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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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重要保证

五台受命之后，一开始，我们就十分重视党的政策问题，把它看作是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保证。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在晋察冀地区逐步制定了各项适应具体情况的政策和法令。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需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强有力的主力部队和人数众多的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这是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的根本保证。而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就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法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型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在酝酿和讨论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我考虑最多的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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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做到既有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又有利于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的问题。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摆正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要十分注意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另方面又要注意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如果只讲统一战线，不关心农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就会出现右的错误，贫苦农民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无法保证，就谈不上发动群众，统一战线也就无法扩大和巩固。另一方面，只讲改善农民的生活，忽略了全民族战争的性质，又会导致“左”的错误，不能团结各阶层人士一道抗日，无形中也削弱了抗日的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有过沉痛教训的。那时，由于王明路线“左”的干扰，曾搞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这不等于消灭了地主?“富农分坏田”，实际上也把富农搞掉了。到后来，有些地方更进了一步，搞什么“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把地主、富农赶到了根据地界外，给自己筑了一道长城。这道长城不是保护我们的，而是孤立了自己，保护了敌人，使我们吃了大亏。

抗战爆发以后，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斗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社会基础不同了，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但是，我们有些同志的头脑里，依旧对“左”的一套烙印很深。谈到发动群众，他们就想起了在根据地打土豪的那套办法，仍然想按老路子走。我们刚留在五台，还没到阜平的时候，个别地方已经发生“打土豪”的事。我得知消息，立刻制止。我说，绝对不能这样做。不认识斗争任务的变化，盲目地乱打土豪，就削弱了我们的社会基础，扩大了敌人的力量，是要吃大亏的。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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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不管你地主也好，富农也好，只要你愿意抗日，我们就不动你，还要团结你。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

那么，农民群众的生活要不要改善呢?是不是为了怕得罪地主、富农，就置农民的痛苦于不顾呢?当然不能这样，基本群众的生活必须得到改善。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如果根据地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听任封建势力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那我们就丧失了立场，而且，根据地也根本发展不起来，存在不下去，因为它没有最广大群众的支持。

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不能只把眼睛盯着上层的几个开明绅士，要把基础扎根在下层的广大群众之中。有了下层群众的优势基础，上层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巩固。没有下层基本群众，也就不可能有上层统一战线，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上层人物不是很多。七七事变后，有钱有势的人物多数跑掉了。五台那里的上层人物，都是阎锡山方面的，跟着阎锡山跑光了。阜平一带，几乎没有上层人物。我见到的大一点的地主，一个在完县南姚山，是清朝旧官吏的后代；一个在行唐秦家台，是个有点名气的绅士。完县的地主房院大得很，但人大部分跑了。

晋察冀地区的农民群众生活是相当苦的。从冀西山区的情况来看，在八路军未到之前，连山上各种树木的树叶子，贫苦农民都无权采来吃，因为这些树木属地主、富农所有。要调动广大贫苦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态，使他们的吃穿住得到起码的解决。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抗日，同时又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我们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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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逐步”、“限制”和“削弱”，不是“一下子”“消灭”或“打倒”，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为了便于同志们理解，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比喻：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沉重的负担，反而对我们不满了。我们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息，一方面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抗日的热情保持长久不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来讨论去，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这是合乎民族利益和各阶层利益的，便于将各阶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削弱封建势力，改善农民生活，具体应该怎样来搞?我们起初的做法，是利用国民党提出和提过的一些口号，来实现我们党的主张。例如，“二五减租”，这是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在我们党推动下提出的口号。后来国民党在内战时期，为对抗我革命根据地的土改又提出了这个口号。国民党提“二五减租”纯粹是骗人的，它从来没实行过，也从来不想实行。我们把这个口号接过来，在边区真正实行起来，国民党政府也没什么话好说。他自己提出来的，没有理由不让我们这样做。为了在边区实行“减租减息”，边区政府主任宋劭文做了许多工作。他翻阅了大量的材料，对“二五减租”应该如何计算，搞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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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为了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我们党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就提出过“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的口号。而阎锡山在抗战之初，为了保住他在山西的地盘，也提出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有的同志对我说，应该把这个口号接过来，在边区贯彻执行。有钱的，无非是地主、富农，由他们出钱筹集抗日经费，无形中就减轻了贫农和中农的负担。这样做很好嘛，阎锡山也没什么可说的。经过研究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就在晋察冀各地响亮地重申了这个口号，起了很好的作用。

