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在平津战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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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西线做起

有关平津战役的情况，不少同志写了文章，我不再作全面赘述。在这里，仅回忆几个印象较深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中央军委通知，要我立即赶往平津战役指挥部工作。这之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和我组成中共平津战役总前线委员会。
 
      我接到去平津战役指挥部工作的通知后，交代了军区的工作，带着几个工作人员，由军区驻地平山县孙庄乘车出发，日夜兼程，奔向北平东面的孟家楼。平津战役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辽沈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同志就要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准备发起平津战役，与华北部队一起，共同歼灭华北的敌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发出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这个指示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一样，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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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发以前，就曾到西柏坡受领任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同志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平津战役的全面形势，又十分正确地规定了我军的任务和部署。我觉得，平津战役这篇大文章，毛泽东同志是从西线做起的。

那时候，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华北战场上的敌人，屡遭我军沉重打击之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的依托，军心动摇，孤立无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傅作义指挥的部队，大约还有六十余万人。他的主力部队四个兵团、十二个军、五十二个师(包括被歼后重新组建的师)，部署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柴沟堡，约一千二百多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在具体兵力部署上，傅作义是煞费苦心的。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我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情况下，可以向绥远逃之夭夭。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敌人在平津固守，还是从平津撤退，在蒋介石、傅作义和美帝国主义三者之间，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蒋介石是既想让傅作义固守华北，迟滞我大军南下，又想把华北兵力全部南撤，巩固江南防务，举棋不定；傅作义也脚踩两只船，想看看形势变化，平津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西逃绥远，不得已时就向南逃跑，但又摆出固守的架势，想捞取美援，扩充实力；美帝国主义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从援蒋武器中拿出一部分，直接供给傅系部队使用，好让傅作义固守平津，维护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敌人的心理状态，认为傅作义虽有西逃、南窜两种可能性，但西逃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绥远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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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窝。

这时候，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研究，决定从第三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人手。毛泽东同志指示杨成武、李井泉主动撤围归绥，不使傅作义感到太紧张，随后又迅速包围张家口、宣化，诱使傅作义派兵西援，以便掩护东北我军秘密入关。我们积极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决策，早在十二月上旬平津战役正式发起前，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开始，华北我军就在平绥线上作战了。所以说，毛泽东同志发起平津战役，文章是从西线做起的。因此，华北的同志有时也把平津战役称之为平津张战役。

由杨成武同志率领的第三兵团，以三个纵队的兵力进入张家口附近地区，形成对张家口、宣化敌人的包围态势。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着很灵，傅作义果然着了急，立即令驻守北平附近的第三十五军，驻守怀来的第一О四军，分别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以便形势不利时能够保住逃往绥远的通路。

这样，傅作义的大部分嫡系部队共约十万人，已被我军牵制在平绥线上，实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掩护东北我军入关的第一步计划。

这时候，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长途行军，分别经喜峰口、冷口，越过长城，陆续隐蔽入关，先后到达迁安、丰润、遵化、玉田、蓟县地区集结。

东北我军主力一入关，傅作义又作了错误判断，他认为我军会直取北平，遂急令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为打通张家口与宣化的联系，敌人从东西两个方面，倾全力向沙岭子猛攻，然后向新保安方向撤退，企图缩回北平。

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同志一面令杨得志等同志率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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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兵团主力，由易县经涿鹿迅速向宣化、下花园地区开进，以隔断怀来与宣化的联系；一面令东北野战军先遣(第二)兵团由蓟县经密云向怀来、南口急进，以隔断怀来与北平的联系。这一步，我军总的意图是将傅作义的西线兵力分割包围，既不让第三十五军缩回北平，也不能让北平的敌人接应第三十五军，然后，待机将其分别歼灭。

经过激战，我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十二月八日，我第二兵团将敌第三十五军严密包围在新保安，使其动弹不得。十二月十日、十一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先后歼灭了企图救援第三十五军的第十六军和第一О四军。我第三兵团也多次击退了张家口敌人突围的企图。

第三十五军被我包围在新保安之后，前线指挥员都想早日动手消灭它。这个军是傅作义的所谓“王牌”军，是摩托化部队，运动速度比较快，战斗力比较强。它多次与我军交战，可以说是冤家对头，广大指战员恨之入骨，恨不得一口把它吃掉。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同志指示暂缓攻击，两个星期内“围而不打”。因为东北入关的部队，正在进行战役展开，对于平、津、塘的敌人，尚未完全隔断、包围，如果先攻击新保安的敌人，不但会使张家口的敌人向西突围，还会使张家口以东的敌人决策逃跑。所以，不仅西线部队“围而不打”，对平、津、塘的敌人也“隔而不围”，以便在敌人难以觉察之中，完成整个平津战役部署。

毛泽东同志还指示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两个星期时间内，淮海战场不作最后歼敌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守敌的决心。中央又命令山东部队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可能向青岛方向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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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华北军区所属的冀中、冀南等军区，也动员部队和广大民兵，分别在平南、津南、沧县、德州等地区，迅速构筑起数道阻击阵地，以防敌人从陆地上逃跑。当然，从那时候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甚至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防止万一罢了!

