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总参谋部

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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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到一九四九年，已经是最后阶段。这一年的最初几个月，我们一直是在繁忙中度过的。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结束以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一日，我随平津前线司令部进了北平。此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编和改造起义部队，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秩序，为中央进驻北平作准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三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和总部机关由西柏坡迁到了北平。

四月一日以后，我以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同南京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先生等的国共和平谈判，以及后来同傅作义、邓宝珊先生等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谈判。

刚进城，我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代理总参谋长那一段，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与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对外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当时军委总参谋长是由周恩来同志兼任的。一九四九年九月剑英同志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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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任职后，军委又任命我继任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这样，我就身兼六职了：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解放初期，我军的领导机关，是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原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毛泽东同志由陕北带来的那个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数很少，总共只有二十多人，主要是作战部，由李涛同志负责。原总政治部更小一些，由刘少奇同志兼任主任，以后不久，由罗荣桓同志任主任，只有十几个人，分为两个研究室，组织工作研究室和宣传工作研究室。总后勤部的第一任部长是杨立三同志。战时我军的后勤供应由各大区自己负责解决，中央既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系统，也没有统一的后勤制度和标准，所以刚进城时有一部分工作是由华北军区后勤部兼做的。

后来因为要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同志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军队的事情他难以全力顾及，所以有关原总参谋部和军队的一些工作常常交给我来办理。 我是一九四九年六月正式到中南海办公的。当时中央军委与党中央住在一起，都在中南海。我的办公室设在春藕斋，那是一间大厅，中间用木板隔开，一分为二，一头是我的办公室，另一头就是作战室。八月份，我在静谷办公，后来又搬到了居仁堂。我们的一切设备都是很简陋的，同其他国家的司令部机关，简直无法相比。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他们的团长就问我：“你们这个总司令部怎么这样呀?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我说：“现在我们还在打仗，部队很分散，物质条件仍然是很困难的，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充实，只能因陋就简吧。”

其实，我一直不主张把机关搞得那么庞大。在战争年代没有条件搞那么大的机关。进城以后，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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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适当地扩大机构是必要的，但如果搞得那么庞大、臃肿，就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那时候的原总参谋部人很少，分工也不像现在这样细，但工作效率却很高。

当然，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形势发展和军队建设的需要来看，开始时的原总参谋部机构是不健全的，如搞军务、编制和动员的部门都没有，这对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将来过渡到义务兵役制都会受到影响。这些机构，都是进城以后由我们陆续组建起来的。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为副总参谋长。当时由于向前同志有病，因此，原总参谋部的工作，一开始就由我代管，随后不久，我即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一九五0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我当时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比如各军兵种，总参、总政、总后的联席会议；另一种是总参机关各部门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以后者居多。我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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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各部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分头去执行，问题处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会出现那些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事情。通过这种办法，我同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见面，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就在会上解决。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而且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那可不行。后勤部门、军械部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带个搞计划的同志，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有好多数目字，武器装备的数目字，物资供应的数目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准确，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会议。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作战文电、各种情报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向我一一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原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有关问题该请示的请示，我们能定的就在会上定下来。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

还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原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他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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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我的工作中，还经常碰到战争和军队建设方面的财务开支、物资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财政部门很不健全，每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或预算，究竟这一年要用多少钱，谁也说不准。只能是靠国家财经委员会随时根据经济情况和前方的需要来拨款。因为刚刚胜利，国内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但仗还在打，我们是边打边建，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所以打那么大的战争，财政、物资各方面都要组织好、协调好，这要费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大小问题我都是首先去找恩来同志的。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全国刚解放，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确实不愧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好参谋长。为了支援战争和军队建设，恩来同志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当然，实际执行还是要我们下手干，政府管不了那么具体。当时政府部门也是很精干的，不像现在分工这样细。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九四八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进北平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底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由于我在原总参谋部那一段工作过于紧张，后来就病倒了。一九五二年九月，一天我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我才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虽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很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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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已经被我们基本上消灭了，但在大陆各地和沿海岛屿上大约还残留有一百五十万军队和一百多万武装土匪。很明显，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任务还相当繁重。

