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的故事》

1988年华艺出版社

白刃

在南昌起义的日子里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一连串破坏国共合作的事件发生后，分裂已成定局。七月初，中央组成了五人临时政治局，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发表七月十三日宣言，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组成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同志为书记。

周恩来同志连夜召集军委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同志宣布：“现在我以前委书因的名义，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三同志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同志担任书记。你们的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至于何时起义，要听中央的统一命令。”

聂荣臻同志认真地听完这段话后，心情万分激动，特别感到周恩来同志对他们三人指示的任务非常正确。因为当时在九江的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驻在九江的部队里也有不少共产党员，依靠这些有利条件，起义成功大有把握。

聂荣臻同志立即站起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尽一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

周恩来同志最后交待说：“你们三人做好准备就很快出发吧！我随后就会去的。荣臻同志到九江以后，第一个要通知叶挺同志，同时要设法把情况告诉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同志。”

“好！”聂荣臻同志答应道。

到了九江，聂荣臻同志直接找到叶挺同志，就在叶挺司令部住下了。

当时，党的许多负责人，因武汉形势险恶，也都纷纷来到了九江。七月二十日，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开了个碰头会，聂荣臻和叶挺同志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有的同志非常急躁，说：现在形势异常紧迫，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必等待了。既然已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部队已经作了起义的准备，下个命令就行了嘛！

聂荣臻同志不同意，说：事情不那么简单。我们没有权利擅自行动，必须等待中央的统一命令。

但是，有几位中央委员仍然主张马上动手，不要等中央的命令。甚至有人批评聂荣臻同志说：“你这是奴隶主义，胆子小。”又说：“在座有好几位中央委员，你要听中央委员的嘛！”

聂荣臻同志道：“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临来九江的时候，恩来同志交待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才准许发动起义，不能自由行动。这里原则问题。”

经过一番争论之后，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候中央的命令。

骄阳似火，把九江变成一个大蒸笼，使人闷热的透不过气来。担负着重任的二十八岁的聂荣臻同志，从早到晚往来穿梭奔走于各部队，把中央的决定传达到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并通过他们做好了党外同志的工作。

驻在九江的部队开始陆续往南昌集结。聂荣臻同志亲自送走了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也分头向南昌方向开去了，但第二十五师却仍然在九江马回岭一带未动。

第十五师是原先预定参加起主义的主力部队之一，叶挺同志曾任过这个师的副师长。该师的第七十三团就是原来叶挺的独立团，我们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但是要想把二十五师从张发奎手里拉出来，也是不容易的。

这里个，周恩来同志从武汉来到了九江。他听完了聂荣臻等同志的工作汇报后，高兴地说：“感谢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很快就要去南昌，你们下一步的工作是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聂荣臻同志点了点头。随后又问恩来同志：今后如何同南昌方面联系？我们没有电台，民用电报又不保密，我们无法知道起义的消息。

周恩来同志想了一会儿，说道：“这样吧？南昌一开始行动，就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你们一见火车，就知道南昌已经动手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很好。火车来了不但报了信，而且还可以从马回岭运军队和辎重去支援南昌。

周恩来同志走后，聂荣臻同志立即去马回岭，直奔第二十五师。他决定扩大传达范围，逐个或分批地找基层党员干部谈话。经过三天的努力，终于使大家明白了中央的意图，把部队发动起来了。

八月一日这天，突然有人向聂荣臻同志报告说，从南昌发来了一列火车到了！聂荣臻同志顿时兴奋极了，知道南昌已经打响了。他把这消息一宣布，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等他下命令。

聂荣臻同志连忙穿好衣服，带好手枪，先找到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同志，决定把这个团拉到马回岭南面的德安，七十五团随后跟进。

七十三团出发了。聂荣臻同志对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同志说：“你们团和师部驻在一起，行动起来很容易被李汉魂发觉。你们行动时，不要带背包、辎重，只带武器弹药就行了。”

孙一中同志问：“我们一旦被李汉魂发觉，怎么回答？”

“你就说拉出去打野外嘛！”

“好！”

孙一中依计而行，果然把七十三团也拉出来了。

李汉魂是第十五师师长，张发奎的亲信。这个师共辖三个团，其中的第七十四团团长不是共产党员，党在这个团的工作基础也较差，要想把全团拉出来很难，最后只带出来一个侦察连。

