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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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我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妄第二十四章图谋害毛泽东同志，阴谋败露，驾机叛国，折戟沉沙，葬身在温都尔汗。

知道事件真相的同志，大多在想，像林彪这样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又是从大革命时期就来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怎么会走上这条罪恶之路呢?这确实是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认清林彪的本质，也必须联系他过去的历史，还他以历史的真实面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而在当时，不仅绝大部分青年人和中年人不清楚林彪的历史真相，即便是参加过红军的老同志，知道林彪真实历史的也为数不多。有鉴于此，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确定，从九月二十六日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老同志座谈会。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主持会议)、陈毅、徐向前、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丞、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位老同志。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系统地揭露了林彪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分析了他的丑恶本质。我和林彪几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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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所知道的情况，在会上也作了几次发言。这次老同志座谈会，对帮助人们认清林彪的本质，起了良好的作用。

战争年代林彪的问题

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我同他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不深。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

据朱德、陈毅、萧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谈，这一时期林彪就有许多严重错误。他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他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去打游击，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一九三O年一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被林彪扔下不管而牺牲的。

在战争年代，我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第一次是红军时期，前后达四年之久；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初期，只有约两个月的时间；第三次是进行平津战役的时候，也只有两个来月。

三次共事合起来虽然不到五年的时间，但却也贯串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严酷的斗争考验，使我初步认识了林彪其人。

我对林彪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开始接触，我觉得他比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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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世故不多，但不久就发现林彪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他不认为红军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我刚到一军团，就发现他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种沾沾自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不良印象。

此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两年半多的征战中，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还行，有时候有股子猛劲，有时候对战术问题也肯动脑筋。另一方面，也发现了他品质上有重大毛病，前面我在回忆录中已经说过了，如在漳浦筹款时违反政策，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搞政治投机。这些都引起了我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但林彪当时才二十七岁，性格基本上是内向的，平时不大讲话，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很困难；又是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党内领导层的斗争情况也很复杂。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所以我没有再从坏处去想他，也没有同他交换意见。

在艰险异常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林彪政治品质上严重的个人主义，自以为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目无组织纪律，在大是大非面前投机动摇等问题进一步暴露，我不得不同他进行了必要的斗争。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平型关战斗以外，我同他接触不多。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的爱人薛明同志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化大革命”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的时候，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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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同志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同志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同志作了检讨。

罗荣桓是位很讲原则的同志，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我提出不要罗荣桓同志当政委，要我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我当即坚决拒绝。

总起来说，我对他的错误作过一些斗争，但在当时，我所抱的态度是，除了原则分歧以外，为了党的事业，作为同事，应该支持他的工作。

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听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疑神疑鬼，长期小病大养，我是有看法的。但八届五中全会以后，他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九月以后，他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对他总是往好处想得比较多。

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我们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同志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们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泽东同志之后的第一名，这就事实上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如果再说三道四，就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了。

但实际上，林彪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起来，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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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来竟图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四人帮”勾结起来，干出了数不清的罪恶勾当。下面我只谈几件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

所谓“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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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人。

三月二十四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三月八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搞了六十多个小时才恢复正常。当时我住在西山，他们打了三次电话，让我去参加大会。我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同志回来后告诉我的。会上，林彪一伙作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这些同志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林彪讲话以后，康生接着讲话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果然，从四月一日起，应该发给我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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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黑后台’!”四月六日，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我，但也没说我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

四月七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着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联系到“杨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对和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使许许多多的干部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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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对党内团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从林彪开始整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到一九七一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大整郑维山同志，说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还诬蔑我“从一九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九一三事件”以前，“四人帮”说“华北山头”是反对林彪的；“九一三”之后，一夜之间，忽然又说“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当然，这些已经都是历史的陈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党中央已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问题澄清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是很难一下消失的。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狠整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呢?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就首先要把北京军区的军权夺到手，才能够放心。

事实上，我自从不兼华北军区的职务以后，从来不过问军区的工作。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这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代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始终是这样做的。北京军区机关华北的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多一些，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我想，其他军区的干部状况也大体如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地区的干部多少，而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在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相信，北京军区所有原华北地区的干部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的。我希望，北京军区的所有干部，不论是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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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后来的，都不应该有宗派主义，要特别注意团结好；在党中央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要搞五湖四海，把北京军区建设好；用实际行动来肃清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流毒，来回击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诬蔑。

所谓“二月逆流”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很明显，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又一起大冤案。

