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在解放战争初期

大同集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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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先后对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各区军民进行了坚决反击，解放战争正式开始。在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我们最先面临的是阎锡山、傅作义军队向绥东地区的侵犯。为此，晋绥军区六月份向中央军委报告，拟在短期内发起晋北战役，先拿下同蒲路北段各重要城镇，然后再乘胜攻取大同，以争取主动，打破阎锡山、傅作义的挑衅和威胁。中央军委批准进行晋北战役，打大同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对晋北战役是否需要晋察冀军区配合的问题，请晋绥军区考虑提出意见，然后报中央军委批准。

这之后，晋绥军区提出了晋北战役作战方案。中央军委同意按晋绥军区的作战方案执行，要求我区立即派出一个主力旅，交给晋绥军区统一指挥，配合他们完成晋北战役的任务。

七月初，我区派出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由旅长陈仿仁同志率领开赴晋北地区作战，我们同时命冀晋军区第一、二分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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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也予以配合。

经过四十多天的连续作战，两区部队先后解放了山阴、岱岳、宁武、繁峙、代县、崞县(今属原平)、原平、五台、忻口、定襄等城镇，完成了夺取晋北诸城的任务，歼敌八千余名。

我军夺取了上述各地，就孤立了大同的敌人。中央军委根据我们的报告与当时情况，同意攻打大同，命令我区与晋绥军区部队配合，执行攻打大同的任务。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环境看，大同易守难攻。城西北，山岳拔起，延至城东，像一把圈椅，拱卫着大同。城东面，有御河流过，可依水设防。只有城南地形比较平坦，便于攻城用兵。

日本侵略军投降以后，阎锡山派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骑兵第四师开进了大同。他们与日伪势力同流合污，把原来的伪军改头换面，编成了省防第五军，并将部分伪军与骑兵第四师合编成暂编第三十八师。他们还把八百多名日军加上伪警察部队，编成了保安教导总队。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骑兵第五师、第六师，在绥远战役中也退缩到了这里。把敌人的这些兵力加起来，约两万多人。

      我军发起晋北战役的时候，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曾经乘飞机来到大同，亲自作了坚守大同的部署。他们还把大批粮食、弹药空运到大同。我军晋北战役的胜利，虽然震动了大同的敌人，但他们依仗城垣坚固，仍准备在大同固守下去。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和我区在阳高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和罗瑞卿、刘澜涛、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等同志，晋绥方面有张宗逊同志。

在这次会议上，首先对大同敌情作了分析研究，认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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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防坚固，城垣和周围的据点筑有明暗堡垒，有利于守，不利于攻；但他们兵力不强，建制七拼八凑，内部成分复杂，守备信心不足，供应补给困难。只要我们组织指挥得当，搞好协同配合，做好打援准备，扬我之所长，击敌之所短，攻下大同是有可能的。

会上，我们确定的具体部署是：以约六个旅的兵力攻打大同，打法上尽量将城外各点敌人分割歼灭，不使其退缩城内，以减少攻城阻力，并力争二十天内拿下大同。我军打大同后，估计南口方向的敌人三个师可能西援，因此命杨得志纵队隐蔽开进到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敌人；也估计到傅作义部约四个师可能东犯，策应大同，所以又确定以五个旅(即晋绥军区的四个旅和二纵队第四旅)的兵力开赴凉城地区准备打援。为统一指挥，由晋绥和晋察冀军区部分负责同志组成了前线指挥部。

为打大同，我区确定由杨成武、李志民同志率领三纵队第七旅、第八旅，李湘同志率领军区教导旅和炮兵团，还有冀晋军区一分区的两个团，晋绥军区一个旅另一个团完成攻打大同的任务。第四纵队第十旅由旅长邱蔚同志率领在攻下应县之后，也参加大同攻城作战。

八月三日，我们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批准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

开完阳高联席会议，我就回到了张家口。

早在七月三十一日，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就已经打响。在为时五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两千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使敌人退集到了近郊和城内，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难。

此时，前线指挥部经过考虑，认为一举攻克大同不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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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决定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大力改造地形，攻占一点，巩固一点。