张发奎听到二十五师的一些部队要开往南昌参加起义，慌忙乘火车朝马回岭赶来，刚到大铁桥北头，见部队正纷纷往南开进，他高声叫道：“你们要干什么？马上停止行动！”

聂荣臻同志看得很清楚，立刻命令身边的李排长向火车司机喊话，叫他把张发奎那列车开跑，要是车不动，就开枪。但中准朝天打，不准打人。

拉开枪栓李排长双手搭成喇叭，朝桥北头的火车大喊了几声，但司机怕张发奎逞凶，不敢开动。李排长就拉开枪拴，“呈啪、啪、啪……”放出一排子弹。这一下真把张发奎吓蒙了，跳下火车就跑，连他的卫队都没带去，成了起义军的俘虏。

阻力排队了。聂荣臻同志率部队开到德安。这时，张发奎派了个参谋赶来求见。聂荣臻同志不知是何用意，忙打开参谋递上的一个大信封，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张发奎仓促逃跑之中，把望远镜也丢在车上了，请求归还这东西。聂荣臻同志想：张发奎虽然执行“分共政策”，又阻止起义部队，但党同他的关系并没有决裂，还是应该争取他。就命令李排长将望远镜交给那参谋，连俘虏的卫队也给张发奎放回去了。

部队冒着酷暑继续往南开进。德安以南火车不通了，聂荣臻同志一心想着南昌正需要大量部队参战，就命令部队急行军，昼夜兼程赶到南昌。八月二日凌晨，部队终于开入南昌城，这里，战斗已经结束了。

聂荣臻同志在一个学校里找到了周恩来同志，把情况报告了一遍。周恩来同志高兴地说：“很好！你们的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会这样顺利，这真是太好了！”

起义军在南昌进行了全面整编，编成第九、十一、二十共三个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晕的旧番号，贺龙同志为二十军军长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朱德同志任第九军副军长，叶挺同志为第十一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兼二十四师师长，聂荣臻同志被任命为十一军党代表，相继率军南下。

长征途中与林彪的斗争

红军时期，聂荣臻同志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林彪是军团长。在共事中，聂荣臻同志发现林彪虽然打仗有股子猛劲，运用战术也肯动脑筋；但这个人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弱点——对党不很忠诚，个人主义严重；在大是大非面前投机、动摇，作战指挥上往往不顾大局，只顾自己，在危难中对同志不负责任。

作为军团政治委员、党的代表，聂荣臻同志跟林彪作过多次原则性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军在长征中突破国民党设在粤汉路湖南境内的良田——宜章之间的封锁线时，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控制粤汉路东北约十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部队先期占领粤汉路上的乐昌，向我发动袭击和堵截，以保障中央纵队从九峰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

可是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林彪持的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这里。

聂荣臻同志见林彪这搞，很生气。对他说：“不行！不能这么办。我也估计敌人可能还没有到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敌人是乘车，我们用两只脚走，等我们走到乐昌，可能就和敌人碰上了。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我们是担任掩护的，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边的部队截断怎么办？”聂荣臻同志认为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他作为政治委员，对执行军委令是负有更大责任的。他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立即控制九峰山。

但林彪不服，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争吵，建议派陈光同志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聂政委说：“我同意去侦察。不过，你在侦察时，可能敌人还没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我们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不能干没有把握的事，一定要派部队去九峰山占领阵地。”

后来，陈光同志侦察回来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了敌人，正在向北开进。这时林彪才不再坚持他的主张了。军团部到了麻田圩，林彪又亲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装作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的国民党民团团长通了一次电话。那民团团长说：红军到了哪里，他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三个团，一个团开往九峰那边去了。这里，林彪才着了急，赶紧派第二师第四团直奔九峰山，保障后续部队左翼的安全，再加上三军团的右翼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这样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了中央军委纵队经九峰以北安全通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之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不服气，暗中进行不少活动。在红军辗转作战时，散布流言蜚语，说毛泽东指挥也不行了。有人要求撤换领导。林彪立即起来呼应，带头倡议撤换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事实上，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机动作战，打了不少胜仗。但为了隐蔽自己，调动敌人，甩掉敌人，不能不多跑些路。事后看起来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他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同志听到他这些满腹牢骚的话，对他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怎么出得来？！”

