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珍闻实录》

周均伦撰稿

北京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两弹之父”——聂荣臻

聂荣臻（1899—1992）四川省江津县(今江津区)人。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从苏联回国，在黄埔军校工作。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31年后历任中央军委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委，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在中国研制导弹和原子弹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以非凡的气魄，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决策，并始终关怀支持“两弹”的研制工作。这是中国拥有“两弹”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以他们的渊博知识和高度负责精神，为“两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人们从不同角度，也把他们称颂为导弹或原子弹之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多的人们，把聂荣臻看作是中国的“两弹之父”，并且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因为聂荣臻在研制“两弹”的进程中，承上启下，起着独一无二的特殊作用。他通过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把毛泽东、周恩来等及中央和军委的重大决策，化为具体的行动规划或计划；又把科技战线上的各种力量凝聚在一起，充分发挥出巨大的潜力和积极性，终于使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奇迹般地研制出了导弹和原子弹。

这方面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核强国之列，使每个炎黄子孙深感自豪。国际上无论是朋友或敌人，无不对此刮目相看，一扫旧中国“落后”、“无能”的形象。因此，聂荣臻的名字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到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聂荣臻在主持原总参谋部工作的岗位上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1954年他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的武器装备工作。为了摸清国防工业的家底，1955年他来到祖国大西南的重庆、昆明、成都地区。这里在国民党时期被称作是军工基地。聂荣臻在视察了八个军工厂以后，感到失望。这些工厂机器设备普遍陈旧落后。像昆明的光学仪器厂，只能生产低倍率的望远镜，连高性能的瞄准镜也生产不了。重庆的枪炮厂，大多建在窑洞里。枪厂只能生产性能落后的步枪，不能生产冲锋枪。炮厂只能生产小口径炮，性能也比较落后。有些军工厂实际上只是军械维修厂。另外有的厂管理落后，原材料浪费惊人。

聂荣臻有些焦虑，因为当年1月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已经作出了中国要制造原子弹的决定；导弹、飞机等的研制也正在酝酿之中。可在这样的国防工业基础上，怎么能生产这些体现当代科学技术最高成就的尖端武器呢？

他的思绪拉回到1955年1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这次会议是周恩来安排的，由毛泽东主持，特地邀请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列席。

会上钱三强讲解了原子弹原理，既详细又通俗。毛泽东等到会人员都像虔诚的学生那样静静地听着。讲完原理，李四光让操作人员演示盖革计数器探测铀矿石的过程。当仪器在铀矿石边上发出“嘎嘎”的响声时，聂荣臻与所有到会人员一样，特别高兴，会场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的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的自信心，感染和鼓舞了与会者，给了聂荣臻以极深的印象。吃饭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大家干杯。毛泽东举起酒杯说：“好，那我们就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从这一天起，一个伟大而又富有神圣感的使命开始了。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

1955年7月，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领导原子能发展事业。1956年，又成立了以宋任穷为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二机部)，在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下，具体负责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经过了解，聂荣臻得知，解放初期，中国只有两个核科研机构，一是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实验室，一是原北平研究院的镭学研究所。设备少得可怜，科研人员无法开始正常的研究工作。

然而，像孩子离不开母亲一样，尽管祖国贫穷落后，却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海外赤子。一些早在30年代就去西方留学的中国优秀青年，有的已经成为闻名于世的科学家，他们在国外从事过卓有成效的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吴有训、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张文裕、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都先后回国。后来，理论化学家郭挺章，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金星南，实验物理学家肖键等，也先后回到解放了的祖国。这又使聂荣臻感到宽慰和振奋，他说：“有了这样一批优秀科学家，我们就可以向世界原子能科学的高峰攀登了，因为人才是科研方面最重要的因素。”

在火箭方面，1955年10月8日一位特殊人物偕同妻子，乘美国轮船穿过茫茫的太平洋回到祖国，他就是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的创造者之一的钱学森。这是中国火箭事业史上的转机。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新民等教授向中央军委写信，建议开展火箭武器研究工作。接着，钱学林于1956年2月，向国务院写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聂荣臻一字一句地将这两个报告看了一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很好，他们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描绘了实施蓝图。”

3月14日，周恩来召开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中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设想。聂荣臻出席了会议，并被确定为组建火箭导弹研制领导机构的负责人。几天后，他向中央建议，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

