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党中央来到晋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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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来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了阜平城南庄。

来之前，我们接到晋绥军区发来的电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开完土地会议后，决定同中央机关一起由晋西北到晋察冀来，要我们派入到五台去接。

大家都知道，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从战争全局出发是不愿离开陕北的。许多同志的劝说都没有用，他不愿在敌人重兵压境之际，离开同甘共苦的陕北人民。同时，他表示，他与党中央留在陕北，就可以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以减轻敌人对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此后，他就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带着一个小小的指挥机关，继续转战在陕北地区，而且，有意使蒋介石知道，他同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彭德怀同志率领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战，连续大量歼灭敌人。直到陕北局面好转之后，毛泽东同志这才从容地离开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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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份电报，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到来，对我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大加强。这对我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兴奋的心情下，我立即派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带着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赶到五台去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临行前，我找周荣鑫同志谈了话，交代了路上注意的事项，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住房是很简单的，原先都分散挤住在群众腾出的民房里。一九四七年秋，军区在城南庄盖了五栋简陋的房子，形成一个小院，并在小院的山后根挖了防空洞。我和军区部分领导同志以及作战科住在这个小院里。我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一明一暗，外间办公，里间住宿。这个小院，在军区机关来说，算是最好的房子了。我把我住的两间房子腾出来，安排给毛泽东同志居住，我搬到隔壁空着的那间房子。作战科搬出了小院，安排给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居住。

毛泽东同志来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上山的。听说中途遇雪返回，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

我熟悉那个地方。上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山下还没有什么，一上山巅，风疾云驰，气候就有很大不同。不要说路上有雪，就是好天通过它，也得花费一点力气。

毛泽东同志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来的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同志后面。

      他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用了不少时间，才翻山越岭，过了龙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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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一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我们迎上了毛泽东同志的车队。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我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江青也跟着来了。她下车伊始，到处张罗，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来不及回答。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显得有些疲劳。听说，他从重庆回来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一段，又在陕北拖了一阵子，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但是，看上去精神倒不错，我们希望他在城南庄期间，能够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毛泽东同志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知道在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同志休息好，在他睡眠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志同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他越谈兴致越浓，同我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次谈话的内容，有许多已经记不得了，有些则至今记忆犹新。

看来，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群众有颇为深刻的印象。他说，一过龙泉关，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得住，结果你们在敌后还是站住了。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接着，我们的谈话内容就集中在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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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我们回顾了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我们每向外走一步都有困难，这是自己孤立了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是接受了这个历史教训的。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再没有出现那种对立情况。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走，自由得很，安全得很。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欢迎我们，工作起来，非常方便。

关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晋察冀的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那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土改政策，我们不能那样子搞。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根据地先平分土地，然后再进行复查，发现了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所以，我们在平分土地的时候，对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该分给他们多少土地，就分给他们多少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有的人还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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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土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把这条渠道挖掉了。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我上面的意见，批评了那些错误的做法。

除了谈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还谈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一政策的作用。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后期，我军打到蒋管区的时候，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然后再进行土改。

谈罢土地改革问题，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可是，毛泽东同志毫无倦意，他还要我搞一点酒来。

我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同毛泽东同志继续畅谈。

我陪着毛泽东同志，边饮边谈。从土地改革问题又谈到王明路线、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同志谈了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我们结束那次谈话的时候，村里已经是鸡鸣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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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后来粟裕同志来见毛泽东同志，提出过长江有困难。我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曾经向毛泽东同志建议，他们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同意了这个建议。

在这次谈话之后，有一天毛泽东同志问我，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我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的意见，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不去苏联了。他搬到西柏坡之后，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了一趟。

      米高扬来的时候，非常秘密。来之前，任弼时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们准备好石家庄飞机场。不久，米高扬经大连乘飞机来到石家庄，又换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原来，斯大林派米高扬来，是要他亲眼看一看，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在城南庄，毛泽东同志虽然身体不好，仍然日理万机，工作精神十分感人。这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我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同志。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从蒋管区或国外来到了解放区。这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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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敌机轰炸城南庄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刚闭幕，我就因为肺炎发高烧和心脏病复发，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我住院之后，陈毅同志也因病住进了医院。