歼灭这些蒋介石的残余武装力量，是各野战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互相配合进行的。作为原总参谋部，我们协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密切注意战争的进展情况，审定作战部署方案，传达作战意图，起着中间环节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陆国土上的相当一部分还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蒋介石军队仍然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诸省的全部地区或大部地区。在陕西、湖南、湖北三省，他们也控制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从军事上来讲，他们还保持着白崇禧、胡宗南两股主力。

广州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夕，蒋介石“迁都”重庆，妄图凭借西南一隅，作最后顽抗。

为了解放全部国土，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迅速肃清蒋介石残余武装。接着，毛泽东同志在军委会议上进一步肯定了用战略迂回包围的措施，来解决西南、华南的敌人。此后解放西南、华南的作战进程，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大无畏精神。

当时蒋介石的部署是：以胡宗南主力三十多万人扼守秦岭及其以南地区，以抗拒我军由北部进入四川，他把我军由北部进攻四川看作是主要方向，以宋希濂集团十多万人部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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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鄂边地区，以保障四川的东部和南部免受我军威胁。白崇禧主力则部署在湖南衡阳到宝庆(即邵阳)一线，意在阻止我向广西等地进军。此外，在广州方向有余汉谋的几万军队。以上胡宗南、宋希濂、白崇禧、余汉谋各部，还有一些杂牌部队，大体上处在由西北到东南横贯川鄂湘桂粤五省的一条轴线上，总兵力约一百二十多万人，以确保四川为中心目标，妄图遥相呼应，凭借这些地区崇山峻岭的险阻地形，与我们作最后的抗争。
 
      毛泽东同志给我各野战军确定的作战任务是，以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军和原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此时已隶属第一野战军)向秦岭地区挺进，先实施佯攻，造成使蒋介石确信我军要在北部入川的错觉，拖住胡宗南主力，待南边战略包围态势完成后再向四川腹地进攻；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交叉配合，向华南和云贵地区进攻，完成对全部敌人的战略包围，其中以第四兵团、第五兵团在突破敌人防线后分别直插昆明、贵阳，堵死四川之敌南逃国外的退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对白崇禧和四川敌人采取大迂回，直插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歼灭敌人的战略部署。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野战军彻底解决了马步芳、马鸿逵集团，陶峙岳将军在新疆宣布起义，整个大西北全部解放。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宣布起义，华北全部解放。第三野战军解放福州以后，正在部署漳州、厦门战役，华东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八月间，程潜、陈明仁将军在长沙宣布起义。所有这些，都对围歼白崇禧、胡宗南主力形成了有利条件。

我军首先进行的是衡(阳)宝(庆)战役。以第四野战军为主，二野四兵团参加，经过各项准备后，向白崇禧所部发起进攻，于十月中旬，歼灭白部主力四个师，共四万七千余人。与此同时，四野十五兵团和二野四兵团在两广纵队的配合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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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四日解放了广州，接着在广州西南阳江、阳春地区歼灭余汉谋全部四万多人。从十一月初起，以二野三兵团、五兵团为主，四野一部配合，向川鄂边宋希濂集团发动进攻，先歼敌一个兵团，十五日我军占领贵阳，完成了对四川的战略包围，十一月下旬在重庆南部的南川地区歼灭了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匆忙逃离重庆，当天重庆解放。十一月上旬至十二月中旬，我四野和二野四兵团，对妄图由桂林向海边逃窜的白崇禧集团在粤桂边进行围歼战，最后将白部约十七万人歼灭在容县、博白、廉江、钦州地区。十二月九日，云南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西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将军联名通电起义。至此，胡宗南集团三十几万大军已成瓮中之鳖。二野在解放重庆地区后，立即西进北上，向成都迂回。我十八兵团等部十二月上旬即向动摇恐慌中的胡宗南部猛打穷追。在大军压境和政治攻势的配合下，胡宗南所部，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顽抗被歼，到十二月下旬，在成都地区被全部解决。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解放，历时五十七天的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九十万人。

