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原子弹、导弹之父

公元1992年5月16日，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

当人们打开电视机，收看黄金时间里的新闻联播时，突然被一阵灼人的哀乐惊呆了，亿万军民一下子跌入悲哀的痛苦之中。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沉痛宣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聂荣臻同志逝世。”

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走过了戎马征战、屡建殊勋的93载光辉历程，与世长辞了。

人们缅怀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中，他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是军中豪杰；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他为我国尖端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是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创造人和领导人之一。

共和国的元帅——聂荣臻，被人们尊称为中国的原子弹、导弹之父。

邓小平的轿车缓缓驶进聂帅寓所。

聂荣臻一语千钧：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很感兴趣。

公元1956年10月。

北京。金秋的傍晚，已是凉风习习、秋意爽。一辆黑色轿车从中南海缓缓驶向景山。邓小平开了一天会，此刻毫无倦意。他向车窗外望了望，对司机说，“今天，我们先去看看聂老总。”

景山，这座面对故宫神武门的京城公园，古柏参天，风景宜人。当时，邓小平和聂荣臻元帅都住在景山公园的东北角。小胡同里，一道不高的围墙把邓小平和聂荣臻这两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隔成了两家。早晨和傍晚，邓小平、卓林、聂荣臻、张瑞华经常在一起散步，北海公园那湖光塔影之畔，京山公园那苍郁翠绿之中，留下了这几位患难与共的战友多少轻松的脚步和欢快的笑声。今天，邓小平不是例常的拜访，而是负有一项重大使命。

邓小平刚下车，聂荣臻元帅就迎出来了。邓小平满脸笑容，亲昵地问：“聂老总，你可好呵！”新中国成立初期，聂荣臻代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抗美援朝的炮火，剿匪和镇压反革命的枪声，把这位从来不知疲劳的老帅忙得累倒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息和治疗，聂荣臻元帅的身体已经渐渐好转，邓小平心里时时记挂着这位共和国的老帅。

聂荣臻把邓小平让进客厅，递过去一盒烟，乐哈哈地说，“我呀，恢复得比任何时候都好。党中央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正要向主席请战呢！”

邓小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主管常务工作的副总理。在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聂帅的问候之后，邓小平说：“聂老总，对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中央已经决定让陈毅同志专门负责外交工作，陈老总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彭真同志工作太忙，中央想免去他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你过去搞过这个工作，你仍然可当北京市市长；或者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聂老总，你看？！”

推心置腹的几句话，引起聂荣臻的万般思绪。这位早年留学法国、比利时的中国元帅，对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他望一眼身边的老战友，言语句句铿锵有力：“我不想当市长，我对科学技术工作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了，我们迫切需要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我可以兼顾这两项工作”。片刻，聂帅又谦逊地一笑，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的工作还是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的拜访，请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他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树起了一座丰碑。不久，党中央任命聂荣臻元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党内为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党组织书记，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从此以后，聂帅的心更紧密地同知识分子连在一起，肩负起了领导国防科研事业的历史重任。

一位戎马征战的元帅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这个消息一传开，知识界的人士欣喜极了。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为他们指路，给他们撑腰，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呀！但是，也有一些好心人为聂老总挑上科技这副担子而担忧。一天，一位老朋友到帅园访问，谈到聂帅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忍不住善意地劝告说：“聂老总，科学技术这项工作，千头万绪，别的不说，管科技就得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你身体又不好。我劝你呀，最好不要管这项工作。”

几句话，引起了聂帅的一番深思。知识分子，一个令人敬仰的称呼。也许因为宇宙万物中各种知识的高深莫测，知识分子在国人心目中颇有几分神秘感。一个时期里，知识分子作为“牛鬼蛇神”一类的邻居，被称作“臭老九”。可聂荣臻是一位对知识分子怀有特殊感情的共和国元帅。这位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山村的中国元帅，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心灵中打下了度日艰辛、岁月动荡、中国农民深受苦难的深深烙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尽管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愚昧，科学技术极端落后。一个有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竟然屡遭列强入侵，清朝政府的马队怎能阻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在冷兵器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较量中，中华民族的领土被瓜分，同胞遭残杀。几十年军阀混战，使这片华夏大地成为一个百年沉疴的“病人”，被外族耻为“东亚病夫”。现在，国家独立了，人那当家作主了，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1954年，军委分工聂荣臻元帅管理军事军队武器装备工作。这位作风朴实的老帅曾经风尘仆仆，不远万里，亲自到西南调查国家的军事工业情况。昆明、重庆，这一座座秀丽的山城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军事工业基地，也是我军接收后建立起来的重要军事工业基地。可是，聂帅在重庆看到的却是一片片破旧的窑洞，哪里是什么现代化的军事工厂？！昆明的光学仪器厂，也只能生产一些低倍率的望远镜，连火炮上的瞄准镜都生产不出来。短短几十天实地考察，聂帅亲身感受到了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是多么迫切。