统一战线不只是一个口号，这里面有许多实际的内容。国民党政府和阎锡山提出的那些口号，是根本不想兑现的，我们却认真地把它兑现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好处。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对“减租减息”，有些地方有过消极的抵抗，但总的来讲，他们还是接受了。我们执行的政策比较稳妥，没有搞“左”的过火行动，没有把他们推翻，地主、富农大多数不至于公开地反对我们，他们在抗战中还多少出了一些力，这也是历史事实。

到一九三八年，我们的政策就更趋向完善了，普遍地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后来又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和消费计算的，消除了过去贫苦农民既出钱又出力的现象，它是合理的，公平的。所以，在抗战期间，得以长期持久地坚持，成为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措施。

在政策问题上，还有一个容易发生偏差的问题——锄奸问题，我们同样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政策。内战时期，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没有一个根据地不在这个问题上出乱子的，随便仓促地捕人杀人，发生了不少错案，伤害了一些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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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这个教训，在我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晋察冀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不能随便杀人。人在，还好讲话，事情终归会弄清楚的。脑袋掉了，就接不上了。杀一个人，会惊动许多人，杀错了，非常容易脱离群众。对于捕杀汉奸的问题，我就再三向部队强调，部队不能随便杀人。汉奸嘛，可以抓，但是，一定要交给边区政府审判，由边区政府根据惩办条例和审判结果去处理。当然，也不是一个不杀。孟阁臣同敌人勾结，又掌握着一支人数不少的部队，不杀掉就要闹大乱子。所以，把他枪毙了。另外一些情况就不同了，有一回，军区保卫部把曲阳一个姓李的干部抓起来，经过审讯，要判死刑。我翻阅了这个人的全部材料，感到证据不是那么确凿，没有批准这个判决。我向保卫部的同志讲，人命关天呀，要慎重再慎重，他有问题，在未确实弄清楚之前，先放在那里好了，不能仓仓促促地枪毙。后来，证明这个干部的问题不是很大，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做工作。如果当时批准枪毙，这个错误就无法挽回。

政策和策略确实是党的生命。根据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正确地执行和贯彻党在抗战期间的政策和策略，是根据地建设最为重要的一环。我们在晋察冀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内战时期“左”倾错误的教训。在实践中，一方面避免了“左”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注意避免右的错误。既广泛团结了边区的各个阶层，又保证了基本群众的优势，这样，就使党的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赞同和拥护。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得到了民主的权利，生活上又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抗战的积极性大大高涨起来，这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他们所以能够在战争史上创造出种种奇迹，历史学家应该从这里来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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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纲领》

晋察冀边区贯彻执行党在抗战期间的各项方针政策，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一九四О年八月，我们总结了执行政策的经验和体会，开始用纲领的形式把各项政策固定下来，产生了一个地方性的具体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恰恰是二十条，所以又简称《双十纲领》。

《双十纲领》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形成的。它先由北方分局起草，经过反复地讨论和修改，报告中央批准后，于一九四О年八月十三日正式公布。

《双十纲领》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同志主持。彭真同志带领一个精干的班子，调查研究，酝酿讨论，征求意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还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前施政纲领》的文章，响亮地提出了进一步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新社会雏形的号召。以后，彭真同志根据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执行政策的实践，曾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了这一报告，又一次肯定了边区的工作。

《双十纲领》是从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制定的。《双十纲领》颁布的时候，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评论指出：“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是最适合目前抗日需要的。”

颁布《双十纲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巩固与发展晋察冀边区，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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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抗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双十纲领》规定：

在政治上必须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对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破坏边区的特务汉奸，按照边区政府法令，予以惩处；摧毁敌伪政权，没收敌伪财产，充作抗日经费；瓦解敌伪军，争取伪军反正，宽待敌军俘虏；对逃亡敌占区的汉奸嫌疑犯，只要返回边区抗日，发还其全部财产；在全边区广泛武装人民，实行全民武装自卫，开展群众游击战争；拥护边区人民子弟兵，号召群众积极参加子弟兵，充分保障其给养。

在边区政权建设上，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充分发扬民主，吸收坚持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参加各级政权机关工作；一切抗日的人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及信仰自由；未经法定手续，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都不得逮捕、禁闭、游斗和侮辱他人，以保障人权。

