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将帅之路“将之情”》

聂荣臻夫妇的悲欢离合

199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周均伦

1928年4月，聂荣臻与张瑞华在香港结婚。1930年9月，他们毕生唯一的女儿聂力(小名丽丽，学名聂丽)，在上海呱呱坠地了。从此，聂荣臻、张瑞华、聂力，在特殊的环境中，以他们的特殊经历，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家庭。

其所以特殊：一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始终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生活；二是张瑞华、聂荣臻，1931年到1936年，分别了5年之久，奇迹般地在预旺堡重逢；三是聂力1岁多点离开了聂荣臻，3岁多点就随张瑞华蹲过英国人的监狱，5岁时孤身一人留在上海，在艰苦颠沛的环境中活了下来；四是分散了10多年之后，全家人在张家口重又团聚。这个特殊家庭，除了具有悲欢离合的强烈感情色彩而外，他们的命运，又与中国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因为张太雷牺牲，1928年1月，聂荣臻在香港正式就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收容安置广州起义失败后来到香港的幸存者；开办训练班，组织两广各地从事工人农民运动的党员干部学习。他经常到训练班讲军事课。张瑞华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也来到香港，担任广东省委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之间，为党的秘密机关传送文件。

1928年，聂荣臻已经29岁，香港环境相对稳定，他开始考虑物色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恰在这时，张瑞华来到了他的身边。

一天，聂荣臻听到轻轻的叩门声。这声音符合秘密工作的联络暗号。他去开门，见到的是位眉清目秀，中等身体，短发齐耳，留海齐眉，穿着入时 (秘密工作掩护身份的需要)的女士，她就是张瑞华。

待张瑞华送完文件离开后，聂荣臻开始回想思索他对张瑞华的印象。张瑞华，河南省信阳人，1909年生，比聂荣臻小10岁。1926年，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北上，她倍受鼓舞，毅然告别就读的信阳女子师范学校，来到武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聂荣臻第一次见到张瑞华，是1926年冬，在武昌中和里驻军委机关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上。初次接触，对这位端庄秀丽、满口河南腔的女学生，聂荣臻就留下了坚强的中国新女性的美好印象，以后几次接触中，不断加深了这个印象。广州起义中，聂荣臻在总指挥部再次见到张瑞华，对她坚持请求参加危险性很大的肃反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晚年，聂荣臻一次在谈到张瑞华时说：“在封建主义影响还相当普遍的大革命时期，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背井离乡，投笔从戎，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这次在香港再度重逢，思索的结果，聂荣臻决心试探一下张瑞华的态度。

有一次，张瑞华到干部训练班送文件，聂荣臻刚上完军事课。一见面，聂荣臻说：

“瑞华同志，什么时候有空，我想找你谈谈。”

“行，聂军委(当时党内都习惯地称呼军委领导人为‘军委’，前面冠以姓字)有什么指示，随时找我。”张瑞华不知道聂荣臻要谈些什么，因为是上级，以为有什么任务要交代，说完，没怎么在意，转身走了。

过了几天，聂荣臻来到张瑞华住处。

“今天你有时间吗？我们谈谈。”

“今天不行，我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

“那好，明天我再来。”听说是执行任务，聂荣臻就走了。第二天，他又去了。

“今天有时间吗？”

“今天有时间。”

“瑞华同志，我在武汉时就认识你，以后在广州暴动中又碰到你。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勇敢。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如何？”说完，聂荣臻以热切的目光，期待着回答。

刚满19岁的张瑞华，单身一人，一听这话，知道不是谈工作问题，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低下了头。

“我对你印象不错，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能不能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你考虑考虑，过几天回答我也可以。”聂荣臻见对方没有拒绝，就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企待，但又给对方留有余地。

张瑞华满面通红，沉默片刻之后，低声回答：“那好。”