一九五О年一月，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由广西入云南，在滇桂黔边纵队协助下，于云南南部歼敌第八军和二十六军二万七千多人，仅李弥、余程万及其残部一万余人逃出国外。二月二十日我军进驻昆明。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我军又以有力部队挺进西昌地区，全歼贺国光部一万余人。一九五О年十月，第二野战军进行了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五千七百多人，一举解放昌都，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们与以阿沛 阿旺晋美为团长的西藏代表团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十月，我军和平进军西藏，胜利到达拉萨。

大陆之敌全部解决以后，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要在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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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О年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部署了海南岛战役。该岛共有敌军十万余人，统由薛岳指挥，企图凭借海峡天险固守。我军由四野的十五兵团执行攻岛任务。他们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战前作了充分准备，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长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琼崖纵队有力配合下，三月份组织少量的先头部队两次偷渡成功。在此基础上，四月十六日晚，主力部队强渡琼州海峡，十七日凌晨成功地登上海南岛，经过十几天的战斗，歼敌三万余人，其余敌人逃往台湾。创造了没有海、空军支援的大兵团渡海作战成功的奇迹。五月份我们解放了东山岛。同月，舟山群岛的十多万敌人发现我华东野战军有进攻该岛征候，即弃岛逃往台湾，我军又解放了舟山群岛。接着我们又先后解放了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长江口外的嵊泗列岛。至当年八月，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少数岛屿外，沿海各岛已全部解放。

一九五О年一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原总参谋部又组织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大陆上的敌人即将全部被歼灭的时候，蒋介石有计划地潜伏了大批特务、土匪，妄图同我们进行长期斗争。同时也有一些溃不成军的流窜国民党小部队转化成了土匪队伍。他们与当地的封建会道门、地主恶霸相勾结，进行反革命骚动和反动宣传，扰乱社会秩序，破坏革命与生产。这些土匪，大多很分散，化装成老百姓进行活动，给剿匪部队带来很多困难，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和山区更是如此。

为了剿灭分散在大山里和偏僻地区的小股土匪，我们命令剿匪部队采取分散歼灭的办法，组成许多连排为单位的小部队，坚持执行毛泽东同志“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深入农村、山区，发动群众，密切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的减租反霸斗争、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从根本上摧毁了土匪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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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社会基础。这样，到一九五О年六月，大陆上成股的土匪已经大部被消灭。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共剿灭匪特武装五十八万多人，使全国各地的社会秩序逐步趋于安定。

       从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О年六月，我军共歼灭蒋介石正规军一百三十多万人，加上消灭的武装土匪，共歼敌一百九十多万人，解放了大陆全部国土。

军队的建设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军队的各项建设工作。虽然当时还有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以后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朝鲜战争，但我们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随着和平的实现，我们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到一九五О年六月，我军总人数达到五百四十万人。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保留这样大一支军队，显然是不适宜的。根据中央指示和同各大军区商量的结果，确定我军保留总人数为四百万人。

毛泽东同志讲到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要有三个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根据这个指示精神，我们决心缩减军队，以减少国家开支。同时，国防力量的增强，不仅是个数量问题，还包括着许多方面。我们单单有五百四十万步兵，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只有少量特种兵部队，那就不成其为现代化的国防军。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必须缩小陆军步兵部队，减少财政开支，以便加强空军、海军及其他兵种建设，使各军兵种在数量上保持适当的比例。