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怀仁堂”，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当然，这两个所谓“大闹”，只不过是这场矛盾的爆发点而已，在这以前还有个酝酿过程。当时我们这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如红卫兵搞大串联，把正常的社会秩序搞乱了；到处号召人们“造反”，工厂、农村的生产日益下降，甚至停顿；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一个一个都要打倒，这些老干部是与我们共同战斗过来的，互相了解，诬蔑他们是叛徒特务，我们是绝不能同意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又把“文化大革命”的火引向了军队，企图把军队也搞乱。对红卫兵小将，先是利用他们把水搅混，又反过来整他们，定为反革命，不少人被抓了起来。在他们的挑动下，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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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武斗频繁，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些问题，不可能不深思、焦虑，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开始，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在这个会上，老同志们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二月十六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怀仁堂碰头会的会场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当然每次都坐在会议桌的头上。我们几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同志和我等，经常很自然地坐在桌子的这一边。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也自然地凑到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真可以说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早在二月十六日前几天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同志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同志也激动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李富春同志因为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等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康生当面诬蔑他是“反党俱乐部主任”。富春同志说，我再不抓，对周总理的压力更大，你们既然这么讲，那就组织专案审查吧!我在会上也对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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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二月十六日下午，恩来同志再次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原定计划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当谭震林同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同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谭震林同志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陈毅同志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这些话很明显是影射林彪的，刺到了他们最痛的地方。余秋里同志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恩来同志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碰头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当天把老同志们的发言和会议情况整理了一个记录，上送告状。

早在一月下中旬，于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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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大家非常气愤，有的同志拍了桌子。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

从这两件事情以后，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和操纵各种群众组织，对老同志们每天都在打倒、炮轰、纠缠，使你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作用。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插曲。有一次康生在会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叶剑英同志听了感到奇怪，他对我讲，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我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去了。以后我向中央写信，作了澄清。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林彪、“四人帮”一伙看到有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还有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同志面前不断告状，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毛泽东同志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四人帮”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老同志们发动了总攻。

       经过精心安排，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的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元中生有，捏造出了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往“反党集团”纲上拉。

我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那个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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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我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一方面可以挑拨我和这些同志的关系，另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份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实际上简报中他们塞进了许多私货，同志们在会上除了一般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此外，如果哪位同志不积极揭发批判我，还可以对他们记上一笔立场不坚定的帐，真可以说是一箭三雕。别的老同志在会上的处境，也跟我大体差不多。

陈伯达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追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摆出了要报一箭之仇的架势。他心里有鬼，他的福建话别人又听不懂，咕咕囔囔，我根本没有理他。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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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重干扰。”

林彪的这次讲话很长，上面这几段是它的核心。他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的讲话，与林彪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欺骗蒙蔽毛泽东同志的结果)。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事情很明显，林彪是千方百计要打倒这些老同志。毛泽东同志因为受了蒙蔽，虽然也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讲话的精神，是肯定老同志们的行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向下传达的时候，林彪、“四人帮”一伙编造了一套谎言，硬把我们说成是所谓的“反党集团”。除谭震林同志已经被他们整倒，说我们六个人分成两个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和我。还说李富春是牵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说我们这些人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等等。

十二中全会开完不久，我就病倒了，得了肺炎，发高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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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有一天，叶剑英同志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让见面。后来他打电话给张瑞华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那时候刘伯承同志的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在医院见了我也说：“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面去了。”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老战友们的这些话，感到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一九六八年底，周恩来同志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老同志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一伙仍然阳奉阴违。一月五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所谓“新的障碍”，这明摆着是一种警告。更有甚者，他们还规定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上述批示，要严格保密，不准往外透露。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这样，也就等于中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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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二月逆流”的始末和主要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的野心和为人的阴险。

所谓“第一个号令”

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他的“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十月十九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听了，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行封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

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他们通知我疏散到郑州。我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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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决定让我到了邯郸。

这次疏散，老同志们基本上是在京广线上。陈毅同志到了石家庄，徐向前同志到了开封，刘伯承同志到了汉口，叶剑英同志到了长沙，朱德和李富春同志到了广州从化。规定我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不让回北京，也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这实际上等于软禁。像朱德同志所在的从化，里面风景很好，但是以一座桥为界，不准他越过一步。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到了邯郸。我在邯郸还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我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到了一九七О年二月份，我得了皮肤病，痒得不能睡觉，从北京搞了些药也不见效，只好报告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很快同意我回北京进行治疗。当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我，问我身体怎么样。当我告诉他病情以后，他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通过这次治病，我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待老同志的关怀，同时也发现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回北京并没给林彪和“四人帮”打招呼，是直接给恩来同志报告的。