在经济政策上，规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财产所有权，人民除按政府规定缴纳赋税以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另以任何名目勒索或罚款；政府保障“二五减租”及“减租减息”政策的切实贯彻；各级政府机关和团体建立严格的经济制度，肃清贪污浪费；肃清边区境内的伪币，巩固边币，健全银行机构，活跃边区金融；发展农业，积极垦荒，扩大耕地面积，保护并繁殖耕畜，改良种子、肥料、农具等农业生产技术，有计划地凿井、开渠、改良土壤。发展军事工业、矿业和手工业，争取工业品自给自足；鼓励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合作，发展商业，保障正当贸易，取缔奸商。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规定设立专门机关，救济灾民；保障妇女、儿童的社会权益，禁止歧视、虐待妇女、儿童；优待抗属，抚恤烈士遗属和因公致伤、致残人员。

在文化教育方面，规定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准及民族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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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下，实行普及的免费教育，建立并健全学校，每行政村设小学，每专区设中学，建立并改进大学及专门教育；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开展民众识字运动和文化娱乐工作，定期逐步扫除文盲，保护知识青年，抚慰沦陷区流亡学生，分配一切抗日知识分子以适当工作，提高小学教员的业务水平和生活待遇。

《双十纲领》中，还有边区各民族应相互尊重生活、风俗及宗教习惯，在平等基础上亲密团结抗战，在民主选举中优待回、蒙、满、藏同胞等内容。

《双十纲领》颁布后，为了保证这一纲领的贯彻实施，北方分局在一九四О年九月上旬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会议着重讨论了巩固与扩大边区统一战线，巩固与建设边区根据地的具体方针政策问题，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检查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统一了思想，解决了若干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实施《双十纲领》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这次扩大会议之后，各机关、部队、学校、群众团体的党团组织直至农村干部，按照会议提出的要求，在全边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双十纲领》、宣传《双十纲领》、拥护《双十纲领》的群众运动。为便于群众记忆和理解，分局和军区的机关报，对《双十纲领》的内容，逐条加以说明和解释。边区其他宣传机构和文艺团体，也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双十纲领》。根据地许多村庄的街心墙壁，纷纷写上《双十纲领》的原文。各个地区还召集有声望的绅士、名流、学者、少数民族代表进行座谈，当地党政负责同志出席解释，使《双十纲领》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所了解。边区子弟兵在正太、平汉等线的破击战中，打到哪里，就把宣传品散发到哪里。《双十纲领》同样受到沦陷区同胞的欢迎，激起了他们对边区的仰慕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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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宣传，《双十纲领》在晋察冀边区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真正成了边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军民的行动纲领。

《双十纲领》的颁布和实施，起了良好的作用，使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双十纲领》颁布后，据北岳区行唐、阜平等二十三个县份初步试行的结果调查，各阶层负担的比例是：贫农占百分之七，中农占百分之十五，富农占百分之二十五，地主占百分之五十三。根据当时各阶级的经济状况，这样的负担是比较合理的。

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双十纲领》的影响下，根据地内抗日爱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绅士名流及友党人士，纷纷表示赞成和拥护。他们从切身的体会中认识到，八路军不说假话，说到做到。曲阳的一些绅士联名写信说：“《双十纲领》的每一条，都贯穿着统一战线的精神，全是对抗战新中国成立和老百姓有好处的。”有些逃亡到敌占区的地主，也重新回到边区。他们说，过去不清楚边区政府的法令，现在看到《双十纲领》，感到还是边区光明，表示再也不到敌占区去了。北岳、冀中两区在《双十纲领》颁发后四个月的时间里，逃亡地主重返边区的不下两千户。

《双十纲领》在敌伪据点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拿着《双十纲领》出来找我们，寻求自新之路；有的则找我地方政府坦白自首，表示要痛改前非，立功赎罪。各地伪军携械投诚者日益增多。