这样，我军就撒开了天罗地网，使平津的敌人插翅难逃。
 
      我作为华北军区的负责人，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战略部署，以及许多具体指示，真是由衷地感到敬佩。我告诉华北部队，必须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实践证明，华北我军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希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华北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对平津战役的胜利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那时候，正值隆冬，冰天雪地，他们听说要解放北平、天津、张家口，立即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那情景真是非常感人，非常壮观!当我从孙庄去孟家楼平津战役指挥部的时候，一路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广大民兵，赶着满载物资的大车，不分昼夜地朝北平、天津方向前进，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眼看不到边啊!我还得知大清河两岸的人民群众，昼夜组织四万多人参加突击破冰队，两天内砸开了一百多里冰河，使白洋淀和大清河沿岸的船只，能够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在完成了对全线各点的敌人分隔之后，根据既定的部署，在西线先由第二兵团，对新保安第三十五军开刀。

那时候，我在平津战役指挥部，不断询问战役进展情况。

十二月二十二日晨，我军向新保安发起总攻。第二兵团的指战员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尽管第三十五军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全歼了第三十五军一万九千多人。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军，在新保安找到了自己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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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歼新保安敌人之后，我第三兵团三个纵队、北岳军区的部队、骑兵第三师和东北野战军的第四纵队，紧接着向张家口守军发起了攻击。

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敌第三十五军被歼之后，张家口的敌人有向绥远逃跑的可能。所以，我军在完成包围张家口之后，在周围四五十里内，构筑了三至四道阻击阵地。

      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我军全歼新保安三十五军之后，张家口的敌人惊恐万状，决心突破我军包围，妄图向绥远方向逃跑。十二月二十三日夜，他们先朝西南方向佯攻，主力却偷偷地从西北方向突围，但很快被我军截断了去路。敌五万余众，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以北名叫朝天洼的一道大沟里，步兵、骑兵、骡马、大车，乱成一团。第二天拂晓，敌人倾全力向西北方向冲击，由于遭到我军顽强堵击，突围企图落空，经我军一昼夜奋勇冲杀，全歼了敌十一兵团部、一0五军全部、一0四军的一个师、两个骑兵旅和两个保安团共五万四千多人。只有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带领少数护卫侥幸逃往商都去了。

想当初，我军撤出张家口之时，蒋介石是何等地得意忘形，不可一世。那时候，我就曾经说过，我们撤出张家口，换取了自由和主动，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要回来的。仅仅事隔两年，我们就回来了，张家口终于又回到了人民之手。历史一再证明，只有人民群众才真正是无敌的力量。

我军在西线的胜利，彻底堵死了傅作义西逃的退路。与此同时，我军在东线也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完成了对天津、塘沽的包围，解放了唐山等地。这样，傅作义已经陷入绝境，为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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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北平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斩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海上东逃或陆上南窜的可能性，我军下一步的任务是，迅速攻克天津，切断他们东逃、南窜之路，进一步孤立北平，最后解放北平。

为此，华北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结束新保安、张家口之战以后，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又奉命踏上了新的征途，迅速开进到北平外围，与东北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会师，严严实实地包围了北平，积极进行攻取北平的各种准备。

同时，我东北野战军集中了五个纵队二十三个师的兵力，决定由刘亚楼同志负责指挥，准备从速歼灭天津的敌人。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菊(后改名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同志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当时，敌人在东单修建了临时飞机场，由于我地下党电台的报告和指示目标，我军对这个机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刘仁和他领导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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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同志，确实是可钦可敬的。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些好同志，却在十年动乱中，有许多人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或受到了严重的折磨，实在令人气愤。

在接到北平地下党同志发来的大量情报之后，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题：如果我军歼灭了天津的敌人，把傅作义将军的退路堵死，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我这个想法，萌生在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在此之前，我们与傅作义的代表在石家庄就有所接触，我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有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现在，傅作义将军赖以起家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已经被我军歼灭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和震撼是极不寻常的。如果我军再把天津攻下来，彻底打掉他逃跑的幻想，逼着他走上谈判的道路，我认为，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罗荣桓同志听了以后，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在不放弃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同时，争取通过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林彪是不是同意这样做?有一次，我们三人都在作战室，研究完如何攻打天津之后，我谈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我说，只要我军能够打下天津，傅作义的逃跑道路就全部切断了，这样就有可能迫使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我还用北平地下党提供的情况，说明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应该把这种可能性，通过不断努力变成现实。

林彪听了我的意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说我的想法很好，但这只是幻想，不可能实现，还是要靠打来解决问题。