有一天，陈毅同志来到我的房间，很愤慨地对我说：“聂老总，我看到那个简报，毛发悚然，心都冷了，真为你捏一把冷汗哟!”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把大致的情形告诉了我。过了两天，我在医院也看到了家里送来的这份简报。

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对我没有别的文章可做，就在会后别有用心地补发了一份会议简报，这份简报上登有江青的发言。她竟歪曲事实真相，诬陷我蓄意谋害毛泽东同志。江青发言的大意是：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受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我听陈毅同志说的时候，心里就很坦然，付之一笑。我对陈毅同志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看了那份简报，我觉得江青这个人真阴险毒辣，当面不说，背后却来这一手。好在毛泽东同志最清楚事情的经过，我也就没有理睬她。

敌机轰炸城南庄的准确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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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中旬。

多年来，我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出去散步，第二件事是收听新闻广播，然后才去吃早饭。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接冀晋军区报告，有敌机在沙河一线活动，接着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我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同志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一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一25轰炸机。于是，我疾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同志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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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着毛泽东同志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四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同志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我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反复地思考，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也有可能传出了消息。但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还知道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所以，我怀疑内部有奸细。

      为了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应该让他离开城南庄，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才好。什么地方安全呢?我想起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军区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村子花山。花山在城南庄以北不远，很隐蔽，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适宜的。

第二天，我吃完早饭，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表示同意。这样，毛泽东同志搬到花山去住了几天，就转到了西柏坡。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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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这个谜，有几个被怀疑的对象，也缺乏应有的真凭实据，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同志来以前，孟宪德还曾经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了刘从文，命令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我和别的领导同志的饭菜里，企图毒害我们。但他由于害怕被发现，没敢下手，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之后，我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同志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他人员无法接触，这就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安全。

这个案子查清楚了。敌机轰炸城南庄，是孟宪德、刘从文给敌人送的情报。经查对，犯罪证据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由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同志主持，经过正式审判，依法判处了死刑。案件报到我这里，我看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就批准枪毙了这两个特务。

这就是敌机轰炸城南庄事件的始末。真没想到多年前的这件旧事，倒成了江青陷害我的材料，然而也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

在整个的棋盘上

解放战争到了一九四八年，敌我军事力量的消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的“分区防御”也防御不成了，只好搞“重点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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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我各大区野战军，接连取得许多重大胜利，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相继转入战略进攻。在华北战场上，自清风店、石家庄两个战役全胜之后，敌人的实力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形势对他们也越来越不利。蒋介石妄图扭转战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撤掉了孙连仲的指挥职务，要傅作义统揽华北五省军事指挥大权，把挽救华北颓势的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傅作义确也费了心思，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把一些地方团队编组起来担任守备，尽一切可能把主力抽出来集中作战；把他在绥远的主力东调集结在北平附近；然后把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部队编组为平绥兵团、平汉兵团、津浦兵团等三个兵团，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法，处处猬集一团，以防被我消灭。尽管如此，他要想扭转战局已是无济于事了。就在他上台还不到两个月，即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在保定以北的涞水、庄町一仗，郑维山、胡耀邦同志指挥的第三纵队，在唐延杰、李葆华、王平同志指挥的第一纵队配合下，给了他的“王牌”第三十五军沉重一击，歼灭了他的新编第三十二师，打垮了第一О一师，共歼敌七千多人，敌中将军长鲁英麐被迫自杀，少将参谋长田世举、新编三十二师少将师长李铭鼎等多名高级军官被我击毙。这无疑是给刚上台的傅作义当头一棒。