确定保留四百万人，也就是说，要复员一百四十万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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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是破天荒头一次。对这样一件大事，我们确定的原则是：干部不复员，对每一个复员战士，务使各得其所。一九五О年五月，中央确定组织各级复员委员会，由恩来同志亲自负责。随后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以中央军委主席和政务院总理的名义颁布了复员工作条例。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中央对复员军人的关怀和负责精神。在一九五О年五月召开的全军参谋会议上，我也进行了动员，希望各单位切实重视这件大事，要做好复员战士的思想工作，并注意解决他们的困难。我同时提出，各单位在复员工作中还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完全从政治出发，把大批老战士都留下来；二是完全从精壮出发，把久经战火锻炼的老战士都予以复员。，要求做到在留下的部队中，保持新老成分的适当比例，这样才不会削弱战斗力。后来，这些方面执行得很好，留下的老战士，有许多日后被培养成为干部，还有一些年大体弱的老战士，回去后生活上确有困难，我们就采取有的转业，有的留在部队做一些生产管理、看守仓库等等工作。由于有关各方的重视和支持，我军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复员工作，从一九五О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五一年就基本结束了，进展顺利，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精简整编的另一项工作是统一全军的编制，包括部队的编制和武器的配备两个方面。过去打仗的时候，全军的编制极不统一，武器装备也是靠缴获，所以非常杂乱，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种现象自然要迅速改变。为了使全国的国防军统一起来，就必须确定统一的编制序列。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如便于指挥，便于机动，便于作战，便于武器装备相对统一等等，我们参考了许多国家的编制，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把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取消。兵团机构有一部分调来建立海军和空军的直属机关。整编后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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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余类推。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的工作。

为了加强师一级机构，使它能单独执行作战任务或参加联合兵种作战，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师的后勤工作。因此，编制序列确定：师设后勤部，军不设，由各大军区直接供给到师。这个办法在当时起了良好作用。对步兵师的总人数，当时规定，有解放台湾任务的编多些，其余一律编一万人左右。
 
      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步兵部队枪炮的型号和口径都很杂，当时我们还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整编中只是要求各大单位进行调整，使同一口径的枪炮尽可能做到集中使用，并设法生产这些枪炮的弹药，使之有一定的基数储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一些过于陈旧的枪炮，有的交民兵使用，有的淘汰。此外，对每个步兵师(团)编配多少火炮和机枪，在数量、型号和口径上作了大体规定。

这些措施，对当时相对地统一全军的编制装备，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各大单位在执行中有很大的机动性，我军编制装备的统一，是随着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而日趋完善的。

作为武装力量体系之一的人民武装问题，我们也给予了高度重视。编制序列上，在军委机构里面建立了人民武装部，它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全国民兵工作和兵役工作。又规定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兼管所属范围的兵役和民兵工作。

      为了解决我国的兵源问题，我们必须向义务兵役制度过渡。过去蒋介石的所谓征兵制度实际上是抓壮丁，使人民群众畏之若虎。所以，我们实行义务兵役制，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才能渐渐为人民所接受。办法就是先组织民兵，训练民兵，由义务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当时我们设想，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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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至三十岁的公民统统编入民兵，人人有当民兵的义务，慢慢养成这个习惯。从一九五О年至一九五二年这三年内全国土改大体完成，老区和新区都开展训练民兵的工作，这样从制度上和群众的习惯上就容易往征兵制过渡了，国家的兵源也就得以解决。在这同时，我们还在群众发动得比较好的老解放区开展义务兵役制的宣传与教育。现在，我国已经卓有成效地实行了义务兵役制的制度，广大优秀青年每年都源源不断地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来。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进行整编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不能不认真研究解决，那就是关于起义部队的问题。起义部队有北平、绥远和四川三种形式。对绥远董其武将军的部队，毛泽东同志确定不但不整编，而且还要补充一部分；中南陈明仁将军的部队，也要拨一部分老部队去，目的是去给他们当骨干，帮助他们改造原国民党军队。四川是全国起义部队最多的地区，共有五个兵团起义。四川的剿匪任务又重，我们对起义部队就采取了大量的整编和撤销的办法。小平同志那时在西南军区当政委，有一次他到北京来，我们共同研究，并报经军委同意后，决定西南的起义部队要统统编散。所以，我们对全国起义部队的原则是，一方面我们一视同仁，一方面又有所不同，哪些取消，哪些保存，哪些暂时需要补充，都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从效果上看，这样做是正确的，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

