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将帅之路“将之节”》

羊城暴动在即，聂荣臻舌战诺依曼

199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周均伦

1927年12月11日，广州响起了起义枪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在广州，再次高举起义大旗，英勇地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屠杀政策。聂荣臻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等一起，领导了这次震惊中外的起义。

10月中旬，聂荣臻等一行到达香港以后，周恩来由杨石魂护卫，到九龙养病，11月上旬回到上海。叶挺、聂荣臻则到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秘密机关报到。由于没有记住杨石魂告诉的联络暗号，又衣衫褴褛，一副狼狈相，聂荣臻、叶挺到省委机关接头时，竟遭到拒绝。叶挺性急，想发脾气。聂荣臻把他拉到一旁说，这是党的秘密工作的规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得不警惕啊。于是，他们转身离开，在街上转悠，连像样的饭馆也不敢进，找了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香肠，吃饱了以后，再去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聂荣臻提议，上街买身衣服，洗个澡，改变一下形象，再去接头。

叶挺、聂荣臻来到一家服装店，挑了两套合乎身份的衣服。不料在付费时，店主说叶挺交给他的一张100元港币，是假票。叶挺一听就火了，把那张港币撕了，又掏出一张来要给店主。聂荣臻又忙把叶挺拉到一边，低声说：“老总呀，你怎么这样子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100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撕了，不怀疑我们吗!”叶挺说：“我撕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了，我撕了，就没事了。”聂荣臻觉得，这种说法也有些道理。他们又换了个店铺，买了衣服，回到旅馆，改变了装束，再次去接头。

聂荣臻对叶挺说：“根据我的经验，那里是个秘密的接头机关，肯定没错，但忘了暗号，可能仍要被拒绝，你不要急，由我来处理。”去了以后，果然不出所料。聂荣臻就向对方说：我认识你们的黄锦辉先生，告诉他，我叫聂荣臻，在某某旅馆等他，有事要商量。

这一招果然灵验。不久，黄锦辉去旅馆找到了聂荣臻、叶挺。原来，黄锦辉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以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与聂荣臻熟悉。聂荣臻参加北伐后，知道黄锦辉仍留在军委工作。收容安置南昌起义失败后到香港的零散人员，肯定是军委的任务。因此，应该去找黄锦辉。

接上头以后，张太雷找叶挺、聂荣臻谈话时决定：叶挺到澳门去看望妻子，在家中待命；聂荣臻就留在省委军委。张太雷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中央军委的，眼下广东省委军委正缺人手，你留下来合适。军委书记是我兼的，但我太忙，你去以后，军委的日常工作就由你负责。目前，军委的主要任务是两条，一是南昌起义人员的善后工作，一是组织广东各地的工农暴动。

广东省委军委，除了聂荣臻以外，当时有黄锦辉、杨剑英、曾干庭等几个人，事情确实很多，忙得不可开交。于是，聂荣臻又投入了新的紧张战斗。

11月17日，发生了张发奎、黄琪翔为一方，李济深、黄绍竑为另一方，两派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引发的激烈战争。省委有些领导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主张组织广州起义。省委就此开了几次会议，进行讨论。聂荣臻参加了讨论。

会上有所争论。张太雷等主张组织广州起义，在广州竖起苏维埃大旗，以造成全省的大暴动乃至全国的大暴动。聂荣臻、黄锦辉等不同意。

聂荣臻在几次发言中，陈述的意见大致是：南昌起义失败不久，革命正处于低潮。在李济深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广州的革命力量备受摧残，在广州最有威信最有战斗力的省港罢工工人，大部分已经被迫回到香港。主要的工会力量，像机器工人工会，掌握在黄色工会手里，不能指望他们会支持起义。我们能掌握的印刷、汽车司机、人力车工会等，一般力量比较弱。农民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我们能够掌握的有组织的农民力量也不强。学生、市民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情绪大受影响。军事方面，广州周围有张发奎、李济深、李福林的几个军。他们虽然矛盾很大，但一旦我们起义，就会调转枪口，一致对付起义力量。而我方则只有一个教导团和部分警卫团的力量，得不到别的革命军事力量的配合和援助，要想使这样一个大的起义获得成功，在广州组织苏维埃政府，长久坚持下去，到引发全省乃至全国的暴动，取得革命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

