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解放战争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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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回晋察冀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九月上旬我就回到了晋察冀。

起程前，正好有几架美国飞机来到延安。他们是来接美国飞行员的。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在对日作战中，一些飞机被日军击落，幸存的美军飞行员散落在敌后各个地区。其中有一批飞行员也降落在晋察冀各地，被我们营救了。美国飞机就是接他们来的。接待他们的同志告诉我，有一架飞机要飞往晋察冀，我们就决定搭乘这架飞机。

那些天从延安起飞的有两架美国飞机，一架飞往晋察冀，另一架飞往太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搭乘另一架飞机回太行，陈毅同志也取道太行回去，他们同机结伴而行。

多少年来，我们这些战略区的负责人，都过着“行行重行行”的军旅生活，难得相聚在一起。这次回延安，两年左右朝夕相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一旦又要分手了，难免有依依惜别之情。但日军投降，前方有多少紧急的军情需要去处理，我们又将驰骋疆场，想到这些，大家又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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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互致祝愿，各奔前程。

我们回到晋察冀的人数居多，除了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等同志外，还有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当时名冈野进)也和我们一起离开延安，他是取道晋察冀回日本的。

在延安，我一直住在杨家岭一排依山的窑洞里。临行那天，我们从杨家岭出发，经过王家坪，绕过清凉山脚，到了延安城东的飞机场。

我们搭乘的是一架美国C-46型飞机。飞机起飞以后，我回首向延安默默告别。渐渐地延河变得模糊不清了，只有巍峨的宝塔山依稀可辨。在飞机上，我俯视着机翼下的大地，沉浸在回到晋察冀后如何工作的万千思绪之中。

“七大”前后，不断传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喜讯。面对这种形势，大家议论得很热烈，心情非常高兴，都想很快回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但在这种欢欣之中，又不免怀着一重忧虑。因为在抗战八年中，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狂妄野心，现在抗战胜利了，又有美国的大量援助，他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我们不做好准备，怎么能够完成党中央交代的任务呢?严峻的斗争考验正在等待着我们。在我离开晋察冀的日子里，留下的同志打了不少胜仗，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在敌人的残酷“扫荡”和堡垒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感到军民吃粮困难，就将部队分散缩小了。对此，我当时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对于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完全有能力冲破，不能把部队分散缩小了。如果说活动困难，冀东、热河地区更困难，但是都在活动。就是被敌人严重摧残的冀中地区，在敌人“扫荡”过去之后，地方武装也并没有停止活动。在平汉路西侧，敌人的堡垒推进，无非是到了陈庄以东、党城和灵山一带，那有什么了不得!如果说部队吃粮困难，兵力过多，负担不起，大不过吃些黑豆、树叶子，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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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真的不能克服了吗?在困难面前，如果我们一面坚持地区队的斗争，不让敌人站住脚，同时向“敌后之敌后”挺进，恢复和开辟一些地区，地区扩大了，人口增多了，粮食困难也就会减少。一九四三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冀中地区和其他游击区，有比较大的恢复，就是很好的证明。我看，某些同志把形势看得太严重了。在延安的时候，我和伯承、小平、陈毅等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在同样的情况下，已经把部队主力集结起来了，准备迎接战局的重大变化，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当我得知晋察冀部队正在分散缩小的情况时，确实是深感不安的，因为这与形势的发展大相径庭。这种作法造成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党中央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发出的《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中指出，“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此种任务，则我们将来的大发展与我们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任务必会受到妨碍。”这时，晋察冀的形势已经好转，具备了适当发展主力部队和加紧准备反攻的条件。因此，无论从执行中央指示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都需要发展武装力量，使其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较大的提高，准备逐步完成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在当时没有把准备发展部队和准备反攻这件迫在眉睫的大事紧紧抓住，还在拘泥于可能出现的形势逆转，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长期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上面。结果，在缩减主力军的同时，又编散了一批作为地方军主力的地区队，把他们下放到了县游击队里去。再加上在这前后，为了支援其他根据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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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陆续调出了十多个基础较好的主力团(这是完全必要的)，以致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军区部队虽然已经发展到一百个团，但大多是刚从地方武装(其中有不少新兵)集中整编为野战军的，军政素质的各个方面都比较弱。实践证明，这种状况，不能不对军区部队在解放战争初期阶段的作战带来了许多困难。

日本投降后，中央给晋察冀的任务，首先是集中主力部队，尽力争取向日伪军受降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承德、山海关等地，并尽可能多占领一些地方。我深知回去后的任务是不轻的。但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晋察冀解放区已经发展到二十三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二千五百万人口，我们有多年积累的很好的群众基础，武装部队也发展到了约一百个团，坚持敌后的同志已经收复了不少地方，对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又有明确指示。因此，我对迎接胜利还是满怀信心的。

九月九日，我们搭乘的飞机在灵丘机场降落了。军区来接我们的汽车，正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群被我们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也在灵丘机场等候，我还和他们一起照了相。