      石家庄战役以后，为了发展胜利，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我们接连进行了察南、绥东战役，以及挺进热西、冀东、晋中、保北等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北面，我们把敌人压缩到平绥路沿线，使张家口、大同失去了屏障；在西南面，我们解放了太原以南的晋中广大地区，直逼太原城下；在热西、冀东、保北地区使敌人来回调动，疲于奔命。特别是晋中战役打得很出色。这个地区是山西的产粮区，又正值麦收季节，阎锡山为了保持自己的补给，自然要拼命来争夺，这就使我们有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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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敌人给以歼灭的机会。晋中战役是由徐向前同志指挥的，歼灭了七万四千多敌人。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华北局，以刘少奇同志为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任第二书记，我任第三书记。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以董必武同志为主席。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中央是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国家的蓝图来试点的。成立了华北军区，以我为司令员，薄一波同志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同志为副司令员，参谋长赵尔陆同志，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下辖两个野战兵团，两个直属纵队；还有冀中、北岳、冀鲁豫、太行、冀南、太岳等六个二级军区。这些机构的组成，在当时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建设，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无疑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到了一九四八年的下半年，为适应形势大发展的需要，华北的主力部队已组成三个兵团，直属军委指挥。二级军区则由六个增加到七个。第一兵团由徐向前同志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周士第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参谋长陈漫远同志，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下辖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第十五纵队；第二兵团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政委罗瑞卿同志，参谋长耿飚同志，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同志，下辖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另外，还有直属兵团的三个独立旅；第三兵团由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政委李井泉同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七个二级军区是：冀中军区，北岳军区，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晋中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当时地方军和野战军总兵力已达四十多万人。

经过这样的组编，华北我军的兵力有了较大的加强。

有些同志总是觉得，在一九四八年平津战役之前，华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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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仗不多，直到今天，仍然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个时期的实际情形。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我们把三个主力兵团集中起来，攻夺某个较大的城市，或以围点打援的方式打一些大仗，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只是从华北的局部考虑的，从夺取全国胜利的全局考虑，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解放战争的进程安排，已经胸有成竹了。

一九四八年秋开始，敌我双方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意图，这就是准备首先歼灭东北境内的敌人，解放东北全境。也就是说，中央已经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择在东北了，而把华北野战军则置于战略配合的地位，即全力钳制关内敌军，不使出关，以便顺利地解决东北问题。当时，敌人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蒋介石为了缩短战线，曾考虑把东北的军队全部撤到华北，但又抱着侥幸心理而迟迟未动。这是因为我们给予他的打击，还没到使他非撤不可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的方针是把东北的敌人歼灭在东北境内，不使它撤到关内，同时坚决防止华北的敌人出关。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东北我军应把作战重点放在北宁路的锦州、榆关至唐山段，尤其是要尽快攻克锦州。如果把这一段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可以把东北的卫立煌和华北的傅作义分隔开来。使东北敌人不能撤到关内，关内敌人也不能向关外增援，从而封闭了进出东北的大门。这种打法实际上就是“关起门来打狗”。这样就会由局部的优势，逐步发展成全局的优势，以至解放全中国。但是，林彪却不听中央的意见，认为北宁线敌人过于密集，强调在该线作战有种种困难，执意要打长春。在他的要求下，中央同意了先打长春的意见，但他打长春也没打出什么名堂来，一会儿是“围城打援”，一会儿又想强攻，碰了钉子，又提出什么“久困长围”的计划，把东北主力在沈阳、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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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拖来拖去，白白浪费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时间。

为了配合东北我军的作战，钳制华北敌军不使出关，中央命令我华北第二兵团向平古(北口)路和承德方向的热西、冀东地区进击。第二兵团以三纵队、四纵队和四旅，在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同志指挥下担任这一任务。他们突破了敌人在平绥路上的封锁，入热西、冀东地区，在东北第十一纵队和独立师的配合下，破路攻城，截断了由怀柔至滦平近二百里的平承铁路。第三兵团的二纵队、六纵队、一纵队，和直属军区的七纵队等由杨成武同志指挥，留在内线平汉路北段两侧地区配合作战。这些作战行动，很快就把傅作义的主力吸引过来了。

