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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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了

晋察冀根据地创建不久，这个敌后的抗日堡垒就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国际上的一些朋友，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我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奇怪，日军盘据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而我们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的巩固和扩大呢?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任何一个侵略者，要想吞并、奴役、甚至灭亡另一个民族，是极其困难的，也可以说，最终是办不到的。历史反复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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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点。日本侵略者就是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和力量。它以为，只要它打进来，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再把伪军和维持会搞起来，中国人就会规规矩矩听它的奴役。其实，哪有这样的事情!它们在华北搞了一个王揖唐的汉奸政府，一个蒙古的伪德王政府，在南京搞了一个汪精卫的汉奸政府，想利用刺刀支撑的伪政权来维持它的统治，结果怎么样?只是一些空架子，谁听它的!

再说，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中华民族是这样大的民族，要想征服它，是不可能的。抗战中间，除少数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汉奸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你要他们投降你，俯首贴耳地听异国侵略者的奴役，是死也不会答应的。有了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我们就不愁在敌后呆不住。八路军是积极抗战的，自然会得到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的拥护和爱戴。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把我们当成主心骨。日本侵略军已经打到自己的家门口了!老百姓在家里睡觉都睡不安宁，有抗日的八路军在，他们就觉得有了依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八路军来了，我们吃饭也香，睡觉也甜。”

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那里的群众同外界接触很少，高达千仞的山峦，使他们和外界隔绝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像房山和涞水、涿鹿交界地区的“野三坡”，那一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野三坡”的群众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他们推举三位老人管理这一地区的事情，老人去世一位再替补一位。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清朝的统治始终没有能进入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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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像这种什么外人也没有进去过的地方，我们都深入进去了。又如易县的杨家台，旧政权时代几十年间都没有行政管理人员去过，老百姓没见过当兵的，不知道军队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偏僻的山沟，要不要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的同志听到传闻，说那里民性强悍，不敢进去开展工作。我当时提出过一个要求：“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开展游击战争，要进行反“扫荡”斗争，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我们进去以后，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老百姓对我们很好。“野三坡”和杨家台那些地方，都成了我们可靠的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我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呀!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

由于紧紧地把握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我们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

当然，发动群众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实施一系列的政策，这些都是发动群众的根本问题。此外，也还要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最初采取的是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的办法。当我们到达晋东北的时候，就尽可能抽出较多的工作人员，组织许多工作团和工作小组，分散到各个地区工作，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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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因此，凡是我们军队所到的地方，当地群众就纷纷起来，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团体。等到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民主与自由的革命群众，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晋察冀各地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及“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各种群众团体已纷纷组织起来。一些较大的群众团体，那时已经能选派代表出席会议。这些群众团体，都拥有广大的群众，如农民救国会的会员人数，在成立之后的很短时间内，统计已达五十七万人以上。其他群众团体的会员，也都占有很大的数目。

随着群众抗日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群众普遍组织起来了，人民武装成长壮大了，对部队的积极援助与英勇的配合日益活跃了。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条件，就使晋察冀边区逐步地从一个游击区变成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我们在敌后斗争中能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使边区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汉奸、特务、土匪要想在根据地活动，是很困难的。因为，群众熟悉自己的村庄和邻里，谁个好谁个坏，大家都一清二楚，坏人是不能轻易活动的。如果来个生人，来来往往地活动，是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的。所以，我常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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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出师华北之前，在洛川会议上，我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难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迎刃而解了。
 
      晋察冀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例如，每年我们都通过边区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这些公粮，需要多少仓库储存啊!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起来，还有敌人经常“扫荡”的问题。敌人对我们是恨之入骨的，“扫荡”时连我们修建的厕所都毁掉了，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分片储存在某些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部队每到一个村庄，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找到粮秣主任，拿出边区政府发的粮票，就可以立刻得到所需要的粮食。部队单独活动的人员也是如此。如果那个村庄支付的粮食超过所存的公粮数，政府再凭这些粮票从其他村庄输入补还。至于公粮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坚壁清野，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句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就不需要“粮草先行”，到处都有我们的供给部，这是人民群众的一大创造。

还有伤病员的医疗安置问题，也是战争中间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长征的时候，一路转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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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没有个落脚的地方，大批的伤病员无处安置，红军是吃尽了苦头的。抗战期间，情况大不相同了，军区和各军分区都有自己的医院，少数零星的伤病员无法送往医院的，距敌较远的村庄就是伤病员的临时医院，有高度觉悟的人民就是最好的护士和卫兵。人民群众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这些为他们流血受伤的英勇战士，不单为伤病员烧水做饭，有些群众经过简短的训练还能为伤病员包扎换药。伤病员在群众的掩护下，不必担心被敌人发现而遭受危险。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

我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这个名字一直叫得很响。为什么要把边区部队称为“子弟兵”呢?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从边区部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这样的称呼，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二是从它的组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三是从抗日的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还有一层意思，那时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总是妄图把我们的部队从根据地挤跑，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扛起枪来保卫家乡是理所当然的，它再想赶跑，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子弟兵”是个很好的称呼，我们军区创办的《抗敌三日刊》，后来也改名为《子弟兵》。

晋察冀人民的优秀子弟热烈参军的情形，在抗日战争中一直被传为佳话。有一首歌曲，歌颂了人民踊跃参加子弟兵的盛况，其中有两句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边区人民彻底打破了在旧社会流传多年的“好男不当兵，好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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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钉”的观念，群众把参加子弟兵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每逢动员参军的时候，区村干部、共产党员都带领青年成批报名，被批准的青年，要戴大红花，骑高头大马，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那个场面就像过节一样热闹。由于各地的新战士大都是以县为单位集中的，以地方命名的团、营大批地涌进了子弟兵团。例如，在平山县曾经有过“平山团”，全团战士都是平山人民的子弟。在阜平、灵寿也成立过“阜平营”、“灵寿营”。在望都、唐县、五台、盂县，都曾在该地先行成立过地方的排、连、营、团，然后整队的编入子弟兵的行列。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来晋察冀边区考察的时候，在他撰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曾这样热情地赞颂晋察冀的子弟兵团：“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晋察冀人民认识到子弟兵团是自己的抗日武装，因而热烈地拥护子弟兵团，支持子弟兵团，同时积极地参加子弟兵团。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还为我们的作战和指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战场。

那时，军区机关和边区政府的驻地，距敌人的据点不过几十华里，只有步行一天的路程，敌人一个突袭，就可以进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可是，它平时不敢贸然突进，“扫荡”中又往往扑空。我们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就记载着敌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哀叹。桑木说：“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的确，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敌人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微妙”的东西，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一个有利于我军、不利于敌军的游击战场。这种战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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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一整套的，特别是对敌情的侦察和通信联络方面。

