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在科学技术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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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我分管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这十年，虽然同我几十年戎马生涯比起来，时间短一些，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些经验教训写出来对后人或许有些裨益。

我们面临的困难

一九五六年十月，经过三年多的休息和治疗，我的健康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当时，刚开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正在研究一些领导同志的分工问题。有一天，邓小平同志(他当时是党的总书记和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的副总理)找我，在询问了我的健康情况以后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由你自己选择：一是中央已经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工作，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为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长，你过去搞过这个工作，仍由你来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我当时就表示说：“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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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是，还是请中央决定。”小平同志作风历来果断干脆，当即表示同意说，那就这样定了。不久，中央就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党内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确定抓科学技术工作以后，有些同志为我担心，善意地劝告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

我的想法没有动摇。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

当然，要做好这项工作，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我首先着手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中只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科学研究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防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基本是空白。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一张白纸，这句话用来形容旧中国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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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状况，也是很形象、很适当的。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留下的全部科学“遗产”，我们发展科学事业就只有这么一个起点。

我经常在思考：中国人民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着，这就是一方面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另一方面统治者腐败无能，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其间列强入侵，领土被瓜分，军阀混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百年沉疴的病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这种落后状态不能容许再继续下去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感受，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亏。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家欺负。我当时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决心抓好这项工作的。

当然，一九五六年我接受这项工作的时候，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的路程。由于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周恩来、李富春、陈毅等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勤奋努力，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研究人员已由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几百人发展到九千多人，研究机构由四十多个发展到三百八十多个，学科门类有所增多。为恢复、发展生产和建设一批重点项目，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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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技术人员相结合，解决了若干技术难题，还进行了地质勘探、资源调查等工作。在理论科学方面也有了某些进展。一九五六年结合编制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规划，生产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大量课题，有待加强科学研究来加以解决。党中央对科学研究给予了很大的重视，曾经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措施。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临讲话，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接着就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一九五六年四月还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初步设想。可以说，一九五六年这一年科学技术领域是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是我国科学事业开始发展的最关键的一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当然，这些进展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七年来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只是围绕着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开展了某些研究工作，严格讲，它是属于配合性的。那些系统的、突破性的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的新领域，我们都还没有涉足。

一九五四年军委分工我管军工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后，为了摸清家底，我曾到西南调查，尤其是到了昆明、重庆等被称之为国民党军工基地的地方。在重庆，我看到那里只有一些破窑洞，说不上是什么军工厂。到了昆明，那里的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搞些低倍率望远镜，连瞄准镜都不能生产。在重庆、昆明，我亲身感受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

我们在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是很明显的。这些困难主要是：十二年科学规划虽然有了一个初稿，但还没有搞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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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许多问题尚在争论，不明确，不落实；科研人员奇缺，虽然我们党已经规定了一些知识分子政策，但尚待落实；科研领导机构不健全，缺乏领导经验；科研机构有大量缺门，并且零星分散，形不成攻关力量；科研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非常缺乏；各行各业科研和技术力量大力协同问题还没有解决；尖端科学只是有些设想，基本上仍是空白，等等。

针对这些情况，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О年这五年之中，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工作：1.科学规划的完善和落实；2.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的组建；3.解决科研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4.组织大力协同；5.建设一批必要的试验基地。

诚然，要在一个短时间内，从无到有地把这些基础建立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奋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再经过几十年建设，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深信，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青年时代我就目睹了旧中国由于贫穷落后，惨遭帝国主义凌辱的状况。它在我心灵上留下的烙印是极深刻的。我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勤工俭学，后来接触了马列主义，认识到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问题，绝不是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就可以完成的，而必须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青年，必须先做一个革命者。于是我从一个实业救国论者变成了一个共产党人，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这就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开辟了道路，我们必定能够再奋斗几十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先进的国家，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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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林中强大的一员。我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光辉灿烂前景，毫不怀疑，充满信心。

所以，我选择分管科学技术工作并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渊源。我的确怀有那么一点雄心壮志，决心在后半生把心血献给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十二年科学规划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对于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曾掀起了一场无知的“批判”，一度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是早已明确了的。不但如此，而且我们还一再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依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很快在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过了五天，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并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四月份以前，制定出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恩来同志也作了明确指示，他说：“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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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我们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总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制定这样一个科学规划，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除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抓以外，还决定由陈毅、李富春同志具体组织领导。当时，我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和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同年四月，国务院召开了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专门会议。对制定这个规划的意义、方针、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如何进行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这时科学远景规划已经由酝酿阶段开始进入实际工作阶段了。为了加强领导，国务院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组成的十人小组，负责主持和领导规划的制定工作。其成员有范长江、张劲夫、刘杰、于光远、武衡等同志，后来杜润生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我们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首先研究了方针、原则问题。我记得当时提出了两条不同的方针：一条是一切都靠我们自己从头摸索前进；另一条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在讨论过程中，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第一条路比较长，比较曲折，究竟怎么搞，也很难具体设想；而第二条路则比较短，也比较直，不仅有世界先进科学成就可资借鉴，而且可以争取当时对我们友好的国家给以帮助。所以，经过讨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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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同意了第二条道路，认为这是追赶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符合多快好省精神的正确方针。

关于规划的原则，各方面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是按任务来规划，另一种是按学科来规划。按任务规划，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于科学技术所提出的任务来进行规划，目标方向明确，可以密切配合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发展。按学科规划，也有它的长处，科学家可以很容易按照自己学科的专长和已有的科研机构进行规划。但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办法会出现两大缺点：一是大多数科学家还不系统了解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规划，不能使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也可能得到一批单项的科研成果，但综合起来却解决不了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二是中国科学现状很不平衡，重要的缺门和薄弱环节很多，如果有什么科学家、有什么机构就规划什么学科，结果许多缺门和薄弱环节就不可能得到填补和加强。当然我们也指出，以任务带学科是我国科学规划的基本原则，但也不排除一些探索性、理论性的课题可以按学科和已有的研究机构来规划。事实上，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不少课题就是按学科来规划的。

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但这样就引起一部分科学家的思想波动，以为我们轻视理论了。后来经周恩来同志指示，加了一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基础学科的研究工作作了比较恰当的安排，并且把它列为重点之一，这才使这场争论平静下来。

经过大家认真负责的讨论，制定规划的方针、原则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制定这样一个规划，是一项非常艰巨、非常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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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步骤，就会事倍功半。为此，大家花费了不少精力。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先由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国防部门分别制定出各自的规划，然后交国务院汇总，由集中起来的一批专家，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当时集中了六百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前后搞了四五个月。他们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进步强盛起来。回忆起当时的气氛，至今仍然令人振奋。

另外，我们也邀请了一些苏联专家当顾问，帮助拟订和审议规划。首先来的是十个人的科学家小组。他们走后，经常同我打交道的是苏联专家组负责人马里采夫和拉扎连柯。当时到中国来的专家，还是热情认真的，在制定规划过程中，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制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长远科学规划，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引导我国的科学技术更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了解当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本国的实际能力和可能。否则每个学科就无从制定他们的研究方向，各产业部门也无从确定他们的基本技术政策。

根据周恩来同志确定的总的指导思想，又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规划的内容确定了这么几个重要方面：

一、必须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如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原子能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

二、基于我国的特点，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大问题，如长江、黄河的综合治理、综合开发等。

三、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急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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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问题，如农业、冶金、能源开发等。

四、各业务部门在当前和不久的将来在实际生产中和基本建设中需要解决的较大的科学技术问题。

除此而外，我们还制定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和设置科学机构的规划。对我国科技发展的进度、科学机构的布局和分工配合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就这样，经过六百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些苏联专家约半年的讨论，我们终于制定了这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在规划中，我们提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共五十七项，研究课题六百多个，整个规划连同它的附件，共六百多万字。其中重点任务是十二项，即：(一)原子能和平利用；(二)喷气技术；(三)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四)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五)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六)建立我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七)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八)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九)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十)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十一)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十二)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军工方面，由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的同志参加，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作为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当时确定的初步目标有：在利用民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准备开展地对空、空对空等各种防御性战术导弹和火箭的研究；原子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电子学方面进行提高雷达探测距离，武器装备自动化和通信装备小型化等的研究；喷气飞机提高速度、高度和其他性能的研究；潜艇、快艇等各型舰艇提高速度、续航力和装备系统自动控制的研究；坦克、火炮等进行减轻重量、改善越野性能和自行火炮的研究；军事医学科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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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限于当时的水平，这些项目一般只是提出了奋斗目标，各种要求和采取的措施，大多不是很具体的。张爱萍同志当时作为主管装备计划的副总长，参与了制定武器发展规划的领导工作。

