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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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壁合围”的破产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趁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比起抗战初期，敌后的斗争，是更加紧张、复杂、剧烈、残酷了。这一时期，我们同敌人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扫荡”与反“扫荡”的殊死搏斗。
 
      从晋察冀根据地创立开始，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地区从未得到过安宁，它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也从未停止过。在同敌人几年血战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进行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有了对付和打击它的办法。这里，我简略地谈一谈。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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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屯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伕，为它承担给养运输。它要搞小的“扫荡”，还容易些，大的“扫荡”，就不能经常搞。冬天，它怕冷，出动比较少一些；夏天，有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九月到十月间。它选择这个时机，一来青纱帐已倒，便于搜寻我军踪迹，二来庄稼刚刚收获，便于抢掠粮食。我们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并不感到怎么紧张。那时，我们规定五月一日发单衣，九月一日发棉衣。其实，九月初还不需要穿棉衣，为什么提前发?就是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部队换装的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最初还是为应付敌人的“扫荡”安排的。

敌人要进行大的“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况且，天气越来越冷，很不利于它的作战。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面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因为，我们同敌人打交道多了，知道它的“扫荡”没有什么了不起。

敌人的“扫荡”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寻找我们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特别是军区司令部指挥机关。既然敌人有它“扫荡”的重点，我们的反“扫荡”也有防御的重点。我们的首脑机关要尽量精干灵活，要学会能走，“走”就是防御。不能设一个什么阵地，在那里固守。有人觉得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问题。不是的!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你要能安全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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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并不是容易的事。要寻找敌人的空隙，要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穿来穿去，要看准了才走。你爬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你追到这边来了，我又转到那边去了；同敌人“捉迷藏”，始终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万万不能朝敌人张开的口袋里钻，那是要吃大亏的。游击军的司令员王溥就是钻进了敌人的口袋，损失很大。当时，日本侵略军机械化部队也不多，即使是机械化部队，或者骑兵，在我们所处的山岳丘陵地区是很难展开的。所以，它也得靠两只脚走。它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它一般是白天来，我们把情报搞准了，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走，反而拖得敌人疲惫不堪。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硬拼。硬拼，是对付敌人“扫荡”的一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从未同敌人直接遭遇过。每次反“扫荡”，边区党政民机关团体都是随我们一起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带着那么多人，不便于同敌人打，一打就要遭受重大的伤亡。所以，必须避免硬拼，要及时撤退，及时转移。敌人挖空心思捕捉领导机关的目标，每次都扑空了。有一次，他们朝寨北的目标“扫荡”，我们早转移了。敌人一气之下，把部队修的厕所也烧了个精光，可见恨我们之深。

粉碎敌人的“扫荡”，不仅要着眼于“扫荡”来临之际，更要着眼于平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就多次强调：部队在一个地方驻下来，一定要准备战场。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在晋察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平时就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对地形的勘察，是各级指挥员和作战、侦察部门平时的任务之一。各指挥机关、战斗部队一般都能做到行军不找向导，作战不靠地图，即使在狂风暴雨之夜，也不致迷失方向。粮食、弹药、鞋子、药品等的分散贮存，使长期反“扫荡”分散活动的部队，到处可以获得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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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它是由军区统一规划，由各军分区分别建立管理的，并在群众中扎了根，广大群众都是我们可靠的情报员。敌人开始在铁路周围屯积粮食了，情报立刻送到了我们手里，就可以根据敌人屯积粮食的多少，来判断这个“扫荡”的规模。粮食屯积得愈多，规模就愈大，我们就据此作出反“扫荡”的部署。边区四通八达的电话线，特别是战时的秘密电话线，保证了我们在反“扫荡”战斗中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指挥部队，同敌周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敌人呢，向导找不到，道路不熟，它只能像瞎子和聋子一样，陷在我们设置好的重重泥潭之中。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危险?有没有出现过极为紧张的局面呢?危险和紧张还是有的，这就是一九四一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对北岳区大规模“扫荡”的那一次。

一九四О年九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布成立。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我军，以便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在中条山战役中，又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能抽调部分兵力用于华北敌后作战。这样，向我举行空前规模“扫荡”的形势，就越来越迫近了。此时，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因屡遭失败而被调回东京，由冈村宁次继任司令官。这个被称为“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曾是屠杀我东北同胞的有名刽子手，他到华北一上任，便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各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五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七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在“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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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之前，冈村宁次做了周密的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地区挖封锁沟，设封锁线，筑碉堡，建据点，不断以小的“扫荡”进行分割、封锁、蚕食。

