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后来我才知道，我前面有位年轻秘书就是因为在保密中出了问题，聂帅决定把他调走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连聂帅夫人张瑞华同志（大革命时期参加党的八级干部）要看什么文件，她都要我请示聂帅同意后才拿去看。聂帅唯一的女儿聂力同志和女婿丁衡高同志，从不接触办公室的文件。有次聂帅散步时看到警卫参谋在办公室，把我找去说，办公室是机要重地，无关人员一律不能进去，要我今后注意。

经过第一次谈话，感到聂帅态度亲切，深受教育，消除了我关于他“很严肃”的顾虑。只是他的四川口音确实很重，这次有许多话是靠警卫参谋翻译才听懂的。

（二）散步和钓鱼

聂帅的工作非常紧张，但他注意“张”“弛”结合，每天坚持散步，工作太疲劳了就去钓鱼，成为聂帅唯一的生活爱好。

从我来到办公室，看到聂帅坚持天天散步，每次大约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几乎可以说是风雨无阻，有时去北海公园，有时在院子里，间或去景山公园，下雨天就在走廊上散步。直到晚年，除了卧病在床，他一直顽强地坚持这个习惯，这可能是他能够长寿而又头脑清醒的重要原因之一。

聂帅喜欢边散步边和陪同的工作人员聊天。我到办公室不久，有次散步时他突然问我，“西边烧了没有？”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张瑞华同志在旁边说：“他是在问你西边有没有火烧云，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晚霞。”我找个高处看了看，只见西边的晚霞一片火红。聂帅听后高兴地说：“那就好，北京地区在夏收，下雨就要造成损失，民以食为天啊。”我生长在城市，对有关农时的天气知识一无所知，目光中流露着困惑，又不便突然提问。聂帅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接着说：“中国有句成语，‘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意思是早晨东边出现火烧云，这一天容易下雨，最好不要出远门；傍晚的火烧云，预示明天是晴天，可以放心出门。”

后来得知，聂帅的这个习惯是抗日战争时期养成的。因为天气对军事行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都很大，他希望天天知道天气情况。但那时处在敌后环境，我们没有天气预报。怎么办？晋察冀边区的老农民告诉聂帅，从朝霞和晚霞上可以预测天气。试了几次，果然灵验。所以抗战时聂帅几乎天天早晚爬上高坡，望东边或西边的天陲。

战争结束了，但聂帅还保留着这个习惯。在我之前，他也常问别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三夏”、“三秋”等农时紧张的关键时刻。因为他心中始终深情地关怀着农业和人民的生活状况。

没过几天，有次散步时，我遵照刘长明的意图，向聂帅口头大意报告了江津老家一位亲威的来信，信中提到了家乡农业生产的情况。聂帅问，信中有没有提到“红苕”的收成。这次没有别人在旁边，我不知道“红苕”是什么？只好问聂帅。他说：“红苕的学名叫红薯。”这下我听懂了。聂帅问，“你们上海叫它什么，大家爱不爱吃？”我说：“上海叫山芋，只是少量地吃了玩。”聂帅感叹地说：“我们四川虽说是天府之国，但那主是是指川西成都平原那一块。我的老家在川东，虽然风光很好，但山区和丘陵地区群众的生活一般比较苦，许多人把红苕当作主要粮食，所以我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信比较长，我忘了有没有提到过红苕，只得歉意地说：“我查一查向您报告。”以后我把信拿来念了一遍，里面没有提到红苕问题。

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看到了聂帅对人的深厚感情。“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他“手伸得太长，从导弹、原子弹一直抓到山药蛋（马铃薯）”聂帅听后生气地说：“山药蛋为什么不能管？这是关系到几亿人民生活的大事。现在不少地区山药蛋品种退化严重，大量减产，迫切需要对种子进行防腐和提纯复壮的研究试验。抓科学研究不抓这个怎么行！提这种问题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对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直到1989年4月，四川省江津县委领导同志代表家乡人民前来探望时，年已九旬的聂帅，还谆谆嘱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县领导要始终抓住农业这个根本问题，不可有丝毫疏忽。”

说到钓鱼，我多次听聂帅说过，钓鱼对他的大脑来说是最好的休息。他说：“你们常劝我休息，可人的大脑是很难休息的。即使是我闭上眼，想休息，但各种问题仍会在脑子里翻腾，只有钓鱼，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鱼漂上，什么问题也不想，只等鱼儿咬钩，这时候大脑才能真正的休息。”

每次钓鱼，几乎都是警卫参谋跟聂帅去。我刚到聂办，6月14日晚上陈兆保对我说：“今天首长钓了三条鱼，已经秤过，共十五斤，你把这登记上。”我奇怪地问：“为什么钓鱼还要登记？”“这是首长的规定，到年底我还要到北京市园林局去算帐付钱，过去都是这样做的。”我听了深受教育。像聂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能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实属不易。当时不像现在，钓鱼作为一项娱乐活动，钓鱼的人钓到的鱼比市场上买鱼还贵。当时钓鱼一般都是白钓，是不付钱的。我们统计了一下，1961年聂帅钓鱼共六十一次（没有钓到鱼的次数不算），钓到鱼732斤。据陈兆保说，当年底他到园林局算帐，共交款300多元。

聂帅钓到的鱼并不都是自己吃，相当一部分送人了。送得最多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常说：总理很忙，没有时间钓鱼，送点新鲜鱼给他，可以补补身体。罗荣桓元帅当时身体不好，也常给他送鱼。有时也给其他几位元帅还有罗瑞卿、杨成武等同志送点鱼。

有次我跟随聂帅到龙潭湖钓鱼。乘船到湖心岛上，聂帅把鱼线甩得很远，然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用乒乓球做成的红色鱼漂。他是那样专注，手握鱼竿，一动不动，也不注意别人在做些什么，确实起到了休息大脑的作用。这一天收获很大，一个下午共钓了18条，大多是草鱼，聂帅非常高兴，临走叫陈兆保只取了三条，其余的都放在附近水中的一个大铁笼子里。我很奇怪，钓了那么多鱼为什么不拿回去？陈兆保说：首长钓鱼主要是为了休息，这么多鱼他也吃不完，这个笼子园林局有专人看管，放在笼子里便于一些宾馆需用时到这里来取，每次钓多了都是这样处理的，其他首长到这里钓鱼大多也是这样处理的。我这才明白，每次陈兆保叫我登记总是两三条三四条，最多不超过五条鱼，原因在此。

聂帅喜欢钓大鱼，一般不愿钓小鱼。为此，他象战争年代研究敌情一样研究鱼的习性，总爱向远处水深、铒料多、安静的地方下竿。有次在颐和园昆明湖钓到了一条五十来斤重的大青鱼，据说遛鱼就遛了近两个小时，直到大青鱼精疲力尽了才把它拉到岸边水浅的地方，鱼抄抄不下，是陈兆保跳下水去把鱼抱上岸的。

以后我又几次跟聂帅去钓鱼，但大多是看他钓，有时自己下竿钓，但只钓到过一些鲫鱼，大鱼一次也没有钓到过，不是拉竿太晚就是拉竿太早。聂帅钓鱼时特别喜欢静，谁要是说话或发出别的响声，破坏了他钓鱼时的专注神情或惊走了鱼，那他非发火不可。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习惯，所以跟聂帅钓鱼时谁也不出声，尽量少走动。不过不管钓不钓到鱼，临收竿时，聂帅总是心满意足地说：“走，回家去。”因为他达到了休息大脑的目的。钓鱼，对聂帅的健康大有裨益。

（三）科学工作十四条

1961年3月中旬，我送安东去杭州疗养，途经上海停留了几天。3月23日夜晚聂帅也来到上海，安东与上海市的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到了兴国路招待所，安东说明自己准备到杭州疗养，过两天就走，问聂帅有什么指示。聂帅说，他要在上海停留几天，搞调查研究，找人座谈科学工作十四条的问题，以后也要到杭州去。3月25日，安东到了杭州，住在空军疗养院。我因为没有什么事了，于27日由杭州返京。当时安东说他预定4月中旬回京。4月25日安东来电话说：聂帅已经到了杭州，正在着手全面研究科学工作十四条的问题，要他也参加，另外还要研究国防科委的人事安排和工作问题，所以看来4月份回不来了，要我向当时主持工作的张震寰副秘书长以及范济生主任报告一下。