在进行精简整编工作的同时，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领导下，逐步开始了各军种、兵种的建设。除陆军力所能及地加强了火炮、坦克等某些特种兵部队以外，我们建立最早的是空军。它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诞生的。到一九五О年空军总人数已达几万人。当时我们的飞机很杂，大部分是缴获国民党空军的，共有美式、日式和苏式飞机几百架。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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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年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我国的空军有了更快的发展。飞行员大部是由陆军战士中挑选的，政治素质很好，作战非常勇敢，但文化水平和训练水平较低。而且飞机型号比较杂，性能也比较落后。即使这样，我们年轻的空军，硬是凭大无畏的勇敢精神，用比较落后的装备，在朝鲜战场上显示了威力。他们曾经接连打下了戴维斯等好几个美国王牌飞行员，涌现出一批英雄人物。

       我国的海军是在一九五О年四月正式建立起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大量制造军舰的能力，大部分舰只是缴获敌人的，或者是国民党海军中进步爱国军人起义过来的。共编成了三个舰队，拥有一百多艘舰艇，还有一些海岸炮兵和海军航空兵部队。
 
      此外，在一九五О年八月到十月的三个月中，炮兵、装甲兵和防空军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一九五一年三月，．又成立了工兵领导机关。那时候，我们的装备虽然落后，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军兵种领导机构的建立，使我们在现代化建军道路上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都涉及到人的问题，许多事情离不开原总政治部。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总参与总政配合得很好。当时罗荣桓同志是原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我们思想一致，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从来没有扯皮现象。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制定各种条令条例，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从一九五О年起，原总参谋部开始抓这件工作，当年就搞出了暂行的步兵操典，虽然很不完备，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我军传统和现状的全军统一的操典，在当时还是起了它的历史作用的。对迫切需要的海、空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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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也进行了摸索编写。一九五○年，我们又组织班子编写了内务、队列、纪律条令，并于一九五一年颁布了这三个条令的草案，在全军试行。接着我们与总政配合，拟定了《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经中央批准，于一九五五年实施。这些条令、条例的陆续制定和实施，对我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还抓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组建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的军事院校；三是在全军进行文化教育，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文化水平。这是两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很快就组织人力，建立了七所航空学校和一所海军学校。后来，防空学校、测绘学校、军医学校也都相继建立起来。由于我们在整编过程中还要逐渐组建许多兵种，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而这些人才却极感缺乏。所以一九五О年三月十日，我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建议再设立一批炮兵、工兵、装甲兵学校，以培养我们迫切需要的技术兵种干部。各军区举办步兵学校或高级步兵学校，以培养初级和中级军政干部。在南京成立军事学院(由刘伯承同志亲自主持)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培养我军高级和中级军政干部。这些院校由军委统一规定教育内容和计划。它们陆续建立后，培养出了大批干部，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当时还面临着军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问题，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大障碍，必须尽快设法解决。我们的干部战士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是革命事业的骨干。在新的建军任务面前，他们除了应该继续总结战争经验，提高军事、政治水平而外，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此，我们从一九五О年起，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成百万指战员向文化大进军，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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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三年的三年间，在部队中就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和半文盲，普遍达到了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加上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使我军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为我们逐渐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作出了一个好的开端。

为了帮助国家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我们组织军队参加了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参加生产劳动，是我军历来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开荒生产，自力更生，使我们度过了极为艰难的岁月。解放以后，我们坚持了这个传统，除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以外，都抽出时间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以改善部队生活，增加社会财富，帮助国家建设。

一九五○年六月，我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时汇报了全军在劳动生产上取得的巨大成绩。