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军区在七月下旬发出了反“扫荡”的训令，要求全区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冈村宁次组织这次大“扫荡”，主要企图是消灭边区和各分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分三个步骤“扫荡”北岳区。第一步，是分进合击，妄图将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合围于长城两侧加以歼灭。结果，因我主力转移，机关疏散，敌人除了困惑与疲劳之外，什么也没有捞到。第一步扑空之后，敌人便展开了第二步，对北岳区进行全面的“分区扫荡”，结果遭到我外线部队与内线部队的夹击，伤亡惨重。敌人的两步如意算盘破产之后，便开始了第三步，以重兵向边区的中心分进合击，企图聚歼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我们遇险，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反“扫荡”一开始，军区领导机关没有离开中心区，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好让我们的主力和各分区的部队，跳到外线去自由地打击敌人。我们只是命令一分区派出一团(缺一个营)，由团政委陈海涵、副团长宋玉琳、团参谋长晨光同志率领(团长邱蔚同志当时因病没来)，到军区机关所在地，保护机关的安全。在这次反“扫荡”中，这个团一直跟着军区机关行动。

到八月下旬，当敌人把主要目标指向中心区的时候，我便带着军区机关，由娘子神朝西南方向转移。我们到达阜平西北马驹石村时，刚通知部队宿营，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立刻进行空袭，炸伤了几个同志，司令部副官长刘显宜同志也受了伤。当时，敌人把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封锁了，冈村宁次还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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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鬼把戏，伪装撤退呀，空投假命令呀，制造种种错觉，企图迷惑我们，聚而歼之。我原计划带领军区机关南渡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刚过沙河，便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原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我马上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到达沙河北面的雷堡(当时名雷部)时，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过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发现了我们，开始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三十里，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个时候，侦察员的报告，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我手里。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十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二十里；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家庄；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我们处在了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情况，问题不是很大。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一万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行装马匹。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怎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呢!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踪我们呢?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敌人对我们的行踪捕捉得为什么这样准呢?“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得使我猛醒。唉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始终同各分区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有一个台，是专门同延安联络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我们的呼号，知道这是军区首脑机关的电台，测定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准确地找到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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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然后它的飞机就来轰炸，部队就尾随我们进行合击。想到这里，我立刻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同志找来，向他交代说：“敌人很可能通过无线电测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给它来一个将计就计，帮助敌人坚定合击的决心。军区电台很快要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罗文坊立时明白了我的意图，他说：“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造成错觉，要它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继续把它们拖住。”我说：“正是这样。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它的合击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不能叫它追上你们。”罗文坊率领五十人组成的小分队，带着电台到台峪去了。入夜之后，我们这支近万人的队伍，悄悄开始穿插，擦着段家庄的南山脚，在离敌人不足一里路的空隙中，从它眼皮底下，秘密迅速地向西运动。

罗文坊带领的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敌人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向台峪逼近。我们一夜插出八十里路，中间经过阜平西北角的丁家庄，就是我们从原平开往平型关时经过的那个村庄。两次经过这个村庄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在这里，我下达了军区电台停止对外联络的命令，然后继续前插，到达常家渠。那天正是九月二日。

常家渠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它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但村庄隐蔽在山沟里，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的人很难进来。这条山沟，两面的大山很高，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敌人的飞机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我们就在常家渠隐蔽下来，等待时机。这是敌人没有料想到的。

为了不再暴露目标，我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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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因为，敌人虽在台峪造成错觉，但情况仍然是严重的，我们依然没有跳出约有两万敌军的合击包围圈，集结在阜平至五台大道上的敌人主力，距我们隐蔽的常家渠仅十里路。日军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有时同我们的哨兵只隔一个山头，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

这么一条小山沟，仅有几户人家，不说别的，近万人的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多亏我们平时的工作做得扎实，老百姓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热情地对我们说：“山沟里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同志们尽管吃。”结果，山坡上的地瓜、南瓜、生玉米，都成了我们的食粮。各单位给老百姓留下了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之后，由政府归还。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我们不能久拖不动。因为，军区的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呼叫。敌人的北平电台广播说，“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皇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出现了”。我知道，中央和总部关心着我们的处境，各分区也要及早联系上，常家渠不能久呆，需要迅速跳出包围圈。事后我才知道，那几天，因为延安电台呼叫不到我们，中央很焦急，总部也很着急。这么大规模的“扫荡”，搞不清我们的情况，很担心啊!延安还派了一个电台主任带着密码，出发来寻找我们，中央还发出电报，要总部和晋冀鲁豫方面支援我们。由于我们及时摆脱了敌人，他们的行动也就停止了。

为了迅速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在常家渠，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为使以后行动轻便灵活，各机关、学校分散行动，部队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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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同志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来的计划，转向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