4月13日，聂荣臻被任命为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

这年春天似乎格外明媚。聂荣臻成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位组织领导导弹、原子弹研制的负责人，欣喜和压力交织，冲击着他的心灵，使他激动不已，日夜不停地思考着“两弹”研制工作的步伐，充满了紧迫感。

他在航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根据我国情况，应该集中力量先研制导弹，导弹和飞机协调发展。虽然我国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薄弱，困难很大，但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请苏联给予帮助。技术力量先靠各方面支援，又必须想各种办法，立即着手培养。

5月10日，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成立导弹研制管理机构（国防部五部）和研究机构（航委五院）。这个建议，很快获得军委批准。

要研究、设计、试制导弹，必须要有办公住宿的地方。为此，聂荣臻特意请安东找北京军区领导人来当面商量。结果军区答应将北京西郊黄代子坟军区疗养院的几所平房让出来，作为导弹研究院的院址。这里位置偏僻，条件极差，但总算有了个“窝”。当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授、火箭发动机专家任新民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正好来京开会。会后聂荣臻就没有让他们回去，他们也被这宏伟的事业所吸引，就来到了黄代子坟，顾不上条件的好坏，找来两块铺板一搭，就睡在了未来航天事业研制基地之一的地基上了。

继他们之后，又有屠守锷、梁守槃、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科学家来到了火箭导弹研制战线。

有了这些科学技术骨干，聂荣臻的心里踏实多了。在这些科学家的指导下，研制工作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但真正开展研制工作，还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导弹是这样，原子弹也是这样。在组建机构、组织队伍过程中，他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1956年6月，聂荣臻在周恩来支持下，在三座门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教育部、各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他在会上说明国防科研迫切需要人才，请大家支持。几经商量，当与会的领导同志得知，研究“两弹”是中央的决定，事关国家民族的兴衰安危，都表示要谁给谁。会后共商调了380多名中高级科技人员到国防科研战线。周恩来在当时面临科技人才奇缺的情况下，破例规定，只要是国防科研战线需要的专家和科技干部。可以指名抽调。

此外，聂荣臻还抓了在重点高等院校开设新专业培养人才，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两个环节，还让五院自办技校。这样，从高、中、初级三个层次上，逐步满足了科研工作人才的需要。

1956年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一天，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中。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紧握着聂荣臻的手说：“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你看，我不是完全恢复了嘛！”聂荣臻回答。

两人用浓重的四川话交谈着。

邓小平说：“八大刚开完，中央正在研究一些领导同志的分工问题。具体到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已经决定陈毅同志专搞外交工作，原来由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负责；二是重新当北京市长；三是仍然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武器装备工作。这三项工作，由你自己选择。”

聂荣臻略加思索后回答：“市长我不想当，对科学技术工作倒是很感兴趣。我的选择，你一定会理解的，当年你我历经艰辛，到欧洲留学，不就是满怀科学救国的志向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迫切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至于国防工业和部队武器装备，与科技工作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兼顾一下也可以。”

邓小平做事一向干脆果断，当即表示：“我很理解你的选择。就这样定了，待我报中央批准后任命。”

邓小平说出“理解”两字是意味深长的。作为新中国和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负责军事工业的元帅，聂荣臻始终注视着一个可怕的事实：在朝鲜战争期间，当美国人吃了败仗后，杜鲁门总统就曾威胁，要对中朝两国使用核武器。而且当时已经出现了导弹武器，射程极远。其发展趋势可以携带核弹头飞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一切的含义。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五十一次常委会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尤其是在“两弹”研制方面，更是成绩斐然。

聂荣臻记住了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我们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用石头和棍棒。”他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是耸人听闻，人类在一次全面核大战之后，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史可能又要从零开始。

聂荣臻意识到：科学技术上非常落后的中国，要想不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欺负，也必须拥有导弹、原子弹，建立起起码的核还手能力。否则就会像一位广岛原子弹受害者所说的那样：“所谓道德与正义，只有实力相等才能提出来讨论。”

事实也正是如此：平衡来源于力量，和平依赖于威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上述观点，聂荣臻对科技战线上的同志们强调：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想不再重复被屈辱的痛苦，就必须在科学技术上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研制出最先进的武器来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建立能够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国防。

聂荣臻决定挑起发展科学技术这副重担以后，许多人劝告他：“中国太落后了，抓科学工作不容易，又是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可麻烦啊!”