林彪嘴里不吭气，而心里总是藏着撤掉毛泽东同志的念头。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一天，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他煽动彭德怀同志：“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但他的建议立即被彭德怀同志拒绝了。

林彪打这电话时，聂荣臻同志正好来到他身旁。对他这种错误的行径，严肃地批评他道：“你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上了？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同志最后警告林彪：“如果你擅自命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不听，竟直接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下台。信写好后，林彪明知聂荣臻同志不会同意，却还是想让他签名。聂荣臻同志坚决拒绝了他，对他说：“我不但不签名，还反对你写这封信，反对你签名。……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幸而有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才使红军有可能脱离险境。你不要毛泽东同志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你这个态度是不对 的，也是违犯党的纪律的。”

对这番话，林彪半句都听不进去。最后，他单独签名把这信送走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会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五台和尚喇嘛拥戴聂司令

平型关大战后，党中央决定留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在五台山地区开辟工作，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是一项极其艰巨而重要的任务。聂荣臻同志以他素有的对党的忠诚和勇于创业的魄力，承担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聂荣臻同志带着三千人马来到五台山区。他积极执行党的战略方针，分兵各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到各个角落。

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山上分布着三百多座寺庙，共有和尚、喇嘛数千之众。聂荣臻同志要求部队除了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外，还特别强调要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尚喇嘛们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和我们一起共同奋斗。

果然，和尚喇嘛们受到了我党我军的感召，纷纷起来迎接和支援八路军。

一天，聂荣臻同志准备到指挥机关驻地金刚库附近的一座寺庙去看看，被这里的住持和尚知道了，立即张罗欢迎聂荣臻将军，派了十几个乐师，身披黑色袈裟，手持笙箫锣鼓，列队寺外。当聂荣臻同志和几个干部到来时，顷刻鼓乐齐鸣，钟起四起，住持和尚双手合十，快步前来迎接，陪同聂将军走过乐队行列，进入方丈就坐。

老僧兴奋地说：“将军大名，声振遐迩，贫僧早有所闻。而今目睹尊颜，不胜荣幸之至，欢迎，欢迎！”说罢，小僧送上清茶来，请将军品尝。

聂荣臻同志也按佛家礼节，双手合十，说道：“叨扰了！……我们八路军进入五台山，是为了打击日寇，救国救民，希望得到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抗敌。”

老僧道：“我佛教理，讲的是普度众生。而今倭寇杀戮百姓，要灭我中华，实乃逆天行道。我等虽已出家，而救国则责无旁贷。众僧决意竭诚拥护将军，倾力效国。”

聂荣臻同志听罢，连声赞许道：“好、好！我们团结合作，一致对敌。”

两人谈得十分融洽。最后，老住持请大家吃过一餐斋，热情地送了出来。

此后，五台山各寺庙的和尚、喇嘛都踊跃参加了抗战活动。有的组织了自卫队，练习刀枪棍棒，准备御敌；有的甚至蓄发还俗，直接加入八路军。

到一九三七年底，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局面迅速打开了。抗日武装蓬勃发展，活动范围跨越晋察冀三省边界。第二年的一月十一日，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准备成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以利于领导地方各种抗日组织，解决财政经济问题，使部队有一个可靠的根据地。

在筹备会上，对是否吸收和尚喇叭参政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出家人只会念经拜佛，不懂政治，哪能吸收他们参政？！当时，参加筹备工作的黄敬、邓拓同志的意见却相反，认为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应该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尚喇嘛也是一支抗日力量，应该请他们参加代表大会。

双方意见争执不下，最后只好呈报给聂荣臻同志。

在河北阜平县旧政府的大院里，聂荣臻同志召集了筹备处的同志开会。他对大家说：“我谈谈个人的看法，跟同志们协商。我同意黄敬、邓拓两位同志的意见。和尚喇嘛也是中国人，有强烈的抗日要求，包括在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绝不能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大门外。凡是抗日的力量我们都要团结起来，团结得越多越好。……”