会上，还有一种意见是联合张发奎，推动广东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广东革命运动的代表、25岁的德国人诺依曼 (也有译为罗曼、纽曼的)提出来的。他认为，张发奎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李济深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应该联张反李。

聂荣臻和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主观主义的。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已经充分暴露了张发奎的反革命真面目。因此，大家坚决反对诺依曼的主张。

这位被人们称为“毛子”的国际代表，态度生硬，与大家吵了起来。

会议争论的结果，于11月25日形成了广东省委第二十五号通告。这个文件，要求广东各级党组织利用张、李冲突的机会，广泛发动工农暴动，“以联合各地零碎暴动成为广东全省的大暴动，以扑灭此两派军阀，建立工农兵的政权。”“各地农民暴动，要与广州工人联络成夺取全省政权的总暴动。”通告没有明确提出组织广州起义，但已经有了这个意思。

聂荣臻对通告是不太满意的，但认为广泛发动群众，尤其是发动各地的农民暴动，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这是好的。

张发奎为保住刚到手的广州地盘，想借广州工人的力量，顶住李济深重新夺回广州的压力，因此，四处活动，要求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研究所谓“共同保卫广州”的问题。诺依曼在香港碰了壁以后，回到广州，得知这个消息，他的联张思想重又抬头，要广州市委派人与张发奎谈判，再次遭到市委领导的坚决反对，双方又吵了起来。

为解决双方争吵，应广州市委的要求，张太雷紧急赶到广州。11月26日，张太雷、恽代英、黄平等与诺依曼开会，批驳了他的联张思想，同时分析了广州的当前形势，决定组织广州起义。28日，省委拟定了号召广州工农兵群众起来暴动的宣言。宣言里着重讲，张发奎与李济深同样是反革命势力，要求工农兵拿出“以一当万，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决心”，来夺取广州政权。

以后省委将这个宣言连同广州起义计划，上报中央。12月5日，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的报告。于是起义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中央和广东省委已经作出组织广州起义的决定，聂荣臻决心做好起义准备工作。12月5日，聂荣臻与杨剑英一起，由香港到达离别了近一年半的广州。黄锦辉因为兼任广州市委军委书记，所以与曾干庭已提前来到广州。

聂荣臻、杨剑英到达广州后，在珠江北岸的八旗会馆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这里权作军委的联络点，确定由杨剑英留守，以便有事好联系。聂荣臻则忙于参加讨论起义准备工作的会议。

决定起义的大政方针已定，在起义领导人的几次会议上，就经常出现关于起义的方式方法上的争论。

12月6门，在沙面西桥附近的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了省委会议，讨论起支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问题。会上，诺依曼主张抄袭俄国在列宁格勒发动十月革命的做法：先发动工人，组织总同盟罢工，然后形成群众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在革命军事力量配合下，夺取广州政权。

在会上，聂荣臻几次与诺依曼争论。聂荣臻说：中国的情况不同，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从上海的“四一二”政变，广州的“四一五”政变，长沙的“马日事变”，武汉的“七一五”政变等等情况看，反革命分子是多么残忍。如果群众示威游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革命力量进行大屠杀。

诺依曼急躁地说：你居然反对十月革命。

聂荣臻看着这位比他小3岁的国际代表，冷静地说：你不要用大帽子压人，我是说不能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怎么能说是反对十月革命呢？

有人发言说：再说广州的工人阶级现状是已经分裂成为两派，反动的黄色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弄不好，工人内部自己先乱起来了。

诺依曼仍然坚持己见，还说：你们不按我的意见办，如果起义不成功，将来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聂荣臻说：3年前，我到过你们德国，也到过苏联。你们德国的工人阶级组织得很好，他们列队上街巡逻，步伐整齐，只要有武器，就可以成为一支素质很好的军队。我们的工人状况，与你们有很大不同，一来处于革命低潮，组织和受训练的程度，也比你们的工人差得远。我不反对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广泛参加到夺取广州政权的暴动中来。但我坚决主张，这次广州暴动，把我们所能掌握的军队、工人、农民和其他的革命力量组织好，趁夜里敌人戒备松懈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夺取广州政权。这样，成功的把握性比较大。

会场上多数人在发言中，也都说了应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争取暴动胜利的意见。

诺依曼直摇头，还说：你们这是单纯军事观点。

起义在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准备工作。张太雷交给省委军委的任务是：负责各方面的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为工人、农民赤卫队筹备武器弹药。聂荣臻因为不懂广东话，就与杨剑英一起，着重在联络点了解掌握情况，同时协助杨殷筹备军火。黄锦辉、曾干庭则从事联络工作。