聂荣臻回答说：“中国是很落后，正因为落后，才需要我们去奋斗。至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只要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我们是能够团结好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共同努力的。”

1956年3月，他曾签发了我国第一个国防科技长远发展规划——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规划要求在利用民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地对空、空对空等各种防御性导弹和火箭的研究；原子能方面研制出小型核弹头和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电子学方面进行提高雷达探测距离，武器装备自动化和通信装备小型化等方面的研究；喷气飞机提高速度、续航力、飞行高度和其他性能的研究；潜艇、快艇等各型舰艇提高速度、续航力和装备系统自动控制等的研究；坦克、装甲车、火炮等进行减轻重量、改善越野性能和自行火炮的研究；军事医学科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研究，等等。

在此之前，聂荣臻于1956年1月，就参与了领导制订雄心勃勃的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草案)》的工作，国防研究规划就是作为远景规划的一部分而提出的。同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远景规划纲要，并决定任命聂荣臻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

为了加快中国科学技术，尤其是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聂荣臻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设法尽量争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这样可以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少走许多弯路。为此，经周恩来同意后，1957年6月18日，他去苏联驻华使馆会见了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请苏方在导弹、航空、原子能方面，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援助问题。7月20日，苏方答复：苏联政府可以随时接待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

1957年9月7日，一架苏制伊尔—18型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飞机上坐着代表团团长聂荣臻，以及陈赓、宋任穷、李强、钱学森、方毅、刘杰、王诤、张连奎、刘寅、屠守锷等，在稍后的一架飞机上，还有十三位导弹、原子能、航空、无线电、靶场等方面的技术顾问。在飞机上，聂荣臻与钱学森议论起苏联的P2火箭。钱学森说：苏联的P2火箭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聂荣臻问：“造它，你有把握吗？”

钱学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聂荣臻沉思了一下又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

钱学森说了句轻松的比喻：“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

聂荣臻大笑起来，然后说：“去年10月开会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没有外援，依靠我国现有的技术力量，可以在七至八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无控制的射程约二十五公里的火箭武器。我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总理。后来中央叫我们七年内搞出自己的导弹。我比较乐观，大概只用五年，最多七年就行。这次能争取到苏联帮助，就可以提前制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武器来。”

钱学森说：“也许不用五年，在元帅领导下，大家干劲足得很呐！”

聂荣臻说：“如果这样，那就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了。”

钱学森停顿了一下说：“我有个预感，因为我们的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聂荣臻非常赞赏这句话，他的目光这时落在了钱学森宽阔的前额上，想起了周恩来在钱学森归国不久后的嘱咐：“要好好待他，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当天下午莫斯科时间6点钟，伊尔—18降落在莫斯科努契科伏国际机场。

代表团被安排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一座别墅里下塌。苏联主管国防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为苏方代表团团长，负责同中国代表团磋商。

经过三十五天的会谈，于10月15日正式签定了苏联政府在原子武器、导弹火箭武器和作战飞机的研制，提供样品，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援助中国政府的协定 (简称10月15日协定)。聂荣臻和别尔乌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

苏方在谈判中给聂荣臻留下的印象是，态度还比较热情，愿意帮助中国，但有保留，许多最先进的型号不给，地地导弹答应给P2，射程只有五百公里，而苏联当时已经拥有能供作战用的中程导弹了。另外有些项目不给资料，有的尖端专业不接受中国留学生等。

聂荣臻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清醒地认识到，协定是写在纸上的，要使纸上的东西完全变成现实，肯定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从根本上讲，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最先进的技术交给另一个国家的。导弹、原子弹当时都是各国武器中最机密的宠儿，大国之间为它们从没有间断过惊心动魄的角逐——间谍、斗智、玩弄阴谋等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聂荣臻一方面认为苏联如能按协定付诸实施，那就算不错了；另方面又教育大家，必须头脑清醒，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

中苏“10月l5日协定”签字后，西方一些军事评论家也预言，中苏这方面的合作是不会太久的，赫鲁晓夫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暂时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中国，要不了多久，苏联人就会反悔的。

1957年到1959年，“10月15日协定”，对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还是有所帮助的。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正同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怕西方获悉苏联在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1959年9月、10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以及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的讲话，挑衅性地影射攻击中国是什么“好斗的公鸡”。这预示着中苏关系将全面恶化。聂荣臻预感到苏联片面撕毁“10月15日协定”已经为期不远了。

