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在延安的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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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敌后回延安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接到党中央通知，要我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于这年九月离开了晋察冀。

与我同行的，有北岳区党委的郑天翔和其他几位同志，还有吕正操同志带的一支部队，他奉命带队去晋西北。我们动身之前，毛泽东同志曾给我发了一个电报，嘱咐要带一支部队，兵力起码四千，以保证路上安全。吕正操同志恰好率队与我们同行，路上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我离开晋察冀的时候，中央的安排是，要我继续担任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我离开期间，由程子华同志代理分局书记，萧克同志代理军区司令员。后来，萧克同志也奉命回到了延安。

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八路军挺进华北前线算起，到离开之时，我在晋察冀连续工作了整整六年时间。这六年，是我一生经历中相当重要的一段。这次离开，原来并没预计到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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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搁那么久。由于整风的深入和“七大”的延期，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我才重新返回晋察冀。

党的“七大”，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筹备了，各地的代表是分批分期去的。彭真同志一九四一年回延安，就是为了参加“七大”。在此之前，第一批代表是一九四O年走的。后来，又去了一批。为什么代表分了三批呢?当时代表人数的确定，是按照各地区党员人数的比例。第一批代表走后，根据晋察冀边区党员人数计算，代表名额不够，所以又去了第二批。一九四五年“七大”开幕之前，晋察冀的代表同其他地区相比，比例还少，这样又增加了第三批。原先，党中央并没有要我去，考虑到敌后形势很紧张，要我留在前线。一九三九年开始筹备“七大”的时候，中央曾给我发过电报，要我准备一个书面发言，介绍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感受，在大会上宣读一下就行了。到一九四三年，华北的形势开始好转，中央又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深入地进行整风，这才决定要我们都去。

我离开晋察冀的时候，已经度过了敌后抗战最困难的年月，根据地建设由恢复进入了再发展的时期。到一九四三年秋季，冀中、冀东、热河地区的恢复，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从国际战场的形势来看，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率领的第八集团军和美国的第七集团军，在北非击溃了纳粹德国隆美尔的三十多万军队以后，已经在意大利登陆，迫使墨索里尼政府垮了台。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战局发生了很大的转机，希特勒开始走下坡路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很难过，虽然它的关东军还没有使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还在进行，但是，它在我国，在华北，已经很难维持了。

在我离开晋察冀之前，延安的《解放日报》曾连续发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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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社论，鼓励全国人民再接再厉，战胜黎明前的黑暗。学习这两篇社论的时候，我们是很受鼓舞的。当时，我强调过这样的意思：战争不会拖得很久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一般都超不过四年。一场战争要牵扯到各个方面的条件，不会拖得太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四年左右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四个年头，不会再拖很长时间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一九四三年，整整六年了，从华北战场看，它已明显地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还能再拖几年呢?一九四二年，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速胜论”。什么“速胜”!六个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实际上，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同这个口号所提的时间，相差是不多的。

对是否胜利在望这个问题，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曾与美军观察组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从一九四一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算起，已经快三年了；如果从卢沟桥事变算起，日军在中国打仗已经有七年了。他们漂洋过海，在异国作战，困难是很多的，从各方面看，已经非常吃力了。在希特勒快要灭亡的今天，难道他们还能单独坚持很久吗!但是，美军观察组不太相信我的话。他们说，日军正出动几十万人，争夺从河南到广西的大陆交通线，而且进展相当顺利，特别是在东北还有约五十万精锐的关东军没有使用。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还可以打下去，战争还要拖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尔后的战争进程证明，胜利在望的看法是正确的。

当然，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失败，垂死前的挣扎，会是很猖狂的。我从晋察冀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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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中，就深深感到了这一点。