我说，在平津地区，我军占绝对优势，打下天津不成问题，要打北平也很容易，北平工事不强，敌人又是惊弓之鸟，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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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了大量工作以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解决，我们掌握着主动权，随时可以下命令去打。不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尽力把这个文化古都保全下来，因为枪炮一响，准得把北平打个稀巴烂。何况对胜利以后建都的问题，党中央已经初步选定了北平。

我又说了许多，林彪还是摇头，表示他有不同看法。但因我和罗荣桓同志意见一致，林彪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我认为，对北平是争取和平解放，还是动枪动炮解决，事关重大。我觉得，林彪听不进去意见，我和他再争执下去，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向毛泽东同志发了电报，提出建议：在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了我发去的电报以后，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林彪看了这个回电，没有再表示反对。但是，他把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推给了我和罗荣桓同志处理，很少主动过问。我们随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关系，向傅作义将军提出双方谈判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这时候，平津战役指挥部移到了蓟县的一个村子，选定离这个村子不远的八里庄，作为与傅作义代表的谈判地点。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准确时间记不清了，从八里庄打来电话说，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张东荪先生已经到达了那里，一起来的还有周北峰先生。

我到八里庄见了张东荪和周北峰。从他们的态度看，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傅作义将军并未下定决心，对方只是为进一步摸底而来，摸清底细好回去汇报，以便由傅作义将军作出抉择。针对这个情况，我在这次谈判中，着重讲了形势和政策，指出傅作义将军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而外，别无出路。希望张东荪先生回去以后，转告傅作义将军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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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决心。

在张东荪先生临行前，我还特意告诉他，下次来，请傅作义将军派他的全权代表来，我们可以谈得具体一些。

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军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多人。傅作义部由陆上南逃之路已经被切断了。

一月十五日，东北野战军迅速解放了天津，仗打得干脆痛快，守敌十三万多人被全部彻底歼灭。这对尚在犹豫中的傅作义将军来说，又受到了致命的一击。突围南逃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不得不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东北野战军解放天津之后，因为要处理一些重要事情，我到天津去了一趟。那时候，黄克诚同志任市委书记，黄敬同志任市长。我在天津停留了两三天，把一些重要事情处理完，又回到了平津战役指挥部。

一月十六日，我军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并限期做出答复。

随后，傅作义将军的全权代表邓宝珊先生来了。这时我们平津战役指挥部，由蓟县移到了通县。

邓宝珊先生早就同我党有一些接触。傅作义将军知道这层关系，这次就派他来谈判了。

在第二次谈判当中，比上次谈得具体一些，对所规定的条件，商定了实施办法，作为初步协议，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

      邓宝珊先生临走的时候，我们交给他一封信，请他交给傅作义将军。并派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同志，作为我方具体工作人员同他一起进城。

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批准的。但是，由于中间人觉得措词严厉，没有及时交给傅作义将军。

邓宝珊先生回去以后，很快有了回音。他们同意我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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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进城谈判，研究和平接管北平的具体事宜。于是，我方派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进城谈判。

一月二十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条件，令其所属的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共二十多万人，于一月二十二日起陆续出城，到达指定地点，接受我军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傅部撤出北平的工作完成，我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党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护社会秩序。

二月一日，刚过完旧历年，我和罗荣桓同志以及林彪乘车进入北平，先到了北京饭店。我国的文化古都北平宣告解放了。选择这个时间进城，也是有所考虑的。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商量过，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我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当时年关将近，为了让老百姓过好年，我们宁肯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

至此，持续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赢得了最后胜利，歼灭与改编国民党军队共五十二万余人。

我们和平解放北平的办法，被称之为“北平方式”，后来又有了“绥远方式”，为争取尚未解放的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军举行了庄严雄伟的入城式，我们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我军进入北平，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口号声，回响在北平的上空和大街小巷，使这座古城恢复了青春。

为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我们立即筹建了平津卫戍司令部。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电报指示，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彭真同志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我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薄一波同志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区政治委员。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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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顺利完成了各项接管任务，迎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北平。

鉴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保护好文化古都和接管好北平的高度重视，入城前我们就拟定了入城守则，普遍向部队进行入城纪律教育，还从华北军区随营学校中挑选了一部分学员组成纠察总队。这些学员忠于职守，很有礼貌，普遍受到好评。他们在进城初期，对维护北平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平津战役后，华北军区部队按照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的决定，进行整编。军区的第一、二、三兵团，依次改称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属华北军区建制，直属总部指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北平之前，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我动身去西柏坡，出席了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报告，提出了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全国胜利后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传达、学习、贯彻，以加紧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来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一九四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先后由徐向前、彭德怀同志指挥，我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军区的一个炮兵师、第一野战军的第七军、晋中军区部队和第四野战军的一个炮兵师，分两个阶段进行了著名的攻坚战役——太原战役，全歼守敌十二万四千多人。一九四九年九月，董其武将军率部通电起义，绥远和平解放。至此，华北战场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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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指挥下，在兄弟军区的配合下，华北我军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一百零一万多人，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我们自己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辉煌的胜利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