后来得知，这次在上海、杭州的一个来月中，聂帅多次找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的领导，找上海市科委，中国科学院浙江省分院、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防科委等单位的专家和领导同志座谈或个别谈话，反复研究科学工作十四条的问题，并且大体上完成了文件初稿。聂帅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4月8日，办公室的工作日记上记载：“最近首长脑力劳动较多，因准备科学工作条例，经常在考虑问题。”

我到聂办的时候，看到聂帅经常忙于修改科学工作十四条草稿，和他给中共中央写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这项工作是由甘子玉负责的，他参与了起草修改这两个文件的全过程。甘子玉的文字功底好，写东西很快，聂帅交代意图后，万把字的稿件只用一两天就写出来了，而且能较好地体现聂帅意图。到7月6日向中面政治局汇报以前，聂帅找甘子玉的次数最多。

7月6日下午，聂帅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科学工作十四条的起草过程，然后就十四条中红与专的关系问题，繁荣科学的方针问题，理论联系实际问题，重点培养使用科技人才问题，科学工作中的保密问题，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问题，科研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问题等七个方面作了详细汇报。

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听完汇报，李富春首先发言，说文件很好，提的问题和情况带有普遍性，对人的政策，主要是红与专的问题，这方面有偏向，就是空洞地要求红（刘少奇插说话，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邓小平也说是个好文件，试行后在实践中修正补充，使之成为科学工作的宪法。周恩来说，文件在财经、文教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彭真说，今后不得对知识分子进行轻率、频繁的政治排队。刘少奇最后作结论性的发言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纠。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是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我们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技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纠偏。

刘少奇发言后，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科学工作十四条和聂帅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后来又送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7月19日以中发（61）505号文件转发了这两个文件，指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

6日开完会回来，聂帅非常高兴，晚饭后散步时他话也比较多，他说：这下好了，十四条通过了，以后科学工作就有了基本的政策依据和行动准则。

7月10日上午，聂帅叫我去，要我通知五院的领导12日上午到他这里开会。这使我在语言关上接受了第一次考验。聂帅的四川口音把“院”字说成“万”字。我听不懂“五万”领导是什么意思，但又不敢问。我想起了安东的嘱告，站在那里不动。聂帅接着说了两遍我还是不走，他知道我仍没有听懂，就说，你通知刘亚楼（当时兼五院院长）、王秉璋（五院副院长）、刘有光（五院政委）到我这里开会。这下我才懂了。这次会议就是研究聂帅向五院干部作传达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动员报告。报告会7月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以五院科技干部为主，有几干人。聂帅讲话共两个多小时，详细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会者反映强烈，受到深刻的教育。

科学工作十四条在科研系统试点贯彻后，普遍产生了良好影响，对推动当时的科技工作和“两弹”攻关起了重要作用。

（四）一定要把导弹、原子弹研制出来

1960年8月，苏联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了1957年中苏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在华帮助研制导弹、原子弹方面的全部技术专家，并带走了有关的技术资料，停供这方面的原材料和仪器设备。这对中国在三年经济困难中艰难举步的“两弹”研制工作，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时我在国防科委，知道事情的大体过程。是聂帅首先在1960年1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提出苏联在国防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卡中国的苗头，应该引起注意和研究对策。紧接着他先后向国务院、中共中央书面报告，建议抓紧新型原材料和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的自行研制工作。1月下旬至2月下旬，他在广州出席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重要方针。在4月5日举行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听了宋任穷同志（当时任研制原子弹工作的二机部部长）赴苏联谈判情况的汇报，聂帅坚定地表示：鉴于苏联方面拒不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坚决不给中国原子弹样品、教学模型、资料、关键原材料和设备的情况，我们要决心自己干，这样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总是可以干得出来的。6月下旬，他对钱学森说，仿制苏联尔-2型地对地导弹（射程590多公里），要做过细的工作，坚持质量第一，在抓质量的前提下抓速度，为自力更生研制导弹积累经验和奠定基础。接着他又在国防科委领导人会议上强调：国防新技术协定上有的东西仍向苏方要，要不到就算，记笔帐，主要靠自己，无非走些弯路，费些材料，拖长些时间，但可以争口气。在目前情况下，研究设计工作不能靠苏联专家，要靠中国自己的专家。地地导弹重点抓尔-2型号的仿制改进，其次抓自行设计射程为1000余公里的中近程地地型号。在确保地地导弹的前提下，仿制地对空导弹。7月3日，聂帅正式向毛主席书面建议，对待苏联国防新技术援助：1、要自力更生，不依赖；2、协定上有的仍要，不给就算，记笔帐；3、在引进技术、设备和新材料方面，不自己封锁自己。

聂帅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在正确对待苏联援助方面，无疑起着未雨绸缪的作用。

到8月12日，苏联撤走了导弹援助方面的全部在华专家。到8月23日，苏联撤走了核工业系统方面工作的全部在华专家。在这种关键时刻，聂帅非常冷静。8月下旬，安东由北戴河回京后对我们办公室的几位秘书说：聂帅指示，当前研制“两弹”，要集中力量，缩短战线，形成拳头，进行突破。聂帅要五院沉着冷静，依靠自己的专家，继续研制导弹，做扎实细致的工作，当前着重加强试制方面的力量。要国防科委集中力量抓重点，指出地地导弹是战略任务，要确保，人力物力财力首先用于五院。军兵种的科研项目要排排队，战线不可太宽。

但苏联停止一切援助，给“两弹”研制带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加上当时物质生活上遇到的巨大困难，对是否继续研制“两弹”，有些人动摇了，有些人犹豫了。这方面的争论在日益发展。

1961年7月19日，聂帅与罗帅相约，同乘火车，于20日晨到达北戴河。此时国防工委工作会议已于18日开始，议题是调整国防工业计划问题。一到北戴河，聂帅就不断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他越听越感到不安，在困难面前，不少人对研制“两弹”的信心动摇了，问题的严重性显而易见。当时与会同志基本上是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尖端挤了常规，“两弹”应该下马，为常规武器让路；二是尖端缩短战线，放在次要位置，主要先突击常规武器；三是在继续贯彻军委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国防工业方针的前提下，注意常规武器的配套生产，以适应部队装备的紧迫需要。

聂帅是支持第三种意见的。他多次找有关负责同志商谈，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7月29日，8月3日、4日的会上三次发言，大体意思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经过中央和军委批准的，任务很明确，发展尖端，并没有排除常规。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都得靠常规武器打，尖端武器三五年内是个突破的问题，装备部队谈不上。不解决常规武器研制生产方面的配套问题，同样要犯历史性错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项历史性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我的意见还是要进，在困难面前不能动摇。无论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现在上不去的关键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都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事倍功半。尖端和常规武器要想上去，另一项措施是都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现在是“虱多不痒”，困难很多，要理一理，具体问题要有人具体抓，否则就像长虱子，长多了，就习以为常，不觉得身上痒了。尖端和常规，不是谁怨谁谁挤谁的问题，而是要向中央和军委负责，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可以上去，不管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都不要退。

在聂帅发言后，会上大多数同志发言表示同意聂帅的意见。

8月13日到22日，为迎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来访，聂帅曾由北戴河回到北京。趁此机会，他要国防科委起草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于8月20日上报中央。他在报告中说：“两弹”研制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五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科研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设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研制“两弹”的爱国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两弹”研制还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攻关。

这是对毛主席7月13日指示的汇报，也是他在北戴河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发言的综合。这个报告，毛主席、周总理等都同意。在聂帅的努力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研制“两弹”的事业坚持下来了。

后来，聂帅在回忆录里讲到“两弹”攻关问题时说：“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明确的，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同时，通过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实践，我们已经深感‘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我们不应该‘下马’，应该攻关，这就是我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