首先，根据地各方面面临的困难，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从阜平花山出发，到达二分区的时候，那里部队过冬的棉衣还没有准备齐全，部队还在吃野菜拌黑豆，他们正通过开展生产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对他们说：“就是要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你们这一带羊毛很多，能不能搞些编织，织些毛袜、手套，解决部队过冬的问题。要告诉战士们，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可是，还会有许多困难，只要大家满怀信心，一齐动手，就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早日来临。”后来听说，二分区的生产搞得很好，不仅解决了冬装问题，还通过生产改善了部队生活。毛泽东同志在给延安《解放日报》写的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中，还表扬了他们。

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还在继续进行。我们过同蒲路的时候，发现沿线的日军开始屯积粮食了。我把当地部队的负责同志找来，要他们详细侦察一下情况。侦察的结果是，敌人沿同蒲路屯积的粮食很多，这是进行大规模“扫荡”的征兆。我路过一二O师驻地时，给军区发了电报，将侦察到的情况告诉他们，要他们提高警惕。我在电报上说，从敌人屯积的粮食来看，这次“扫荡”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果然，敌人这次“扫荡”整整进行了三个月，是几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敌人采取“分区扫荡”的形式，“扫荡”了这一块，再转往那一块，每到一处，都以破坏根据地为主要目的，大肆烧杀，疯狂地掠夺粮食和物资，企图在经济上摧毁我们。

这次反“扫荡”，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地强调了游击战的作用，以致主力部队过于分散，有的甚至以连、排、小组分散活动，没有对小股孤军深入和分散“扫荡”的敌人适当集中主力给以有力的打击。因此，敌人敢于分散成五六十人一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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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是伪军)，就控制一条山沟进行“扫荡”，肆意烧杀破坏，就连过去敌人从未到过的小山沟，这次也都到了。后期虽然接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主力打了一些小仗，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次根据地遭到的破坏是严重的，人民群众被杀害的有五千七百多名。敌人制造了平阳、寨头、走马驿、岗南、焦家庄等多起惨案，仅平阳一地就屠杀一千人以上，有的村庄断绝了炊烟，惨不忍睹。

敌人这次“扫荡”已是“强弩之末”，所使用的兵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不如过去，虽然总兵力有四万多人，但其中日军只有一万六千多人，是从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中抽调出来的，其余都是伪军，战斗力自然低下，其“扫荡”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破坏根据地。在反“扫荡”中，军区部队虽然没遭受大的损失，但是，还是吃了一点亏，特别是军区直属队。当敌人合击的时候，是打?还是走?犹豫不决。最后，匆匆撤离，受了一点损失。我有一个箱子，就是这一次丢的。那是我唯一的家当，从长征开始，我就带在身边。箱子里保存的是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有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保存的整编材料和统计材料，有报道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杀害的那张剪报，还有我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时的护照。那个护照上有沿途所经国家的签证，以及后来我去比利时、德国、苏联直到回国的签证。我是把它作为周游列国的纪念品保存下来的，不论是在白区工作的时候，还是到中央根据地以后，我一直珍藏着它，即使长征路上那么艰苦，也没舍得丢掉。这次却统统丢失了，实在令人惋惜。

我们经过晋绥地区，吕正操同志和他所带的部队留在那里。我们在路上度过中秋节之后，即到达延安。经过整整六年的敌后战火生活，重返延安，回到党中央身边，很有一股久别重归的感觉。毛泽东同志，还有恩来、少奇、朱德、弼时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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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等同志听说我们来了，都来看望。我把晋察冀几年来的工作简要地汇报了一下，毛泽东同志和朱德等同志听得很入神，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讲了许多鼓励的话。恩来同志是两个多月以前从重庆赶回来的。贺龙同志也已经回到延安。此后，伯承、陈毅、小平等同志也从各区先后回到延安。六年前，率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各路大军负责人，又在延安欢聚一堂了。大家讲起各个区域抗战形势的发展，心情是很兴奋的。这是一次胜利的会师，又是最后胜利即将来临之前的大团聚。随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延安整风

抗战末期我在延安的两年，主要是参加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从一九四二年就开始了。我们到延安以后，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研究党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了总结提高阶段。