1960年1月，聂荣臻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题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方面的情况。他说：“米格—21飞机和导弹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以对我们不放心，所以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加紧对我们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就是在新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我们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于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们两三步。”

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聂荣臻一直在考虑，一旦苏联彻底断绝援助之后，中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开展国防科研的问题。他找来许多科学家商讨研究，于1960年7月3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份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的关键技术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动力，更加坚定地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二、今后科技往来应采取新的做法。协议上有的仍要，不给就挂笔帐，新项目不提了。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建议。

1960年8月上旬，在五院工作的苏联专家果然奉命全部撤走了。聂荣臻估计，苏方供应的试验设备、专用设备和导弹样品、技术资料也会中断供应，将给中国造成极大困难。后来的事实发展，证实了这种担忧。

聂荣臻召集五院领导开会。大家认为，苏联专家在的时候，也从不帮助我们搞研究设计，现在撤走，对我们的研究设计工作影响并不大。设备、资料等方面的某些困难，根据五院的已有基础，经过努力，也是可以克服的。

聂荣臻对大家说：“希望五院的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把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研究设计出来，用中国的材料制造出来。五院在完成近程地地导弹的仿制以后，应集中力量迅速设计研制出自己的中近程、中远程的地地导弹和其他型号的导弹，为国家民族争气。”

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迫使中国更快地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攻克难点，促成了“两弹”研制史上的重大转折。

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两弹”研制又面临着另一个重大困难：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严重失误，加上自然灾害，饥荒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

有一天，聂荣臻接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副司令员李福泽的电报，反映酒泉基地严重缺粮的问题。他要李福泽尽快来北京口头汇报。

李福泽来京后对聂荣臻说：“河西走廊到处是逃荒的人，兰州本来是基地的粮食供应地，目前也没有粮食。在发射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部队几万人都疏散了，铁道兵一个师也撤走了。现在火箭部队也是人心惶惶，我真担心他们也像工程兵部队那样，那我们的基地就算完了。”

聂荣臻说：“我已经把你们的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总理说，‘火箭部队是国之瑰宝，不能解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火箭还是要搞。’昨天我同杨成武同志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分散就食的办法，把火箭部队保存下来。渡过了暂时的难关，我们就自由了。现在你们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一个星期，最多半个月。”

“可以发动全体人员挖野菜，你们那里不是有骆驼刺吗，据说那种草放上粮食一拌，也可以充饥。”

聂荣臻心情沉重地停了一会又说：“你们把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人员大部分分散开了，这我赞成，机关也可以只留少数人，技术人员可以分散到工厂去保留。但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搞火箭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

夸福泽低下头轻声回答：“有。”

“李福泽，我要剋你这个副司令了。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

“不知道。”

聂荣臻叹息地说：“他是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但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上的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过早地陨落感到惋惜与悲痛。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而今，难道我们还不如当时的英国政府吗？这样下去，我们的导弹何时才能上天！”

李福泽激动地说：“我接受首长批评，回去马上传达，一定把知识分子都留下。”

“不是回去再传达，你现在就要给基地打电话。困难时期可以减人，但科技人员一个都不能减。已经走了的，要设法把他们请回来。”

李福泽知道聂荣臻爱护知识分子是有口皆碑的，他两眼噙着泪花，说不出一句话。

聂荣臻安慰地说：“你告诉大家，我们最终会有办法渡过难关的，让人家一定坚持住。”

有次军委正在开会，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会场，对大家说：“我这次来，是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的。聂老总告诉我说，他们正在大西北沙漠深处挨饿，那里连挖野菜也没有条件呀……”周恩来有些说不下去了。整个会场都沉默了。

杨成武代总长第一个说话：“宁可勒紧我们这些人的腰带，也要保证科技人员的需要。我们的导弹、原子弹要上天，不能让它饿死在摇篮里！”

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争取半个月之内，最好一个星期之内给酒泉运去一列车粮食。”

聂荣臻说：“导弹，这是共和国的鲲鹏，只有让它吃饱，它才能飞得高。”

好几个军区领导表态，请周总理和军委放心，“我们保证按期节省出一列车粮食来！”

周恩来焦虑地说：“苏联人撒人的时候，我们夸下海口，不出三个月，一定让火箭起飞。这件事，西方记着已经放风到全世界了。如果火箭不能按期放，那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可就要受损害了。”