九月五日黄昏，部队从山上的树林草丛中集合出发了。只走了五六里地，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敌人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如果再向前进，就要与敌人遭遇，我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九月六日黄昏再度出发，但情况又变了。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都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我们穿插正要经过这一线，被敌堵塞，于是又决定原道返回。

九月七日，经侦察发现，在通龙泉关方向有个小小的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我们就利用夜间，部队与机关的数千人马，从这个口子顺利地插了过去。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出了这个口子，我们就跳出了敌人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的大包围圈。

这时，我了解到，二分区那边还有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我们仍然不走大路，穿行在荒山野岭间。从龙泉关南出到漫山，又从漫山到达二分区与四分区交界的地方。在那里，碰到了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他们。在那座山头上，有二分区办的一个小手榴弹工厂，有几间房子。我说：“你们搞得不错呀!这个地方很保险。”从这里突出去，就跳出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到了平山的蛟潭庄一带。这次遇险，我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带着那么多后方机关，那么多人，压力很大。突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我顿时轻松了许多。在平山，我们还打了一仗。平山的敌人出来抢粮食，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事先，我同一支队的司令员陈正湘，还有一团的副团长宋玉琳，登上东西黄泥(即现在岗南水库那个地方)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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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你们一定要把稻子保护好，不能让敌人抢去。”抢稻子的敌人，遭到了一团的伏击，一部敌人被消灭，另一部敌人仓皇逃窜了。

粉碎了敌人这次空前规模的“扫荡”，我们进一步积累和总结了反“扫荡”斗争的经验。

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作战指挥上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和周密计划。部队和机关都要精干，善于隐蔽自己，遇到敌情不能惊慌失措。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向我们新的活动地域合击，等于没有摆脱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包围住，脱不了身。一般情况是，选择敌人合击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恰好跳出去。这时，敌人改变部署已经来不及，我们却能插向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重新展开攻势。

在两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中，全边区出现了许多英勇壮烈的事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一例。这是九月二十五日的事，敌人以三千五百余人的兵力围攻易县狼牙山，想消灭狼牙山地区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当敌入到达时，一团以一个班扼守险要地形，抗击众多敌人的汹汹攻势，掩护机关和主力转移。敌人先以大炮连续猛轰，继以数度猛扑，这个班尚存的五名战士，打光了最后一粒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然后将枪摔断，高喊着“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誓死不当俘虏的!”接着跳下悬崖绝壁。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三名壮士落入崖底，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两名勇士挂在山腰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他们的壮烈举动，很快在全边区军民中传开了。据说，当日军付出惨重伤亡登上这块阵地时，对我五壮士视死如归的精神深为震惊，感叹不已!事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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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狼牙山顶建造了五壮士纪念碑，我还为纪念碑题了词。一九八三年夏天，葛振林同志去张家口开会，归途中路过北京，我特意找他来，见了面。当年生龙活虎的青年战士，如今也变老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们大家都很激动。

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斗争中，主力军在地区队、民兵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灵活作战，巧妙转移，打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重兵合击。同时，适当集中兵力，抓住有利战机，速战速决，对敌人进行了多次的伏击、袭击或阻击，仅在第二阶段的五天中，就毙伤敌军六百多名，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于限制敌活动范围和缩短敌“扫荡”时间，直到最后粉碎这次大规模的“扫荡”，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反“扫荡”中，北岳区和平西地区部队，同敌人进行大小战斗八百多次，毙伤敌人五千五百多名。敌人妄想消灭我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再次成为泡影。组织这次“扫荡”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他还说，这次“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无非是为自己解嘲罢了。

冀中五一反“扫荡"

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继一九四一年秋季“扫荡”北岳区之后，一九四二年春天，又“扫荡”了冀东区和冀中区。敌人这几次“扫荡”的规模都是空前的，也最为残酷。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平原的“扫荡”，开始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所以，人们把这次反“扫荡”斗争，称为五一反“扫荡”。

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抗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与冀西山区根据地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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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互相配合，沉重地打击着敌人。日本侵略军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就加紧了对冀中区的“蚕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敌人“蚕食”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坚持平原根据地，迎接更严重更残酷的斗争，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和我个人，曾指示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要他们结合反“蚕食”斗争，认真做好反“扫荡”准备。在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领导下，冀中部队普遍拟定了反“扫荡”方案，接受北岳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将部队和机关适当分散，增加机动性。同时，为分散活动的部队划分了活动区域，准备迎接残酷的反“扫荡”斗争。