决定攻关以后，聂帅采取了以下有力措施：一、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更充分地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二、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三、继续狠抓突破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四、加强领导，组织全国大协作，把国防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组织成为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1964年，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了多种型号的导弹，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久，又试验成功导弹核武器，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并为远程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五）家庭风范

聂帅家的人口一直不多，我到聂帅办公室的时候，只有张瑞华、聂力、聂帅的妹妹聂荣昌。

张瑞华同志是河南省信阳人，1909年生，1926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当年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并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1927年5月镇压夏斗寅叛变的战斗，以后又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4月在香港与聂帅结婚。1928—1936年做地下党的机要交通工作，经历了艰险的白区斗争，以后在陕甘宁省委机关和陕北公学做党总支书记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在晋察冀中央分局和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做干部工作、妇女工作。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到中央组织部做干部工作。

聂力同志1930年生于上海，1936年瑞华同志离开上海时将她托付给一位地下党的家属抚养，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抗战胜利后，经周恩来同志等关怀帮助，在上海找到了她，1946年将她送到张家口。与失散多年的父母亲团聚。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她在苏联留学时与留苏研究生丁衡高同志相爱，1962年他们结婚，一年后生下了女儿聂菲。六十年代初，聂力、丁衡高先后从苏联学成回国，都分配在五院（即现在的航天部）从事科研工作。他们早出晚归，不常在家。

聂帅的妹妹聂荣昌同志比聂帅小三岁，一直是家庭妇女，在老家生活。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来到北京，与聂帅一起生活，当时有严重的肺气肿病，1964年就因此病逝世了。

这样的家庭，平时很清静，节假日热闹些。聂帅抚养的叶挺将军的四个子女，一个在五院工作，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两个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聂帅的四个外甥都在外地，两个在成都，一个工作一个上学，一个在天津上学，一个在张家口当兵。瑞华同志的三个外甥，两个在北京上学，一个在西安通信学院上学。这些人当时都统称学生。我来后，与他们的书信往来，或处理他们生活学习方面的事情，大多是由我办理的。

聂帅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当时规定，平时他与瑞华同志只吃两菜一汤，学生们回来时可以四菜一汤，适当改善生活。

1962年春天，有次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同志来向聂帅汇报工作，我到门口去接。萧主任边走边对我说：现在军队不少领导同志的夫人，由地方转回军队工作，这样也好，便于照顾首长。你向聂帅报告一下，是否把张瑞华同志的关系也转回军队，担任你们的办公室主任。范济生同志的主要精力已经在国防科委方面，可以在国防科委安排适当的职务，不要再兼聂帅办公室主任了，聂帅如果同意，你告诉我，由我来办。他还列举了回军队的一系列夫人的名字，要我向聂帅报告时加以说明。

我觉得得事关重大，当时只听不说，后来我报告给了刘长明，希望他向聂帅报告。刘说：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但这是家务事，我说不合适，你可以找机会趁瑞华同志不在的时候给首长报告一下。

张瑞华同志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处当处长，所以我们习惯上都叫她“张处长”。平时到组织部上班，坚持坐公共汽车。她当时有较重的胃溃疡，几乎顿顿吃菜泥。我到聂办后，在多次接触中，感到她很热情，很讲原则，意志坚强，做什么事情都有始有终。也很关心同志，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有家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她常送些副食品，让我们改善生活，有的同志粮食不够吃，她送些粮票。从管理家务的角度，她也严格要求工作人员，有时候谁做得不对了，她就严肃批评，但从不往心里去，说过后就完事了。

我是分管工作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如果能经常得到她的指示，当然很好。再说我清楚她的病情，如果能留在家里也便于治病。所以我是衷心希望张瑞华同志能回来当我们办公室主任的。

一天下午，聂帅正在看报，我进去给他送文件，见周围没有别人，就把萧主任的意见讲了一遍。聂帅听后说：张瑞华从来没有在军队担任过职务，还是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好。把老婆安排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样做不妥当，我不赞成。范济生的工作是要调整一下（注：以后范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范济生走以后，办公室主任的人选另作考虑（注：1964年聂帅决定刘长明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为张瑞华回军队安置的问题，以后又提起过几次，聂帅始终不同意。瑞华同志自己要求也很严，每次她得知后总是表示不同意回军队安置。

按规定，供应关系不在军队的干部，在军队医院看病必须付费。因此瑞华同志每次在军队医院看病，要出证明，要到中央组织部结帐等，总要费一番周折。1985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通知，将张瑞华同志的各种关系转到军队，并请军队确定她的待遇问题。

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就向聂帅建议：瑞华同志从1952年评为行政八级干部以来，几十年没有调过级，是否乘这次中组部通知的机会，由我向原总政治部报告，请总政提出确定瑞华同志职级的意见，报军委审定。我还说明，按瑞华同志的资历，一般可以定为兵团职待遇。聂帅听后说：这样不好。为了看病方便，把她的供应关系转到军队来是可以的，但她不是军人享受军人待遇不合适。致于调级的问题，应该由中央组织部决定，你不要提什么建议。瑞华同志知道后也表示不同意，至今她的行政和组织关系仍留在中央组织部。

（六）北戴河之行

北京的夏天来得往往比南方还早，每年六月中下旬麦收时节，常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此时，人们就会想起避暑胜地北戴河。过去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安排在此时于北戴河召开，因此北戴河名扬中外。在京的中央领导人，每到夏天，大多去北戴河一边避暑一边办公。聂帅也是如此。

1962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8月上旬起，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业问题。聂帅确定7月21日即去北戴河，争取在那里先休息几天。当他得知我没有去过北戴河，要我跟他一起去玩几天。我报告了刘长明，刘长明确定我跟聂帅去北戴河休息一个星期。

7月22日早晨，经过六个多小时的火车旅行，我跟聂帅到了北戴河，临行前北京很热，当时火车上还没有空调设备，也闷热异常。到北戴河一下火车，清新凉爽的空气迎面扑来，坐汽车经过海滨，到达东经路187号院聂帅住地，一路上到处可见美丽宜人的景色。看得出聂帅非常高兴。

聂帅住地环境很好。他住的是一幢西式小洋房，面积不大，四面是走廊，中间有四间卧室，因为四周树木环抱，房子又低矮，显得有些昏暗。工作人员住北面的六间小平房。整个院子翠绿掩映，几乎全是树木，南面是一大片松树林，北面大多是果树。院墙北面是公路，东面紧挨着郭沫若、罗荣桓同志的住地，西南是一片国务院所属单位的果园，南面跨过滨海公路就是大海。当时北戴河没有旅游业，很少有游人，除了海浪的涛声，悦耳的鸟语和蝉鸣外，没有别的喧闹声。

当天吃过早饭，聂帅、瑞华同志、陈兆保和我就到海边公路上散步。聂帅告诉我：他住的这个院子连同住房，原是天津启新洋灰厂（水泥厂）一个资本家的财产，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资本家表示愿意出卖这片房地产，我们花了几百匹布的代价把它买了下来。另外我们没收了日本建造的一个兵营（日军投降后曾住过美军和国民党军），华北军区把它改建成陆军疗养院（代号称281疗养院），是北戴河地区最好的一所疗养院。聂帅接着说，考虑到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队应该建立休假制度，所以他要华北军区在杭州、青岛、北戴河建立了三所疗养院。说这些话的时候，聂帅显得高兴和自豪。以后他问我，对北戴河印象如何？我说美极了。他又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会。聂帅说：一般上午风平浪静，是游泳的好时间，中午以后风浪就大些了。我看看海面，确实水平如镜。

散了一会步，聂帅和我们一起下海游泳。他套着一个旧汽车轮胎，权作救生圈，自己游。陈兆保和一个警卫员紧随他左右，以防意外。共游了四十多分钟，他就上岸了，与他平时散步的时间差不多。海水浮力大，比游泳池和江河里游，要省劲得多，我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岸，见聂帅已由陈兆保陪着，从海边一个小木屋里出来回院里去了。我好奇地到小木屋里看了一下，原来是个冲澡的地方，半空中支着口大瓦缸，由管理北戴河院子的老李同志挑来晒温了的淡水，作为聂帅游泳后的冲澡水，别人都是回到院里冲自来水。