几天之后，果然有一列满载粮食的列车向西北开去。

1960年10月下旬，聂荣臻乘坐火车，经包头、银川、洒泉等地，风尘仆仆，于11月4日到达导弹试验基地。他是专程赶来指挥我国第一颗近程地地导弹试验的。

这个导弹发射试验场，他虽然是第一次来，可是并不陌生。因为当初在决定建设火箭发射试验基地时，经有关人员勘察比较，在大量资料中，是聂荣臻亲自在地图上圈定这个基地的。

5日凌晨，‘1059’（仿制苏联P2地地导弹的代号）高高地耸立在稳固的发射架上，阳光为它坡上一层金色的外衣。聂荣臻在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中将陪同下，走进指挥所。时针指向8时，李福泽报告说：

“报告元帅，‘1059’发射试验一切准备完毕，可否进入一小时准备？”

聂荣臻和钱学森对视了一下，两人都默默地点了下头。聂荣臻用坚定的四川口音说：

“同意。”

9时整，李福泽开始倒数计时：“……5、4、3、2、1，点火！”。

接着是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人人脚下都感到了它的震动。

导流糟里涌出了火焰浓烟，像火山喷发，势不可挡。

聂荣臻在指挥所里看到那枚导弹尾部喷着火焰，先是缓慢上升，接着越来越快地变成一个亮点，消失在视野之外，天际留下了一条白色的飘带，也逐渐消散……

时间不长，9时10分便传来消息，导弹飞行正常，命中550公里以外的预定目标区。

在场的人都激动着，鼓掌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聂荣臻更为激动，与在场的科学家、指挥员热烈握手，表示祝贺，然后走出指挥所，向仍在激动中的人们频频招手致意。

仿制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同时还标志着中国导弹研究已经可以由仿制转变到自行研制阶段了。

1960年12月，由于过度劳累，聂荣臻又住进了协和医院。在病床上，他仍时刻在惦记着国防科研战线上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21日，他对秘书说：“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去找张爱萍同志，让国防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决不能让他们搞坏身体。”接着他摇通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总理，可不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再向各大军区和海军呼吁一下，请他们支援一些猪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东西，分发给科技人员。”

周恩来说：“这个办法好，我支持。”

于是病中的聂荣臻给各大军区领导打电话，请他们慷慨支持。过了两天，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到医院看望聂荣臻。聂荣臻对郑维山说：“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郑维山对老首长的回答也很干脆：“东西我一定搞一些，另外还可以打些黄羊。”

“募捐”进行得很顺利，海军、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大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有些还是无偿赠送的。

陈毅听到消息，到医院看望聂荣臻时说：“听说你在为科研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想腰杆硬，也要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让他们吃。”

东西运来之后，聂荣臻让有关方面以军委的名义，把它们全部分给专家和科技人员。

六十年代初，是中国“两弹”开始腾飞的关头。聂荣臻坚定地维护着尖端科学这块阵地。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委扩大会议。贺龙和聂荣臻两位元帅出席了会议。

由于面临许多困难，有些同志提出，导弹、原子弹还搞不搞？不同意见在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当时有名的“上马”、“下马”之争。聂荣臻多次找国防科研战线的许多领导人座谈，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得出的结论是应该继续研制“两弹”。

正在这时，毛泽东要秘书从杭州打来电话，说看到了聂荣臻不久前写的一个报告，他认为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距很大，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是个大问题，8月份将找聂荣臻等面谈一次。聂荣臻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结论仍然是“两弹”必须坚持“上马”。

于是，7月29日，8月3日、4日，聂荣臻三次在会上发言：“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常规武器继续搞，要强调配套。尖端武器争取三五年内突破。这是历史任务，现在遇到困难也不能动摇。他分析了我们可以继续研制“两弹”的主客观因素。经过说明，多数同志表示支持“两弹”继续上马。

8月20日，聂荣臻把继续研制“两弹”的想法和理由，写成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呈送中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大力支持。陈毅甚至对聂荣臻说：“就是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尖端武器搞上去。”他又重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的说法。

确定继续研制“两弹”，如何进行尖端武器的攻关呢？

聂荣臻提出：

1、各种科研部门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他提出：以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原子弹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国防科研的其它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2、要抓紧“开门7件事”，即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力争使这7个方面，能保证“两弹”攻关进程的需要。