规划中还有一部分国际科技合作的项目，像派留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出国学习、实习、考察，请一些外国科学家来华讲学、提供咨询意见，与苏联、东欧国家建立科学联系和共同进行某些研究项目等。当时主要是与苏联合作。为此，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国派出以郭沫若同志为首、有若干著名科学技术专家参加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确定了一百二十二个科技合作项目。

对规划纲要所规定的方针和重点，科学家们也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例如，关于科学发展的方针问题，一部分专家不同意“纲要”所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他们认为应该改为“重点发展，推动全面，加强基础，迎头赶上”。但当时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提法势必模糊重点，也会影响“迎头赶上”，还是以“纲要”中的提法为好。中央领导同志也觉得这样提法可能较为恰当，所以最后没有修改。

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规划的重点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将“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与“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两项列入重点。我说：“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不是件小事，应该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果我们的医学科学不把解除亿万人民的病痛列为重点，那么我们的科学规划怎么能谈得上是造福人民的规划呢?”大多数同志同意这种意见。对于重要的基本理论研究列为重点，大多数科学家是同意的，只有少数同志不赞成，经过讨论，还是统一了意见。

还有尖端与基础的问题。有的科学家认为我们缺少搞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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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科学家，也不具备条件，当时还是应该打基础，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安排尖端技术的科研工作。这种提法不符合“迎头赶上”的精神，同时尖端与基础也不应该对立起来。但为防止忽视基础的倾向，专门补充制定了一个“基础科学研究规划”，以加强对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学等学科的研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处理还是适当的，对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尖端和基础的发展都起了良好作用。

所以出现这些分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科学研究的基础薄弱，没有经验，对科学研究中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大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各抒己见，这是好的。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切实分析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也使规划的顺利实施有了更扎实的基础。

科学规划制定以后到一九六О年的四年，可以算一个阶段。在这四年中，我们对规划的执行情况作过几次比较全面细致的检查。总的讲，经过四年的努力，许多项目搞得很好，提前实现了要求，例如某些单位的高炉、平炉的平均利用系数，达到了当时世界的较好水平；稀土的冶炼提纯技术初步掌握了；研究制造出了万次通用电子计算机；攻下了半导体材料锗和硅的制备技术关，等等。当然我们这些技术还只能说是初步实现了具体目标，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大量的科研项目只是做了一些开拓工作，正在着手进行研究。

通过实施规划，对有些问题我们加深了认识。如搞科研必须的超高温技术，超低温技术，高真空设备，高纯度物质，稀有气体，高强度合金材料等等课题都相继提出来了。另外，对科研工作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也加深了认识。

但是，由于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几年，科研工作同样处于大跃进、反右倾等特定环境中，某些规划项目脱离了科学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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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方针上，原来确定的口号是“争取几十年内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状况和十二年内主要科研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个时期变成了“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规划”、“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脱离实际的口号，因而错误地肯定了一些言过其实的目标和成果，也同意了某些地方搞一些力所不及的项目。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在科技战线也提出了“拔白旗”的口号，使刚得到重视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冲击，挫伤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对科研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在所谓大跃进的年代，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在军工部门，我们从苏联进口了一些武器装备的样品，尽管有许多在当时就并不先进，但我们应该消化它，然后在消化的基础上再创新。而有些同志却不愿搞仿制，一开始就想自行设计最先进的东西。有些地方和单位条件不具备，就想单独或联合搞导弹、卫星、原子能、新型歼击机等军工项目。当然在那些年月里，我们也努力纠正了不少偏向，尽可能地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大跃进期间我到包头，看到他们不去花大力量抓包钢建设，抓当地宝贵的稀土资源，而在旧碉堡里面搞什么土法炼钢。我到安徽去考察大炼钢铁，也看到那种不顾条件，不管质量，不计消耗，搞“小土群”炼钢的做法。对这些，我们都进行了劝说，要他们放弃那些不科学的做法，以减少损失。

我总的体会是：制定科学规划或计划，既要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想得远些，不怕失败，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重视客观规律，千万不要规定那些力所不及的项目；必须处理好任务与学科、尖端与基础、重点与一般、理论与实践、仿制与独创等方面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两个方面，既不可偏废，又要分清主次；既要全面规划，集中力量，反对各自为政和分散主义，又要照顾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地方科学机构能发挥具有各自特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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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的结果，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勾画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有了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展示了前景，鼓舞了人心。其次，它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具体化为课题，从而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步伐，使攻关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通过制定规划，我们也初步摸清了国际上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状况，和我国自己的“家底”，了解了发展科研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组建机构、组织队伍，建立必要的科研服务系统等。由于规划制定过程中科学家们对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和争论，也促进了科技界“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同时，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划，我们还初步制定了若干科研工作政策，对党如何领导好科研工作开始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我认为制定这样一个宏伟的科学规划，是一项创举，这样做是必要的、正确的。

有人以为搞科学研究，规划、计划有没有关系不大，谁能保证需要的研究项目什么时候一定能够搞出来呢?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诚然，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会有许多探索甚至失败，硬性限定时间实现某项具体指标，是不合适的。但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研究课题，探索途径，对预期取得的成果和进度作出预测，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科研领导机关必须看到，科学研究同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科学研究的目标和选题是否恰当、明确，思想认识是否一致，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组织工作是否切实周密，这些都对科研工作的成败快慢影响很大。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所起的巨大作用，完全证明了科学研究规划和计划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视对国内外科技状况的调查研究，面对各学科国际先进水平的现状，从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把需要和可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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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性和现实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完全可以制定出适应我国科技发展需要的、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规划。有了长远规划，还要在年度计划中随时加以调整，不断补充和修正。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组织好大力协同，从而加快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步伐。

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大家感到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工产品的型号，无论在国外国内，改进更新都很快，不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就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提出了“科研三步棋”的口号。号召科研部门同时要有三个层次的型号，一个是现在正在试验、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至少要看三步棋。这个口号一提出，当即得到中央的支持，得到科研部门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大家都说，这样，眼界就开阔了，工作就更有计划性、目的性了。实际上，探索研究工作在外国叫技术储备，有远见的企业主和科学家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这也进一步证明科研工作加强规划和计划的重要性。

组建机构

有了规划之后，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就成了当务之急。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基本上是一回事，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分开来讲。

为了实现规划中提出的任务，我们对科学研究领域里的领导机构、研究机构、科研服务机构和宣传科学普及的机构，都注意了组建或调整加强。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大家就提出要不要成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来指导和协调我国整个科学研究事业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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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次讨论中，一部分同志曾主张不必设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认为有了规划，由各单位按规划进行就行了。但出席会议的科学家，包括郭沫若同志和大多数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一致主张建立这样的机构。我也是同意成立的。理由是，科学技术规划是全国规模的，当时就存在着五个系统，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原子能委员会，国防系统(由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军工部门组成)，对这五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加以指导和监督。同时，怎样使这几个系统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协调地执行规划，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各方面不协调，就会使有些任务落空，有些任务重复。至于由什么机构来负责这一任务，有的主张由国家计委负责，有的主张由国家经委负责，也有的主张由国家技术委员会或中国科学院负责。在讨论中，我们认为这些部门的业务都有它的特定范围，他们本身的任务都很繁重，承担整个科技远景规划的全面组织协调工作是有困难的。另外，就是全国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学规划委员会”这个组织，以参加科学规划工作为无上光荣。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团结全国科学家的一种良好的组织形式，科学家们欢迎它，我们就应该把它保持下来，设立一个精干的办事机构担负协调任务。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由陈毅、李富春同志和我共同向中央提出建议，保留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机构，将原来的十人领导小组改为党组。除了由我担任党组书记而外，委员由宋任穷、黄敬、赵尔陆、刘杰、张劲夫、范长江、张玺、黄松龄、于光远、谷牧等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担任，秘书长由范长江同志兼任，副秘书长是武衡、姜君辰、李强、安东同志。