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一致赞成和尚喇嘛的代表出席大会。

大会开幕的那天，和尚喇嘛代表胸前佩戴着红布条出席证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他们。和尚喇嘛们也在会上高呼：拥护八路晕，拥护聂司令！

五台山和尚喇嘛代表参政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在全国宗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后来，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晋察冀，和聂司令员一见面，就告诉他：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他谈了话，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有一部著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书里写了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边区。”毛泽东同志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接着，白求恩同志对聂司令员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啊！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还把僧侣们团结起来抗日，你真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鲁智深哪！”说着，两人都哈哈大笑了。

日寇“名将之花”丧命黄土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纪念日，也是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的喜庆日子。边区人民及其子弟兵正喜气洋洋地准备欢庆这个胜利的节日。

聂司令员在节日的前几天，邀请了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同志，一二0师首长贺龙、关向应同志到军区司令部来畅叙一番。正在这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匆忙来见聂司令员。

杨成武同志是长期跟随聂荣臻同志转战南北的很有才干的青年指挥员，他们上下级之间在工作之外，平日情同手足，关系十分亲密。

聂司令员见杨成武同志来得仓促，问道：“有事么？”

杨成武同志点了点头说：“是的！有紧急情况。”

接着，他把当面敌情报告了一番。原来是这样：日寇“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十分骄横狂妄，派了辻村宪吉大佐率领一千多日伪军，由张家口出发，准备奔袭我第一军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敌人已经进到涞源城。

“你的意见如何？有什么具体想法？”聂荣臻同志一向习惯于启发下级开动脑筋，思考问题。

杨成武同志早有准备。他谈道：从涞源到银坊，一路都是险峻的大山。出涞源城，进入古长城的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和银坊，这中间只有一条路可走，两面都是悬崖陡壁。我军如果在这里设伏，搞得好可以把这股敌人吃掉。

聂司令员走到作战地图前，仔细观看，用手指在上比划了一阵；又计算了一下一分区的兵力，占有绝对优势，完全具备歼灭这股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他转过身来点头道：“嗯！这个仗可以打。”他征询彭、贺、关三位的意见，他们都欣然同意。

“好吧！”聂司令员作出了决定。随即命令杨成武司令员：“你连夜赶回去，抓紧战机，好好组织部队，隐秘埋伏，打响以后随时向我报告！”

杨司令员回到军分区机关，立即部署参战部队。他亲自察看了地形，选好了伏击点。派第二、三团埋伏在雁宿崖东西两侧，命第三支队由白石口诱敌深入。

聂司令员日夜守在电话机旁。突然铃声响了，杨成武同志报告，敌人六百余已经入我口袋，部队出击了。

聂司令员兴奋地说：“好，好！你们要抓紧消灭它，不要拖时间！”

杨成武同志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部队发起总攻。第一、二团主力一个冲锋，把敌人一举消灭了。剩下一小部分抢占着一个小高地的敌人还在顽抗，我指战员以锐不可当之势，再次把敌人压到山沟底下，迅速结束战斗。就这样，中我伏击的六百多敌人，除个别漏网的，全部被歼。

杨成武同志报告了战斗胜利的经过后，聂司令员估计：阿部规秀吃了这个亏，一定会再派兵力前来报复。他指示杨成武：赶快命令部队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果然不出所料，雁宿崖的惨败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他亲率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沿着辻村走的老路，深入我区，寻我主力决战。

聂司令员接到杨成武同志的情况报告后，笑着说：“好啊！他要挽回‘皇军的体面’，我们也不能慢待了。……我看，你们这样——”接着，他就指示杨成武同志：先以小部兵力迎击敌人，把敌人引向银坊，让他扑空，然后以第三支队在银坊以北出击，再诱敌东进，把它引到黄土岭一带，那里的地形非常好，就准备在这一带围歼敌人。聂司令员说：“成武同成，我给你增加两个团和一个炮兵营，一定要争取这次围攻的胜利！”

“是！”杨成武同志兴奋地回答。

自称发明了山地战“新战术”的阿部夫秀，果真不折不扣地服从我军的牵引，先到银坊扑了个空，见不到一个“八路”，只好对银坊的老百姓出气，把全村的房屋烧光了；随后掉过矛头，向黄土岭方向窜去。