我们从灵丘换乘汽车到了张家口。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宣化大道附近，有一处院落，原来是日本蒙疆派遣军根本博的司令部，我们解放张家口以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我和司令部一起办公，这是多年的习惯了。

我一到张家口，忙得不亦乐乎。工作千头万绪，等待着我去处理。当时，中央晋察冀分局已经奉命改为晋察冀中央局，中央任命我担任书记，并继续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其他主要领导同志是：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刘澜涛、罗瑞卿，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朱良才。

为了尽快地熟悉情况，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察看了一些地方和部队，然后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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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各项工作。

虽然摆在面前的问题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在日本投降之前，对形势发展估计不足产生的。苏联对日本一宣战，日本很快就宣布投降了，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事先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日本一宣布投降，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物资准备等方面都感到措手不及，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张家口这座城市，完全是我们自己解放的，也是解放战争前夕我们夺取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当时我还在延安，得知苏蒙联军一路由蒙古直插张北，觉得这是一个互相配合的好机会，于是，我与萧克、刘澜涛同志立即电告留在晋察冀主持工作的程子华、耿飚同志，要他们抓住有利时机，派部队向张家口、张北方向进攻。他们接到电报，及时命令平北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政委段苏权同志率领平北军分区部队，在冀察军区其他部队配合下，进攻张家口。经过三四天的战斗，我军即解放了这座城市。当时苏蒙联军只到了张北，没有越过长城一线。八月二十五日，我在延安听到张家口电台广播，我军已经解放了张家口，真是高兴极了。

现在，我的思想和精力已经集中在迎接一场新的斗争上了。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我回到张家口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正施展阴谋，以反革命的两手对付我党我军。一方面装出笑脸，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以应付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舆论和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另一方面，发出“剿共”密令，由美国帮助，急如星火地向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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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军队，抢占主要城市、战略要点和交通干线，企图独占胜利果实。内战的阴云笼罩着全国。我们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在晋察冀地区，从九月到十一月，美国的大批军舰、飞机．把蒋介石的六个军、十七个师，共十五万军队运到了华北，在日伪军配合下，先后抢占了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山海关等主要城市，成立了第十一战区。与此同时，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大同、太原等地，傅作义第十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和绥东、绥南大片地区。蒋、傅、阎的军队所到之处，收编了大批伪军，甚至还有一部分日军。此外，美军九月底十月初直接于塘沽、秦皇岛登陆，侵占了这两个重要港口和天津市，作为蒋军大规模从海上进入华北的主要门户。以上国民党军队的三个战区，在晋察冀及周围地区，共集中了兵力四十三万多人。他们以抢占的大中城市为基地，不断地向交通沿线和周围地区进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上述三股力量，在他的北平行辕的统一指挥下，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对我晋察冀解放区从东西两面进行夹击，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从而打开由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并切断我华北、东北、西北战略区的联系。由此可见，晋察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方针是：我们真诚地争取在中国出现和平、民主的新局面，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挑衅，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在晋察冀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首先是统一思想。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晋察冀中央局在张家口召开了干部会议。当时，多数同志对形势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思想问题也是很多的。有的对蒋介石一手垄断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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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塘沽、秦皇岛登陆，感到极其气愤，要求马上跟蒋介石拼，去夺取大城市，对我们转向接管中小城市不理解，有急躁情绪。有的又以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从此天下太平了，有盲目乐观情绪。有的对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理解，有埋怨情绪。另外，许多同志还对国共和平谈判有强烈的反感，不懂得中央以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政治上争取主动的重要性。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曾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指出，美军登陆，是干涉中国内政，但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应暂时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我们的方针是，在政治上批评美国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如美军向我进攻，应迅速将经过情形向全世界宣布，使它在政治上输理。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关于夺取大城市问题，我说，日军刚投降时，朱德总司令曾命令我们，争取接受日军投降，夺取大城市。“但由于蒋介石、何应钦垄断受降……以致日军不可能也不愿意向我投降，使我不能进占平津等大城市，我们应迅速转移兵力，夺取中小城市，壮大自己的力量。……我们对美、蒋行为愤恨不平是完全对的，但绝不应因之而急躁，要理解毛主席屡次指出的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曲折性。”针对盲目乐观情绪，我说：“我们的任务是，为了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反和平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地向我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因此，一切盲目乐观心理……天下从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对的。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决的进入斗争中去，以不懈怠的继续斗争，来巩固与扩大我们的胜利。”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我指出：“现在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据有合法地位，因此苏联与它订立友好同盟条约是正确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迅速打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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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有利。苏联根据条约而使他在出兵区域与撤兵时间上受到限制，其目的在于避免远东重新引起冲突与争取世界和平，对中国人民也是有利的。但我党的政策，则决不能为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所约束……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胜利，不能依靠别人，只有我们自己有力量，有正确的方针，才能取得国际的支援，才是正确的道路。”对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的问题，我指出：“虽然我们在政治上有许多优势，但如果不去，我们在政治上就要处在被动地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如果毛主席不去，就会脱离群众。去了，则我们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去，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去，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形式。……我们一方面不应放弃谈判、主张内战；另一方面，决不能以为毛主席去谈判了，便天下太平了。要使谈判有结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必须依靠我们的斗争和发展，有力地击破敌伪顽对我之阴谋。只有我们坚决斗争，才能争取谈判的有利条件。”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挑衅，我说：“我们必须坚决打击挑起内战的祸首，因为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就必须打他们。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要号召全边区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仍在生产与战斗结合下，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别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做了思想工作。通过这次干部会议，在高级干部和军区直属队干部中，对这些问题统一了认识，坚信党中央当时采取的方针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从而提高了斗争必胜的信心。此外，会议还对我区如何实现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如何在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后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做好城市工作，同时又明确农村是我们的基础，成长的摇篮，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等等问题，都作了研究讨论，统一了思想。这次中央局会议的精神传达以后，在晋察冀党政军各级组织中实际上进行了一次动员，对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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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战士迎接解放战争的到来，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军事行动方面，我们采取了若干积极步骤。首先是根据中央指示，为了表明我方的和平诚意，争取冲突限制在局部范围，晋察冀在争夺大城市方面，暂时避免与国民党军队正面冲突，迅速转向了中小城镇，解放了大批县城。我军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到十月，两个多月来先后解放中小城镇六十多座，歼灭日伪军三万多人。其次，将军区主力部队集中整编为九个纵队，下辖二十六个旅，总兵力约二十万人，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由我和军区副参谋长耿飚同志兼管，下辖四个纵队。第二野战军由萧克、程子华、罗瑞卿同志兼管，下辖五个纵队。根据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第一野战军很快西出绥远，反击傅作义的进犯；第二野战军于东线大力支援东北和在冀热辽地区作战。我们又将地方部队十一万人编为冀中、冀晋、冀察、冀东、热河等五个二级军区，负责各自区域内的作战活动。这些措施，为军区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了实际准备。