到一九五八年，随着科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越来越多，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科学技术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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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为科学规划委员会有一百多名委员，大多是兼职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既不容易集中，又不便于实施领导。同时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在工作任务上有一定的重复交叉。所以十月份我向中央建议，将两委合并，共同组成一个专门领导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国性职能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这个想法，我先与当时国家技术委员会的负责人韩光同志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口头报告，小平等书记处的同志一致同意我们的想法。随后我就正式写了书面报告。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任命我兼任主任，韩光同志任常务副主任，刘西尧、张有萱、范长江、武衡同志任副主任。下面有一个约二百来人的精干办事机构。

国防方面，一九五六年二月钱学森同志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开始由周恩来、我和钱学森同志筹备。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航委，由我兼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同志兼任副主任，委员有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等同志，安东同志任秘书长，领导我军的导弹和飞机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总参装备计划部成立了装备科研处。装备计划部在副总长张爱萍同志领导下，筹划我军常规武器的科研工作。一九五八年五月，军委又决定成立国防部五部，领导五院和基地的建设工作。到一九五八年十月，鉴于我军科学研究的任务也越来越复杂繁重，由我建议，将航委撤销，成立了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央和军委批准了我的建议。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和军委又批准将五部并入国防科委。国防科委也由我兼任主任，陈赓、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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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楼、张爱萍、万毅同志任副主任，安东同志任秘书长，张崇文、张震寰同志任副秘书长，下面也设立了约两百人的精干办事机构。这样，国家科委与国防科委，加上中国科学院(当时郭沫若同志任院长，张劲夫同志任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常务，李四光、陶孟和、竺可祯、吴有训同志为副院长，裴丽生同志为秘书长)，形成了全国比较完善的科研领导体制，从规划、计划的制定、报批、检查，到科研任务的确定，科研人员、经费、物资的管理分配，都由这三个机构统管起来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成员以后几经变迁，这里不再赘述。这三个方面都由我抓总牵头，直接对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实践证明，这种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遇事容易下决心，相互间协作密切，步调一致，大大提高了领导工作效率，促进了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工作比较顺利。各省也相继成立了地方的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省的地方性科学研究工作，同样起了好的作用。

组建机构最重要最复杂的，是组建各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到一九六二年，工业、农业、卫生等各主要部门和系统都相继建立起科学研究机构。据有关资料统计，设在北京的国务院各部直属的重点研究院，就有钢铁研究院、有色金属研究院、矿山研究院、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电器科学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煤炭科学研究院、石油科学研究院、化学工业研究院、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材料研究院、地质科学研究院、纺织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院、铁道科学研究院、交通科学研究院、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共二十多个专业研究院。一些重点生产企业也开始设立自己的研究所或研究试验室。中国科学院由四十几个研究所发展到一百多个研究所，形成了包括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的科研基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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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院校的科研工作也在逐步开展，结合教学任务建立了科学研究组、室、所等组织。地方的科研工作，经过调整，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散的科研力量裁并组合成相对集中、各有侧重的科学研究院或研究所。各大区也都成立了科学研究分院，组织领导各地方的科研机构。国防方面成立了火箭、原子能、飞机、舰艇、电子设备、各种常规武器等研究院，还成立了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军队的各大单位还成立了一批独立的研究所。到一九六二年，全国科研机构已经由一九五六年时的三百八十多个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个。有各类研究人员(不包括国防方面)九万四千多人。这些院、所相对集中了各该项目或专业的人才和设备，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集中力量专攻某个项目，成为科研攻关的第一线战斗堡垒。当时大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做“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也就是大力攻关)”。各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尽管当时有很多困难，还是尽了最大可能，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中央、国务院在财政和物资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调到科研单位工作的同志，无论来自哪个方面，都非常高兴，认为是自己的无上光荣，那种一心办科研的热烈情景是非常感人的。我们有了这么一批科学研究院、所，有了初步组成的这样一支奋发进军的科研队伍，也就使各项科研工作的发展前进，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实践证明，处在科学技术比较薄弱的状况下，适当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再加上全国大协作，是我们在科学技术战线上能够获得许多突破性成就的关键措施之一，起了良好的作用。

其次，随着科研工作的进展，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科研服务工作的重要性，所以逐渐成立了一批情报资料、计量、标准、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图书等机构，以后还成立了计算中心、风洞试验中心等机构。这些单位的先后成立，大大方便了科研工作的进行，为我国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这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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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服务机构的有力保障，科研工作要取得显著成就是不可能的。集中办科研服务机构的路子是对头的。因为这些机构是所有科研部门或大多数科研部门都要用的，集中办就能办得比较全比较好。如果各科研单位都办科研服务机构，就会重复分散，既办不好，又造成浪费，这是应该力求避免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我们还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并，成立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各省也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科协”下面组织有各种专业学会，使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这些学会里经常进行学术讨论，交流总结经验，促进群众性的科学普及、科学实验、技术推广等工作。我们还建造了科学会堂，为科学家们的休息和学术活动提供场所。“科协”还出版多种刊物、摄制科学电影等，向广大群众进行科学普及宣传，并且进行一些科技方面的外事活动，这些对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这几个方面科研机构的组建和不断完善发展，使我国科学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下面我着重回顾一下我国国防科研机构组建过程的一些情况。因为国防科研机构更是从无到有地组建起来的，发展的规模比较大，带动的学科比较多，特别是在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方面取得了突破。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得突出了。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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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我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

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设了一些常规武器兵工厂，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只有常规武器还不能保证我国的安全，何况我们当时能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百四十九页)在当代，我们必须发展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

一九五六年，我们首先组建了导弹研究院。当时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像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槃、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斌等同志，他们很快集中到了导弹研究院，由他们指导，开展工作，少走了弯路。导弹研究院成立以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种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源源不断地向该院集中。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其中技术人员占绝大部分。下面成立若干分院，不仅研究战略导弹，而且研究各种战术导弹。先从仿制苏联援助的一些导弹入手，逐渐过渡到我国自行研究设计，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导弹研究院以后演变为七机部，即现在的航天工业部。研究的导弹型号方面陆续作了若干调整。

原子能及其配套的生产和研究机构，由宋任穷同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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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勘探、冶炼铀矿资源和建立试验性小型反应堆入手，既研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同时探索研制原子弹的途径。在此基础上，不久就成立了原子能研究设计院。原子能方面我们也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像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王承书、张沛霖等同志。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我国原子能科研进展也很快。原子能研究一开始就是由二机部即现在的核工业部抓总的。国防科委成立后，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

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设计师和工程师参加到这条战线上来，他们对我国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量的实际工作是由他们完成的。

在研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于是，我们一面大力建设导弹研究院和原子弹研究院的关键性研究试验手段，一面将大量课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各工业部门与各地方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请他们配合研究，提供成果，同时给以保障条件，这就带动了一大批学科，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

在研制“两弹”的同时，我们就着手建设原子弹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以后随着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我们又建设了一批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以及若干测量、观察跟踪基地或台站。建设这批基地和台站需要大量的测试、检验和观察、跟踪等设备，还有许多特殊要求的建筑设施。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有些不亚于“两弹”研制中所碰到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除了购买少量的关键设备而外，大量的也是靠全国大协作的方式研究解决的，这又带动了一大批学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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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试验基地和台站，大多建立在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区，那里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很差。们从军队抽调了大批优秀的指战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和政工干部，开赴这些异常艰苦的地区。他们在戈壁沙漠、海岛滩涂、荒山野岭或茫茫草原上安营扎寨，与科学技术人员、建筑工人等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艰苦创业，硬是把这些基地、台站按期建成了。在这些基地上，我们多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他武器装备的试验，有力地配合了国防科研工作的进行。我去过一些试验基地，亲眼目睹了他们吃大苦，耐大劳，创业维艰的感人事迹。至今，许多同志已经在基地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研制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他武器装备所取得的成就中，同样凝聚着基地同志们的心血。像对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样，人民将铭记和感谢他们的宝贵贡献。

在研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还大力发展了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因为大量的遥测、遥控、自动控制、精密仪器仪表等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这在当时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单靠协作来解决大量的电子设备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成立了电子设备研究院。后来又发现许多电子设备过不了关，是卡在电子元件、器件上，因此又成立了电子元件、器件研究院。电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两弹”的研制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电子学研究院还为其他军工部门和民用工业部门提供了一批科研成果。