例如，冀西山区架起的“飞线”，是很有传奇性的。过去，我们的电话线是沿大道、平川架设，敌人“扫荡”的时候，经常遭到破坏。一九三九年，我们将所有的电话线避开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间“飞”过去。敌人在下面走，眼巴巴的看着天上的“飞线”没办法。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路，小股敌人上山，有被我们歼灭的危险；大队人马攀登，问题更大，只得听任“飞线”高挂蓝天。晋察冀根据地架设“飞线”的经验，八路军总部还推广过。这些“飞线”开始时是单路单线，后来架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的各个县份连在一起，简直是四通八达，这对及时了解敌情、保障作战指挥，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不愁电线的来源，敌人铁路线两侧的电话线，就是我们架设线路的“大仓库”，随时可以去收割。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群众，曾经展开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得到成千成万米的电线。

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遍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是我军的耳目。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消息树”就是其中的一种。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紧急信件，“鸡毛信”的故事，是当时很常见的事。每个村头、路口，抗日的群众还设置监视汉奸和坏分子的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没有路条，是不能通过的。一旦发现敌人出动，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我们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地报告到各级领导机关。电话站也组成了一个网，每个站人数不多，十分机动灵活。在反“扫荡”当中，他们严密掌握敌情，甚至在山头上直接观察敌人的行动，用电话把敌情报告给领导机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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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及时向恰当方向转移。等敌人快到跟前的时候，他们赶紧把电话机撤掉隐蔽起来，敌人一走，又把电话架起来，有力地保证了我们对敌情的了解和通信联络的畅通。

平原上的战场建设也是很出色的。由于敌人进攻常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等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敌人占了城镇，即凭坚固的城墙据守，不利于我军攻取。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区军民曾发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就拆城来说，仅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二月两个来月的时间，冀中腹心地区的二十四座城堡一扫而光。在冀中，还有“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冀中群众为使夜间活动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群众自动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不是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任何的强迫命令，都无法出现这样的奇迹。

总而言之，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像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坠入了深渊。人民这样爱戴我们，这样仇视敌人，日本侵略军还有什么办法不失败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不但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反而一天天壮大起来呢?当年，我就是以这样的事实，回答了一些朋友们提出的疑问。这也是国内外的朋友，在晋察冀实地考察后，从亲身感受中得出的结论。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十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我们在晋察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看到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3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还分别为它作了序。3月18日，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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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给我的信中说，这本书“是十分宝贵的”，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希望我们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来。毛泽东同志的称赞和推荐，对我们是过誉了。自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初创时期工作的肯定，使我们倍受鼓舞，看到我们所走的斗争道路是正确的，是中央所希望的。

改造杂色武装

在开辟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极为复杂极为特殊的情况，这就是遍布各地的形形色色的杂色武装。 众多杂色武装在敌后的出现，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国民党军队弃地南逃，旧政府官吏作鸟兽散，千百万人民彷徨无主。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下，各式各样的杂色武装就应运而生了。

敌后武装中，有一些是属于不愿意做亡国奴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他们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利用溃军丢弃的枪支子弹和散落在民间的枪械，成群结队，以各种名义，活动在敌人侧后。这种零散的武装，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力量。

杂色武装，则是指由抱着这样或那样不良企图的人，假借抗日名义组织起来的武装。这部分武装的头头，有的原来是兵痞流氓，有的则是土匪。他们占地为王，自封头衔，实行变相的土匪政策。这些家伙整天大吃大喝，动不动就向群众勒索：“请捐助抗日经费××元”。抢掠、胁迫群众的事情也不断发生。还有一部分杂色武装，从属于地主豪绅组织起来的联庄会和封建会道门。联庄会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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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就出现了，它是地主豪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由数村或数十村联合组织起来的，有自卫会、自卫团、保卫团、联庄会、民团等等名义，由兵痞、旧军官充当大小头目。事实证明，敌人一旦占领当地，这些土匪和联庄武装，就立刻投向敌人的怀抱，变成伪军。

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察哈尔也有一些，冀西和冀中地区杂色武装就更多一些，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我还在五台的时候，就开始同这些杂色武装打交道了。第一次来的记不清叫什么“抗日军”了，来了两个人，穿的军装倒挺整齐。他们说，他们那股队伍要参加八路军，要同我们搞联合。我接见了他们。当时，对这些杂色武装的政治色彩还不甚清楚，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不急于吸收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一下，共同抗日，这是可以的。不然，泥沙俱下，统统吸收到八路军中来，以后也不好办。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一定急于参加八路军，我们大家一道抗日就是了，如果在作战方面需要我们统一指挥的话，我们可以指挥，你们缺少武器弹药，我们可以尽力支援一些。

对怎样处理杂色武装的问题，我是考虑了很久的。对于抗日志士和人民群众组织的土生土长的游击队伍，吸收他们参加八路军，这是没有问题的。陈凤桐同志领导的晋北游击队，我们很快就吸收了。白乙化同志就是这支队伍的，后来牺牲在平北地区。还有积极要求抗日的王溥和他的游击军，他们来寻找八路军，要求抗日，我们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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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军为华北的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王溥同志本人还为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王溥原来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这个人有爱国热情，人也比较老实。他起初在冀东搞了个“保安司令部”，大概也就是一团人的样子。王溥目睹日本侵略者在冀东烧杀抢掠，任意欺凌自己的同胞，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把部队拉到冀中，投奔了八路军。但是，他的部队是东拼西凑起来的，这里收一点，那里收一点，里面混有不少旧军人，有各式各样的派别，王溥也统不起来。我们经常给他们调和矛盾，做团结工作。至于吃穿和弹药的供应，我们同对待自己的部队一样，一视同仁，该供应的都供应。一九三八年底。他带着一部分部队来冀西找我，我看他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就答应他留下来。他带来的人就复杂一些了，以后跑了一部分。来嘛，我们欢迎，实在不愿留下的，我们也以礼相待，愿走的可以走。我们把王溥的部队编成了游击军，补充了一些当地的农民，任命王溥为游击军司令员。即使是这个时候，我们同游击军的关系，还是一个统一指挥的关系，它有很大的独立性。王溥是拥护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的，他的表现一直不错，军区要求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可惜的是，他缺乏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一九四0年冬季大“扫荡”的时候，由于不会打游击，结果陷到敌人的包围圈里，突围的时候光荣牺牲了。对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王溥同志抗战是积极的，表现一直很好。