聂荣臻走后，张瑞华的思想像开了锅一样，问题来得这么突然。于是像过电影，一幕幕地回忆聂荣臻的形象。

第一次在武汉见到他，细高个，长方脸，由于过分忙碌，神态略显疲倦，但双目炯炯有神，着装整洁，一看就是位有文化的儒雅军人。那次见面，他太忙，打个招呼就走了。以后在收回武汉英租界的斗争中，在反对许克祥等反共阴谋的斗争中，又几次在中和里见过他，印象是，工作热情严肃，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但待人亲切。广州起义中，在总指挥部受领任务时，感到他处事果断，有条不紊。尤其是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她押送几个反革命来到总指挥部，听到北面枪声密集，在离总指挥部不远的维新路北口，看到聂荣臻站在由米袋堆成的沙包后面，双手拤腰，正指挥一位机枪手，不断用密集的机枪子弹射向敌人，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无法前进，他神态威严，一动不动，终于在别的起义部队配合下，重新夺回观音山阵地。这种英勇作战精神，给她以难忘印象。

回忆，使张瑞华得出结论，聂荣臻对革命事业忠诚，值得信赖，可以委以终身。

两天后，聂荣臻再次问她时，得到肯定的回答。

1928年4月，聂荣臻与张瑞华，在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相互信赖的基础上，经组织批准，成为夫妻。

这种结合，没有任何仪式，从党组织批准之日起，他们把各自的简单行李合到一起，就算结婚了。

聂荣臻、张瑞华在香港的生活相当艰苦。每月生活费，聂荣臻15元，张瑞华7元。这么一点钱，只能过拮据的日子。

聂荣臻以记者身份掩护工作，需要穿得像样些，但实际上只有一套西服，一件白衬衫。香港天气热，每天回家，大多是浑身大汗，张瑞华赶紧给他洗，好晾干了出去时再穿。在家里，聂荣臻经常只穿一件背心，几乎没有换身衣服。

为了安全，张瑞华经常以阔太太的身份作掩护，去各地送文件，需要穿得更好些。但实际上只有两件合身的旗袍，轮换着穿，在家的时候，穿着上她也是捉襟见肘。

吃的方面，虽说三餐不愁，但也只能粗茶淡饭，吃饱算数。为了使聂荣臻吃得好些，有利健康，张瑞华千方百计学习做饭，调剂伙食。但就那么一点钱，能做多少好吃的。每当张瑞华面有歉意，聂荣臻总是安慰：“没有关系，你做的饭菜可口，比我自己做饭吃强多了，要不，多加些辣子就行。”

3月中旬，周恩来来到香港，代表中共中央，重新对广州起义问题作结论，纠正了李立三大批处罚干部的错误做法。

其间，得知聂荣臻结婚，周恩来赶到聂荣臻住处祝贺。张瑞华准备了些饭菜，三个人边吃边谈。

在谈到李立三的错误时，聂荣臻说：“两个多月前，他把周文雍同志派到广州开展群众工作。周文雍长期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几乎家喻户晓。广州起义刚过去。敌人正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结果周文雍一到广州，没几天，就连同为了掩护他而以妻子身份陪他同到广州的陈铁君同志，一起被捕。就义前，当众宣布举行‘刑场上的婚礼’。他们本来是假夫妻，现在来了个假戏真做，从容就义。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前些时我到广州去送文件，住在东山熊天春大姐(熊是张瑞华武汉军校时的同学，共产党员)那里，她也详细地对我说过这件事。我们两人还为此哭了一阵子。听说广州报纸上详细刊登了这件事。”张瑞华补充说。

聂荣臻越说越激动，从一本书里翻出一张报导此事的剪报，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剪报也很激动。

三个人相对默然，有几分钟没有说话。这是对战友最真诚的默哀与思念！

周恩来起身告辞。聂荣臻送别回来后，拿起那页剪报，仍在沉思。直到1979年春，他回忆起此事，在3月30日的《参考消息》上，用哆哆嗦嗦的手，写下了“寓爱情于忠诚、勇敢、热忱的革命活动中”。要秘书把这句话转告给拍摄《刑场上的婚礼》电影剧组。可见他对此事的印象之深。