因为集中力量搞“两弹”进展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决定，军队成立航空研究院和舰船研究院以及其他武器装备研究院。这些，也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回想组建科研机构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像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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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有鉴于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一九六七年十月，我曾建议把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十八个研究院。我当时想，这样做不但力量可以集中，而且处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动乱的情况下，还可以使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和科技人员因此得到必要的保护。这个建议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批准。但处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动乱时期，在批判我的所谓“大科研主义”情况下，筹备工作被迫停顿，以后有些院建成了，有些则不了了之，实在可惜。

组织队伍

科学规划和计划的实施，各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机构的组建，都离不开人。人手缺乏，特别是高、中级科研人员缺乏，成了当时开展科研工作的又一个主要困难。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时候，经初步计算，我们在十二年中共需要大学毕业以上的各类研究人员近十八万人，其中搞新技术研究的约需五万人。为了迅速组建科研机构，各科研单位提出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急需补充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三万多人，而当时我们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一共才约有三万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该主要分配到工农业生产单位去，也还要补充高等院校的师资，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过大的比例分配到科研单位。更何况新毕业的大学生还不能马上独立进行科研工作。怎么办?只有先向各部门抽调技术人员到科研部门，尤其是到国防尖端技术研究部门工作，以应急需。同时采取各种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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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速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潜力。所以，大力组建、培训科研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从一九五七年起，到一九六О年，民用研究机构具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科技人员已达到三万多人。此外，在高等院校和各工业部门，还有大批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兼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组织队伍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质系主任威尔逊访问中国以后，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赤色中国的科学蜂窝》的文章，介绍了我国科技队伍的发展情况。用“蜂窝”这个词来形容，意思是我国的科研队伍发展很快，科学工作者们紧张而又勤奋。当时西方科学家来访的还很少，他的文章，曾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科学大军迅猛发展的惊讶心情。

那时我们的科研队伍，同解放初期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同先进国家比，仍然相当落后。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当然这个资料不一定准确)，到一九六О年，苏联拥有科学家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二百五十多万人；美国则拥有同类人员三百二十多万人。而同期，我国拥有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卫生、医药、农林、畜牧在内)共约一百九十万人，其中具有大专毕业以上程度的大约只占五分之一，即四十万人左右。与美苏相比，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要完成科学规划中规定的任务，努力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无论从当时的需要，还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考虑，队伍问题都是个关键。所以，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来加以考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状况和来源问题。五十年代中期，全国能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约有二千人，他们大部分集中在教育系统和产业部门，在科研系统的大约只有二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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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千人中真正比较成熟的大约只占一半。他们中有旧中国留下的爱国科学家，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回国的爱国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我们首先从各条战线抽调一批水平较高的优秀科学家集中到科学研究部门中来，并且任命他们为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或者某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作为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同时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有一次外交部开大使工作会议，我特意到会讲了话，请使馆的同志千方百计争取爱国科学家回国，以适应国内建设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争取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陆续回来了一些科学家。这批原有的和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虽然不很多，但他们都有很强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具有第一流的专业知识，在我国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到科研战线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发展我国科研事业方面，特别是在科研攻关方面，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在科研系统的中级研究人员，即新中国成立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工作能力较强，能独立完成某项科研课题的人员，当时大约有一千多人。我们认识到中级科研人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年龄比较大了，未来科研事业发展的命运取决于中级科研人员的成长速度，因此我们采取措施，从早期留苏的毕业生中以及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人才，调到科研系统来。我们还采用“带徒弟”的办法，即由高级研究人员带助手来加以培养。当时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每名导师带七八名助手。这样，很快就可以带出上千名中级科研人员。

再一个办法就是向国外派研究生和留学生，当时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我们派学生出国学习的工作到一九五九年为止，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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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О年至一九五三年，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三年共派出一千七百多名。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当时由于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着手制定科学规划，所以确定了“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那三年共派出留学生五千八百多名(其中研究生一千二百多名)。在这个期间内，先后对留苏大学生的专业进行过三次调整，抽调了一部分原来学习社会科学、理科和一般工科的大学生改学工业和国防方面的重点和尖端学科。第三阶段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这时候的方针是“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后来又规定研究生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毕业后又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以便在国外学习中，真正能看出问题，学到东西。经过以上各种措施，使我国的中级科研人员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同志的特点是年富力强，基础比较扎实，在高级研究人员的带领下，大量的科研实际工作都是由他们动手进行的。他们为科研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初级科研人员(主要是刚毕业的大专生)的人数多些，来源也广些。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分配原来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教育部管，后来我建议留学生、研究生由国家科委统一分配，大学生则由国家科委协同计委、教育部分配，因为国家科委对哪些科研机构需要什么人才的情况比较清楚。另一方面人才不能搞平均分配，不管你那个地方需要不需要一样分，这是不合适的。后来中央批准了我的建议，全国研究生、留学生即统由国家科委主管分配，同时，每年又优先分配一部分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战线上来，使需要和可能更好地结合起来了。

对科研急需的专业人才，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我们就在现有的高等院校开设新的专业，分配成绩好的考生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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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先后建议在全国的一些重点大学中扩大了无线电系，开办了计算机专业，举办了空气动力学专业、计算数学、统计数学专业，扩大了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专业等。在军队方面，我请陈赓同志调整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成为专门培养军队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原子能)研究设计人才的学院。陈赓同志当时兼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也是国防科委的副主任，是我们党内热心科学事业的老同志之一。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很快完成了院系调整，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源源不断地为军队培养了大批研究设计人才。地方方面由郭沫若同志负责，组建了中国科技大学，并由他亲自兼任该校的校长，成为我国专门培养新兴学科科研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除了以上措施之外，我们在有条件的研究院、所还举办或联合办业余大学、夜大学，以加速培养科技人才。

按照科技发展的需要，各单位普遍办起了中等专业学校，以培养科研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实验人员、技术员、技师等等。

我们当时培养出来的这一大批初级科研人员，人数多，是科研队伍的生力军，他们富有朝气，好学上进，在高中级科研人员带领下，做了大量工作，既锻炼了自己，又为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年的这批中级和初级科研人员，现在大多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知识分子了，他们已经是科研战线上的骨干，我们应该特别予以关怀和重视。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到一九六二年我国科研人员已经发展到九万四千多人，其中有研究员、副研究员二千八百多人，助理研究员七千七百多人，实习研究员五万多人，而且是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的一支庞大队伍，初步满足了当时我国科研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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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分配和使用当中，政策上我们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这也是发挥人才潜力的重要措施。用非所学，是对人才的最大浪费。当时对这一条我们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凡是接到了这方面的来信，我们都转请有关部门认真解决。我们还号召各级领导要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谁都知道，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中级科研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如果因此将他们拒之门外，那我们就等于没有自己的科学家了。所以我们提出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以免束缚自己的手脚。同时号召知识分子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我们要求各级行政领导和政治工作人员，要当好他们的后勤，尽量关心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对他们的吃饭、住房，甚至小孩入学入托、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人才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为了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们还曾考虑过适当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问题。当我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同志口头汇报时，他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方案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研究和组织实施。

为了加强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我们还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了大批文化较高、德才较好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到科研系统从事党政领导工作和科研保障工作。这些同志绝大多数兢兢业业，同样为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轻视他们在发展科学事业中的作用，同样是不对的，也不合乎事实。

在组织队伍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举例来说，一九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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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为了组建导弹研究院，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教育部、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铁道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共同商讨抽调技术或教学骨干到导弹研究院工作的问题，大家都非常支持，表示要谁就给谁，很令人鼓舞。过了几天，我将需要商调的三百八十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给周恩来总理。他看后对我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干部很快就调齐了。许多单位，我们要调它的教学或技术骨干，甚至连调令、介绍信等都还没有送到，打个电话，人就报到了。各部门的领导同志总是要什么人就给什么人，一般不说二话。广大科技人员就更是朝令夕到，以承担国防方面的技术攻关任务为荣。这种同心协力组建我国科研队伍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总起来说，要组织好科技队伍，我们的体会是：首先要规划好一批重点院校的学科专业，使科学研究需要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按计划得到补充。其次，对科技人员应该尽可能做到学以致用，人尽其才，避免人才的浪费。同时，要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生活上都要关心帮助科技人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进步。在专业工作方面，要虚心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专长，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心情舒畅地做好科研工作。