此外，根据中央指示，我们还在晋察冀新解放的城镇和乡村，开展了减租减息，控诉日军、汉奸、恶霸罪行的民主运动，以进一步发动群众。并号召群众发展生产，增加物资储备，为应付未来的内战作好切实准备。

政治斗争方面，前面说了，我们在晋察冀也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那时候，把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我们的任务提出来，不是哪个人、哪个地区决定的，而是党中央的指示。三大口号的提出，最早出现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上，这个宣言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其实，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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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发表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在党内提出过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后来，刘少奇同志作过一个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对于党中央的这个指示，据我所知，各个地区都传达了。当然，晋察冀也不例外。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蒋介石就挑起了内战，一切都为枪炮声掩盖了。实际上，谁也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九十月间，我晋冀鲁豫军区先后进行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大量歼灭了入侵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十月份我们与晋绥军区进行的绥远战役，也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时候，还给我们发来电报。他在这个电报中说，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在这里越安全；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谈判越主动。我们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行事的。

由于我们在军事上对国民党进犯军以有力打击，也由于我们党政治上的不懈努力，最后产生了《双十协定》。可是，没有过多久，《双十协定》就被蒋介石撕毁了。虽然如此，但它表明了我们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舆论的支持，赢得了人心。

没料到，事隔二十多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从而加罪于刘少奇同志。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一伙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他们又抓住这个题目，对我攻得很厉害。林彪在会上说，晋察冀搞了“和平民主新阶段，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邱会作之流在一旁帮腔，说他们在东北时，就没有传达。这是在撒谎。因为刘少奇同志那个报告，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是依据党中央的宣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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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责怪任何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提出这个口号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我们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至于军事行动，前面说了，各大战略区包括晋察冀在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坚决的自卫斗争。

      林彪一伙还污蔑，“晋察冀执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最积极，将部队大批地复员。”事实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停战协定签定以后，三月初中央曾指示我们精兵简政，第一期先减三分之一，既可以表明我们的和平诚意，又可以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与坚持。此后，晋察冀军区将精简兵力的主要部分五万多野战军转为地方武装，同时也复员了部分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在中央三月份的来电里，还要求我直接去延安商定精简方案，因为军区有许多问题要我主持讨论决定，就由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同志去延安参加了会议。他回来传达了具体方案以后，我们才进行了整编。可见，这是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执行的，怎么能说我们“最积极”呢!

支援东北

前面说了，我在延安的时候，已经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是先把东北拿下来，作为我们比较稳定的后方。而国民党的战略重点，也是要抢先占领东北。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要求各解放区抽调力量，完成占领东北的任务。我们晋察冀军区距东北最近，更是责无旁贷。晋察冀军区出兵支援东北，比较大的行动前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当时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晋察冀军区立即从冀热辽军区抽调了八个团另一个营的兵力，加上由朝鲜同志组成的义勇军，共一万三千多人，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志率领出关。随部队一起出关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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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千多名地方干部，里面有四名地委书记。

我们出关部队的任务是：协同东北抗日联军，同其他兄弟军区部队一起，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伪军作战，迅速占领东北地区，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基础上，扩大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