北戴河的夏天，早晚凉快，中午也很热。聂帅住的房子小，又是铁皮顶，里面热的情况可想而知。工作人员为他在树林里支了个帐蓬，他就在帐蓬下面的行军床上午睡，下午就在这里看报或会客。

第二天，聂帅请我们工作人员吃海螃蟹。我是第一次吃海螃蟹，味道很好，一下吃了四个大的。聂帅吃完后，笑着看大家吃。没有吃完的螃蟹，我见厨师老戴拿去装在筐子里，然后去到水井边吊下井里。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因为没有冰箱，井里冬暖夏凉，起代替冰箱的作用。井边吊了不少绳子，每条绳子下面吊的是鱼、肉等荤腥的食品。

北戴河天气多变，属多雷雨区。第三天，瑞华同志要去看陈赓大将的夫人傅涯同志，她当时住海滨（北戴河海边小街的名字）西面的河东寨，我第一次到北戴河，加上1961年3月，陈赓大将逝世时，我跟安东就住在上海丁香花园陈大将住处，因此与傅涯同志也认识，就提出跟瑞华同志一起去。当我们在河东寨玩到快中午时分，气候突变，黑云密布，狂风大作。我们赶紧坐汽车回东经路。车过海滨西面的小木桥时，豪雨如注，不时伴有令人惊心动魄的闪电雷鸣，有几次雷电犹如在汽车顶上轰响，山洪几乎贴着桥面流过。我这才体会到古代诗人关于“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诗句的磅礴气势。

当天下午，雨停了，但阴霾未散。晚饭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聂帅不听劝阻，坚持按惯例到海边去散步。因为白天雷电造成的供电中断尚未修复，当天晚上公路的路灯不亮。我们一行四人：瑞华同志、陈兆保、警卫员和我，紧跟着聂帅，靠一个手电筒的灯光沿着海边公路走。当时的公路是沙土路，坑坑洼洼，不象现在的水泥公路那样平坦。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陈兆保和警卫员紧靠海边一侧走，起保护作用，我和瑞华同志跟在聂帅的后面走，不时有阵风夹带着水滴溅到身上。我为聂帅的安全担惊受怕，不时提醒陈兆保，应该劝聂帅回去。但陈兆保没有说话，他深知聂帅的个性，说也没有用。这样在海边走了四十多分钟，聂帅进了院门，大家才松了口气。

7月28日，我要回北京了。聂帅请大家吃罗宋汤。罗宋汤过去我吃过，但从来没有这次好吃，我接连吃了五小碗，不好意思再吃了。聂帅似乎看出来了，问厨师老戴还有没有，如有再盛些出来。边样，我又加了一碗。当天下午，我告别聂帅，晚上回到北京。

以后，我又多次跟聂帅到过北戴河。因为原来的住房实在太小太破旧，1964年，由刘长明、陈兆保设计，对聂帅的住房进行了改建。设计图样拿给聂帅看时，聂帅一再嘱咐，改建时要注意朴实，尽量节约经费。陈兆保说，有颗松树正好位于未来汽车道的中间，能否砍掉？因为知道聂帅爱树，所以陈兆保特地请示。聂帅说：我宁愿下车多走几步路，也不能砍掉这颗树。这样，这颗松树至今仍青翠挺拔，枝繁叶茂，保留在原地。据说，有一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去东经路187号院住，曾问起在马路中间保留这颗树的原委，工作人员告诉他后，他很赞赏聂帅这种爱树的精神，说如果叫他做决定，他也会这样做的。

（七）关怀知识分子

聂帅毕生关怀知识分子，这是有口皆碑的。

继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之后，1962年春在广州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聂帅发现，知识分子在阶级属性问题上，被笼统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有很大的思想顾虑。他深感不安，于是积极向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反映，希望他们到会上讲讲话，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在科学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宣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的知识界。陈毅同志的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受到与会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并且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广州会议结束后聂帅回到北京，向我们说起这些情况时，兴高采烈，绘声绘色。他说：会上只见周总理拿了一张从日历上撕下来的纸片，可能就是我给他打电话时记下的几句话，一讲就是近两个小时，而且讲话逻辑性很强。陈老总更是快人快语，扯开了嗓门讲话，使听报告的知识分子极为激动，对两个报告，大家使劲鼓掌，那场面真叫动人。

我经管的来信来访工作中了解，也有许多聂帅关怀知识分子的生动事例。1961年我统计了一下，平均每天接到来信八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知识分子的来信。他们都把聂帅当作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信中向他倾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大量的来信是反映关于工作分配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聂帅看信后，总是表示，学非所用，这是对人才的最大浪费。有时他亲自批示，要有关部门认真查处。有时交我们办理，以办公室的名义转达他的意见。我当时几乎对这类来信有了一个规范的处理方式，至今记忆犹新：转上某某同志的来信，聂帅嘱，他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请贯彻专业对口，学以致用的原则，允许调整工作（或允许他调至某单位工作）。

为了使这方面的问题有个总体的解决，1962年4月聂帅向周总理汇报了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由聂帅代为起草，以周总理的名义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办法的意见。报告强调：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要尽量做到专业对口，学以致用；专门人才不能作一般工作人员使用；加强计划性，克服分配、使用、培养工作中的脱节现象；毕业生工作分配时可以在专业，地区方向方面进行选择，各填三个志愿，对此各有关部门应尽可能予以照顾，以减少分配工作的盲目性。以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使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

1962年暑期，正当“两弹”攻关的紧张时刻，某大学有位学物理的应届毕业女生，给聂帅来信说，当她得知要分配到二机部从事有关原子弹的研究工作时，思想斗争很激烈，专业是对口的，但她不愿从事研究与这种大规模杀人武器有关的工作，想回到上海去进行教学工作。聂帅看了来信，双眉紧皱，思考良久，对我说：给她回信，同意她的要求，然后向她指出，这种想法是片面的，我们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进行核讹诈或核威胁。一旦帝国主义国家真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我们要有起码的还手之力。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补充说，叫她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论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这件事，聂帅的印象太深了，直到1991年，快三十年了，他仍清楚记得，感叹地说：当时广大知识分子都以能参加“两弹”攻关为无尚光荣，就这么个女同学，采取这种态度，实在令人费解！

1962年，聂帅接到几位知识分子的来信，反映他们被下放回家，失去了工作，以后从各方面了解到，这还不是个别现象。聂帅很着急。他说：国家培养了一个大学生不容易，现在中国不是大学生太多，而是太少，大批大学毕业生下放，对我们的事业很不利。于是，他于7月2日向周总理写了报告，提出：有些地方在精简机构中，将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处理下乡，或退职回家，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他建议，除了个别犯有严重错误或违法犯罪分子被开除公职以外，都不作这样处理。学理工的大学毕业生仍应在工业生产部门或科研单位调剂使用，不得退职或下放到农村。学农业和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分配下乡，但仍为干部，应由专门机关管理，不能不闻不问，推下去了事。半个月以后，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要各地遵行。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曾下放了一千多万工人和城市居民，以渡过当时面临的困难局面。但在知识分子中，情况要好得多，下放的人数很少。这与聂帅关怀重视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1963年，在研究《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时，有次聂帅来到我们秘书办公室，当时刘长明、甘子玉和我都在。聂帅说：我主张要大幅度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学毕业生实习期满后的基准工资应该领到每月一百元。聂帅说完，以期待回答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们几个听了一怔。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生实习期的月工资是四十多元，实习期满后是五十多元，如按聂帅提出的设想，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几乎要增加一倍。刘长明、甘子玉都说，这要很好考虑，恐怕增加得太多。我也是这种观点。聂帅问我们的工资情况。当时刘长明是上校，月工资二百元左右，甘子玉已有高级工程帅职称，月工资是一百多元，我是大尉，月工资将近一百元。聂帅听后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他又来到办公室说：你们都是老资格、所以在军衔、职务上已经照顾你们了。我是同外国比，觉得我们知识分子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把大学生的基准工资提高了，别的知识分子的工资也可以相应提高，这对事业有利，你们再考虑考虑吧。其实聂帅本人当时的月工资也才四百多元。我们几个议论后，仍觉得这样不妥，怕引起各种连锁反应，国家财政上会承受不了。后来由刘长明、甘子玉去向聂帅作了说明。聂帅是很讲民主的，说既然你们都认为不妥，就暂时不提，以后再说吧。