中苏科技合作中的波折

在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的事业中，如何对待外国援助问题，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我们同许多国家都有科学交往，但一开始，交往最多的是苏联。所以，下面主要回忆一下同苏联科技合作中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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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苏联曾给予我国相当大的援助，很多苏联科学工作者和专家，在苏联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的长期教育下，在中国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起步的时候，曾经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但是，苏联在援助问题上，由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领导集团的错误思想指导，当时就有很大的保留，从一九五九年起，苏联在科技援助方面就开始卡我们了。到一九六О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完全违背苏联人民的意愿，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助。从而也更使我们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必须把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的立足点，完全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才能攻克各种难关，扎实、稳步地向前发展。

一九五六年八月，我们趁李富春同志在莫斯科访问的机会，请富春同志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并提议我们派代表团去进行谈判。但是九月份苏联方面的答复，使我们大失所望。他们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干部，而且只能接受五十名留学生。他们提出的借口是，搞这个必须先从培养干部开始。

培养干部当然也需要，但苏方的答复同我们的要求相距太远，如果按照这个步骤，估计最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在我国进行导弹的研究工作。这就将大大推迟我国掌握导弹武器的时间，对我们巩固国防和提高技术水平都非常不利。通过苏方的答复，我们看出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对我国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态度，总的说来就是不想给。

形势非常明显，我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苏联的限制。

我们怎么办?当时大家是这样分析的，我国虽然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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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工业水平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争取回国的留学生、科技人员也还有相当的数量，有的曾在外国参加过火箭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只要我们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即使没有外援，也是可以独立进行研究的。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当时在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方面，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火箭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当时最困难的是电子元件、器件和精密仪器仪表、精密设备的基础薄弱，研究生产赶不上研制尖端武器的需要。这方面有些东西我国当时是难以解决的。虽然如此，但我们认为这些东西初期由于用量很小，可以通过贸易途径从其他国家进口一些。

为此，我向中央和军委建议，一方面我们自己动手，积极筹备导弹、原子弹、新型歼击机等尖端武器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争取继续与苏联进行谈判，尽量争取得到一些援助。苏联同意接受五十名导弹专业留学生，我们还是尽量派出去。另外，我还建议，我们可以设法从西方国家购买一些元件、仪器，作为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借鉴。但这个计划，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受到许多限制。

今天，如果把我们研制尖端武器所走过的道路重新回顾一下，证明中央当时所确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把立足点放在外国援助或主要靠购买外国的产品上，那就不但不会这样快取得成就，而且必然造成研制工作的依附性，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尤其一九六О年以后，苏联突然断绝援助，我们就会陷入困境。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要求大家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当即受到热烈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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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方针既强调了立足点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又不排除争取必要与可能的援助，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也不能搞排外主义，只要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对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有好处，我们就不拒绝外国援助，而且还希望争取得到这种援助。

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后的国际形势，使赫鲁晓夫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对周恩来同志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些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

周恩来同志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我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找当时苏联驻中国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希望苏联在尖端武器的研究制造方面，对我国给予技术援助。他听后热心地说：“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我们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表示支持，他受权宣布，同意中国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我随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

       一九五七年九月，经党中央批准后，我与陈赓、宋任穷等同志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认真谈判。历时三十五天，于十月十五日双方达成协议，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以下简称“十月十五日协定”)，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谈判任务。

“十月十五日协定”签订以后，一九五七、一九五八这两年执行得比较顺利。虽然苏联只是向我们提供了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们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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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不过，众所周知，这种援助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我们党坚决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侵犯我国主权，企图控制中国的要求，同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步公开化了，苏联在执行“十月十五日协定”上也随之越来越后退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赫鲁晓夫到我国访问，要我们答复不久前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妄图控制我国，当即遭到我们的严正拒绝。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这使中印关系顿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不顾我方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于九月九日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从而，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单方面撕毁了“十月十五日协定”。

一九五九年九、十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参加我国国庆招待会时的讲话，都影射攻击我们是什么“好斗的公鸡”。这一系列行为，预示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我们预感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片面撕毁所有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为期不远了。

一九六О年一月，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我在会上专门向中央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方面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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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断绝援助的迹象已经更加明显了，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都推拖不给了。我在会上说，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以对我们不放心，所以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是在新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我们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他们正在生产或正在研制的新装备，是不会向我国提供的。对我国研究、设计、试验工作的援助，也局限在规定的几种仿制型号上。总之，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

在具体做法上，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或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的原材料越卡得紧。苏联来华专家方面，搞仿制的工艺专家还可以来一些，设计专家难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一方面苏联业务部门为了学术上不丢脸，要派较好的专家来，一方面对他们的工作，苏联大使馆和国内又严加限制。来华专家大多积极热情，帮助我们掌握技术，消化资料，进行仿制等，做了大量工作，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有的专家仍然表现很好，热心地从事他份内的工作。因此，当时我们建议，对苏联专家还是要热情对待，认真地向他们学习。

中苏合作中另一个变化是苏联向我们要的东西多了。一九五九年苏方向中方要的资料为前五年总和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以上。而且过去要的多是些中医、中药、种子、农业、手工业等我国的传统技术，一九五九年起，要的绝大多数是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我国的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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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我们要严密注意这种动向，做好充分准备。会议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都同意我的看法。

到一九六О年八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至此，“十月十五日协定”已经被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彻底撕毁了。

随着中苏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在独立自主地发展科学技术上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同一些同志商量研究以后，我在一九六О年七月三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要建设的设计、设备和技术大都是成套进口，这一段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迅速掌握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科学技术上的依赖心理，有些同志总想伸手向人家要，无形中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方针。目前国民经济中一般技术问题大体上解决了，还有一些重要的环节尚待解决，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尖端技术方面虽然还差，但也已经从无到有，打下了一些底子，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路子。因此，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能的。(恩来同志阅时在此旁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显然他是赞同这一方针的。)

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作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帐。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对例行的年度中苏科技合作，也以少提为好。我方已经签字承担的义务，如提供苏方技术资料、接受来华考察等，在一般科学技术范围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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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应按协议如约完成。对苏联专家，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派留学生的方针也要重新考虑，对方限制重重，去了学不到什么新技术，因此最近应少派，但不中断。

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自己封锁自己。(恩来同志在此旁批：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历来对科研工作是积极支持的，他们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在五院工作的苏联专家于一九六О年八月十三日全部撤走。当时估计苏方根据“十月十五日协定”应该供应的试验设备、专用设备和导弹样品及技术资料，除已运到的部分外，尚未到的(特别是关键性的东西)再给的可能性不大了，会给我们造成相当的困难。

我们开会研究了五院的情况，大家认为，由于苏联专家在时，他们从不帮助我们搞研究设计，现在撤走，基本上对我们的研究设计工作影响不大。设备、资料等方面的某些困难，根据五院已有的基础，也是可以克服的。这就使人放心了。

我对五院的同志说：“这些困难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希望五院的同志坚决贯彻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把我们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研究设计出来，用中国的材料制造出来。哪怕时间稍长一些，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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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些，也要坚决走这条路。……五院在完成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以后，应集中力量尽速搞中远程地地导弹和其他型号的导弹。”

我还对他们说：“国内承担生产和试制的有关工厂，应该认清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以后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形势，认真贯彻中央、军委确定的决心和方针，请他们努力配合国防科研工作的发展。”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五院的同志从上到下抓得很紧，很有力，所以科研工作受的干扰并不十分明显。

以上就是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向我们搞突然袭击，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大体情形。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苏联撤走专家，迫使我们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新阶段，并获得了良好效果，这是我们科研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为此，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坚持攻关

到六十年代初，在科学技术战线上，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碰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和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停止一切援助所带来的巨大困难。

面对着困难，科研事业特别是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什么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我们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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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明确的，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同时，通过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实践，我们已经深感“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我们不应该“下马”，应该攻关，这就是我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

一九六一年七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业会议，贺龙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在那个会上，对“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让秘书从杭州给我打电话，传达了他在看到我的一份报告后的指示，大意是：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八月份他将亲自找我们谈一次。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以及我们根据指示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我们的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坚持下来了，并且迅速地取得了成果。