据李运昌同志后来告诉我，他们这次出关作战的大体情况是：在完成了出关准备工作之后，于八月中旬离开冀东，分三路向东北进发。

东路，由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同志率领两个团和朝鲜义勇军共四千多人，经过九门口出关，在绥中地区与苏联红军会师。他们首先解放了山海关，消灭日伪军一千多人，为兄弟军区部队出关打开了一条通路。接着，他们进入锦西地区作战，消灭了伪满军两个旅，大踏步地进入了锦州。然后，乘坐火车进入了沈阳。

中路，由十五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等同志率领两个团共三千多人，经过喜峰口出关，解决了伪满军一个旅，在平泉与苏联红军会师。然后，分别占领了凌源、赤峰、朝阳地区。

西路，由十四分区司令员舒行等同志率领一个团另两个连和挺进支队共两千多人，先解放了兴隆、围场两县，收降了伪满军两个旅。接着，向承德方向前进，进入承德与苏联红军会师。

此外，随李运昌同志出关的还有三个团和军区直属队共四千多人。

他们出关后取得了很大成绩，到九月底，在兄弟军区部队未到之前，就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辽宁、热河全省，以及吉林、黑龙江的西部地区，消灭了大量的日伪武装，接管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如山海关、锦州、抚顺、鞍山、本溪、沈阳、营口、通化、开原、四平、齐齐哈尔、白城子、承德、赤峰、朝阳、阜新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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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初步建立了人民政权。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开辟东北地区工作的需要，出关部队迅速进行了补充、扩编，由原来出关时的一万多人，猛然扩大到十万人，组成十个步兵旅、两个炮兵旅和若干独立团。

在部队大量扩编的过程中，他们注意了新成分的质量。这些部队以冀东子弟兵为骨干，以出关的老部队为基础，新吸收的成分多数是比较好的，其中产业工人和日本从关内抓去的劳工很多。这些人苦大仇深，阶级感情纯朴，参加部队以后，经过教育，觉悟提高较快，在老骨干的带领下，打过很多胜仗，立了不少战功。

由于出关部队完成任务出色，苏联红军对他们的态度很好。他们进入沈阳之初，苏军曾经把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仓库里存放的武器，能装备几十万人。曾克林同志带领的部队，从仓库里取出一批武器，发给了扩编的部队使用。

九月十四日，曾克林同志偕同苏联红军代表，从沈阳乘飞机到了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他们返回的时候，把派往东北局的负责同志也从延安接到了沈阳。可是就在曾克林去延安之后，苏联红军收回了武器仓库，等他们从延安回来，苏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也不让他们住在沈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因为苏联和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要对东北进行“行政接收”，苏联受条约的约束，对我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曾克林同志到延安汇报工作时，讲了接收武器仓库的情况。党中央听了这个汇报后，曾经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命令调往东北地区的部队，把武器装备留在原地，到东北重新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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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可是，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的时候，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哪里还有武器发给兄弟部队?此事，使李运昌、曾克林等同志受到很大埋怨，其实这件事不怪他们。

那时候，林彪是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他本来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应该出面说明这一情况，以免兄弟部队之间产生误会。可是，林彪不仅没有这样做，还散布舆论，制造隔阂。他到辽西地区以后，专门成立了清查小组，清查了我们出关部队的仓库。结果，没有发现仓库里存着武器，也没有查出丢失武器，才把这件事搁下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派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进攻。山东军区师长杨国夫同志带领一个旅，与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和第二十二旅第六十四团，为了掩护调入东北的部队出关，以一万多人的兵力，在山海关一线抗击着六七万敌人，作战延续半个月之久。当时，林彪率领一部分部队到达了辽宁西部地区，他明知山海关方面作战吃紧，却不派兵出援山海关，致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军不得不从山海关撤退。

敌人占领山海关以后，又长驱直入进攻锦州，林彪还是不采取积极措施，制止敌人对东北的进犯。他先让新合编的部队到前面，节节阻击。由于这些部队没有经过训练，缺乏作战经验，顶不住敌人的猛烈进攻，他又下令放弃战略要点锦州。当然，敌人从我军手中夺去锦州，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这之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林彪在阜新召开过一次军事会议，李运昌同志去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林彪决定不再抗击北宁线上的敌人。敌人自占领锦州之后，没有继续向沈阳方向前进，把攻击方向转向了热河地区，以切断我华北与东北的联系。在这次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军委已经发出命令，要林彪配合热河地区作战，以阻止敌人向热河进攻。林彪对这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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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置若罔闻，就在这次军事会议上说：“我的方针已定，不再改变。要配合热河作战，你李运昌去配合吧!”会后，林彪把部队带到了西满地区，根本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李运昌同志心里自然很气愤，一面命令刚成立的黄永胜纵队，在朝阳一带阻击敌人；一面电告在晋察冀东线指挥作战的萧克同志，让他迅速做好保卫热河的准备。然而，黄永胜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带着部队跑到了赤峰地区。这样，在停战令生效之前，敌人还是占领了热河地区的重镇平泉，给我军尔后的作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李运昌同志返回热河的时候，只带回三个步兵旅和一个野炮团，其余的老部队和扩编的部队，大约共有五万多人，全部交给了东北民主联军。