后来，敌人的防线被我军突破了，但向纵深发展仍然困难。直到九月四日，大同城郊的据点，才被一个一个地啃下来，部队逼进到大同城下，开始坑道作业，准备攻城。

我军正要攻城的时候，蒋介石鉴于大同危急，签发了一道命令，把大同划给了第十二战区，归属傅作义管辖，促使傅作义为大同解围。蒋介石摸透了傅作义的心思，一纸命令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傅作义马上将第三十五军等三万多人马，由归绥倾巢东犯，以解大同之围。敌人兵分北、中、南三路，北路由陶林向集宁进攻；南路由归绥进犯凉城；主攻是中路，傅作义集中三个师以上的兵力，沿平绥线东进，攻占我卓资山后，向集宁前进。

我军前线指挥部研究了这一情况，决定先行北上消灭傅作义援兵，尔后再攻取大同城。前线指挥部的判断认为，敌人可能沿铁路进犯集宁，或沿公路进犯丰镇，以解大同之围。 为应付这两种可能的情况，我主力隐蔽在岱海滩附近和榆树湾地区机动，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留下三纵队和其他一些部队，由杨成武、李志民同志指挥，继续围攻大同城。

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将正在五台地区休整的我四纵队第十一旅(旅长陈仿仁)调往集宁前线，并将第一纵队的两个旅，由平绥路东段紧急调往丰镇，作为这次战役的预备队。

经过这样部署，从兵力上来说，我军在集宁地区占有明显优势，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歼灭来援之敌。

然而，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敌人，派出的侦察不够得力，通信联络也不顺畅，致使敌人暂编第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于九月七日从铁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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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绕经火石坝秘密东进，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把部队主力转向集宁。

九月十日晚，敌我会战在集宁城下。

塞外集宁的九月，已经相当冷了，夜间气温常在摄氏零度以下。我们的战士身穿单衣，不畏艰辛，从四面八方奔向集宁前线。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胡耀邦同志率领的第四旅和军区教导旅(临时组成的陈正湘纵队)用四个小时的时间，赶完了七十多里路程。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经过强行军，赶到了指定地点，立即投入了战斗。

      在集宁城下的会战中，我军包围了傅作义的前述三个师。敌人一面阻止我军攻击，一面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城，企图拿下集宁，固守待援。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这三个师处在支离破碎的境地，我军只要乘势再一猛击，就会全歼这股敌人。当时，他们赖以联络的电台，也被我军炮火打掉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

可是，我军前线指挥部距离战场较远，对前面的情况不明，在一天的时间里，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给了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到了九月十二日下午，才再次向城下敌人进攻，而傅作义的主力第一О一师已赶来增援。这时本应先歼灭即将被歼之敌，然后再打敌人的援兵，但不意我军前线指挥部却决定，掉转主力部队立即西进，要求先歼灭赶来增援的一О一师。这个决定显然是极为错误的。当时各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后，都不愿放弃即将被歼灭的敌人，但最后还是执行了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可是，部队只知道向大脑包山前进，去打一О一师，至于敌人的位置、我军的行军路线、作战的具体部署、部队的互相协同、战场的通信联络等，都不清楚。这样指挥作战，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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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能够打好?结果不但打援计划没有实现，聚歼集宁城下残敌的战机也失去了。

第二天拂晓，集宁城下的敌人乘我军主力西进打援之机，恢复了集宁城外的阵地，并策应一О一师东进。各部队经过几昼夜鏖战，特别是一整夜的往返调动，既疲劳，又饥饿。敌人新编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又尾随一О一师前来增援，更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这样，在集宁附近歼灭敌人已无可能，遂于九月十三日晚放弃了集宁，撤出了战斗。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不宜再攻，接着我军撤围大同。

我军虽然在大同、集宁之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对部队也是个很好的锻炼，但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起初我们虽然部署了五个旅准备对付傅作义的增援，但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再加上后来集宁方面战场指挥的错误，就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

在大同、集宁战役之后，傅作义在一次讲话中曾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О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十二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这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所以，集宁一战失利，大同随之撤围，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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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引起连锁反应。