12月7日，由张太雷主持，在越华路一家小戏院里，召开了广州市工农兵代表大会，诵过了起义大纲，并决定12月13日举行广州暴动。

由于起义消息泄露，风云突变。12月9日，在上海的汪精卫给陈公博、张发奎等连发3次电报，说广州将有事变，要陈、张等坚决反共，包围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掌握了证据，就进行镇压。同一天，汪又派他的老婆陈璧君紧急赶赴广州，要张发奎不要释放政治犯，尽快解除教导团的武装，以防不测。

12月10日，聂荣臻接到报告说，我们在城外制造的手榴弹，混在米袋子里，在通过城门时，被国民党警察检查发现。接着，警察又去搜查了位于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查出了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储存在那里的武器弹药，米店老板已经被捕。聂荣臻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历史真是无独有偶，当年辛亥革命时的黄花岗起义，也是用的这个办法，把武器弹药混在大米里，偷运进广州，被敌人察觉。我们由于斗争经验不足，方式不密，也被敌人发觉。

米店查出了武器，这就给了敌人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广州即将有起义行动。大安米店确实是我们储存和分发武器的联络站，又是聂荣臻在八旗会馆附近租的那间房子的铺保。米店被查抄，消息传得很快，房东知道了，要求聂荣臻另找铺保。聂荣臻说：我是外乡人，铺保是朋友介绍的，想不到他们出事了，我有什么办法，你叫我另找铺保，一时到哪里去找？聂荣臻看出，房东是想乘机敲竹杠，就给了他50元港币作押金，了结此事。

处理完房东的纠缠，聂荣臻迅速赶到起义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永汉路禺山市场一间杂货店的二楼。他赶到时，张太雷等起义领导人正在紧急磋商两天来发生的情况。聂荣臻补充了大安米店遭搜查的情况。

大家认为两天来的情况是严重的。特别是得到情报，当天张发奎已经密令黄琪翔，紧急调他在前线的部队赶回广州，准备解除教导团的武装，屠杀革命力量。事态紧迫，于是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11日凌晨即行发动，先下手为强。

当天傍晚，叶挺来到总指挥部。他是内定的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因为他的目标太大，为了安全，直到10日才通知他，下午才由香港赶到广州的。聂荣臻与叶挺虽然分手只一个月，但在这紧急关头见面，两人分外激动。叶挺急于了解起义的详细部署。就由起义总参谋徐光英 (此人后来叛变革命)向他作了汇报。

突然变化了的情况，打乱了起义的原定计划，也打乱了诺依曼按部就班发动起义的想法。

总指挥部的这次会议决定：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徐光英等到教导团组织起义，起义发动后，教导团、警卫团的主要任务是攻打军事机关。周文雍负责工人赤卫队的组织指挥工作。工人赤卫队由三千多工人组成，分7个联队。起义发动后，工人赤卫队的主要任务是攻打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党政警和其他行政机关。杨殷负责肃反工作。黄埔军校教导营、农民赤卫队也都作了起义行动部署。聂荣臻则被留在总指挥部，仍负责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进行联络工作。起义的总攻方向是攻占公安局，然后在公安局设立新的总指挥部，起义领导人都到那里集中。

对这样一个起义计划，聂荣臻后来在回忆时说：这个计划显得仓促了些。叶挺刚到，难以了解全面情况和周密部署起义行动。计划对有些大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比如，河南 (珠江以南)的敌人怎么办？有些敌人据点，久攻不克怎么办？对陈公博、张发奎等反动头目怎么办？特别是起义军受到强敌攻击，难以支持时怎么办？这些问题，在会上都没有深入研究，更没有提出解决办法。

开完会议，已经是10日深夜。起义领导人分头行动。张太雷、叶挺等约在11日凌晨2时来到教导团。约3时许，教导团在处决了张发奎的亲信团参谋长朱勉芳以后，于3时30分首先打响了起义枪声。枪声打破了夜的宁静，宣告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正式开始。

起义军进展神速。在月明星稀中，起义健儿们身系红领巾，互称“红带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进步的士兵、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有拿枪的，也有拿大刀长矛，甚至锤子、铁尺等冷兵器的。个个英姿焕发，勇猛无比，分路挺进，捷报频传。