通过这件虽然没有办成的事，我深感聂帅对知识分子关怀备至的精神，着实感人！

（八）中央决定部院合并，我服从

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太薄弱，旧中国不用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这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极为薄弱的。所以，无论是国防工业还是国防科研部门，都在艰难的境遇中起步和发展。聂帅对此深有体会。1964年，有关方面在积极酝酿各国防工业部与对应的国防研究院合并。聂帅在部院合并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当中央作出了决定，他表示坚决服从，体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

1951年1月，聂帅任军委兵工员会副主任，主任是周总理。他协助周总理，为保障志愿军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需求日夜操劳。同年4月，聂帅又任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主任，为中国空军部队的装备建设尽心尽力。1954年，中央在确定军委副主席分工时，决定他分管军工生产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5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研制核武器，聂帅与陈云、薄一波被指定为领导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中央决定研制导弹武器，他被任命为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所以，聂帅对国防工业生产和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都很熟悉。

1960年，聂帅鉴于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原子弹，都取得了较快的进展，成就喜人，因此提议成立航空、舰艇、军事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院。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军事装备，技术上也极其复杂，也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研制工作，才能取得较快的进展。中央和军委批准了他的建议。三个研究院于当年十二月宣告成立。与导弹、原子弹研究机构一样，这三个院直属由聂帅兼任主任的国防科委领导。

1963年，国防工业部分成航空、舰艇、无线电电子设备、兵器四个国防工业部以后，就有人提出建议，要把各研究院与对口工业部合并。他们通过当时国防工业办公室的领导同 志向中央反映这方面的意见。

1964年夏天，在聂帅去北戴河的前夕，电话总机的同志对我说，罗瑞卿同志要找聂帅讲话。我报告聂帅后接通了电话。只听聂帅在电话里说：部院合并问题，我也听说了，我个人不同意这样做。现在几个研究院刚建设得初具规模，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正在顺利开展，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我担心研究院交给工业部门后，工业部门从有利于生产出发，会把各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和设备分散，削弱研究力量，到头来，对发展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利。对方在电话里解释了一阵。聂帅说：我个人不同的意见，你也可以反映一下嘛。

7月初，聂帅就去了北戴河。8月中旬，他因为要出席北京科学讨论会，和接见埃及科学代表团而回到北京。8月23日，我接替刘长明跟随聂帅再到北戴河。

9月16日上午，我正陪同聂帅在沙滩上散步，陈兆保要我接北京来的电话。范济生在电话里说，最近中央已经开会决定，各国防工业部与对口的研究院合并。我问：是中央那个部决定的？范说：刚得到的消息，还不清楚是那里决定的。我放下电话，做了简单的电话记录。聂帅仍在沙滩上散步，问我是谁来的电话，说了些什么？我把电话记录说了一遍。聂帅开始不啃声，走了一会说：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部院合并，我服从，就再也没有说什么，继续散步，但看得出来，与阵阵涌动的海浪一样，他是心事重重的。我被聂帅的高度组织纪律观念所感动，但又不便问，一直默默地陪他散完步。

两天后，我们回到北京，范济生等到火车站来接。范济生一见我就紧张地问，前天的电话给聂帅报告了没有？我说放下电话就报告了。他说：那遭了，某领导同志告诉，中央知道聂帅对此有不同意见，决定由周总理亲自找聂帅谈话，事前谁也不得给他汇报，以免影响聂帅健康，这下我捅了漏子了。我说没关系，把聂帅在沙滩上讲的话重复了一遍。范济生才稍稍安了心，果然，聂帅见了他，什么话也没有问。

几天后，周总理向聂帅说了此事，聂帅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相反，几天后他在找五院负责人谈话时说：中央决定撤消五院，成立导弹工业部，这是必要的，对导弹事业的发展有利，只是希望建部时不要把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基本摊子拆散了。稍后又对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同志说：中央决定部院合并，我们移交时态度要积极。三个月以后，针对国防科委有些同志对部院合并的不满情绪，聂帅在报经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等批准后，写信给国防科委领导，今后要抓好几件事：1、对武器装备的发展，组织战术技术论证；2、提出探索性的研究课题；3、针对敌人装备的新变化，提出新的研究任务；4、组织好各国防科研单位之间的协作；5、领导几个试验基地，对武器装备作定型试验；6、加强与国家科委的协作；7、多了解部队装备使用的意见和技术革新情况；8、就国防科技的发展情况、技术政策、国外国防科技动向等，经常向中央和军委反映情况或提出建议。从上述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聂帅对部院合并虽有不同看法，但采取了符合组织原则的积极态度。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聂帅的实事求是态度。“文化大革命”初期，国防工业口的一派群众组织，把部院合并说成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要开群众大会进行大批判。国防科委某局长请示，能否组织力量在会上发言狠批部院合并问题。我接电话后向聂帅作了报告。聂帅说：部院合并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坚决执行了。对此过去有不同看法，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意见分歧，不能说是路线斗争。部院分开还是合并是组织形式问题，不涉及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作战飞机、舰艇、军用电子设备，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两弹”，在我国技术力量总体薄弱的情况下，首先是集中力量进行研制，解决有无的问题。工业部门往往会偏重生产而安于现状，这对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不利。聂帅要我告诉某局长，让他不要在大会上发言，更不要把部院合并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而造成两派群众的对立。我向某局长传达了聂帅的指示。

（九）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刻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中国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核试验场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参试部队、各级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继美苏英法之后，中国人民终于也掌握了原子弹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中华民族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荣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聂帅呕心沥血，遵照中央的意图，进行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1961年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确定“两弹”攻关以后不久，在研究国防科委领导分工的会议上，聂帅确定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由他亲自抓。他说：研制原子弹难度大，保密性强，许多事都要直接向中央主要领导请示汇报，由我直接抓，工作方便些。

从这时起，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聂帅多次找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李觉、科学家钱三强、朱光亚等谈话或开会，商量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工作方面的要求。

他曾说：研制原子弹的科技力量要集中，每道工序都要确保质量。需要确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表，以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速原子弹的研制进程。最好能在1964年进行爆炸试验，以纪念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

1962年11月，中央批准了1964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后，他要求二机部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计划进行，确保落实。这以后，经过各有关部门专家的攻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成功地爆炸了！

不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对此纷纷作了报导。美国也侦察到，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万吨级原子弹。深夜二十三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播发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

第二天一早，我把号外送到聂帅手里，他边看边高兴地说：这张“号外”留下，留下，留作纪念！

（十）他们是在搞突然袭击

1966年4月，聂帅在杭州列席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真同志，并随之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彭真是聂帅在抗日战争中共事多年的战友，平时关系很好。会后，5月7日聂帅回到北京，我在陪同他散步时，可以看出他心事重重，沉默寡言。

5月10日起，聂帅出席了正在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虽然通知里说，是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但聂帅知道，上述领域都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运动难免波及到自然科学领域。后来运动在全国各地发展的凶猛势头，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感。

为了保护知识分子，6月中旬，聂帅先后找国防工办赵尔陆、国家科委韩光、中国科学院张劲夫等同志多次开会，研究起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初稿。初稿说：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该团结保护，要打击批判的只是少数右派。对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要害部位要严加保护，如有人抢档案、爆炸物、毒品或警卫部队的武器弹药，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一律以反革命罪论处。

“中央“文革””的一伙，唯恐天下不乱。这样一个文件，自然不合他们的口味。果然，文件6月22日上送，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说现在没有时间讨论，可以先在少数单位试行。后来，文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中央“文革””终于把火烧到了自然科学领域。