但是，对那些打着抗日招牌，祸害百姓，勾结敌人，乘着混乱局势来捞一把的杂七杂八的武装，我们就要保持警惕，采取适当的方式，逐步加以解决。

我们从五台到达阜平，军区和边区政府的成立，使八路军声威大振。这时，更多的杂色武装的“司令”、“主任”纷纷找上门来。对他们要求抗日的行动，我们一概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但是，依然不急于改编，即使对于纪律很坏的杂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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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也不立刻解决它。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群众认识的问题，都挂着抗日招牌嘛!你解决过早了，老百姓会说你是吞并它，真抗日和假抗日，一时还难以分清。而且，操之过急，我们会树敌过多，既不利于抗日，也不利于我们的发展壮大。同时，还应该看到，大部分杂色武装是可以改造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绝不忍心荼毒人民，即使是纪律很坏的杂牌队伍，它的大部分成员也是可以争取的。因此，我们对于那些纪律较坏的杂色武装，仍然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耐心地反复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有的杂牌部队为非生事，我们为了维持地方安宁，总是平心静气，以理规劝；有时遇到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扣留，但是经过一番说服教育之后，仍然送还他们的部队。

我同这些杂色武装的头面人物，有过多次接触。冀西和冀中那些自封的“司令”和“大队长”，同他们的交道打得更多一些，有些比较熟悉。随着敌后抗战日益艰苦，杂色武装有了明显的分化，谁是真正抗日的，谁是专门祸害老百姓的，谁同日军勾勾搭搭，越来越分明。有的接受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经过一番改造，加入了我军的序列；有的本性难移，搞阴一套、阳一套，看形势对八路军有利，就同我们拉关系，形势紧张了，就往日军那边靠；更有的是脚踏三只船，明里靠我们，暗里靠日军，还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相勾结，在根据地搞磨擦。到后来，这些拒不接受改造、同敌人相勾结的杂色武装，已经成为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一大障碍了，成了地方的一大祸害，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那我们也就不得不当机立断了，该改编的改编，该解决的解决。对杂色武装的解决，取决于他们对抗战的基本态度。解决早了，或是解决迟了，都会对根据地的巩固造成影响。例如，“七路军”的司令孟阁臣，起初还打着抗日招牌，后来竟勾结敌人，破坏抗日，同边区军民为敌。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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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民族败类，没有什么好客气的，只有坚决地歼灭之。

孟阁臣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的情报人员，曾在旧军队里当过连长，他乘着混乱之机，在易县、满城一带占了一块地盘，拉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自称“七路军”。他的队伍虽然是些乌合之众，但是，人多势众，占据的地理位置也比较重要，对一分区的老百姓骚扰得很厉害。我第一次同孟阁臣见面，是我到一分区检查工作的时候，找他来谈过一次。这家伙抽大烟抽得很凶，来的时候还带着烟枪。他虽然口口声声对我说，愿意同八路军联合，一起抗日，可是，实际上缺乏诚意。他觉得自己人多，又打着抗日招牌，占据着一块比较富足的地方，八路军不能将他怎么样。孟阁臣这样的人，从来就不想真正抗日，他是个浑水摸鱼的家伙。对这种人，不要以为我们委他个“司令”，他就听你的话了，事情不会那样简单，只要形势变了，日军一进攻，他就会变成汉奸的。尽管如此，但是孟阁臣口头上表示愿与我们共同抗日，我们决定还是联合他。我同宋劭文商量后，由边区政府派了一个县长到他盘据的地区去。有了边区派去的行政机构，他就不能随随便便向老百姓“刮地皮”了。同时，还可以让老百姓比较一下，抗日政府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样的，八路军是什么样的。群众是很会分辨的。由于我们的影响日益扩大，孟阁臣最初靠欺骗得来的基础渐渐地垮了。这时，他穷凶极恶，把边区派去的人监视起来，自己搞起一大套东西，对抗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一九三九年初，这家伙就跟日本人拉上了关系，准备撕下“抗日”招牌，变成为敌效劳的伪军。我们得到了他同敌人勾结的确凿证据，加上他的部队在地方为非作歹，许多老百姓痛哭流涕地给军区和边区政府写信，要求八路军剪除这个“地方之害”。军区和边区政府经过慎重地研究，决定把孟阁臣的“七路军”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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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阁臣有他的势力，他搞了不少人。为了解决得更妥善一些，我到一分区去了两趟。当时，杨成武同志同我商量，他们准备采用开会的办法，把孟阁臣召来扣下。我说，这个办法不行，孟阁臣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扣他一个人，掌握不住他的部队，搞不好容易出大乱子。要等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把他的部队包围起来，一个袭击就解决了。一分区的领导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们经过准备，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用袭击的方式，把孟阁臣和他的队伍包围了。仗打得干脆利索，孟阁臣当即被俘。解决了孟阁臣的队伍之后，我们立刻在他盘据的地区宣布了他勾结敌人、欺压百姓的种种罪行。因为孟阁臣作恶多端，老百姓对我军的行动拍手称快，都说“八路军为地方除了一害”。孟阁臣靠欺骗和抓丁抓来的士兵，也纷纷起来揭发他的罪行。孟阁臣彻底孤立了。这个国民党兵痞掠夺的财宝简直不得了，仅抄得的元宝一项，就堆了满满一炕，还把土坯炕压坍了。一分区将所缴获的战利品，用大车拉、小车推，送到了军区驻地，把孟阁臣也押了来。孟阁臣极不老实，关押期间又越狱潜逃，抓回来之后，被我们处决了。抗日战争中，我们一直强调少捕人，少杀人，但是，对这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危险人物，就不能心慈手软了。

解决了孟阁臣之后，我们在易县、满城、徐水一带得到了很快的发展，部队活动起来自由多了。原先，他控制着这个地区，我们的活动总不那么自由，因为他随时可以配合日本侵略军搞你，这个钉子不拔掉，就无法得到发展。

在平西一带活动的“国民抗日军”，其组成和性质同那杂色武装不同，绝大多数成员是好的。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东北流亡到北平的青年学生，有北平市郊的农民群众，有国民党部队的一些旧军人和冀东保安队起义失败逃出来的士兵，其中还有不少北平地下党员，像焦若愚、汪之力、史进前等同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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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时候来到晋察冀的。这支队伍是我们党的北方局领导组织的。这些青年学生、地下党员和赵同等一部分旧军人结合在一起，他们从北平拉出来的时候，袭击了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营救出一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上千名群众，以后就进山活动。赵同在东北义勇军呆过，懂得点军事，后来成了这支队伍的司令。一九三七年冬天，这支队伍到阜平整训后，改编为军区的五支队。赵同这个人很狂妄，一直想脱离我们，要“独树一帜”。他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他的妈妈在重庆，在那里替他吹牛，国民党的报纸也吹捧他，吹他的妈妈是“游击队之母”。这支部队他也统不起来，经常来军区扯皮。我多次做赵同的工作，还对这支部队讲过话。但是，赵同总有二心。五支队的一个大队曾集体潜逃，那个大队长经过我们做工作，表现还不错，想把队伍拉回来。逃跑的队伍到了平绥路附近，这个大队长去追赶，结果被他们打死了。赵同本人后来也带了十来个人逃跑，后来跑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好不容易在敌后找到这样一个一心投靠它的人物，于是大肆吹嘘他，又是给他下“委任状”，又是给他配电台、密码和各种新式武器，派他回华北来，同我们争地盘，搞磨擦，破坏我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一九四0年初，他回来的时候，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一个地方，正好碰上从冀中回晋西北的一二O师部队，在那里打了一仗，把他带的队伍消灭了，缴获了许多文件和战利品。我对贺老总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不然的话，任他发展起来，还会出现许多麻烦。