聂荣臻、张瑞华在香港经常遇到危险。

一天，聂荣臻在电车上碰到了叛徒。隔着人群，叛徒还跟他点头打招呼。聂荣臻一看不妙，为防叛徒跟踪，他趁电车上坡速度放慢时，没等到站，就跳下了车。可跳车时把脚扭伤了，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张瑞华见状，问明了缘由后说：“唉，现在是革命低潮，叛徒，特务横行，可得小心。”这是对丈夫的安慰，也是在告诫自己。

聂荣臻说：“最可恨的是叛徒。碰到特务，只要机警些就可以摆脱。至于警察，他们穿的大皮靴，与一般人走路的声音不一样，听脚步声就可以预防。或走或停止活动，有警惕就行。叛徒不一样，他认识你，机警也好，警惕也好，不采取特殊措施是跑不掉的。”

张瑞华点头同意。他们在共同总结地下工作的斗争经验。凭着机警与警惕，他们多次化险为夷。

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即使是夫妻，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告诉对方的，问了也不会说。可有时也有例外。

1929年“五一”劳动节过后不几天，聂荣臻对张瑞华说：“我要到上海去一下，几天就回来。”

“能不能告诉我，去干什么？”

“五一”那天，根据中央指示，要组织示威游行。这件事的总指挥是邓发同志(香港市委书记)，省委要我也到现场去协助组织这次活动。我早早到了现场，见三三两两来的多是党员骨干或省港大罢工的积极分子，几乎没有群众来参加。这是革命低潮的反映。我对邓发说，这次活动应该取消，否则一旦游行，我们的骨干力量就会被一网打尽，港英当局再没有比这便宜的事情了。邓发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停止了这次活动。但这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他说取消游行的意见是我提的，要我到上海去向中央说明情况。“聂荣臻所以回答了张瑞华的提问，因为事情已经过去，无需保密。

不到一个星期，聂荣臻回来后对张瑞华说：“我到了中央，要求向李立三汇报。他不见我，要向忠发(当时是党的总书记，1931 年6月被捕后叛变)跟我谈话。我汇报后，向忠发说我是‘临阵脱逃’，好大的一顶帽子，真是岂有此理。我对向忠发说，打仗有进攻，也有退却，要根据情况来定，只讲进攻，不讲退却，就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员。他是个工人，说不出什么道理，我们吵了一通，不了了之，就回来了。“

几个月以后，聂荣臻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海陆丰的丰顺山区去巡视工作，离开香港20来天。他在那里帮助中共东江特委整顿了组织。部署了秋收斗争。东江特委的地址，军事实力，活动部署等，都是保密的。因此，这次活动，他始终没有告诉张瑞华。张瑞华也没有问过。

1930年刚过完春节，聂荣臻接到通知后匆匆来到上海。军委书记周恩来向他交代的任务是：中央发现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决定将他调到中央审查。聂荣臻、贺昌、陈复调天津，接替张慕陶，开展顺直地区党的工作。新组成的顺直省委，由贺昌任书记，聂荣臻任常委兼组织部长，陈复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张瑞华也调顺直省委，仍担任机要交通员，与聂荣臻同行。

过了几天，张瑞华提着她与聂荣臻的全部家当，一个提包和一个藤条箱，乘轮船来到上海，聂荣臻赶到码头去接。他们在上海住了两天，就乘轮船向天津出发了。

轮船发出“呜呜“的几声长鸣之后，驶离上海，由东海进入黄海，以后又进入渤海，向天津驶去。

开始时风平浪静，晴空万里，碧蓝的海面与蓝天混成一色。成群的白色海鸥，围绕着轮船翱翔。旅客们兴致很高，大多来到甲板上，观赏大自然的美好景色。聂荣臻与张瑞华也来到甲板上，手扶栏杆，面向大海，尽情领略着这壮丽风光。船越往北行，海水的颜色越来越黄，风也越来越大，在有些海域，真可谓汹涌澎湃，浊浪滔天。甲板上的旅客越来越少，围船飞行的海鸥也逐渐减少。但有些海鸥，仍迎着风浪，展翅搏击，紧跟着轮船前进。聂荣臻与张瑞华很喜欢这些一往无前的海鸥，决心像它们一样，在人生的旅途上为革命事业拼搏。

入夜，张瑞华在船舱内呕吐得厉害。聂荣臻关切地问：“怎么回事，是不是晕船了?”