当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医治百孔千疮的战争创伤的时候，美国、苏联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又进入了“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抗美援朝的战争硝烟，使这位当时的代理总参谋长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强大魔力，看到了现代化武器的强大战斗力，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在国防建设领域的渗透和重要作用。老帅心里，有一股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责任感。听了老朋友一席话，这种责任感更强烈、更冲动了。

聂帅欠了欠身，笑着说：“不、不，老朋友，我不这样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我们没有条件利用科学技术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现在我们当家作主了，为什么不好好抓一抓科学技术呢？只要能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麻烦怕什么？我不怕麻烦！”

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挣脱出来的大国里，发展科学技术毕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像聂老总指挥部队攻打漳州、攻打石家庄那样，一声命令，千军万马不顾枪林弹雨，勇往直前，几天甚至几小时就是一个大胜仗。科学技术研究，不仅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时也不可能脱离国家方方面面的大气候。聂荣臻元帅真是“不怕麻烦”，无论是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聂帅都时时不忘祖国的科技事业，都要千方百计为科学家排忧解难。

春风化雨，雨露滋润。在党的领导下，在聂荣臻元帅的关怀下，科研人员信心百倍，科研项目突飞猛进。短短几年，中国在一些关键性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华夏大地升起了一朵朵蘑菇状烟云。

日本人拣到一颗原子弹，苏联人受贿一颗原子弹，美国人

拿着一颗原子弹，都想不到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

1992年7月28日，俄罗斯《绝密报》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国家机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一共投下了三枚原子弹，而不是几十年来如人们所说的只在广岛、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这第三颗原子弹没有爆炸，却被拣到原子弹的日本人悄悄地送给了苏联的情报人员。当时，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决策者不希望美国垄断原子弹，他们对苏联情报人员说：“我们完蛋了，美国使我们屈服了，美国将把日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我们将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但如果原子弹为美国和苏联所同时掌握，我们深信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定能重新站立起来并在大国之中占有适当的位置。”

且不论这“第三颗原子弹”是否真是“国家机密”，苏联却在1949年8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日本人为了能够使自己“重新站立起来”，给苏联提供了有关原子弹的资料、信息。华夏上空升起第一朵蘑菇状烟云，却是美国、苏联和日本人都想不到的，它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凝聚了聂荣臻元帅一生的愿望和心血。

1964年10月16日。这是聂帅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

再有两个多月，就是聂帅65周岁的生日了。生日，在炎黄子孙心里，是一个吉祥喜庆、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年，聂帅却盼望在生日前能给党和国家献上一份最有意义的礼物。起床以后，聂帅兴致勃勃地来到指挥室，一刻不离地守着那部红色电话机。早上4点，在现场指挥的张爱萍同志打来电话，向他汇报了西北戈壁深处那颗准备起爆的原子弹的最后准备工作。现在，聂帅仿佛觉得自己也站在戈壁滩上了。

周恩来总理满面春风地走进来。日理万机的总理今天没有再安排其它重要活动，同聂帅一起，默默地守着那部电话。

14时30分，电话铃响了。聂帅望着总理，迟疑片刻，拿起话筒，双眉紧锁，凝神静听，忽然，他放下话筒：“总理，爱萍报告，爆炸前各项检查正常，一切工作准备完毕。爱萍已到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请示是否按时起爆？”

周总理站起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对面的聂荣臻元帅，果断地说：“聂老总，你就代表我、代表毛主席，下命令 ！”

西北高原的戈壁滩上，一位操作员准确无误地按下了相应的按钮。所有回答信号都正常。随着一声“启动”的口令，操作员沉着有力在按下了牵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按钮。

程序自动控制仪一秒一秒地自动延时，报时员宏亮的声音在报告：“10、、9、8、7、6、5、4、3、2……”

寂静的戈壁深处，突然出现了强烈耀眼的闪光；紧接着，地面上升起一个巨大的火球，飓风似的冲击波从爆心袭向四周，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滚滚而来；渐渐地，腾空而起的火球转为一个巨大的烟团，与地面尘柱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华夏大地上第一朵十分壮观的蘑菇状烟云。