赵玉昆的“十路军”，在解决孟阁臣之前，编入了一分区部队，改编为五支队(即后来的二十五团、二十六团的前身。原来的五支队，在赵同逃跑后，不久即改编为一分区三团)，赵玉昆担任新编的五支队司令。他本来就是个土匪，比孟阁臣笨一点。改编“十路军”，委任他为五支队司令，是为了诚心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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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他，希望他改邪归正。但是，我们解决孟阁臣之后，赵玉昆做贼心虚，又加上他本性难移，对我们不满，一九四O年三月带着少数几个人叛变投敌了。五支队的成员，大多是拥护我党我军，要求抗日的，没有跟赵玉昆走。赵玉昆投敌之前，还杀害和活埋了一些共产党员。王道邦政委因为有人给他透露了消息，才幸免于难。赵玉昆投敌后，在定兴一带为非作歹，搞得很凶，直到北平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才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对冀中的杂色武装，特别是遍布冀中各地的联庄会，我们采取的是政治争取为主的方式。联庄会的下层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在抗日还是降日，依靠共产党、八路军，还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问题上，不仅其下层成员和上层统治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且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态度也很不一致。另外，联庄会内部还存在着别的矛盾，争夺权势，互相兼并，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根据冀中联庄会的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强调从政治上争取，分化上层，争取下层，不诉诸武力。使用武力，容易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同时，我们广泛发动群众，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统治联庄会的地主阶层也在动摇，他要投靠敌人，下层群众不会跟他走。我们看准了这一点，多从政治上、思想上做工作，只要联庄会把枪口对着日本侵略军，就必然要接近我们，依靠我们。冀中各地的联庄会，有许多是经过这样逐步争取，转到抗日方面来的。

彻底解决联庄武装的问题，是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率领一二О师部队进入冀中平原之后。一二О师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根据中央指示从晋西北来冀中平原的，来的目的是帮助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和扩大部队。贺龙同志从晋西北进入冀西，在穿过平汉线之前，专程到阜平来了一次。我们谈了一二О师到冀中的任务，也谈到扩军的问题。我对贺龙同志说，到冀中扩充部队，兵源是充足的，那个地方“司令遍天下”，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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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联庄会多得很，希望你们多带一些走，一二О师的干部多嘛，容易把工作做好，把他们带离本乡本土，改造工作也容易做些。贺老总风趣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一二О师离开冀中的时候，部队人数成倍地增加，贺龙同志非常高兴。扩充的这些部队，主要是贫苦农民的子弟，其中也有不少是联庄会的成员。一二О师部队在冀中、北岳区整整呆了一年，直到山西发生了“晋西事变”，一九四О年一月才奉命开回晋西北。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一二О师不仅本身扩编了不少部队，而且先后打了齐会、陈庄等战斗，歼灭了不少日伪军，尤其是对冀中区的巩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说到改造冀中的杂色武装，有一个人物应该提一提。这个人叫朱占奎，我多次同他交往过。朱占奎是吹鼓手出身，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的警察，抗战爆发后，他纠集了七八个人，东搞西搞，拉起了一支队伍。吕正操同志开创冀中根据地的时候，委任了他，他曾任过冀中十分区的司令员。后来，他同冀中区供给部政委一起被日军俘虏了，关在北平。一年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到军区驻地寨北来找我。据他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讲得天花乱坠，越说越离奇，越说越让人不相信。他吹他怎么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我对他说的这些很怀疑。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朱占奎叛变过好几次，这一次他已经叛变了，是被敌人放出来的。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叛变了。朱占奎是个流氓，很有一套鬼把戏，不从长期的行动上考察，往往会上他的当。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冀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三年，我们到延安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

日本投降以后，朱占奎又回到了晋察冀，任命他为冀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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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区的副司令员。由于他本性难移，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热河的时候，朱占奎在古北口前线带着警卫员和两匹马投敌了。这次叛变之后，国民党委任他当武清地区的保安司令。朱占奎有奶便是娘，反复无常，罪行累累，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我们逮捕，后来关进保定监狱。他给我写信，他说，我有罪，人民政府怎么处罚我，都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希望给我换一个关押的地方，在冀中名声太臭，日子实在难过。不知这个人后来改造得如何。

朱占奎的事情说明，抱着旧的东西不放，搞政治投机，到头来，只能毁灭了自己。

改造杂色武装的工作，经过我们严格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和长期耐心地改造，使这一工作取得了成功。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得到锻炼，成为革命的力量。也有极少数人，拒不接受改造，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立场，自食其果，为历史所抛弃。

游击战与歼灭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它诞生之日，就成了我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辽阔战场，成了我们学习战争、进行战争的广阔天地。我们在军事斗争上的指导思想，就是正确地执行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及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中所阐明的一系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围攻斗争的考验，经过一次又一次战争实践的锻炼，各级指挥员对这一系列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运用越来越自觉了。

日本侵略者本打算侵占华北以后，继续执行“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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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它没有料到，就在它的后方，受到了八路军日益频繁的袭击，使它的精锐部队连吃败仗。在这里，战争不是趋向于结束，反而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八年春，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后方，曾连续调集重兵，对初创的晋察冀边区进行多路进攻和围攻，结果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使它感到极大的苦恼和不安。日本侵略军对新生的晋察冀根据地恨之入骨，它们的报纸曾这样写道：“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河北、绥远、平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

一九三八年秋季，日本帝国主义又大肆喧嚷，要分别实现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在华北搞所谓“治安肃正”的作战计划。九月份，敌人经过周密的准备，集中了一一О师团、一О九师团、二十六师团、独立第二、第三、第四混成旅团，共计五万多兵力，准备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线发动对五台和冀西山区的围攻。九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处在战云密布的状态中。

为了粉碎敌人围攻五台的幻梦，军区和边区政府及时进行了备战动员。我们组织群众，拆除了一些县城的城墙，准备这些县城一旦被日军占领，使敌无坚可守，便于我军攻袭。我们还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反围攻的组织动员和具体准备。