《双十纲领》颁布和实施以后，整个边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显而易见，这一纲领已经成为团结人民，鼓舞斗志，加强对敌斗争和推动边区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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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敌经济封锁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前后，边区军民在同敌人进行军事与政治斗争的同时，又在经济战线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尖锐的反封锁、反掠夺斗争。这场斗争的胜负，同样直接关系着边区军民的生活、根据地建设的成败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能否坚持的全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基本上可以保证边区的军需民用。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才使我们有可能战胜一九三九年大水灾造成的种种困难，同时保障了边区的物力、财力为我所用而不为敌所用。在经济上同样形成了抗日的乡村包围敌占城镇的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资源本来就先天不足，加之战争逐年扩大，战线不断延长，消耗越来越大，经济危机日益加剧。敌人除了以战争手段对边区进行赤裸裸的抢掠以外，还加紧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企图在经济上困死我们。日本侵略军首先加强了“经济战’’的组织机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对策委员会，山西省还设立了经济督察专员。他们颁发封锁纲领，颁布“连保连坐”的“经济封锁法”，训练专门同我们进行经济斗争的伪工作人员，严禁钢铁、食盐、煤油、布匹、粮食、医药、机械、电讯器材、火柴及其他各种必需品由敌占区输入边区。并且利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割断根据地各个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企图使平原的粮食、布匹不能运往山地，山地的土特产不能运往平原。它还实行贸易垄断，提高敌占区工业品的价格，压低根据地土产品的价格，实行不等价交换，企图把边区的经济逼进绝境。

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系列阴谋，在北方分局的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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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区军民同敌人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场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这场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物资的争夺上。例如，日本侵略军把华北地区生产的粮食控制起来，在它占领的区域内，逼迫农民把粮食缴到指定的仓库，每户只准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实行所谓“配给制度”。其他生活必需品，也以计口售物的办法，只准少量购买，禁止向根据地输出。为了冲破敌人的这种封锁，我们则以政治上的优势和正确的贸易政策，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我地下工作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等条件，多方面进行斗争，展开工作。我们的关系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这些大城市，开辟了很广的路子，利用一些商人为我们提供必需品。有相当一部分商人是同情抗日的，愿意帮助我们。即使有些商人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但他总想赚钱吧，也愿意同我们做买卖。我们有时候也出点钱给伪工作人员，甚至是日本人，让他们为我们提供方便。尽管敌人封锁得很厉害，但是，我们经常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各种必需品。特别是天津那个地方，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那里插手，日本侵略者无法实行严密控制，我们在那里的路子更广一些，搞到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医疗器械和药品比较多。对于敌人的武装抢掠和利用奸商套购根据地的物资，我们一方面通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出来抢掠的敌人，实行坚壁清野，在收获季节，号召与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尽可能避免损失；一方面加强出入口贸易的管理，严禁由敌占区输入非必需品，禁绝敌需物资流入敌占区。这又是一种反封锁，反过来从经济上封锁敌人。

由于边区加强了控制，敌人占领的城镇和交通沿线农产品供不应求，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战线上反封锁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以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品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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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它所需要的农产品及土特产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场斗争，随着边区政府的成立和边区银行的建立，开始得更早一些。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较量，最后，以边币的胜利、伪钞和杂钞被挤出边区而告终。

旧中国的货币一向是极为紊乱的，许多省有自己的票子，所谓统一的法币也不能流通全国。这种紊乱的状态，在晋察冀地区显得更为严重。抗战之前和抗战之初，晋察冀地区流通的有察哈尔票、河北省票、伪蒙疆票和山西的各种晋票，名目繁多，杂乱无章。为了活跃边区的经济，进行经济建设，打击敌人的掠夺阴谋，边区政府成立仅一个月，我们的边区银行就建立起来了，同时发行了边币。

成立边区银行的设想，在一九三八年初召开的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时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但苦于缺乏基金、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会议期间，吕正操同志告诉我，他们在安国缴获了当地豪绅和汉奸筹建维持会的三万元资金，分文未动，可以用这笔钱作银行的基金。他还推荐原六九一团军需官关学文来承办筹备工作。吕正操介绍说，关学文很细心，有理财经验，只要解决了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就可以发行边币。经过仔细研究，当时把建立边区银行的计划定了下来，关学文同志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货币政策也非常重视，一九三八年八月指示我们：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浩大军费的主要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的斗争；纸币发行的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需要的数量，而且应该有以工业品为主的准备金，如纸币发行过多，就会像法币、伪币那样贬值；可以用边币收买一些法币、伪币，主要用来转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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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一部分上送八路军总部和延安，以备需用；同时用各种方法使杂钞流到边区以外去；要重视边区同敌占区的贸易，以作边区货币政策的后盾。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这些指示的结果，使我们在货币斗争中越来越主动。