聂司令员这里断然命令：集中兵力，包围进入黄土岭之敌。他对杨成武同志说：“我已经部署第二十六、三十四团牵制易县、满城、徐水的敌人，消除你们的后顾之忧。另外，贺龙同志已派一二0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参战，由你统一指挥。你们放手打！我等候你们的消息。”

这里，敌人已进入我军包围圈。杨成武司令员一声令下，我各路隐蔽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杀声四起。敌人发觉陷入重围，急忙抢占附近制高点，拼死抵抗。在激战中，忽见敌人控制的黄土岭与上庄之间的一座小庙前，有一群敌军军官在指手划脚地叫喊，我炮兵营立即瞄准那里猛轰。炮击过后，敌阵顿时发生了混乱。后来才知道，阿部规秀正在小庙前指挥，炮弹飞来，正中他身旁，轰然一声，顿时丧命了。

敌军失去指挥，如无头苍蝇，到处乱窜。我军紧缩包围，猛打猛冲，展开白刃格斗。一部分敌人拼力挣扎，突出重围，逃命去了。大部分敌人被压在狭小的山沟里，最后就歼。

这次战斗，消灭敌人九百余名，缴获敌人上千的武器装备。

战后，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丧命，万分震惊。在追悼死者“亡魂”时，写下了下面几个字：“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我军作战中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上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

战火中拯救日本孤女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夜间，痛击侵华日军的八路军“百团大战”打响了。

在进攻正太线井陉煤矿的战斗里，晋察冀军区第三团一营的战士们，从烈火中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姑娘。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加藤清利受了重伤，不久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

部队救起这两个孤女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伤势很重，经过我军医务人员及时抢救，脱离了危险。前线部队还不能带着孩子打仗，他们请示上级如何处理。

聂荣臻司令员得到报告，命令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前线指挥所来。

“喂！小娃娃，不要怕。”

聂司令员抱起那个襁褓中的女孩，轻轻地吻了吻她胖胖的脸颊，用指头挠挠她的胳肢窝逗她发笑。随着又蹲下身来，亲切地抚摸那小姐姐的头发，把一块糖送到她嘴边。小姑娘看到这位穿灰布军衣的伯伯很喜欢她，开始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把糖含到嘴里，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位陌生而又和善的伯伯。

一会儿，炊事员给孩子做好稀饭，司令员把大女孩拉到自己怀里，用小勺一点点地喂她。孩子慢慢不认生了，紧挨在他身边一口口地接着吃起来。聂司令员想起旁边的婴儿还不能吃稀饭，连忙招呼管理员，吩咐他到村里去找个正在哺育孩子的妇女来，赶快给这婴儿喂奶。

两个日本孩子在指挥所期间被照料得很好。那五、六岁的小姑娘一直跟着聂司令员，常常用小手拽着司令员的马裤腿，走到那里跟到哪里。

聂荣臻同志一向喜爱孩子，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除了平日和他的夫人、战友张瑞华同志谈谈笑笑之外，少有同孩子在一起的“天伦之乐”。眼前这孩子寸步不离地依在他身边，使他感到十分愉快。他想：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害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但是日本的孩子是无罪的。他们将是未来世界和平和友好的希望之所在。聂荣臻同志考虑着：或者由他把这两个孩子养起来，或把她们送回去。如果养起来，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环境艰苦，敌人扫荡频繁，照顾这两个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让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已开始懂事，难免使她伤感。她们父母虽然死了，家乡总还会有亲友照应。想来想去，聂荣臻同志决定还是把两个孩子送回去。

聂荣臻将军写了一封信给日军司令官、日本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侵略罪行，要求他们切实保护和养育这两个孤女，“勿使彼辈沦落异域、葬身沟谷”。这封信，他有意不加封，以使让更多的日军下层官兵看到。他派人找了一位可靠的老乡，新自把两个小姐妹安置在柳条筐里，旁边还放了许多水果，让老乡送到石家庄敌军兵营去。