分清路线是非，中心是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被称作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条路线从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它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遭受到惨重的损失，曾一度使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王明路线是怎样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这要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追溯起。一九三O年九月举行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对纠正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三中全会后，王明在米夫支持下，就否定三中全会，指责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他发表了名为《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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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条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路线。王明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宗派反党活动。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王明教条宗派集团的控制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把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全部推翻了，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且将王明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会后，王明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借口，将其宗派集团的人提拔到中央领导位置，并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派“钦差大臣”到各根据地夺取领导权。

王明上台后，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白区工作中，打出了“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的旗号，推行所谓“进攻路线”，经常无视客观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因而使不少同志和党的组织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与破坏。到一九三三年初，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致使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存在，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其错误路线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使得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抗战开始，王明又从右的方面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王明主张把一切领导权都交给国民党。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王明的这一口号。他说，王明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正确地执行统一战线，应当是有团结，有斗争。一九三八年九月，党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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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但是，还有若干历史问题、路线是非问题以及思想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和解决。

在整风过程中，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这个文件搞得相当不错，短短的，纲领式的，分清了我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巨大成果。

整风的同时，还普遍进行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对干部的审查。毛泽东同志为整风运动规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清理队伍确定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方针，保证了整风运动和审干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是，在审干工作中，也出现过逆流，这股逆流是由康生造成的。康生具体负责审查干部的工作，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了。整个河南省的党组织，都被他怀疑了。许多中央委员，被列入他怀疑的名单。连恩来同志、剑英同志，他都不相信，认为他们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最革命。我认识康生几十年了，这么多年，有这样一个感觉，凡是有他参加的事情，几乎都要出乱子。审干工作中，由于康生夸大敌情，怀疑同志，他发起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逼、供、信，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干扰了审干工作的正常进行。我从晋察冀赴延安途中，就听到在搞什么“抢救运动”。我不相信这个“抢救运动”。当时我就说过，我们那里如果有那么多特务，我们还能在敌后站住脚吗?我们的党如果这样严重不纯，又怎么能够把那么多根据地搞起来呢?在敌后，环境那么残酷，斗争那么尖锐，不能搞什么“抢救运动”，那样会把党搞乱，会把部队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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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多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总结了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了首长负责、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少捉不杀”。只要人还在，虽有冤枉，总是可以平反的；多捉多杀，则一定要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谈到我党历史上出现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我的感受很深。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各个根据地都搞过肃反，也都犯有程度不同的扩大化错误。

一九三二年初，我去中央根据地的时候，那里的肃反还未结束，江西那里打AB团，福建那里搞社会民主党。中央根据地具体负责肃反工作的人叫李韶久，他专搞我们的干部，搜集了许多人的材料，随随便便就处理。陈毅同志跟我说，他也被李韶久怀疑上了，担心李韶久要对他下手。后来，在一次战斗之前，毛泽东同志把打土豪得来用作军费的一些金子，交陈毅同志保管，这一下，陈毅同志心里有底了。他想，毛泽东同志这样相信我，我就不怕你李韶久了!这是陈毅同志亲自向我讲过的一件事。我们到江西不久，打AB团就趋向缓和了，因为，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起草的信，传到了这里。后来，李韶久垮了，他经手的这些案件才开始重新清理。

张国焘也杀了不少人。他搞肃清“改组派”，还把许继慎同志杀了。许继慎同志是安徽人，黄埔一期学生，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打仗很勇敢，在作战中负了伤。南昌起义前后，他从九江转到上海，以后被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曾任红一军军长、师长等职。结果被张国焘杀掉了。我听剑英同志说过，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许继慎不是改组派，杀错了，是件冤案。张国焘专门杀害知识分子，廖承志同志差一点被他杀掉，因为是廖仲恺的儿子，有些影响，要不然，他的脑袋早掉了。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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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志还被监禁着，后来被一方面军要了过来，这才免遭杀害。

在洪湖地区，王明派去的“钦差大臣”也杀了一些干部。从苏联回来的一批干部，因为去中央革命根据地路途远一些，就经我的手，分配到洪湖地区工作。从上海到汉口，再从汉口到洪湖，是比较方便的。我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才得知这批干部有的在作战中牺牲，但也有不少人被冤杀了。