边区银行成立后，在擅长理财的边区政府主任兼财政处长宋劭文同志的领导下，很快开展了银行业务，同敌伪在货币战线上展开了一场“白刃战”。

货币斗争，先是从挤出察哈尔省的票子开始的。抗战之初，察哈尔省银行即被日本侵略军占有。如果这种票子再在边区流通，对我们是极不利的。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察南、雁北地区，开始了挤出察哈尔票子的工作。怎样把察票挤出边区?最初是把它贬值一半，又规定农民的田赋在限期内可以缴纳察票。用这两种办法，在察南、雁北地区发行了边币，挤出了察票，稳定了这一地区人民的经济生活，扩大了边币的流通区域。

河北省钞票的滥发，在抗战之前就出了名。当时，所发数目高达九千万。抗战爆发后，旧河北省票的底版在天津为日本侵略者所得，敌人大肆印发起来。边区政府决意把河北票子也挤出去。这一次打击的方法是采取“坡度贬值”，的办法，就是以边区政府为中心，实行斜坡贬值一直推到敌占区。例如，一元河北票子在阜平值五角，离远一点则值六角，越靠近敌占区值得越多。这样，边区流通的河北票子，就不翼而飞地回到敌人的怀抱去了。

钞票种类之多，发行之滥，是山西的特色之一。为了排除晋钞，边区银行最初采取过兑换的办法，以一元一角晋钞兑换一元边币。后来，阎锡山滥发十元、五元的大票子，使得晋钞不值一文。一九四О年，边区政府只得宣布停止兑换，不准晋钞在边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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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蒙疆的票子也同时被挤出了边区。

在打击伪钞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执行了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在同敌占区相接的地方，设立伪钞兑换所，把群众手里的伪钞按一定比例兑换成边币。兑换来的伪钞，由政府贸易部门掌握，用于从敌占区购买必需品。由于边区政府和银行采取了合理的兑换方法，群众对排除伪钞的工作是很支持的。

伪钞被挤出以后，就把原来伪钞占据的市场腾出来，而由边币代替了。边币的基础日益巩固，信誉日益增高。边区广大群众自觉拒绝使用伪钞，积极支持边币，他们把边区银行看成是自己的银行，有些群众还把过去埋在地下的金银首饰起出来，送到边区银行，换成边币，边区银行的儲备保证金也就日渐增多起来。当然，边区银行最可靠的基础还是边区的生产，如边区每年所出产的粮食和各种土特产品等。边区银行还发放了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度过灾荒，活跃了农村经济，发展了合作事业，完成了春耕运动，为巩固边区发挥了力量。

由于边币的信誉一天天高起来，敌占区的人民也欢迎边币，虽然敌人利用各种手段迫害使用边币的人，但仍然不能动摇边币。因为边币的发行是极为慎重的，它没有通货膨胀的恶性症状，这是不值钱的甚至没有货币价值的伪钞所不能相比的。

同争夺物资和货币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是争夺集市的斗争。

晋察冀地区的群众，从古以来就主要依靠集市贸易活动进行物资交流。集市是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和货币流通场所，掌握在谁手里，就为谁的经济服务。因此，争夺集市成了敌我双方在经济斗争中的另一个焦点。我们主要依靠深入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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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揭露敌人通过集市掠夺边区物资的阴谋，劝说群众不到敌人据点赶集。有时还派出少量精干的武装人员，袭扰敌占区集市，把集市轰散。为防止敌人破坏边区的集市，边缘区的抗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常派出武装人员警戒边区集市。这样，即使在距离敌人据点相当近的游击区，我们也控制了集市贸易。