九月二十日起，日本侵略军依四周铁路，兵分多路，开始向边区大举围攻。敌人这次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日军，进攻的目标是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我们控制的县城。接受以往的教训，他们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步步为营的方针。

我们事前分析了敌人的围攻特点，明确了各部队反围攻所应采取的作战原则：(一)首先使用小部队不断袭扰敌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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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和疲惫敌人，相机选择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一股或一部。(二)在敌人兵力占优势、我军不可能阻止其前进的情况下，以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周旋，我军主力则转入外线实行机动。(三)对深入与据守边区内地的敌人，要连续猛烈袭扰，开展交通破袭战，打击它的运输补给，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四)待敌人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我军集中兵力，抓住敌撤退途中的有利战机，歼灭其一股或一部。(五)在反围攻过程中，各级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

由于边区军民已经有了近一年反围攻的锻炼和我们所采取的正确的作战原则，所以经常以成功的游击战抗击敌人，敌人找不到我军固定的阵地，往往扑空，反遭受我军袭击。九月二十日，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从盂县出发，渡过滹沱河，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东南的柏兰镇。当时，我和军区领导机关在耿镇、石咀附近的一条山沟里，二分区部队和军区学兵营掩护我们撤退，他们事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当敌经过牛道岭时，一个伏击，给予重大杀伤。九月二十九日早晨，唐延杰参谋长率一个警卫连，对正在集合整装待发的敌军突然袭击，把清水及其部下多人当场击毙。这次围攻开始时，清水嚣张得很，一再扬言要占领五台。结果，刚到牛道岭，就丧了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誓要攻占五台的家伙，被装进棺材，由他的部下抬着进入了五台城。敌人的画报还刊登了一幅“抬尸进五台”的照片，真是自己嘲笑自己!牛道岭激战，唐延杰同志也受了伤。十月二十八日，我三五九旅在张家湾伏击战中，又击毙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以下三百六十余人。十一月初，我军歼灭了由五台东犯之敌，毙敌一О九师团一三五联队蚋野大队长以下五百余人，活捉日军二十一名。在此以前，东线我三分区和一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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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先后在曲阳北和东西庄战斗中，给企图进攻阜平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敌一千余名。其他地方，边区军民也以各种方式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至十一月七日，敌人的围攻最后被我军粉碎了。

在击破敌人多路围攻的四十八天中，边区军民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多次，毙伤日军旅团长、大队长以下五千二百多名，还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日本侵略军围攻五台的幻梦，落了个损兵折将的下场，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

我们反围攻开始的时候，我党中央正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大会主席团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特意向我和晋察冀军民发电慰勉。电报说：

全会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全会完全相信你们必能更加团结一致，……胜利地粉碎敌人对于你们的围攻，并且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你们的根据地。希望你们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执行灵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进行坚壁清野，准备长期战斗，镇压汉奸日探，粉碎敌人的进攻；……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进攻日寇最好的前进阵地。全会对你们有无限的慰问与希望!

我接到党中央的电报，立刻在边区党的会议上宣读了。当时，会场的情绪极为振奋，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晋察冀工作所作的全面评价，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我们留在晋察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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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其他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正在展开，我们的成败，自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晋察冀根据地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困难很大，究竟在敌后能不能存在?许多困难能不能解决?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惦念的事情。如果我们这里成功了，其他地区也可以这样搞。结果是，我们在敌后牢牢扎下了根，敌人的围攻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初步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开始形成一些稳定的政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切，自然是非常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肯定了我们的经验，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热情的宣传。毛泽东同志说，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的这些话，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缺点了，已经尽善尽美了，相反，我觉得我们还必须加强一系列的工作，才能使晋察冀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经得起更为残酷的考验。

粉碎日军的进攻和围攻，对根据地的广大群众，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育。开始，群众对游击战争不理解，以为八路军来了就不走了，你一走，敌人来了，他们就感到很失望。因为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单凭我们口头上的宣传，他们还似信非信，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如果敌人进来，我们不打，这样经过一次两次，群众就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这次粉碎了敌人的多路围攻，群众看到八路军的游击战还真行，就从心眼里信赖我们了。群众看到了游击战的威力，慢慢地也学着这么干了，开始是帮助八路军放哨呀，送情报呀，后来就发展成埋地雷呀，主动地学我们打开了游击战。所以到后来，不仅军队会进行游击战，老百姓也会。这个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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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围攻作战胜利后不久，我读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文件。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军面临着战略转变的第二个时期，即由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处于华北敌后同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我军，必须坚持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要防止轻敌和“恐日病”两种错误倾向。我们认真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充分肯定部队和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进一步认真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各种办法。

我们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敌人也在寻求对付我们的新办法。一九三九年五月，一分区部队在著名的大龙华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批机密文件，其中有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发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器材(毒气)之参考》和敌一一О师团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团封锁计划》等等。共五十多册，厚厚的一叠子。我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日文里面有好多是中文字，军用文件又特别严格，用的中文更多。这些文件，我不用翻译，基本上可以看懂。那上面很详尽地载明了敌人对付我们的计划，对于研究敌人，确定我们的斗争对策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看完这些日军机密文件，写了一个说明，全部送到延安，供党中央参考。毛泽东同志后来对我说，他看到送去的这些敌军文件，觉得非常重要，中央制定的对敌作战的一些方针原则，有的就是据此而定的。

日本侵略军的致命弱点是兵力不足，可是，它又想把所有的地方统统占领起来。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的控制方法，来实现它的企图。要派大量兵力控制整个面，它是办不到的，所以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和修筑大批碉堡，控制若干个“点”，然后通过控制交通要道，把“点”联成“线”，再由“线”扩展到控制“面”，把整个“面”掌握起来。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这就是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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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日军的文件中，许多地方谈到了这一点。我在向军区作战部门的同志介绍日军的企图时，讲了我对敌人这套作战方针的看法。我说，日本侵略军这一套，是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办法中学来的。它们还想利用国民党对付我们的那套办法，现在，不是那个时候的形势了!在江西，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国民党军队曾经暂时收到过一些成效。现在，是全民族的抗战，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成功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我们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在伪军中的情报工作也相当灵，日军的计划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应该怎样对付敌军的“点”、“线”、“面”呢?那就是，下工夫孤立它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我们这样对付它，它就无计可施了。敌人虽然在根据地四周搞了不少的据点，我们还是可以穿过来穿过去。它要搞“线”，挖“封锁沟”，筑“封锁墙”，也根本挡不住我们，我们经常地来来往往，它还是没有办法。它用“堡垒推进”，向“面”上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在各个分区组织地区队对付它。地区队的任务就是阻止敌人的“堡垒推进”，能够有效地打击日伪军班排规模的袭扰。所以到后来，敌人少于一个连是轻易不敢出动的。它要兴师动众，就得纠集若干据点的兵力，那就等于把若干个“堡垒”放弃了，这些“堡垒”就有失守的可能。