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是很惨痛的。所以，到抗战期间，各个根据地在肃反问题上，处理就比较慎重，在这方面没有出大的乱子。延安审干，虽然康生搞了“抢救运动”，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所以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恶果。

整风过程中，在延安还举行了华北会议。参加华北会议的，除去新四军的同志，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华北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了，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百团大战战果很大，用意也是很好的，只是后来硬啃敌人的据点，非要攻下来不可，使我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华北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显然是过头了，过火了，搞得彭德怀同志本人也很难过。整风嘛，重点应该是分清路线是非，至于每个同志在作战指挥或具体工作上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那是次要的，同路线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解决的方式也不能一样。我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那么长时间，难道就没错误，没缺点?肯定会有不少的缺点甚至是错误。我在华北会议上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这应该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尽管整风审干中出现过偏差，尽管华北会议开得过分一些，但是，延安整风的收获是极大的，使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统一了思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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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预期的目的。到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全党确确实实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实际的准备，奠定了基础。

延安整风和参加“七大”，使我受到了很大教益。

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延安的两年间，我同晋察冀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我常常思念在敌后鏖战的战友们，怀念同我一起经历过六年战争生活的晋察冀父老乡亲。每逢听到晋察冀传来的胜利喜讯，都感到非常高兴；见到从敌后归来的同志，我往往要拉他们彻夜畅谈；得知晋察冀部队奉调来到延河之滨的信息，我立刻赶去探望。一个指挥员对部队、对根据地的眷恋之情，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感受尤为深刻。

由于我一直担任着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工作，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处理的重大问题，一般都向我报告。但是，由于离开的时间较长，到后来，晋察冀的工作，就靠留下的领导同志处理了。

一九四四年夏季以后，鉴于地区扩大和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成立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区党委、行署和二级军区。

冀晋区以第二、三、四、五分(专)区组成，赵尔陆同志任军区司令员，王平同志任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杨耕田同志任行署主任。

冀察区以第一、十一、十二、十三分(专)区组成，郭天民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张苏同志任行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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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区以第六、七、八、九、十分(专)区组成，杨成武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林铁同志任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罗玉川同志任行署主任。

冀热辽区是由原来的冀热区改组的，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分(专)区，李运昌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兼区党委书记，张明远同志任行署主任。

四个区党委和二级军区建立以后，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都由区党委和二级军区负责，晋察冀分局和军区主要负责方针和计划的制定，并检查实施的情形。各个区域按照分局和军区的统一部署，连续向日伪军展开扩大解放区的攻势，使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迅猛扩大的新局面。

冀中区经过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改造地道，加强地道战，重新组织拳头，训练部队，胜利地进行了一九四五年春季的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饶(阳)安(平)战役，夏季的子牙河东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共歼灭日伪军一万一千多人，解放县城十一座，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到北达北平郊区，南越沧石路，东临津浦线，西至平汉线，使冀中根据地不仅完全恢复了旧观，并得到新的发展。

冀晋区经过一九四五年夏季攻势，解放了大批城镇村庄，拔除了雁北地区一些敌人据点，打破了日伪军由山阴至广灵和在桑干河岸的封锁线，为开辟平绥路北和绥东地区提供了前进的阵地。

冀察区打开了察北、热西、平西的局面，与冀晋新解放区连成一片，敌人被压缩在张家口和铁路沿线以及少数城镇里，出现了对我们空前有利的形势。

冀热辽区经过一九四五年春季的反“扫荡”，在夏季攻势中挺进热河和辽西，在锦热路南北开辟了广大地区。

得知这些胜利的消息，我心情格外兴奋，经常通过电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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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向前线广大军民致意。

一九四五年夏末，正当扩大根据地的攻势猛烈发展的时候，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继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德国投降之后，当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向盘据我国东北的日军展开进攻。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由察哈尔、热河向北行动，在冀热辽的部队立刻向辽东、吉林挺进。八月十五日，日本法西斯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