这次“扫荡”，敌人集中了三个师团的主力和五个混成旅团的大部以及各地伪军达五万多人。并且配属了飞机、坦克、炮兵、骑兵、自行车队，敌军的机动性和火力都比较强。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故意留下空隙地区作钓饵，企图用“张网捕鱼”的毒计，一举歼灭冀中我军主力。

日军这次大“扫荡”历时两个月，罪行之残暴，是骇人听闻的。

五月一日到十日，日伪军由北而南、由东而西，开始对冀中区压缩、封锁、包围。这次“扫荡”与过去不同，敌人并不立即深入冀中的中心区，也不同我主力决战，而是先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稳扎稳打，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步步向根据地中心压缩。当时的形势是，冀中区的边缘地带战火纷飞，而腹心地区却异常平静。这就是敌人的所谓“诱导圈”，企图把冀中所有部队和领导机关，全部诱迫、压缩到中心地区，然后再收拢包围圈，一举歼灭。

冀中区的领导同志识破了日军的这一阴谋，针对其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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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主力部队避开敌人锋芒，先机转移，挺进敌后的部署。但是，他们对敌人这次动用重兵，进行如此规模的围攻、“扫荡”，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资上，都是准备不足的。主力外转的安排还未实现，敌人的“扫荡”就进入了“连续合击”的阶段。

五月十一日起，敌人以捕歼我主力部队为目的，开始连续合击，反复“扫荡”。冈村宁次坐着飞机，在冀中上空飞来飞去，指挥着向根据地中心区的围攻。敌人每次合围，几乎都有五六架飞机配合，采取多路并进的拉网战术，兵力梯次配备，纵深很大。一进入根据地腹心地区，便全面展开，逐村“扫荡”，步步为营。因为平原地区交通方便，只要一路与我军接触，其余各路便蜂拥而来。

日伪军为了捕歼冀中主力部队，将它的兵力划分为“封锁部队”与“扫荡部队”。“封锁部队”数量相当大，专门担任“封锁”任务，形成所谓的“铁环阵”。这样，就隔绝了冀中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隔绝了冀中部队与其他部队的配合，使他们回旋困难，不能互相支援，形势异常严重。但是，从敌情分析，敌人合围我主力部队，事先并没有明确目标，而是发现哪里有八路军，就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这样，所谓的“铁环阵”还是有空隙可钻的。冀中的大部主力部队，就这样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抓住敌人的空隙，胜利地从“铁环阵”中突了出来。

不过，仍然有一些部队外转不成，陷入敌人合围的纵深之中，在万分险恶的情况下，不得不浴血苦战，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面对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民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那种临危不惧的战斗气势，那种宁死不屈的英勇行为，都可称为抗战史上的光荣一页。尽管冀中军民的伤亡是巨大的，但是，在历时两个月的反“扫荡”中，仍然坚持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日伪军在“扫荡”中伤亡一万余人。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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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的战斗中，有些部队一次再次地被敌人冲散，又一次再次地集结起来。有的一时找不到部队，临时遇到哪个单位，就和哪个单位在一起战斗。有时候，几个单位的零散人员碰到一起，就主动组成一个新的战斗集体。指挥员伤亡了，下级自动出来代理指挥。不管环境多么险恶，生活多么艰苦，部队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尤其是六月九日那天，几个不同建制单位的二百多名干部战士，临时汇集在深泽县北宋庄，成功地进行了村落防御战，连续击退日伪军两千五百人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日伪军四百多人，战斗从白天到黑夜，坚持了十四个钟头，最后胜利突围。

根据冀中区斗争形势的变化，八路军总部曾于五月中旬发出指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某些地区要改变斗争方式，减少损失，一部分主力部队，与其被迫撤退，不如先机转移山区。当形势显著恶化以后，六月四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作出决定，只留一部分基干团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其余机关和部队则离开冀中区分别外转。离开亲手开辟的根据地，同志们的痛苦心情是难以抑制的，挥泪告别了冀中的父老乡亲，抱着一定要打回来的决心，陆续向外转移。敌人发现冀中部队的行动后，利用稠密的点线封锁、阻拦，加紧追击、堵击。我军灵活穿插，避实就虚，使敌人疲于奔命。有时即便遭到合围，由于指挥处置正确，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给敌以严重杀伤之后，大部分突围成功。

与主力外转的同时，冀中各地普遍展开了英勇壮烈的反“清剿”斗争。敌入到处捕捉我留下的干部、党员和抗日群众，搜查武器，抢掠物资，彻底破坏我地方党政群众组织，依靠优势兵力和已建立起来的大量据点，不断四出奔袭合击，挨村“扫荡”。然而，冀中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始终坚不可摧。许多群众在家里挖了地洞，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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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壁墙，想方设法掩护我军伤员、零散人员、地方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他们宁可牺牲自己或者亲人的生命，也要保护这些同志的安全。这方面的故事举不胜举，是极其壮烈感人的。