聂荣臻守在电话机旁，电话里不断传来好消息：起义军已经占领了东校场薛岳的司令部，俘虏几百人；起义军占领了沙河的炮兵团，士兵投诚，缴获大炮30门；学兵营已经被我们占领；伪省政府已经占领；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占领；邮电局已经占领；财政厅已经占领……5时许，传来了伪公安局已经被起义军攻克的消息。听着这一系列喜讯，聂荣臻兴奋激动，不断用红笔在一张广州市交通图上标明占领的地方。也有些消息使他忧虑。如有位工人赤卫队联队的负责人报告，他的联队行动困难，进展迟缓。当他在凌晨一点多钟去召集赤卫队员时，有位手车工人说，我们的车子还没有拉完呢！还有的说，我们这里有的党员还不知道马上就要暴动的决定，因此碰到了许多困难。聂荣臻深感，起义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做得很不够。

当聂荣臻得知已经占领公安局，就按原定计划，在晨光熹微中向公安局进发。空气中散发着羊城特有的清香，一路上不断碰到起义的工人、士兵，都兴高采烈。他虽然脖子上也系着红领巾，但仍偶尔有人喝问：“□令!”聂荣臻高声回答：“暴动!”这是张太雷在总指挥部的会议上规定的。于是，对方往往会来热烈握手，或点头致意，或高喊口号，互致祝贺。禺山市场离公安局不远，很快就到了。

聂荣臻赶到时，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已经把新的总指挥部设在公安局二楼，原公安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这里宽敞明亮，桌上电话很多，墙上挂着地图，指挥方便，比禺山市场杂货店二楼那间小屋子要好多了。

叶挺正在地图上标明那些地方已经占领，那些地方正在激战。聂荣臻对叶挺说：“老总，这个我来吧，你去指挥作战行动。”于是，他接过叶挺的笔，又忙碌起来。

到11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市区，除了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军部、文德路第十二师师部、仰忠街第四军军械仓库、潮州会馆第二十六师师部、陈家词新编第二师一部等几处而外，全部为起义部队占领。起义的红旗飘扬在广州市各主要机关上空。公安局门口，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工农红军总指挥部”两块大牌子。广州街上到处是“工农兵联合起来”、“工农革命成功万岁”、“工农兵万岁”、“广州苏维埃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等等标语，口号声此起彼伏，来到公安局的，人人喜形于色。

作为共产党人，为人民革命的理想而发动起义，是激动人心的；经过激战，取得起义胜利，就更激动人心。这一点，在南昌“八一”起义当天，聂荣臻没有体会到，但现在在广州，他深深地体会到了。

总指挥部电话铃声不断，人员进进出出，有报告情况的，有请示问题的，有要求解决困难的。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忙得不可开交。11日上午，最使聂荣臻感动的是，攻占公安局以后，从狱中被释放出来的100多名黄埔军校学生的行动。他们是“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被李济深逮捕后关在伪公安局里的。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人人头发很长，脸色苍白，身体瘦弱。但起义胜利的喜悦，又使他们双目炯炯，精神焕发。这些学生跑到二楼总指挥部，请求分配任务。他们大多认识聂荣臻、叶剑英、恽代英等，因为这几位都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学生们以恳切的目光和语气说：“教官，你们分配任务吧，我们是黄埔学生，懂军事，现在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见到他们如此瘦弱的身体，人们都劝他们先休息调养一下再说。但学生们都是一再恳求。起义军作战，也确实需要他们。所以，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都不得不同意他们的请求。后来，这些学生在作战中英勇无比，许多人牺牲了，其中有六七位竟活活累死在战斗岗位上。情形实在感人。几十年以后，聂荣臻仍深深铭记着这些无畏战士的感人事迹。

起义中缴获了大批武器，有手枪、步枪、机枪、大炮，总数达几千件，还有大量弹药，都集中到了公安局。前来领取武器的赤卫队员很多，连同来看热闹的群众，公安局门前聚集了足有几万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的。……