两个孤女送交日军后，聂司令员竟收到了回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几年之后，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随后又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为恢复中日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自从聂荣臻同志把两个日本小姑娘送走后，他一直惦念着她们。当时烽火连天，兵荒马乱，两姐妹是不是安全回国了？一九八0年，我国报刊上发表了姚远方同志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用头版报道，大标题是：“兴子姊妹，你们在哪里？阔别四十年后，聂将军在呼唤你们”。经过日本记者和中国记者的认真查找，终于在九州宫崎县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美穗子（即兴子）。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五金店。她那受了伤的小妹妹，在我们送回以后，病死在石家庄医院里。

聂荣臻将军在战火中拯救小姑娘的帮事传开后，日本北起北海道，南到九洲，各地人民纷纷给聂帅来信、送礼品，称他是“活菩萨”。美穗子带着全家前来中国拜谢聂帅，热泪盈眶地再三感谢救命恩人。聂帅特地请著名画家程十发画了一幅《岁寒三友图》，并亲笔在图上题了“中日友好万古长青”几个字赠给美穗子。聂帅说：“严冬的松树苍劲有力，梅花盛开而不凋谢，它象征着中日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

北平的和平解放

一九四八年冬，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以破竹之势直抵平津地区，同华北人民解放军会师，横扫东西各线，国民党数十万军队迅速土崩瓦解。

驻守在北平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是傅作义将军。他已经走投无路。他部署在平绥路东段的嫡系部队主力，包括他的“王牌军”第三十五军，已全军覆没，缩回归绥老窝的退路已被完全切断。在津塘沿线的十万三守军，相继被消灭殆尽，天津一鼓而下，海上的逃跑已经被彻底堵死了。各路解放大军把北平城包围得严似铁桶一般。他在城内东单广场修建的临时飞机场，已被我军炮火紧紧封锁，可谓上天无门。

这年的十一月中旬，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平津战役指挥部，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一起参加作战指挥。天津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队正积极进行攻取北平的军事准备。

聂荣臻同志在来到指挥部之前，曾几次在平山西柏坡会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中央有用军政两手平的意图。因此，他除了积极参与军事准备工作外，也一直在考虑着如何用政治手段解决北平的问题。

这里，我们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刘仁同志的具体领导下活跃于全城，敌人所有动态，甚至包括傅作义将军本人的一言一行都弄得清清楚楚，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城外我军，使聂荣臻同志对北平的敌情可说是了若指掌。特别是我党地下党员、傅作义将军身边的女儿傅冬同志，把她父亲思想情绪的变化，内心斗争等情况，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地下电台发来准确的报告，更使聂荣臻同志欣喜万分。几十年来，他指挥部队打过无数次仗，能够如此及时而详细地了解到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内情，是不多的。

他想：傅作义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处境了。这里，如果傅冬同志能说服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那么，用和平谈判的办法解决北平问题不是没有可能的。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荣桓同志。

罗荣桓同志略为思索了一会儿，点头道：“对！我同意你的意见，在不放弃武力解决的同时，力争和平解放北平。”

他们两人谈得十分融洽。聂荣臻同志特别讲到，北平是历代京城，文化古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经设想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新中国的首都就建在这里。战争手段将使北平受到严重破坏，和平解放则可完整无损地转到我们手里。

“是啊！和平解决最好！”罗荣桓同志情不自禁地赞许道。

可是，谁知道林彪是不是会同意这样做呢？

聂荣臻同志说：“林彪采取什么态度，我是无法预料的。但这件事又必须告诉他。所以我的意见是，等适当的时候，我俩一起同他谈谈。”

一天，他们三人都聚集在指挥部作战室，把作战部署研究过后，聂荣臻同志对林彪说：“……傅作义逃跑的道路完全被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意见，可以考虑通过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他随即列举了他所掌握的大量情报，对争取傅作义的可能性逐一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接着，罗荣桓同志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作了一些补充。

林彪听了他二人的谈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过了半晌，才冷冷地说：“聂荣臻同志的想法很好。但是，这不过是个想法罢了！”

对于林彪的这种态度，聂荣臻同志并不在意。因为解放北平的问题，是件大理，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计较他的态度。必须说服林彪从大局出发，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来商谈问题。

聂荣臻同志平心静气地对林彪说：“……要说打北平也不困难，城区工事并不强，敌军官兵已是惊弓之鸟。如果我们反覆作了傅作义的工作之后，他仍然拒绝和平解决，我们掌握着主动权，可以随时下令总攻。不过，枪炮一响，就会把北平打个稀烂。为什么不昼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呢？”