撤离张家口

集宁一战失利，敌人进攻张家口，势在必行，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对于这种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张家口采取什么方针，党政机关的某些同志缺乏正确认识。当时在不利于我的情况下．究竟是应当坚守张家口，还是应当放弃张家口呢?从战争的全局出发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看，敌人要进攻张家口，我们是守不住的。更重要的是从战略上看，战争的胜负并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有生力量的消长。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摆脱敌人东西夹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从容地作了撤离张家口的准备和部署。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我军主动撤围了大同。就在撤围大同的当天，对于张家口的弃守问题，我向中央军委作了请示报告，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那时候，我军的野战主力部队，经过晋北、大同、集宁战役，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消耗，都需要补充、整顿，如果继续进行大的战斗，将影响到战斗力的恢复，会产生不利于今后作战的后果。而地处要塞的张家口，又是敌人必争之地。如若我们一味固守不放，敌人势必集中兵力，强行进攻张家口，我们将被迫在不利条件下与优势敌人进行决战，就会形成对我很不利的局面。所以，我在这个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整个作战部署，应该着眼于歼灭敌人，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能守就尽量守，形势不利时就只进行掩护作战，不作坚守，准备放弃张家口，以便摆脱被动，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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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中央军委回电，基本上同意了这个作战方案。要我们以张家口为钓饵，把部队主力集中在适当地区，当敌人分路来犯时，选择一路歼灭其一个师，得手后再歼其一部，可能将敌人第一次进攻打破。同时疏散机关和物资，必要时准备放弃张家口。

根据中央军委的回电精神，我们作了准备和部署，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敌人。

在我军撤围大同之前，八月二十八日蒋介石的第十三军主力已经占领了承德，切断了我华北与东北两大战略区的主要通道，一时气焰甚嚣尘上。接着，敌人又集中了十多万人的兵力，向我冀东地区进攻，妄图彻底分割我晋察冀军区与东北军区的联系。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为了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我军主动撤出了迁安、乐亭、丰润、遵化、玉田、平谷等十五座县城。

由于承德失之过早，冀东大部分城镇要点被敌人侵占，再加上集宁一战失利，使张家口东西两面受敌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蒋介石为了迅速打通平绥铁路，抢先占领张家口，以便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吹嘘胜利，遂命令孙连仲和傅作义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进攻。

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在东线，主要是李文兵团的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军，沿着平绥铁路向怀来发动进攻；以第十三军从承德到丰宁(大阁)、沽源作为配合；以第九十四军在北平地区机动，作为战役预备队。在西线，傅作义主力第三十五军的三个步兵师、新编骑兵第四师和骑兵纵队等部，以及阎锡山的暂编第三十八师，集结在大同、集宁一线，待机行动，准备与李文争先抢占张家口。

那时候，敌人在占领张家口问题上，蒋介石与傅作义存在着矛盾。蒋介石想让嫡系李文兵团抢先占领张家口，使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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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落在傅作义手中。而傅作义不甘示弱，摆出了争夺张家口的架势，竭力争取向华北腹地发展；但又对不久前在绥远战役、大同战役中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记忆犹新，暂取观望态度，不敢贸然东进。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将是平绥铁路的东段，在东线敌人未攻下怀来之前，西线的敌人不会轻易东进。因此，除留第四纵队在柴沟堡、天镇、阳高地区，准备迎击敌人由集宁或大同方向的进攻外，把我们的部队主力第一纵队的第一、二、三旅，第二纵队的第四、五旅，第三纵队的第七旅，第四纵队的第十旅和独立第五旅，共八个旅的兵力配置在东线的怀来、延庆及其以南地区，还动员了大量的民兵参战，作为防御的主要方向。又以萧克同志为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为政治委员，组成了野战军指挥机关，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
 
      我们这样部署防御力量，是想利用蒋、傅之间的矛盾，力争在撤离张家口之前，更多地消灭敌人。所以，先顶住李文兵团的东线进攻，在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再撤出张家口，以打乱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为了配合张家口正面作战，分散敌人兵力，并守住易县那个口子，保证我军的退路畅通，决定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同志，冀晋军区政治委员王平同志，指挥第三纵队第八旅和冀晋、冀察、冀中军区的五个独立旅，在平汉铁路北段发动了进攻。

同时，命令冀热辽军区部队钳制敌人的第十三军，配合正面主力部队作战。

九月二十九日，北平方向敌人以四个师的兵力，分成两个梯队，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怀来地区进攻，企图先占领延庆，然后再迂回怀来。我军士气高昂，沉着应战，抗击着优势装备的敌人，连续战斗至十月二日，李文兵团付出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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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才进占了东、西花园等地。