以上，李运昌同志讲的这许多情况，有的我知道，有的不知道，但对大力支援东北这一点，我们在思想上一直是十分明确的。

支援东北的第二次大的行动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当时我们主动向中央建议，把冀热察与冀热辽军区划归了东北军区。一九四五年底起，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统率五个纵队活动在冀热辽、察哈尔东北部和冀东广大地区，曾多次进行过攻城破路的战斗，吸引和钳制了大量敌人，直接支援了东北的斗争。以后由于进行大同战役，萧克、罗瑞卿同志回到了张家口，即由程子华、李运昌同志率领部队在这一地区继续坚持斗争。这些斗争，目的一直是很明确的，既是为了保持我东北与华北的联系，也是为了支援东北。一九四六年八月到十月，敌人先后侵占我承德、张家口等地之后，冀热察与冀热辽军区在地理上与我们的联系实际上已被隔断。当时我认为，他们背靠东北更为有利，于是就把段苏权、刘道生同志领导的冀热察军区合并到冀热辽军区，成立冀察热辽军区。而后建议中央将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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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归东北军区，经中央批准后归了东北。程子华、李运昌同志也是这个时候一起去了东北的。

支援东北第三次大的行动，是一九四七年。当时，为了支援东北的夏季攻势，我们在冀东组成了詹才芳纵队，由詹才芳、李中权同志率领开赴东北。这次，我们还主动建议中央把整个冀东地区划归了东北。冀东范围比较大，也比较富，人力、财力，物力基础都相当雄厚。

此外，我们还先后派了可组成二十五个团的干部和一些部队去了东北，像冀中有三个团就是由沙克和周仁杰同志分别率领去了东北的。

前面说的先后划归东北的晋察冀部队就有第八、第九、第十一等三个纵队和六个独立旅，总兵力共有十几万人。此外，还有十四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

我们支援东北，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晋察冀是老根据地，基础好，区域大，人口多，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南发展。而东北地区则正在初创，各方面的基础都比较薄弱，又是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地区。如果我们党占有了东北，进行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这对全局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主动向中央建议，把晋察冀的大片地区和众多部队划归了东北，这些都得到了中央的赞同。

据后来杨成武同志告诉我，进行平津战役时，罗荣桓同志在前线指挥部曾向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同志说，支援东北，华北出了很大的力。没有华北的支援，东北要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一是你们出了很多部队到东北参战，二是你们拖住了华北的敌人，不使他们出关。罗荣桓同志的话是很公正的。

当然，东北的胜利和其他兄弟军区的胜利，无疑对华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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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也是极大的支援。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指挥下，正是由于我军各战略区的紧密配合，才最后战胜了敌人。

作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干部，处处从革命事业的全局出发，互相紧密配合以争取胜利，这本来是应有的态度和风格，也无须多去饶舌。但是出现了像林彪这样的人，总是把功劳记到自己一个人的帐上，把全党支援东北所取得的成就，吹成是自己天才造成的伟绩，所以这里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

反击傅作义进犯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正是我回到张家口的第三天，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是部署粉碎傅作义进攻的问题。 那时候，傅作义从我们手中夺取了归绥、武川、陶林(今科布尔)、卓资山、丰镇、集宁之后，又夺取了兴和，逼近了天镇、柴沟堡，并有向张家口进攻的态势。

中央军委指示，立即由晋察冀、晋绥军区共同组织绥远战役，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消灭敌人，收复归绥，解放绥远。规定在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整个战役由贺龙同志和我统一指挥。

我看了这份电报，对于立即向绥远发起进攻，觉得未免过于仓促。我走到地图前面，琢磨着怎么样完成这一任务。

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现在，正是农历八月，虽然岑参写的是甘肃安西一带的情景，可塞外秋冬交替短促，我是耳闻目睹过的。有时候，一场霜雪落地，塞外就进入了冬季。况且，我们的部队进入绥远尚需一段准备时间，等进入绥远境内作战，恐怕已经是天寒地冻马蹄僵了。显然，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对我军作战行动甚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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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电报要求，晋察冀军区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守卫张家口外，应集结两万五千人以上的主力部队执行这一任务。而我区当时组建野战军的工作，正在酝酿搭架子，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各团队也在进行整编，基层干部和战士没有经过很好的战术、技术训练，他们比较熟悉游击战，不熟悉运动战，更没有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这些，对进攻绥远必然会带来一定困难。

傅作义的兵力约四万七千人，连同地方杂牌军和阎锡山在大同附近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九万七千人，除留一部分驻守归绥、包头外，主要分布在平绥铁路沿线的丰镇、红砂坝、官村、集宁、卓资山等地。