冀中五一反“扫荡”斗争，我们的损失是严重的。主力部队有相当的伤亡，群众的损失很大。据统计，敌人仅在后一阶段的“清剿”中，就打死、打伤、抓走群众达五万多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名群众被杀害，多者达数十人。冀中军民经过千辛万苦创立的平原根据地，大部地区暂时被敌占领，这是令人痛心的。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冀中主力部队撤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转移到山地或是毗邻地区，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这是完全必要的，许可的。但是，拉起部队走了，没有及时返回去，则是不对的。敌人大规模“扫荡”冀中，部队为什么不可以转到冀南活动?冀南同冀中紧紧连在一起，宋任穷同志一直在那里坚持。那时，日本侵略军还没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区周围都有依靠，把几个团撤向冀南，活动余地很大，兜个圈子再返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要知道，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队，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刚陷在冀中，不可能马上腾出手来，再对冀南搞这样一次大的“扫荡”。待敌情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么!实际上，冀中部队撤离之后，敌人的大部兵力也很快撤了。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而在严重的形势下，就感到坚持平原不可能了。这次撤退，冀中三纵队受到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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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削弱，东移西转，后来奉命从晋东南转到晋西北去，部队减员不少。

当然，这个责任不应该完全由冀中区的领导同志承担。在撤退的问题上，我们华北前线的领导也有一定的责任。在这里，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并不是为了追究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而是为了作为一个历史教训来记取它。

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主力部队虽然撤离了冀中，但是，平原上的抗日战火并没有熄灭，留在冀中的武装和广大的抗日群众，在极端残酷的情况下，在反敌连续“清剿”的斗争中，逐步成功地转变了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坚持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使侵占冀中的日本侵略军没有得到一天的安宁，继续陷在深深的泥潭之中。这一切，都为冀中区的重新恢复创造了条件。

艰苦的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在日本侵略军加紧“扫荡”、“蚕食”和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晋察冀边区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经济生活方面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日本侵略军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大“扫荡”中，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对山区根据地的破坏和摧残是极为严重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为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对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掠夺。华北是其掠夺的重点，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自然是其重点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二年头四个月中，他们就从华北抓走青壮年多达四十二万人。这年十一月，又令华北大汉奸王揖唐，在各地抢粮二千万担。正是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接连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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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仅对冀中，而且对冀东、平西、平北和北岳区的其他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扫荡”，使各根据地的面积显著缩小，制造了许多无人区。敌人所到之处，房屋被烧，庄稼被毁，村庄抢掠一空，只剩一些残垣断壁。一九四二年，边区又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造成了空前的困难。人民群众吃的、住的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许多地方的群众吃树皮、树叶。不少青壮年被敌人抓走，大量牲畜农具遭敌破坏，许多土地荒芜，生产大幅度下降。部队食粮不足，油盐菜蔬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一个时期，疟疾、痢疾、回归热等多种疾病在边区许多地方蔓延流行，不少部队发生了夜盲症，各种药品和生活日用品也十分短缺。

困难是严重的，而且日甚一日。但是，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在边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军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压倒，大家斗志昂扬，紧密地团结一致，向困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这一时期，党中央对敌后抗战连续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央指出，目前形势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更加剧烈的阶段，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长期的斗争，要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激烈的武装斗争到敌占区革命的两面政权)同敌人周旋，力争保存自己的实力(不但是武装实力，而且是群众实力)，以待有利时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的总方针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目前一年内，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如敌人进行“扫荡”，应坚决反抗。为利于坚持长期战争，准备将来反攻，要坚决实行精兵简政，节省民力，休整兵力，训练干部和发展经济。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建设。中央还号召在敌后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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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困难的形势，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当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结束，严重的困难刚一出现，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就对边区军民进行了爱护根据地、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教育。一九四二年，当困难愈来愈严重的时候，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一方面抓紧反“扫荡”斗争，另一方面又大力动员和组织干部战士，利用战斗空隙，帮助群众重整家园。为解决住房问题，帮助群众因陋就简，盖了一些茅草棚。在农业生产方面，适时地开展抢种抢收运动，能种什么就种什么，能收的积极抢收，尽量做到颗粒归仓。机关部队普遍制定了节约粮食计划，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节约一至二两粮食。夏装由每人两套改为一套，棉衣能拆洗重穿的就不发新的，尽量减轻群众的负担，同时还拨出一部分军粮救济缺衣少穿的群众。为了节约经费，一张纸一个信封都要正反两面用。医院里的纱布经过洗涤消毒后反复使用。没有炕席，各部队和机关自己动手找草帘子。为了节省民力，边区政府制定了《晋察冀边区抗战勤务动员办法》，规定只有县团级以上的机关才有权动员民力。机关、部队一般都自己背粮食、打柴、背煤。有的部队，还时常出去一百多里，通过敌人封锁线，到沟外甚至冀中平原上去背粮、背布，一旦同敌遭遇，就边打边走，许多同志为此流血牺牲。为了与疾病作斗争，我们还发动大家，广泛采集中草药，自力更生制作了许多简单的医疗器械，满足了战时的需要。为度过难关，我们还组织边区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最紧张的农忙季节，机关、部队、学校都停止工作，突击生产。男女老少，甚至连医院里的许多伤病员，都到地里劳动。那年春天，久旱无雨，都是靠担水播种。除支援群众生产外，军区还要求部队平均每人生产五十斤粮食、一百斤菜，并且规定不能占用群众的土地和增加人民负担，完全靠自己开荒解决。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为我们战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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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条件。