7月30日下午2时至2时30分，我接到戚本禹3次电话。戚本禹说，“中央“文革””今天下午想召开个大会，向大家讲讲政策，由中国科学院各单位派人参加，你请示一下聂帅，同不同意开，如果同意，就由你们确定时间地点。

后来我和甘子玉两人一起去聂帅卧室请示。我报告大意后，聂帅说：既然是中央“文革”要向科技人员讲政策，我同意。

回到办公室，甘子玉电话上回答了戚本禹。戚本禹说，那就确定晚上8时开会，7时半入场完毕，一切会务工作都由你们办理。甘子玉说，时间很紧，我向韩光、张劲夫同志报告一下，问问机关是否来得及办。戚本禹说：“这个会已经报告江青、伯达同志，来得及要开，来不及也要开，你们赶紧办就是了。”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个会是江青、陈伯达确定开的，科学口的第一把大火是他们引燃的。

经过紧张的工作，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科技人员等7900多人参加的大会。出席大会的除了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成员而外，还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的领导同志，“中央“文革””通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中央“文革””主持会议的人就号召大家要当陈胜、吴广，起来造反，然后指定一些造反派代表发言。首先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发言，攻击张际春不支持造反派，包庇坏人，有些人喊出了要打倒张际春的口号；又点了原本是“中央“文革””成员的尹达的名，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接着，国家科委造反派代表发言，她逐个攻击了国家科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公然批判“科学工作十四条”，批判1962年的广州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诬蔑科学口对老专家只团结不改造，运动中又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共讲了19条。下来是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所的造反派代表发言，控诉所谓中国科学院领导在运动中残酷迫害造反派的罪行。

聂帅越听越生气。造反派代表发完言，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他推说身体不好，没有什么话要说，进行了抵制。

接着是江青、陈伯达讲话。聂帅没有等陈伯达讲完，就借口身体不好，提前离开会场。回到家里，已是11点多。我在陪同散步时，他说：今天的会议不是说要讲政策吗？原以为“中央“文革””会说说6月上报的那个文件精神，结果主要是造反派对许多同志的点名攻击，又攻击“科学工作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实在叫人气愤。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们完全是在搞突然袭击！叫我怎么讲话？看来今后科技界将会更乱，日子更难过了。

话是这么说，但聂帅仍然钟情于科技人员，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里，经过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努力，终于把有关保护科技人员的政策，列入了“决定”的第十二条。

（十一）尖端科研部门不能乱

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操纵支持下，““文革””内乱之风愈演愈烈，终于波及到国防科研部门。

9月14日午夜，二机部部长刘杰同志来电话：西北一个重要的核工业工厂某造反派组织的19名成员，不听劝阻，13日已强行登上火车来京，目的是要揪斗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同志，指责他在前不久处理该厂““文革””方面的问题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向聂帅汇报。聂帅说：既已报告总理就等待指示。但西北的几个核工厂不能乱，一乱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二机部必须采取坚决措施。

为了不打乱科研秩序，9月16日，聂帅指示刘长明转告二、七机部领导，要他们将党中央9月14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内容，迅速传达到全体人员，印发到研究室和车间，用布告的形式在各单位广为张贴。通知本来是发到县团级的。聂帅说，我们要竭力保护尖端科研部门，扩大传达没有关系，里面也没有什么保密内容。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8月下旬起，北航少数造反派学生在国防部大院外面安营扎寨，要清算所谓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胡闹了28天。此举开创了群众组织围攻军事首脑机关的先例。

这期间，9月19、21日，我先后接到张春桥、王力的电话，他们要求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报告后，聂帅表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支持学生闹，要国防科委一面向“中央“文革””汇报解释，一面做了对学生的开导教育工作，劝他们回校。这一来，触怒了江青，她威胁说：“科委不要把聂总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到1967年1月3日，江青更进一步对北航红旗的学生说：“聂荣臻有错误，可以烧一烧，也应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由于北航造反派的带头，国防科委管理的几所国防科技院校也跟着闹了起来。借口都是要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使国防科委各级领导疲于应付，无所适从。聂帅更是忧心忡忡。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王洪文带领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机关的领导大权，从而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夺权风暴。两派为了夺权，矛盾日益尖锐，许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此后，各地武斗的消息不断传来，从事导弹、原子弹研制的各单位也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武斗，聂帅忧心如焚。他多次对我们说，我国研制“两弹”，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外国人又各方面严密封锁限制我们，本来就很困难，现在这么乱，“内战”不断，再不采取有力措施，“两弹”研制工作有被扼杀的危险。他要刘长明找国防科委领导，研究起草一个关于对国防科研部门实施军事管制的报告，以扭转混乱局面。

3月初文件起草好了，聂帅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于3月11日签发了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的《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国防工业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武斗不断，研究工作停顿，专家、科技人员和设备安全没有保障，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为此，建议对各国防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由国防科委组织人员实行军管，以迅速恢复国防科研工作。

实施军管后，虽然各科研单位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文革””的混乱局面，但相比之下，乱的情况比别的单位轻些，“两弹”的研制工作也得以在很必要的条件下继续进行。聂帅很受鼓舞。因此，7月15日他又在军委常委会议上口头提出，把国防科研力量集中起来，调整改组成1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以达到保护科技人员，保护研究设备，加速武器装备研制工作的目的。会议原则上同意了他的建议。以后又征得周总理和国务院会议的同意，9月20日他以个人名义签发上报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报告建议组建18个研究院，包括各种型号的导弹、人造卫星、核武器、军用电子设备、飞机、舰艇、兵器、火炮、装甲坦克、新材料、光学仪器仪表等研究机构。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一时，各国防科研部门，和准备纳入18个研究院的地方科研与生产部门的科技人员，精神振奋，欢欣鼓舞，混乱形势一度好转。我们办公室接到无数次电话和来信来访，要求纳入国防科研部门。人们从事国防科研的积极性，反映了“人心思治，人心思定”的迫切心情。这使聂帅极为高兴，我们也很受感动。在““文革””动乱的困扰中，得到了某种宽慰。

但日后，由于聂帅被诬陷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这项工作进行了不久，就不了了之。聂帅还因此被批判为大科研主义，是想保护反动学术权威，是企图以科研压革命等等，罪名不一而足。

（十二）导弹核武器、氢弹爆炸成功的前前后后

装有核弹头的战略导弹，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威力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拥有这种导弹，是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的有效手段。这既是中央的重大决策，也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聂帅为此呕心沥血，领导中国科技人员攻关，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早在1963年7月，聂帅就向国防科委领导同志提出：“原子弹没有搞仿制，完全是自己搞的，这是个好处，下一步要研制与导弹配套的核弹头。”两个月以后，他又对二机部的领导和专家说：“我们发展核武器，着重是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因为我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他还要求二机部领导于1966年准备好核导弹试验。1964年5月，当核导弹进入实际设计工作时，他提出“原子弹与导弹结合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著名火箭科学家）、钱三强（著名核科学家）都要参加，才能搞好。”以后他对五院领导人说：战略地地导弹在生产数量上要与二机部的核弹头生产能力配套。到了1966年9月，中国的核导弹已经研制成功。9月5日，聂帅召集有关领导和专家开会，听取汇报，以后向周总理写出了全面的书面报告。

10月16日下午，我接到国防科委电话：供“两弹”结合试验用的核弹头已制定了周密的运送计划，即将出发；今天下午还进行了第二发中近程地地导弹冷弹（即装有模拟核弹头的导弹）发射试验，各项指标完全正常。听完报告后，聂帅很高兴地说：看来成功在望了。10月18日，聂帅叫问国防科委主持这项工作的副主任张震寰同志，试验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回答是：一切进展顺利，本月下旬，试验场区有适合试验的好天气。

当毛主席批准了核导弹试验方案后，为了万无一失，聂帅主动请缨，到现场主持试验。10月25日中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聂帅乘专机到达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机场，然后换乘火车进入基地场区。