“我本来不晕船，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从来没有呕吐过。这次由香港到上海，在船上就呕吐过几次，可能是肚子里的小东西在闹腾了。”

“什么，什么，你怀孕了！”

“我感到与晕船的呕吐不一样。”

聂荣臻喜形于色，对妻子照顾得更周到了。

两天后，他们到达天津，住在马场道丰云路15号，这里属日租界。

聂荣臻到天津后不几天，贺昌、陈复也先后到达。他们3人找张慕陶谈话，告知中央的决定。张慕陶说，他也已经接到通知，调他到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交接工作很顺利，中央交代的主要任务完成了。

“顺直”是个老名字。顺直省委领导地下党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正因为工作范围这么广，不久，中央决定，将顺直省委改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

聂荣臻在北方分局中分管各地党的组织工作，同时也从事工运和兵运工作，以“记者李先生”作掩护。张瑞华化名陈洁云，也称李太太，经常到省的党和团的秘密机关去送信。

4月中旬的一天，聂荣臻对妻子说：“我有事出去一下，两三天就回来。”3天后，他回来了，脸上手上都是黑的，一身煤灰。张瑞华问是怎么回事？聂荣臻说：“我去了唐山，好险哪！一是住在一位煤矿工人家里，他是个党员，好心，临上班前，给炉子里加了不少煤，怕我受冷，结果煤气中毒，就我一个人，好不容易爬下炕，开了门，才幸免于难。二是我发动煤矿工人罢工，被敌人发现了，布置要抓我。当时我在食堂混在工人中吃饭，见门口几个身上背着枪的彪形大汉进来。一位工人悄悄告诉我，快走，他们是来抓你的。果然等我出了食堂后门，就听里面有人大叫，谁都不许动，要一个个搜查。所以我就这样回来了。”

几天后，聂荣臻又去了北平，回来后对张瑞华说了个“糊里糊涂进去，糊里糊涂出来”的故事。

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准备“五一”节时散发的传单稿，送到秘密印刷所去印，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他，因为穿得很破旧，以为是小偷，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也把他当成小偷，没有问，打了他一顿。关了一夜，第二天就叫他“滚”。写好的传单还在身上，一搜身他就完了。他碰到我，说了事情的经过，还把传单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老兄，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

张瑞华的妊娠反应口益加重。一次，夫妻俩去商店买东西，张瑞华突然头晕呕吐。聂荣臻赶紧上前扶住，又叫来人力车，一起回到住所。从此，聂荣臻外出时间长些，就托房东太太帮助照顾，因为双方相处融洽，房东太太对张瑞华的照顾很周到。聂荣臻常说：“做地下工作，社会关系很重要，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掩护，我们才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开展工作。”这是经验之谈，也是革命真理。

“五一”节刚过，贺昌通知聂荣臻：“中央决定调你到上海，另有任务，你交代一下工作尽快走。”

“那张瑞华呢？她目前妊娠反应还挺厉害。”

“既然这样，为了安全，你以记者外出采访为由先走，她等身体好些以后再去。”贺昌回答。

聂荣臻时刻惦念着张瑞华的身体，临走，又向房东太太嘱咐了一番。半个月后，张瑞华呕吐反应有所好转，也乘车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聂荣臻受领的任务是，到 “中央特科”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

“特科”是中央重要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当时的领导人是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中央发现顾顺章虽出身工人，但流氓习气很重，借工作的特殊性，生活日益腐化。调聂荣臻去，是为了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但顾顺章不听这一套，为了为难和考验这个知识分子，他专门派聂荣臻去执行处决叛徒、特务的工作任务。聂荣臻没有畏缩，但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