另外在对敌作战原则上，我一再强调，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的小部队(例如几百人)不敢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假如敌人有小部队出动，完全可以打它一下，把它消灭掉。如果手中没有机动部队，到时候形不成拳头，这里派一个连，那里派一个连，都是分散活动，被敌人撵得到处跑，根据地还怎么能够谈得上巩固呢!所以，我们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打仗——就是力量的对比，有利就打，不利就走。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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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战术原则。我们虽然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这条原则同样是适用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叙述一下一九三九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经过，这是我们在敌后进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这个胜利，震惊了敌人，震动了全国，因为击毙日军中将，这在全国抗战历史上是件独一无二的事例。由于阿部被击毙和雁宿崖、黄土岭的惨败，引起日军于是年冬季对晋察冀边区分兵多路进行大“扫荡”。可见，这一胜利对日本侵略军打击之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军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十分狂妄，竟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结果，遭到我军的严厉打击，葬身于古长城下。敌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号称劲旅，而阿部又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能够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中将资格出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由中将出任的很少，可见，它们对我边区北线是何等的重视。

敌人的这次进攻，恰逢军区正在筹备纪念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一二○师的贺龙、关向应同志和北方分局的彭真同志，都在军区机关。贺龙、关向应同志是应我和彭真同志的邀请，来军区机关驻地和家庄做客的。那天，在分局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杨成武同志向我报告说，他们接到涞源情报站转来的情报，阿部规秀派辻村大佐率领一千多日伪军，已由张家口进到涞源，根据迹象，敌人可能分几路向我银坊、走马驿方向进攻。我军的情报一直很灵。涞源方面的情报网直接渗透到敌人维持会、日本宪兵队和张家口的伪蒙疆政府里，他们送出的情报是很准确的。杨成武同志接着谈了他的设想。他说，从涞源到银坊的路上，是一片连绵险峻的大山，长城就横在涞源南面的奇峰峡谷之间。出涞源城，进入长城的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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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再往南到雁宿崖和银坊，这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涞源敌人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它的伏击，集中力量歼灭它。我听完杨成武同志的报告，表示同意打这一仗。我让杨成武把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赞成打这一仗，于是定下了最后决心。

我要杨成武立即赶回一分区司令部组织指挥这个战斗。他临走时说，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每一步进展，他随时用电话向我报告。

十一月二日，杨成武同志报告：他返回易县南管头一分区司令部的途中，又察看了雁宿崖和黄土岭一带的地形，并选择了伏击战场。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坊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坊进攻。一分区计划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游击队钳制和阻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二团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三团团长邱蔚、政委袁升平分率两团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以曾雍雅、梁正中率领的三支队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伏击圈后，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插至白石口截住敌人退路。我觉得，一分区部队在主要方向的参战兵力已达三个多团，同敌人可能出动的一路兵力相比，我军占有绝对的优势，同时集中兵力形成了拳头，完全具备了歼灭这路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雁宿崖歼灭战是十一月三日清晨打响的。从战斗开始，到下午我军发动全面攻击，我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进攻的日军是辻村宪吉率领下的一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共六百余人，一开始就被我游击支队顺利地诱人了包围圈，处于我军的严密包围中。下午，当杨成武报告敌人正据守仅剩的两个阵地顽抗时，我感到胜利已经有把握了，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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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迅速发起全面攻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下午四时我军发起总攻，一团和二团的各一部突入雁宿崖村，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斗，把村里的敌人全部歼灭。最后固守在雁宿崖一个小高地上的敌炮兵还想负隅顽抗，三团部队冲上高地与敌展开白刃战，把敌军压下沟底，六百多名日军大部被歼，其中生俘十三名，仅极少数漏网。日本侵略军骄横成性，一旦吃亏之后，总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我们同它交战两年多，摸准了它的这个脾气。我指示一分区部队，立即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果然，雁宿崖歼灭战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十一月四日，他亲率一千五百余人，沿着辻村走的旧路，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消灭我军主力，挽回“皇军的体面”。我接到杨成武报告的这一新情况，要求他们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荫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三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我告诉杨成武，为了保证这次围攻战的胜利，再增加一部分兵力，让二十团团长陈宗坤、政委李振声，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政委张如三，炮兵连连长杨九秤带队开上去。贺龙同志听到这个情况，命令一二О师特务团团长杨嘉瑞率该团从神南北上，归一分区指挥。特务团与一分区三团一起，作为这次围攻战的预备队(后来他们也参加了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我们部署二十六团团长詹道奎、政委尚英，三十四团团长马辉、政委黄连秋率所部钳制易县、满城、徐水的敌人。

十一月五日，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前进，三支队诱敌成功，敌人紧追至银坊，没有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焚烧银坊一带的民房。六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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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地形全线出击。这天夜间，我军参战部队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七日，敌人主力向黄土岭出发，顺山沟向东蠕动。下午，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这时，一声号令，我们的伏兵向敌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把它的电台打掉了。敌人受到突然打击，阵势顿时大乱，急忙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我要求杨成武调整部署，缩小包围圈，无论哪个方向，都不能让敌人冲出去。敌人同我们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山头争夺战。

这时，战场报告说，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有一个小庙，他们发现，小庙附近有几个人指指划划，像是一群军官的样子，被一分区炮兵连的迫击炮击中了目标，敌人发生了混乱。直到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敌人的指挥部，炮兵连的轰击，当场把阿部规秀击毙了。

到八日，残余的敌人准备突围，日军又用飞机空投了新的指挥官。这个时候，我得到从各个方面送来的情报，保定方面增援的敌一一0师团已经到达黄土岭以南，涞源增援的敌人也赶上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赶来解围。我考虑到，情况已经改变，我军需要及时跳出包围圈。于是，我通知杨成武，立即指挥参战部队脱离战场。

这样，黄土岭围攻战，以我军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而宣告结束。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规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战斗中被击毙的日军尸体，我们已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一掩埋了。我们只从部队查到了阿部规秀绣有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质的指挥刀。后来，我把这些东西转送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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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敌人对此十分懊丧，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的死耗，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

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日本陆军省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说：“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指我军)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对阿部的死，敌人是何等震惊。

黄土岭围攻战，我参战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尤其是一分区炮兵连，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为表彰炮兵连的战功，战后，我们特以晋察冀军区的名义通令嘉奖，高度赞扬了他们建立的这一历史性功勋。

一九三九年，我军多次集中部分兵力，对深入根据地比较孤立的敌人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先后取得了齐会、上下鹤山、上下细腰涧、大龙华、陈庄、雁宿崖、黄土岭、高洪口等战斗的重大胜利。这些战斗，有的是晋察冀部队打的，有的是一二О师部队打的，也有两支兄弟部队共同参战的。