在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我立即召集正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导弹研究院、二机部的同志进行研究，分析了当时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一九五八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一九六一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拿导弹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并且进行了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工作。在尖端科学技术队伍方面，导弹研究院已经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好几千人。在研究试验的技术设备上，经国内制造和国外进口，已经可以保证自行研制近中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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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的基本需要。原子弹方面，二机部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也已经有几千人。我们已经查明的原料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中，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对几个短缺的关键设备，也已经在国内安排试制，待这一套建设项目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原子弹了。在原子弹研究设计方面，二机部集中一批科学家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并且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争取不迟于一九六三年把原子弹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

总之，大家觉得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讨论分析，到会的同志对坚持攻关都充满了信心。当我们说明了这些基本情况以后，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同志很受鼓舞，也大多表示要上，决心配合科研部门一起攻关。

我们把坚决上马的决心和理由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陈毅同志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对我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决心和陈老总的鲜明态度，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决定上马了，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在调整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确定首先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否则战线太长，各方面的力量都将难以负担，就会欲速不达。

于是，我们在研制武器装备方面，确定了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地地导弹为主，争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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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突破中程，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对防空导弹，因为当时台湾国民党的U一2飞机经常到大陆进行侦察活动，飞行高度达两万米，只有防空导弹能对付它，所以对防空导弹也决定投入一定力量，但排在第二位。原子能方面，集中解决核燃料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争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原子弹设计制造出来。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当时我们向各单位提出要照顾这个大局，我向他们打比方说，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经过说服，大家都能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这是我们攻关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以上武器装备的研制顺序，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确定的：一是为了攻关，哪个薄弱和复杂，就先上哪个；二是急于解决各军兵种主要装备有和没有的矛盾。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陆军历来是我军战斗力的基础，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陆军进一步现代化的需要，应该予以优先考虑。

我们的措施之二是继续坚持攻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关。这件事我们抓得比较早。

一九五九年，我们就开始考虑，在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薄弱环节究竟在哪里?结论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这几个方面当时都过不了关，是我们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障碍。因为现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导弹、原子弹、高性能飞机，对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各种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许多性能不同的特种材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元素，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新型材料，不仅“两弹”本身和许多零部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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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备过不了关，而且军工、民用的大量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研制项目也都过不了关。我当时常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依我看，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后来我这句话传开了，从那时起，“开门七件事”就成了大抓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代用语了。一句话，我们如果不把以上三个方面搞上去，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就会打不开局面。

当时原材料方面的大体状况是，金属材料数量上发展快而品种规格发展慢，非金属材料则在数量和品种方面都较薄弱。同时，生产新型原材料的设备缺乏，有许多技术还没有掌握。从化工材料来看，一九五八年我国生产的塑料只相当美国产量的百分之一，英国的百分之二点五。而且大多是些老品种。

当时大家曾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能不能扩大品种和规格，以达到满足国内需要的水平?讨论的结果认为，只要我们重视，计划安排得当，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据资料记载，世界上几个主要工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钢产量并不太高。日本是五百三十万吨，法国是七百九十万吨，英国是一千三百多万吨，德国是一千七百四十多万吨，苏联是一千七百七十多万吨。到一九四四年战时动员工业生产达到高峰，日本也才只有六百八十多万吨。这些数字有的比我们一九五九年时的产量还低，但他们那时已能大量制造军舰、潜艇、飞机、坦克等许多相当高级的军事装备。原因就是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品种规格比较齐全，普通钢与合金钢的比例大体适应。

我国所处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与之相比，但我们是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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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应该在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各种军事装备，力争逐步实现自己设计，自己研制和生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重视原材料工业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并着手加以解决。所以，早在一九五九年七月，我就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建议：在原材料方面，我们应当及早拟订发展品种，提高质量，使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都得到妥善安排的规划。否则，单纯数量上的增长不仅不能适应国防方面的需要，而且也不能适应工业现代化的需要。在管理体制上，我建议金属材料由冶金部归总，非金属材料由化工部归总，统一筹划。中央同意了我的建议。

在具体要求上，我们希望在三几年内逐步扩大稀有元素的生产，增加优质合金钢的比重(当时主要产钢国的合金钢占钢产量的比重是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我们则大大低于这个比例)。特别要研究和掌握各种耐高温、高强度和具有某些特殊性能合金钢的生产技术。这些看起来虽然是从国防需要出发的，但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上批示所说的那样：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哪有现代化的国防?

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以后，的确有一种火烧眉毛的感觉。我把这些想法向军委的同志们谈过多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我又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新型原材料的生产试制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新技术材料各国大都首先用于国防尖端，然后才在国民经济中普遍使用，因此材料越新，机密性越强，我们就越难得到国外的技术援助，只能下决心自己搞。

那次会议初步议定了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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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组织一个新技术材料小组，成员由计委、经委、冶金、一机、化工、建工、石油、轻工、中国科学院等各部门掌管新技术工作的负责人组成。小组的工作范围是：从提出新材料要求、安排科学研究、中间工厂试制，到工业化生产为止。

二、当前解决新型原材料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在计划中排上队，以便尽快研究、试制或生产。

      会后，我将新型原材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书记处的同志都支持解决新材料问题，同意我们的报告，要我们放手去干。中央的指示对大家鼓舞很大。不久，经中央批准，新材料小组就成立起来，开始工作。为了达到尽快过关的目标，当时就抓紧组织有关的各工业部和科研单位磋商，拟定了研制和生产基地建设方案，并向各单位提出了约五千六百种新材料的生产或研究试制任务。大家都热烈支持，展开了猛攻新型原材料关的紧张战斗。

进行新材料攻关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九六五年四月到七月，我们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五六年来，我国试制成功的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一万二千八百多项。品种上可以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舰艇、无线电方面科研和生产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许多过去靠进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够自己解决了，为新型材料立足国内打下了一定基础。如喷气飞机用的高温合金，有的已正常生产，有的即将投入生产。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需用的精密合金从无到有，建立了生产基地，当时也已经能满足科研和生产的初步需要。

在合金钢方面，列入国家标准的二百多个品种已经大多能够生产，稀有金属的研究生产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经过攻关，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国资源条件和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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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金钢系列。

仪器仪表方面，经中央批准，我们责成国家科委、一机部负责抓总，组织有关单位进行会战，也一步步突破难关，基本上满足了导弹、原子弹研究和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光学精密机械方面的问题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所长王大珩同志领导下，作出了很大贡献。还有杭州浙江大学也在这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攻关过程中，我们在解决设备和材料问题时，在金属材料规格上，经常碰到几个“特”字号的问题，如特大、特厚、特宽、特薄、特细等材料，成为我们搞“两弹”和其他科研工作的卡壳问题之一。刘少奇同志很关心这个问题，曾在中央会议上多次问过我这方面的情况。为了解决这几个特字号的问题，我们提出建议后，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央向一机部下达了研制各种大吨位的锻压机和各种大规格的冷热轧机等九大设备的指示。九大设备原计划一九六八年完成，到一九六七年检查，大约完成了总工作量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关键是卡在大电机、大电炉等配套电器设备上。由于十年内乱，九大设备的研制，许多项目拖延下来了。

在攻关过程中，为了加强对“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刘少奇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宣布，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在这次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专委”成员之一的张爱萍同志很快向国防科研系统传达了中央的这一重要决定，使大家受到了很大鼓舞。“专委”成立后，每次重要的“两弹”试验和存在的问题，都要开会研究，听取汇报，使“两弹”的研制工作在领导方面有了进一步加强。

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要大力协同”的重要指示，在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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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当时我们明确提出了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在张劲夫同志领导下，中国科学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专门负责组织科学院各部门更密切地配合国防尖端武器的攻关。

我们还组织二机部和七机部对口协作，以解决“两弹”互相有关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我们先是成功地试验了自己研制的若干种导弹、火箭武器，以后又试验了原子弹、氢弹。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次试验是由张爱萍同志在现场组织指挥的。当时集中了几百名科学技术人员和几千名勤务保障人员，在戈壁滩上夜以继日地紧张战斗，克服了许多困难，反复演练，完成了极其复杂的试验准备工作。试验当天，我同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和在前方的张爱萍同志始终保持着联系。根据前方传来的情况，我们把“零时”(即原子弹爆炸的准确时间)确定为当天十五时。当“零时”到来，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二届人大常委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汇报，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和科学家列席了会议。当恩来同志在会上宣布这一喜讯时，大家热泪盈眶，长时间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庆祝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欢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能力制造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于某种压力的指望落空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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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说明。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我第一次到基地现场主持核试验，就是“两弹”结合的试验。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进行真刀真枪的发射试验，要冒很大的风险。万一核导弹在发射现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间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但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工作的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国自行研制的中程导弹，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很高。，再说，为了使我国的导弹能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经过反复研究，进行了各种细致的论证和检验，报经恩来同志和中央批准后，决定进行这次试验。为了鼓舞同志们的信心和使各项工作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我先到了导弹试验发射基地，在发射架下面和控制室里详细地听了专家们的汇报。十月二十七日，目睹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准时发射成功。发射后，我又赶到原子弹试验基地，观看了导弹核武器准确命中目标区和核爆炸后的情况和结果。我为我们这样一个长期落后的国家终于掌握了这种尖端武器而欣慰和自豪。