26日上午，聂帅先到导弹准备阵地，检查导弹准备工作状况，接着到现场听取了核弹头的准备工作状况。专家们回答，使他确信，工作做得是细致而又扎实的。下午，他赶到发射阵地，鼓励专家们进行“两弹”对接和通电试验。这是项最危险的工作，人们劝聂帅离开。他干脆拿把椅子坐下说，“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这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对接通电完成后，聂帅与在场的专家等在中国第一枚核导弹前合影留念。

核导弹预定发射的时间是27日上午9时。8时整，聂帅来到发射指挥所。各项准备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离发射前15分钟。突然传来电讯，预定弹着区高空出现了一股预报之外的强风。怎么办？聂帅牢记着周总理“要百分之百地保证”的指示，立即拿起电话请示。周总理的回答是“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聂帅沉思了一会，离发射时间还有10来分钟，大家都在紧张地企待着。指挥所里静得出奇，只有倒时计数的闪光亮点，在仪器上不停跳动，催促他早下决心。他找在场专家进行了紧急磋商，认为这股意外的高空风约为6级，风向西南，很快将会移出弹着区，核爆炸的各种杀伤因素不会影响核试验基地工作和生活区的安全。于是，他决定按时发射。指令传向四面八方。

9时许，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的火焰，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飞离发射架，直指苍穹，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人们又一次在紧张中等待。9分多钟后，从核试验基地传来了核导弹于9时9分14秒精确命中目标区，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喜讯。聂帅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无比喜悦，微笑着与在场的专家等一一握手，然后走出指挥所，向欢呼雀跃的人群挥手致意，共庆胜利。

当晚，在基地的庆祝大会上，聂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毛主席、周总理等向大家表示祝贺和慰问。

10月31日，为检查这次试验的效应情况，聂帅第一次来到了新疆罗布泊附近的核试验基地。飞机在弹着区上空转了一圈。从机上看地面，弹着区巨大的白十字标记非常清晰，效应物受破坏的状况大致依稀可辨。聂帅很自豪，要随行人员也注意观看。

核试验基地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很好。聂帅休息的地方一片宁静，令人满意。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在中国，现在恐怕再也找不到哪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安静的了。

11月3日，聂帅又从核试验基地场区赶到几十公里外的弹着区，检查了这次试验的效应详情，向在这里以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冒着巨大的风险参加试验工作的英雄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敬意。他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借用周总理的话说：我们爆炸的是物质的原子弹，但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要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他又说：这次试验，响在罗布泊上空，但却打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心上。这几天，西方通讯社都有大量报导，说中国这次试验是世界的“特等重大事件”，“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已经在世界核技术竞赛中，超过了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原子超级大国”，“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最后聂帅激动地说：“我们已经做出了我们前人所不敢想象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做出更加伟大壮丽的事业！”

        （十三）主持氢弹试验

中国在确定研制核武器的时候就包括了氢弹。1958年毛主席说过：“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本着这个要求，核科研人员在集中主要力量力争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氢弹的设计研究问题。

1963年9月，聂帅在与二机部刘杰、钱三强、朱光亚谈话时，明确提出了争取1967年爆炸氢弹的要求。

爆炸氢弹，在理论研究和技术设计方面，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实现氢弹装料的聚变爆炸，需要上千万度的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类在技术上还无法获得如此高的能量。中国科学家在设计制造氢弹过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一般理论原理而外，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实际资料。但到了1966年，他们摸索出一种新的理论原理。

1966年12月11日，在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上，批准了新原理设计方案。聂帅在会上对周总理说：我国自行设计的射程可达2千多公里的中程地地导弹已经研制成功，要进行首次发射试验，氢弹原理和中程导弹的第一次发射试验都很重要，我想去主持这两次试验。周总理表示同意。

于是，聂帅于12月26日再次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首发中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获得成功。第二天，他马不停蹄，又乘飞机到达西北核试验基地，于28日成功地主持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各种试验数据有了结果后，30日聂帅在基地召开核专家座谈会，他说：“试验结果表明，新的氢弹原理方案切实可行，并且非常简便。我们要全力按新原理方案设计氢弹，力争早日爆炸中国全当量的第一颗氢弹。”专家们很受鼓舞，一致同意聂帅的指示。

回到北京后，聂帅向周总理及中央专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获得批准。1967年1月23日，为排除““文革””动乱对氢弹研制工作的干扰，聂帅批准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特别公函。公函要求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与氢弹试制有关的项目顺利进行，任何人不得干预阻挠。于是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进展迅速。到5月，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的加工装配及各项试验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5月9日、6月12日，周总理两次主持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批准了第一次氢弹试验的日期定在6月17日左右。周总理再次指示聂帅亲临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临出发前一天，在散步时我向聂帅提出，过去在国防科委工作时去过导弹试验基地，还没有去过核试验基地，这次想跟他一起去。他表示同意。我向刘长明报告后，他也表示同意。

6月14日上午，聂帅一行来到北京西郊机场。叶帅赶到机场送行。他紧握着聂帅的手说：“祝你一路顺风，园满完成任务，你身体欠安，还望保重。”聂帅回答：“你也要保重。”以后登上苏制尹尔—18型飞机，直飞新疆。这次聂帅还发着烧，已经好几天体温在37℃至38℃之间。这对于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足可以称作是抱病执行任务了。我是第一次乘飞机到新疆，西北的黄土高原，茫茫的戈壁沙漠，其广袤辽阔，给了我很深印象。经过近5个小时飞行，目的地快到了，飞机盘旋下降。当时罗布泊还没有干涸，波光粼粼，但飞机在它上空飞行时颠簸得厉害。飞机终于平稳地降落在基地的机场。

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同志、副政委邓易非同志、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二机部副部长李觉等同志率领一批专家和干部在机场欢迎聂帅。另外基地的两派群众组织也聚集了不少人在机场，他们既呼喊着欢迎的口号，也呼喊着派性口号。聂帅皱着眉头，没有说话，与张蕴钰等握手后驱车直奔基地招待所。在招待所他边走边对随行人员说：才过了几个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刮到这个基地来了，对这次试验任务很不利，要特别小心，做过细的工作，才能完成好任务。以后他在听取基地领导汇报时重复了同样的意思。

15日、16日两天，聂帅听取基地领导、北京来的领导、专家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15日，着重听了有关空投氢弹降落伞情况的汇报。

17日清晨，聂帅驱车来到现场指挥所，在再次与周总理、叶帅通电话后，试验零时命令通向四面八方。

戈壁滩上的天气温差很大，早晨还相当凉。我们年轻，穿着单衣就可以了。因为聂帅还在发烧，怕他受凉后病情加重，陈兆保从基地要了件棉大衣给他穿上。8时前十几分钟、刘长明和我，还有别的几个人，随聂帅、张震寰进入了指挥所附近的掩蔽壕，等待着8时的到来。

临近8时，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大家都翘首以待。8时整，飞机到达预定空域，但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聂帅用指挥电话急切地问。

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聂帅是严格要求按科学规则办事的人，认为飞行员的请求是尊重科学认真负责的，当即答复：“可以！”

于是，20分钟以后，飞机再次飞抵预定空域。远看，一个白点从飞机上掉下来。不一会，飞行员报告，“飞机已脱离危险区。”

氢弹在预定的高度爆炸。天空中出现了一个自然界的太阳，一个人工造的太阳，两个太阳同时高挂天幕的壮观场面。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我不由自主地跳出掩蔽壕，别的许多人也跳了出来。大家正尽情地欢呼跳跃，突然一股强风带着热浪冲了过来，不少人几乎被强风吹倒。这是氢弹爆炸的冲击波产生的威力！

我赶紧看看聂帅，他与张震寰并排屹立在掩蔽壕中，手中紧握指挥电话，神情激动地凝视着天空中那个人造太阳。军事摄影家孟昭瑞同志拍下了这个历史性镜头。

那个人造太阳慢慢变成桔红色的伞状火球，又逐渐演变成白色的蘑菇云，徐徐上升，比起原子弹蘑菇云，要壮观得多。

聂帅在指挥所要我立即接通北京的电话，先后向周总理、叶帅作了报告。周总理在电话里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所有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和慰问！”叶帅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我把周、叶的话快速记在工作本上，本想抄正一下给聂帅。但他说不必了，就把那页纸撕下来拿着，走出指挥所，向守候在外面对他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接着大声转达了周总理和叶帅的话。