时间仅仅过了4分钟，这是多么让人寻味的4分钟呀！电话铃又响了。聂荣臻拿起话筒，恭敬地递给周恩来总理。张爱萍万分激动地说：“报告总理，原子弹按时爆炸，蘑菇云已经升起，根据爆炸景象判断，是核爆炸，我们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不久，张爱萍又向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领导报告：核试验场的专家对所有测试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确认实现了核爆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

聂荣臻坐在沙发上，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靠去，两手合在胸前，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自从1955年7月4日中央指定他和陈云、薄一波负责指导原子能工作以来，将近10年过去了。这10年里，多少风风雨雨，牵动着聂帅身上的一根根神经；多少个日日夜夜，期望着华夏上空升起这一朵蘑菇状烟云……

中国的原子弹，是多么艰难的起步呀！1957年9月，聂荣臻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中苏两国尽管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可是人家很快又在背后捅刀子了。1963年12月28日，聂荣臻担任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会主任。为了早日使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出世”，这位老帅的许多个夜晚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现在，那朵盼望已久的蘑菇状烟云终于升起来了，聂荣臻感到无限欣慰，无限快乐。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帅心里，翻卷起从未有过的激动。

第二天，当聂荣臻走进人民大会堂，聆听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人大常委会上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到会的人大常委会们纷纷起立，会场里爆发出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委员们祝贺祖国的科技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也纷纷向聂荣臻元帅表示敬意。聂帅又为共和国立下了新的功勋。

一道红色电波传遍全球。新华社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夜晚，发表了《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进行核试验，是被迫而为的。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每当回想起这几句话，聂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元帅，作为同头号帝国主义“第一次较量”期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无时无刻不为超级大国的核讹炸感到气愤。

1945年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人类历史的第一枚原子弹以后，就凭借自己对核技术、核武器的垄断，利用核武器的强大威力对世界进行核威慑，制造核恐怖。

聂帅想到了，美国在日本使用原子弹，不仅仅是为了打击日本，更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显示核力量，确立美国的核大国地位。早在1945年上半年，担任晋察冀边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已经给侵华日军以极大的打击和消耗。经过太平洋战争中多次大规模海战，日本海军主力基本被歼，总吨位达890万吨的日本运输舰船被美国海军击沉，这对于一个煤、铁、石油、铝和橡胶等主要工业原料和燃料都需要靠进口的海洋岛国——日本，就意味着临近最后的失败。1945年5月8日，日本的侵略伙伴——法西斯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可以大量东调对日作战了。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胜利在握的美国不使用原子弹也能达到战争的基本目的。然而，当核技术、核武器仅仅为美国所掌握，人类对“核魔王”还十分生疏的时候，美国一反数年来在核研究领域的极端保密态度，急于要在人类面前显示这种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巨大威力了。广岛升起的那朵蘑菇状烟云，毁坏了这个美国城市的绝大部分建筑，13万人伤亡，其中8万人死亡，5万余人受伤和失踪。从此以后，原子弹就像幽灵一样在人间游荡，震撼着人们的神经，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中，原子弹的作用远非其自身巨大的杀伤破坏性，它还具有物质力量以外的超常的威慑作用。新中国成立不久，原子弹就好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时时都在威胁着中国人民的安全。

聂帅的脑海里，永远也忘不了超级大国的一次次核讹诈：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多次酝酿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由于停战谈判长期陷于僵局，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国务卿杜勒斯商量：“不能使用原子弹的戒律必须打破。”

3月31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提出了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问题。12月3日，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强调，如果中国人再一次发动进攻，美国肯定将作出强烈的反应，猛烈袭击那些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地区，包括中国首都北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拉德福特也叫听嚷，要对中国上海以北的地区进行全面空袭。

1954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联名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一份备忘录，表示如果恢复战争行动，美国“应对朝鲜的军事目标及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和中国境内共产党人用枪支持他们在朝鲜的作战行动的军事目标使用原子武器，进行进攻性的空袭。”

——在法国侵越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磋商：一旦中国公开介入，盟国就要支持美军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

今天，中国也试验成功了能量相当于当年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核武器不再为超级大国所垄断了。分管中国国防工业，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的聂荣臻元帅，怎么能不激动、不自豪呢？！