根据中央军委的电报，我们立即进行了研究、部署和准备，决定抽调冀察、冀晋、冀中三个纵队，协同晋绥军区的五个旅，进行绥远战役。我们的兵力共十四个旅五万三千余人，比傅作义的兵力略多，但在总的兵力对比上，仍处于劣势。不过，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是必要的，又是军委确定的任务，我们只能去努力完成。

为此，我们加速健全了部队各级组织，进行了必要的战前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冀中纵队，他们在整编前长期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每人头上蒙一条羊肚毛巾，身上穿的还都是便衣。我们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在开进途中，给冀中纵队换了军装，补充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还以营、连为单位，调整了步枪的口径，匆匆完成了战役的准备工作。

几天之后，我区部队分别到达了指定集结地点。冀察纵队集结在兴和、柴沟堡一线；冀晋纵队解放了阳原、浑源，进入了阳高地区；冀中纵队经过长途跋涉，从冀中平原到达了张家口以西新平堡附近地区。

十月十五日，军区发出绥远战役命令，各参战部队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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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出动，十九日拂晓前同时动作。冀察纵队直捣隆盛庄，冀中纵队直取张皋镇、三水岭、官村，冀晋纵队分两路，一路向聚乐堡进攻，一路向红砂坝、丰镇进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到十月二十二日，我军先后占领了这几个地方，并孤立了大同，切断了傅作义与阎锡山的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几仗大多打成了击溃战，歼敌不多。在这期间，晋绥军区的部队也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凉城、新堂、陶林等地。

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傅作义看势头不对，急忙命他的部队向归绥退却。

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发现敌人在集宁只留下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一O一师，于是即决心以冀察、冀中两个纵队的兵力，聚歼集宁的敌人。但是，又由于有的部队行动不够坚决，未能截断敌人的退路，敌人听到风声就夺路西逃了。我冀中纵队赶上去时，只将该师的一个团击溃。我军随即于十月二十四日占领了集宁。

为歼灭西逃的敌人，晋绥军区的部队主力从凉城一线向卓资山疾进，在卓资山、福生庄歼灭了敌新编第二十六师四千余人，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战果。这时，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一О一师，已撤到了卓资山以西。翌日，我又把这股敌人堵击在魁盛庄东北，可惜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又一次让敌人跑掉了。

十月二十六日，我区前线指挥部随着战役的进展，从兴和、三水岭移向隆盛庄。我与贺龙同志约定在那里见面。我到隆盛庄的时候，贺龙同志已经先到了。我们一起到了卓资山，两区部队在那里会合了。我和贺龙、李井泉同志见面后，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当时，傅作义为避免遭受我严重打击，采取了“一触即退”的战法，他的部队对当地地形熟悉，骑兵部队较多，跑得很快。十月二十五日卓资山一战，敌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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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师被晋绥部队大部歼灭后，到二十七日，他把主力约六个师撤到了归绥。据此，我们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

实际上，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归绥外围的许多据点，于十月底，两区部队主力很快完成了对归绥的合围。

这之后，敌人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先后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向坝口子等归绥外围我方阵地发动了五次反扑，由于反扑未成，又转入了凭坚据守。

按预定计划，合围归绥后，我们立即以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骑兵旅第二团，沿着铁路线向包头推进。经过约一个星期的战斗，在击溃和歼灭了几批小股敌人之后，我军即抵达包头城下。

到十一月中旬，我军围困归绥已经半个来月。因为归绥有新旧两城，城防设施坚固，城周围有许多大小碉堡，守敌有六个师两万多人，城内又储备了大批粮食、弹药，所以傅作义的固守决心比较大。我军缺乏火炮，也缺乏大兵团攻坚战的训练和经验，几次攻城，都没有能够成功。在归绥，形成了双方僵持的局面。如果我军决心付出大的代价强攻，我估计旧城可能攻克，但新城难以突破，无法消灭傅作义部队主力。

在包头，敌人约一万二千多人，我军几次攻击未能奏效。后来，我军四个营奋勇猛攻，曾一度攻入城内，因不善于巷战，突破口被敌人堵住，有两个营在城内受到比较大的损失。而且，十一月中旬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师已经到达临河一线，正在向包头逼近，我军有受敌腹背夹击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很需要与贺龙同志再作商议。于是，我从陶卜齐绕到归绥城西与贺龙同志会面。我们商定的下一步部署是：由贺龙、李井泉同志率晋绥部队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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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攻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的敌人。晋察冀部队由我指挥，继续围困归绥，如果敌人出来救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晋绥军区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即行东转，再共同围攻归绥。