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老同志是极其残酷的。陈毅同志便血，要求回京治病，竞遭拒绝，耽误了他直肠癌的诊断治疗时间，后来也是恩来同志同意后才回北京的。徐海东同志有严重的肺病，时刻离不开氧气，竟被逼着去郑州，结果还没有到那里，人就不行了。刘少奇、陶铸等同志也都是在同期被赶出北京折磨而死的。
 
      因此，林彪的所谓“第一个号令”，也可以说部分地达到了他的可耻目的。

林彪历来是十分重视军权的，他把军权称作是“权中之权”。“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林彪同黄永胜谈话，讲到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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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时，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所以林彪拼命地在军队中到处安插死党，培植亲信，妄图把军队变成他的御用工具。他在总参安插了黄永胜，在空军安插了吴法宪，在海军安插了李作鹏，在总后勤部安插了邱会作。这些死党唯林彪之命是从，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给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的流毒，有些至今没有完全消除。

从以上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林彪最后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结果。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这种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和改造，反而越来越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发展成为野心家，最后成了党和祖国的叛徒，以致自取灭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林彪事件，作为历史的一页，我们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

首先，对于个人主义严重，特别是伸手要官要权的人，我们不应该予以重用，尤其是决不能让他们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我们一些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林彪的老底还是知道的，但往往从好的方面想得多，认为他还是为党做了些事情，人比较年轻，错误可能已经改了，这样，就放松了对他的一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品质的警惕和斗争。到了“文化大革命”，多数老同志已经看清了林彪的野心在不断地恶性发展，但那时我们已经处在无能为力的境地。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要抢班夺权的野心不断有所流露。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要当国家主席，与陈伯达勾结，编造所谓“论天才”的语录，指使他的死党一齐出动，大闹庐山。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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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林彪的个人野心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惜，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但对林彪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结果，被林彪钻了空子，以致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第二，我们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全国解放以后，林彪小病大养，实际上却在那里窥测方向，后来见时机到来，就投人所好，用两面派的手法，以“左”的面目，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例如，他宣传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什么“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开展“四好、五好运动”等等。他又善于造谣惑众，陷害同志，往往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我们许多同志对林彪的这些假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容易上当。其实，今天看，他提出的有些东西，只不过是“左”倾空谈，空头政治而已。他的真正用意，还在于用这些两面派手法，力求获取信任，以实现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口号叫得山响，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忽“左”忽右，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党的根本原则，对于这样的两面派人物，今后我们仍然要有高度的警惕。

第三，我们要警惕像林彪那样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人。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林彪就鼓吹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制造个人迷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大家称之为“政变经”的那次讲话)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三个月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完全践踏了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是他第一个喊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口号，以后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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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的讲话中，他又多次重复。这四个“伟大”，连毛泽东同志自己听了也觉得很不舒服，要求纠正。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这是完全违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革命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实践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任务，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怎么能够硬把他们拉在一起作互相比较呢!林彪的这些所作所为，用意何在，“九一三事件”已经作了最好的说明。我们党应该坚持不懈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今后，我们仍然应该警惕鼓吹个人迷信的人，防止像林彪一类的政治骗子，再度危害我们的党。

林彪自取灭亡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阴谋篡党夺权，为非作歹，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一九七六年四月，波澜壮阔的天安门事件，是对“四人帮”的一次群众性声讨，结果遭到了法西斯式的疯狂镇压。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病重和逝世前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全党和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极大的愤怒，忧心忡忡。我也和大家一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担忧。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杨成武同志来看我，他谈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我把我的担忧心情也向他说了，要他马上到叶剑英同志那里，转告叶帅：“‘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成武同志当即就去了叶帅那里，回来对我说，叶帅与我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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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并立即搬家，以防意外。，十月五日，叶剑英同志又要成武同志告诉我，已经商量好了，要我放心。十月六日晚，终于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我的回忆录，写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用血的代价挖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党的某些负责人，却继续陷在“左”倾错误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这样，就必然无法纠正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无法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散布的大量流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拨乱反正，使我们重又一步步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里面，邓小平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我国历史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作了全面正确的阐述，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文选”里面。因此，《邓小平文选》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认真地学习它。

在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军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相信，在革命的征途中，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终将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