3、进一步培养科技干部，一定要把这看作是发展国防科研的战略任务。

4、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首先是保证由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负责的技术指挥线畅通，从上到下，行政领导不要干预科技工作。

5、组织全国大协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组织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6、要攻关，就要从上到下，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冷热结合，工作力求踏实。

7、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真正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这些明确的政策、方针，统一了步伐，促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

1962年11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有聂荣臻等参加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直接领导“两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更加加快了“两弹”攻关的进程。

1962年3月，我国第一次试验发射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不幸失败。有关的科技人员心情沉重。聂荣臻知道，这种时候“气可鼓，不可泄”。他在听取钱学森汇报时说：“这是很重要的一课，试验本身就包含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当钱学森说：“我是技术总负责人，要负责任。”聂荣臻说：“不能这么说，这与技术责任制不是一回事。”钱学森深为感动，更努力地工作。一年零三个月以后。终于使这种中近程导弹上了天。

1963年，五院经过发动科技人员反复讨论论证，制定了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三种导弹发展的技术途径。其中地对地导弹从中程的到洲际的都有了设想。对此，1964年1月，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办公会议上说：“五院的上述技术途径是可行的。导弹的原理基本上差不多，只要突破了地地导弹，其它的导弹就好办了。”以后他又提出实行“科研三步棋”：试验试制的，正在设计的，进行探索性研究的。

由于工作扎实，方向正确，我国的导弹事业一直进展顺利。

原子弹方面，1962年10月，聂荣臻在听取二机部领导汇报时说：“原子弹研制进程较快，基本上按计划完成了理论设计和物理爆轰试验，引爆控制系统等项试验，成绩令人振奋。今后仍要把好每道关，有专人抓。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1964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来安排。”1963年7月13日，聂荣臻在听取张爱萍等国防科委领导同志汇报时说：“原子弹没有搞仿制，完全是自己搞的，这是个好处，下一步要研制与导弹配套的核弹头。”两个月以后，他又对刘杰、钱三强、朱光亚说：“我们发展核武器，着重要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因为我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二机部今后的工作，1964年要准备好地面核试验，1965年准备好空投核试验，1966年准备好地下核试验和核导弹试验，1967年争取试验氢弹。”

原子弹还没有实弹试验，就提出了下一步搞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地下核试验和氢弹试验的问题。人们都钦佩聂荣臻对有关情况了如指掌，和非凡的远见卓识。后来的事实发展，除了地下核试验到1969年才实现以外，其它都是按照他设想的日程完成的。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八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专委会提出的口号是：“保响、保测(测试到各项试验数据)、保安全，一次成功!”

1964年6月6日，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摸拟试验，这是一次核试验前的综合试验。经过四年半的努力，原子弹的研制在苏联拒绝提供样品、资料，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可以说成功在望了。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负责总装的工作人员，身穿洁白的工作服，戴着胶皮手套，像军人临战前一样，严阵以待。技术负责人吴际霖面容清瘦，由于疲劳而显得身体瘦弱，他眼含晶莹的泪花，比任何人都心潮难平。

“吴主任，你下命令吧，我们一定让祖国放心，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这是安装人员坚定恳切的声音。

中国科技人员就是以这样的精神为原子弹婴儿接生的!

9月下旬，张爱萍、刘西尧来到核试验基地，传达了中央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决定。

原子弹在现场进行最后的总装，人们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张爱萍向大家挥挥手说：“周总理和聂帅叫向大家问好！总理、元帅信任你们，祖国信任你们。”也许张爱萍猜透了大家的心情，又加了一句轻松的话：“除了个别人，你们都做过父亲了，有经验的嘛。共和国是它的父亲，你们也是它的父亲嘛，有什么紧张的？”

听了这句话，大厅里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总装的命令随即下达。每个人都屏息凝神，一丝不苟，就像是给婴儿接生的医生、护士一样。他们整整奋战了七十二个小时。当最后的一个核心部件安安稳稳地装配在原子弹中央时，整个大厅里仍然静得出奇。