这一系列歼灭战的胜利，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且使敌人再不敢轻易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深入我边区腹地。而大部分敌兵力又被我各地的游击队所钳制，胶着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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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线”上，很难抽得出来。敌人兵力不足，就不能经常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迫使敌人对我军发动战役攻击的间隙拉长，晋察冀根据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对于巩固根据地，有计划地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我们打的这些歼灭战，不仅没有违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原则，而且正是正确地执行了它的结果。因为这些歼灭战，都是抓住有利时机，在比较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坚持和发展根据地所不可缺少的。它虽然带有运动战的成分，但基本上仍属于游击战争的范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曾以晋察冀为例，指出：“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成分将逐渐地增加。这是今天抗日游击战争的长处，不但使游击战争迅速地发展，并且使之迅速地提高。”可见，我们绝不可把游击战同运动战截然分开，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为了强调游击战就极力地回避运动战。这样做，必然会妨碍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提高。

在进行人民战争中，游击战和运动战虽然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不同，但它们始终是互为补充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自然是很正确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打的是运动战，但也从未排除和放弃游击战，并且还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如清风店战役，地方军和民兵游击战，有效地迟滞了国民党第三军的北上行动，就对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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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磨擦斗争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不仅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心腹大患，也使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感到极度的忧虑和不安。

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被迫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当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我们党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同时，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和消灭共产党。这就是他们施展的“借刀杀人”、“一箭双雕”的诡计。可是，抗日战争的发展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日军不仅不能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反而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大得人心，牢牢地在群众中扎下了根。这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真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了，先是秘密地搞，后是公开地干，提出了各种“溶共”、“限共”、“防共”的“原则”、“办法”、“措施”等等，企图限制和消灭共产党、八路军。

日本侵略军攻陷武汉、广州后，也学乖了。它看到“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遂改变了战略方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将进攻重心移向后方，集中重兵围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觉得日本人不再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似乎不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了。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他们先后下达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专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甚至明目张胆地规定可以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八路军。抗战之初，他们仓皇南逃，把半壁江山让给了日本人，等到各抗日根据地巍然挺立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用鲜血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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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光复了国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派军北上，要从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收复失地”。这样，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与我们党之间的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晋察冀边区的反磨擦斗争，开始于一九三八年。起初，国民党行政院下令取消边区银行，随后，以善于投机著称的军阀阎锡山出尔反尔，转来了“国府”撤销边区政府的“命令”。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被我们坚决拒绝。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又抬出早已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等为“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转发了《今后关于华北共产党之对策》，密令在华北搜罗反共人才，成立专门机关，“指导与中共的斗争”；在山西大量屯积粮秣弹药，“以备反共之用”；收买、安抚华北失败将领石友三等及其军队，作为反共主力；派专门人员进行筹划，“网罗民间反共人才及反共组织”。他们还成立所谓“冀热战区”，任命鹿钟麟为总司令。所有这一切，其目的就是分割和瓦解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鹿钟麟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曾有一段同我们党合作的历史。那时，他在冯玉祥部队任职，同李大钊同志建立过关系，有过依靠共产党的想法。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国民党当局要他来搞“河北省政府”，其实，也是牺牲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被我们掌握了，他能搞出什么名堂来!随鹿钟麟来的人中有一批是国民党反共特务，他们挟持鹿钟麟，先是以省政府的名义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而后由山东调石友三突进冀南，由中条山黄河边调朱怀冰、庞炳勋进攻太行。当初，石友三、朱怀冰被日军截留于敌后的时候，他们托庇于八路军，才得以相安无事，有了立足之地。如今，他们自以为羽毛丰满了，可以同八路军较量一番了，就气势汹汹地朝敌后根据地杀过来。他们一边唱着“先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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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的滥调，一边四处袭击八路军部队，杀害抗日政府人员及其家属。这些家伙为了各争地盘，争相委任县长、区长，甚至一个县内同时有五个县长。一个好端端的根据地，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人民群众对于他们犯下的种种罪行，纷纷控诉到抗日民主政府。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则为他们拍手叫好，北平的敌伪方面曾开会庆祝他们的“胜利”。

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磨擦活动，我们从团结对敌、坚持华北抗战的愿望出发，采取了克制态度。八路军总部曾几度派人向鹿钟麟交涉。我们的这种克制态度，苦心说服，反被他们视为软弱可欺。张荫梧公开说：“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更加急迫。

      国民党的磨擦，同日本侵略军的行动，是勾结一起，互相配合的。日军停止正面战场的作战后，源源不断地向华北敌后转移重兵。到一九三八年底，华北日军增加到十一个师团，四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骑兵旅团。一九三九年春，华北敌人颁布了所谓《治安肃正计划》，强调进行“总力战”，“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实施“以华制华”的政策。九月，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易人，杉山元离任，多田骏上台，更提出了“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多田骏的所谓“牛刀子战术”，是取中国俗语“杀鸡焉用牛刀”，反其意而用之，表示八路军力量虽小，但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来对付。再有一层意思，就是瞅准目标，“远道奔袭”，对我部队进行突然袭击。这里，我引用一组数字，来说明当时华北战局紧张的程度。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三九年秋，日本侵略军对华北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动用兵力累计达五十万。其中，一万入到两万人的大“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两次，还有一次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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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最大“扫荡”。配合这些“扫荡”，敌人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据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两年间的统计，日本侵略军在华北修复铁路一千八百七十公里、公路一万五千六百公里，新建碉堡据点二千七百四十多个。

我们处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两方面的夹击中，被迫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一九三九年，我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阴谋发动的反共高潮，提出了挽救中国抗战危局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制定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晋察冀军民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磨擦，早就恨透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

我们被迫还击，是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的。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独霸博野一带的反动地方势力。抗战开始，他随国民党军队逃跑了。他丢下的一部分“民军”，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下，推举张仲瀚到冀中军区会见了吕正操司令员，表示愿同我们共同抗日，要求给以委任。我们为了团结抗日，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在博野一带活动，并且抽出力量帮助他们巩固和发展，使这支武装在三个月里就扩展成三个团，还组成了“民军”司令部。一九三八年，我们调民军到路西整训了一个时期。这次整训，使民军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的民族觉悟和抗日情绪大大提高。但是，民军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张荫梧的旧日亲信，依旧进行破坏活动，打击进步分子。一九三八年三月，张荫梧到冀南，不久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保安司令，他秉承蒋的旨意，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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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带不断向我们挑衅，积极进行磨擦。他密令这三个团长，把队伍拉走，并袭击了冀中军区特务营，还将民军中进步较快的警卫营包围缴械。接着，又把主张抗日的张仲瀚司令员排挤出了民军。张仲瀚同志以后参加了八路军，成了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此后，张荫梧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委派了他的老乡、旧友张存实为民军司令员。殊不知张存实同志这时已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他就任民军司令员后，不但没有按照张荫梧的计划把这支武装拉过去，反而为我们创造了争取和改造这支部队的条件。加上我们增派了一部分政治干部到民军工作，民军内部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我们的影响和耐心教育下，许多官兵开始觉悟，表示要同八路军一起抗日。也有一些顽固分子拒不接受改造，偷偷地率领部队投靠了张荫梧。