聂帅受周恩来委托亲赴西北试验基地。毛泽东

兴奋不已：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

在新疆罗布泊以西地区，有一个近万亩水区的水库，水库里碧波荡漾，肥鱼游弋。水库旁，发电厂一年四季隆隆不息。水库附近，巴丹吉林沙漠上，是鲜为人知的核试验基础。这里，春天鲜花盛开，夏天绿树成荫，秋天果实满枝，冬天青草连片，好一片迷人的景色。

然而，在50年代末期，这里是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沙漠，黄沙弥漫，荒芜凄凉，环境极其恶劣。为了尽快建成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聂荣臻元帅委托张爱萍担任组长，直接指挥试验基地的建设。在关键时刻，聂帅总是亲临大沙漠上的核试验基地，坐镇决策。

1960年11月，聂荣臻元帅得知我国仿制苏联的“P－2”近程地地导弹进行发射试验时，专程从北京赶到发射基地，亲自指挥这次试验。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的发射试验呀！

基地发射中队的指战员们听说聂荣臻元帅来了，都围上去。聂荣臻一一与他们握手，看见有一位同志身体消瘦，聂荣臻站住了，问：“小伙子，身体还好吧？定量够吃吗？”

“基地规定每人每天供应二两黄豆，我们大家都称之为‘科技豆’，这要感谢聂帅你的关心呀！”

“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关心。”聂荣臻笑着说：“在科技战线上，我只是一个勤务员。总理和小平同志都说过，要我们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要为科学家服务。我这个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就是你们的勤务员呀！”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聂荣臻又问旁边一个人，“小伙子，你担任什么工作？”

“发射工作。”那人两腿一并，声音洪亮。

聂荣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党信任你们，人民信任你们，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聂主任，同我们一起合个影好吗？”一位研究员激动地说。聂荣臻欣然同意。

镁光灯闪过之后，聂荣臻抚摸着墨绿色的导弹弹体，郑重地说：“同志们，这是一枚‘争气弹’哟！这几年，我们国家遇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又有人‘卡’我们脖子，困难很大呀！我们这个民族有志气，越是困难，越是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我来基地以前，陈毅同志曾经表示，现在这个时候，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相信大家一定会打好的。”

当这枚仿制的地地近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成功时，聂荣臻元帅兴奋地走上发射场坪，热情洋溢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终于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了！祝贺大家在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取得重大突破。”

聂荣臻回到北京以后，陈毅元帅来看他，兴致勃勃地说：“聂老总，我要祝贺你喽，你到现场，发射试验圆满成功！”

聂荣臻也很高兴，说：“这次是试验一枚仿制的地地导弹，射程还不到600公里。再有几年，我们就有自己的远程导弹、洲际导弹了。”

陈毅乐了，风趣地说：“研制原子弹、导弹，好呀！现在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我的腰杆就硬了。聂老总，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老战友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使聂荣臻倍受鼓舞。尽管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困难，尽管科研人员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但大家都有一股为祖国为民族争气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进展很快。

但是，科学的奥秘是无穷的，攻克原子弹、导弹一系列技术难关的道路十分艰难。1962年3月21日，我国研制的中近程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失败了，发射基地笼罩着一片愁云。

聂荣臻得到试验失败的消息后，马上给研制部门和试验部门打电话，鼓励他们要一如既往，树立信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千万不能被失败所吓倒。

4月9日，聂荣臻亲自听取了导弹研究院的领导干部关于这次试验情况的汇报。聂帅强调说：“进行科学试验，是要加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有通过反复试验，才能发现问题，修改设计，改进工作，从而使主观认识逐步符合导弹研制的客观规律。”说到这里，聂荣臻似乎想起了什么，思考片刻，又说：“这次失败表明，‘三字经’不念好是不行的。搞科学研究，只有打好基础，摸透技术，才能加快研制速度。相信我们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快发展我们的原子弹、导弹。”

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聂荣臻要求国防科委写出关于导弹故障分析和请求解决有关问题的报告。7月份，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会议，详细研究了这次导弹试验的情况。大家认为，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有时候比从成功中总结经验更为重要。通过试验，能发现一些重要问题，这也是一件好事。

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也得分阶段，逐步往上爬。原子弹、导弹等国防尖端技术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很强，我们一定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循序渐进，打牢基础。”

邓小平说：国务院和北京市各有关单位要全力以赴，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打个歼灭战，所需资金从其它方面节约加以解决，特别要千方百计解决五院所需技术骨干问题。