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还大力抓了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问题。反经济封锁斗争的胜负，最主要的还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北方分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一向十分重视发展生产。特别是《双十纲领》公布后，边区人民的生产极性和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兴修水利，开拓荒地，处处呈现出繁忙的生产景象。许多地区的粮食产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整个边区打的粮食，除了满足自己的军需民用，还有富余。在种植计划方面，我们强调多种粮食，有计划地少种一些棉花。为什么要少种棉花呢?因为敌人非常需要棉花，它每次进行“扫荡”，总是想方设法掠夺根据地的棉花。我们有计划地少种棉花，只满足根据地的需要，多生产粮食，把肚子吃饱，坚壁起来也容易些。在农村家庭副业方面，我们提倡发展编织业和纺织业。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远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热南等地。边区工业的发展，成绩也是很显著的，到一九四一年，已经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边区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军事工业方面，在军区军工部长刘再生和张珍等同志带领下，广大军工战士想了不少办法，使边区的军事工业能翻沙、铸弹和修理枪炮，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地雷和生产复装子弹等，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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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反封锁斗争，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给予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敌人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抢粮成了他们“扫荡”的重要目的之一。整个敌占区，粮食供应日益恐慌，不得不吃“混合面”，实行配给制。敌人妄图以经济封锁扼杀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同它的军事和政治进攻的下场一样，最后以惨败而告终。

边区的文化

尽管战争空前激烈，物质条件极端贫乏，但是，由于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抗日和民主的新生活，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

供了优越条件。

边区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是从学校教育的恢复和改造开始的。

晋察冀区域内原来的教育工作，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逃而瓦解了。当边区社会秩序渐渐趋向稳定的时候，边区政府立即指示，所有各地的小学限期一律恢复上课。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修缮校舍，编撰课本，培训师资，筹集教育经费。为此，边区政府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统，各级都有专管教育的机构。他们对恢复学校工作抓得很紧，到一九三八年，边区各村庄普遍建立了初级小学。

基于当时的需要和可能，每一个专区又创办了一所中学。在中学之上，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二分校。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同志任校长，抗大二分校由陈伯钧同志任校长。此外，边区自身还创办了抗战新中国成立学院，院长由宋劭文同志兼任，副院长是过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郭任之。华北联合大学、抗大二分校和抗战新中国成立学院都培养了大批干部。据一九三九年的统计，边区已有三所性质不同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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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六所中学，小学在一万所以上，在校学生共计四十万人。这些学校大多是因陋就简建立起来的，行动比较灵活，很能适应当时的游击战争环境。此外，边区还开展了夜校、识字班、扫盲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借以普遍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新闻出版机构，是边区文化战线一个很出色的工作部门。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救国报》和《抗战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在边区内外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些报刊，逐步由油印、石印发展到铅印，印数也从初期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它们是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是抗战新文化的传播者。这些报刊的共同特点是，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在内容和编排上讲究通俗、新颖、活泼，成为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方面最重要的宣传鼓动工具。

为办好这些抗日报刊，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同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同志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尽管敌人搞“铁壁合围”，反复“清剿”，情况那么危急，斗争那么残酷，但《晋察冀日报》从未停刊过。而且，他们还有一套传递报纸的组织和办法，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保证日报及时地传送到群众手中。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边区的刊物杂志，也是丰富多采的。如理论刊物《新长城》，群众团体主办的机关刊物《群众》，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学习半月刊》，在文学方面有《诗建设》、《山》、《鼓》、《文艺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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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些刊物，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反映晋察冀人民的斗争生活，对敌伪的腐朽文化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有力的揭露，对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生活方面，最活跃的是戏剧工作和诗歌创作。

抗战爆发后，不少革命的戏剧工作者来到晋察冀边区。他们的积极性很高，我们就依靠他们，充分发挥戏剧形式的战斗作用。当时，正规的职业剧团，边区就有十多个，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职大文工团、群众剧社、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冀中区的火线剧社和新世纪剧社等等。各分区也都有一个精干的剧团。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抗敌剧社成立的时候，人数很少，我对他们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态度。我对抗敌剧社的同志讲，只要你们有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即使人员再紧张，我也决不调你们的人。你们要把戏演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将来的伟大作品，将出现在前线，产生在炮楼旁边。如果没有生活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的感受，你们就不会取得明显的成绩，戏也演不好，演不像。剧社的同志革命热情很高，他们经常深入到部队和山村，接触战士，接触农民，同游击队一起活动，他们演出的节目充满了晋察冀的乡土气息和人民英勇斗争的真情实感。

诗歌，在晋察冀边区也是颇为活跃的。诗歌形式灵活，容易为群众接受和掌握。特别是歌咏活动，可以这样说，根据地不管男女老少，不会唱歌的人很少。

至于美术工作，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幅抗战壁画。在村庄的墙壁上，贴的是手持钢枪、大刀的子弟兵和民兵的英雄形象，很有战斗性。美术作品中，最受欢迎的是《抗敌画报》(后改名为《晋察冀画报》)，既朴素，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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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办得很出色。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曾使许多外国朋友深感惊讶。