聂荣臻见此情景，一面高兴，但有些现象又令他担忧。有的赤卫队员，领了手枪，却去拿步枪子弹，有的则领了步枪，却去拿手枪子弹。大部分领枪的人，还在现场问枪怎么个开法。聂荣臻问，谁会使用机抢，领枪的人大多摇头。会使用炮的，一个也没有。他在想，这些起义者，不经过训练，怎么能发挥这些武器的作用呢？由于大批机枪没有使用，大炮几乎都没有用上，这就大大减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一天下来，没有领走的武器弹药仍然很多。它们以后大部分又落到了敌人手里。

起义中的肃反工作也做得很差。聂荣臻看到在公安局的一间大屋子里，关了一百多个反革命分子，但都是些无名小卒。他一问，说是像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黄琪翔、李福林等一个也没有抓到。杨殷是负责肃反工作的，但他又是赤卫队西路总指挥，忙得很，很少见到他。有的肃反队员，把抓来的反革命，就地枪决了。大部分反革命抓来以后就关在那里，无人过问。敌人反攻公安局得手后，这些反革命分子成为最凶残的屠杀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的刽子手。

起义后俘虏的炮兵和步兵约有两千多人，但没有及时有力的教育工作，又不敢放手组织和使用他们。聂荣臻与他们中的有些人说过话，发现他们大多是北方人，雇佣观念很强，又大多出身于劳动人民，实际上是可以争取使用的力量，但没有用上。起义失败后，这些俘虏又被张发奎接收过去，成为反革命工具。

11日中午，有人来向聂荣臻等报告，位于广州北部的广州市的制高点，离公安局不远的观音山，被约一个团的敌人攻占，正向公安局方向袭来。随即听到枪炮声大作。聂荣臻赶紧往外跑，来到维新路北口，看到沿惠爱路南北两侧，起义军与反革命军队正在激战，情况万分危急。他返回总指挥部，向大家讲明了面临的危急局面。他说：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在公安局外面的马路上垒起工事，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公安局里有大批装有大米的麻包，可以用来垒工事。于是，所有的人，有的扛麻包，有的拿起武器，很快在公安局外面马路上垒起了简易工事，抗击敌人。但敌人也很顽强，就是不退。聂荣臻想起了缴获的机枪，问谁会打机枪？一位朝鲜族的黄埔军校学生说，他会。聂荣臻就叫他扛来了机枪，他就站在机枪旁指挥战斗。在街垒战中，机枪是威力强大的武器。它吐着火舌，以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一批批敌人应声倒地。敌人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向北退却。后来，一部分教导团的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员赶到，重新夺回了观音山制高点。

11日早晨6点，张太雷在公安局楼下召开了广州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决定当天中午在观音山南侧的第一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由于上面说的观音山发生了突发事件，会议不得不宣布推迟。

11日下午，战斗呈胶着状态，几个尚未占领的敌人据点，久攻不克。叶挺、叶剑英等亲临第一线指挥，仍未奏效。而敌人正调兵遣将，向广州进逼，珠江中的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配合反革命军队，不断向起义军炮轰。各方面汇集到总指挥部的情况表明，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

晚上，叶挺回到总指挥部。聂荣臻问他战斗现场情况。叶挺忧心忡忡地说：情况不妙，第四军军部、军械处仓库等据点的敌人，凭借坚固的设施顽抗，一时难以攻下，如果我们的大炮多些，火力猛些就好了，如要强攻，牺牲的代价会是很大的。下一步该怎么办？应该赶快开会决定方针才好。

聂荣臻说：是啊，今天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敌人是被打蒙了，只有观音山与长堤天字码头两处，有少量的反击。看来敌人明天的反攻会达到高潮，这是最危险的一天。而且许多入到指挥部来问，开会了没有，意思是在等待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指示。我也认为起义负责人应该赶快开会，确定下一步方针。

叶挺、聂荣臻去找张太雷，张太雷正忙于处理各种问题。听了叶挺、聂荣臻的意见，他同意开会，但说要与诺依曼商量一下，说完，又忙于处理别的事情去了。

经过再三催促，总指挥部的起义领导人会议，在夜里12点以后才开始。

诺依曼在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讨论如何肃清珠江以北广州市区的所有敌人。

当张太雷请叶挺发言时，叶挺说：广州暴动在几个小时内攻下了几十处敌人据点，俘虏敌人2000多，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竖起了苏维埃旗帜，革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但由于张发奎、陈公博、朱晖日、黄琪翔等敌方首脑人物都逃到了河南，他们正调兵遣将，又勾结帝国主义国家在广州的势力，向革命进攻，西江、东江、北江的敌人必定会很快回师广州。为了避免四面受敌，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的厄运，应当趁敌人大军到来之前，把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有组织地分配给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尽快扩大队伍，明天就有计划地撤出广州，撒得越快越好！或者向北，到韶关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五师会合，或者东进海陆丰，与红二师会合。先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再作良图。