失败是成功之母。党和人民的关心爱护，更加激发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1964年6月29日，一道电波传到北京，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上，第一发改进设计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的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964年10月16日 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段时间，聂荣臻的精神特别好，研制原子弹、导弹的历历心血终于结出了举国振奋的硕果。

在成功的喜悦中，聂荣臻在思考另一个重大问题：原子弹的武器化。

使用原子弹，可以用飞机在空中投掷，也可以用导弹发射，但空投的作战使用价值远远不如用导弹发射。一些发达国家研制成功原子弹以后，主要以导弹为运载工具把核弹头送到预定的地点实施核爆炸。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作战威力就更大了。中国发展核武器，也要走这条路。

早在1963年12月，中央专委就作出了核武器研究方向以导弹为主、核航弹为辅的决定，导弹研究院的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就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多次技术论证与协调，还进行了某些项目的研究试验工作。但那时候上上下下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研制原子弹上。聂荣臻虽然在几个月前召集了二机部和五院的有关人员具体安排了核弹头的研制工作，还向中央专委提出了在中近程地地导弹上安装真实核弹头进行实战性发射试验的建议，但原子弹爆炸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更迫切。现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聂荣臻更加关注两弹结合了。

经过一系列的单项试验和技术准备，中央专委于1966年3月批准了进行原子弹、导弹相结合的飞行试验。

在自己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发射试验，就必须保证导弹飞行弹道下面的居民的绝对安全，万一导弹飞行不正常，把原子弹丢到预定发射阵地以外，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为了对人民高度负责，必须采取最严格最可靠的安全措施。为此，国防科委在三个月内两次组织审查了“两弹”结合的技术方案，仔仔细细地讨论了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处置方案，具体安排了各项保障工作。

6月30日，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徐徐降落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周恩来不顾出国访问旅途的疲劳，特地到试验基地检查了解决这次试验的准备情况，他要把亲眼看到的情况告诉毛泽东，告诉党中央的其他同志。专机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周恩来心里有数了。后来，他向有关人员指出：“这次试验，凡是想到问题都要检查到，一切缺陷都要弥补好，要做到所有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在该做的都做好了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

“两弹”结合的试验日期渐渐临近了，准备工作也越来越紧张。1966年10月20日夜，聂荣臻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张震寰来得最早，他已和总理谈了好一会了。

周恩来说：“今天把各位请来，主要是听取张震寰同志关于检查发射区和弹着区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再考虑考虑安全问题。”

叶剑英听了汇报以后，说：“这次试验搞成功，肯定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试验前的检查要更仔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检查到。”

周恩来忽然站起来，踱了两步，又坐下了，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聂荣臻，说：“在安全问题上，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聂老总，我想委托你到发射现场主持这次试验，可以吗？”

聂荣臻乐了，“总理，我正想请战呢！”

杨成武一听，脸色都变了。他知道聂荣臻近来身体不好，医生一天劝他几次，要他多休息。现在，他要受命云基地主持试验，这戈壁滩上的风沙，他经受得住吗？他太了解自己的首长了，他的决心已定，劝阻也是没有用的。他真为老首长的身体担心呀！

临行前，聂荣臻整整看了两天材料，又开了一次座谈会，京内京外，该安排的他都安排好了。这一刻，元帅感到累了，他已经是67岁高龄了。夜来了。

天是晴朗的，月亮还没有出来，只有星儿像顽皮孩子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瞧着人。夜风煞住了，秋末的夜异常静谧，万籁无声。聂荣臻还在翻着几个单项试验的简报。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发射试验，风险很大呀！万一装有原子弹的导弹在发射现场爆炸，或者在飞行途中掉下来，这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记忆犹新：1962年那次试验，导弹升空到3000米时，姿态失去控制，坠落在发射坪西北方爆炸了。那枚导弹上没有原子弹，但在那种特殊的年代，还有人要进行无端的政治追查。他力排干扰，亲自过问，他认为试验失败是技术问题，无须作政治追查。对于一个热衷于科学技术的人，怎能忘记失败的苦果？！

但是，他深信祖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那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在这些年科学研究的风风雨雨中，他太了解他们了，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得很扎实。他知道我国研制的中程导弹性能良好，发射成功率很高。他相信祖国的科学技术，相信祖国的知识分子。他满怀胜利的信心。

电话铃响了。这是他期待的那个电话。

“聂老总，主席请你现在就来，主席在书房等着你呢！”