我们为了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对张荫梧一手策划的分裂团结、破坏抗战的罪恶行为，一再忍让，进行说服教育，以便争取在他蒙蔽欺骗下的一部分官兵，继续抗日。但是，张荫梧是个死不回头的反共顽固派。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指派他的副司令率三千余人，来抢占安国、博野、蠡县等县份。结果被我们消灭了。他派来的三个大队的士兵，全部被我军俘获。一九三九年六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之机，亲自率领三千余人，偷袭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正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只剩一些留守机关和后勤部队驻在深县。张荫梧连夜将这些机关和后勤人员包围，惨杀八路军官兵四百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深县事件”。张荫梧还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洋洋得意地说：“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在此之前，张荫梧还命令他的部队，“抗日军(指八路军)为敌驱逐时，应不迟疑地予以夹击，或通过我防地时，毅然决然以武力解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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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县事件”发生后，边区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冀中军区和正在冀中的一二O师，火速调来部队，对张荫梧及时进行了反击。除张率几名亲信侥幸突围外，其部队二千五百多人全被我们解决。同年八月，在冀南元氏、赞皇地区，张的余部两千多人被我一二九师部队歼灭。至此，以反共起家的张荫梧彻底失败了。这个一贯搞磨擦的老手在解放战争中被我们捕获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病死在监狱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张荫梧的磨擦被粉碎以后，阎锡山不顾全国人民停止磨擦的强烈呼吁，配合他暗中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在山西制造了一系列磨擦事件。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对晋西地区的八路军，和坚持抗日的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发动进攻。在此之前，一九三九年八月，阎锡山同时派出白志沂带一个师到雁北，杨澄源带部队到晋东北，和金宪章等部一起，进行反对抗日军民的罪恶活动。他们扬言“要向共产党八路军收复失地”，破坏北岳区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白志沂进入灵丘、广灵后，疯狂地捕捉抗日政府干部，抢掠群众的财物，反对实行减租减息和征收救国公粮，大肆叫嚷要“赶走八路军”、“收复雁北十三县”，并到处张贴告示：“拿到共产党县府科长以上干部，每名赏洋一千元；拿到共产党区级干部，每名赏洋五百元。”将捕捉的抗日政府干部和抗日群众，惨无人道地削鼻、割耳、活埋。白志沂在雁北制造的这许多罪行，激起了当地军民的极大愤慨，在浑源县召开的一次“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上，群众举着大刀、长矛，要求跟八路军一起消灭白志沂。此时，恰逢一二О师所属部队转战到雁北，在察绥支队的配合下，一举歼灭了白志沂保安师的主力，残余的顽匪连夜逃跑了。

进攻晋东北的杨澄源、金宪章等，在晋东北就与日军接上了头，秘密订立了所谓“互不侵犯协定”，企图相互配合，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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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北根据地。在顽匪闯入盂县、偷袭二分区部队的时候，我军被迫起而自卫，在柏兰镇以南展开反击，歼灭其八百六十余名，其余落荒而逃。

阎锡山闹磨擦遭到惨败之后，蒋介石仍不死心。一九四О年初，又命令朱怀冰向晋东南根据地进攻。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派出部队参加了讨伐朱怀冰的战役。

赴晋东南的部队，是由一分区一团、四分区五团和冀中警备旅组成的，称为“南下支队”。由陈正湘同志任支队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支队政委。晋东南遇到的情况比我们这里更为复杂一些，面临的国民党部队更多一些，山西、山东、河南的国民党部队，都在那里制造磨擦。这种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在那里一天也没停止过。朱怀冰进攻晋东南的时候，气焰嚣张得很，作战时居然有日本飞机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同时应付几个方面的顽军和日伪军，兵力被迫分得散一点，立时集中起来打朱怀冰，还有不少困难。总部要求我们支援一部分兵力，共同把朱怀冰解决掉。因为我自被留在五台以来，还没到总部去过，也有些事情要去汇报。吕正操同志也想到总部看看，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与支援部队一起去了。出发的时候，罗瑞卿同志带着抗大总校要到晋东南去，我们就一起同行。

我们趁着黑夜在井陉东边穿过了正太路，经昔阳、和顺、辽县，到达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黎城。冀中警备旅没有到冀西来，他们由平汉线直接插了过去。

到黎城的时候，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听到晋察冀部队来了，他们非常高兴。

左权同志是打朱怀冰的前敌指挥，带着部队到南边去了。打垮了朱怀冰，我才见到了他。

在黎城的桐峪镇，朱德和彭德怀同志召集我们开会，研究了对朱怀冰的这一仗怎么打的问题。朱德同志不久就离开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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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回延安去了。

我没有随南下支队到前线，在武乡县王家峪住了一段时间，向总部汇报了晋察冀根据地创立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向总部的同志们介绍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和感受。我介绍的东西，主要是根据地建设上的一些体会。

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由陈正湘和刘道生同志率领，配属一二九师陈锡联同志那个旅，在晋东南的山西、河北省交界地区，同朱怀冰打了一仗。参战部队迂回到朱怀冰军部的后面，一个攻击，歼灭了他的两个师及地方反共武装共一万多人。朱怀冰的部队被打了个落花流水，他的许多高级军官都被我们俘虏了，只有朱怀冰本人漏网逃跑。

在消灭朱怀冰的同时，由程子华同志率领冀中部队几个团，与宋任穷同志率领的冀鲁豫部队，在冀南地区反击了石友三等人的磨擦挑衅，给了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武装磨擦的时候，潜藏在边区内地的反共势力也有所抬头。他们制造谣言，进行破坏，反对减租减息，向贫苦农民反攻倒算，企图里应外合，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对此，我们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泛地发动群众，揭露和检举他们的罪行。一九四O年一月底到二月初，由边区各群众团体发起，从山地到平原，掀起了“反投降、反倒退”的群众运动。边区内地的反共顽固分子，到处受到声讨谴责。对其中确有通敌证据的反共顽固分子，按照边区政府颁发的惩治汉奸条例，依据罪行轻重给予应有的惩处。

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消除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武装挑衅、制造磨擦的祸患，提高了边区群众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

经过这场反磨擦斗争，根据地军民比较能集中精力对日本侵略军作战了。