      当时西北野战军一部在新疆已开垦土地六十六万余亩，完成了一批水库和其他水利工程，可以灌溉农田一百二十多万亩。另外在陕西开垦土地四十五万亩，宁夏十二万亩，青海四万余亩。这些数字是很可观的。驻甘肃的部队参加了山丹、古浪、临泽、武威等处的水利建设工程，并担任修建陇海铁路天水到宝鸡段及天水到兰州段工程。东北的驻军已垦修了旱涝保收田六十五万亩。华北驻军垦修旱涝保收田二十一万亩，组织了几十个农场，并且参加了永定河、滹沱河、海河等二十三条河流的挖河、修堤、开渠、筑坝等工程。华东、中南、西南的部队因土地少，开荒不很多，但种菜、养猪很普遍。部队参加生产的另一个重大行动是，一九五二年一月，我们建议抽调四十几个师约四十万人集体转业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毛泽东同志很快批示：“这个计划很好。……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几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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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农业工人。”他要我们即刻筹办。我军广大指战员南征北战，战争刚刚结束，就置个人和家庭的困难于不顾，立即投入艰苦的生产劳动，为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度过经济难关，流下了大量汗水。他们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们感动不已。

解放初期，蒋介石经常派空军来大陆骚扰轰炸。尤其上海成了轰炸重点。天津等沿海城市也受到了威胁。我曾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同志，建议请苏联帮助解决防空问题。毛泽东同志同苏方商妥后，苏联很快派来一个空军师进驻上海，在几次空战中击落了敌机五架。此后，蒋介石空军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由于我们缺少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经验，当时曾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苏联顾问大批来华，是一九四九年秋天少奇同志访苏回来之后的事情。少奇同志回来，谈了见到斯大林的一些情形。他说，斯大林也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一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他认为我们条件不成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足以同蒋介石对抗，担心我们同蒋介石闹翻以后，原来在抗日战争中积蓄起来的一些力量也要赔进去。到了我们打三大战役的时候，他还在怕。我们说，在辽沈战役中俘虏了几十万敌人，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又各俘虏了几十万敌人，他还是不信。他认为世界上除了苏联红军，其他国家的军队在一个战役中俘虏几十万敌人是不可能的。后来斯大林派了个医生来，想了解这些究竟是不是真的。这说明苏联对我们的力量当时仍然是估计不足的。当他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曾向我们党表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

苏联顾问来了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安排、配备。哪些军种、兵种需要设顾问，哪些地方需要设顾问团，以及顾问设置的多少和职级别等，都作了研究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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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来华的苏联顾问，对我们的态度是热情友好的，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出了一些好的主意，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工作上，许多苏联顾问不知道中国军队的传统和实际情况。在作战问题上，尤其是后来的抗美援朝，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来过问一下，我们把情况告诉他，他就要我们这样做、那样做。我们就不是这种作风，即使毛泽东同志那里有什么指示，有什么命令，也不是死巴巴地，总是商量的口气，绝不硬性地说，你们应该这样那样。可是苏联顾问不同。有些指示、命令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拿来以后，苏联顾问就说：“这像命令吗?”感到很奇怪，不理解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对下面的事情从来不规定得很死，作战呀，部署呀，战役战术上的组织等等，都是如此。因为他要给下边以机动，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作风。他经常给我们讲，要给干部以机动，因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所以一般底下来的东西，他都没有多大的修改。苏联顾问不懂得我们的做法，有时候我对顾问说：“你们有飞机，有坦克，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怎么打呀?”所以，有时候意见不那么一致。在训练上也是他们那一套，强调正规，规模大得很，需要好多个操场，每个师都要好大一片土地。我说：“我们只有那么多耕地，不能占农民更多的土地了，这个行不通。”毛泽东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中国军队怎么组成的，装备怎么样，训练应该怎么抓，打仗应该怎么打，苏联顾问基本不了解。当然，也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学的就是那一套。有时候顾问还告我的状，一次告到刘少奇同志那里，一次告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那里。那时苏联大使罗申，和他们一起来告我的状。我就说：“我没办法呀，要买武器，买坦克，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现在训练可以用缴获的坦克嘛，不一定要买好多坦克来训练。把干部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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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好了，将来再买些武器装备也不迟。”他们总是要我们买他的武器。我说：“要不要钱呀?如果不要钱的话，我可以要。要钱的话，我们买不起，没那么多钱”。

       通过与苏联顾问的接触，我深感必须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学习外国的经验，在军事上也一样，绝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国内也是同样的，情况变了，装备变了，但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不能丢，要加以继承、研究和改进。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