在最艰苦的岁月里，边区军民团结、官兵团结的光荣传统，经受了考验，得到新的发展。一九四二年边区财政会议期间，研究部队给养供应问题时，我曾作过一次发言。我讲到，部队给养困难，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为了度过难关，部队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老百姓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的情形，想起了被饥饿折磨的孩子，细长的身子顶着个大脑袋，出外讨饭的场面。讲着讲着，心中一酸，再也讲不下去了。平时大家都说我是一个“能够控制感情的人”，但是，那一次，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泪，许多同志也流了泪，会场上一片哽咽声。边区政府的同志讲，一定要保证部队的供应，我们的部队要打仗啊!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行呢!那个时候，军民之间就是这样的紧密团结，同舟共济!几十年后回想起这些事来，心里还感到热乎乎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他们更加热爱人民，更加英勇作战，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同样，人民群众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军队，宁肯自己少吃，打下粮食也要先交公粮。边区的广大妇女克服重重困难，一针一线地给部队赶做了大批军鞋。军爱民、民拥军的佳话，到处传诵。

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全边区部队严格执行这个训令，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广大群众得知这个训令后，很激动。他们找到军区，找到边区政府，找到我，要求收回训令，说得十分恳切。群众说，抗战以前，我们穷人没有吃树叶的权利，因为，山上的树，都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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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主的，地主不准穷人捋树叶。八路军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穷人才能上山捋树叶了。可是，眼下闹饥荒，为我们争得民主权利的八路军，自己却不能上山捋树叶，这怎么行呢!我向群众解释我军的纪律，同时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

在我们军队内部，各级领导也更加关心、爱护战士，与战士同甘共苦，各级干部带头参加生产自救。为了保证战士健康，军政首长亲自管理伙食。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共产党员们把战场上“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精神，变成了“劳动在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实际行动。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教育和感动了全体同志。这对克服当时的困难，起了巨大的作用。

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我们战胜一九四二年的严重困难，提供了保证，创造了条件。到后来，许多部队已能做到不用买菜，每人每日平均可以吃到三钱盐、二钱油。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

我在大生产运动中也不甘落后，除了参加军区机关集体组织的生产任务外，还和警卫员、通信员一起养了一群羊。那群羊很解决问题，遇到病号或身体虚弱的同志需要加强营养的，挤几碗羊奶，那是最好的营养品。分区和部队的同志来军区开会，我常用羊奶招待他们。我对他们说，冀西都是山地，山上有的是草，你们可以把养羊的办法推广一下。但是，要注意，要把羊群看管好，不要啃老百姓的庄稼。

一九四二年的困难是很严重的。但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根据地军民的团结一致，由于干部战士的同甘共苦，大家的情绪是乐观的，胜利的信心是坚定的。就在这一年，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饥饿笼罩着城乡，人民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北平市民为抢购粮食，一次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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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死踩伤三十多人，酿成惨剧。再以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省为例，这一年大旱，饿死了三百万人。而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同舟共济，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两者相比，对照鲜明，这正说明，我们党创立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的光明所在，希望所在。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在同敌人“扫荡”与反“扫荡”、“封锁”与反“封锁”、“蚕食”与反“蚕食”、“包围”与反“包围”的激烈斗争中提出来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就扬言华北是它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也要确保华北”。于是，对晋察冀边区进一步发动了多种形式的进攻，除了“扫荡”以外，它们更加重视对边区进行“封锁”和“蚕食”的活动。