以后科学家们向他汇报了这样一组数字，这次氢弹爆炸威力在300万吨以上，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而且赶在法国之前试验成功了氢弹。（法国这个时间用了8年零6个月）聂帅听后高兴地说：“中国人民有志气，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

6月19，我们要乘飞机回北京了。在送行的行列中，两派群众仍不时喊出互相对立的口号。聂帅站在飞机舷梯旁，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两派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这段深富哲理的话，寄托着一位老革命家的诚挚愿望。

由于““文革””动乱，从此以后，聂帅再也没有到过祖国西北的这两个基地。

（十四）聂帅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聂荣臻同志永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江泽民同志为聂帅纪念碑书写的题词。词意贴切，确实说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聂帅的怀念之情。这座纪念碑，现在矗立在甘肃酒泉地区的大漠深处。聂帅的部分忠骨埋放在那里，他要和大漠雄风一起，激励和陪伴国防科研战线的科技人员和指战员们，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继续奋斗！

1969年3月起，原聂帅办公室人员大精简，4个秘书只能留1个，聂帅决定留我。从此，我成为聂帅办公室的负责人，一直在聂帅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又渡过了23个春秋。

1969年2月起，聂帅到北京化工三厂进行所谓蹲点调查。我目睹了聂帅以古稀之年，只能在露天蹲坑上大便，不得不靠别人搀扶才能起身的困境（当时工厂没有抽水马桶）。当年三月起，聂帅奉命与陈、徐、叶帅一起，座谈国际形势，我又聆听了他和其他几位老帅，高屋建瓴，纵论天下大事的战略家风采。10月，聂帅被“战备疏散”到了河北省邯郸市，过着被人遗忘的生活，5个月里几乎没人去看他。我12月去看望时，寒冬腊月，没有暖气，人们居然设法从茶炉上接根热水管通到聂帅卧室，以解决御寒问题。

1970年2月，因水土不服，聂帅得了皮肤病，奇痒难眠，不得不回京治病。“五一”之夜，天安门广场上空焰火兢放，万民欢腾。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聂帅的手，询问病情后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聂帅回家后兴奋地对我讲了毛主席的关切之情。

1970年8月，聂帅抱病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我随行。会上发生了陈伯达等大闹庐山的反党事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个别中央委员借故又批起聂帅来。聂帅气愤地对我说：“陈伯达在另一个小组发言，我还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关我什么事？有人却又批起我来了！反正“文革”中欲加之罪还少吗，让他们说吧。”

林彪逃跑叛变事件发生后，聂帅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错误言行。我在逐字逐句核对发言稿的过程中，再一次为聂帅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所感动。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4年夏，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我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四肢不能动弹，聂帅亲自来电话，命我立即住院。时值大雨滂沱，他派车送我去医院。由于治疗及时，才没有落下病根。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先后逝世，“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紧锣密鼓。在这关键时刻，聂帅建议叶帅，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从而为谱写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聂帅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宝贵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聂帅重新参与党、国家和军委的领导工作。我又耳闻目睹了年近八旬的聂帅，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阐述新时期的思想理论基础，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在新时期，又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竭尽心力。

1991年9月起，聂帅出现了严重的心力衰竭症状。到1992年2月，他自感将不久于人世。我永远忘不了2月14日、4月12日、5月12日，聂帅3次对我和陈克勤秘书叙述遗嘱和嘱托后事的感人情景。

1992年5月14日，聂帅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这一天的活动，充分体现了聂帅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操。

尽管重病卧床，这一天，他仍象往常一样，7时起身洗漱，然后听全国新闻联播的录音。早餐完后，上午10时，按时听工作人员几乎是贴在他耳朵上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听到报上有条消息说，前几天一场春雨，缓解了北方地区的旱情，冬小麦长势喜人，聂帅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民以食为天呀！”

下午3时半，聂帅又准时要秘书到病榻旁给他念当天收到的重要文件。当念到一份文件上说，1992年1—4月，国家财政收入大于支出26%的时候，他满意地点头微笑。当念到一份外交部情况通报上说，这几年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许多成就时，聂帅说：“这几年我国外交工作搞得不错，形势很好。”当念到一份有关台湾情况的简报时，聂帅深情地说：“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关心台湾问题，盼望祖国早日统一，成了聂帅在生命最后时刻关心的一件国家大事。

这天下午，适逢聂帅家乡四川省江津县来人，召集在京江津籍同志开会，听取建设好江津的意见。聂力同志出席了会议。聂帅向聂力询问了开会的情况以后说：“就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不能发展。”聂力说：“江津的同志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赶上来。”聂帅说：“是嘛，我们江津有一种特产叫米花糖。糖是不错，可是我们的包装上不去，几十年一贯制。日本就注意包装装潢。产品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进。”老帅对家乡充满了眷恋深情。

晚饭后，我和陈秘书来到聂帅病榻旁，与张瑞华等家人一起，陪聂帅看完当晚7时的电视新闻联播。休息片刻后，又陪他看了半小时的电视录相片动物世界，片名叫《危险的行当》。片中有许多精彩惊险的镜头，聂帅看得津津有味。因为病重，医生只许他看半小时，工作人员用遥控器把电视机关了。“怎么没了，不是还没有完吗？”聂帅问。我说：“这是医生让关的，您身体不好，不能看时间长了，剩下的一半，明天晚上再放。”聂帅点点头。

以后我们围着聂帅聊天，从天气、北京市场的供应和物价情况，到反映华北战争年代斗争史迹的16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壮士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的反响，等等。大部分时间聂帅安祥地听着。当讲到目前正是青黄不接，北京市场上的蔬菜价格比较贵的问题时，聂帅说：“这可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肉少，吃菜多，政府要多想些办法，多搞点暖棚生产蔬菜嘛。”大家说，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都在按中央的指示，狠抓“菜篮子工程”，其主要措施也就是搞暖棚。聂帅点点头。

快9时半了，护士按贯例开始为聂帅洗脸洗脚等，做临睡前的准备工作，我和陈秘书起身告辞。刚走了几步，聂帅问我：“（聂荣臻）军事文选的编辑工作情况怎么样了？”我说正在排印。聂帅又问：“南昌起义、红军时期的几份文电是否收录进去了？”我说：“经报告军委批准，都收进去了。”“什么时候能出版？”我说：“解放军出版社的同志表示，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请您放心，到时候他们还要来向您献书呢！”“那好。”聂帅微笑着点点头。

我走出聂帅卧室，在门口站了一会，听到聂帅在里面对张瑞华、聂力、丁衡高同志说：“你们也回去吧，丁衡高、聂力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这儿没有什么事了。”聂力他们答应着。

晚上10时，聂帅按时熄灯入睡。往日入睡不久，就可以听到鼾声，可今天没有。大约10多分钟后，心电监护器屏幕上显示，聂帅出现了严重的室性心律紊乱，这是极度心力衰竭的表示。

医护人员立即组织全力抢救，但未能奏效。聂帅没有哼一声，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到10时43分，他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93岁。

在聂帅弥留之际，江泽民、李鹏等党、国家和军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赶来与聂帅握别。送走领导同志以后，我看到聂帅与往日无异，安祥地躺在病榻上，真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只有张瑞华、聂力、丁衡高的哀恸，许多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的一片啜泣声，令我不得不相信聂帅已经逝世的现实。我满含热泪，不由自主地走过去亲了亲聂帅的脸，走到门外，放声痛哭起来。

聂帅逝世3年多了，这期间， 经常梦见聂帅。他象往日一样，指示我做各种工作，教育我如何学习和生活。30多年的相处，聂帅的为人品德、伟大精神和音容笑貌，已经深深地融入我的灵魂，成为鼓舞和鞭策我如何做人的原动力，永世不忘！

聂帅永远和我在一起！

（注：这是我应广西《党纪》杂志之约写的连载文章，每月一至二篇，共14篇，1995年1至12期全部登完，共约3万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