1964年10月14日19点19分，原子弹安全吊上矗立在罗布泊附近的铁塔上。这座塔高达一百二十米，顶端有一个纯金属的小屋，中国原子弹的第一个婴儿就安放在里面。

1964年10月16日清晨，原子弹又一次升空登塔。

为了这次试验，“中央专委”成立了由各方面领导人和专家六十八人组成的试验委员会，论证并确定了爆炸现场的各项措施，布置了试验场外放射性烟云的径迹侦察、地面沉降尘埃的观测，与发生意外时敦煌地区居民的安全措施等。

张爱萍在现场随时同北京的周恩来、聂荣臻等保持电话联系。

张爱萍说：“安装手已登上铁塔，取样机已由马兰机场起飞，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已经撤离铁塔……”

主控室里人们像是停止了呼吸，空气好像也已凝固，广袤的罗布泊一派宁静。指挥台仪表上的一排排灯钮依次迅速地闪亮，发出咯咯咯的响声。一位年轻女军人眼睛随着红灯移动，口中倒数着：“9、8、7、6……”

张爱萍果断地命令：“起爆!”

时针正指在15时上。中国自己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戈壁深处突然出现一道红色的闪光，接着从地面上升起一个巨大的火球，把大地和天空照得通红。与火球比较，似乎天上的太阳已黯然失色。震撼寰宇的隆隆声向远处传播，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升上高空，不断向外膨胀，一股热浪向处于安全地带的人们袭来，火球逐渐变成一个拔地而起的蘑菇状烟云。

这天下午，聂荣臻聚精会神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得知喜讯，一面向张爱萍等表示慰问，一面立即与周恩来通话，互致祝贺。随后即要秘书起草贺电：

爱萍、西尧同志：

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

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聂荣臻1964年10月16日15时30分。

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后，知情人都在兴奋之余表示焦急：这么天大的喜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全国人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在追问。聂荣臻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告证实以后再公布。”

试验现场报告，经各种数据核对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量相当于二万吨TNT炸药。

这时，西方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美国侦察到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万吨级的原子弹。深夜2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广播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

第二天一早，当工作人员把“号外”送到聂荣臻手里的时候，他边看边高兴地说：“这张‘号外’留下，留下，留作纪念！”

实现了首次核爆炸，下一步就是把能用于飞机投掷的原子弹研制出来。这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只用七个月就完成了。1965年5月14日，核航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此，中国开始有了可供实战使用的原子弹。

导弹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在体积和重量上都要大大缩小，在所经受的环境条件上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起来困难很大。广大科研人员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再接再厉，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1966年9月5日，聂荣臻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汇报。

聂荣臻对大家说：“这一试验一定要搞下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

为了鉴定核弹头在飞行状态下的性能，“中央专委”决定，进行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全当量、全射程飞行核试验。这要冒极大的风险，万一核弹头在发射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途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为此，“中央专委”开会讨论了这次试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要求反复论证，并进行一系列模拟试验，使一些不放心的问题一一获得解决。

在1966年10月20日的会议上，聂荣臻说：“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的工作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听了各方面的汇报，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们自己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已经多次试射，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是经得起考验的。再说，为了使我们国家的导弹能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也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为了鼓舞同志们的信心和使各项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周恩来非常赞同聂荣臻的这番话，他说：“有聂帅去亲自主持，我们更感到放心了。”

10月24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驱车来到钓鱼台宾馆，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批准了这次试验。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聂荣臻来到西郊机场，登上军用专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到达基地机场。他下午到基地场区，风尘仆仆，顾不得休息，就听取大家汇报。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聂荣臻感到很满意。

26日上午，又实地检查准备工作情况。下午，聂荣臻到导弹发射架下“坐镇”，看“两弹”对接，进行通电试验。这是项很危险的工作，人们劝聂荣臻离开。他干脆拿把椅子坐下，“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使在场的人极为感动，更加增强了操作的科技人员的信心。对接通电完成后，聂荣臻高兴地在导弹发射架下与大家合影，留下了历史性的纪念。

27日上午8时，聂荣臻来到发射阵地附近的指挥所。临发射前15分钟，核试验基地报告：弹着区高空有一股六级的西南风。这是突然发生的情况，这股风会不会使导弹偏离弹着点？聂荣臻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很果断地回答：“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聂荣臻征求了在场专家的意见，认为影响不大。于是他一挥手：“按预定时间发射!”声音沉着而又坚定。

上午9时，在聂荣臻的指挥下，中国第一枚核导弹点火，呼啸着腾入长空。导弹飞行正常，准确飞向靶场区，核弹头按顺序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人们一片欢腾!