此后，敌人进攻达到高潮，开始使用第二梯队。

十月三日破晓，李文用两个师的兵力，以怀来东面火烧营阵地为重点，在十多公里宽的正面上，展开了全线的猛烈攻击，企图突破火烧营阵地夺取怀来，打乱我军整个防御体系。

对火烧营这个小村子，敌人倾泻了七千多发炮弹，动用飞机、坦克作掩护，一再发动猛烈的攻击。我第二纵队坚守火烧营等阵地的战士们，没有被这种猛烈的攻击所吓倒，从拂晓一直拼杀到黄昏。在英勇的战士面前，进攻之敌只得后撤到东、西花园等地。

李文从怀来正面进攻受阻，蒋介石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亲自来到了南口，部署从侧面向怀来迂回。

十月七日，李文兵团预备队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企图从怀来东南方向迂回过来。我们觉察到敌人这一企图，决定由杨得志、苏振华同志负责指挥，以第一纵队的全部和第二、三、四纵队的两个旅另一个团，在马刨泉地区设伏。

我军在马刨泉地区的伏击战，粉碎了敌人迂回怀来的企图。第一次是在马刨泉，基本上歼灭了敌人一个团。第二次是在南石岭，歼敌六百多人。第三次是在镇边城东南，又歼敌一千多人。

就这样，敌人迂回怀来的企图又失败了。

在这次平绥铁路东段的防御战中，我军歼灭敌人达一万以上，把敌六个师的兵力，拦阻在怀来以东以南地区。

平绥铁路东段防御战打响之后，平汉铁路北段的战役也打响了，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连克了望都、徐水、容城、定兴四座县城，控制了铁路二百五十多里，攻占了沿线的全部车站，歼敌八千三百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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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冀热辽军区的部队也展开了广泛的进攻，恢复、攻克了冀东的一些地方。

正当平绥、平汉前线捷报频传，我军进一步调整部署，准备粉碎傅作义从西面进攻之时，由于蒋介石让李文抢先占领张家口的愿望落空，于是，重演把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的故伎，又把张家口划归了第十二战区，促使傅作义尽快从西面发动进攻。

这之前，傅作义在西线按兵不动，坐看李文兵团在东线与我军激战，待蒋嫡系部队受到重创，无法占领张家口之后，蒋介石下令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正中傅作义的下怀。他调集两万多人的兵力，从集宁向张家口的侧背迂回过来。我们对傅作义经丰镇、大同、阳高东进策应怀来是有准备的，但对他从集宁、尚义(南壕堑)直插张北估计不足，所以，十月八日傅作义得以占领了大青沟和张北。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在必要时撤离张家口，这个决心九月中旬就定了。在消耗了敌人的一定力量之后，十月十一日我军毅然撤出了张家口。敌人由张北进到狼窝沟的时候，军区教导旅进行了顽强抵抗，掩护领导机关有秩序地转移。我留下当时的张家口卫戍司令郑维山同志指挥教导旅作后卫，还留下军区司令部的几个人，有条不紊地处理撤退中的问题。我们在撤离张家口时，只搬走了一部分有用的机器设备，对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的各种建筑设施，例如下花园的发电厂、张家口飞机场等等，我就告诉部队不要进行破坏性处置。因为我们撤出来以后，那里还有人民群众；何况撤出来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我军全部撤出张家口。我们撤退的那天晚上，一轮明月悬在天上，好似也有送别之情。各部队都安全撤完了，我们才在明亮的月色中，告别了这座塞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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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我们撤离了张家口，因为是回到根据地去，并没有茫然的感觉。相反，放下了这个包袱，我觉得更自由了!

在回根据地的路上，中秋节的夜晚正好经过西陵，天上的月很圆很大。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下了车，观赏了月夜的西陵景色，可真是悠哉游哉了!