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汇集了众多的有志有为的文化战士，尤其是平津地区来的大批优秀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教育，拿起枪杆打仗，拿起笔杆撰文，他们以自己的作品鼓舞群众，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为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作出了贡献。他们中有不少人把热血洒在战场上，永不磨灭地存在于一个时代和人民的记忆之中。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坚决地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将边区的文化工作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与人民群众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像晋察冀这样的根据地，原来都是穷乡僻壤，广大农民群众与文化是无缘的。自从根据地建立后，有了政治上进步这个前提，加上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就使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逐渐结合起来了。革命根据地当时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最先进的地方。它有力地抵抗着敌伪的腐朽文化，也使虐杀进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区相形见绌。

有朋自远方来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人民用流血牺牲，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各国的进步人士，也怀着很高的热情支援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就晋察冀边区来说，我们曾接待过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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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他们有的是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来前线救死扶伤的；有的是为了解敌后根据地情况，来敌后根据地考察访问的；还有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北平、天津等地任教经商的外国专家、教授、商人，为逃避迫害，投奔抗日根据地的。这些国际朋友在晋察冀逗留期间，都给过我们热情的帮助，为发展他们各自国家和我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最早来晋察冀的国际友人，是美国军官卡尔逊，他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员，曾两次经由八路军总部来到晋察冀边区。他第一次来，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到一九三八年二月，由周立波同志陪同，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五十天。当时，八路军总部感到，一个美国入到敌后来太危险，曾劝他不要来，但卡尔逊坚决要来，总部只得报经毛泽东同志批准，派武装将他护送到了晋察冀。周立波同志日后还根据此行写了一本书，叫《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五十天的考察访问中，他们步行和骑马走了两千五百里，两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走遍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我在阜平会见了卡尔逊，还陪他到五台山参观了一次。参观五台山庙宇，进庙出庙的时候，僧人们还奏着迎送客人的音乐。十二个僧人穿着同样的黑色僧服，披着袈裟，分站两行，用长笛、短箫、皮鼓、小锣、古笙，演奏得和谐动听。卡尔逊说，这是一个使我永不能忘怀的节目，我真想不到，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这么优雅的音乐。卡尔逊同我还在寺院住了一夜，僧人们设晚宴招待他，向他介绍了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他听得很入神。卡尔逊逗留期间，我们进行过多次交谈，有一次在金刚库，我们一直谈了大半夜。他提了许多问题：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坚持住呀?枪支和弹药怎样补充呀?怎样对付日军的“扫荡”呀?游击战争怎样开展呀?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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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做了回答，由周立波担任翻译。卡尔逊对于我们创建敌 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法觉得很奇怪，非常感兴趣。他 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 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这些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艺术，一面打仗，一面考虑许多问题，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卡尔逊第一次考察访问回去后，对我们能不能在敌后长期站住 脚，能不能坚持住，还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所以，半年以后，一九三八年秋，他又第二次来到晋察冀。他看到我们经过一年多 的艰苦斗争，不仅在敌后牢牢地站住了，还创建了一个蓬蓬勃 勃、处处充满新气象的抗日根据地，他的怀疑彻底消除了，对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作法非常佩服。他说，我从晋察冀学到了许多新的军事思想，我也要这样搞。果真，回到美国后，他就向罗斯福总统上书，要求给他一些人员和武器，让他带着到菲律宾去打游击。罗斯福开始没答应，经他一再要求，同意了他的计划，分配给他一些人员和武器，由美军潜艇送到了菲律宾海岸，真在那里打起游击来了。卡尔逊在菲律宾搞了一阵子，没搞出什么名堂来，问题是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菲律宾人民对这些美国人的举动抱怀疑，卡尔逊他们人单势孤，当然很难站住脚。

英国的驻华武官司品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也曾经到 过晋察冀，我向他介绍了边区的情况。他同卡尔逊一样，很感 兴趣，一再提问题。后来，他要求我们送他去北平。我劝他还 是不要去，因为他到了北平，可能会有意外。但这位武官不听 劝告，执意要去。结果，听说他在北平被日本侵略军揍了一 顿，吃了不少苦头。