林彪听到这里，只是摇头，表示仍有不同看法。

聂荣臻同志继续耐心地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古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使北平的几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和光辉灿烂的文物古迹免遭战火之灾，对于新中国奠都北平也大有好处嘛！”

林彪还是摇头，坚持他的看法。只是由于聂、罗两人的意见一致，也就不再说什么。

聂荣臻同志觉得林彪听不进去意见，再同他争执下去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好以他个人的名义，单独发电报给党中央，报告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十分重视聂荣臻同志的意见，立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林彪看了这个回电，也就不再表示反对。但是他把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事推给了聂、罗二人，很少过问。

聂荣臻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向傅作义将军指出了双方谈判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不久，傅作义将军果然派出了谈判代表，来到我军指挥部。聂荣臻同志向傅作义的代表着重讲了战争形势和我党我军对待起义官兵的政策，指出傅作义将晕只要同意和平解决，就是对人民做了件好事，人民将不计前嫌，给他重新为祖国效力的机会。舍此一途，别无出路。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我国向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要他作出答复。傅作义将军随即派出了他的全权代表邓宝珊先生。这位邓先生早就同我党有一些接触，傅知道他有这层关系，就派他来了。双方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邓定珊先生回北平后，很快有了回音。我军派了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进入北平城，研究和平接管北平的具体事宜。

一月二十二日，傅作义将军命令他所属的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共二十余万人陆续出城，到达指定地点，接受我们改编。二月三日，我军举行入城式，雄壮威武的解放大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开入北平城。

和平解放北平，为当时尚未解放的地区树立了一个范例，被称为“北平方式”，对于推动各地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起了良好的影响。

原子弹爆炸，火箭上天

聂荣臻元帅，不仅是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还是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他在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期间，研制成功了多种导弹、原子弹，后又研究成功氢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研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抗美援朝战争中，聂荣臻同志任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他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具体组织、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这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候。不知疲乏的紧张工作终于把他累得病倒了，经过三年多的休息和治疗，聂元帅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中央考虑让他当北京市市长或者主管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示不想当市长，但对科学技术很感兴趣。他说，我们国家经济太落后，我军的技术装备也适应不了现代战争的要求，迫切需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中央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久就任命聂荣臻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党内是科学规划委员的党组书记，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

确定聂荣臻同志抓这项工作后，有些同志为他的健康担心，对他说：“你身体刚恢复，还宵很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得很，你挺得住么？”聂帅感谢同志们的关心，他说：“我青年时期就热爱科学技术，希望发展科学技术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现在正是实现我青年时期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

提起聂荣臻同志这个夙愿，得追溯到三十七年前，当时二十来岁的聂荣臻，目睹旧中国由于贫穷落后，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百般欺凌，愤慨和焦虑之情难以名状。他抱着“实业求国”的理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希望学到外国的科学技术，来改变祖国的贫弱面貌。但是，后来接触了马列主义，认识到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特别是一九二一年在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工系读书时，青年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深刻感到：过去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那只能是幻想。一个立场改造中国的青年，必须先做一个革命者。于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聂荣臻同志毅然加入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他后来谈起自己这段经历时，说这是带根本性的世界观的转变。

从此以后，聂荣臻同志以身许党，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南昌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物换星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为我国的繁荣富强，也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聂荣臻元帅怀着迅速改变我国经济和科技落后的紧迫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担负起领导全国和全军的科学技术工作的重任。他信任和重用一切爱国的科学家，广泛吸收科技人材，亲自领导制定出《一九五六—— 一九七六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并以他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带领大家进行科学技术攻关。经过短短五年的时间，就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国原子弹爆炸了，氢弹爆炸了，各种导弹和卫星也接连送上了天。一声声巨响，振奋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同胞，也震撼着所有敌视和蔑视中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聂荣臻同志的夙愿，开始如愿以偿了。许多外国人都称赞聂元帅是“中国原子弹、导弹之父”。不管怎样说，聂荣臻的名字不仅要载入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史册，而且无疑也将在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记下他辛勤劳动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