在晋察冀，日本侵略军从一九四O年开始，就着手建造割裂根据地的两条封锁沟。一条东西走向，从涿县经易县，穿紫荆关，过涞源、灵丘，向西一直延伸到浑源，妄图以此把北岳区北部与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南北走向，从易县经满城，过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与平汉线平行，敌人想借此把冀西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割裂开来。除此之外，敌人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另建封锁沟，在上述地区和平北地区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形势日益严重，敌人的“扫荡”、“封锁”、“蚕食”日趋嚣张。尤其是它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对边区的威胁很大，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一九四二年秋季，晋察冀全区除北岳腹心地区外，敌人的据点、堡垒和封锁线一直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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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鼻子底下。它推行这种“堡垒政策”，无非是欺负我们没有炮，如果有炮轰击它的堡垒，它也就不能这样猖獗了。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封锁”和“蚕食”，边区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各边缘区，每天都派出部队打击敌人，拆毁堡垒，组织群众破坏封锁沟。可是，你夜里破坏了，它第二天又修了起来。日伪军可以随意抓许多老百姓来，逼着给它筑碉堡，挖封锁沟。我们毁，敌人修，你来我往地僵持着，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个期间，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这是接受了内战时期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提出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曾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主张，把自己缩到了一个小圈子里，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我们不能一退再退，也不能固守一点，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于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不怕站不住，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站住脚，也不必担心没粮食吃。

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有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

一九四二年一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干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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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我在讲话中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对华北增兵的可能性会减少，但是，由于他们控制着交通线，兵力转移容易，为“确保华北”，将来对我大举进攻的可能还是有的。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

一月会议之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于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平山县寨北村，由我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这次会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针对敌人在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地方部队要这样做，主力部队也要这样做。必须组织大量的游击队，向敌后展开活动，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在敌占区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阻止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对于被分割的区域，特别是封锁沟外地区，必须争取变为游击根据地。总之，反“蚕食”斗争，必须是敌后活动同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原与山地的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关键则在于，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站住脚，打破敌人单方面向我“蚕食”推进的局面。寨北会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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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北岳区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我们派出的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有的秘密越过敌人封锁线挺进到敌后，有的分散到封锁线两侧，积极进行游击活动，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和伪组织，团结人民群众，孤立敌人，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在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中，我们的武装工作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要到敌后去，首先要通过“封锁沟”，穿过“封锁墙”。“封锁沟”一般深达五到六米，宽四到九米，“封锁墙”高七到十米。沟内、墙边设有地雷和其他障碍物，间隔有据点、碉堡，由日伪军日夜把守，一有情况就发警报，用火力封锁或出来袭击。但是，由于我们事先周密侦察，同时发动群众报信带路，就使敌人如聋子瞎子，沟墙起不到作用。九月中下旬，我几十支武装工作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

我们深入到敌后的小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通过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以瓦解伪军；并大力捕捉汉奸，摧毁敌伪政权；以广泛艰苦的发动工作，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重新燃烧起了抗日的火焰。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武装袭击和宣传工作，使日伪军越来越孤立，日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普遍受到极大震动。这时的日军成分，已不同于侵华战争初期，许多士兵是强征来的，新兵比较多，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用日语向他们喊话，讲些道理，还是能起作用的；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死心塌地为侵略军卖命的只是少数，我们的活动，促使他们更加恐慌或转而向我们靠拢。正当我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十月上旬，恰逢冈村宁次在华北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叫嚷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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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剿灭共党，肃正思想”，等等。我们及时地提出对策，进一步增派小部队，深入敌后，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和雁北等敌人兵力空虚的据点，配合武装破袭，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和政治攻势，把这些地区的敌伪秩序打乱。我三分区骑兵团侦察连，奇袭了平汉路王京车站，烧棉花二十多万斤。军区教导团一支小分队袭入唐县城关，把警察所、维持会等伪组织全部捣毁。另外几支小分队，分别袭击了望都城关、正定城关、正定车站等敌伪据点。一时间，各据点的日伪军日夜惶恐不安，统治秩序大乱，迫使敌人不得不从第一线抽调更多兵力，加强后方守备。十二月初，在敌后活动的武装工作队，又对平汉路西几乎所有敌占县城和较大据点，发动了一次袭击，所到之处，都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我军的宣传品甚至进了保定，日军对保定戒严三天，紧闭城门，到处搜查。我军在几天之中就俘获了近六千名伪军和伪组织成员，使日伪统治在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敌人困守据点，不敢轻易外出，连已经通知的所谓“庆祝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活动，在大部分城镇被迫取消。所有这些，给了冈村宁次当头一棒。在我武装工作队的打击下，一九四三年初，日本侵略军的“蚕食”政策，被迫由“逐步蚕食”改为所谓“跃进蚕食”，就是拼凑一两千人，突然分进合击我兵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占领后，立即突击筑堡固守，达到“蚕食”边区的目的。可是，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我们经常乘敌立足未稳，给予袭扰打击，在人民群众的广泛配合下，经过三四个月的斗争，日军的“跃进蚕食”计划也宣告破产了。