聂荣臻接着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叶挺的意见。目前，在军事上，可以说我们已经由进攻转入防御。敌人的第四军军部和军械仓库，久攻不克。敌方却已经在组织反攻，今天中午的观音山争夺战，帝国主义军舰不断炮击长堤一带，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等，就是敌人反攻的信号。黄琪翔已经命令他在西江的部队，全部紧急调回广州，李福林第五军的一个师，薛岳部队的一个团，正由北部向广州迫近，薛岳的新编第二师、缪培南的一个师，正从西、东、南方向逼近广州。他们的进攻，明天会达到最高潮。在这样大的敌人兵力面前，毫无疑问，起义军难以坚守广州。叶挺的意见是上策。

黄锦辉、叶剑英、曾干庭等发言，也都支持叶挺的意见。

诺依曼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声色俱厉地说：革命只能进攻，不能退却。叶挺的主张，是想把起义军拉到农村去当土匪。还说什么，苏联共产党不久要开代表大会，广州苏维埃只要能坚持8天就有重大意义。

张太雷不懂军事，只得听诺依曼的，也附和着说：革命只能够成功，不能够失败。

叶挺、聂荣臻等不好再说话了。

最后，诺依曼确定。12日4时继续进攻第四军军部和军械仓库，肃清长堤的敌人。

总指挥部下达命令的时间已经是凌晨2时多，当时没有可靠的通信联络工具，几乎都是派人直接到有关部队下达命令。所以，实际上这个命令等于零。

12日上午。由于起义军集中了火炮，猛烈轰击第四军军部、敌人丢弃阵地，向珠江南逃跑。但军械仓库仍然没有能攻克。

12日这一天，敌人却在广州北部，广三车站、广九车站、黄沙车站等处猛烈反攻，这几个据点，先后被敌人占领。这就意味着，敌人可以通过广州周围的3条铁路线，迅速调兵，进攻广州。

12日的观音山争夺战，尤为激烈。敌人占领，我们反击，敌人再度占领，我们再度反击，反复争夺，双方伤亡都很大。在总指挥部，整天可以听到观音山方向的枪炮声。

12日中午，张太雷等到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了广州苏维埃领导人名单。开完会，下午2时许，张太雷在返回总指挥部的路上，遭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核心，他的牺牲，无疑是对起义的一个重大打击。

12日傍晚，叶挺、聂荣臻想看看各处战况究竟如何。他们来到财政厅的天台制高点，在夕阳西下的暮色苍茫中，看到观音山有大队敌人已经绕过我们坚守的阵地，向总指挥部方向袭来。珠江以北市区，到处火光冲天，有些地方，已进入巷战。

总指挥部危在旦夕，起义军危在旦夕！

聂荣臻对叶挺说：老总，这个局面怎么办？

叶挺：不接受我的意见。我有什么办法!

聂荣臻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了，再坚持下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必须马上撤退，否则起义军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撤退的方向，去韶关太远，又是沿铁路走，敌人追来容易，还是去海陆丰好。

叶挺没有吭声。聂荣臻深知，叶挺是因为受了批评，不好表态了，但他是不反对撤退的。

在叶挺、聂荣臻商谈撤退问题的同时，黄平等也在总指挥部开会。黄平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当他黄昏回到总指挥部时，没有看到任何负责人。有人告诉他，叶挺、聂荣臻到财政厅观察战况去了，已经有敌人冲到观音山下来了。于是，黄平匆忙中召集人研究了个撤退计划，大体是：当晚起义部队向东山退却。1.西关部队先撤；2.长堤一带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再撤；3.总指挥部附近部队当晚12时前撤完；4.在12时之前，观音山的部队要向敌人猛攻，以完成总的掩护任务，再撤往东山。计划还没有拟订完，总参谋徐光英慌慌张张跑来对黄平说，敌人15分钟就可以冲到这里，非军事人员快走，部队的撤退由我负责。