当时我感到，我军兵力在归绥、包头两点虽然都略占优势，但不占绝对优势，攻城不下，对峙久了，则消耗过大，粮食、弹药的供应会更为困难。要攻克归绥、包头，必须增加较多的兵力，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晋察冀和晋绥都难以做到。塞外的严冬，对我军作战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所以，我当时向贺龙同志讲了这样的意思，我军能拿下包头，再回师解放归绥，那当然最好，否则不宜在绥远地区与敌人长久对峙，或集中兵力打归绥，或主力东调回到根据地，只留部分兵力巩固新开辟的地区。贺龙同志表示与我有同感。于是，我将我们商定的部署和我的想法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过了两三天，中央军委回电，下达了主力西进的指示，肯定了先取包头的意图是对的，而且让我也率晋察冀部队主力，与贺龙、李井泉同志率领的晋绥部队一同西进，只留少量兵力控制归绥要点，做弹性围困，进行封锁、袭扰。如果包头不能迅速攻占，晋绥部队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晋察冀部队主力控制包头至归绥的中间地区，隔断绥、包敌人的联系，并相机攻取包头；晋绥部队完成任务后，留一部分部队控制五原、临河、陕坝，主力回师东进，与晋察冀部队再攻归绥。

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当即进行了讨论，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这显然是不妥的。尤其是晋绥军区主力西进后，傅作义曾派骑兵第四师由归绥乘隙出犯，以一个骑兵纵队配合，向归绥、包头之间的萨拉齐方向攻击，妄图隔断我包头地区部队的后路。虽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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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骑四师在萨拉齐地区与我军作战时仍然“一触即退”，没有对我造成威胁，但这个动向很值得我们警惕。于是我向军委建议：

第一，如果晋察冀部队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而敌人必然乘机反击，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

第二，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去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这样，就分为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八百余里，势必兵力分散，三处力量皆弱，难以相互策应。

第三，绥远地区并非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迅速前运，伤员后送也是个大问题。

我的意见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请中央军委重新慎重考虑。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

到十二月初，中央发现敌人有集中兵力进攻张家口的迹象，于是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指示，正式结束了绥远战役。

在将近两个月的作战中，我区协同晋绥军区部队，把猖狂进犯解放区的傅作义部队，一直打回归绥、包头，先后歼敌一万二千多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受苦受难的绥远人民，初次接触我军，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对我军都以“菩萨军”呼之，这也是政治上的一个收获。

但是，这次战役的教训也是值得记取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发起绥远战役的战略意图有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收复失地，打击他的气焰，这对解放区的巩固是很有利的。战役的结果证明，这些目的是达到了。但从力量对比和我军的具体条件来看，要求夺取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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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过渡之中，刚从小团扩充到大团，新兵补充得很多，各项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跟上去，武器装备比较差，尤其是缺少火炮。部队训练也差，不会打大兵团的运动战和攻城战。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许多成员来自县大队、区小队，要到塞外作战，时值冬季，长途远征，出现不少思想问题，这也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总之，这次战役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都准备不足。所以，在战斗中往往出现击溃仗多、歼灭战少的现象。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教训。

停战前夕的争夺战

绥远战役后不久，蒋介石迫于内战失利，大打又没有准备好，加上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的压力，就在口头上表示接受我党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和平，停止内战的主张，而实际上却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共两党签定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一月十日，双方还颁发了《停止军事冲突命令》，规定十三日二十四时生效。

蒋介石在停战令生效之前，疯狂抢占我华北地区各战略要点。他派参谋总长何应钦，飞到北平作了具体部署，妄图通过抢占战略要点，分割华北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分割晋察冀与晋绥解放区的联系，并从东西两面对张家口构成进攻态势。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们是有高度警惕的，也相应地作了准备。我们的部署是：在东面承德、古北口、叶柏寿一线，由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指挥冀中纵队两个旅、热辽纵队四个旅、冀晋纵队三个旅，还有冀东军区的部分部队，以保卫我热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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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保障晋察冀与东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并命令冀察纵队随时准备东进，配合冀晋纵队歼灭进犯古北口的敌人。在西面康庄、怀来、阳高一线，由晋察冀第一野战军指挥冀中纵队三个旅、冀晋纵队两个旅，配合晋绥军区的部队，反击傅作义、阎锡山可能的东犯和骚扰。

果然，在停战令生效的前几天，晋察冀周围的敌人，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倾巢而出，从东西两个方面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这些在抗战期间抛下老百姓弃地南逃的人，一下子变成了要向人民“收复失地”的“勇士”。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按照预定的作战部署方案，展开了反对敌人抢占战略要点的斗争。

那些天，我一直住在作战值班室旁边，守着电话机，及时处理各种紧急情况。

在东线，敌人分三路进攻，企图夺取承德。

一路，沿平承铁路北进。这是敌人第十六军的一个师、第九十二军的两个师和伪治安军一个师，共四个师的兵力。他们气势汹汹，甚嚣尘上，扬言要打下古北口，进占承德。古北口雄踞雾灵山脊背，是古老长城的要隘，从北平进攻承德的必经之路。从一月十日至十三日，这路敌人先后由古北口西南发起进攻，首先遭到冀东第十四分区部队的阻击。随之，冀晋纵队第一旅，由永宁地区出发，经过五天急行军，及时赶到了古北口，在当地民兵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打死、打伤敌三千多人，恢复了原有阵地，并乘胜一直追击到瑶亭。当冀察纵队主力赶来，准备截断逃敌去路时，敌人发觉了我们的意图，狼狈地退到密云东北的石匣。古北口保卫战遂告结束。