聂荣臻乘车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明天就要到基地去了，他向毛泽东辞行。

毛泽东听了聂荣臻的汇报，欣慰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嘛！

12月25日，聂荣臻的专机徐徐降落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下了飞机，聂荣臻就更了解导弹、核弹头的测试情况。在检查试验的准备情况时，聂荣臻对基地的领导干部说：“毛泽东主席很关心大家，关心这次试验情况。昨天晚上，主席对我说，你这次到基地，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从坏处着想，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力争成功。”当试验党委会对发射场区和弹着区进行分析后，聂荣臻同意了按照27日正式发射来安排各项工作。

27日凌晨，离导弹核武器的发射只有7小时了。秘书走进卧室，把聂荣臻从睡梦中唤醒，“弹着区突然刮起6－7级大风，怎么办？”

“谁在弹着区？张蕴钰在弹着区？你告诉张蕴钰，要他组织弹着区人员做好紧急转移的准备，再同气象部门联系，看看大风的变化情况。”

天很黑。夜幕里，一切都显得朦胧、迷离。气象保障部门的观测人员紧急奔赴岗位，经过实时观测天气和严格计算，判定时速50公里的大风将在发射前一个小时移出弹着区，发射时弹着区天气能转好。

“按计划发射。”聂荣臻元帅的决心像当年打日本鬼子那样果断。

8时许，大风移出了弹着区。大风过反是难得的晴朗天气。

元帅来到发射架下，目注导弹弹头和原子弹的对接工作。

引爆系统联接上了。聂荣臻上前一步，认真询问操作手：“操作好了没有？一定要准确到位，确保万无一失。”

“报告首长，各部位都按要求联接好了。”

聂荣臻微微点着。

发射时间临近了，大家都劝元帅到后方的安全地带去。聂荣臻斩钉截铁地说：“我的位置就在发射指挥所。”

9时，核导弹点火腾空了，随着轰隆隆一阵巨响和滚滚翻卷的烟云，核弹头按预定弹道飞向弹着区上空。

9分14秒，核弹头在靶心距地面569米的高度上爆炸了，一个炽热的火球闪出耀眼的强光，剧烈翻腾的蘑菇云袅袅上升……这一切表明，原子弹、导弹的结合实现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终于试验成功了。

目睹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巨大成功，聂荣臻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他拿起电话，激动地向周恩来报告说：“总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准确命中目标区，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两弹结合’试验一举成功！”

放下电话，聂荣臻又驱车来到导弹核武器准确命中的目标区，观看了原子弹爆炸后的现场情况，望着设置在爆炸区的种种试验器材，看到各种仪器记录的有关数据，聂荣臻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落后的国家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终于掌握导弹核武器了。

12月25日，聂荣臻元帅再次飞抵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拖着病弱之躯，主持我国首枚自行研制的地地中程导弹试验。那天，塞外基地寒风呼啸，气温很低，聂荣臻元帅在钱学森的陪同下，亲临发射场检查导弹的测试情况。看到科研人员紧张而忙碌的工作，元帅鼓励大家：“每一项工作都要慎之又慎，我们的工作做好了，中程导弹试验就一定能成功。”

第二天上午，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新发射场上，中国自己研制的中程地地导弹腾空而起，准确击中目标区。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导弹飞行稳定，各系统工作协调，总体方案合理可行。在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下，西北基地又传出了成功的捷报。

元帅同参试人员热烈握手，祝贺大家取得新的胜利。面对茫茫戈壁，聂荣臻元帅感慨万千地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1962年那次导弹试验没有成功，的确不是坏事呀！我们从失败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这很有意义。”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千古名句也给国防科研战线上的勇士们增添了勇气和力量。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聂荣臻再赴西北，

目睹空中那个巨大的火球。

氢弹，也叫聚变弹、双相核弹。氢弹是利用原子核聚变反应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用的爆炸性核武器。

氢弹的引爆装置是一枚特制的原子弹，因此，只有成功地掌握了原子弹技术以后才能进一步研制氢弹。从理论上看，氢弹可以制造成几十万吨、几百万吨甚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当量的威力，热核武器的威力是没有限制的。

1961年10月30日，苏联在新地岛上空4000米的高度上爆炸了一枚5800万吨当量的氢弹，这枚氢弹重10吨，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核爆炸。

1964年初，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已经有眉目了，聂荣臻这位中国原子弹、导弹之父又开始考虑氢弹问题了，他要求在原子弹爆炸以后尽快解决氢弹的“有无”问题。