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和有关的军区地方部队，互相密切配合，在热西、冀东、保(定)北地区，从五月至七月历时三个月，连续作战，取得了歼敌三万八千余人的胜利。更主要的是完成了拖住关内敌人，不使其出关向东北增援。这次作战行动，由于任务和战役指导思想明确，采取了以破坏铁路交通线为重点，集中优势兵力，机动灵活地到处找弱敌打，尽量多占中小城镇，使得敌人“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无施展余地。相反，被我牵着鼻子调过来，调过去，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我第二、第三两个兵团东西两面的作战行动，配合得很好，打得很有节奏，是成功的。当然，这个时期部队相当辛苦。遗憾的是，虽然这两个兵团有效地制止了傅作义部队出关，但林彪却没有什么行动。

经过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到一九四八年七月，林彪才同意按中央意图南下打北宁线，但仍然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要华北派部队西进打大同，以分散傅作义的主力，他才能南下。

      为了配合东北我军南下北宁线作战，中央军委要我和杨成武同志亲自去接受任务。八月三日，我和杨成武同志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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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驻地烟堡前往西柏坡。首先见到的是周恩来同志，接着见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同志。见面后，毛泽东同志向我们交代了华北野战军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先拿出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要我们看。毛泽东同志说，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杨罗耿兵团已经在冀东钳制了敌人，现在要杨成武同志率领第三兵团西出绥远，这样就直接威胁到傅作义的老窝，就会把傅作义的主力引到绥远，以便有力地配合辽沈战役，这是一个配合解放东北的重大行动。毛泽东同志谈到这里，转向杨成武同志问道：“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杨成武同志回答说：“没有困难。”毛泽东同志笑着说：“长征的时候，在毛尔盖，准备过草地，我记得要你们作为先遣团，给你交代任务，你也是这样说；可是，你要知道，那时你率领的是不到两千人的一个团，现在要你出绥远，可不是一个团，而是好几万人噢!问题可得多想一想。绥远这个地方，你们是去过的，地瘠民贫，没得粮食吃。傅作义也懂得搞‘坚壁清野’，困难是不会少的。你们要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刘少奇同志插话强调说，要准备饿四天肚子，吃三天草。)还要保证取得胜利。这些都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要把困难估计得更严重一些，并以此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你们去了还要注意打好第一仗，初战必胜。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包括俘虏政策。每到一地，都要充分发动群众。”

我说：“我们回去之后先开个团以上干部会，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

毛泽东同志点点头说：“对，先开个干部会，由荣臻同志亲自给大家作个动员，困难讲它十条，有利条件最多只讲五条，若是谁个不愿去，就在会上说，到了绥远再说，那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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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沉思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转向周恩来同志说：“你要薄一波同志给去绥远的部队准备十万块现大洋，让他们背着，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点粮食。现大洋在绥远这样的地方是很顶用的。”