张瑞华回忆说：“荣臻从事特科工作，是我没有生聂力以前。他每天凌晨5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点钟，有时是两三点钟才回来。我5点以前就要搞好吃的，当然，吃得很简单。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他夜里多晚回来，我都不能睡，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脚步声停了，按约定的暗号，轻轻敲几下，知道没有意外情况，再开门让他进来，天天如此，提心吊胆。”

捕捉、审讯和处决叛徒、特务，确实很危险，因为专政工具都在敌人手里，我们要搞掉叛徒、特务，敌人也千方百计要捕捉我们。尤其是抓叛徒，这工作最危险，无异于虎口拔牙。因为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不容易，想方设法予以保护，我们稍一疏忽，自己就有牺牲的可能。

所以每次出去，聂荣臻总是对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时分，我还不回来，事先又没有说明，那就意味着我出事了，你得赶紧搬家。”

在特科工作三四个月，聂荣臻、张瑞华就是过着这样紧张的生活。

1930年8月中旬，周恩来将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重新作他的助手。

调到中央军委，聂荣臻、张瑞华搬到了马斯兰路。这是军委机关的一个点，与欧阳钦夫妇住在一起。

9月，聂力来到了人间。

临产的前一天，张瑞华还在操劳。那天，周恩来约陈赓到聂荣臻家里研究工作。张瑞华又是炒菜，又是做饭，忙了一大阵，准备好了饭菜，周恩来，聂荣臻、陈赓边吃边谈。他们谈话时，张瑞华又到门外“望风”。吃完饭，聂荣臻和客人都走了。

张瑞华收拾完碗筷，感到阵阵腹痛，盼望着聂荣臻快些回来。

他回家时已经是午夜了。

“今天可能要生了，吐子痛得厉害。”

“那就赶快到医院去，明天我还有事，不能陪你，等任务完成了我再去看你。”

聂荣臻关切地对张瑞华说。说完，他到外面雇了两辆人力车，一前一后，送张瑞华到一家美国人办的慈善医院，住进了产房。

第二天，张瑞华生下了聂力。这是一次极大的痛苦经历。张瑞华难产，医院不得不为她做了剖腹产手术。

这天，聂荣臻没能抽出时间去看望，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代劳。到第三天，聂荣臻来到医院，看到产后身体虚弱的妻子，他歉意地说：“这两天实在太忙，没能来看望你们，好在听蔡刃香同志说，虽然你做了剖腹产手术，但你们母女平安，我也放心了些。”

“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嘛。”张瑞华反而安慰他。

聂荣臻又把目光投到女儿身上，看到她脸蛋红彤彤的，安静地躺在母亲的怀里。他笑了，俯下身子亲亲聂力。

“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增加营养。”可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他实在是太忙了。

张瑞华理解地点点头，看着聂荣臻诚挚关切的目光，她感到极大的幸福和安慰。

当天，蔡刃香送来了红糖、鸡蛋和两袋奶粉。

一周以后，聂荣臻把张瑞华、聂力接回家，仍请蔡刃香代为照料。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日夜忙于党的事业。

产后，张瑞华一滴奶水也没有，只得坚持用牛奶喂孩子。开始，聂力老是哭，但做地下工作，根本无法请奶妈，一请人，就保不了密。聂力哭得厉害了，白天主要靠张瑞华抱着哄，晚上，奔忙一天的聂荣臻，就抱着聂力，在室内走来走去，一直拍到孩子睡着。10多天以后，孩子总算养成喝牛奶的习惯了。

“聂力是喝牛奶长大的，不过小时候身体倒还结实。”张瑞华说这话的时候，虽有歉意，但也有自豪。

由于上海白色恐怖比香港严重，工作保密要求比香港更严。不该让张瑞华知道的事，聂荣臻绝对不对她说。没有聂力以前，聂荣臻有时找入到家里谈工作，张瑞华就离家到室外转悠，兼做“望风”的工作。现在有了孩子，就不便这样做了，她有时只得用被子捂着全身。聂荣臻则尽量小声与别人说话，使张瑞华听不到。张瑞华出去送文件，也从不告诉聂荣臻有关情况，只是简单说一下，出去执行任务，大体什么时间回家。聂荣臻夫妇就这样自觉地维护着党的保密纪律。