1964年10月16日，西北戈壁滩上的第一朵蘑菇状烟云，标志着中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周恩来要求二机部集中力量搞好氢弹的理论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

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他讲了10个字：“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那是1965年1月。

刘少奇说：“要像炸响原子弹那样，早日炸响氢弹。”

快、早，成了研制氢弹的一股强大推动力。

聂荣臻同有关方面研究以后，确定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

1965年5月，聂荣臻召集国防科委、二机部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研究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聂荣臻说：“研究氢弹要像研制原子弹那样，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决不要受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束缚。”

6月份，以塔顶安放氢弹装置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工程全面展开，这是一项包含大小113个项目的艰巨工程，光电缆就要敷设1400多公里，试验基地的勇士们只用5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向“快”和“早”迈出了第一步。

1966年，这是氢弹试验中至关重要的一年。

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这次试验，给氢弹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当聂荣臻把这个消息告诉陈毅时，这位外交部长兴奋地对外国朋友说：和平是要用手中的武器来保卫的。美国人、苏联人认为我们搞不出来原子弹，现在怎么样？我们不仅掌握了原子弹，而且已经在搞氢弹了。

寒冬来临，西北综合导弹基地的气温在零下22度。为了搞氢弹原理试验，基地组织了68个伙食单位，储存了10余万公斤蔬菜，调集了50多台拉水车。

10月25日，聂荣臻元帅来到西北基地，亲自指挥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的成功试验。31日，聂帅风尘仆仆，满怀喜悦地来到核试验基地，详细检查了导弹原理试验的准备情况。经过现场察看，聂帅心里踏实了，他打电话给周恩来，提出力争在12月份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周恩来还是关心核试验引起的放射性污染问题，他专门召集了中央专委会议，同意在12月份进行氢弹原理试验，要求要掌握好高空气象风，尽量避开或减少对试验区下风附近地区的污染。

12月21日，一枚试验用的氢弹装置空运到场区。4天以后，试验弹的装配工作顺利完成。26日，聂荣臻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基地，元帅再次来到试验场区，主持这次试验。

张震寰来看望聂荣臻，党委一班人都来了，是看望也是汇报工作。聂荣臻得知氢弹已经吊装到塔上时，又和大家一起研究了气象情况。核试验时，气象要素太重要了，一阵强烈的高空风，可以把放射性沾染带走几百公里。周恩来、聂荣臻都很关心试验地区的气象条件。经过反复研究，聂荣臻同意在28日12时起爆。

张震寰走了，招待所显得宁静。聂荣臻把电话打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说：“聂老总，这次试验还是由你全权指挥，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8日中午，氢弹装置按时起爆，爆炸威力为12.2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地面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这次试验表明，中国已经掌握了氢弹原理和研究、制造氢弹的关键技术，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中国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史上，又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28日的成功，使科学家们倍受鼓舞。接连两天，聂荣臻都在试验基地召开座谈会，分析原理试验后获得的大量数据和实际结果，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著名专家都被请到了聂荣臻身边，专家们满怀信心地向聂帅建议，采取这次试验的设计原理和结构，尽快进行百万吨级的全威力氢弹空投爆炸试验。

聂荣臻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临上飞机前，元帅又回来问了一句：明年国庆以前，行吗？

飞机腾空了，在蓝天白云中飞翔。聂荣臻在想，自从毛泽东批准组建尖端武器研究部门以来，整整10年了。现在，我们不仅有了飞机运载的原子弹，也有了核导弹，掌握了氢弹技术，我国的洲际导弹、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进展也很快。这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去做的。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毛泽东就以他科学的战略预见提出要搞反导弹导弹，并要他组织一些人，吃了饭不干别的事，用五年、十年时间把反导弹导弹，搞出来。今年初，毛泽东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加快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他们。”

对于核武器，毛泽东脑海里已经不是“赶”的问题了，而是要快，要超。

聂荣臻开始思考洲际导弹、地下核试验……

1967年初，国务院有关部门向聂荣臻和一些科学家传递一个信息：法国有可能在7月份试验氢弹。听了这个信息，中国科学家的第一个反应是：氢弹试验必须提前，我国一定要赶在法国前面试验成功全威力氢弹。国防科委、二机部、核试验基地和空军的一些领导、专家纷纷向聂荣臻请战，建议在7月1日以前进行首次氢弹空爆试验。