那些天，延安一片欢腾。宝塔山下，延河两岸，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之中。 

      <FONT face=仿宋_GB2312>在这历史转变的关头，在延安的各抗日根据地负责人，一个个都归心似箭，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立刻返回前线去。毛泽东同志要我们暂留一下，开了一个短会，研究日本投降以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由周恩来同志连夜起草了一个文件，决定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尽量多占领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同时，要高度重视东北，决定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争取东北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因为早在“七大”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在一次报告中提出，我们党要特别重视东北，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地区，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会后，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飞往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我们留在延安等待搭乘美军飞机，以便尽快地返回各根据地。

当时的形势还是相当严重的。日本政府虽然已经宣布投降，但是日军的庞大武装尚未解除，它们仍然盘据着许多城镇和交通要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一方面调兵遣将，抢占大中城市；一方面极力阻挠破坏我抗日军民向日伪军反攻和受降，无理地要我军“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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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防待命”。

就在毛泽东同志召集我们开会的同时，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向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展开了猛烈进攻。晋察冀军民反攻的矛头，主要指向北平、天津、张家口、承德和山海关、锦州等地，并以一部向东北挺进。

鉴于前方形势的急剧发展，九月九日，我同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等同志一道，由延安乘飞机返回晋察冀，组织部队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计划。

关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

十四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异常辉煌壮丽的一页。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我们党创造和积累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做过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在这里，我仅就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讲一点自己的感受和体会，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提供一些素材。

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经验，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革命是以长期的武装斗争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后战胜敌人的，是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被提到战略的地位，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晋察冀地区的抗战而言，尽管感受和体会涉及到许多方面，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在被隔绝的敌后，成功地创建了一块幅员广阔的根据地。在西起同蒲线，东临渤海湾，南至沧石、正太路，北至古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建设了一个山地、平原、丘陵、湖泊相互依托的敌后根据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复杂、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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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感受和体会，在前面的章节中零零碎碎地涉及到一些。这里，再粗略归纳一下，初步理成十条，这十条概括得也许不尽完善。

第一，要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依托。

根据地的问题，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之中，既有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创立的成功经验，也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失去根据地的惨痛教训。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根据地，时时处处都在流动状态中，那个滋味是相当苦的。给养不能补充，伤病员无处安置，想停留休整一下都极其困难。讲得再远一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也往往因为不理解建立根据地的重要而陷入流寇主义，开始时轰轰烈烈，最后不得不归于失败。

当我受命留在敌后五台山的时候，尽管当时战局瞬息万变，留下的兵力极少，有千头万绪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但是，我首先考虑，首先着眼的，是如何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立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留下的部队也好，派出的工作团也好，摆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经过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我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终于在晋察冀牢牢扎下了根，获得了一个广大的生存基地。

为什么必须要有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的依靠。行军打仗，要以它为依托；人民子弟兵的兵源和供应，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都要以它为来源。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边区，就是我们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战斗堡垒。

第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关键是发动群众。

敌后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战胜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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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最可靠基础。在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上，是地形重要呢，还是群众条件重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说明，地形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人民群众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只要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不论山地还是平原，都有可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平原地区，没有险峻的山地，没有天然屏障，但是，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群众的依靠，即使有险峻的山岳，良好的地形，也是不能生存的。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怎么能坚持?虽然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我们的根据地大都建在山峦之间，但根本的条件，还是依靠山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所以能屹立于敌后，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发动群众的成功。由于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所以，我们在山岳，在平原，在水淀，在冀西、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察南广阔的土地上，都建起了可靠的根据地。

第三，要想把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党的政策又是决定的因素。

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人民群众为什么能够充分发动起来呢?这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

就客观条件来说，一个民族要吞并、奴役、甚至消灭另一个民族，最终是办不到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面前，除极少数甘为敌人效劳的汉奸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一个起码的政治觉悟——不甘当亡国奴。这就是我们发动群众最有力最广泛的政治基础。