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聂荣臻、陈郁、陈赓等7人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

从此，聂荣臻的工作更忙了。张瑞华也更累了，既要照顾几个月的孩子，又要照顾好聂荣臻的生活，有时，还碰到些意外的事情。

2月17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刘伯承、邓颖超到聂荣臻家过年。邓颖超很喜欢孩子，尤其喜爱小聂力，见了总要抱抱逗逗。这次来，聂力正躺在摇篮里，手里拿着玩具乱摇晃。邓颖超兴冲冲地直奔摇篮，抓住就推，没注意摇篮旁放着马桶，一推把马桶推翻了。

这可闯下祸了，聂荣臻家住二楼，马桶里的尿液顺着楼板缝隙直往楼下流淌。楼下房东家正在祭祖，求神灵保佑一年平安。

“李太太，李太太，你们上面在干什么呀？尿屎都流到我们神仙桌上来了！”房东太太尖着嗓子喊。

张瑞华赶紧跑到楼下，对房东一家直赔礼道歉。

“实在对不起，因为家里来了客人，人多，不小心，把玛桶弄翻了。”

“这可多么不吉利啊，大年初一，出了这种事情!”

“这详吧，我来向你们祖宗赔罪。”

说罢，张瑞华往香炉里添了几蛀香，又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把桌上、地上有尿液的地方擦干净，一场风波才算了结。

张瑞华回到楼上，邓颖超、刘伯承、聂荣臻舒了一口气。

新中国成立以后，每当刘伯承、邓颖超见到聂力，经常提起这件事。

这次事情发生后不久，聂荣臻一家搬到了西摩路西摩里，与李富春、蔡畅夫妇住在一起。这是一栋小洋楼，周恩来、邓颖超等常来这里。他们经常以打麻将作掩护，开会研究工作。这种时候，张瑞华的主要任务就是“望风”。她到阳台上，装作晾晒衣服，或搞卫生，或逗聂力，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动静，一有异常情况，立即告诉正在开会的人。

1931年4月，聂荣臻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时被捕。被捕后他立即叛变。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负责特科日常工作，熟悉党内情况，中央各种机关、中央许多领导人的住址，党内秘密工作的活动方法和联络暗号等，他都一清二楚。他恶毒地向敌人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情况是极其严重的。所幸，这个重要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得，他及时转报中决。

“顾顺章叛变了，你要立即搬家，去哪里，由组织安排，我这几天回不来，以后会去找你们的。”聂荣臻对张瑞华说完，就急冲冲走了。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立即行动，分头以最快的速度，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等党的各种机关全部搬了家，转移了党的主要负责人的住处，并加强了安全保卫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转移或撤离可能成为顾顺章搜捕目标的干部，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一切关系，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于采取了这些紧急措施，使国民党的阴谋落了空。聂荣臻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

张瑞华、聂力由一位地下工作同志带领，搬到虹口区提篮桥一个小阁楼上住下。这种小阁楼上海人叫“亭子间”，面积很小，但不引人注目。提篮桥监狱，是有名的英租界关押犯人的地方。聂荣臻他们的住处离这所监狱不远，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去处。

两天后，聂荣臻回家了。为了躲避敌人的侦探，中央和军委一时都停止了活动。聂荣臻有好几天没有出门。

到6月份，军委又恢复了活动。以后，聂荣臻在朱瑞的协助下，组织共产党员王超、袁血卒等打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争取有起义愿望的该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了共产党。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第二十六路军1.7万官兵于1931年12月发动了宁都起义。6月，聂荣臻又与刘仲华等一起，通过邓宝珊，与国民党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取得联系，以后吉鸿昌参加了共产党。

但总的说，白色恐怖严重，聂荣臻每当外出，就对张瑞华说，我过了几点不回来，就说明出事了，你要立即搬家。有次，聂荣臻在南京路上碰到一个叛徒，他立即机警地混入人群，叛徒紧追不放。南京路上大商店多。聂荣臻进入这家商店，又转入另家商店，终于把叛徒甩掉了。