可实际上在黄平等走以后，徐光英也立即走了。

聂荣臻赶到总指挥部时，在门口碰上恽代英、陈郁。他们问聂荣臻，怎么指挥部里什么人也不见了？聂荣臻说，现在敌人四面向广州进攻，观音山敌人来势很猛，我们必须马上撤退，我已经跟叶挺说过，他没有表示反对。指挥部没有人了，就由我们军委来下达撤退命令，你们赶快离开吧。说完，聂荣臻进入指挥部，见确实没有人。以后他辗转找到黄锦辉，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确定命起义部队都立即撤退，到黄花岗集中，然后经花县去海陆丰。聂荣臻去通知教导团，因为他不懂广东话，又不熟悉市区交通，教导团比较集中，容易通知到。黄锦辉去通知赤卫队。

聂荣臻到四标营教导团团部，找到了起义时被任命为教导团团长的李云鹏。告诉他把教导团集中起来，到黄花岗集中后，经花县向海陆丰撤退。聂荣臻清楚记得这一幕。几十年后他回忆说：“我到教导团，碰到了当时的团长，名字忘了，是河南人，保定军官学校的 (这都符合李云鹏的特征)。我对他说，现在情况紧急，再坚持下去已不可能，总指挥部命令立即经花县向海陆丰撤退。”

下达完命令，聂荣臻由四标营往八旗会馆方向走，因为那里还有杨剑英。一路上，碰到了起义部队，他就通知他们撤退。

下半夜，当他来到长堤时，长堤已经被反革命分子占领。但仍到处枪声不断，这是反革命在屠杀革命者和人民群众。敌人还不断狂呼，杀“红带友”，杀共产党。聂荣臻赶紧把脖子上的红领巾取下，掖到内衣里，不走大街串小巷。一次他碰到商团搜身。名日搜身，实际上是抢掠，把他身上值点钱的东西，像钢笔、手表等全部抢走了。敌人问聂荣臻是干什么的？他就是不吭声，任凭他们搜，因为不会广东话，一吭声就可能遇害。

到了八旗会馆附近租住的房子门前。天还没有亮。他没有叫房东开门，怕引起怀疑，就坐在楼梯口挨到天亮。房东开门后，聂荣臻大大方方地上了楼。房东问，你起得这样早呀？聂荣臻回答，是啊，整夜打枪，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看。

见了杨剑英，聂荣臻把详情告诉了他。他们商量，现在不能马上走，敌人在交通要道，轮渡码头等处搜查正严，待过几天后再说。

12月16日，广州街面比较平静了，聂荣臻化装成商人，回到了香港。此后，黄锦辉、曾干庭、杨剑英等军委成员，也先后回到香港。

广州起义失败不久，李立三到香港主持广东省委工作。12月下旬，他要聂荣臻到韶关去通知朱德，赶紧率第二十五师向湘南转移，不要再停留原地，因为他们原定是要参加广州起义的。聂荣臻赶到曲江，得知朱德已经率部向粤北转湖南，即回来复命。李立三又要聂荣臻经花县等地去追赶教导团，通知他们向海陆丰撤退。聂荣臻对李立三说：是我通知的教导团，要他们向海陆丰撤退，任务很明确。这个安排，是我向叶挺提议的，他没有表示反对。因此，没有必要再去通知。再说，这一路是起义部队撤退的主要路线，敌人必然戒备森严，我又不懂广东话，路上遇到盘查，不是太危险了吗？李立三就又改派黄锦辉去执行通知教导团的任务。结果，黄锦辉在途经花县时，被敌人逮捕而牺牲。

李立三不久又要周文雍等去广州市，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以表明共产党的力量依然存在。聂荣臻曾向李立三提出，周文雍在广州是“红得发紫”的人，最好暂时不要派他去广州。但李立三不接受。周文雍长期在广州领导工人运动，敌人对他很熟悉。这一去，无疑是虎口送肉。结果，周文雍到广州后不到一个月，就与以妻子身份掩护他的陈铁君，同时被捕，不久壮烈牺牲。周文雍与陈铁君本来不是夫妻，只是革命战友。在就义前，他们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极为悲壮感人。

广州起义，高举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大旗，使苏维埃旗帜在广州上空飘扬了两天多。但这场起义，又像事先预料的那样，在优势敌人压迫下，起义行动失败。被害革命烈士达5700多人。这样的一场大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伟大的意义与惨痛的教训同时并存。

聂荣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革命战争中的一代名将，正在斗争实践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