就主观因素来说，是我们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这一整套政策，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有总的政策，还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包括减租减息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两面政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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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除奸政策，等等。当然，这些政策不是我们一个区域的独创，不过是将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正确路线，灵活地运用于晋察冀地区的具体实践中。

抗战时期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是接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避免了以往“左”的错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而制定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情，民族战争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把一切要求抗日的人们最广泛地团结起来。

这一整套政策的基本内容，从实质上讲，就是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一方面要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另方面又要保证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只讲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一道抗日，不讲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就要发生右的错误，农民群众连起码的衣食住条件都不能保证，就无从谈起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相反，只讲改善农民的生活，忽略了全民族战争的性质，就会导致“左”的错误，同样会严重削弱抗日力量。我们依据这样的原则，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同时保持基本群众的优势，使统一战线得到日益加强和巩固。

由于政策的正确和稳妥，发动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涣散状态，普遍地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第四，必须不断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坚持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相互配合，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

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是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中心问题。

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结构。主力部队是开创和保卫根据地的支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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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大的主力兵团，也就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但是，单靠主力兵团也不行，还必须有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紧密配合。

我们始终不渝地进行主力部队的建设。晋察冀主力兵团是人民的子弟兵，它肩负着消灭敌人和保卫人民、保卫家乡、保卫晋察冀、保卫祖国的重任，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人民不惜一切力量支援子弟兵团，积极参加子弟兵团。这种军队与人民的血肉关系，保证了人民军队的壮大与发展。

主力兵团由于获得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得以灵活地进行内线和外线作战，增强了对敌袭扰与打击的力量。地方武装主要是地区队及基干游击队。主力部队集中使用多；地方武装则分散活动多，同民兵一起就地坚持，就地游击，支援主力兵团作战。主力兵团由于重视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立和发展工作，能够积极地帮助其训练并给以必要的干部和武器，它是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坚强后盾。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军事结构，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由于坚持了抗日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军队依靠人民，建起了一整套通信联络网和侦察情报网，建设了良好的战场；军队寓兵于民，寓粮于民，寓衣于民，解除了后顾之忧；人民武装创造的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各种作战方式，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敌人视根据地为畏途，一旦进入根据地，就成了举步难行的聋子和瞎子，总是在军事上以至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敌人妄图制造“无人区”，把我军与人民隔离开来，但是，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它的妄想总不能实现。

第五，必须加强与巩固同人民有密切联系的、保证基本群众占优势的抗日政权。

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不可分割的。

在晋察冀根据地初创时期，我们就把政权建设摆到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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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事日程，很快组织了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地区的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事实。政权建设，先是通过由上而下的改造各级旧政权，然后由下而上的开展民主大选举，对边区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政权建设是关系根据地能否生存的根本大计。这是因为，一方面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混乱。另方面，这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新的抗日政权必须迅速建立起来，这面大旗一竖，就使广大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有了坚强的依靠。在他们看来，不仅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这个作用与影响是很大的。至于贯彻各种政策法令，掌握财政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必须有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机构，而不能只由军队出面。从长远来看，新生的革命根据地还要为未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经验，更必须锻炼人民掌握政权的能力。

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既包含了统一战线性质，又具备人民民主的内容。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了各党、各派、各界、各救亡团体，又保证了基本群众占政治优势的完全新型的民主政权结构，特别是它的基层组织——广泛的村政权，是在改造旧政权的基础上，打破了历代由少数地主、土豪劣绅垄断政权的局面，既照顾到广泛的代表性，又使那些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乡村劳苦大众，第一次得到管理国家大事、当家做主的权利。

第六，根据地既要巩固，又要不断扩大，两者兼顾，波浪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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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同第一条是紧密联系着的。在建立根据地、依靠根据地、巩固根据地的同时，必须不断扩大根据地。