第二路，进犯冀东腹地。这一路敌人是第九十四军的一个师另两个团，还有一部分伪军。在下达停战令的当天，敌人由唐山出发，企图北出喜峰口，进攻承德。从一月十日至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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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这股敌人以优势兵力侵占了丰润、玉田。我冀东纵队第十三旅，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奋力抗击，并以主力部队迂回到翼侧，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到一月十八日，敌人灰溜溜地缩回了唐山。

第三路，沿锦承铁路进入热河。这是敌人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三军的一个师，他们按蒋介石密令，一月七日突然由阜新西进热河，乘我不备，抢占了朝阳、叶柏寿、凌源等地，并攻入了平泉。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敌人所以能进入平泉，与林彪把当地部队撤走有很大关系。

但这期间，敌人始终没有能攻占我东线指挥中心承德。
 
      在西线，傅作义和阎锡山的部队，分别由归绥和大同出犯，向阳高、浑源、左云、丰镇、集宁等地进攻。

针对西线出现的情况，我们立即命令冀晋纵队两个旅、冀中纵队一个旅，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坚决打击进犯的敌人。

从一月十日开始，阎锡山驻大同的骑兵第四师、省防第五军，分三路企图抢占我要点，一路首先偷渡桑干河，进占浑源；另一路向东进犯，经遇驾山，企图进占阳高；第三路向北进犯我丰镇，并一度占领了我浑源和丰镇。但他们先后遇到了我冀晋纵队第四、第三旅的顽强抵抗和反击，各路敌人受挫，夺路而逃，我军收复了浑源、丰镇，并乘胜追击敌人一直到大同城下。阎锡山的梦想终于破产。

在绥蒙地区，傅作义以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于一月十二日分别进占了陶林、和林(即和林格尔)。在停战令生效以后，傅作义以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于一月十四日凌晨，又抢占了我绥东重镇集宁。如果任凭集宁被敌人侵占，将威胁张家口和绥东地区的安全。为了从敌人手中收复集宁，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同志率领晋绥军区第二十七团，冀晋纵队由马龙、傅崇碧同志率领第三旅，分别由卓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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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镇向集宁急进。冀晋纵队第四旅第六团，迎着塞外的大风雪，也从遇驾山赶来参战。他们配合原在集宁外围的晋绥部队八个连，经过彻夜的激烈战斗，占领了集宁外围的全部阵地。十六日拂晓时分，我军从四面紧逼集宁城垣，向城内敌人发起了总攻。

就在我军猛攻集宁城垣的时候，敌人耍了个贼喊捉贼的伎俩，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告急，妄图以抢占集宁的既成事实，得到美蒋代表的庇护。

当时，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派了一个小组来张家口同我会晤。这个小组由美军一个上校、国民党一个中校率领，他们于一月十六日十二时许，乘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一架飞机，在张家口飞机场降落，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他们说明来意之后，要我们派人一同飞往集宁，共同视察集宁的停战情况。我首先说明集宁的事实真相，据理驳斥了傅作义的谎言。同时，我还告诉美蒋代表：集宁是绥蒙军区所在地，归晋绥军区管辖，晋察冀军区不能指挥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和晋绥军区取得联系，如果得到他们同意，晋察冀可以派人陪同前往。为了击破国民党的阴谋，我们将谈判延迟到了大约下午三时左右，美蒋代表只得同意先与晋绥军区取得联系，然后再派人一同飞往集宁。可是，时间已经不早了，他们只好先回北平，约定翌日十时再来张家口，由我们派人陪同飞往集宁视察。

就这样，我们赢得了收复集宁的时间。

随之，我们命令冀晋纵队第三旅等部队，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发动强攻，务于十七日八时以前，歼灭集宁的敌人。

各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在十七日凌晨，从四面八方发起总攻，用炸药把城墙炸开了一个突破口，在敌人一片慌乱之中，突进了集宁城内，经过英勇激烈的战斗，歼灭了城内敌人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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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余名，其余逃跑。

八时许，集宁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不久，军调部执行小组的那架飞机在集宁降落，我军已把战场打扫完了。美蒋代表走进集宁城一看，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本想搞个鬼名堂抢占战略要点，造成既成事实，却没想到落了个扫兴而归。
 
      蒋介石是很会耍阴谋的。停战令生效之前，他拼命抢占战略要点；停战令生效之后，也没有停过手，只不过改换了手法，由美国人出面给他打掩护而已。后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曾要求各大军区负责入到北平去，商讨有关停战事宜。有的同志去了。但是，我没有去，陈毅同志也没有去。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提防他们下毒手，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打着“军事调处”的招牌，利用“执行小组”的合法身份，有空就钻，乘机对我进行监视和收集情报。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之前，苏蒙联军早就如约撤出了察哈尔，但是美国人和国民党硬不相信。为了核对这一事实，他们利用停战三人小组来张家口之机，寻找借口，提出要到边境地区视察。我明知他们此行别有目的，但是，为了争取主动，证实苏蒙联军确实已经撤走，我让他们到边境去看了，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