31日，聂荣臻飞临核试验基地。当他看到试验结果同各项设计方案指标完全吻合时，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

在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同时，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实现聚变爆炸，需要一千万度的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在瞬间获得如此高的能量。

中国的科学家在研制氢弹过程中，除了理论原理以外，没有任何实际资料可资借鉴，但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设计原理。

1966年12月11日，在聂荣臻参加的“中央专委”会上，批准了新的原理方案。他再次要求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在去核试验基地途中，他于12月26日到达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东风三号中远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他马不停蹄，第二天乘飞机直抵马兰。28日在核试验基地主持了第五次核试验。

聂荣臻在试验结束后说：“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试验结果表明，新的原理方案切实可行，而且非常简便。”于是，他向”中央专委”建议，集中力量按新原理方案进行设计，争取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中央专委”批准了他的建议。后来在专家座谈会上，他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5月9日，聂荣臻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第十八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6月12日，他再次出席“中央专委”会议，并再次被确定为氢弹现场试验的主持人。

两天以后，聂荣臻乘专机又一次抵达核试验基地。这次他还发着烧，是抱病执行任务的。15日和16日两天，他全神贯注地听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汇报中有两个技术上的问题存有疑点。他一再询问检查，直到确信已排除为止。然后又看了氢弹实物。登上空投飞机检查时，他紧握住机组人员的手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飞行员说：“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聂荣臻使劲摇着飞行员的手说：“好，好，我相信你们。”

6月17日一早，聂荣臻就坐汽车来到现场指挥部，看到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立即与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通了电话，报告氢弹试验可按时进行。周恩来的答复仍然是：“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于是聂荣臻下令：第一颗氢弹爆炸的时间为当天上午8时。8时前，飞机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8时，飞机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聂荣臻问。

无线电里飞行员报告说：“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聂荣臻是要求严格按科学规则办事的人，觉得飞行员的请求是认真、科学的表现，当即答复：“可以!”

于是二十分钟以后，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预定的高度氢弹爆炸。

天空出现了一个自然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并排高挂的壮观，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人们从指挥部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

聂荣臻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惭演变成的蘑菇云。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聂荣臻的这张历史性照片。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美丽得多的伞状烟云慢慢上升、扩大，看着他由红色变成了白色，欢呼声经久不息。

聂荣臻却在焦急地等待着，要秘书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最，看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

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不久报告说：核爆炸的当量初步计算在三百万吨TNT炸药以上，是氢弹爆炸!

聂荣臻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先后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了科学家们的计算结果。周恩来在电话里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所有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叶剑英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聂荣臻走出指挥部临时架设的帐篷，向守候在外面对他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话。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这引起了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回到基地本部以后，有人向他汇报了上述时间表。聂荣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有多好啊!”

可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邪风也已经吹到了基地，人们从上到下分成两派，在试验氢弹前后争斗不休。聂荣臻在临离开基地前，站在飞机的舷梯上，对两派群众说了句语重心长而又深富哲理的话：“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础的各项工作搞好。”

从此以后，聂荣臻就再也没有去过他如此热爱的导弹和原子弹试验基地。但他直到二十五年后逝世为止，经常缅怀着基地的工作人员和基地的事业。他逝世以后，根据他本人的遗愿和家属的意见，聂荣臻的部分骨灰安放在导弹试验基地的烈士陵园中。他要长眠在这里，以陪伴在祖国大西北艰苦创业的科技人员和指战员们，以勉励他们继续为“两弹”事业奋斗！

“文化大革命”动乱结束以后，在“两弹之父”开创的事业基础上，中国的尖端科学继续高速发展。

1980年5月18日，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一天，一枚乳白色的巨大运载火箭，飞向远离中国万里之遥的南太平洋，准确命中目标区。1981年9月20日，中国用一枚火箭成功地把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分别送入不同的预定轨道，说明我们已掌握了多弹头分导技术。1982年10月，由潜艇在水下发射潜对地导弹获得成功。1984年4月，又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试验型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同年10月6日，进行了第二十八次也就是第六次地下核试验。1986年2月1日，又将一颗实用型通信广播卫星送上太空。1988年9月7日，中国又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试验型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同月，又用核潜艇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

这些成就，同聂荣臻的高瞻远瞩，同他多年前就做的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是分不开的。所以，人们称颂聂荣臻为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两弹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