聂荣臻心里很踏实，他把建议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同意这一部署。

于是，试验前的各项准备运转得更快了。

这次试验，确定用轰—6甲型飞机空投带降落伞的航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上空爆炸，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万吨至300万吨梯恩梯当量之间。弹体设计，降落伞研制，两架轰－6甲型飞机弹舱挂弹架改装等工作都按计划顺利完成了。

5月份，空军担负投弹任务的机组开始进行极为刻苦的投掷模拟氢弹的训练，模拟弹一次接一次地从高空飘落下来，投到距靶心500米以内的地面上。

就在试验日期越来越近的节骨眼上，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了。

6月3日，轰－6甲型飞机在进行第三枚配重弹投弹训练时，配重弹投出以后，降落伞的主伞在空中突然破裂，“氢弹”受到地球引力的强力吸引，急速下垂，在地面上扎进去很大一个坑。这时候，离氢弹实爆试验只有短短的14天了，如果那一天……

这次事故，引起了试验部门的高度重视，张蕴钰、张震寰和三机部、基地、空军的有关人员先后到现场考查，查找降落伞破裂的原因，决定对降落伞进行局部加固，并改进折叠包装方法，从而提高了主伞的可靠性。

聂荣臻打电话查询了降落伞的安全可靠性问题，再次要求国防科工委同原总参谋部共同研究，要确保投弹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要解决好试验场区及其周围地区的安全防护，放射性烟云经过地区的气象预报、辐射剂量监测等问题。

6月5日，核武器研制基地最后加工完成了正式试验用的氢弹，各部件质量检查全部合格。

6月12日，聂荣臻同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等人一起，听取了罗舜初关于氢弹试验准备工作的汇报。周恩来似乎对上次训练中降落伞主伞在空中破裂的事故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试验又有新的特点，每个岗位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他扫视一眼在座的人，看见郑汉涛，说：“汉涛同志，你立即组织三机部有关人员到现场去，同基地人员一起对降落伞再全面检查一次。明天综合预演以后，还要对氢弹总装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安全可靠。”最后，周恩来又把眼光落到聂荣臻身上，深情地说：“聂老总，氢弹空爆试验安全要求很高，是否请你再赴西北主持这次试验？”聂荣臻说：“我要去，要去。有关工作已经作了安排，请总理放心。”

6月13日9时，火辣辣的太阳高悬在西北试验基地上空，一架轰－6甲型飞机飞进靶区，空投了一枚不带核装料、有引爆控制系统的“冷”弹。

一切正常，全场综合预演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天，试验指挥部就分派人员奔赴距试验场区150公里以内的3个居民点，具体落实居民的防护工作，各级领导也到一些关键性岗位上，与专家和工作人员一起查漏补缺。总参作战部、总后勤部、中央卫生部、防化学兵部、总参气象局和国防科委等单位，也组成了安全防护小组，统一指挥特殊情况下的安全防护工作。铁道部编组了4列火车，在玉门至哈密之间待命，以便在紧急情况下疏散居民。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集中300多辆汽车，在敦煌地区待命。卫生部、总后勤部组织了有5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北京还组织了各种预备队，随时准备奔赴西北。

6月16日，聂荣臻乘专机到达核试验场区。这是元帅第三次亲临现场主持试验。

6月17日早晨，试验场区同北京的电话特别忙，国务院、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委的许多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密切关注西北上空那架带有氢弹的飞机。这是一枚具有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的氢弹。

毛泽东、周恩来也在关注那架飞机。

8时整，轰－6甲型飞机飞到靶区上空。飞行员按下了投弹按钮……

一秒、二秒……飞机又飞行了千米，人们期望的那一枚氢弹却没有离开机舱。

驾驶员太紧张了，重复了数十遍的投弹要领在关键时刻漏了一个动作，氢弹没有投下。

那是一枚爆炸威力相当于330万吨梯恩梯的氢弹呀！

“再投一次。”地面指挥员发出命令。

“要沉着，不要紧张。”那是元帅的声音。

轰－6甲型飞机再次平稳地飞到靶标上空。氢弹脱离钩，降落伞按程序正常开伞、下落……

8时20分，在距地面约3000米的高度上闪现出一个巨大火球，一朵十分壮观的蘑菇状烟云在空中形成了。氢弹爆炸后，轰－6甲型飞机安全返航。

中国第一次氢弹空爆试验圆满成功。

聂荣臻站起来，同指挥所的同志一一握手，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而号称世界科技强国的美国却花了10年时间，比中国多了整整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