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又很快叛变。上海的秘密工作日益困难，尤其是像聂荣臻等一些领导人，活动更加困难。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央决定，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逐步向中央苏区转移，聂荣臻也是要转移的对象之一。

尽管环境日益艰险，周恩来、聂荣臻等坚信，中国革命必将最后胜利，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12月上旬，周恩来在去中央苏区之前，与邓颖超一起，到聂荣臻家吃了顿辞行饭。

张瑞华知道周恩来喜欢吃红烧狮子头和饺子，那天特意买来了虾仁、鸡腿、冬笋，包三鲜饺子吃。晚上周恩来、邓颖超如约而至。聂荣臻提前半小时回家，帮助张瑞华忙碌。煮了一锅饺子，有的饺子还煮破了。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先吃好的，再吃破的，最后把饺子汤也喝光了。周恩来边吃边说：“真好吃，真好吃，等于过了一个年，难忘得很哟。”直到八十年代，过了半个多世纪，邓颖超每每见到张瑞华，仍在称赞那顿饺子真好吃。

12月，聂荣臻也将离开上海。这时，聂力已经一岁多，非常聪明，和爸爸十分亲。每当聂荣臻出门，一穿外衣，她就牵着妈妈的手，要求从衣架上把爸爸的帽子取下来，然后用她的小手把帽子递给爸爸，一直送到楼梯口。每当聂荣臻回家，她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就赶紧跑到门口，一手接过爸爸的帽子，一手拉着爸爸。这时候，聂荣臻总要把她抱起来亲亲，或逗着她玩。

1931年12月下旬初，聂荣臻告别妻子、女儿，登上轮船，离开上海。年底，他顺利抵达中央苏区，开始任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任红一军团政委。从此，聂荣臻转战于中央苏区，先后参加了东征漳州，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等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1934年10月，他参加了史诗般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真可谓马不停蹄，身经百战，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张瑞华因为孩子太小，行动不便，组织上决定她留在上海。聂荣臻走后，张瑞华在上海受了许多苦。夫妻分离，令她心烦意乱。开始聂力成天哭喊着要爸爸，更使她倍感凄凉。1932年春，她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秘密机关，仍做机要交通工作，又要完成工作任务，又要带孩子，使她累出了一身病，头痛，失眠，胃病，接锺而至。1933年秋，张瑞华被调到中共中央开碰头会的秘密机关工作，使她经受了最大的一次苦难。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机关遭破坏，张瑞华被捕，带着三岁的聂力，被关进了英国人的提篮桥女监。

敌人威逼利诱，严刑审讯，张瑞华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农村妇女，带孩子来上海找丈夫的，偶然的机会，住进了那所房子。敌人审不出别的口供，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关押了一个月以后，将母女俩放回原住处，严密监视。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趁敌人监视松懈之机，张瑞华抱着聂力，机警地逃离了虎口。

以后她被安排到位于上海浦东的党的地下印刷厂做装订工，兼做党支部的工作。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组织上决定张瑞华去陕北与聂荣臻会合。她用了近10个月的时间，转道天津，西安等地，于1936年7月到达陕北。

8月，她赶到陇东黄土高原的甘肃省预旺堡，与聂荣臻见面了。

一对恋人，5年分手，音讯极少。一个是几乎天天处于战火纷飞，出生入死的环境，一个是战斗在白色恐怖严重，随时都有遇难牺牲可能的地方。他们的会面，感情上的酸甜苦辣是可想而知的。

聂荣臻紧握张瑞华的手，仔细端详着。

“你来了，一路上有很多危险吧？”他的眼神中充满着体贴关怀之情。

张瑞华是个坚强女性，但是此时此刻，禁不住热泪滚滚。半晌才说了一句：“嗯嗯，你好罢。”显然是答非所问。

久别重逢，在一阵感情上的激动之后，他们终于进入滔滔不绝的倾诉，话题主要集中在女儿聂力身上。

聂荣臻说：“自长征以来，一切音讯都断绝了。我经常想念你们，这种时刻，就拿出你寄来的丽丽照片，看了又看，不知看了多少遍。”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他珍藏着的聂力照片，递给张瑞华，然后补充说：“起先，我经常把照片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留下了许多汗渍，容易变黄，所以我把照片放在皮包里，但仍然时刻随身带着。”