在西柏坡接受了任务后，我到易县远台村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动员。接着我第三兵团立即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本来中央规定东北我军对锦榆线的攻击行动，和我华北第三兵团进击绥远的行动，以及第二兵团对平承路、平绥路东段的攻击行动，都是在同时开始的。万万没有想到林彪仍按兵不动。开头他提出，东北主力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兵团的行动，如杨成武兵团出动的时间能提前，他们也能提前。当中央确定杨成武兵团出动的时间后，林彪又说粮食困难，部队没有雨具，桥梁被冲断，交通不便，等等，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杨成武兵团之迟早为标准。毛泽东同志对林彪执行中央命令所持的态度很生气，曾经对林彪严肃地批评说：“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林彪才在九月份南下北宁线。但实际上，对中央完全采取了应付的态度。到了十月初，攻打锦州的计划都已拟定好了，他因葫芦岛敌人增加一些部队就不敢打锦州了，提出要回头去打长春。这件事又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制止和批评。毛泽东同志批评林彪：“因为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就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头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这些，再一次说明林彪是不顾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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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和配属的北岳军区的部队，分别从易县、涞源地区出发。九月二十五日前完成了预定计划，攻占了隆盛庄、丰镇、集宁和绥南的新堂、凉城、和林等城，主力直逼归绥城下。第三兵团这一突然行动，确使傅作义出乎意外，连美国通讯社也说，这是一个“绞杀性的进攻”。傅作义急忙把他的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十个师的兵力向西驰援，十月一日前后，进抵兴和、集宁及其周围地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要第三兵团先打援尔后再攻归绥。第三兵团除以一个主力旅在地方军配合下，继续监视归绥的敌人外，主力部队立即东转，预定在卓资山、集宁、丰镇地区，准备诱敌分散后，歼其一部。第二兵团为了配合第三兵团的行动，也面向平绥铁路北平到张家口段沿线发动了攻击。在傅作义的主力西调后，张家口十分空虚，傅作义唯恐有失，又急忙把第三十五军东调张家口地区。我第二兵团对平绥路东段的攻击一次比一次猛烈，使得北平至张家口之间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给了敌人很大威胁。敌人以主力由北平和张家口东西两面向我进逼，企图恢复交通。根据当时的情况，绥东、绥南已在我们手中，虽然归绥的敌人兵力和战斗力都不强，但它凭坚固守，也是个硬钉子，不如先将绥西的敌人扫清，再攻归绥不迟。于是，我第三兵团主力向绥西进击。敌人得知我主力向西来，真是望风披靡。自十月十六日到月底，我连续解放了包头、武川、固阳等城镇和绥西、绥北广大地区。第二纵队的部队直抵包头以西乌加河的东岸。部队稍事休整后，即按照原定计划东转打归绥。这时已是十一月初旬，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

形势的发展对我更为有利。为了准备发起平津战役，首先稳住华北的敌人，毛泽东同志指示撤围归绥。第三兵团即行东转，进至集宁、丰镇地区待机。我第二、第三兵团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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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我军的作战行动至此结束。第二、第三兵团在察绥地区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歼敌两万多人，解放了绥远和察北广大地区，孤立了归绥的敌人，把敌人死死地拖在关内，使其无法增援东北，保证了东北我军全歼敌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给予的任务。尽管在这个时期内，华北我军打的大歼灭战少一些，但为了完成中央指定的战略任务，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我想华北我军的指战员也是乐于这样做的。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个插曲，这就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傅作义企图偷袭石家庄。当时我第二、第三兵团还在察绥地区作战，傅作义认为有机可乘，企图乘虚而入，威胁我党中央和华北领导机关的安全。他动用了主力第九十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为先头，配属汽车五百辆，装载大量炸药，其后还有第三十五军、十六军、九十二军的三个师为后续部队：由涿县等地经保定南下。当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后，首先决定由冀中七纵队统一指挥地方军和民兵武装，部署在铁路、公路两侧地区，作了大纵深的节节抗击准备。同时，急令在平绥线东段作战的第二兵团三纵队，由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王宗槐同志率领，兼程南下，准备在保定以南平汉路两侧打一仗。我们把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的学员也组织起来。万一北线主力赶不到，就准备在石家庄以北正定附近蓄水，抬高滹沱河的水位，阻滞敌人前进，一面让军校学员投入战斗。

敌人对于我们的估量总是不足的，他满以为会使我们措手不及而得逞，但他们万没有想到，我们的地方武装是很顶用的。他们的先头部队刚出保定南下，就遭到我有力的阻击，两天才走了几十里路，以后就在唐河北岸不能继续前进了。当敌人发现我第二兵团的先头三纵队经过艰苦的强行军，在完县附近出现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向保定撤退，偷袭石家庄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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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也就破产了。三纵队这次强行军实在太辛苦，部队到了新乐，我曾电告郑维山同志，要他们在新乐好好休息一下，再执行新的任务。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部队大发展的需要，一九四八年五月，华北军区成立了补训兵团。由滕代远同志兼任司令员，曾涌泉、叶楚屏同志任副司令员，旷伏兆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他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共训练了新兵十四万多人，大部分补充了华北部队，有近六万人补充了兄弟军区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