我们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区，但并不局限于这一区域，很快就扩展到冀西、冀中、雁北、察南、平北和冀东，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回旋的广阔战场，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可靠根据地。各个根据地相互依靠，互相支援。平原与山地是不能分割的，要巩固山地就必须坚持平原。山岳根据地是依托、是后方，平原根据地是前沿、是粮仓。山岳根据地为活动在平原上的部队，提供兵力转移、休整的场所；平原根据地为山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各个根据地在战略上的这种相互支援，有力地形成了对敌人占据的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保证更有力地钳制敌人，使华北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

在对待根据地发展的问题上，有两个偏向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一个是保守，如笼中之鸟，呆在根据地，固守根据地，画地为牢，不能乘有利时机适时地发展；一个是冒进，如流寇一般，盲目出击，不懂得既要发展，还要在发展中巩固。不注意巩固，就往往在敌人的进攻下使根据地丧失。

“波浪式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创建根据地的基本经验。它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五十年代初，我在一次答复有关方面提出的询问时，曾结合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体会，归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我把这个概括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认为这个概括是准确的，并批示同意。

第七，根据地的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斗争，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也必须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具有为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提供雏型的深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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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敌后抗战虽以军事斗争为中心，但根据地的建设不能只是一个军事斗争问题，根据地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实体。如果单纯地用军事观点去进行战争，那是很难取胜的，必须使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密切配合，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只有军事斗争，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相配合，根据地是不能巩固的；同时，军事斗争也不能胜利。何况敌人对我们进行的“总力战”，也是包括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攻。

我们在晋察冀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就及时地加强了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发展生产，壮大经济，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改造教育事业，进行文化宣传等等，从各个方面为巩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就曾经考虑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每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只是拖住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问题，也是在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进行广泛的实践，为下一步的革命进程，为日后建立新中国，打下多方面的基础，积累丰富的经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根据地的建设具有未来新中国的雏型这样一种性质。

第八，经济政策和锄奸政策是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万万不可发生偏差。

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往往容易忽略经济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决不能放松与忽视。因为，生产建设和经济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边区军民的生活、根据地的巩固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持久坚持。我们根据党中央在抗战期间的各项财政经济政策，贯彻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的农业政策，奖励私人生产，在边区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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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工商业政策，以及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政策，等等。发展壮大了边区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保证了军需民用，使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不为敌所用，在经济战线上同样形成了抗日的农村对敌占城镇的包围与封锁，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

锄奸和肃反问题，我们接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各根据地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方针，避免了锄奸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们反复教育干部，对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特务等各类坏人，进行坚决的镇压是必要的，但无论政府和军队，都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随便杀人。对于汉奸和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由边区各级政府严格按照颁布的法令惩办，军队一定不要包办代替。由于我们所持的慎重态度，使边区在锄奸和肃反问题上没发生大的乱子，这对于加强抗日队伍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第九，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根据敌人的弱点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很多，其中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因此，它只能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几何学运动”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游击战，就要针对这个弱点，掌握机动力量，展开顽强的反“蚕食”斗争，并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孤立它的“点”，阻止它通过“线”扩大为面。我们组织的地区队，就是为了对付敌人这种“点、线、面”的几何学运动，不断袭扰敌人，疲惫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或者在敌占区域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孤立敌人的“点”、“线”，以阻滞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如敌前进“蚕食”，我即可转到敌后，使敌人不敢大胆深入活动。敌人的“点”、“线”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却可以穿来穿去。如果它进犯根据地，人少了， 会被我们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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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兴师动众，就必须纠集若干据点的兵力，它的“点”就有失守的危险。斗争实践证明，地区队是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具有组织精干、行动灵活的特点，在敌人对边区“扫荡”、“封锁”、“蚕食”的情况下，作为地方军的主力，既易于分散，又便于集中，对于坚持各地区的斗争，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当形势一旦需要，它又可以比较容易地上升为主力部队。

敌人作战不能离开它的交通线，一旦离开了交通线，运输联络就感到万分困难。尤其是根据地军民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给，必须随军携带，而深入根据地腹心区域，交通不便，携带辎重过多，势必影响它的行动。这些，都为我们袭击它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所以，敌人一旦离开了主要交通线，即陷入困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打击和失败。