谈到抗战期间在晋察冀活动过的外国朋友，最为著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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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所传颂的，是白求恩和柯棣华。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在晋察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崇高的形象，一直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世界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是一九三八年六月来到晋察冀的，我在五台金刚库迎接了他。白求恩告诉我，他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同志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白求恩到来后，曾对我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白求恩的一番话，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

白求恩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工作精神是非常感动人的，一到晋察冀，立即去松岩口创办模范医院。后来，又穿过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他作为军区卫生顾问，为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想了许许多多的办法，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医疗卫生骨干，亲自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雁宿崖战斗前夕，他在踏上战场之前，为一名患头部蜂窝质炎的伤员动手术，由于在掏取碎骨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结果受到致命的感染。但他仍然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后，他还在坚持，直到战斗结束，才下了战场。当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到唐县黄石口村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过了两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十二日，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终于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情离开人世。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我写了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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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那封信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腧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他在临终之前，还想到了军区卫生工作的建设，写道：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得到白求恩逝世的消息，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人，也止不住涌出了热泪。白求恩同志逝世的时候，我们正在抗击日军的疯狂“扫荡”，但是，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边区军民，依然在反“扫荡”的间隙，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后来，还在河北唐县军城村，精心设计修建了白求恩墓。这在当时边区的条件下，可说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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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格了。毛泽东同志为悼念白求恩同志，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这是人们都知道的。

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是一九四О年四月由晋东南来到晋察冀的。他在晋察冀，曾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一九三八年夏天，柯棣华同志刚从印度的医科大学毕业，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志愿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与巴苏(华)等五位印度医生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到了中国，他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日斗争所吸引，毅然投奔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以后柯棣华和巴苏(华)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转道冀南、冀中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我第一次见到柯棣华，是一九四O年六月在唐县军城村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上。他热情奔放，富有朝气，又十分谦虚，给人以很好的印象。此后不久，巴苏(华)医生转回延安，柯棣华留在晋察冀，转战各地。他的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就是在华北敌后抗日前线度过的。他不避艰险，不辞辛劳，处处以白求恩为榜样，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奋不顾身地战斗到最后一息。他把他宝贵的青春，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中印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在晋察冀最为艰苦的一九四二年，柯棣华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前，他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女教员郭庆兰同志结婚，并于一九四二年八月生下一个儿子。柯棣华和郭庆兰要我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我取中印人民友谊的意思，说：就叫“印华”吧!

柯棣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我们曾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或者回国治疗一个时期，柯棣华坚决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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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还活着，就不能离开伤病员!”我们一直关心着柯棣华的健康，但是，由于这个顽固疾病的频繁发作，经全力抢救仍然无效，柯棣华同志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逝世。柯棣华同志在晋察冀的光辉形象和感人事迹，至今还栩栩如生，萦回在我的脑际。

我将这个沉痛的消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为延安各界举行的柯棣华追悼会送了亲笔挽词：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晋察冀为柯棣华修建陵墓的时候，朱德同志送来了陵墓的题词，称颂柯棣华同志为“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周恩来同志为柯棣华的逝世，给柯棣华在印度的亲属写了信，高度赞扬了他永不磨灭的崇高精神。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为了纪念白求恩和柯棣华两位国际主义战士，在石家庄重新修建了陵墓，以志纪念。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光辉业绩所树起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万古长存!

直到今天，白求恩和柯棣华的光辉名字，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印度人民友谊的象征!

到过晋察冀的另一部分外国朋友，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逃避日军的迫害，从北平逃出来的一批外国专家、教授和商人。这之中，有燕京大学的英国籍教授班威廉、教师林迈可，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赫鲁，还有南斯拉夫、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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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奥地利的几个专家、商人。他们在北平站不住脚了，逃出了城，到了晋察冀边区。在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保护了他们，给予了热情地接待。班威廉、林迈可等人是搞物理学和无线电的，他们在晋察冀办过无线电训练班，为我们培训过无线电技术人才。我国老一辈无线电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有些就是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这些外国朋友，将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受到的热情接待，分别报告给各自国家的驻华使馆，这有助于发展这些国家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有助于把敌后抗日军民的斗争宣传到国际上去。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将这批外国朋友送到延安，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又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这些朋友回国后，讲了他们在华北敌后的见闻，说了许多赞扬中国人民的话。

对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有过帮助的外国朋友，我们是永远怀念的；同情和支持过我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外国朋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