张瑞华接过照片，照片确已发黄变色。这张两寸全身照片上，一岁多点的聂力，站在公园草坪上，带着稚气的眼神，凝视前方。

“噢，我记起来了，这是你刚离开上海时，为了安慰你的思念之情，专门到公园照的照片，你还真有心。”随后张瑞华谈到聂力的情况时说：

“我出去送文件，经常把她带在身边。她很乖，从来不闹。有时候带着她不方便，就只得把她反锁在家里，给她些玩具，我回来时，她还在那里玩。”

“你说你被捕时，丽丽也跟你蹲了监狱，她不闹吗？”

“在监狱里，有几个冒充共产党员的女特务，跟我们母女俩住在一起，她们总找机会跟丽丽说话，想从孩子身上套取点情况。丽丽很懂事，从不理她们。我们在狱中的生活极苦。饿极了，丽丽就喝两口连大人都难以咽下去的野菜粥，她不哭也不闹，真懂事。”

“你这次把她带来就好了，在保安 (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就有不少孩子。”聂荣臻说。

“逃离敌人虎口以后，曾有人劝我，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免得她跟我担惊受怕。我不干，一来孩子很懂事，二来我要对得起你呀！临离开上海，我向毛齐华同志 (当时党组织负责人，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1997年3月逝世)提出过带丽丽来的要求。他说，你一个人行动方便些，因为当时你正东征，我是到陕西还是到山西与你会合，都没有定，我又是以阔太太的身份掩护行动的，带个孩子，没有佣人就不合适。所以他确定把孩子留在上海。”

听了张瑞华的这席话，聂荣臻直叹息，他为女儿的命运担忧。

张瑞华只在预旺堡住了三四天。聂荣臻略有歉意地对妻子说：“中央指示。要我率领先遣支队，继续西进，去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来陕北会师。你就先回保安去吧。”

就这样，夫妻俩又匆匆分离了。

这三口之家的最后团圆，是1946年4月在张家口实现的。

张瑞华离开上海以后，10多年来，聂力在上海的遭遇，充满了苦难与艰辛。她被寄养在上海嘉定县农村毛齐华的家里。毛家孩子多，生活很苦。聂力从小挖野菜，干家务活，还要照顾比自己小的孩子，经常忍饥挨饿，艰辛度日。稍大一点，她就进了位于嘉定的嘉丰纱厂当了童工，备受资本家、工头的种种压迫剥削。

1938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曾派入到嘉定找到了聂力，要把她带到延安去。但聂力怕上当受骗，被拐卖，坚持要爸爸妈妈来接她才走。就这样，错过了一次机会。抗战胜利后，利用国共和平谈判的时机，周恩来再次要上海地下党，通过毛齐华找到了聂力。这时，聂力已经15岁多，有了较好的判断力，看来人不像是骗子，就跟着他，辗转到了北平，见到了叶剑英。叶剑英拿出一张聂荣臻的照片，对聂力说，你爸爸妈妈都在张家口，“到了张家口，你看谁像照片上的人，你就叫他爸爸。”

1946年4月，聂力由赵尔陆带领，来到张家口。在聂荣臻、张瑞华面前，聂力拿出照片，对了又对。

聂荣臻笑着问：“怎么样，你看像不像?”

秘书在旁边对聂力说，前面就是你爸爸妈妈，快叫啊。

聂力笑了，随之热泪盈眶，一头扑到聂荣臻的怀里，哇哇大哭起来。哭声里，蕴含着她10多年来所受的委屈和眼前突然降临的幸福。

张瑞华早已潸然泪下。聂荣臻强忍着15年来思念女儿的激动，抚摸着聂力的头，要她别哭，自己却不禁热泪滚滚。

聂荣臻全家这样一个大团圆的场面，令周围的人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