由于敌人必须依赖交通线而生存，因而造成了它的另一个弱点——当敌人占据了某一据点之后，如果它的后方交通被破坏，被切断，据点中的敌人就陷入孤立状态，无法存在，不败退即被消灭。这种弱点，就造成了我们进攻的机会，便于我们发动地方民兵武装，破坏其后方交通，切断其运输联络，使其得不到及时的补给，或是被迫放弃据点而逃窜，或是困守据点而被歼。

经过实践证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除了在游击区、接敌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之外，在根据地内部必须掌握强有力的兵团作为机动力量，一旦敌军敢于孤军深入，即以优势兵力果敢地包围而歼灭之。晋察冀根据地打了不少这样的仗，这些仗足以震撼敌人，使敌人小股兵力不敢轻易进犯。而它要组织大的“扫荡”，又非经过长期准备不可。至于边缘区零星敌人的骚扰，有地区队对付他们也就够了。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我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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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稳定性。如果让敌人轻易进来，撵得我们到处跑，而它本身又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又怎么谈得上根据地的巩固呢!

在敌人对根据地大举“扫荡”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在军事上争取主动权。在反“扫荡”初期要避免决战与避免被迫作战，部队适时地进行机动转移，采取“走就是防御”的方针。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我们打，是为了战胜敌人，敌人不好打，切不可使自己陷于被动，“走”就是为了尔后战胜它。要善于寻找敌人的空隙，善于在它的包围合击中穿来穿去。“走”出合击圈的时间要适当，过早过晚，都不行。“走”不是单纯的转移，必须把“走”和“打”结合起来。在转移中，应开展游击战争，阻滞敌人前进，缩小敌人的活动范围，不断疲惫与消耗敌人，以争取战术上的主动。俟敌回师归巢之时，主力即寻机投入战斗，抓住它的一路而歼灭之。日本侵略军的“扫荡”虽然总是来势汹汹，但是，由于我们在军事上掌握了主动权，每次都拖得敌人疲惫不堪，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侵略军除了大规模的“扫荡”外，对付我们的重要手段就是“囚笼政策”和逐步“蚕食”。它以绵延的堡垒线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内部推进，使我根据地越缩越小。情况最严重的一九四二年，曾使根据地几乎缩小了一半。这时，我们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敌人把“囚笼政策”和逐步“蚕食”推至我根据地，我们则把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各种斗争方式，带至敌占区，去袭扰打击敌人，迫使它回师救援。经过广大军民的努力，两年时间，就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和收复了敌人占领的地方，使我们根据地重新恢复了旧观。实践证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这是粉碎敌人“囚笼政策”、“竭泽而渔政策”的有效战略。日本侵略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种种办法，一着一着都失败了。

第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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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成为人民抗日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晋察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胜利，归根结底，是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面对复杂的形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斗争的需要，晋察冀根据地坚持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全区和每一地区逐步设立了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全区是晋察冀分局，各地区是区党委(个别是特委)、地委，作为该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包括党政军方面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有机地把根据地各个战线的斗争统一组织起来，协调起来，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使边区党组织真正成为边区人民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边区各级党的领导，一直把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作为党组织工作的中心。在根据地初创时期，边区党组织就遵循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方针，吸收了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恢复与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随后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在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使边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党的组织进一步纯洁了，巩固了。

边区党的干部状况一直是比较好的。高级领导干部一般都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抗战后大批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干部，大多在县以下的基层工作，少数在地委。他们工作积极，进步很快，经受了艰苦斗争的考验。不论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相互间都是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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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团结是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保证，是我们夺取抗战胜利的保证。这样一支经过艰苦环境和残酷斗争考验的党的干部队伍，自然受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同时，华北敌占区地下党的斗争与工作，同根据地的斗争与工作是密切地相互配合的。党的领导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晋察冀根据地。这就是我们在十四年抗战中，所经历的事实和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