我第三次主持试验，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的氢弹试验。这次试验，按原定计划，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而我们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比他们分别缩短了四年和一年。

通过几次到现场组织试验，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了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重要性。制造和试验“两弹”，技术上极其复杂，所有工业部门都承担了多少不等的任务，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都会造成失败，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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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组织全国大协作方面是比较顺利和成功的。那个时候，各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各研究机构，只要分配他任务，就高兴得很，引以为荣，所以“两弹”上用的一些东西，很快就研制出来了。

党中央对尖端攻关的项目，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物资上优先供应。中央还批准，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形式，派人直接向有关单位下达某项任务，以确保完成。在财政上也是如此，虽然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每年仍拨出一笔专款，用于新材料的研究。以后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进展，也不断增加，保证了攻关的顺利进行。

事实证明，通过攻关，不但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而且通过“两弹”过关，也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科学十四条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失误，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毛泽东同志后来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要求各条战线总结出几条方针、政策性的条条来。

中央于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一封信》。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全国第一个出现的政策性文件是“农业六十条”，我们紧接着制定了“科学十四条”。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中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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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了我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这个文件，以后就被大家简称为“科学十四条”。它是根据中央指示，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目的在于总结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和纠正“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方面的错误。在那以后，工业、教育等各条战线也相继制定了各自的政策性文件。

从“大跃进”以来，我们已经逐渐感觉到在科研单位中同样有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科学家们对此反应强烈。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有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白专”，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冲击，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都阻碍着科研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很明显，搞好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工作，是顺利进行科研攻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所以，从一九六О年冬天起，我们就开始搞调查研究。最初是摸了导弹研究院，接着又摸了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先是发现科学工作者每周六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不足一半，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经批准，用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通知，规定在科研人员中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一九六一年春天，我们又在上海开专家座谈会，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这种会议叫做“神仙会”，意思是大家在会上毫无拘束，对科研工作有什么意见，都能像神仙聚会一样，轻松自然地漫谈。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在北京开了会，内容和上海会议差不多，主要是请科学家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谈谈我们在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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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确下了工夫，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想弄清楚到底我们在政策上有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怎样才能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能作出更大的贡献。经过几个会议和深入调查，发现我们在这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上过去是若明若暗的，有的同志甚至连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都不明确。科研人员的心情不够舒畅，他们是有意见、有看法的。

为了搞出一个科学工作上的条条来，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几个研究所抓了座谈试点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搞出了这个“科学十四条”。

“科学十四条”初稿提出来以后，我们又在北京、东北两个地区开党员所长会议，扩大党内科学家与会，共同进行讨论修改。并在一些部属的研究单位，像钢铁研究院、地质研究院、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若干国防科研单位进行讨论和试点。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也进行了多次讨论。这样，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科学十四条”也就比较成熟了。最后由我签署，上报中央。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我的报告。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会议，但政治局的大部分同志都到了。

      在会上，我先将“科学十四条”产生的过程和内容作了说明。接着张劲夫同志简要地补充了“科学十四条”在中国科学院试点后的情况和反映。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富春同志。他说，文件我看很好，文件中所提问题和情况带有普遍性。不仅科学研究中是这样，文教、高等院校里边也都存在这些情况，工业上也是如此，我建议可发给工业系统参考。对人的政策，主要是个红与专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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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红”(少奇同志插话说，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工业方面，在技术政策上自由争论没有了，技术责任制也松弛了。工厂应该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些工厂实质上形成了书记责任制了。我看这个文件应发到工厂。

接着发言的是邓小平同志。他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让我看，二十四小时都有事情做，怎么能够说这样一来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好做了呢?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这个报告，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可以向党外作口头报告，索性把政策讲清楚。

周恩来同志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彭真同志在讨论中提出，要提倡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对自然科学研究有好处。彭真同志还对轻率、频繁的政治排队提出了批评。他说，我看干脆写明确，两三年内，各研究所就不排这样的队。

刘少奇同志还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我们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纠偏。正确的当然不纠，有偏就纠，无偏不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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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小平同志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后来又送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

“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后来简单的提法叫“出成果，出人才”。这一条特别说明，当时我们正处在科研攻坚阶段，必须做好工作，把科研成果拿到手；必须提高研究工作质量，提高科研干部的水平。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要求在当时的基础上，经必要调整以后，做到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以保障研究工作能走向深入，摆脱“大跃进”后以上五个方面频繁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一节主要是重申了应用科学与基础理论研究两者不能偏废。科研部门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急需的关键性科学技术过关，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项目和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四、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这一节主要强调科研工作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灵活性，既力争先进，又留有余地，订计划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使科学家在大计划下有小自由。

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后来人们简称为“三敢三严”精神。这一条强调科研工作既要解放思想，勇于革新、攀高峰，又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以“三敢三严”精神搞科研。同时要贯彻“文明生产”精神，科研工作环境要保持秩序安静，讲究清洁卫生。

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这一条就是要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工作。规定把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党团和工会活动、行政会议压缩在每周只占一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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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余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七、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提出要着重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要订出科研业务和外文的学习提高计划，并通过论文、工作报告、业务鉴定、考试等定期考核，对成就突出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要重点支持和重点培养。

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这节强调科研部门、生产单位、高等院校要紧密协作，正确处理保密与交流的关系，不要互相封锁，以促进国家整个科研工作的进步。

九、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的比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节指出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鼓励自由探讨和辩论，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批评、反批评和保留意见，指出“双百方针”是党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是科学工作的群众路线。

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这节主要讲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只专不红不对，只红不专也不对，红与专必须统一。这一节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拟定的，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有所澄清。今天，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就不要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口号了。

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节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科研工作中，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用座谈讨论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工作。并强调要做好生活服务工作，使之成为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十三、大兴调查研究。这一节要求科研机构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使自己由外行逐步变为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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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健全领导制度。这一节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责任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是指科学家)作出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

这十四条里面，最主要的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和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这三条。对这三条，大家进行了反复地研究，认为这是十四条里面的核心问题。

我们经常发现科研部门过去的工作很乱，又搞这个，又搞那个，没有一个中心目标。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对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不明确。对此，“科学十四条”规定，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今天，我看这种提法仍然是正确的。

科学研究部门是知识分子活动的天地，不将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然不行。对科技人员的要求，过去提又红又专，究竟什么叫“红”，没有标准，许多知识分子反映可望而不可及，使他们总是觉得抬不起头来，实际上是在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我们一些领导干部老盯着人家，甚至要求知识分子按他的标准，思想先改造好再搞科研工作。他们不懂得世界观的改造是一项长期任务，这种要求本身就不科学。因此我们在“科学十四条’’中就明确了“红”的标准，一条叫拥护共产党，一条叫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两条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提出来的。做到了这两条，这个人就算初步“红”了。这就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再一个就是党的领导问题。科研系统的有些党员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说了算，空头政治、形式主义、瞎指挥盛行，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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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干预了科研工作。因此“科学十四条”规定，只有所一级的党委才有领导权，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拼命地攻击“科学十四条”，主要的也是攻击这三条。周恩来同志强调说，“科学十四条”是“红线”；“红线”在科研战线占主导地位。批驳了他们的谬论。

“科学十四条”制定以后，我们自然十分关心它在科学家中的反映和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为此，在“科学十四条”下发以后，接着就展开了调查试点工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科学家的意见。首先，广大科研人员无论党内党外，老年青年，无不反映强烈，表示欢迎，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批评意见。老、中年科学工作者说：“这个文件太好了，内容非常重要，提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真是反映了我们要说的话。”