在我们撤离张家口的同时，三纵队在易县那个口子上，消灭了来犯之敌保定暂编第一路军的两个团，保障我们顺利地回到了根据地。

涞源会议前后

我们撤离张家口之后，敌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蒋介石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蒋介石是好吹大话的，这些话，我们听了几十年了。可我们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这就需要认真对待，统一认识，否则就不利于日后的斗争。于是，我们就召开了涞源会议。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党中央发出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他在这个指示中明确提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实际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撤离了张家口，换取了自由和主动，可以更好地机动作战。只要掌握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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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歼灭战的作战方针，连续给敌人几个打击，就可以制止敌人的猖狂进攻。

可是，那时候有些同志，尤其是党政机关的一些同志，思想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对于为什么撤离张家口，心里想不通，感情过不去，好像撤离了张家口就不得了，什么都完了似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艰苦奋斗抗战八年，钻了八年的山沟，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可是，我们刚进张家口一年多点儿，为什么又把它让给敌人了?

还有一些同志，好当事后诸葛亮，在张家口弃守问题上，说长道短，大发议论，说张家口不能丢，应该怎么部署，怎么进攻，怎么坚守等等，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就是忘了一点，毛泽东同志的运动战思想。

当然，张家口得而复失，觉得可惜，这在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而由此产生的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这就不对了。那时候，如何用毛泽东同志运动战、歼灭战的军事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在撤离张家口问题上，不但下面有不同看法，领导当中也有不同意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就更为必要了。

为此，我们晋察冀中央局，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在涞源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央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三个月总结》等指示。这些指示总结了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以来，我军在几个月战争中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了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任务，指出了在克服一个时期的困难之后，我们必然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央发出的这些指示，对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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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我谈了对放弃张家口问题的看法。

我说，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实际上，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正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嘛!所以，我们撤离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我们同它较量了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我们胜利了吗!蒋介石也不例外，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抗拒。

我又说，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的力量又弱于敌人，就是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如果我们把主要的兵力，都纠缠在张家口，要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家口就变成了一个包袱，看你有没有决心把它丢掉。而我们决定撤离张家口，就是决心丢掉这个包袱，回到我们的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在那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以在运动中歼灭更多的敌人，这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大家提高了思想认识，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地检查了各种糊涂观念，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对大规模的内战来得如此之快估计不足，在各方面还缺乏必要的准备。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表示要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只要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就能战胜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会议还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作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只有更加主动地大量歼灭敌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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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我区的军事形势。

开完涞源扩大会议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对部队原有的战斗序列，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充实加强了野战军。野战军领导机关，仍由萧克同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任政委，耿飚同志任参谋长，潘自力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第一纵队调回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李志民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仍由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第四纵队仍由陈正湘同志任司令员、胡耀邦同志任政委。我们动员了三四万群众补充了野战军。各野战纵队由原来的两个旅增加为三个旅。与此同时，我们对二级军区也作了些调整。将冀察军区与张家口卫戍区合并为察哈尔军区，由郑维山同志任司令员、刘杰同志任政委；将冀察军区所属的平北、察北地区划归热河军区，改称冀热察军区，由段苏权同志任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政委；冀中军区仍由孙毅、林铁同志分任司令员、政委；冀东军区仍由詹才芳、李楚离同志分任司令员、政委；冀晋军区由文年生同志任司令员，政委仍为王平同志；冀热辽军区由黄永胜任司令员。本着便于领导、便于作战的原则，各独立旅的归属，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那时候，敌人的活动很猖狂，重新占领了平汉铁路北段，又侵占了察南地区。敌人的企图很明显，他们想深入晋察冀腹地，占领要点，封锁关隘，把我军主力困在山区，进而包围歼灭。为达到以上目的，敌第五十三军在平汉铁路上维护交通，第九十四军准备攻占易县，西出紫荆关，与察南敌人会攻涞源，以实现分割晋察冀腹地的梦想。

虽然，敌人的野心很大，这样却拉长了它的战线，力不从心，首尾难顾。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涞源扩大会议之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区野战军主力部队，连续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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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易(县)涞(水)、满城、保(定)南战役，共歼敌一万六千多人．整建制的歼敌八个团另四个营。其中有两个完整的美械化团，大大提高了我军战胜蒋帮美械化部队的信心。这三个战役，不仅粉碎了敌人对我军的分割包围，挫败了他们自侵占张家口以来的锐气，提高了我军的士气和必胜信心，而且斩断了保定与石家庄敌人的联系，使冀晋、冀中地区连成了一片，我们的行动确实更自由了。

这表明，在涞源扩大会议以后，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运动战、歼灭战军事思想的体会和运用，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和提高，为我军在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