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在北岳区，这期间，共收复和开辟了一千六百个村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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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开始扭转了从一九四一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冀中区的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部队，在寨北会议后，组织了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他们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由五一反“扫荡”后的隐蔽阶段，转为积极主动的进攻，在碉堡如林的残酷环境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日伪军展开“攻心战”。从寨北会议到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冀中部队在平原上作战四百多次，毙伤日军一千九百多名、伪军两千多名，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我们的小部队和党政干部已能在冀中区五分之四的区域里活动，各项工作已经渗透到敌占城镇和伪军伪组织内部，不仅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把平原的斗争坚持了下来，而且形势不断向前发展。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又深陷在冀中人民游击战争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切，都为迎接主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我对冀东考虑得更多一些。冀东地区处在华北敌人的深远后方，我们在那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必然会钳制敌人更多的兵力，对打破日军以北岳区为重点的“封锁”、“蚕食”计划，能起重要的配合作用。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在冀东应该更有进展。在具体实施上，冀东的党政军领导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方针。

冀东地区自一九三八年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遭受挫折后，在李运昌、李楚离等同志领导下，经过当地军民两年多的努力，武装斗争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日本侵略军于一九四一年夏季对冀东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我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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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向长城一线山区转移。接到军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冀东的同志一面继续向东北部方向发展，一面组织多支小部队，采取各种方式重返冀东腹地——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和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恢复和开辟了一些地区，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

联结北岳和冀东的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经过挺进“敌后之敌后”的行动，也逐渐扭转了严峻的形势，斗争日益活跃起来。

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很赞同的。党中央制定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是总结了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而提出来的。

在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团结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加强边区的民主建政，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在边区政府诞生五周年的日子，召开了边区参议会。边区参议员早在一九四O年边区民主大选时，就已经选出，但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举行。

参议会是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参议员来自边区各地，其中包括部分游击区和敌占区的代表。成员中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爱国人士、开明士绅、文化界人士、科学技术专家、少数民族的代表，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代表，部队的代表，共二百八十八人。他们代表着晋察冀边区人民的意志，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决定边区建设的大计。

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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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我欣喜地为大会题了词：

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

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写这样两句话，并不单纯是为了鼓舞士气，振奋代表们的情绪，它确确实实是五年多来，我们终日在枪林弹雨之中，出生入死坚持抗战的写照。

边区参议会共开了七天，由我代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向大会作报告，由边区政府主任委员宋劭文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刘澜涛同志代表分局向大会提出了审议《双十纲领》的提案。然后，是全体参议员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本来接着讨论边区政府的各种条例，但是因为敌情紧张，把选举提前了。选举结果是，成仿吾当选议长，于力当选副议长；宋劭文当选边区政府主任，胡仁奎当选边区政府副主任。我依旧连任边区政府委员。

到边区参议会召开的时候，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边区政府已经辖有十三个专区，九十八个县，六百五十个区，一万五千三百多个行政村，共约二千万人口。边区普遍实行了抗日的民主政治制度，保障了各阶层人民的权益；进行了各项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了生产，不断战胜敌祸天灾，改善了人民生活。五年来，边区军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经受住了严酷的战火考验，不管敌人施展多少阴谋，依然不能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且我们愈战愈强，不断壮大。到一九四二年底，边区部队已达八万三千多人，民兵有四十多万人。从边区创建之日算起，五年间，我们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和“蚕食”进攻，作战一万四千多次，毙伤日伪军十七万四千多人，连同俘虏和投诚反正的，总计歼敌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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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万三千多人。

胜利是辉煌的，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其中有许多老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把满腔热血洒在了晋察冀土地上。人民群众为抗日而牺牲的人数就更多些。仅北岳区部队，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和一九四二年的几次反“扫荡”中，就牺牲了一千六百多人，英勇负伤的达两千五百多人。尤其令人怀念的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红军时期就当过军长的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同志，一九三八年六月，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战斗岗位上。一九四二年四月，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军区骑兵团长刘云彪同志，也不幸病逝。一九四二年底之前，还有包森、陈群、刘诚光、张仁槐、常德善、王远音、魏大光、陈锦秀、白乙化、许佩坚、朱潘显、李和辉、霍焕之、詹道奎、黄天、孙丕谟、刘开绪等六十多位团职以上领导同志在作战中英勇捐躯、效命沙场。这些先烈，永远值得我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