青年科学工作者们说：“三年来实际工作做了不少，就是只有‘边干’，没有‘边学’。基础知识没有相应提高，甚至大学里学的一些老底子也快忘了。”他们说：“再不加强基本训练，就很难提高水平。不提倡‘三敢三严’相结合的作风，很难出合乎质量要求的成果。”他们还说：“文件中关于红专问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过去只是看你社会活动参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现，随大流，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真正要在业务上作出成绩，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回忆起那一段工作，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科学十四条”公布半年以后的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那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由我主持召开的。到会的有各专业、各学科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三百一十人。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当时在广州，他们也到了会。三月二日，恩来同志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同志讲了国内外形势和科学工作问题。会议开头和结束的时候，我也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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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我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我先请示了恩来同志。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我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志，就很同意我的意见，她很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所以我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解决得很好。周恩来同志在三月二日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一方面，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大多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的确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老根；新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知识分子要警惕自己，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了很大进步，就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也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当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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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中还有极少数的人，至今仍然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怀疑或不同意社会主义。但是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给予合适的工作，使他们对祖国有所贡献。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往往要经过自己的科学实践，经过带有一些自己特点的道路；因此，要善于团结他们，争取他们，帮助他们，对他们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

我也向陈毅同志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陈老总历来豪爽健谈。他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他说，就是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大地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说：“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是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了，不能再做客人了”。

总而言之，科学家们的主人翁感大大提高。我目睹这一情景，心情也很激动。我们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空前地改善了。

贯彻“科学十四条”和召开广州会议以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科学事业更加尽心尽力。当时普遍生活困难，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至今我还认为：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实干，“两弹”也就不会那么快地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恩来、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当科学家的勤务员，这个提法非常好。我本人就愿意当科研战线的勤务员。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科学家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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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很困难。有次中央书记处讨论关于五院、二机部需要解决的问题，小平同志说，五院、二机部的科技人员，待遇要高些，工资要高些，生活安排要好些，由李富春同志挂帅，统一考虑解决五院、二机部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但当我得知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情况，感到很不安，决定用我的名义向海军、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的领导同志呼吁，请他们尽快设法给予支援，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各单位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支援的东西，都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科技人员。我当时就说：“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接着，我们又对六、七、十院、各基地科技人员副食品的支援供应问题作了布置。有一次陈毅同志来医院看我，我们谈到此事，他说，我举双手拥护。这些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得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陈毅同志还说，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

这说明，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对科学家、科技人员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都上了所谓“修正主义”的纲了，批什么“科技肉”、“科技豆”、“科技鱼”。对这些奇谈怪论，我只有一笑置之。给科学家以最起码的物质保障是需要的。他们对生活上的困难情况往往不愿谈，但多数又是五六十岁左右的人了，白天黑夜地辛苦，有些是从国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待遇回到祖国来的，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跑出去的，说明他们是爱国的。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国的科学事业怎么上得去!关心他们是应该的。后来广州会议也受到批判了，说是“广州黑会”，这当然也毫无道理。

到一九六四年，“科学十四条”已经执行三年了，效果如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经验，我觉得要找些典型，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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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进一步贯彻落实。一九六三年十月，国防科委报告说，第十研究院南京十四所执行“科学十四条”比较好。我看了材料，在报告上批了一段话：“这个所坚决认真地执行政策，工作比较深入细致。在抓政治思想，贯彻科学工作政策和业务建设方面有不少值得推广的地方。”经过进一步了解，我发现他们在贯彻“科学十四条”中，的确有不少好的经验，达到了“出成果，出人才”的要求。为了推广他们的经验，决定在十四所召开现场会议。

会议是一九六四年四月开的，因为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参加，由张爱萍同志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科研单位的代表六百三十多人。

我虽然没有去，但向会议写了信，鼓励他们把“科学十四条”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贯彻“科学十四条”以后，不少科研单位在研究工作秩序和文明生产习惯的保持、业务工作的考核等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十四所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些。

十四所现场会议还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有关科技工作的指示。小平同志说，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这几年也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十四条起了很好的作用，过去提出了十二年规划，最近又搞了一个十年规划，很有希望，同样也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们的科学研究事业是很有希望的，我们有一套具体的正确的政策，但还要做好人的政治思想工作。

小平同志讲得很对。我认为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到一九六四年那个时候，可以说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具体的政策了，已经基本上走上符合我国国情的轨道了。使人高兴的是，刘伯承同志还抽时间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南京市委、南京军区、一机部、四机部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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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对科学事业的支持。

十四所开现场会议的时候，我在北京同几位老帅谈起科研系统贯彻“科学十四条”取得成绩的情况，他们都非常高兴。他们说，我们应该集中最大力量把国防科学技术搞上去。只有搞出现代武器，我军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才有保证。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人那里。
 
       老帅们支持科学研究，对大家鼓舞很大。十四所现场会开得比较成功，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一直在抓各单位贯彻“科学十四条”经验的推广工作。

丰硕的成果和新的起点

一九六三年，我们对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五十七个主要项目已经完成了五十项，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国防科研方面的攻关任务，也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导弹已研制成功，大部分项目正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又分别制定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科学规划。其中国防方面的规划随着工作的进展，又经过了数次修订。这可以说是我国科研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当时制定新的十年科学规划，总的目标就是要赶上六十年代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国防方面在继续突破尖端武器的同时，强调了常规武器在补缺配套的基础上，逐步赶上外国同类武器的先进水平。民用方面强调了要使农业、工业现代化，建立自己的先进工业体系，填补重点基础学科、基础技术的空白。在这十年中，进一步建立起强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来。

由于有了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政策，有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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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和有力的措施，我国科学技术的进展，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比较顺利的，成果也是明显的。

军工方面，到一九六六年我们共爆炸了五颗原子弹，其中一颗是“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的试验。一九六七年氢弹试验成功。导弹方面已经有了自行设计的中程地地导弹，正积极研制远程地地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工作也已经打好了基础。我们还研究设计成功了多种型号的地空、空空、岸舰等导弹，以及许多常规武器装备。在帝国主义封锁和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卡我们的情况下，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不但没有被窒息瘫痪，相反，能够独立自主地继续发展。

民用科研方面，这几年除了密切配合军工攻关以外，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批科研成果，也配合工业部门研制出许多高精尖设备。如各种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高速照相机、能精确授时的氨分子钟、一万二千五百吨的自由锻造水压机、三十万瓩双水内冷发电机，还有各种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精密机床和仪器仪表、新冶炼技术、矿产资源的调查和综合利用等项目。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国已经有能力自行设计建造像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万吨级远洋轮、大型煤矿、大型水电站、火电站、重型机械厂等工厂矿山及其成套设备。农业方面完成了全国耕地土壤普查，改良土壤和各种合理施肥的试验，病虫害的防治，改良品种和增产试验，治沙、治碱措施试验等许多科研项目。对黄河、长江、黄淮海平原等特定地域的开发，制定了治理规划，进行了资源调查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数论、计算数学、基本粒子、核物理、化学、射电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领域，都做出了一些受到国际科技界重视，水平比较先进的成果，比如生物学方面，一九六五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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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军用和民用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和各行各业支援科研攻关的结果。但这些经验，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取得的。今天条件变了，当然只能采用那些现在仍然适用的经验，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决不能死搬硬套、墨守成规。

回顾那十年的科研工作，我们也有若干较大的失误和缺点：如“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高指标；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而不断出现的分散主义现象；在强调群众运动的时候，有时违背科研工作的规律；科研体制因长期争论不休影响体制的稳定；知识分子政策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等等。这些失误和缺点都影响了我们科学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对科研工作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科研骨干)和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科研秩序被打乱，设备遭破坏，科研规划和计划被迫中断，使我们白白地丧失了许多宝贵时间，同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扩大了，实在令人痛心。更有甚者，林彪、“四人帮”一伙经常无理取闹，故意推迟一些已经成功的项目。如人造地球卫星，我们原安排于一九六八年春天完成一切发射准备，但他们以有人要在卫星上放毛泽东同志的像(这既增加了技术上的困难，也没有必要)，还有争论为借口，硬是推迟到一九七О年才发射，然后就吹嘘，这是所谓“中央“文革””正确领导所取得的胜利成果。粉碎了“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为科研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铺平了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衷心祝愿广大科学工作者，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为祖国四化建设的美好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